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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分析范文1
一、語言視角的哲學基礎
在人類哲學的發展歷程中，語言作為一種學習工具，也成為了人們樂于研究的對象。在語言和使用過程中，中外哲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每個內容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差異和不同的重點，也有相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這些思想為政治研究提出了國際關系的哲學基礎。
中國的古人對語言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討?！懊麑嵳摗笔怯嘘P語言、社會后果以及語言行動的話題。先秦時期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不僅僅是社會生活的一項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是社會的行為存在著很密切的聯系。語言不僅是作為一項交流的工具，而且也具有它自身所不可被替代的社會價值。舉例說明，語言可以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口角產生的根源。所以必須給予語言足夠的重視?！把砸庹摗庇懻摿苏Z言和含義的關系。語言是否得體是中國古代語言準則的重要標準之一，包括內容得體，方式得體，除此之外還涉及到語言的表達和語境的關系問題。在儒家的“言?Z觀”說話的時機和內容，以及交談對象的身分地位都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這就提示我們，說話應該是經過思考的，采用恰當的方式來表達思想。
語言不僅僅是表達思想和行為的工具，而且與個人的道德素質和國家的治國安邦有密切的關系。古代的哲學家對于語言的交流者的社會、品德、身份、語境關系都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為當代的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蒙。
相比來說，西方有關語言的哲學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但是事實上，直到20世紀才真正形成了具有實際意義的語言哲學。哲學家們發現，萬物理論的出現都是源于語言的表達，社會世界甚至人類自身都會受到語言的限制和規定，這樣的論述對后世的國際關系的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此外，哲學觀也關注語言所具有的社會價值。語言的存在和社會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種社會現象。語言的表達反映了人們的現實生活?；谡Z言和現實的社會接觸是非常接近的，所以無論是研究社會的任何方面，反映社會語言與研究都是不可分割的。相反，如果學習一門語言，對于用這種語言研究社會也很有必要，所有語言都是社會、歷史、政治的發展。
二、基于語言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
語言視角提出應該重視語言在國際關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一觀點強調應該在分析世界的政治地位的時候，應該重點分析語言的作用以及影響，并且認為語言是構建人和社會行為的重要工具。從本體論的觀點來看，國際關系是以物質的形式存在的，同時由大量的語言信息構成，但是同時又認為世界政治同時也是語言活動的產物。認識論方面，國際關系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很多人來說，國際關系這種現實主要還是由于語言符號所構建起來的，這種認識也是主要由語言途徑獲得。對于方法論來說，當面對復雜的國際關系，應該依賴語言作為思考的工具，通過對不同的政治文本和話語進行解讀，并且通過文字的形式將自己的研究發現作為研究結果記錄下來。從價值論的觀點來看，所有的語言活動都是社會活動的產物，所以國際關系中那些被構建起來的社會現實也在不斷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更新和重建。
國際關系并不是獨立于人類的實踐活動之外的體系，而是社會發展和國家交流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產物。語言的作用不僅是反映和記錄國家的歷史和社會現實，而且還作為工具對社會和政治進行一定程度的構建。語言本身就是國際關系和歷史現實的組成成分，離開了語言作為研究的基本因素，世界關系也很難著手研究。
國家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對話的關系，相互合作相互溝通，雙向交流的關系，那么國際關系就是為國家提供物質和經濟實力競爭的場所。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國際關系就是依賴于語言社會和文化的構建。盡管國際關系會不時的以不合適的方式體現出來，但是更多時候取決于語言的智慧運用。如果說物質基礎決定著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那么話語權就體現著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所處的政治地位所賦予的價值。
作為基礎系統的語言是國際政治權利的主要形式。語言是存在的基礎，語言符號的運用是通過社會關系的運行來實現的。對于語言符號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國家的行為主題的語言構建、施加語言暴力、對行動和事件的敘述和描述，在國際關系中，所有的活動都屬于政治活動。敘述為人們提供理解和認識的全新視角，并通過語言符號來構建一些情節和動作，由此來引導人們形成對事物的認識。
可以說從哲學角度的語言視角闡明了語言與國際關系之間的密切聯系，包括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軸心學，國際關系從一開始不能就沒有語言的幫助，語言活動不僅是國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導致話語理解的性質形成和意識的權利。
三、結論
國際政治分析范文2
關鍵詞 財政支出；績效；經濟增長
一、問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以1978年黨的為起點，我國體制改革已走過29個年頭。29年的改革實踐表明，我國體制轉型的基本模式確立了政府在體制轉型和社會經濟發展中始終發揮主導作用的地位。而政府的主導地位又是通過相關財政金融政策經其執行機制體現出來的，其中財政政策的作用更為突出。在連續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我國已經出現社會財富分布懸殊的情況，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福利保障發展緩慢，術后顯失公正，經濟運行出效果不夠顯著上。不同財政支出規模下的政府在實現經濟項目和社會項目績效方面表現出差異。政府干預本身也可能失效。許多人都意識到一味要求增加財政支出并不一定是醫治社會問題的良方，也不一定必然會增加社會福利。因此關鍵是怎樣才能在一定的財政支出規模下進行合理的支出制度安排，運用財政支出工具提高政府支出的績效，使經濟更有效率，更好地滿足社會公平目標的實現。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的公共財政框架逐步建立，“績效”思想才逐漸被財政界重視，但對支出績效的界定一直不清晰，缺乏全面的支出分析，理論基礎與定量研究不充足。這一系列問題成為制約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建立，實行財政支出改革的阻礙因素。因此理清財政支出績效的基本理論，對影響支出績效的原因進行理論梳理，提出大體的優化思路和初步的政策建議，為我國政府由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過程中治理成本控制提供基礎的支持和建議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二、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方面的實證分析
雖然有關財政支出績效方面的研究很多，且相關因素也很多，但因水平以及取其重要性，我僅從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利用統計學以及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分析。下面我將依據我國實際數據開展實證分析，探討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穩定性影響的重要性。
1 數據和變量定義
文中分析所擬采用的樣本取自我國1978-2006年29個年度的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整理而得，樣本數據略。選擇的變量為財政支出(x)、國內生產總值(y)、人均資本存量(k)。
2 實證分析
(1)ADF平穩性檢驗。由于直接對數據進行回歸的話，很可能造成虛假回歸的問題，從而影響我們分析的準確性，所以，在檢驗各變量的協整關系之前，先檢驗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取ADF單位根檢驗對GDP與財政支出進行單位根檢驗。EViews給出的時間序列y,x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他們滿足構造協整方程組的必要條件。
由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由于1.384645大于5％，10％的數值，所以y變量不平穩，同理變量x一樣不平穩。經過一階差分可以發現y、x序列經一階差分之后變成平穩序列，所以這兩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2)協整檢驗及因果檢驗
①協整檢驗：雖然有些時間序列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性組合卻平穩，這個線性組合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稱為協整關系。
②格蘭杰因果檢驗：經濟時間序列經常出現偽相關問題，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可能出現較大的相關性，如計算全體高等院校年招收本科生人數與某市家庭計算機擁有量序列得到較大的正相關系數，實際卻毫無意義。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就是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是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美國加洲大學著名計量經濟學家Granger于1969所定義的因果關系及其檢驗。Granger檢驗確定的是一個變量能否有助于預測另一個變量。例如對于兩個變量x、Y，如果x有助于預測變量Y，即根據Y的過去值對Y進行自回歸時，如果再加上x的過去值。能顯著地增強回歸的解釋能力，則稱x是Y的Granger成因：否則稱為非Granger成因。
③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是非平穩序列的線性組合必須具備協整性，因此要對GDP和財政支出之間進行協整檢驗，看彼此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y、x的殘差項進行回歸分析并對其殘差序列的單位根進行檢驗結果為表2。
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由于-2.086552小于5％，10％的數值，所以殘差e變量平穩，即序列y、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可以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GDP與財政支出之間的因果關系。根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理，運用E―Views軟件對1978-2006年的GDP和財政支出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為財政支出是GDP的格蘭杰成因。即財政支出是經濟增長穩定的一個原因。
(3)模型估計與檢驗
我們可以用模型y=Akαxβ，考察財政支出總量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對該模型取自然對數后線性化得到：lny=lnA+alnk+Blnx，其中y為GDP，k為人均資本存量，x為財政支出。繼續用Eviews軟件估計各個參數得到如下結果：
lny=5.790633+0.451672×lnk+0.572282×1nx (1)
(7.68) (7.09) (6.99)R2=0.988145
方程的估計結果顯示，在1978-2006年這一經濟時期。財政支出總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和效果還是具有顯著的正向拉動效應的。結果顯示了彈性變化，財政支出每增長1％，使GDP增長0.57％。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經濟總量和財政支出政策的宏觀把握上，必須保持財政支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適應性增長態勢，以使國家財政保持必要的宏觀經濟調控彈性和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立足于我國處于體制轉型的攻堅階段這個事實。在有限的財政資金下，政府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因此需確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財政支出結構的分析框架。
1 優化財政支出績效的整體思路
(1)轉變政府職能，順利實現政府轉型。財政收入是政府職能的物質基礎，財政支出是政府行使職能的現實手段，政府職能的轉變必然影響財政支出的規模、結構與效率、效果。政府在改革中長期發揮著促進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傳統的弊端也日益顯露。
(2)配套推進財政轉型，實行公共財政。
在逐步推進公共財政完善的過程中要做好以下工作：①構建完整的公共收入體系。優化稅制結構，適應國民經濟結構變化的需要。②優化公共支出體系。c.創建新公共財政管理體系。
國際政治分析范文3
關鍵詞：鐵路運輸設備；高鐵出口；國際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F5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3-0027-03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伴隨著快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濟發展過快而引發的環境污染、能源危機、交通安全等問題日益顯現。而鐵路產業的優勢由此凸顯，各國政府加大了對鐵路產業的財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國內和國際鐵路市場都出現了大力發展的態勢。
關于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國內外學者都做了相關的研究。國外的研究主要側重定性研究。比如，Lalive和Schumtzler（2008）認為，在具有完全競爭的競標模式下的市場采購帶來的效率將高于傳統的模式，從而有利于提高鐵路運輸設備的競爭能力； Fumitoshi Mizutani和Hideo Kozumi（2009）通過對日本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日本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發展與日本所指定的標準化制造高度相關。國內學者對于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研究較少。鄭昌泓（2007）實證研究了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制造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且對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制造業的戰略體系進行了闡述；楊亞琴和李紅昌（2010）采用SWOT方法對我國高鐵內外環境分析，并得出結論：研發投入對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的競爭力影響最大。
二、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貿易新特點
（一）鐵路運輸設備進出口總規模持續擴大
根據UNcomtrade數據，1995―2014的20年間中國鐵路運輸設備進出口總額從2.55億美元升至54.5億美元。其中進口總額從1.91億美元上升至16.6億美元，年均增幅11.4%；出口總額從0.64億美元攀升至37.9億美元，年均上漲22.6%。 2010年以后，受金融危機后國際市場需求回暖的帶動，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全面上揚，2012年創下新高，出口總額達到44.94億美元，同比增長51%。
（二）新興經濟體逐漸成為我國鐵路運輸設備的主要貿易伙伴
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包括東盟、阿根廷等國家，對這些國家和地區出口合計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1.6%。2014年，我國對東盟出口鐵路設備38.4億元，同比增長1.2倍；對阿根廷出口34.5億元，同比增長45.9%。此外，我國對巴西、南非和埃塞俄比亞的鐵路運輸設備出口出現倍增。
（三）鐵路運輸設備產品出口結構更加優化
隨著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制造業進出口規模的擴大，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技術日益成熟，出口產品的結構也在不斷優化。根據海關編碼（HS REV.2002）和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 REV.3），從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品類來看，鐵道及電車道機車、車輛為主要出口品種。
三、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分析
中國、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都擁有國際知名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且上述八國也是鐵路運輸設備貿易大國，故由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特性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就1995―2014年中國與世界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大國的相關數據采用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IMS）、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和貿易相似性指標測算，將20年來中國與世界鐵路運輸設備制造大國進行指標對比分析，觀察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競爭力變化情況。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IMS）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國某一產品的出口額占世界該類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它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指數，但通?？梢愿庇^地反映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及競爭地位變化情況，也是在國際上對產品進行競爭力評價的重要指標之一。其計算公式為：
IMSm=Xm/Wm
式中，IMSm――某國m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
Xm―某國m產品的出口額；
Wm―世界貿易中，m產品的出口總額。
該指標是一個份額比例，它指的是某國某產品的出口額與世界市場上該產品出口總額之比。
圖1 中、法、德、日、西、意、加、美鐵路運輸設備IMS指標（1995―2014）
數據來源：根據COMTRADE數據計算
由圖1可以看出，20年來中國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國際市場占有率呈顯著的上升趨勢，由最開始的0.9%上升至2012年峰值13.3%。而法國、加拿大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則是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西班牙國際市場占有率并不高，近年來呈現出上升的趨勢。日本的國際占有率一直平穩落在2%―5%區間。德國市場占有率一直是最高的，其國際市場占有率呈現先增后降的趨勢，其市場占有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崛起。
（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
1965年，經濟學家巴拉薩（美國）提出了一種對國際貿易比較優勢進行量化的方法，即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法。該指數是指一國某商品出口額占其國內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在世界貿易中該類商品出口額占世界商品出口總額比重的比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RCAm=（xm/x）/（Xm/X）
式中，RCAm―某國出口產品m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Xm―該國m產品的出口額；
x―該國出口商品總額；
Xm―世界貿易中m產品的出口額；
X―世界貿易中，出口商品總額。
通常來說，若RCAm>2.5，則說明該國的m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若1.25
初時，中國的RCA指標僅為0.3；近年來，中國的鐵路運輸設備RCA指數已經接近1，在2012年RCA指數達到了1.18，表明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在出口時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未來可以預見RCA值將進一步增加，顯示我國在鐵路運輸設備貿易上將更具競爭優勢。
德國、意大利的RCA指標大于1.25，說明德國和意大利在鐵路運輸設備貿易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西班牙近20年鐵路運輸設備制造RCA指標皆大于1.25，說明其鐵路運輸設備貿易有極強的比較優勢。此外，日本和法國的鐵路運輸設備RCA指標都近乎小于1，說明日本和法國在鐵路運輸設備貿易僅有弱的比較優勢。加拿大的鐵路運輸設備RCA指標則是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顯示其競爭力正不斷減弱。
（三）貿易相似性測算（Trade similarity）
通過借用Bray――Curtis （BC） 指數，并基于“距離”來度量相似性（S）：
其中X 代表出口份額，j 代表部門，t 代表基年（ = 1995） ，k =0，1，2，…，19。
BC 是一個有界度量指標（0 ≤BC ≤1） ，適用于非對稱分布，對子部門分類的敏感程度也較低（Tajoli and De Benedictis，2006）。
圖2給出了由相似性指標S反映的中、法、德、日、西、意、加、美等國鐵路運輸設備貿易結構相對于基期的變化情況。第一，中國、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四國的S值明顯下降，表示此四國近年的出口結構不同于1995年，即出口結構在過去20年中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第二，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四國的S值在近20年間下降幅度并不大，未超過0.5，說明其在近20年間鐵路運輸設備出口結構未發生明顯變化。第三，有關中國的S曲線在2003年后變得比以前陡峭得多，下降幅度也變得很大，說明中國在經歷了鐵道部門改制加入WTO后，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貿易結構的變化速度和專業化分工程度大大提高了。
四、結論
（一）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發展迅速
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近年來發展迅速，出口額快速增加，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逐漸擴大；同時，鐵路運輸設備出口以加工貿易為主。在與其他幾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大國的競爭力指標比較中，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國際競爭力呈現出不斷增強的趨勢。
（二）合并后的中國中車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
中國南車、中國北車合并后的中國中車，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兩家公司通過合并后研發、市場等資源的共享，重復投資將得到避免，從而有利于成本的控制和利潤的改善，也將有效地避免兩家公司相互壓價競爭對利潤率的影響。中國中車將加大海外市場開拓，有利于做大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總量，帶動包括零部件行業在內的整個行業的發展。
（三）應重點發展和支持高鐵產業
目前，我國重點發展和支持高鐵產業。以中國中車為代表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營業收入絕大部分來自于高鐵及其零部件的銷售。因為歐洲企業的建造成本遠遠高于中國和日本，能夠進行高鐵份額大戰的就只有中國和日本。近兩年來，國際上的高鐵訂單也正是主要由中日在進行競爭。然而政治風險、標準壁壘以及自身專利問題則是中國高鐵出口必須面對的三道難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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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分析范文4
論文關鍵詞:紡織品,競爭力
紡織業是我國重要的支柱產業,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美歐發達國家紛紛出臺技術壁壘阻撓紡織品貿易自由化進程,嚴重阻礙了我國紡織產業國際競爭優勢的正常發揮。面對新的國際競爭形勢,必須認真分析我國紡織業的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重新評價我國紡織產業在世界紡織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積極探尋提升我國紡織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最佳路徑。
1.國際競爭力含義與SWOT分析法
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下,與各國的競爭力相比較,其創造增加值和國民財富持續增長的能力。世界各國對國際競爭力比較接受的權威解釋是歐洲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對其的界定:“國際競爭力是一國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生產出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卑春晡⒂^層次的不同,國際競爭力又可分為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運用SWOT法進行選擇分析,就是將各種主要內部優勢因素(Strengths),弱點因素(Weaknesses)、機會因素(Opportunities)和威脅因素(Threats),通過調查羅列出來,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來,然后運用系統分析的思想,把各種因素相互匹配起來加以分析,從中得出一系列相應的結論。運用這種方法,有利于人們對組織所處情景進行全面、系統、準確地研究,有助于人們制定發展戰略和計劃,以及與之相應的發展計劃或對策。
2.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力分析
2.1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優勢分析
中國紡織行業在國際市場上有著比較明顯的競爭優勢,按照波特競爭優勢理論來分析我國紡織行業。要素條件:廉價的勞動力市場、豐富而又優質的勞動力資源,使我國的紡織行業通過低價競爭占領市場。需求因素:巨大的國際市場需求。紡織品屬于日用消費品,全世界對于該類產品的需求量很大。相關產業:豐富的原材料資源。我國是個農業大國,棉花等紡織品的重要原料的生產都居世界前列。產業結構、戰略結構和競爭:我國的紡織品出口企業大多采取低價競爭的策略。所以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具有相當的競爭能力,可以大規模占領市場。
2.2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劣勢分析
中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劣勢包括國際市場的占有率、競爭力系統、產品附加值、品牌、勞動力成本、企業規模、人才、科研、營銷方面等幾個方面。
(1)競爭力系數:由于中國入世,使紡織品進口限制措施大幅度降低,進口的迅猛增加不可避免,中國的競爭力系數也將有所下降,削弱了中國紡織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2)國際市場占有率:隨著配額的逐步取消,原先配額保護下的中國紡織品出口并不一定在競爭中取得較大優勢,也并不一定能擴大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因而使此項國際競爭力優勢可能有所下降。(3)勞動力成本:近來明顯的趨勢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較快,與周邊紡織品出口國家及各發展中出口國勞動力成本增長不快的情況相比,中國在此方面的優勢不再明顯。(4)品牌:與世界名牌相比,中國缺乏名牌、出口檔次低、創匯效益差的劣勢顯露無疑。(5)產品附加值:中國紡織品歷來是以低價出口占據國際市場的,雖然出口量很大,但產品的附加值明顯較低。(6)人才、技術、科研、營銷:中國在生產人才、營銷人才和技術人才方面顯然難以與發達國家相抗衡,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和營銷的渠道方面更是相差千里,使中國在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上劣勢明顯,后勁疲乏。(7)企業規模: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己經有一大批規模巨大、實力雄厚、具有很強競爭力的超大型紡織品跨國公司,形成國際市場上一種壟斷力量。中國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小。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8)我國紡織企業核心優勢的建立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2.3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力機會因素分析
(1)貿易自由化方面:廢除《多種纖維協定》的有效執行和紡織品配額的全面取消,使得我國“長期受配額影響最大的國家”地位有了實質性改變。(2)國際合作方面:在勞動力資本負擔不斷上升的壓力下,國外紡織企業紛紛到我國投資設廠,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客觀上推動了我國紡織產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紡織企業面臨較大的勞動力成本壓力,加之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很多企業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投資環境相對較好的國家,如柬埔寨、越南、土耳其等進行直接投資設廠。
國際政治分析范文5
關鍵詞：雙軌制；宏觀調控；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一、中國雙軌制宏觀調控的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的、穩定的30年高速增長。但是，由于歷史遺留的舊問題和現階段發展所遇到的新問題，中國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著諸多不均衡因素。
一是中國的潮涌現象與產能過剩。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企業很容易對下一個有前景的產業產生共識，投資上容易出現“潮涌現象”?；谄髽I投資建廠時信息不完全，尤其是“行業內企業總數目不確定”這一基本因素，投資者的個人理性選擇一定程度上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結果，而這一結果便是產能過剩，因而資源配置的中長期效率并不高。
二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到現階段為止，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這樣一種格局：東部沿海地區明顯快于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明顯落后于中部地區。中國經濟發展區域差距較為明顯，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依舊。
三是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谖覈厥鈶艏贫?，過去，中國70%左右人口是農民。到目前為止，伴隨城市化進程，中國農村人口已經轉移出去了33%左右，但還有35%～40%的人口仍留在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及城鄉差距仍然存在。
四是中國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中國收入分配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窮人和富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較大，而中等收入所占人口比例較小，而且這種差距還在擴大。
基于這樣的背景，中國始終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政策，即在市場手段之外加上行政手段，總量調控之外加上結構性調控這樣一種雙軌并行的宏觀調控政策。
二、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實踐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自發生至今已有兩年有余，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相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卻體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優勢”。主流經濟學派開始進行反思，認為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軌制宏觀調控政策，忽然具有了某種合理性與可借鑒的價值。其實為主流經濟學所青睞的所謂明智選擇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軌制宏觀調控，也不過是中國特定發展階段的無奈之舉。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市場相對還不發達、不完善，經濟結構急劇變動，這就使得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所倡導的宏觀調控政策，因而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軌制宏觀調控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合理性，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恰好驗證了這點?？傮w而言，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可以概括為：
1、強調擴大內需，加快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結構調整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從生產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從依賴第二產業逐漸調整到一二三產業全面發展，更加注重發揮第三產業即現代服務業的作用；從需求角度來看，逐步從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轉變為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最重要的是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從經濟增長方式上來看，把經濟增長從依賴物質資源投入調整到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
2、加強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施中部振興、西部開發戰略。隨著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加速推進，我國目前已初步形成東部發展、西部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的四大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新格局。
東部重點區域經濟的崛起，對相關區域和全國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舉足輕重。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以及以渤海沿岸和黃海部分沿岸地區為主體的環渤海經濟區，以其強勁的帶動能量，將經濟發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東向西拓展。
作為承東啟西的節點區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區，人口和經濟總量占全國的20%以上，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又是國家綜合運輸網絡的中心區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加強東西南北各區域的協調合作，已在我國區域合作機制創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區圍繞國家中部崛起的戰略，正在著力解決經濟發展的二元結構矛盾，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形成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以此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
3、積極推進城市化進程，改善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現階段已進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飛線上。城市化是指人口和產業活動在空間上聚集、鄉村地區逐步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村人口轉化為非農村人口，人口向城市集聚，農村地區轉化為城市地區，城市數量增加的過程。首先，城市化促使大量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其次，城市化可以帶動農村發展，改善地區產業結構；再次，城市化還可以推進科技進步，提高區域整體發展水平；最后，城市化更有利于城市交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改善城鄉二元結構。
4、努力探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現收入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必經之路，也是改革的重點。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中國始終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公平機會，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三、現階段中國宏觀調控的建議
在過去30年，特別是在此次危機中，中國特色的雙軌制宏觀調控所體現出來的某些特有的“優勢”，或許是現階段中國所需要克服和解決的問題?；谥袊F階段面臨著體制轉軌、結構調整的需要，后危機時代中國究竟該執行怎樣的宏觀調控政策，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實現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供給管理是通過對總供給的調節來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其中包括對勞動力、工資、價格、產量增長等管理與調節。所謂“供給管理”，與經濟學中的“需求管理”是一對概念，后者強調的是需求角度實施擴張或收縮的宏觀調控，而前者強調的是基于供給視角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對于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突出的中國來說，傳統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在某種程度上并不適合中國，需求管理在總量擴張上或許能起到較好的作用，但對于結構轉型和結構優化所起作用甚微。中國要實現未來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宏觀政策的導向要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消除束縛經濟增長的各種屏障，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經濟效率。因此，中國政府未來的宏觀調控主基調應該是突出供給管理：
（1）打破壟斷，增加有效供給。當前經濟中，一方面存在大量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又存在供給短缺。只有打破壟斷，加強競爭，才能便于有效供給增加。
（2）優化投資結構。良好的投資結構，一方面可以改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還有利于需求結構的調整。
（3）加強財稅體制改革?？梢钥吹?，大量的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出讓，過于依賴來自于各個部委的項目財政，而這些項目又沒有對應的配套資金，帶來行政效率的低下。因此，財稅改革最需要重審中央與地方稅收分成機制，積極推進公共財政“資產負債表”改革。
2、加快結構調整步伐。中國宏觀調控始終面臨著這樣的兩難問題：究竟是為了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犧牲結構調整和結構優化的目標，還是為了未來經濟增長的平穩有序、協調可持續而寧愿容忍當前較低的經濟增速，面對兩難所作的抉擇，將決定未來宏觀調控的方向。因此，中國迫切需要進行經濟體制轉型，以實現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在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中，政府不僅要強調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與要素投入結構這三塊內容，更重要的是要加強收入分配結構、體制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傊?，結構調整將是未來中國宏觀調控的一條主線。
3、合理的城市化進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較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4.94%，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基本實現了宏觀調控重心從工業化向城市化、城鎮化轉變，而且城市化進程還在進一步加速。
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對改變整個經濟結構、創造市場、提高生產力、促進基礎設施建設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必然帶來一系列的社會思考：（1）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他們的就業問題能否有保障；（2）所謂的“農民工”等外來人口，他們承擔著和當地人一樣的納稅義務，他們能否享受到與當地人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3）外來人口子女的教育，能否得到妥當安排；（4）面對昂貴的住房價格，外來人口的住房需求能否得到保障等。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城市化進程不易過快，而是要把城市化進程調控在合理的進程中。
4、推進市場化改革。秦曉認為，政府過多的干預市場，必然會破壞價格機制，破壞資源配置，也容易造成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因此，中國迫切需要推進市場化改革，以確保中國經濟健康、良性、有序地發展。首先，要推進市場化改革，就務必要確保市場運行的前提，即確保公民的私有財產的權利；其次，要推進市場化改革，就要充分發揮市場的自主作用，讓社會資源按經濟規律進行配置，培育并鼓勵企業成為投資和經營的真正主體，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打破壟斷，加強競爭，擴大就業，促進中國經濟良性發展；最后，要推進市場化改革。在稅收方面，要有合理的財政預算，確保財政支出的透明化，讓納稅人了解稅收支出的去向以及創造了什么樣的價值。因此，推進公共財政“資產負債表”改革尤為必要。
面臨國際日益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國在尋求經濟可持續性增長過程中，能否再次精準地提出具有高瞻遠矚的宏觀調整政策，這是對中國政府提出的嚴峻考驗?？梢姡袊暮暧^調控之路任重道遠。
（作者單位：新疆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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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分析范文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0CJL045。
摘要：現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控制權的配置，陳曉和黃光裕兩方在2010年國美電器的控制權爭奪過程中除了資本和股權較量之外，搶占道德的制高點以獲取投資者和媒體輿論的支持也是雙方口誅筆伐攻擊對方的重要手段。本文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分析陳曉和黃光裕雙方的行為，比較了雙方所聲稱的控制權配置模式所依據的公司治理理論，認為相對均衡的控制權配置應該保證股東和經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勵兼容的特質，保證企業成員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時實現利他的共贏。但是，當前的控制權配置體現了股東和資本的意志，道義上的批判和道德責任不能決定控制權的配置，也不能僅僅憑借道德約束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關鍵詞：控制權；控制權配置；國美電器；道德倫理；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F270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10年，國美電器的董事會主席陳曉和創始股東黃光裕之間爆發了爭奪企業控制權之爭。在當年的國美股東周年大會上，黃光裕否決了董事會任命貝恩資的三名非執行董事人選，但是當晚董事會決定重新委任三名非執行董事。2010年8月5日黃光裕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董事會主席陳曉，國美董事會次日決定黃光裕。在此之后直到9月28日股東大會陳曉微弱優勢勝出，再到2011年3月陳曉正式離開國美這一段時間，雙方頻繁的公開信，并接受媒體采訪。在采訪過程中，搶占道德的制高點并批評對方行為的不道德是雙方獲取投資者和媒體輿論支持的重要手段。根據鳳凰網調查顯示，截止2010年8月31日贊同陳曉是亂臣賊子的有60 884票，占投票總數64 548票的943%。但是，陳曉在接受東方早報的采訪時說國美是一家公眾企業，董事會應為包括大股東在內的全體股東利益服務，黃光裕作為創始股東企圖將企業工具化，創始股東的動議是無理據、不明智以及不受歡迎的，極有可能對本公司價值造成重大損害。本文從道德倫理的角度，以國美的控制權爭奪為例，來分析企業控制權究竟應該如何配置。
控制權是指對企業契約未盡事宜的決策權，控制權可以分為一般控制權和剩余控制權（劉磊，2004）。一般控制權是指根據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由某一企業成員擁有的決策權，比如管理層對日常事務的決策權和經營權等企業的管理權。剩余控制權是指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規定之外未盡事宜的自由裁量權，一旦契約之外的未盡事宜出現，擁有自由裁量權的一方擁有了決策權，自由裁量權的歸屬并不明確。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大會可以通過制定和修訂公司章程，界定一般控制權以及剩余控制權的歸屬。
傳統的企業家企業和家族企業的第一代的創始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退出企業，而大股東的繼承人并不一定有管理能力，企業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分離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人力資本在社會中的分布結構決定的，企業的管理權必然要讓位于職業經理人，這就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兩權分離，國美之爭就是創始股東和職業經理人爭奪企業控制權的利益沖突。家族企業或民族企業在向現代跨國企業轉型的過程中，職業經理人擁有了企業的控制權，控制權從股東到職業經理人的轉移帶來了企業收益分配的變化，這種利益分配的變化是股東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矛盾的源泉。職業經理人認為這種控制權的轉移代表了相關利益者的主張和企業效率的提高，股東認為職業經理人會利用其控制權侵占股東的利益，不僅違背了資本的意志，也違背了作為受托人的職業道德。
二、控制權配置與效率
控制權爭奪指的是不同的管理集團采取種種策略和行為來爭取企業的決策控制權，發起方通常采用收購或兼并的方式獲得企業的股權從而達到更換當前管理團隊的目的。理論界對于控制權配置的研究更多地關注控制權爭奪之后企業績效是否得到提高，控制權爭奪是約束職業經理的機制，尤其是在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對于股權結構比較分散的企業，小股東通常是以出售股票表示對職業經理的不滿。股票拋售會導致股票價格的下降，因而會引發其他通過收購和兼并的方式獲得企業的股權，從而達到更換當前管理團隊的目的。與一般意義上的控制權爭奪不同，國美控制權爭奪發生在沒有潛在收購者的情況下創始股東和現任管理層之間。貝恩資本在國美控制權之爭中處于第三方的地位，而且是決定陳黃之爭結果的關鍵。但是，無論是陳曉還是黃光裕都沒有把貝恩看做是競爭對手，至少在公開的場合，雙方都在向貝恩示好。所以，本文關心的是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控制權配置。國美之戰提供了關于控制權配置本身，而不是控制權轉移的案例，即控制權應該如何在大股東和管理層之間配置？
企業控制權的配置在理論上的分析起源于Grossman、Hart（1986）和Hart、Moore（1990）（簡稱GHM理論），他們認為企業控制權的配置一方面激勵了擁有控制權的一方做出事前的專用性投資，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對沒有控制權一方事前專用性投資的激勵。比較不同控制權配置方式帶來的專用性投資激勵收益和激勵扭曲的成本，控制權應該配置于專用性投資比較重要的一方。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因為其投資的專用性，從而擁有了企業的控制權和所有權。但是，GHM理論對于現代企業的委托問題缺乏解釋能力。在現代企業制度中，人力資本相對于物質資本不僅具有了抵押性和承擔風險的能力，而且具有了GHM理論所說的專用性，這些性質相對于物質資本更適于擁有控制權來增加資本的專用性投資。所以，Aghion和Bolton（1992）提出了金融不完全契約理論，他們認為最優的控制權結構是：當企業家的私人收益（或投資者的貨幣收益）與總收益呈單調遞增關系時，企業家（或投資者）的單邊治理模式可以實現社會最有效率；當雙方的利益與總收益之間不存在單調遞增關系時，那么控制權的相機配置將是最優解。無論是GHM理論還是金融不完全契約理論，控制權的配置都是以企業總收益最大為準則，這也是西方經濟學主流的分析方法。正如Williamson（1985）所說，應該在以效率為目標的框架下分析企業內部權利的來源與配置，即控制權配置的效率原則。這里的權利就是指科斯所說的進行資源配置的企業家權威，也就是本文所說的自由裁量權和剩余控制權。因此，國美的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是控制權爭奪雙方互相攻擊的一個焦點。
國美特別股東大會前夕公布的2010年財務報表，顯示上半年營業收入為24873億元，同比增加2155%；凈利潤為962億元，同比增加659%，顯示了陳曉和董事會的經營能力，陳曉也公開表示這是國美2008年以來最好的成績。但是在報表公布的第二天，黃光裕方面通過新浪財經發表《致國美股東同仁公開函》，對國美的業績作出批評：第一，2009年上半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以及黃光裕事件的影響，如果與2008年相比2010年的業績不升反降。第二，陳曉通過大量關閉門店的方法粉飾財務報表，犧牲了國美的市場份額，喪失了行業內的領先優勢。與主要競爭對手蘇寧相比，蘇寧上半年營業收入為36055億元，同比增加319%；凈利潤為2627億元，同比增加5333%。除了凈利潤同比增幅外，其它的盈利指標包括營業收入、營業收入增幅、凈利潤都比蘇寧遜色。第三，陳曉任職期間國美集團經營的門店數量減少了約13%，蘇寧的門店數量有32%的增長，國美市場布局的優勢已經喪失。蘇寧門店的數量在2008年末只有國美門店數量的61%，到2010年上半年，蘇寧門店數是國美門店數的93%。陳曉方面對此的解釋是黃光裕方面給出的財務資料是根據內部主要指標統計的，不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并且強調其經營戰略是從快速擴張的規模領先，調整為通過精細化管理和網絡優化來提升單店盈利能力，在單店銷售額上略超蘇寧。2010上半年，公司同店銷售同比增長2480%，平均每平方米銷售額連續6個季度環比增長。企業績效的爭論最后演變為關于企業經營模式的爭辯。
長期以來國美的戰略都是門店擴張，靠網絡規模搶占市場份額。陳曉則強調精細化管理和單店盈利能力，試圖改變黃光裕時代過于追求規?；膬A向。2011年12月9日，在清華大學“陳曉總裁與清華EMBA交流會”上，陳曉公開表示這是其在國美努力的方向。由于家電零售業的核心價值觀是在保持規模領先的前提下持續提升單店經營能力，無論是黃光裕還是陳曉都在規模和效益之間權衡，只是側重點不同。黃光裕在擴張規模的時候也強調每平經營面積的效益，不斷的關閉虧損門店。陳曉在關注單店效益的同時也提出門店的擴張目標。陳曉為首的管理層確定的五年規劃就是到2014年國美電器的門店數量將拓展到2 000家。陳曉離開國美之后，國美提出新開480家門店，并且首先要確保的是新增門店的經營質量。在國美的控制權爭奪和投票過程中，無論是陳曉還是黃光裕都宣稱會為公司的利益和所有股東的利益服務，但是爭奪控制權事件本身給國美的相關利益者（除了競爭對手蘇寧和背后的貝恩投資）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所謂的企業效率和股東利益在國美之戰中竟然變得無足輕重。
無論是股東還是職業經理人擁有控制權，都不是以企業的效率最大化為準則的。所有者經營的傳統企業不存在兩權分離，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產生了成本，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通過企業制度的設計控制成本。但這并不是說職業經理擁有控制權后企業的效率降低了，認為職業經理人在脫離了股東的制約之后會侵占股東利益，并且犧牲企業利益來最大化個人利益的觀點是偏頗的。在理論上，委托理論的分析是從成本的角度進行分析的，這種分析方法源于科斯的交易費用，即企業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選擇是比較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這與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的收益成本方法不同?，F代企業的兩權分離和委托不僅產生了成本，也產生了分工與合作收益。職業經理擁有控制權，使得公司規模得以擴張，專業化分工使得公司的效率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使公司脫離了僅僅對利潤的追求，從而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創始股東擁有控制權和職業經理擁有控制權哪一種企業制度更有效率，盡管理論上的企業控制權配置和公司治理結構都是以企業效率為準則的。
三、國美的控制權爭奪
公司法規定董事會對公司的經營全面負責，股東不應該越過董事會來直接管理公司，這是董事會的權利。公司法也規定董事是股東大會的代言人，董事會不應違背股東大會決議濫施職權。如果股東認為董事會不能代表其意志的時候，股東可以選舉新的董事，或者用腳投票選擇離開，這是股東的權利。國美控制權之爭的起源就是黃光裕認為貝恩對國美提出的非執行董事人選、綁定經理層等條款太過嚴苛，并且有控制公司的意圖，威脅了大股東的利益，陳曉作為董事局主席不應該答應這些條款。正如黃光裕的代言人鄒曉春接受采訪時所說，“我們不反對融資，也不反對貝恩，我們反對的是陳曉作為董事會主席有沒有公平的對待我們，沒有讓我們在這些影響我們權益的時候讓我們有知情權，讓我們有合適的參與權；陳曉的言行已經代表不了我們的利益，保護不了我們的利益，而是很明顯地公開說要踢走大股東，大股東被不公平地剝奪了對公司策略和運營的影響力”，這才有了股東周年大會上的反對票，以及提議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罷免陳曉，這都是股東出于維護其權益的目的。
黃光裕憑借其超過1/3的持股比例，在國美電器的股東周年大會上否決了董事會任命貝恩資本的三名非執行董事人選。陳曉認為這是大股東對公司的不負責任，出于對貝恩投資的附加條款的擔心，在周年大會的當晚，國美電器緊急召開董事會否決了股東投票，強行委任貝恩三名董事加入董事會。根據我國的公司法規定，股東大會是公司最高的權力機關，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只要不違法，董事會都無權改變。但是國美電器是在百慕大群島注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百慕大公司法規定董事會在董事組成不滿額的情況下有權力推薦董事。根據百慕大的公司法和國美電器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會有權在不經股東大會同意的情況下任命公司非執行董事，這是陳曉出于貝恩投資附加條款違約的擔心的目的，而這樣的規定其實正是在黃光裕任國美電器董事局主席的時候，通過多次修改公司章程并獲得股東大會通過之后授予董事會的。
對于黃光裕的行為，陳曉在國美的董事會致全體股東的公開信中說創始股東的動議是無理據、不明智以及不受歡迎的，極有可能對本公司價值造成重大損害。所以，在黃光裕提請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罷免陳曉的第二天，陳曉就以董事會的名義黃光裕在2008年違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責任和信任的行為，并追償由黃光裕的違反行為導致公司所遭受的損失。信托責任是維持現代公司體制的一個重要條款，是公司法對職業經理人忠誠和責任品質的要求，這里的信托責任是對股東大會來說的。股東大會由眾多的股東組成，董事會不僅代表推舉他的股東，也代表沒有推舉他的股東，如果股東意見不統一，董事會的行為必然會違背部分股東的意志。出資人的資本與法人資本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區別，董事會從成立那一刻起，就成為獨立于公司其他相關利益人包括股東的團隊。陳曉在2010年8月20日接受《新世紀》采訪時說：選擇退出可能是最簡便的辦法，但我想那并非是對公司股東利益最為有利的辦法，這樣做也是對公司、員工、投資者最不負責任的。我將坦然接受股東的選擇，股東的選擇是最根本的選擇。盡管陳曉是大股東推薦的公司董事，但是在任職之后也并不意味著陳曉會或者應該完全代表大股東的利益。董事作為資本的代表，如果和股東出現矛盾，應該堅持股東大會與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而不是部分股東和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因此，認為董事會在經營戰略和行為上違背部分股東的意志就是違背職業道德，違背信托責任，違背資本精神，甚至違背做人標準的看法是不恰當的。
雖然經理人與股東的關系是委托的關系，但他們的關系從本質上來說仍然是市場交易關系，交易的目的是實現利益。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外存在著大量的契約剩余，比如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一定范圍內的融資權限，但是融資的具體條款是否應該與大股東進行必要的溝通等并沒有明確規定。對于這種契約剩余來說，控制權是來保障收益和獲取收益的有效手段，企業契約外部的第三方很難對其進行評價和證實。GHM理論的前提就是企業契約的不完全性，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等原因，企業契約不可能明確未來所有可能的特定權利，而且即便可以明確，也無法通過第三方進行證實。所以，在這一關系上會出現甚至完全相反的道德判斷。
在國美的控制權爭奪過程中，其他相關利益者包括小股東和員工的利益都被棄之不顧，但是控制權爭奪雙方仍然在進行著各種形式的較量以獲取他們的支持，尤其是股東和機構投資者們的支持，其目的就是爭取盡可能多的支持投票。國美控制權的爭奪說到底就是資本的較量，這在現代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非常嚴重的當下，讓人們重新看到了資本的力量。因為控制權之爭最終是通過股東大會的股東投票來決定的，小股東雖然沒有主動權，但是至少可以在職業經理人和創始股東之間進行選擇，至于機構投資者因為其持有更多的股份，甚至能左右最后投票的結果。這是資本市場的權力規則，任何一方的勝利都是資本的勝利。至于企業員工的利益、供貨商的利益以及企業的效率，不會在資本的意志中自然而然的實現，雙方在企業經營戰略和企業效率上互相攻擊也顯得有些無力和虛偽。
四、市場化道德與公司治理
根據《辭?！返慕忉專赖率钦{整社會活動中人與人關系規范的社會意識形態，并且道德受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制約。道德準則與經濟準則具有一致性。弗里德曼（2004）認為那些正義的原則可能就是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所需的各種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些被我們內化的原則。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創造性在于把利他和利己統一在市場機制中，證明了自由價格體系和市場競爭制度可以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即市場化道德。當然按照斯密對市場機制的解釋，個人對利益的追求并不用考慮他人的利益，社會利益就會得到最大化。如果社會利益沒有得到最優化，那么說明市場機制本身是有問題的，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強化個體行為與激勵的關聯，并不斷完善競爭性價格體系，市場制度本身就會產生效率的同時創造出市場化道德和文明體系。市場機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如果交易的某一方認為個人利益受損，可以選擇退出交易，除非外在的交易環境限制了交易方的退出權。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本質和制度的研究就是對市場制度的拓展，該學派把市場交易和企業制度安排都看做是經濟主體之間的產權關系，因此產權關系是否能夠強化個人貢獻和激勵的關聯性是產生效率和道德文明的關鍵。
在委托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中，道德問題的焦點是企業經營的目標應該為誰的利益服務。從狹義上看，企業契約和公司治理的設計都是為了保證職業經理人的行為符合股東的利益，主要原因是物質資本的專用性和容易被過度利用。但是企業的目標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簡化處理的，即企業利潤最大化。在企業這一黑盒子被打開，企業內部成員（甚至包括外部的相關利益者）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主體，企業作為不具有人格的法人，不存在所謂的企業本身的利益。即便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企業利潤，也是在支付了企業所有生產要素貢獻的報酬之后的經濟利潤，這部分租金在競爭市場中并不存在。在傳統的業主所有者企業中，企業的股東同時也是企業的管理者，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內部的利益就是一致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股東管理者可以采用科學的有效的管理方法管理企業，工人作為獨立的利益個體仍然會為了個人利益有偷懶的行為。在現代股份企業中，股東監督和約束經理人的成本更高，更容易產生經理人的自利行為，這種行為的發生也不能被認定是不道德的。如果這種自利行為沒有帶來企業績效或者社會福利的優化，只能說是市場制度和企業制度的不完善。至少在市場化道德層面，陳曉自利行為是合理的，他的行為并沒有挑戰所謂的基本商業秩序。在道義論道德的層面，陳曉和黃光裕之間的決裂表明陳曉違背了對黃光裕的信和義，但是斯密所說的市場上的道德情操并不是道義道德。
道德標準有高低層次之分，最低的標準是職業經理人的行為要符合法律規定，并且符合企業的內部規章制度等約束。按照高一點的道德標準，職業經理人的行為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如果按照最高的道德標準，職業經理人的行為應該是更多的考慮其他企業成員的利益，甚至在必要時犧牲個人的利益。顯然，職業經理人并不需要犧牲個人利益，甚至不需要考慮其他人的利益，只要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追求個人利益就是符合市場經濟道德。實際上，股東完全擁有從企業退出的權利，甚至有解雇工人和職業經理人的權利。所以，工人的偷懶行為和職業經理人的自利行為即便是侵害了股東的利益，問題也是出在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缺少了激勵兼容的特征。
狹義的公司治理就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制衡機制，其理論基礎是股東至上主義。而廣義的公司治理是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協調公司與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其理論基礎是相關利益者理論。從表面上看，相關利益者理論是對股東利益至上主義在企業目標上的修正，但實際上這種修正存在著沖突。如果追求股東的利益，則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可能會受到影響；如果追求其他相關者的利益，股東的利益會受到影響。在企業控制權爭奪中，如果收購成功，企業現有的股東通?？梢詮闹械玫讲环频氖找?，主要是所持股票價格的上漲。如果收購行為失敗，企業股東將無法得到這筆收益。收購成功常常伴隨著解雇現任經理團隊、大量的裁員，企業所在社區、與企業相關的材料供應商、下游企業等等相關者的利益都可能面臨損失。因此，管理團隊的反收購抵制行為是“合理”的。這里所謂的合理是指企業管理團隊的行為除了考慮股東的利益之外，還考慮了其他與企業相關者的利益。在反收購過程中，股東利益可能因為管理層的反收購兼并的行為而受損。比如金色降落傘會給管理團隊離職的高管一筆巨額的遣散費，焦土政策則通過降低企業價值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方式進行抵抗，這反而會降低當前股東的股票價值。
其實，無論是股東Stockholder還是相關利益者Stakeholder都是企業收益的創造者，同時也是企業收益的擁有者。雖然相關利益者理論承認不同企業成員的利益，但也有明顯的缺陷。該理論把企業價值最大化建立在職業經理人的道德行為之上，而這種道德行為是以其個人利益為激勵的。如果缺乏適當的激勵和約束，職業經理人的行為會偏離企業的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極端的說，股東利益至上是股東的要求，企業利益最大化是經理人擺脫股東約束追求個人利益要求。無論是股東宣稱的股東利益至上，還是經理人宣稱的企業利益最大化，都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通過混淆個人利益和企業利益來爭取輿論支持。當然職業經理人對利益的追求與股東對企業利潤的追求，都是在相關的法律和公司章程下的理。因此，從市場化道德的角度看，無論批評職業經理人的行為違背商業倫理，還是批評股東為了個人利益工具化公眾企業都有失偏頗。
控制權的配置和道德無關并不是市場經濟和企業組織不需要道德，道德對于經濟效率的作用是明顯的。Hayek（2001）強調了自私和自利的區別，他認為自利的個體除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之外，還隨時準備為了改善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達成妥協，并準備為維護合作規則而付出代價。在Alchian和Demsetz的團隊理論（1972）中，企業存在的最本質的理由就是團隊生產的產出高于隊員單獨生產的產出優勢，為了保證這種優勢，就要靠鼓吹道德行為準則來形成團隊的忠誠精神?？刂茩嗯渲门c道德的無關是因為道德批判和評價不具有強制性，在控制權帶來的利益面前單憑道德自律和約束不會帶來均衡的結果。
五、結論
在社會化分工的經濟制度下，個人對利益的追求是否能夠帶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依賴于社會制度安排的有效與否。企業價值是由企業所有的生產要素創造的，企業收入則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因此企業內部同時存在合作與競爭。按照囚徒困境的理論，企業將無法維持，有效的企業制度既要促進合作也要解決沖突。在不完美的企業制度下，一方面職業經理人和股東都把能給企業帶來效率作為自己擁有控制權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也批判對方追求利益在道德上的不合理。正如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認為資本剝削了勞動，現代的公司治理理論認為經理侵占了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因此，從國美的控制權之爭可以看出兩點。
1.在當前的公司法律框架下，當職業經理和股東之間就控制權進行再談判時仍然是以股東投票為最終解決機制，或者說控制權的配置最終仍然體現了股東的意志和資本的意志。道義上的批判或者道德責任并不能決定控制權的歸屬，也不能憑借道德約束來完善公司治理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2.如果非要從道德的角度來分析控制權的配置，控制權的爭奪應該保證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實現利他的共贏局面。相對均衡的控制權配置使得股東和經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勵兼容的特質，這才是市場化道德的核心。道德的要求應該是對資本力量的濫用采取更多的社會化控制，而不是成為指責股東或者職業經理的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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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illiamson， O.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Firm，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London： Macmillan，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