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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1
金融經濟與數字經濟，同是與符號打交道，具有虛擬化特征，但在與真實世界的關系上，方向卻相反：前者關系日益迂回，日益疏離；后者關系日益直接，日益趨近。站在數字經濟立場反思這場金融危機，也許會得出這樣一個不同于傳統立場的獨特判斷：信息市場將成為金融市場的有力競爭者，數字經濟將成為金融經濟的有力競爭者。
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這場金融危機的本質，可以說：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蛘哒f，貨幣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貨幣是假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在這場金融危機中，貨幣市場(含金融市場)沒有真實反映實體市場，沒有優化配置實體資源，背離了真實世界。第二層含義是，貨幣市場占用的交易費用，相對于它節省的交易費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實體市場視為委托人，貨幣市場視為人，這次金融危機的實質，是人背離委托人，手段背離目的，自我膨脹，發生異化。這是典型的工業病，是傳統工業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況，實體市場“委托”貨幣市場，通過貨幣形式，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原則應該是：市場所耗費的交易費用，不應超過委托市場自己配置資源時所耗費的交易費用，也就是說，有金融市場，應該比沒有金融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費用少。
現在的實際情況是：貨幣市場，在幫助實體市場配置資源時，發展出越來越復雜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這些手段開始父生子，子生孫，無限繁衍，到后來背離了目標的初衷，最后“忘記”了自身作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當作了目的的利益，實體市場這個委托人，反而成了華爾街發財致富的手段。不是華爾街為真實世界服務，而成了真實世界為華爾街服務。華爾街的錢，本質上是一種交易費用，當這種交易費用遠遠超過華爾街提供的服務所給真實世界節省的交易費用時，危機爆發了。
所謂的假，就是指異化。就是對于目的來說，手段變假了，變得不真實了，也就是說，不再以真實符合目的作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從兩房貸款開始，來自真實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復雜化為轉移。第二層含義是指這種真實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實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實信息少，只是現象。本質是沒有形成真實信息的產業化，特別是沒有形成信息配置資源的統一市場。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數利益集團手中。真實信息一旦產業化，將對利益集團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團會以市場自發調節達到均衡為行為目標，但實際是華爾街只不過是一個利益集團。
貨幣市場的競爭者正在出現
中間人無限膨脹，是王業社會不可克眼的局限。僅在中間人內部調控，不能解決中間人體制自身造成的問題。如果考慮到中間人已形成利益集團，要維護既得利益，情況就更是如此。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反映了工業化不能適應全球化信息化條件下資源配置的要求。以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和美國國家利益集團為代表的中間人勢力惡性膨脹，代表了全球性的工業病。
根本性的問題是貨幣市場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戰。當前，出現了一種新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資源的方式，與貨幣配置資源的方式相競爭。
電子商務交易市場，正在發展成為獨立于貨幣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信息市場。在電子商務形成的信息市場中，人們通過信息交換，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實現了不通過一般等價物的、直接基于使用價值和具體價值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
我們在實踐中觀察到，許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國公司配置資源的時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獲得的經常是扭曲過時的價格信號，而是直接利用供應鏈和社會網絡，進行復雜系統條件下一對一的實薊蹺錆頭務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進行宏觀判斷和長期判斷時，才會優先考慮貨幣市場的信號。一個集團企業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點前，就可以把公司當天所有的資源變化情況、市場變化情況搞清楚，他為什么還要繞彎到華爾街去求證該怎么進行響應市場的決策呢?
我們說，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辦?可以援引第一條，“信息是真的”來解決。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資源時，任何一條具體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場作為一個整體，與貨幣市場相比，誰更加真實――更符合真實世界――呢?
當我們說信息是真的時，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條信息必定是真實的，而是指信息市場作為一個整體，比貨幣市場更加接近真實世界；是指信息的機制。這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說，信息市場比貨幣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貨幣市場要經過一般等價物的迂回，不僅流通速度慢，而且會造成系統性的信號失真；而信息市場在互聯網和數字化條件下，可以進行高速復雜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說，信息市場比貨幣市場配置資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場在總體上來說，可以比貨幣市場更有效地配置實體資源。
貨幣市場與信息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實質區別在于，前者是一般等價的迂回調節，后者是個性化的直接調節，這也反映了兩種虛擬經濟的本質不同。
兩化融合下虛擬經濟的新選擇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2
《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的頒布實施，建立在“我們正處于信息革命”新論斷之上的一系列部署的作出，是影響全國甚至全球的大事件，必將使全國乃至全球的信息化發展軌跡與整個發展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因此，要與時俱進地把握信息化發展的著力點。同時，結合對2016年第三次世界互聯網大會有關信息的解讀，筆者認為信息化發展將有五大新的著力點與新空間。
信息化發展五大新的著力點與新空間
第一，從重點聚焦消費互聯網轉向重點聚焦產業互聯網。前幾年，大家也提到產業互聯網，但那時產業互聯網發展并不快；筆者認為目前與今后才是發展產業互聯網的最好時機。
第二，從信息化供給側企業為主導的模式轉向供需企業雙方合作為主導的模式，從而形成企業供需互動合作的新模式。
第三，從聚焦城市轉向聚焦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這是建設新型智慧城市的要求。信息化企業僅僅聚焦在城市市區，可擴展的原有市場有限了；信息化的農村需求迅速擴大，城鄉一體化的信息化需求可能會快速擴張。
第四，從聚焦零散的客戶轉向聚焦個體與群體客戶并重的民生服務。我們經常說信息化要注意個性化，但是沒有想到信息化還要注意群體化，公共服務就是面向群體的服務，信息化的公共服務將大有發展空間。
第五，從只聚焦技術轉向聚焦技術創新與改革創新。
從重點聚焦消費互聯網轉向重點聚焦產業互聯網
前兩年，“互聯網+”的競爭主要集中在“互聯網+消費”的競爭上，即消費互聯網上，浙江最“熱鬧”的要數阿里巴巴；下一輪則將主要集中在“互聯網+產業”與“互聯網+實體經濟”上，即聚焦在“產業互聯網”與“實體經濟互聯網”之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重點振興實體經濟，這是個重點方向。
消費互聯網以個體消費者為客戶對象，產業互聯網則以企業為客戶對象。實體經濟互聯網以農業企業、工業企業為主要客戶對象，智能種植、智能養殖、智能制造將成為熱點與主攻方向。
在第三次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專家以及互聯網企業大佬都認為，信息化的著力點將轉向產業與實體經濟互聯網。例如，鄔賀銓院士認為數字經濟的主體就是數字化的工業經濟與數字化的農業經濟。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數字經濟就是數字化的實體經濟。因此，數字經濟的主力是企業。馬云認為未來屬于互聯網用得好的企業、地區與國家。從互聯網用得好的個人，轉向用得好的企業與地區。這其實就是說，產業互聯網將決定未來。李彥宏也提出移動（消費）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了的觀點。他指出，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已經沒有機會再出現“獨角獸”的企業了。他是在提醒大家，要在注重發展產業互聯網以及實體經濟互聯網上多下功夫。
此外，從第三屆互聯網大會透露的信息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產業互聯網就是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技術三者結合，它們將成為信息化向各個行業滲透的重要切入點，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產業規模將高速擴張。預計至2020年全球的云計算市場規模年復合增長率將達20%，即從2015年的0.14萬億美元將增長到2020年的1.03萬億美元。
從信息化供給側企業為主導模式轉向供需企業雙方合作為主導的模式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重視什么呢？筆者認為是要重視企業信息化應用。前一輪信息化的弄潮兒主要是互聯網技術人士和企業，信息化市場基本是以信息化供給方與個體消費方主導的，傳統企業類的客戶方介入得不深。下一輪的信息化發展則將是由信息化的企業供求雙方深度互動、共創共享為特征，以信息化企業供給方與信息化企業客戶方的合作創新為前提。因為，信息化與實體產業是完全一體化融合的，“淺度”甚至“深度”的融合已經不能適應了。
例如，工業制造的數字化是工業制造工藝或配方的數字化，是制造過程各環節進度協同的數字化，是制造產品全生命周期的數字化。在具體到產品的智能制造過程中，其數據與工藝、數據與配方、數據與生產進度協同的內容、數字與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業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數字化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體內涵的。在這一階段，互聯網企業是不可能單獨提供每家客戶企業的“數字與工藝、數字與配方、數字與生產進度協同的內容、數字與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業務等為一個整體”的數字化服務的。
這樣，信息化的應用市場將越來越多地被互聯網企業與互聯網客戶企業合作型的“二重奏”創新所占領，互聯網企業的“獨角戲”表演將逐步退出市場。這種合作模式是技術供給與行業經驗的融合，會較以往更多地分化出產業鏈生態體系構筑的主導者。
在這個階段，容易出現的問題是信息化供給方企業有意或無意侵犯客戶方企業的技術與商業秘密。破解之法是把保障客戶方企業技術與商業秘密的義務與責任寫入雙方合作的合同，并認真加以落實，執法與司法機關要更加重視依法加強對企業技術與商業秘密的保護工作。
從聚焦城市轉向聚焦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
在互聯網越來越普及的環境下，傳統的城市與城鎮時空距離將會被改變，原有的發展方式與模式將被顛覆。以前的城市規劃是將城區和農村分開的，目前代之而起的則是“新型智慧城市”的發展模式。新型智慧城市，是統籌協調城鄉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模式，是使信息化從主要為城市服務轉向為城鄉及區域整體的發展服務的模式，這種模式開拓了信息化城鄉一體化應用市場的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的發展空間。
在@一階段，第一，城鄉同等水平的信息基礎設施的發展將成為主攻方向。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如果不加快發展，無處不在的惠民服務就會缺乏應有的發展條件。過去，人們總說“若要富先修路”，修的是公路、鐵路；而現在首先要修的是“信息高速寬帶公路”。第二，城鄉基礎設施的信息化改造與建設也將成為主攻方向。比如供氣、供水、供電、污水處理等系統都是成體系的。對已經建成的供氣等基礎設施，需要進行信息化改造；擬新建的供排水等基礎設施，則需要采用有別于過去的、信息化的方式去新建。所以，既有信息化對原有系統的改造任務，又有信息化對新基礎設施的新型建設任務。第三，城鄉一體化的信息惠民服務將成為新的發展空間。第四，美麗中國、美麗鄉村的生態環境的信息化治理工程與信息化的系統監管具有廣泛的需求。
從聚焦零散的客戶轉向聚焦個體與群體客戶并重的民生服務
信息化消費將從只注重個性化消費，向注重個性化與群體性民生消費并重轉變。城鄉居民的健康消費以及解決“讀好書難”、“看好醫生難”、“出行暢通難”、“呼吸新鮮空氣、喝干凈水、吃放心食品藥品難”等需求，將推動信息化群體型、公共服務型的民生消費的發展。
在這一階段，智慧安居、智慧城管、MOOCs教育、智慧醫療、智慧交通、鄉村網約車、農副產品食品藥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監管網絡，將大有作為。
從只聚焦技術轉向聚焦技術創新與改革創新
信息化既要注重技術創新，又要注重體制創新，進入了雙重創新驅動發展的階段。信息化的體制創新，就是信息化改革。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3
根據《宜春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實施方案》和宜陽新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調研工作要求，本調研組就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存在的相關問題開展調研。通過征集市大數據局、市工信局、宜陽新區招商局、經濟發展局等市直和新區相關部門，以及園區企業關于發展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的意見建議，并組織調研組座談會討論和研究解決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探索不夠、效果不明顯的相關問題?，F將調研情況簡要匯報如下：
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背景及現狀
2017年8月，市委四屆三次全會提出“把宜春建設成為‘省內領先、全國知名’大數據產業強市”，并將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建設、管理和運營的重任交給宜陽新區。此外，宜陽新區中心城市建設職能基本完成，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期，發展智慧經濟產業是推進全區高質量跨越發展的最優路徑。為此，新區管委會舉全區之力完善基礎、配套政策、加速推進。兩年來，新區高規格設計、高標準建設、高效率推進項目建設，高起點、高要求、高質量推進招商引資，強素質、塑形象、優環境提升化企業服務，多措并舉穩步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在全區上下的艱苦奮斗和努力拼搏下取得了喜人成績。
（一）突出產業規劃圍繞“省內領先、全國知名”發展目標，邀請中國信通院的專家團隊高層次、高起點規劃編制了《宜春市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產業發展規劃》，聘請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潘云鶴、中科院人工智能首席教授張文生、中科院季統凱博士等10余名專家擔任智慧小鎮發展顧問，為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制定了發展戰略規劃。明確了2020年底，計劃年引進培育30-50家大數據企業，帶動就業超過5000人，年營業收入突破60億元。到2025年底，大數據企業累計100-200家，引進培育2家以上十億骨干企業，帶動就業超過2萬人，年營業收入突破300 億元。到2030年底，引進培育2家以上百億骨干企業，帶動就業超過5萬人，年營業收入突破800 億元。
（二）突出平臺建設1、產業承載平臺
以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為核心承載平臺，大力推進“兩中心兩基地”等重點項目建設。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規劃用地2萬余畝,分三期實施：第一期1350畝,聚焦智慧城市和產業轉型，重點建設“兩中心、兩基地”即數據中心、呼叫中心、孵化基地、雙創基地。其中贛西云數據中心項目總投資12.7億元，占地面積約74畝，建筑面積4.82萬平方米，按照國際最權威機房認證體系T3等級，將安裝4000個8千瓦的高密度機柜，特點是密度最高、等級最高、顏值最高，是華東區域最大的云數據中心，一期1000個機柜將于10月底投入使用。呼叫中心、孵化基地、雙創基地項目總投資約14.36億元，占地面積約280畝，建筑面積44.6萬平方米，今年10月底可投入使用14萬平方米。第二期5360畝，位于高鐵站西南側，聚焦產業創新，將重點建設產業創新基地、產業實訓基地、知識產權中心及落地智能制造基地，目前土地已完成征遷工作。第三期1.6萬余畝,位于一期東側，聚焦應用研發，將重點建設應用研發基地和檢測認證中心，落地人工智能、區塊鏈等行業。
2、產業運營平臺
為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和建設、管理、運營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成立了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建設指揮部和領導小組，設立了大數據運營公司負責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建設、管理、運營和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目前，大數據運營公司擁有員工30多人、5個職能部門，承擔起了大數據產業園區的項目建設、后勤保障、企業服務、招商引資、資本運作、資源整合等重任，完成了大數據產業園臨時辦公區、云數據中心、“一中心兩基地”、大塘變電站、智慧黨建中心、呼叫中心示范基地、藍海彤翔渲染云等一批重點項目建設，為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突出產業配套1、產業政策配套
為推動產業發展，宜春市出臺了《宜春市關于支持大數據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宜春市引進培養創新創業高層人才“雙百計劃”實施辦法（試行）》等政策,市大數據管理局出臺了《宜春市 “企業上云”云資源服務獎補實施辦法（試行）》。在此基礎上，宜陽新區細化出臺了《宜春市宜陽新區關于推進大數據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試行）》，從數據產業、數娛產業、總部經濟、外包服務、企業培育等11個板塊為企業提供落地扶持，入駐企業可享受稅收獎勵、生產設備購置補助、企業上市獎勵、總部經濟開辦獎勵、著作權獎勵、營收上臺階獎勵、高管個稅減免等多維度的政策支持。
2、產業服務配套
根據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特點，在配套服務方面，采取“4+2”的配套體系，即4個平臺、2個中心。
四個平臺：一是創新平臺，大數據產業園獲得了省級、市級眾創空間授牌，目前申請的“江西省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大數據與產業融合創新）”正在審批中，同時與網易合作建立了聯合創新中心，為企業提供孵化基地；二是金融平臺，設立了30億元的大數據發展基金，將建設10萬平方米的金融中心，用于落地銀行、保險、證券、基金等行業，為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三是人才平臺，大數據產業園和宜春學院、宜春職業技術學院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為入園企業提供人才保障；四是公共服務平臺，成立了專門的服務團隊，并建立了網上企業服務超市，可以為入駐企業提供從工商注冊、納稅申報、記賬、法務咨詢等一條龍、一站式服務。
兩個中心：一是居住中心，已配有390套人才公寓，并將在小鎮一期再建人才公寓，為企業人才提供生活保障；二是商業中心，在園區內將建星級餐飲、休閑廣場、綠地、電影院、健身房、咖啡廳、酒吧、24小時便利店等生活、休閑、娛樂設施，搭建“產、學、活、樂”全生態，滿足企業人才高品質生活需求。
（四）突出產業招商
圍繞能夠品牌效益的智慧經濟、能夠帶來海量數據的數據經濟、能夠帶來經濟總量的環保經濟、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的總部經濟四個方面開展招商引資，以數字娛樂、人工智能、VR/AR產業為發力點，逐步導入智慧城市、產業融合、呼叫服務、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大數據關聯產業。用一年多的時間，簽約各類項目95個，48家企業注冊運營。
今年上半年，搶抓“招大引強‘百日千億’攻堅戰”的契機，先后外出招商23次，對接項目76個，簽約項目41個，億元以上項目4個，其中億一集團兒童動漫城項目投資金額40億元，今年4月已開工建設，預計2022年5月正式投產運營。截至目前，2019年新簽約孵化項目35個，注冊率達75%。并且，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借11月份開園契機，將集中包裝和簽約近200個線上線下企業，全面激活產業園大數據產業的發展優勢。
（五）突出產業融合
以大數據應用與產業融合創新發展為引擎，緊抓公共服務數字化、本地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這三條主線，宜陽新區加強與宜春市其他各縣市區的聯動，實行1+N產業空間布局和“131”工程。以公共服務數字化為突破點，建設智慧城市，發展政務大數據、民生服務大數據與城市治理大數據應用。將公共服務數字化工作作為大數據產業發展的突破口，由政府牽頭引導，加強縣市區聯動，提升宜春各縣市公共服務信息化建設水平，匯聚公共服務領域數據資源，開展公共服務領域創新應用。以本地產業數字化為需求側切入點，支柱產業、特色產業大數據應用兩線齊進。從產業發展需求側切入，切實推進鋰電新能源、中醫藥、傳統制造業、綠色農業、文化旅游業等本地支柱產業大數據應用，推進無車承運物流、安全生產服務等本地特色產業大數據應用，以產業數字化示范應用項目提升本地企業創新能力，并吸引大數據企業匯聚宜春，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宜春實體經濟的融合。
二、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為推動轉型升級和高質量跨越發展，宜陽新區全力建設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突出智慧經濟產業發展頂層設計，高效推進智慧經濟產業招商引資及產業培育，雖然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但是目前智慧經濟產業發展仍然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十分凸出。
（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探索不夠
宜陽新區圍繞智慧城市、游戲娛樂、產業融合、呼叫服務、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大數據關聯產業大力開展招商推介工作，建設了“兩中心兩基地”等一批大數據基礎性設施項目，引進了華為、網易必創、藍海彤翔、華洋、靈貓有數、康燦科技、太城、影呼、中華網庫等一批大數據企業，有序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但是，目前智慧經濟產業未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產業生態發展不平衡，產業領域發展探索不夠充分。尤其表現在產業招商僅限于大數據的存儲、應用等領域，大數據的挖掘、分析、交易等領域缺失；產業培育重點關注大數據關聯產業的企業引進，有潛力、有需求的本地大數據產業孵化滯后；產業發展專注解決智慧城市、智慧應用等問題，忽視了未來消費級大數據產業規劃和建設。（二）智慧經濟產業發展效果不明顯
智慧經濟產業發展效果不明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實體經濟融合效果不明顯。智慧經濟產業要縱深發展，需要與全市縣域實體經濟深度結合，需要各縣市區及工業園區的深度參與。當前，宜陽新區全力打造智慧經濟產業發展，但與各縣市區聯動不強，縣市區政府、工業園區重視不夠、參與較少，未能有效推進大數據平臺打造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二是智慧經濟產業品牌影響力不明顯。當前，全國各地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百花齊放，省內外市場競爭激烈。宜陽新區發展智慧經濟產業起步晚、基礎差，目前尚未成功打造省內外知名的產業品牌。三是智慧經濟產業經濟效益不明顯。截止目前，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沒有一家營業額過億或納稅超千萬的大型企業，大數據產業園區所有入駐企業2018年納稅總額不超百萬，經濟效益回報速度較慢。
（三）智慧經濟產業專業人才短缺
人才是發展的關鍵要素。宜陽新區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才引進獎補政策，但是由于地緣、薪資、政策配套等因素，外部高端人才引進缺乏足夠吸引力。目前，大數據公司及園區其他企業現有的人員皆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尤其是技術類人員缺口較大，有相關企業因專業人才招聘不到位而難以開展業務。若無長期人才培養和輸出機制，大數據產業園將長期面臨人才短缺問題，嚴重制約智慧經濟產業發展。
（四）智慧經濟產業平臺承載能力差
當前，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正處于投資建設期，云數據中心、雙創基地、孵化基地、呼叫中心、金融中心等產業承載平臺尚未投入使用，發展資金投入較少、政策力度小、融資能力弱，且大數據產業園缺少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智慧經濟產業平臺承載能力差、市場核心競爭力較弱。
三、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的對策與建議針對宜陽新區和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為進一步做大做強做優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今后宜陽新區應重點抓好以下關鍵措施的落實。
（一）圍繞“產業發展”，打造多元化產業鏈
發展智慧經濟產業，需充分挖掘市場需求，完善智慧經濟產業鏈，應做到“四個堅持”：一是堅持“數據為王”戰略。利用云數據中心、“一中心兩基地”資源優勢，圍繞數據存儲、智慧應用等關聯產業板塊，開拓企業“兩化”、企業上云、智慧應用運維等業務，打造好政務服務、民生服務、城市管理大數據中心和呼叫中心，快速匯聚海量數據。二是堅持做好“數據加工廠”，做好數據的挖掘、分析，形成旅游服務、電商服務、數字文娛等消費級的大數據，搶占有效數據交易市場。三是堅持做好數據應用，圍繞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領域，做好軟件項目開發、技術服務等產業。四是堅持發展重點智慧產業，圍繞游戲動漫、影視娛樂等關聯業務板塊，大力推進云渲染、游戲開發、游戲運行、電競賽事等產業發展。
（二）圍繞“產業融合”，打造統一平臺
發揮市場作用，政府與企業、各縣市區聯動，全市一盤棋打造統一大數據平臺，充分利用和優化配置大數據資源，推動大數據產業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
一是大數據與本地優勢資源融合發展。建議圍繞宜春鋰電、醫藥、旅游、文化等優勢資源，宜陽新應區大力推進“大數據+N”的的發展戰略，打造鋰電新能源、中醫藥健康、新旅游等大數據平臺，促進智慧經濟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二是大數據與各縣市區優勢產業融合發展。建議圍繞宜春鋰電、中醫藥、煙花爆竹、運輸、陶瓷、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全面進行數字化、信息化改造，同時入駐宜陽新區智慧小鎮“雙創基地”辦公，宜陽新區負責提供云服務、大數據研發技術支持等，加強縣市聯動，形成全市一盤棋的發展態勢。
三是大數據與智慧城市應用融合發展。建議由宜陽新區率先啟動城管、供水、供電、交通等智慧城市應用的“兩化改造”，為智慧城市應用服務企業提供軟件項目研發、技術支持，同時集中展示、集中推廣智慧應用，全面提升中心城區信息化、數字化水平，提高社會參與度和影響力，培育全市智慧城市應用的良好生態和發展基礎。
（三）圍繞“產業品牌”，打造區域特色
宜陽新區應結合本土實際和特點，走差異化發展路徑，著力打造具有宜春特色的智慧經濟產業品牌。
一是大力創建新品牌。建議：做實、做強已有的“江西省鋰電大數據中心平臺”“中國VR電競產業共建基地”“江西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大數據與產業融合創新）”，打造成行業標桿和示范；圍繞VR產業發展、數字經濟、大健康、人才培養等方面先試行，爭創“江西省VR產業創新創業示范基地”、“江西省傳統產業數字化創新示范區”、“江西大健康大數據應用創新示范區”、 “全省大數據人才培養示范基地”等特色品牌名片。
二是重點打造數娛產業品牌。建議：在機構、資金、產業孵化等方面完善配套，比如：成立數娛產業發展辦公室，財政設立數娛產業專項扶持資金，聯合市級1+5平臺公司成立數娛產業股權投資基金等，整合資金優質吸引優質數娛產業項目落地，建設數娛產業發展示范基地，促進數娛產業全產業鏈發展，將數娛產業打造成為宜春大數據產業的品牌。
三是著力創建宜春特色產業品牌。建議：整合鋰電、中醫藥等優勢資源，搭建大數據發展平臺，加強產業數據分析、統計、應用，以大數據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打造宜春特色的智慧產業品牌。
四是打造大數據行業品牌。建議：一方面爭取省、國家相關主管部門支持，建議發起成立全國性的數娛產業、鋰電大數據產業、中醫藥大數據產業、農業區塊鏈應用產業聯盟、數娛產業協會等，實現行業內信息共享、資源互推、互惠互利，在大數據產業行業內形成品牌影響力。一方面定期舉辦大數據產業高峰論壇，把高峰論壇打造成像月亮文化旅游節一樣的宜春特色品牌，使之成為市民的節日、企業的盛會、招商的平臺，提升宜春大數據產業的知名度、品牌度、美譽度。
五是打造大數據產業標準。圍繞鋰電、中醫藥等優勢資源，引進鋰電、中醫藥、大健康等科研機構、檢測中心、認證中心，匯聚同類大型大數據企業，打造全國認可的鋰電、中醫藥、大健康康養大數據統一標準。
（四）圍繞“產業效益”，打造龍頭企業
一是加快發展總部經濟。目前，大數據產業園區入駐企業多為分公司、合資子公司等，獨自研發、獨自生產、獨自經營的總部公司較少。建議宜陽新區加快推進總部經濟建設，加大總部經濟發展扶持政策力度，打造一批納稅千萬以上的規模性大數據關聯企業，形成大數據產業虹吸效益，吸引產業鏈內的企業快速匯聚，提升大數據產業園的創收能力，帶動智慧經濟產業全面快速發展。
二是優化招商選資。目前大數據產業入駐企業普遍營業額不搞、納稅較少，不能平衡產業的運營成本，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建議招商引資模式應向招商選資模式轉變，做好入駐企業的前期盡調和市場反饋情況摸底工作，加強科學研判和決策，選擇品牌知名度高、市場效益好的優質企業入駐園區，做大做強園區的營收和稅收能力。
（五）圍繞“人才培養”，打造政策洼地
大數據產業發展，人才是關鍵要素。針對大數據產業園專業人才短缺問題，建議：
一是有針對性的引進高端人才。針對數娛產業、鋰電大數據、中醫藥大數據等細分行業領域，出臺專門的人才引進政策。在引進高端人才、產業研究院、標準實驗室等方面給予最優最具吸引力的專項政策。
二是重點培養本土人才。以宜春學院、宜春職業技術學院為重點，各縣市（區）中職院校為基礎，提供特色的教育扶持政策，用三五年時間重點培養一批大數據相關專業人才。
三是加快培訓實操人才。發揮好宜陽新區周末學院、大數據沙龍平臺，加強一般干部的強化學習；組織新區領導干部及園區企業高管，到華為大學、西湖大學等學校進行系統培訓，強化管理和運營。以園區企業為依托，建設大數據實訓示范基地，加快培育可實用的專業人才。
（六）圍繞“產品平臺”，打造發展平臺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4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偟膩碚f，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傮w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梢哉f，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梢哉f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偟膩碚f，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梢哉f，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梢哉f，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梢哉f，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梢哉f，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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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5
關鍵詞：工業化；信息化；數字化車間；兩化融合
中圖分類號：TP2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1
作為制造類企業的核心環節――制造車間，則是企業能力提升的關鍵所在，在經歷手工作坊、流水線規模生產等階段后，以信息技術為依托，踐行兩化融合的數字化車間建設成為當前制造業車間的發展方向，以各種數字化技術的應用為手段，融合先進管理思想，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企業成本，切實提升車間管理水平。本文也從這個角度出發，通過探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思路，提出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及相關考慮因素，并對數字化車間的應用前景進行展望，力求為現代企業轉型、兩化融合的建設提供些許參考。
一、數字化車間的形成及意義
1.制造業車間應用管理的演化過程。當今社會不斷高速發展，科學技術以及管理也隨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工業化以來加工制造行業在技術應用以及管理中得到了幾次大的變革，我們從社會實際發展情況來看，在工業的發展過程當中，每一次有力的變革都會給工業水平帶來較大幅度的提升，筆者經過分析將制造業車間應用管理的演化過程總結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手工作業、單一生產；第二階段是工業技術引入、流水線規模生產；第三階段是信息技術引入、信息化輔助生產；第四階段是信息化與工業化結合，實行兩化相互融合。
2.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意義。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帶來工業發展的長足進步，充分踐行兩化融合概念的數字化車間也不例外，通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解決企業核心環節的兩化融合問題，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工業技術的優勢，使兩者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一方面更好地發揮信息化平臺優勢，發揮信息技術的指導及決策分析作用，改進工業流程，指導并促進工業水平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各種工業技術對信息化的支撐和基礎作用，做好數字化車間的建設，已逐步成為現代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二、比較實際的建設思路
1.建設思路的整體考慮
數字化車間的整體建設思路，應該從實際出發，以信息技術和工業技術的應用為手段，以改善工藝流程、提高生產效率為目標，建設符合企業實際，切實提高企業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數字化車間。
1.1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范圍。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范圍，應當以企業實際業務范圍為主，業務涉及的加工制造、物流、管理和維修等環節均應納入數字化車間的管理范圍，即數字化車間應該是一個整體的解決方案，需涉及車間業務的方方面面，這樣才能發揮各個環節的聯動作用，提高整體水平。從數字化車間的整體建設范圍及規劃上，應當通盤考慮，應用到業務流程的每一個環節，使車間業務的點、線、面各個層次均納入管理范圍。
1.2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應當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工業控制技術的優勢，以建設高度自動化和高度智能化，盡可能降低人工參與的自動運轉的制造車間為目標。通過智能設備、自動化技術、自動識別技術、AGV 等技術的應用，實現實體設備的自動控制和運轉，通過信息技術的數據采集、信息傳遞、監控和廣播等技術的應用，進而實現將整個車間建設成一臺結構合理、動力充沛的自動運轉的機器的數字化車間建設目標。
2.可用技術探討
2.1 數字化車間的網絡建設。數字化車間的網絡建設是串聯各項業務，使之互相協作的保障，根據目前技術的發展，需要配套建設的網絡環境包括工業以太網網絡和工業自動化網絡，以用于支持工業現場設備、模塊、系統等等之間的通訊和關聯。
2.2 數字化車間的應用技術考慮。技術進步是推動企業發展變革的原動力，數字化車間的建設也是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依托，通過各種技術手段的應用而使科學技術為生產服務，將技術進步轉化為實際的生產成果。通過前面對網絡建設及硬件支持的分析，綜合考慮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可以將建設數字化車間所需的基本技術手段總結如圖4 所示。
圖4 數字化車間技術手段
3.數字化車間建設中需注意問題
任何事情的全面實施都需要進行全盤考慮，針對問題的多面性需要進行全盤考慮，在進行數字化車間的建設的過程也必當如此，這樣面對數字車間的建設過程就能夠更加清晰的給予認識，在建設的過程中就不會因為小問題而給整個項目帶來損失，筆者針對整體過程中所出現問題進行總體分析，認為在此期間所需要格外注意的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①在建設的過程當中需要注意安全生產問題；②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的分析問題，切不可盲目照搬和教條主義；③在項目建設中需要分析技術可行性問題；④發展創新問題。
三、數字化車間應用展望
為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提升國民經濟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水平，通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在基礎的工業單元層面對信息化和工業化進行有機整合，實現兩化融合的科學發展?？梢哉f數字化車間的建設不僅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產物，更是兩化融合的發展要求。
從國家兩化融合的發展規劃可以看出，數字化車間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新時期工業化進程中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良好切入點，數字化車間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不僅適用于制造行業，更可因地制宜的推廣應用于國民經濟的多個行業，為國民經濟發展助力，提升國民經濟的整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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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6
以制造業為例，信息化在制造業的應用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爸袊圃?025”標志著信息化在制造業應用進入了新的階段，在實現數字化生產的基礎上，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實現制造的網絡化與智能化。
中國版工業4.0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制造”疲態漸現。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幅為3.3%，較上年大幅放緩8.9個百分點。2015年以來，官方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連續兩個月低于榮枯線，表明制造業仍未擺脫萎縮困境。
2015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推動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表示，制造業是我國的優勢產業，要實施“中國制造2025”，堅持創新驅動、智能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
“中國制造2025”被譽為中國版工業4.0規劃，是國家層面對未來十年我國制造業發展所制訂的“戰略行動計劃”，將圍繞制造業創新能力、創新體系、質量品牌、大企業培育及綠色制造等采取“行動”，以全面提高“中國制造”的水平，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
“中國制造2025”規劃是在中國工程院150多名專家花費一年半時間進行戰略論證的基礎上，制定的一份規劃綱要。2015年3月6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接受媒體采訪時首次公開披露“中國制造2025”制定情況。規劃認為完成中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的轉變需要30年時間，“中國制造2025”是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該規劃主要內容分為五部分，第一是強調創新驅動，第二是質量為先，第三是綠色發展，第四是結構優化，第五是人才為本。通過實施該規劃使中國制造業進入全球制造業的第二方陣，為后兩步走奠定好基礎。
有一幅漫畫這樣描述工業4.0的應用場景，工業3.0是機器設備數字化、智能化，圖上畫的是一個機器人從貨架上抓取一個貨物裝進一輛卡車；到工業4.0仍然是這張圖，只不過在貨架、機器人、汽車上都畫了一條弧線，這表明這三者互相都通過無線、寬帶、移動、泛在的網絡聯系起來。這就很直觀地表明，將來智能化的設備、產品之間，通過有線無線的通信方式連接在一起，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物聯網或者工業互聯網的概念。
一言以蔽之，“中國制造2025”的實質是基于互聯網實現智能制造。
“互聯網+”融合傳統行業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同樣也涉及了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的融合，那就是“互聯網+”戰略。
總理的工作報告對“互聯網+”戰略描述得相對簡單：國家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國家已設立400億元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要整合籌措更多資金，為產業創新加油助力。
簡而言之，“互聯網+”是指各行各業構建在互聯網的底盤之上，以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驅動。
回過頭去看，過去的20年時間里，互聯網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經濟的格局和產業版圖。第一個十年里，互聯網行業和傳統行業和平共處，互聯網催生了很多新經濟，比如門戶、游戲和電商等。第二個十年里，互聯網逐步開始改變甚至顛覆了很多傳統行業。
全球互聯網連接了30億網民，創造了輝煌的技術奇觀，基于互聯網的物聯網更是一個浩瀚無邊的藍海。“互聯網+”是以互聯網平臺為基礎，利用信息通信技術與各行業的跨界融合?；ヂ摼W+交通=打車軟件，互聯網+金融=微眾銀行，互聯網+政務=智慧城市?！盎ヂ摼W+”以信息通信業為基點全面應用到第三產業，形成了如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交通互聯網教育等新業態，并向第一和第二產業滲透。
其中，互聯網和工業的融合無疑更為讓人期待，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曹淑敏認為：寬帶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給幾乎所有的產業都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尤其是互聯網技術跟工業的融合。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有了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提法。當前，兩化融合帶來了產品個性化、制造業服務化、流程虛擬化……國內很多企業已經在做上述實踐。更高級的融合是工業互聯網，它將極大地降低工業能耗，提高產品質量。
互聯網工具化全景滲透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與工業的融合不是簡單的物聯網應用，這同時也是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新階段的重要體現。
2015年3月16日，德國漢諾威消費電子、信息及通信博覽會（CeBIT）在漢諾威市展覽中心拉開帷幕。本屆會議的主題是數字經濟，“數字為始，經濟為主”，這個口號的內涵是：不是實體經濟要互聯網標志化，而是互聯網必須深入實體經濟內部。在中國，它有著另一個新的名字叫“互聯網+”。
隨著工業4.0這個概念的推廣，傳統工業系統支配下的德國社會已經達成共識：真正的互聯網精神應該是互聯網工具化后的全景滲透和數字經濟引導。
同樣，在我國工業互聯網依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苗圩認為現在工業互聯網應用多半是在營銷環節和售后服務環節、采購環節，如B2C和B2B。而工業互聯網將來在制造環節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都會給現有的生產方式帶來顛覆性或者革命性的變化。
以制造業為例，現在制造大規模消費類產品大多采用集約制造，這是最經濟最合理的生產方式。但集約制造對個性化需求的滿足不夠，現在通常是一個企業大批量制造出產品，發送到各地，通過分銷環節到達用戶手中。將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設計師，所需要的材料和零部件都可以通過網上采購，自己也可以把它生產出來，這是最好的滿足個性化需求的生產方式。
中國工程院院士、互聯網協會理事長鄔賀銓則以另一個例子說明在工業互聯網下的智能化生產時代，規模化生產與個性化生產是可以互相融合的。以青島紅領服飾為客戶提供定制服裝為例，用戶可以從企業提供的上百種款式搭配中挑選自己喜歡的款式。用戶確定要求后，數據將被發送到工廠。每件衣服都是個性化的產品，但生產過程卻依然是大規模流水線生產。這種個性化生產的成本只比普通大規模生產高10%，但售價卻比普通大規模生產服裝高一倍。
智能制造切入工業互聯網
“中國制造2025”的本意是進一步推進兩化深度融合，通過互聯網讓機器與機器“對話”，通過信息化的手段來加強企業的管理、制造、生產。而信息化在制造業的應用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在實現數字化生產的基礎上，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技術實現生產的網絡化與智能化。
在數字化方面，過去五年，我國工業企業在研發設計方面應用數字化工具普及率已經達到54%，近五年年均增長4個百分點：現在很多工業企業已經實現了甩開圖版，無紙化設計，數字化模型與三維仿真等技術的大量應用，減少了研發的周期，提高了設計的效率，也降低了研發成本。另外在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中，生產線上數控裝備比重已經達到30%，近五年也是年均增長4個百分點。
而在網絡化與智能化方面，中國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我們在高端的傳感器、重要的操作系統、數字化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提高智能化的水平，這樣才能達到智能制造的要求。
以機器人應用為例，工業機器人在工業領域的推廣應用，將提升我國工業制造過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和人口紅利減少對我國工業競爭力的影響，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和資源消耗，保障安全生產，保持和提升我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