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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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研究

生物多樣性研究范文1

1研究區域概況

本研究區域位于云南省中部的哀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以下簡稱為保護區)的徐家壩地區(24°32′N,102°01′E),海拔2400~2600m。根據哀牢山森林生態系統研究站的長期監測資料,研究區域的平均年降雨量為1931mm,旱季、雨季分明,雨季(5~10月)的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85%左右。哀牢山的中山濕性常綠闊葉林保護完好,主要由殼斗科、茶科、樟科和木蘭科的樹種組成。其中,殼斗科的硬殼柯、木果柯、變色錐,茶科的南洋木荷(Schimanoronhae)、翅柄紫莖(Stewartiapteropetiolata)、云南連蕊茶(Camelliaforrestii),樟科的黃心樹(Machilusgamblei)、黃丹木姜子(Litseaelon-gata),木蘭科的紅花木蓮(Manglietiainsignis)、多花含笑(Micheliafloribunda)是喬木層的主要優勢種。哀牢山分布著多種區系的森林動物,被稱為“動物王國”,是國內動物資源聚集的寶庫之一。保護區的鳥、獸類多達460種,兩棲爬行動物46種,其中列為國家重點保護的動物有黑長臂猿、黑葉猴、灰葉猴、蜂猴、懶猴、熊猴、短尾猴、水鹿、黑麂、穿山甲、蘇門羚、斑羚、綠孔雀、云豹、金錢豹、金貓、大靈貓、巖羊、林麝、斑犀鳥、紅腹角雉、錦雞、肉角雞等。此外還有大量的珍貴經濟動物、藥用動物和觀賞鳥,罕見種的相思鳥、多種畫眉、噪眉、太陽鳥、三索錦蛇、眼鏡王蛇、黑熊和赤麂等。保護區研究區域毗鄰社區為彝族聚集區,主要為王家村和大柏村。社區為典型的以種植業為主的村莊,居民主要收入來源為飼養牲畜、家禽和種植的經濟作物(主要為核桃和烤煙)。

2研究方法

2.1調查方法本研究采用實地調查和問卷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對保護區以及保護區緊鄰的王家村和大柏村進行了調查。2013年10月至12月,項目人員一直在保護區內從事實驗工作,對保護區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同時深入保護區毗鄰社區進行訪談時問卷調查。此次調查,共發放90份問卷調查,回收88份,有效問卷85份。在濕地訪問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獲取了本次項目調查所需的基礎數據。

2.2數據分析認知度=符合標準數量/樣本總數。數據分析采用Excel2003和Origi數據處理軟件。

3結果分析

3.1當地社區家庭經濟狀況調查顯示,保護區緊鄰的社區為王家村和大柏村,總人口約為1885人。其中彝族為主要聚居民族占76.5%,其次為漢族和瑤族等。社區居民家庭主體為四口之家,五口之家和六口之家及以上分別占到28.2%和29.4%。社區家庭年收入5000元及以下的家庭占38.8%,5000~10000元占29.4%,10000~20000占9.4%,20000元以上只占到1.2%。在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上,務農占64.7%,外出打工占25.9%,生意或投資占2.4%,其他收入來源占5.9%。

3.2社區居民對保護區的認知程度保護區毗鄰社區為少數民族聚居區,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造成了社區居民整體文化程度不高的結果。表1顯示,社區居民對自然保護區內的國家保護動植物的認知程度不高,對保護動植物缺少有效認知的比例都超過了1/5。但值得高興的是,占到1/3的居民對保護區受保護的動植物有較為良好的認知。調查中發現,近兩年約62.4%的社區居民沒有在保護區周邊見過野生保護動物了,見過1種的居民為10.6%,見過兩種的為5.9%,見過3種及以上的居民為5.9%。在涉及是否會自覺加入到保護野生動植物行動的調查顯示,70.6%的社區居民會自覺加入該行列,11.8%的居民表示不會加入,另有17.6%的居民表示得看實際情況。由于兩個社區毗鄰保護區,所以野生動物對社區居民農作物的偷食和破壞一直存在。此次調查顯示,近兩年已經有77.6%的居民的農作物沒有被野生動物偷食或破壞,只有22.4%的居民表示農作物依舊受到野生動物的破壞。當農作物受到野生動物破壞后,當地社區居民的態度各異。占75.3%的居民表示會想辦法制止這種情況,14.1%的居民表示會置之不理,5.9%的居民會在農作物旁投食其他食物以減少農作物的受害,只有3.5%的居民表示會去捕獲這些野生動物。國家對在保護區周邊,因國家級保護動物的偷食等行為對當地農作物造成損失的,由當地政府主管部門按照受損程度對農民做出一定的經濟補償。但在調查中,只有35.3%的居民表示了解這一政策法規,一半以上的社區居民都不知道此項政策法規。

3.3社區生產生活與保護區的關系保護區與當地社區居民的生產生活密不可分,一些居民在成立保護區之前就一直生活在保護區內。調查顯示,占50.6%的居民移栽過保護區里面的野生植物,包括食用植物、中藥材、優質樹種等。余下49.4%的居民從未移栽過保護區里的野生植物。保護區里擁有豐富的植物種類,這些種類中不乏野生蔬菜、優質中藥材、食用菌等。調查顯示,有8.2%的區民會定期或不定期的進入保護區森林采摘具有實用和經濟價值的野生植物,進入保護區采摘過1種野生植物的居民僅為3.5%,采摘過兩種的居民占到31.8,采摘過3種的為2.4%,4種以上的只有3.5%。在對待野生保護動物方面,從未狩獵過的居民占到67.0%,27.1%的居民表示現在已經不再狩獵,而5.9%的居民表示偶爾還會進入保護區狩獵。

3.4保護區管理部門對社區的指導本次調查的兩個社區為彝族聚居地,許多家庭飼養了黑山羊、牛等半放養的牲畜,保護區有時候也會成為他們的放牧地點。調查顯示,94.1%的居民不會進入保護區放牧,4.7%的居民表示會進入保護區放牧,1.2%的居民會偶爾進入保護區放牧。保護區管理局為保護區的直接管理部門,負責保護區管理和其他的相關事宜。調查中發現,68.2%的居民表示保護區管理局每年會定期或不定期的開展保護區宣傳教育相關活動,15.3%的居民表示沒有開展,而16.5%的居民表示從未開展此項活動。在對保護區的相關政策法規的知情情況上,29.4%的居民表示了解一部分,占51.8%的居民表示了解甚少,有18.8%的居民表示完全不知情。因此在對保護區管理局當前的宣傳教育活動的滿意度上,有18.8%的居民表示不滿意,48.2%的居民基本滿意,21.2%的居民表示滿意,僅有11.8%的居民十分滿意。

3.5當地旅游業發展情況保護區目前已經開展了規模適度的生態旅游項目,并在保護區里面修建了觀景臺和環湖觀光道路。在保護區是否應該開展旅游活動的調查中,10.6%的居民認為不應該,40.0%的居民認為應該,49.4%的居民認為應該適度開展。目前保護區里已經沒有居民居住,所以保護區發展旅游業之后,毗鄰的村莊自然成了為一部分游客提供住宿和餐飲的最佳場所。在村莊是否應該積極參與到保護區旅游開發這一問題上,8.2%的居民認為不應該,28.2%的居民認為應該,而占到63.6%的居民表示聽從政府安排即可。村莊積極參與到保護區旅游活動中有多種參與形式,12.9%的居民認為應該積極興建農家樂;10.6%的居民認為應該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館;15.3%的居民認為應該打造具有本村莊特色的旅游項目;18.8%的居民則表示聽從政府的統一安排;認為應該把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館和打造具有本村莊特色的旅游項目相結合的占到10.6%;認為應該將興建農家樂、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館和打造具有本村莊特色的旅游項目三者相結合的居民占到17.6%。

4討論分析

4.1提高社區居民對保護區的認知度從調查的結果來看,保護區毗鄰社區居民對保護區中的受保護野生動植物的認知度很低,許多無意的破壞源于他們對這些物種的不了解。當地社區為彝族聚居地,居民的總體文化水平不高,很多家庭除了上學的孩子識字外,家庭成員的文盲率很高。但這并不影響對居民的教育,居民世代生活于保護區里或邊緣,對保護區的野生動植物有屬于他們自己的認知體系。在走訪中發現,許多年邁的居民他們雖然不識字,但是他們認識和了解保護區里的許多野生動植物,特別是具有藥用和經濟價值的林間產品。所以,保護區管理局可以利用社區的學校作為教育基地。一方面,充分利用圖文并茂的教育手段,加強孩子對受國家保護的野生動植物的認知度;另一方面,利用社區居民農閑時間,組織科普宣傳教育活動,使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會居民辨認受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增強居民對保護區的認知度。通過此項措施的逐年推進,當地社區定會逐步對保護區產生全新的認識,并慢慢加入到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行列中。

4.2科學合理地利用保護區動植物資源保護區獨特的地理位置,成就了獨特的生物多樣性。在眾多的動植物資源中,被社區居民廣泛利用的為植物資源,大體可分為藥材、野生菌類、野生果實、經濟林木四類。自然保護區一直沿用傳統的“保壘式”保護方式,由于忽略了社區居民的利益,很少取得良好的保護效果。社區居民世代生活于此地,本就依靠僅有的自然資源生存。劃為保護區后,由于實行絕對的封閉政策,使得許多居民喪失了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當地社區居民64.7%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務農,8.2%的居民會定期或不定期的進入保護區采摘具有經濟價值的林間產品以補貼家用。保護區有超過50%的居民移栽過具有經濟價值的野生植物,并且有近10%的居民會定期或不定期的進入保護區采集林間產品,這些表明當地社區和保護區是存在有非常緊密的經濟利益鏈條。保護區南華縣管理局在此方面做了許多努力,目前南華縣大力推廣境內野生食用菌保護工程,社區居民采集野生菌可達30t左右,產值近百萬元。這一工程既提高了居民的收入,也極力增強了居民對保護區保護工作的責任感。因此,保護區在野生動植物資源,特別是野生可食合作。積極聯系科研單位,對可利用植物資源進行質量和技術評估,科學合理地引導居民引種和合理采集,既增加居民的收入來源又增強他們對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信心。

生物多樣性研究范文2

關鍵詞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菌;生物多樣性

中圖分類號 Q939.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6)22-0253-02

Abstract East Helan Mountain area in Ningxia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ine production regions of China,which has rich resources of saccharomycetes.The paper detected the diversity of saccharomycetes in the wine production region in eastern Helan Mountain area and mad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yeasts,which would lay a solid basi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local saccharomycetes,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ine,and producing win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wine production region in eastern Helan Mountain area;yeast;biodiversity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位于東經105°45′39″~106°27′35″,北緯37°43′0″~39°5′3″,處于中溫帶干旱氣候區,屬典型大陸性氣候,而且有賀蘭山屏障于西,黃河流經其東。該地區的氣候、降水、光照以及土壤條件甚至優于一些世界著名的釀酒葡萄產區,是全國第3個獲得國家原產地域產品保護的葡萄酒產區,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現已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最適宜種植優質釀酒葡萄的“黃金地帶”,是中國最佳釀酒葡萄栽培地區之一,在全國釀酒葡萄產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

葡萄酒的發酵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微生物學過程,其中酵母菌是此過程中生物體系里最為重要的微生物菌群[2]。酵母菌的性能不但ζ咸丫撇量、品質以及經濟價值和生產管理均有著較大影響,同時也對葡萄酒產品的自身風格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3]。為獲得優質的葡萄酒,發揮獨具特色的葡萄品種的優良品質,所選用的釀酒酵母菌種十分重要,優良釀酒酵母菌種是葡萄酒品質的重要保證[4]?,F如今商業酵母的廣泛使用,使葡萄酒產區風格特征不明顯,產品同質化嚴重。而本土酵母已適應本地微環境,在葡萄酒的發酵過程中容易起主導作用,更重要的是,使用本土酵母可以使釀造出葡萄酒帶有產區特色,從而避免國內葡萄酒風格的單一[5]。從20世紀90年代起,歐洲一些主要生產葡萄酒的國家已經開始對本土特色酵母菌的多樣性展開了研究。本文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對于賀蘭山東麓釀酒葡萄酵母生物多樣性的研究作出綜合闡述。

1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多樣性調查

1.1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研究過程

寧夏葡萄酒從20世紀80年代在玉泉營農場開始起步,90年代迅速發展。現如今葡萄產業已作為寧夏區域六大特色產業之一,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6]。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優越的生產釀酒葡萄條件使寧夏葡萄酒有著其他產區無可代替的地位。隨著寧夏葡萄酒的逐年發展,與寧夏葡萄酒相關的研究同時開展起來,由于酵母菌對于葡萄酒的釀造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對于酵母菌的多樣性的研究是重中之重。

2006年,劉愛國[7]將采集于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的銀廣夏三基地葡萄園、西夏王陵葡萄園、玉泉營農場葡萄園的酵母菌進行分離篩選,共收集到賀蘭山東麓葡萄釀酒酵母菌株552株,通過細胞和菌落形態觀察、WL營養培養基聚類分析,結合26S rDNA D1/D2和5.8S-ITS區序列分析,對分離篩選出的酵母菌進行分子鑒定,共鑒定出葡萄酒相關酵母8屬10種,分別為伊薩酵母屬(Issatchenkia):Issatche-nkiaorientalis;有孢漢遜酵母屬(Hanseniaspora):Hanseniasp-oravineae、Hanseniasperauvarum、Hanseniasporaoccidentalis;釀酒酵母屬(Saccharomyces):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假絲酵母屬(Candida):Candida zemplinina;畢赤酵母屬(Pichia):Pi-chiakluyveri;隱球酵母屬(Cryptococcus):Cryptococcus mag-nus;梅奇酵母屬(Metschnikowia):Metschnikowiapulcherrima;接合酵母屬(Zygosaccharomyces):Zygosaccharomycesbailii。

2006年,王 慧等[8]通過對賀蘭山東麓釀酒葡萄產區采集得到葡萄果粒或壓榨汁分離相關酵母菌株,形態學特征將分離菌株歸類,選出每類中的代表性菌株對其進行26S rDNA D1/D2基因擴增及測序,共鑒定出相關酵母10屬19種,分別為伊薩酵母屬(Issatchenkia):Issatchenkiaorientalis、Issatchenkiaterricola;有孢漢遜酵母屬(Hanseniaspora):Han-seniasporavineae、Hanseniasperauvarum、Hanseniasperaclermo-ntiae、Hanseniasperaguilliermindii;釀酒酵母屬(Saccharom-yces):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紅酵母屬(Rhodotorula):Rhodotorulamucilaginosa;假絲酵母屬(Candida):Candida tro-picalis、Candida stellate、Candida ethanolica、Candida atmospa-erica;畢赤酵母屬(Pichia):Pichiaguilliermondii、Pichiagalei-formi、Pichiafermentans;德巴利酵母屬(Debaryomyces):De-baryomyceshansenii;隱球酵母屬(Cryptococcus):Cryptococcus laurentii;梅奇酵母屬(Metschnikowia):Metschnikowiapulche-rrima;有孢圓酵母屬(Torulaspora):Torulasporadelbrueekii。

2007年,王國平[9]從寧夏青銅峽御馬葡萄酒有限公司葡萄基地的煙73、神索、梅鹿輒、雷司令、黑比諾、賽美蓉、蛇龍珠、赤霞珠品種的自然發酵醪分離篩選到葡萄釀酒酵母菌712株,通過WL培養基聚類分析以及26S r DNA D1/D2區序列分析,共鑒定出葡萄酒相關酵母菌5屬7種,分別為有孢漢遜酵母屬(Hanseniaspora):Hanseniasperauvarum;畢赤酵母屬(Pichia):Pichiakluyveri;釀酒酵母屬(Saccharomyces):Sacch-aromyces cerevisiae、Saccharomyces pastorianus;假絲酵母屬(Candida):Candida zemplinina;梅奇酵母屬(Metschn-ikowia):Metschnikowiapulcherrima、Metschnikowiaaff.Fructicola。

2009年,宋育陽[10]從寧夏賀蘭山葡萄酒廠的神索、蛇龍珠、黑比諾、梅鹿輒品種的自然發酵醪分離篩選到葡萄釀酒酵母菌425株,通過WL培養基聚類分析以及26S rDNA D1/D2區序列分析,共鑒定出葡萄酒相關酵母菌5屬5種,分別為有孢漢遜酵母屬(Hanseniaspora):Hanseniasperau-varum;釀酒酵母屬(Saccharomyces):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假絲酵母屬(Candida):Candida zemplinina;畢赤酵母屬(Pichia):Pichiakluyveri;伊薩酵母屬(Issatchenkia):Issatche-nkiaorientalis。

2013年,張春芝等[11]通過對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的玉泉營、青銅峽、西夏區、大武口4個地區的葡萄園中分離篩選相關酵母菌株,共收集到葡萄酒相關酵母菌株729株,通過顯微鏡攝像技術和利用WL培養基對酵母菌株進行分類與鑒定,共鑒定出16個酵母類型,14種(其中兩種類型無法經過形態學確認酵母菌種屬)。分別為伊薩酵母屬(Issat-chenkia):Issatchenkiaorientalis;有孢漢遜酵母屬(Hansenias-pora):Hanseniasporavineae、Hanseniasperauvarum;假絲酵母屬(Candida):Candida species;裂殖酵母屬(Schizosaccharo-myces):Schizosaccharomycespombe;畢赤酵母屬(Pichia):Pi-chiakluyveri、Pichiamembranefaciens;隱球酵母屬(Cryptococ-cus):Cryptococcus magnus;紅酵母屬(Rhodotorula):Rhodu-torula;梅奇酵母屬(Metschnikowia):Metschnikowiapulcher-rima;酒酵母屬(Saccharomyces):Saccharomyces cerevisiae、Saccharomyces pastorianus;有孢圓酵母屬(Torulaspora):Tor-ulasporadelbrueekii;酒香酵母屬(Brettanomyces):Brettanom-ycesintermedius。

1.2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豐富的菌種資源

通過對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多樣性調查結果的總結,賀蘭山東麓產區的酵母菌的菌種種類見表1。

由表1可知,賀蘭山東麓產區酵母資源至少13屬31種,其中假絲酵母屬、有孢漢遜酵母屬、畢赤酵母屬種類最為豐富,接合酵母屬、有孢圓酵母屬、裂殖酵母屬、德巴利酵母屬、酒香酵母屬只有1種。

1.3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與我國各產區酵母資源的比較

根據姜凱凱等[12]的研究表明,膠東半島葡萄酒相關酵母酵母資源至少為10屬24種,河北昌黎篩葡萄酒相關酵母資源至少為6屬9種,河北沙城葡萄酒相關酵母資源至少為10屬18種,甘肅河西走廊葡萄酒相關酵母資源至少為12屬33種,新疆天山北麓葡萄酒相關酵母資源至少為7屬13種,云南產區葡萄酒相關酵母資源至少為9屬13種,東北產區葡萄酒相關酵母資源至少為5屬6種。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菌屬(種)與其他葡萄酒產區數量對比如圖1所示。

2 結語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資源至少有13屬31種。本產區葡萄酒酵母資源與國內其他產區相比,屬占全國比例的81.3%,為比例最高的產區;種占全國比例56.4%,僅次于甘肅河西走廊葡萄酒產區。由此可見,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生物多樣性高,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酵母菌對葡萄酒發酵有著巨大影響,雖然商業酵母能夠使釀酒葡萄發酵得更為完全,但由于酵母是無性繁殖,人工培養的酵母就會帶有同樣的生理特征,長期使用單一的商業酵母會使葡萄酒的口味同質化嚴重,導致葡萄酒缺乏典型的地域特征。研究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酵母生物多樣性,尋找完美適應當地環境的酵母,或將本地特色的野生酵母加以馴化,對于展現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的風土特征具有重大意義。

總之,要充分利用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的各種資源,發掘出具有當地特色的酵母菌種,積極開展本土酵母資源的調查,同時也要把酵母菌種的調查研究運用于實際生產中,這對于生產具有產區特色的酵母菌種質、研發具有地域特征葡萄酒、發展寧夏本土特色經濟意義重大。

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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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屈洲平,秦丹.葡萄酒發酵菌種的篩選研究進展[J].農產品加工(學刊),2014(4):66-70.

[3] FLEET G H.Wine yeasts for the future[J].Fems Yeast Res,2008,8(7):97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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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國平.寧夏御馬葡萄酒廠酵母菌的鑒定及發酵動態變化研究[D].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9.

[10] 宋育陽.寧夏賀蘭山葡萄酒廠酵母菌的鑒定及多樣性研究[D].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9.

生物多樣性研究范文3

關鍵詞:城市綠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引種;鄉土植物

1 城市綠化建設中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必要性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進行工業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對于環境問題的增加。對于國內國外而言,都會面臨著一個重要的制約經濟因素,那就是生態環境因素,因為不論國內還是國外,在進行經濟和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浪費和破壞生態資料。而且,在以往城市發展建設過程中,總是忽略生態保護的重要意義,過分重視經濟發展,使得當人們意識到生態資源保護重要性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如今,隨著經濟進一步的發展,雖然已經對于生態資料保護和節約問題得到了重視,但是,在實際發展過程中,仍然每天保持著一定數量的物種滅絕,還是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所以,面對如今各國所遇到的生態資料破壞和生態物種滅絕的嚴峻形勢,人們已經開始充分認識到城市綠化建設的重要性,而且在城市綠化建設中也開始廣泛使用增加生物多樣化的方法。

大多數城市在進行綠化建設的時候,通常會采取單一的綠色植物進行種植,基本不會與現代生活進行結合,事實上,生物多樣性是促進城市綠化的重要基礎。城市綠化應該堅持以自然生產力為中心的原則,應該和城市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綠色建設中對于生物多樣性的增加,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潛在綠色資源,它能夠有效地促進物質循環、凈化空氣,保存土壤和水的品質,以確保生物基因庫的完整,這是一種寶貴的自然資源。而且,增加生物多樣性,還能夠幫助城市恢復和發展以往被破壞的生態環境,所以,增加生物多樣性是城市綠化建設必不可少的一個過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綠化過程。

2 城市綠化建設過程中增加生物多樣性的方法

2.1 加強對生物多樣性以及城市綠化的認識

事實上,現在的城市綠化建設仍然缺乏對于綠化建設的理解,只有掌握和理解城市綠化建設的歷史和地理之間的聯系,才能夠在城市綠化建設中增加生物多樣性。在城市綠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綠草全部清除,這種方式未嘗不是對生物物種多樣性的破壞,不可小看物種對于城市綠化建設的價值,因此,需要從不同層次的生物多樣性中了解到對于城市綠化有所幫助的部分。

2.2 保護和發展城市生態結構

在一個地域之中,所有物種都能夠形成一個群落,所以,對于城市而言,物種群落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結構,城市綠化建設中應盡量選擇物種適應的環境,并提高物種分布區域,使綠色網絡體系更加完善。在進行城市綠化建設之前,對城市的整體結構進行分析和了解,使得在進行綠色建設同時豐富物種的多樣性。同時,還需要加強城市物種結構的穩定性和自我恢復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將綠化建設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與此同時,城市綠化薄弱的地方,需要通過合理規劃和引進新物種的宏觀層面上,進行生態造林。例如,城市的綠化建設,不僅要考慮到增加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對于動物的多樣性,也應該考慮到其中。而且在進行城市綠化建設設計的過程中,不應該只是專注于垂直結構的設計,還應該形成綠色建設的水平結構設計,這樣做的方法,能夠為生物物種的多樣性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間,有利于生態系統的穩定。

2.3 進一步完善的方法

雖然,在城市綠化建設中增加生物多樣性有利于城市的綠化和生態保護,但是,對于增加生物多樣性的方法而言,并不是人為的進行搭配就能夠實現的。如今,城市綠色建設中主要以人工栽培的方式為主,因此,生物多樣性不能等同于物種多樣性。要考慮他們是否能夠結合在一起,從而實現綠色網絡結構的整合。由于,人工種植存在不穩定的客觀因素,所以必須在保護開發過程中充分利用現有的生態多樣性,這將會節省大量的人力和財力,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城市綠化建設中增加生物多樣性,能夠保持生物多樣性對于城市的綠化效果,并且建立良好的生態結構。

總之,在進行城市綠化建設中,如果只是單純重視種植植物種類的增加,而沒有充分認識到生物物種生態環境適應性和特性的重要性,也是不能夠起到相應的生態改善作用的。

參考文獻

1 吳暉,周青.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化城市環境的影響[J].生物學教學, 2011(3)

生物多樣性研究范文4

關鍵詞:物種多樣性;生產力;關系

中圖分類號:Q948.1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2)04001104

1 引言

全球環境變化的成因及其后果,與各生態系統(生物圈)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尤其是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的關系直接影響著環境的變化。在討論生態系統功能與物種多樣性之間的關系時,生產力又被認為是具有受生物多樣性影響的一個重要的生態系統功能特征。因此應研究各種生態系統中物種多樣性和生產力的關系,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就可以快速提高生態系統生產力,從而達到改善生態環境,持續發展的目的。

2 物種多樣性和生物生產力的概念

物種多樣性指某一生態系統中物種豐富度,又稱生物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對生態系統功能作用的研究是生物多樣性研究的核心領域之一。特別是群落或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生物多樣性與生產力的關系問題是近年來群落生態學中研究的中心問題。其中群落的結構指標是群落的物種組成,功能則指物質和養分循環、生物量和生產力等代表性指標。所以生態系統生產力水平是其功能的重要表現形式,而植物群落的生產力,即生態系統的初級生產力,是生態系統生產力的基礎。

生物生產力是指生物及其群體甚至更大尺度(包括生態系統及生物圈)生命有機體的物質生產能力,它隨著環境的不同發生變化,因此,它又成為環境變化和地球系統健康與否的指示物。物種多樣性是生態系統結構的一種度量,所以在某一地區,自然狀態下物種變化引起生態系統生產力變化如果是正常的,則證明該系統處于健康狀態;反之系統處于紊亂狀態。因此研究群落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的關系對于闡明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統功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3 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的關系

許多研究表明在自然群落中植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密切相關,其相關格局主要有線性關系(單調上升或下降)、單峰關系(中等生產力水平多樣性最大)與不相關3種形式,但由于對3種關系的看法和解釋各不相同且存在很大爭議,因此,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的關于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之間關系的模式。

3.1 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呈線性關系

目前對于多樣性、生產力正效應的作用機理主要有兩種解釋:生態位互補和取樣效應或者稱為抽樣效應。生態位互補是指不同物種在資源利用上存在差異,或物種間存在正的相互作用,表明物種多樣性會導致生態系統功能的優化。取樣效應是指物種豐富的群落包含高產物種的可能性更大,而這些高產物種往往成為生態系統功能的主要貢獻者。

在關于混交林和純林孰優孰劣的研究中,發現混交林的優越性除了表現在抗干擾能力較強外,其生產力也較高。如華南的馬尾松純林與由馬尾松、藜蒴栲組成的混交林相比,后者的生產力較高,而且其差異性明顯。原因是混交林的生產結構更合理[1]。很明顯,混交林的物種多樣性比純林要高。

Tilman進行了Cedar Creek多樣性-生產力、可持續性實驗。該實驗采納 Givnish的建議。在生態條件一致的147塊樣地(3m×3m)上,用播種的方法建立分別含有1、2、4、6、8、12、24種植物的群落。前5個豐富度水平的群落各有20個重復,l2物種數群落有23個重復,24物種數群落有24個重復。每個群落的物種從一個具有24個北美草原植物種的物種庫中隨機選擇產生。第2年,檢測不同群落的蓋度,以此作為群落生產力的指標;檢測植物根區土壤中NO-3、NH+4濃度,以此衡量群落利用資源的能力;檢測植物根區下土壤中NO-3、NH+4濃度,以此衡量群落的淋溶損失(1eaching loss),并且在受人為控制的草地上選取具有不同物種豐富度的樣地進行上述檢測工作。實驗結果顯示:豐富度高的群落,生產力更高、土壤中礦質資源利用得更充分、淋溶損失更少,即營養保持力更強。Tilman的實驗結果支持了關于物種多樣性對系統生產力和可持續性存在正效應的假說[2]。

然而,Huston認為是選擇概率效應制造了上述結果。含有更多物種的群落具有更大的包含高產物種的可能性更大,而混合植物群落的生產力往往是由少數高產物種決定的。這樣,從一個物種庫隨機抽取不同種構成的具有不同物種豐富度的群落,平均而言,物種豐富度越高其生產力就越高[3]。

Naeem巧妙地設計了“生態箱”的實驗來研究物種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功能的關系。他在人為控制其環境的房間里,用互相隔離的小室構建陸生微宇宙。在小室里,分別用9、15和31個物種組成一個多營養級的群落,低物種數的群落作為高物種數群落的子集,來模擬自然界中生態系統丟失部分物種的情況。該實驗測定了5個生態系統過程:群落的呼吸、分解、營養保持、植物生產力、保墑。實驗發現,物種豐富度高的微宇宙吸收更多CO2,有更高的生產力。Naeem據此認為物種多樣性對系統生產力有正效應,并從植被角度給出了解釋,多樣性高的系統中植物對空間占有更有效,可以吸收更多的光[4]。

而Huston對該實驗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非隨機性選取物種的方法使豐富度低的系統中僅有一些個體矮小的植物,而豐富度中等和高等的系統中含有個體較大的植物。實驗結果可能是由于植物個體大小的差異造成的,而非物種多樣性本身[3]。

在我國典型干旱山地系統中,對3個典型生境類型(沙化草地、土質陰坡、石質陰坡)的植物群落進行取樣,分析植物群落多樣性與其生產力關系。結果表明3個生境條件下,3種多樣性指數(Shannon-wienner指數、Simpson指數、Margalef豐富度指數)與生產力的線性關系擬合結果較好,說明干旱山地植物物種多樣性與其生產力關系是線性關系[5]。

杜國禎、劉正恒等以青藏高原東部地區典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為背景,從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尺度水平研究了植物群落中物種豐富度與生產力(地上部生物量)關系的基本模式。得出結論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種豐富度與生產力的關系呈對數線性增加關系,這實際上是空間和時間尺度放大時在時間和空間尺度的相互作用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種豐富度與生產力關系的一種總體模式[6,7]。

關于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的負線性關系研究較少。李曉捷等在研究涇河流域森林植被類型物種多樣性和生產力關系時發現,樣方7個群系的喬木層、灌木層、草本層多樣性與生產力的關系分別表現為單調下降、單調上升、不明顯,群系總體多樣性與生產力的關系為單調下降[8]。

3.2 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呈單峰關系

另一種假說認為,多樣性和生產力呈一種單峰曲線形式(狀似駝峰,故也稱為駝峰模型),即多樣性在低水平時隨生產力的增加而增加,但最終在達到足夠高的生產力時反而降低[9]。

駝峰模型假說是建立在競爭排斥理論基礎上的。駝峰模型假說可以預測在有限資源的基礎上競爭共存的植物種的數量,即物種在較低的資源供給狀態下,隨資源水平的提高而逐漸增加;但當資源水平變得很高時,物種數目則開始下降。Abramsky和Rosenzweig后來將該假說應用于動物生產力與多樣性之間的關系中。Grime最早注意到了在生產力與多樣性之間有這樣一種單峰關系。近年來,在所有提出的生產力和多樣性關系的假說中,該假說被認為是唯一得到了實驗和理論上的支持,甚至這種單峰格局被稱為唯一真實的生產力格局,而Huston DeAngelis也認為多樣性這種沿著生產力梯度格局的單峰曲線響應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但以上的描述都隱含了一個事實,即均認為競爭程度的增加是導致高生產力時多樣性降低的原因,同時,高生產力將降低有限資源的空間異質性,使得生境變得更為均勻。

Hector的文章中提供的數據可以發現,在歐洲草地實驗的shefield UK 樣地,物種數超過8后,生產力不再上升,反而下降[10]。

科爾沁沙質草地群落的物種豐富度和多樣性與初級生產力呈顯著的負二次函數關系,支持隨生態系統生產力的增加,物種多樣性為單峰形式,即在中等生產力水平物種多樣性最高的觀點[11]。沙質草地群落物種多樣性的變化,反映了由濕生化和土壤貧瘠化生境向中生、中旱生生境逐漸遞增的趨勢。濕草甸類型具有較高的生產力和較低的物種多樣性傾向;嚴重沙漠化類型具有低的生產力和低的物種多樣性傾向,而輕度和中度沙漠化類型具有中等生產力水平和最高的物種多樣性[12]。

3.3 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的不相關性

Mittelbach和Waide搜集了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關系的以往文獻進行分析,他們發現隨著研究的生物類型(植物、動物或微生物)、環境類型(陸地或水生)、時間空間尺度的變化,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關系也發生變化,并沒有一致模式[13,14]。

Mittelbach 等基于地理范圍,給出了4種空間尺度:地方的(0~20 km)、景觀的(20~200 km)、區域的(200~4 000 km)、大陸至全球的(4 000 km以上);基于生態學意義,給出2種生態尺度:一個群落類型內的、跨群落類型的。在Mittelbach的調查中,他們發現:首先在不同空間尺度的模式中,對維管植物而言,小于大陸至全球尺度的多表現為單峰曲線關系(占41%~45%),其次是正相關關系。在大陸至全球尺度上,單峰曲線關系、正相關關系同時表現為最多的關系。對動物而言,不同的空間尺度中沒有表現出模式上的顯著變化。正相關、負相關、單峰曲線關系都很常見,沒有那種模式占主導地位。在不同的生態尺度中,不論對動物還是植物,與一個群落類型內的情況相比,跨群落類型中的單峰曲線關系更為常見。在水生系統與陸地系統中,單峰曲線關系在水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65%),在陸地系統的無脊椎動物和植物中也很常見。水生系統與陸地系統中生產力與物多樣性關系總體分布上的差異對植物而言是顯著的,對動物而言則不顯著[13]。

在Waide的調查中,30%呈單峰關系,26%呈正線性關系,l2%呈負線性關系,32%關系不明顯。在大多數文獻中,生產力與物種多樣性關系的模式隨尺度的變化而變化[14]。

總之,現有的數據不足以得出生產力與物種多樣性關系的一般模式。不論是理論的分析還是實際的結果都告訴我們,在生產力與物種多樣性關系中,尺度的依賴性是極其重要的。

杜國禎、劉正恒等的研究也表明隨著研究的時間和空間尺度的改變,物種豐富度與生產力的關系會發生一些相應的變化,但空間尺度比時間尺度對物種豐富度與生產力的關系造成的影響更為顯著,這可能與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生長季短有關[6]。

矮篙草草甸、小篙草草甸和金露梅灌叢群落中物種多樣性與生產力的關系呈線性增加關系,藏篙草沼澤化草甸群落中線性增加關系不顯著,這表明群落生產力除受物種多樣性的影響外,也受物種本身特征和環境資源的影響[15]。

4 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前景展望

(1)片面強調物種多樣性對生產力的作用,而忽略了物種特性和物種組成對生產力的作用。了解種與種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種關系,這對于探討物種對生態系統的貢獻、多樣性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都是必須的[16~18]。另外,相似功能的物種可以組成功能群,功能群的多少和特性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也是很有意義的[18]。

(2)對尺度問題的認識。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是隸屬于不同的生物組織層次的,多樣性屬于群落范疇,生產力屬于生態系統范疇。群落生態學主要關心生態系統生物學組分的動態、進化等,其出發點是種群間的相互作用;而生態系統生態學主要關心生物與非生物所構成的整個生態系統的功能,如生產力。這兩個分支學科之間的交流是很少的。傳統的群落生態學將物種多樣性視為受非生物條件和生態系統水平限制的變量;而傳統的生態系統生態學將優勢種看作生態系統過程的生物決定性因素[19]。如何尋找連接二者關系的結合點是了解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關系的突破口,這也將有助于群落生態學與生態系統生態學的真正的綜合[19]。

(3)實驗的設計問題。在今后的實驗設計中應該避免伴隨物種多樣性的變化而產生的其他因素的效應,至少要能區分這種伴隨的隨機因素與多樣性本身的作用。另外,大多數野外實驗都忽視除控制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認為它們對不同的生態系統的作用是相同的。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因為不同多樣性、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對不同的環境因素的敏感性是不同的。今后的實驗應該更加小心的控制那些可能增加環境異質性的限制因素,以求得出生產力與物種多樣性關系的一般的模式。

(4)實驗的設計由于受到研究項目的規模、資助強度、時限等的限制,實驗往往都局限于低多樣性簡單的系統;只考慮地上的多樣性,忽視地下微生物多樣性;只考慮某個生態學尺度的多樣性。因而,高多樣性的生態系統、跨群落生態系統尺度、綜合考慮地上地下多樣性的實驗應該多做??傊?實驗本身存在缺陷也是造成紛爭的根源之一[20]。

2012年4月 綠 色 科 技 第4期5 結語

對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關系的研究已經深入開展。然而,至今尚未找到普適的理論來揭示二者之間的模式或作用機制,這也說明了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關系的異常復雜性。面對目前復雜而繁多的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關系的研究,如何將它們整合到一塊,形成一個明確、統一的認識,這需要我們繼續堅持不懈的努力。對尺度問題的深入研究在這方面有可能會起到關鍵的作用。面對日益加劇的人類對地球生態系統的控制,我們保持最大多樣性的努力需要我們對多樣性有更多、更完整的認識,地球多樣性存在的原因和對它的保護仍然是擺在生態學和社會學面前的重大挑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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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研究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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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研究范文6

關鍵詞: 中學生物教學 生物多樣性教育 必要性 途徑

一、生物多樣性的豐富內涵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或biological diversity)是指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以及其生存環境構成的自然綜合體,包括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和生態系統多樣性(ecosystemic diversity)。廣義的遺傳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物所攜帶的各種遺傳信息的總和。狹義的遺傳多樣性主要是指生物種內基因的變化,包括種內顯著不同的種群之間,以及同一種群內的遺傳變異。遺傳多樣性主要包括形態多樣性、染色體多樣性、蛋白質多樣性和DNA多樣性。物種多樣性是指地球上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種類的豐富程度。物種多樣性既是生態系統多樣性的基礎,又直接顯示基因多樣化。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物圈內棲息地、生物群落和生態學過程的多樣化,以及生態系統內棲息地差異和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是生命支持系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中學生物教學中生物多樣性教育的必要性

1.加強生物多樣性教育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生物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人類的食物如糧食、水果、蔬菜、魚、肉、蛋、禽等全部來源于生物;人們穿著的棉織品、絲織品、毛紡織品及皮革制品也直接來源于生物;生物還提供了絕大部分的中藥材,以及橡膠、紫膠、白蠟、木材、油脂等工業原料。人類的生活環境也依賴于生物,如水土保持、氣候調節等。生物多樣性還為人類的仿生學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意義的啟迪,使雷達、飛機、照相機、風暴報警儀、紅外線跟蹤儀、電腦等一系列的高科技產品的制造和生產成為現實。[1]據記載,自公元1600年以來,共有724個物種消亡。物種滅絕速度高于自然滅絕速度的3千―4萬倍,到20世紀末全球有5―6萬種生物受滅絕威脅,1/5的植物受威脅。[2]因此,可以說當今全球人口、糧食、能源、生態環境惡化等全球重大問題與生物多樣性的銳減有關。當前生物多樣性的銳減使人類基本需要的選擇余地大大縮小,動搖了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人類社會要可持續發展,首要的是要保護和恢復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

2.加強生物多樣性教育是落實中學生物教學目標的客觀要求。

《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了在“中小學的課本中增加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內容”?!吨袊锒鄻有员Wo行動計劃》更詳細地指出:“學校對生物多樣性的教學不足”,“現在在各級學校的課程中,生物多樣性保護還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增加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課程,編寫教材,制作教具并對教師進行專業培訓”,“所有中學和小學要在自然常識和生物學教材中增加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基本知識的內容,對中小學生進行啟蒙教育,利用保護區、點和其它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場進行實地教育”。而我國現今絕大多數學校沒有開設保護生物學課程,但新《生物課程標準》已經明確把生物多樣性教育作為生物學教學的主題,課程中也涵蓋了大量有關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內容。如生物課本初一(下)增加了“鳥類的多樣性”、“哺乳動物的多樣性”兩節;初二增加了“生物與環境”一章;高中生物課本也設有“生物與環境”一章等。因此在中學生物教學中滲透生物多樣性教育是落實生物多樣性教學目標的客觀要求。

三、中學生物教學中實施生物多樣性教育的途徑

1.挖掘教材內容,寓生物多樣性教育于課堂教學之中。

初高中生物教材包含了大量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內容。有的比較集中,有的比較分散;有的顯現,有的隱含。教師應深入研究、挖掘教學內容的內涵,盡可能從生物多樣性所包含的三個方面滲透。

教師可結合初中教材中生物分類知識的教學,展示物種多樣性,并強調生物資源雖是可更新資源,但過度開發利用,超過生物負載能力,物種數量會下降甚至崩潰。例如由于過度采伐,我國瀕臨滅絕的高等植物已達4000-5000種。藥用植物中,天麻、人參、黃芪、茜草、沙仁也由于大量挖掘而減少。在講授初中生物教材第八、九章,高中生物學教材第六、七、八章生物的類群和生物的進化時,我們可以適當穿插物種多樣性的介紹,并強調生物的進化是不可逆的,已經滅絕的物種如恐龍等不可能在地球上重現。教師可結合高中教材生態系統一節,介紹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初中教材第十章,高中教材第七、八章,當講到生物與環境、環境保護、保護珍稀生物等章節時,我們可以將生態環境的保護、自然保護區的建立與生態系統多樣性聯系起來,將瀕危珍稀野生動植物保護與種質資源保存和物種多樣性保護聯系起來。在中學生物教材中談到的食物鏈也是物種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生態系統典型實例:在植物植食性昆蟲捕食性昆蟲食蟲鳥類食物鏈中,各級營養關系都保持著一定的數量,維持著自然的生態平衡。如果人為地打破了這種平衡,就可能產生嚴重后果。此外,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所謂的“害蟲害獸”,也是使學生充分認識每一物種存在價值和生態系統穩定的關鍵。告訴學生進行害蟲的綜合防治時,保留一定的害蟲數量,就可以維持一定數量的捕食性昆蟲和鳥類,將害蟲控制在較小的數量水平上,危害較小或不造成危害,農作物抗災害能力才能較強。相反,如果過分地強調消滅害蟲,大量噴施農藥,雖然能暫時消滅大量害蟲,但同時也大量殺死了害蟲天敵。部分幸存的害蟲,由于具有極強的繁殖能力和產生了抗藥性,短時間內就會迅速蔓延,而害蟲天敵則在短時間內不能恢復到相應的水平,因而使害蟲成為災害。所以,保護生物多樣性,不僅要保護那些對人類有益的、珍稀瀕危動植物物種,而且要保護害蟲天敵,使自然界的生物物種多樣化,維持穩定合理的生物物種的多樣性,維持生態平衡。因為一個生態系統中,每一種生物都具有一定的地位,且各種生物相互依存,維持相對平衡。生物種類越多,相互關系越復雜,生態系統就越穩定,因此我們應當盡可能地維持生物多樣性。教師可結合初中生物學教材第七章、高中生物學教材第五章“生物的變異”一節的教學,介紹遺傳多樣性。總之,生物教學自始至終都要注意引導學生保護自然的真、善、美,愛動物、植物甚至微生物,使保護生物多樣性成為學生的自覺義務和行為。

2.理論聯系實際,寓生物多樣性教育于各項活動之中。

在生物教學中滲透生物多樣性教育,課堂理論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學生走出課堂,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寓生生物多樣性教育于實踐中,從而開闊其視野,增強其感性認識、提高其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認同感。

(1)可積極組織學生開展課外興趣活動。進行野外調查、參加夏令營、知識競賽、小實驗、收看有關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影像資料、舉辦主題板報、墻報展覽、主題班隊會等各類活動是進行生物多樣性教育的很好途徑。例如,課余可組織學生調查本地區存在的動植物類群或受威脅的生物物種,指導學生針對調查結果進行認真討論,并學會撰寫調查報告,鼓勵學生就如何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物種瀕危的形勢及有效對策、生物種質資源的保存、生物多樣性資源的綜合利用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使學生領悟發展經濟絕不能以破壞生物多樣性為代價;組織學生參觀保護區、植物園、動物園、標本館,以及有關的學校和科研機構。

(2)教師可結合每年的一些特殊紀念日,如“世界地球日”、“世界環境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植樹節”、“國際濕地日”、“愛鳥周”、“保護野生動物宣傳月”等組織學生舉行一些有益的宣傳紀念活動。在街頭、廣場等公共場所設立宣傳站或咨詢點,或組織文藝演出等豐富多彩的活動來加強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知識的宣傳、教育,使學生真正成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積極參與者。

(3)積極營造保護生物多樣性教育的校園文化建設。如在學校生物實驗室懸掛國家保護動、植物名錄,陳列標本或模型。有條件的還可設置生物園,讓學生自己動手種植一些作物,飼養一些小動物,從而培養他們熱愛生命、保護生物的強烈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在生物選修課、研究性課程、講座中開展生物多樣性教育。選修課、研究課和講座這種形式系統的教育,能使青少年對保護生物多樣性教育有更深刻的認識。

總之,通過這些實際活動,學生能深知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懂得生態環境與人類生存的密切關系,從而具有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主人翁意識。

3.加強學科聯系,寓生物多樣性教育于融會貫通之中。

雖然在生物教學中滲透生物多樣性教育是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但作為人類必備的生態文明素質――保護生物多樣性意識――的培養畢竟不是某一學科所能獨立承擔的,它更需要多門學科融會貫通。因而,我們還必須注重學科的橫向聯系和滲透,發揮整體性優勢,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物教學的整體效益。在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設置中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課程除了生物學之外,還包括地理、物理、化學等。我們可以與其他學科教師積極討論,把生物多樣性教育納入到其它各種學科中。在這些課程中滲透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可以使生物多樣性得到更廣泛的重視和認識,從而收到更好的教育普及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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