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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醫學證明樣本范文1
一、考評工作領導組
二、督查及驗收時間
考核時間：2015年3月23日--3月30日。
三、考核主要內容
㈠期內主要工作指標完成情況。
1、二多孩政策符合率。
2、政策內二多孩早孕發現率、一孩及政策內二多孩孕情發現率、政策內二多孩無孕情出生比例。
3、期內長效節育措施落實率、期內補報出生長效節育措施落實率、已婚育齡婦女綜合避孕率。
4、統計準確率。
㈡全員及已婚育齡婦女信息建檔準確情況。
㈢全員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規范情況。
㈣依法行政、民生工程開展情況。
㈤協會、人口基金工作落實情況。
㈥科技服務、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工作開展情況。
㈦群眾滿意度情況。
四、調查時點
時期指標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生育、節育情況。
時點主要指標為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24時。
五、考評方式
采取現場考評和村級業務考評兩種方式進行考評，現場調查樣本規模在2000人左右。
㈠現場考評主要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分室外和室內兩個組。室內組主要負責“2015年第一次現場考核軟件資料調查表三”內容的調查。到達樣本點村后分5個小組進行，每小組兩人，具體負責調查以下內容：1、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生育、節育及長效節育獎兌現情況，同時每個調查小組必須查一戶人口基金救助對象的保險卡發放情況，并將調查情況記錄到表一“期內生育、節育情況調查表”；2、以表一生育節育對象為主線逐戶見面走訪調查全員信息至少40戶，每小組至少8戶達24人以上，具體詢問調查每一戶中常住人口全員建檔準確情況；調查40周歲以內已婚育齡婦女共4名，每小組至少1名，具體詢問調查已婚育齡婦女的結婚、懷孕、子女出生、節育措施落實情況，同時必須詢問該育齡婦女2015年10月以來孕環檢情況，育齡婦女手冊登記孕環檢信息和口述參檢的均可；3、圍繞全員人口調查民生工程對象戶2015年資金兌現及新增對象證件的發放情況、絕經期上環婦女發放取環通知書及取環情況、免費參加孕前優生健康檢查對象的評估報告書送達情況和人口基金救助戶2015年一卡通資金兌現及幸?？òl放情況每小組至少查2名。4、流出市以外的18-49周歲成年育齡人員至少25名，每小組5名，其中18至49周歲育齡婦女不得少于15名，每小組3名，具體詢問調查流出人口建檔準確情況；5、群眾滿意度調查采取現場與電話隨機調查相結合的方式，本次主要為現場調查，調查對象主要對有20—40周歲育齡婦女以及四證辦理、單獨核查、免費優生健康檢查、獎扶對象（以下簡稱四類重點服務對象）等家庭實行調查詢問，總樣本量為20戶，室外五個調查小組主要負責調查20-40周歲育齡婦女一般人群，每小組至少4戶。
㈡村級軟件考核于3月31日之前完成，詳見附件1：各村村級業務考核細則。
六、考核匯總
全員人口及育齡婦女相關信息核對使有3月22日備份數據，流動人口核對使用調查前一天數據。
七、調查紀律
調查員要認真履行調查職責，確保調查質量，在調查過程中要嚴格按要求不得隨意增減調查指標，不得隨意擴大或縮小樣本點小區范圍，不能隨意更改調查數據，不得故意錯登有關信息。
調查員在調查當天不得向被查村泄露調查表入戶調查內容情況。
調查組在樣本點小區內必須保證足夠的調查時間，應不低于3小時。
八、注意事項
㈠調查表格填寫完整、字跡清楚。
㈡對樣本點村范圍內常住戶納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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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證醫學可以篩掉
副作用大的藥物
藥物可以治療疾病，但是在治病的同時往往會伴隨出現一些人們不希望出現的副作用或不良反應。上世紀六十年代，在英國、日本等國家出生了一萬多名畸形兒，他們四肢像短棍，有的甚至沒有胳膊和腿，手和腳直接連在身體上，很像海豹的肢體，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海豹肢癥。研究發現，這一災難原來是由當時一種叫做反應停的新藥引起的，這種藥治療孕婦妊娠嘔吐效果非常好，對母體的毒性很低，但是對胎兒的毒性明顯大于母體，致畸率高達50%～80%。
如何才能把這些副作用大的藥物篩選出來，不能等出現了這類悲劇以后才被發現。循證醫學研究的出現為淘汰副作用大的藥物提供了科學的證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利多卡因預防急性心肌梗死后的心律失常。利多卡因是一種具有抗室性心律失常作用的藥物，醫學界從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生理機制推測，心肌梗死患者發生室性心律失常是導致猝死的重要危險因素，因此利多卡因曾經成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出現心律失常的常規用藥。然而，經過循證醫學試驗研究證明，利多卡因雖然能抑制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臟傳導系統異常誘發的室性心律失常，但是卻增高了患者的死亡率，也就是說，使用該藥對急性心?；颊邅碚f病治了，命沒了，有害無益，所以現在臨床上治療心梗患者的心律失常已經淘汰使用利多卡因，這就是循證醫學發揮了作用。
循證醫學可以選出
高療效的藥物
循證醫學不僅可以篩掉副作用大的藥物，還可以選出高療效的藥物。循證醫學研究看重的是患者用藥以后癥狀改善的實實在在的證據。循證醫學研究評價藥物療效時，是在大范圍內收集大量疾病相同，但年齡、體質、生活環境等自身條件多種多樣的患者，每一位患者按照隨機產生的編號分成兩組，一個是用藥組，一個是對照組，用藥組使用一種藥物治療，對照組使用另一種藥物治療。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知道入選患者使用的是用藥組的藥物還是對照組的藥物，患者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到了最后揭盲的時候，按照藥物編號統計出結果來，大家才能知道用藥組的療效如何，對照組的療效又是怎樣，二者一對照就能看出哪種藥物療效更好、安全性更高。
出生醫學證明樣本范文3
1 剖腹產對新生兒的不良影響
1.1 剖腹產兒綜合癥（剖腹產呼吸系統并發癥的統稱，指窒息、濕肺、羊水吸入、肺動脈高壓、肺不張和呼吸窘迫綜合癥等）現在認為是未被及時清除的肺液、也即羊水污染變質所致。[3]丹麥Aarhus大學醫院的Anne kirkeby hanshen和同事發現，校正其他會影響嬰兒呼吸的因素之后，37周時選擇剖宮產的小孩有3.7倍的風險，38周選擇剖宮產的小孩有3.0倍風險發生新生兒暫時性呼吸急促（一種稱為濕肺的（wet lung）狀況）、呼吸窘迫癥候群、或者持續性肺高壓癥。[6]
1.1.1 新生兒暫時性呼吸增快、新生兒濕肺（TTN）、II型呼衰
剖腹產令濕肺癥患兒增多。麻醉通過兩種方式抑制胎兒呼吸，術中媽媽因呼吸抑制的低氧血癥，影響寶寶氧氣供應和代謝廢物排除出；麻醉直接抑制新生兒的呼吸。[7][8]
經陰道分娩的新生兒，由于產道的擠壓作用，娩出時肺液被清除，而且由于宮縮的發動，產婦分泌的壓力激素刺激嬰兒產生肺泡表面活性物質，促進肺的成熟，因此，順娩出生的嬰兒，很少有暫時性呼吸增快(TTN)的問題。正常情況下，規律的宮縮，是分娩正式發動的信號，表明胎兒生物時鐘已經成熟，也即胎兒的各種內臟器官及其機能的成熟，陣痛是胎兒臨盆最準確的信號。剖腹產的嬰兒由于沒有經過產道的擠壓，肺液不能及時被清除，導致嬰兒出生后呼吸暫時性增快。臨床上我們觀察到，剖腹產的新生兒由于出生后呼吸暫時性增快而被轉入兒科的大約占剖腹產總數的1%-2%。
1.1.2 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癥（NRDS）
NRDS是因患兒缺乏肺泡表面活性物質，導致呼吸窘迫和呼吸衰竭的疾病。這種疾病多見于早產兒，胎齡越小嗎，發病率越高。但近些年來，足月兒患此病的越來越多?！逗贾萑請蟆?010.4.15報道：僅三月份，省兒童醫院新生兒監護病房收治的足月的嚴重NRDS的患兒就有6例；2006-2008年間，收治嚴重的此類患兒70例，2009年超過50例。目前，這一數字顯示出逐年遞增的態勢。因為，當我們選擇剖腹產時，所依賴的是產婦的末次月經和最近一次超音波的檢查，但那不一定準確，醫生和產婦不應該過多依賴超聲波檢查。
1.2 感覺統合失調
有研究證明，剖腹產嬰兒的抗壓能力、平衡能力、動作協調能力差、學校學習力、社會適應力、服務社會的能力都有下降，并有可能成為社會和家庭的負擔。[4]
1.3 易患哮喘
挪威公共衛生研究機構最新發現：同自然分娩的嬰兒相比嗎，剖腹產兒患哮喘病幾率要高50%。[9]荷蘭國家公共衛生研究所的斯密特博士及其同事對2917例1966年出生且已滿31歲者的哮喘、過敏性疾病、生產史等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經剖腹產出生的嬰兒成年后患哮喘的風險較順產者高3倍。[10]
1.4 易患腹瀉和食物過敏癥
慕尼黑Ludwig-maximilians大學的研究者們在2004年的研究結果發現：剖腹產的嬰兒在他們出生后12月內更易出現腹瀉，對牛奶和其他食物的過敏現象比正常生產的嬰兒高2倍。[11]
復旦大學王炳順研究發現，嬰兒常見病一年總計比較中，剖腹產術與嬰兒疾病的發生沒有關聯，剖腹產兒發生嬰兒腹瀉的危險是陰道分娩兒的1.25倍（95%CI:1.01-1.56）。[11]
1.5 可能影響嬰兒將來的神經心理發育
研究發現，剖腹產術與嬰兒的體格生長發育沒有關聯，但剖腹產兒DDST測定總計可疑數比例高于陰道分娩兒，可能影響嬰兒將來的神經心理發育[11]。長大后有過度敏感、膽怯、退縮、注意力不集中、易患多動癥等危險。這與胎兒缺乏必要的壓力刺激和應激反應、荷爾蒙的分泌缺失等有關。[11]
1.6 男嬰免疫功能低下
剖腹產的嬰兒由于沒有經歷過免疫系統和肺部發育的一些必經步驟，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低，，抗體也少，加之荷爾蒙分泌缺失，導致剖腹產兒比起自然分娩的嬰兒更易患感染性疾?。籟10]由于控制免疫球蛋白合成的基因在x染色體上，而男性比女性少一條，故此，男嬰的免疫功能低下。[8][9][11]
1.7患糖尿病可能性增加
新華網柏林（2008）9月4日電，據德國專家對1萬名I型糖尿病患兒的研究結果，剖腹產兒與自然分娩者相比，患I型糖尿病幾率高20%。原因尚不清楚，可能與胰高血糖素、胰島素分泌失衡有關。
2 選擇性剖宮產兒患病率高的原因
2.1 剖腹產兒未經產道擠壓，肺液排除和吸收延遲，肺泡表面活性物質分泌減少。
挪威的研究人員對170萬登記出生的嬰兒研究后指出，有節律的宮縮，刺激胎兒肺產生肺泡表面物質（磷脂），當胎頭娩出后，胎兒胸部受壓 ，胸部娩出后，突然擴張，自主呼吸建立。剖腹產兒缺乏規律宮縮刺激，肺泡表面活性物質產生相應少且慢，從而使得新生兒易患肺部疾患。[11]
2.2 剖腹產兒未完全成熟
最近這些年來，患NRDS的足月兒越來越多，選擇性剖腹產是此病的一大誘因。理論上講，37周胎兒就成熟了，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發現有很大的個體差異，有的孩子37周，有的38周，更多的要39周才算成熟，有的就算已40周，若無分娩發動，仍可能不成熟。中華醫學會兒科學會全國新生兒學組組長、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杜立忠教授通過調查研究發現，隨著剖腹產率的增加，特別是選擇性剖腹產率的增加，足月兒的NRDS發病率增高已不容忽視。[9]
一項來自德國Hesse和mmSaarland地區的基于人群的大樣本的研究表明，新生兒暫時性呼吸增快與選擇性剖宮產和低胎齡強相關。此外沒有經歷分娩發動與新生兒暫時性呼吸增快的危險度和嚴重度（氧療時間延長）增加有關。在德國，TTN的總發病率為5.9‰。[8]在我國，由于有更高的剖腹產率，因此TTN的發生率也較國外高。
2.3 剖腹產兒未建立必要的應激反應
規律的宮縮是一個準確無聲的信號，他向人們宣告胎兒已經成熟，同時，讓胎兒的各個器官得到充分擠壓和刺激，做好應對出生的準備。剖腹產兒缺乏必要的刺激，難以適應突如其來的應激狀態，因此，出生后嬰兒的內環境不能分泌與外界相適應的抗體、荷爾蒙、神經體液因子，與自然分娩的正常嬰兒相比，易患病，平衡能力、協調能力差。
2.4 剖腹產兒的免疫系統缺乏正常的菌群刺激，發育不完全
剖腹產兒的免疫系統未充分調動起來，故出生后對外界環境的適應能力低下。慕尼黑的研究者們認為，內臟細菌在免疫系統的發育中是一重要因素，剖腹產延誤或是改變了正常的菌群進入嬰兒內臟。依據他們的研究，嬰兒在生產過程，在母親的陰道、腸、附近獲得他們的菌群，然而，剖腹產的嬰兒是在醫院的環境中獲得的。[11]
2.5 剖腹產兒的神經、體液、內分泌系統失衡，大腦顳葉發育不完善，出生時未經規律宮縮刺激
中山醫科大學兒科專家說：剖腹產的孩子由于沒有經過產道擠壓，往往缺乏感覺上的一些必要刺激和應急準備，免疫系統、感覺和運動系統、神經和內分泌系統等發育不充分，孩子容易發生敏感，甚至發生感覺統合失調的比例也比一般孩子要高。人的情緒主要靠顳葉調節，剖腹產兒的顳葉發育被突然中斷，且未經規律宮縮刺激，應該是剖腹產兒情緒不穩定的原因。據南京某醫院兒童多動癥?？漆t生介紹，在醫院近期平均每天所治的17名患兒中，剖腹產兒約有12名，這與相關資料的研究結果一致。剖腹產的孩子協調能力差，易患統合失調癥，即想和做不是一回事[7]。
3 討論
剖腹產的實質即是一個正在發育的機體被人為的終止了發育所需的條件。相對外界來說，母體對胎兒是溫暖、無菌、有氧和營養的，離開母體，面臨的是要能自己進食、自己呼吸、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和抵抗力。剖腹產的孩子，特別是胎齡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巨大兒的增多也導致了選擇性剖腹產的增加。據報道，僅中法友誼醫院一家醫院數據顯示，僅4月份該醫院出生巨大兒11個，占新生兒總數的8%，這一比例較過去幾年增加了約倍，而5月份該院出生的巨大兒有16個，占新生兒總數的13%，比例之高令人驚嘆。巨大兒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導致各大醫院剖腹產率上升。同時，圍生期的超重，為今后成人肥胖埋下隱患，巨大兒長大后出現肥胖、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的幾率要高出正常嬰兒。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對孕婦體重有嚴格控制（孕期增重20-25斤），因此巨大兒出現較少?？茖W的孕期管理無疑對控制巨大兒是有益的。對此，煙臺多家醫院也開始針對孕婦進行體重控制。[12]巨大兒是孕期不科學營養的病態產物，胎兒發育不成熟的可能性比起適于胎齡兒來會更高。巨大兒更容易患呼吸系統的疾病。
通常，自然分娩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在產程進展過程中，醫務人員要承擔更多的風險，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加之醫院片面的追求經濟效益，這也是導致各個醫院剖腹產率攀高的原因。只有加強醫務人員的責任心，才能從醫院的角度控制剖腹產率，從而降低因剖腹產患病的兒童患病率、致殘率和死亡率
因此，國家應把醫學需要的剖腹產納入臨床路徑，并制定相應的保護措施，即使是醫學需要的剖腹產也要盡量在分娩發動后再予實施；不允許非醫學需要的、無分娩發動的剖腹產發生，否則醫院和醫生要承擔由此帶來的風險。
4 結論
選擇性剖腹產出生的嬰兒患呼吸系統疾病、腹瀉、過敏、免疫功能低下、神經心理發育遲緩的危險度較自然順娩的嬰兒高，特別是無分娩發動的選擇性剖腹產，胎兒內臟器官的發育無準確信號表明已成熟，人為地選擇日期結束孕期，會造成胎兒先天性的肺、腦功能發育不良，加之嬰兒缺乏必要的產道擠壓和刺激，發生呼吸窘迫、肺不張、濕肺、氣胸、持續性肺動脈高壓的危險度增加，長大后平衡能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多動癥等患病率較自然分娩兒高。人們應該對非醫學需要的剖腹產持慎重態度，剖腹產是先甜后苦，而陰道分娩是先苦后甜。
5 展望
對于有分娩發動的剖腹產兒，由于其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免疫系統和觸、感覺系統未得到充分刺激，以至于剖腹產兒的應激免疫反應沒有充分動員起來，是剖腹產兒患各種疾病危險性增高的根本原因。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設想，如果在剖腹產兒出生后立即予以類似于規律宮縮的電脈沖治療，能增強剖腹產兒的免疫應激反應，促進患兒分泌肺泡表面活性物質、免疫球蛋白、荷爾蒙等，以提高各種抗病能力、抗壓能力和平衡能力，減少由于人為因的素帶來的損傷？當然，什么樣的補救措施也一定會有缺陷，只有順應規律，等到宮縮發動的自然分娩才是符合人類繁衍生息的自然規律。醫生和等待分娩的人們永遠必須記住，剖腹產是一個正常分娩不能順利進行時的補救措施，不能替代自然分娩。
參考文獻
[1]李莉芳，《剖腹產率升高的相關因素分析》《現代醫學》2007年11期.
[2] 潘維君等，《5106例剖宮產手術、剖宮產率、指針及母兒預后分析》安徽醫學2006年01期.
[3]賀湘玲等《剖宮產術兒早期潮氣呼吸肺功能的研究》《中國當代兒科雜志》2005年05期.
[4]《剖腹產孩子易患多動癥，不及時治療終身受累》，中國新聞網，2010年4月23日.
[5]《多動癥、抽動癥患者八成是剖腹產兒》上海申江醫院行業新聞，2010年6月20日.
[6]Salynn Boyles WebMD Medical NEWS《剖腹產次數越多并發癥就越多？》 June7,2006.
[7]《新生兒濕肺的原因是什么》39疾病查詢，2010.8.20.
[8]Erol Tutdibi,Katharina Gries《分娩發動對新生兒暫時性呼吸增快結局的影響：基于人群的研究》PEDIATRICS.中文版，2010年11月第5卷第6期.
[9]《剖腹產兒易患哮喘病》重慶論壇2010-6-17.112:20.
出生醫學證明樣本范文4
【摘要】 目的：探討谷胱甘肽s轉移酶theta 1基因（the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heta 1 gene，GSTT1)多態性與新生兒低出生體重的關系。方法：采用病例對照研究方法，收集母親和新生兒資料，用等位基因特異性PCR方法分析母親GSTT1基因型，采用Logistic回歸法分析母親GSTT1基因型與新生兒出生體重的關系。結果：調整主要混雜因素前后，GSTT1缺失基因型對低出生體重影響未顯示顯著相關性（OR=1.357， 95 % CI 0.695～2.646;OR=2.047， 95 % CI 0.762～2.854）。結論：母親 GSTT1基因多態性與低出生體重無相關性。
【關鍵詞】 谷胱甘肽s轉移酶；多態性；基因；低出生體重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ophisms of the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hetal gene (GSTT1) in mother with low birth weight in neonates. Methods: The case-control study method was used， data of mothers and infants were collected. Allele specific PCR method was applied to examine GSTT1 polymorphism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gentic polymorphisms of GSTT1 gene in mother with low birth weight in newborns.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adjustment for environmental covariate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polymorphisms of GSTT1 and low birth weight (OR = 1.357， 95% CI 0.695～2.646， OR = 2.047， 95% CI 0.762～2.85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GSTT1 gene in mother and low birth weight in newborns.
Key words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Polymorphism; Gene; Low birth weight
低出生體重是新生兒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低出生體重兒發生率為活產嬰兒的 5.87 %[1]。低出生體重的發生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但導致這些差異的因素知之甚少。許多環境因素被證明與低出生體重有關，但這些環境因素僅能解釋極小的一部分差異。各種預防措施（包括對孕婦的社會支持、產前保健、健康教育）的應用收效甚微[2-3]。大量證據表明低出生體重的發生是由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以往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社會環境和臨床因素，而遺傳因素導致低出生體重的病理生理機制研究甚少。最近研究表明：低出生體重在美國黑種、白種人群都有明顯的家族聚集性[3]。.這種多次分娩低體重兒的傾向性歸于遺傳和環境因素[4]。為探討中國人群中低出生體重的病理發生機制，我們采用病例對照研究方法，探討母親GSTT1基因多態性與低出生體重的相關性。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調查2003-2006年在包鋼三醫院就診的孕婦及其新生兒，其中低出生體重兒57名，正常對照兒108名。低出生體重兒的入選標準：（1）孕周＞28周 ，體重＜2 500g;（2）正常分娩 ，剔除意外情況引起的早產兒;（3）剔除雙胎或多胎、先天畸形兒。正常對照兒入選標準：選擇與低出生體重兒同一醫院出生的孕周≥28周、體重≥2 500g、出生時間相差 ＜ 7 d、單胎正?；町a嬰兒。
1.2 調查內容與方法
1.2.1 問卷調查
采用統一問卷調查表，由經培訓的調查員對每個孕婦進行逐一詢問，獲得詳細人口統計資料，包括：一般情況，疾病史、健康狀況、職業史、吸煙飲酒史、飲食習慣、月經和生育史。
1.2.2 新生兒調查
根據產房病例記錄了解新生兒出生時狀況，包括孕周、新生兒性別、出生體重等。
1.2.3 血樣收集及DNA提取
用EDTA抗凝管經無菌操作取母親外周血2 mL， 4 ℃保存， 24 h內按標準法提取基因組DNA。
1.2.4 基因型檢測
GSTT1基因的遺傳多態性為大片段基因缺失，其PCR擴增引物5′-TTCCTTACTGGTCCTCACATCTC-3′和5′- TCACCGGATCATGGCCAGCA-3′反應體系同時加入CYP1A1基因同時擴增，產生320 bp基因片段為PCR反應的陽性對照，其引物5′-GCTCCACTCACTTGACACTTCTG-3′和5′-CAGCTGCATTTGGAAGTGCT-3′（引物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反應體系：12.5 μL PCR反應體系中含有10×Buffer （Mg2 + 15 mmol/L)1.25 μL， dNTP （0.2 mmol/L)0.25 μL，上游引物 （5 μmol/L)0.1 μL，下游引物 （5 μmol/L)0.1 μL，基因組 DNA 2.0 μL， Taq DNA聚合酶（2 U/μL)0.5 μL，滅菌雙蒸水 8.3 μL）。PCR反應條件為94 ℃變性5 min，94 ℃ 45 s，56 ℃ 45 s，72 ℃ 60 s，擴增35個循環，最后72 ℃延伸7 min。PCR產物用2 %的瓊脂糖凝膠電泳，溴化乙錠染色（Taq DNA 聚合酶、dNTP Mixture、Marker購自大連TaKaRa寶生物公司，瓊脂糖等試劑購自上海生物工程公司）。GSTT1存在基因型個體擴增出480 bp和320 bp兩個片段，而GSTT1缺失型個體僅顯示出一條320 bp片段。
1.3 統計學分析
用SPSS11.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根據等位基因的頻率，用χ2檢驗對GSTT1基因型分布進行遺傳平衡檢驗。用Logistic回歸法分析母親GSTT基因型與新生兒出生體重的關系，并調整主要混雜因素。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一般特征
調查研究對象包括57名病例組和108名對照組的孕婦和她們的新生兒。研究對象一般特征見表1、表2。病例組和對照組T檢驗結果顯示：母親收縮壓、舒張壓、心率、月經首齡、分娩孕周、睡眠時間差異存在顯著性，P值均＜0.05。 表1 研究對象一般特征（略）表2 研究對象一般特征（略）
2.2 GSTT1基因型分析結果
母親的GSTT1基因型分布見表3。經χ2檢驗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χ2=0.173，P＞0.05）。表3 母親GSTT1基因型分布情況（略）
2.3 基因多態性與低出生體重關系
單因素分析，GSTT1缺失基因型與存在基因型相比未增加低出生體重發生的危險性 （OR=1.357， 95 % CI0.695～2.646，P=0.335)，Logistic多因素分析，調整影響出生體重的影響因素包括：身高、體重、文化程度、健康狀況、收縮壓、舒張壓、孕前體重、分娩孕周、情緒、失眠、多夢、緊張、使用計算機時間、看電視時間及家人關照程度后，仍未顯示GSTT1缺失基因型可增加低出生體重的危險性（OR=2.047， 95 % CI0.762～2.854，P=0.107)。結果見表4。表4 母親GSTT1基因多態性與低出生體重的關系分析（略）
3 討論
分娩代表胎兒在宮內生長發育的終點，它受母親、胎盤、胎兒和一系列生物和環境因素的影響。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環境或臨床因素，對低出生體重的遺傳影響因素研究相對較少。有證據表明，出生體重受遺傳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在同胞之間出生體重的相關系數為0.36～0.62（中位數約為0.5）[3]。有人觀察到低出生體重存在著代與代之間的遺傳，說明遺傳因素在低出生體重的發生中起一定作用。
谷胱甘肽轉硫酶（GST）是一組PhaseⅡ主要的解毒酶，具有保護細胞免受親電子細胞毒物質和致畸物影響的作用，基因缺失可導致其解毒功能的損失，進而增加了個體對許多疾病的易感性[5-6]?？扇苄訥ST家族為二聚體酶，它催化谷胱甘肽與大量的親電子物質結合，進而脫毒，并協助排出體外。GSTT1基因位于22q11.2，由5個外顯子組成[7]。大量證據表明GST酶的表達水平是決定細胞對有毒化學物質敏感性的決定因素。在人體內，GSTT基因的表達水平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人的GSTT1蛋白的不表達可導致膀胱癌、結腸癌、皮膚癌和肺癌的易感性增加[5]。
Wang等[8]研究發現同時具有CYPIA1 Aa/aa基因型和GSTT1缺失基因型的母親，在懷孕期間吸煙，可顯著增加分娩低體重兒的危險性。陳大方等[9]研究發現具有芳香族暴露史的婦女，其GSTT1基因多態性與新生兒出生體重無顯著相關性，但發現同時具有GSTT1缺失基因型與EPHX1 His139His純合基因型新生兒可顯著降低其出生體重。原因可能是胎兒GSTT1缺失基因型造成GSTT1酶不表達因而影響胎兒的生長導致低體重。陳大方等[9]在另一項研究中顯示GSTT1缺失基因型與新生兒出生身長不相關，但GSTT1缺失基因與MSPI雜合子/突變純合子基因型這一組合可顯著降低新生兒出生身長。我們研究PhaseⅡ基因GSTT1 的多態性對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影響。在調整了混雜因素前后，GSTT1缺失基因型與存在基因型比較，均未見導致增加低出生體重的危險性。這一結果與上述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因收集低出生體重樣本困難，我們收集的病例樣本數量較少，可能影響分析結果，今后將進一步擴大樣本量，進一步探討兩者關系，及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對低出生體重的影響，為低出生體重發生的病理機制提供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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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壓力導致大腦功能活躍
對于城市人精神疾病多于農村人的一個普遍的解釋是，城市生活節奏較快，人們承受的壓力比農村人大，因而誘發了城市人較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但是，這種解釋并未獲得生物醫學研究的證明。現在，研究人員從解剖學和生理學的角度獲得了一些證據，證明在城市生活的確會讓人感受到更大的精神壓力，因而會誘發更多的精神疾病。而且，在城市生活不只局限于在城市中出生和長大的人，也包括那些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講，習慣了農村生活的人再到城市中生活，如中國的農民工，可能面臨的精神壓力更大，患精神疾病的比率更高。
德國海德堡大學精神衛生中心研究所的安德列亞斯?邁耶一林登伯格的研究小組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研究，發現城市人與農村人在面臨壓力時大腦相同部位的活動情況有差異。研究人員對32名大學生志愿者進行一項較難的數學測試，并且在測試過程中會讓參與者從耳機里聽到來自研究人員的負面評價，稱受試者的做題進度落后于平均水平，因此他們的成績可能難以通過考試。這是一種對受試者施加的明顯的精神壓力。當受試者處于這種較大壓力的情境時，研究人員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儀掃描他們大腦中不同部位的活動情況。
結果發現，那些出生并生活在城市的學生大腦中的杏仁核活動增強，而在鄉村出生并長大的學生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同時，大腦掃描也發現。大腦中另一個名為扣帶皮質的部位活動情況也與城市生活背景有關。在城市中生活時間越長的大學生的這個部位的活動越強。這表明。出生在城市和長期在城市生活的人在面臨壓力時，其大腦的杏仁核和扣帶皮質比較活躍。而杏仁核和扣帶皮質的功能與負面情緒有關，因此。這種大腦同一功能部位在不同人群中的活躍情況有助于解釋為何城市人比農村人更容易出現精神疾病。
過去研究人員探索精神疾病的生物學原因時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基因和遺傳上，并強調基因的重要作用。但是，精神疾病中基因的作用與其他疾病是相似的，一是需要多個基因共同起作用，二是即使基因起作用，在疾病的發生中基因能起的作用也只占20％～30％，所以還必須從其他方面尋找原因。在德國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城市出生的人患精神分裂癥是農村出生的人的兩倍。因此，除了探索基因的原因外，也要從大腦的解剖和生理方面探索原因?，F在，實驗表明。在受到壓力時，城市人和農村人大腦杏仁核和扣帶皮質的活性程度不一樣，這正是從另一種角度提供了精神疾病發病的生物學原因。
為了驗證這一結論，邁耶一林登伯格研究小組又對其他70多名學生重復做了兩次這樣的研究，每一次都出現了相同的情況。同時，研究人員還考慮了志愿者與精神疾病相關的其他一些因素。如年齡、學歷、收入、婚姻家庭狀況、情緒和性格等，發現把這些情況排除后，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對人們大腦同一功能部位的影響也是不同的。而且，大學生居住的城市越大，他們的杏仁核就表現得愈加活躍。他們在孩提時期在一個城市里居住的時間越久，他們的扣帶皮質也就表現得更為活躍。
城市化面臨的挑戰
過去的研究也表明，大腦中的扣帶皮質對一個人早年生活的壓力特別敏感，而且這種情況與成年之后的精神異常有一定的聯系。同時，城市居民大腦的扣帶皮質和杏仁核之問的信息交流也似乎缺乏效率。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理工學院的神經生物學家丹尼爾?肯尼迪等人也認為，扣帶一杏仁核這一大腦回路是一種能讓精神疾病的遺傳因素與環境風險聚集在一起的作用條件。
因此。邁耶一林登伯格認為，發展中國家生活于城市和鄉村的人大腦受到的不同壓力的差距會更大。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里生活的居民或許要承受更為巨大的壓力。而在德國，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距不是那么明顯。人們可以非常迅速地來往于城市和鄉村，并適應不同地區的生活。顯然，壓力差別表現得更為巨大的是在那些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界限分外明顯的地區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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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84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10)005-0321-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5.001
1 現狀
如今全球面臨相似的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衛生服務的挑戰。據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報告,我國0～14歲兒童有2.4億,占總人口數的8%,其中獨生子女總數達1億。任何社會變革都會給人群中最脆弱的群體――兒童的發展帶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隨著我國社會與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帶來了許多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如獨生子女政策的持續實施、城市化速度加快、環境污染、學習和生活壓力日趨遞增 、人口大規模流動、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完善、兒童入學入托困難、貧富差距加大、家庭結構改變、地緣文化沖突等給兒童青少年的心理發展造成不同程度負面影響,導致兒童青少年發生心理衛生問題日趨突出。雖然威脅兒童健康與生命的傳染病、營養不良、寄生蟲病等得到有效控制,但與出生缺陷和發育缺陷相關疾病的發生率卻逐年上升。美國公共衛生服務署報道,北美及許多臨近地區的調查資料表明,約5個兒童中就有1人因心理健康問題而導致功能下降,每10個兒童中就有1人符合特殊心理障礙的診斷標準[1]。據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估計,我國17 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萬人受到各種心理問題的困擾。我國還是出生缺陷高發國家,2004年全國出生缺陷總發生率為128.38萬,每年出生兒童2300萬,每年有20萬～30萬肉眼可見先天畸形兒出生,加上出生后數月和數年才顯現出來的缺陷,先天殘疾兒童總數高達80萬～120萬/年。這些兒童容易出現各種與發育相關的繼發心理行為問題。20世紀90年代,湖南省一項研究對8644名4～16歲城鄉兒童青少年,以美國精神病學會《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ⅢR)》 診斷標準進行調查,發現各種精神與行為障礙達38種,患病率為14.9 %,其中城市兒童青少年為14.2 % ,農村為16.1 %,男性為18.5 %,女性為10.8 %[2]。另一流行病學資料表明,我國22個城市4～16 歲兒童少年行為問題檢出率為12.97 %[3]。這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資料基本相似,在發達國家乃至發展中國家3～15 歲兒童少年中,發生持久且影響社會適應的心理問題約占15 %。另外,由于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動導致農村和邊遠地區留守兒童數目劇增,與父母的分離焦慮是他們體驗最多的情緒問題。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07年報道,我國網絡過度使用者(Internet overuse)三分之一是兒童青少年(占35.8%),18歲以下的達2869萬(17.7%),其中留守兒童所占比例相當驚人。關于兒童虐待與傷害的調查資料表明,我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個城市調查7500名兒童青少年,虐待和傷害總發生率為16.5%,其中男性兒童發生率為19.0%,女性兒童為14.0%,意外傷害成為我國0～14歲兒童第一致死致傷的原因[4]。此外,兒童青少年中的自殺問題也不容忽視。上海市的一項自殺問題的調查表明,對9所2416名10～17歲中小學生進行匿名自評問卷調查,發現有自殺意念者368名(15.23%),有自殺計劃者141名(5.84%),自殺未遂者42名(1.74%)[5]。
上述資料表明,我國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工作面臨著巨大挑戰。面臨此況,我國兒童心理衛生專業工作無論是在人才隊伍建設、科研或是防治方面均缺乏足夠的準備與投入。造成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需求巨大和與服務不足之間的反差原因在于,社會各界對兒童的發育和行為仍缺乏足夠的理解,亦對兒童發展的歷史以及對兒童精神疾病和防治方面進展缺乏足夠的認識。鑒于兒童少年心理衛生問題的嚴重狀況和發展趨勢,WHO早在20世紀末全球中期規劃中就指出,要在初級衛生保健和社區層次對兒童少年心理衛生問題進行有效控制,研究和推廣有關防治技術、知識和方法,對促進兒童少年社會心理健康發展進行大規模行為干預規劃,包括進一步建立妨礙兒童發展的危險指標,發展學校心理衛生規劃。WHO敦促各會員國將心理衛生規劃作為整個衛生保健和公共衛生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予以加強,在制定社會和經濟計劃時,將心理衛生視為一件大事。WHO已將當前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全球資源狀況列入亞特蘭大計劃,各國可以利用這些信息制定所需的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衛生政策,以保證為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提供及時而系統的服務。為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我國必須加強和重視兒童心理衛生問題的干預與研究[2]。
2 兒童面臨的主要心理衛生問題
2.1 與學習相關的問題
目前臨床門診最多見的問題是與兒童學習相關的心理問題。引致兒童學習困難的原因多且復雜,但主要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學習障礙(LD)、厭學逃學、拒絕上學(可能與學?？植腊Y為連續體)、臨界智力等,男多于女。各國ADHD發病率多在3%～8%之間[6],而典型的LD約為2%～4%,但后者發病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和教育條件下存在著差異,并且受所采用的標準、定義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如美國報道LD約為6%～15%之間,而我國的發病率似乎低很多[7]。在日本,兒童拒絕上學癥被列為是獨立于學?？植腊Y的疾病,成為日本社會各界最關注的青少年社會問題之一,因為從害怕去幼兒園的幼童到青春期后的拒絕上學的青少年人數逐年遞增,不去上學的時間在一兩天乃至半年以上。近年來,這種狀況在我國也日趨多見,癥狀和行為特征與日本的頗為相似;原因與兒童期的社會適應困難和情緒障礙有關,當遇到困難和挫折時誘發或加重癥狀。在我國,兒童精神科的應對策略主要是藥物治療和家長咨詢指導,針對這類兒童開展的心理治療或行為干預則十分有限,學?；蚪逃块T開設專門的指導訓練則更少見。值得強調的是,矯治這類問題必須有醫療、教育和家庭的協同介入,教育指導則應依據相應的理論架構和操作方法與技巧;在普通學校開設特殊指導班級亦是值得推介的方法。結合我國實際開展相關認知特征的神經心理學研究,可為其診斷和矯治干預提供依據。
2.2 兒童情緒障礙
20世紀90年代之前國內兒童情緒障礙的報道并不多見,但近幾年發病率呈逐漸增高趨勢,成為僅次于學習問題的第二位兒童心理障礙。北美報道4～18歲兒童少年重度抑郁障礙患病率在2%~8%之間[1,8];1999年-2000年上海市心理咨詢中心少兒心理門診量分析顯示,情緒障礙占14.1%[8];1999年-2001年廣州市中山大學附屬三院心理咨詢門診量分析顯示,兒童情緒障礙占20.5%[9]。這類問題的早期表現主要以心境不良、退縮、哭泣沮喪、遺尿、學習困難、生活邋遢、睡眠問題、易激惹為特征,個別甚至可發生于嬰幼兒期,典型的焦慮障礙、抑郁障礙、恐怖癥及強迫癥等則多為繼發衍生。雖然還不能確定兒童情緒障礙患病率上升的原因,但急速變化的社會家庭變革、母子早期分離、家庭破裂、虐待和忽視、人口遷移、學習競爭壓力增加等因素起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由于兒童缺乏家庭支持等保護因素,上述原因使得兒童對各類應激事件的易感傾向更為顯著。值得一提的是,非品行障礙性離家出走可能預示著是一種隱匿性抑郁的表現。通常,兒童情緒障礙很少受到關注和治療干預,在一社區樣本內被診斷患有抑郁的青少年中,只有20%接受了治療[1]。目前許多用于成人抑郁癥的藥物已用于治療兒童情緒障礙,尤其是新型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越來越多被推薦使用,其中氟西汀、舍曲林已經被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正式批準用于治療兒童青少年抑郁癥[10]。
2.3 品行障礙和青少年違法[1,6]
臨床診斷的兒童品行障礙患病率約為2%~6%,對立違拗障礙則更高,多為男童。兒童習慣性偷竊、撒謊、攻擊等品行問題總是與行為相關聯;部分品行障礙可由ADHD發展而來,且ADHD多合并對立違拗障礙,表現出與年齡不符的頑固、敵意和挑釁行為[1]。有些ADHD兒童的問題行為本身亦可招致家庭暴力管教、學校懲罰和伙伴排斥,從而加重叛逆行為;典型品行障礙則更多的是暴力管教、溺愛放縱、父母離異、忽視、貧窮、待、目睹犯罪所引致。童年期持續性攻擊行為和行為模式,往往是成年期人格障礙的先兆,約40%的品行障礙兒童可發展為成人期人格障礙,在其成長過程中還常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慮障礙[1,6]。品行障礙兒童熱衷于許多危險行為,他們是意外傷害、物質依賴、自殺、性病、違法犯罪高風險人群,他們因品行問題引致的多種原因而早亡的比例比普通兒童高出5倍之多。資料表明,這類兒童的矯治、轉歸要比一般行為問題兒童難得多,因此,對他們實施早期預防和干預十分重要。
2.4 不良習慣及行為偏異
發育行為兒科學將兒童期吮手指、啃咬指甲、夜間磨牙、拔毛癖、摩擦癖、撞頭、屏氣發作、遺尿、睡眠紊亂、異食癖、過度依賴母親、電視電腦依賴等界定為不良習慣及行為偏異[1],多由發育落后、分離焦慮、虐待忽視、過度關注和過度干預等因素導致,核心問題與情緒障礙關聯,主要發生在學齡前兒童。臨床資料表明,早期“難養”氣質類型嬰幼兒容易引致母親的養育焦慮或情感排斥,形成不良的親子關系和父母養育“定勢”,從而誘發或加重兒童的這類行為問題[10]。與父母分離和依戀關系損害是導致兒童抑郁和恐怖的易感因素。未及時干預矯治的兒童可能繼發為其他類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通過健康教育、父母咨詢或養育指導來預防和矯治這類問題頗有成效,如建構安全依戀型親子關系。
2.5 兒童虐待[8]
指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年長者對兒童施以軀體暴力或性暴力,造成兒童軀體和心理的傷害甚至死亡,或對兒童日常照顧、情感需求、生活監護、醫療和教育的忽視(neglect)現象。西方社區樣本研究顯示,兒童軀體虐待發生率為8.1%~10.7%,待發生率在9%~28%之間。據估計,美國每年約 240萬兒童受到虐待,有5000名(1986年報告只有1200例)兒童被虐待致死,每年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4億美元[4]。兒童虐待在我國仍未引起足夠重視,因為家庭中發生的虐待兒童現象具有隱匿性,被掩蓋和漏報情況相當普遍,農村邊遠地區留守兒童尤其突出。就家庭內而言,施虐者大多是男性成員,70%的軀體虐待和90%的待是由男性造成的;95%以上的軀體虐待及70%左右的待是由家庭成員造成的(如)[4]。相對而言,家庭外成員施虐于較大兒童,且重復發生率低些。家庭施虐多在兒童較小時開始,且反復發生,持續時間長,有時多達十數年。虐待兒童具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虐待兒童的家族似乎有重復的特征。虐待往往導致兒童嚴重的身心傷害,如傷殘、死亡、身心發育落后、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抑郁、恐怖、人格障礙、自殺、過早、物質依賴、自虐自殘等。大量資料表明,長期受虐兒童較多發展為成人期精神障礙、殘忍、攻擊傾向和人格障礙[1,10]。所以,通過科學研究揭示我國兒童虐待問題的現況與特征,為預防干預和立法提供依據十分必要。
2.6 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ASD)[11]
兒童ASD成為目前全球關注的健康問題,WHO從2008年起,將每年的4月2日設為國際孤獨癥關愛日。ASD是嬰幼兒期發病的一種以語言障礙、社交障礙和刻板狹小興趣取向為特征的嚴重精神障礙。美國疾控中心(CDC)報告每150名兒童中就有一人患ASD,男女比約為4∶1;智商在70以上的高功能孤獨癥和Asperger綜合征(Asperger Syndrome,AS)約占總體患者一半以上。ASD病因未明,遺傳研究陸續報道了許多相關的染色體及變異基因,但檢測重復率并不高,臨床上目前仍缺乏特異的生物學診斷指標和治療方法。典型孤獨癥幾乎終生難愈,而部分AS則可以回歸社會,但始終伴隨人際交往和社會適應困難。雖然近來國內的ASD研究報道較多,但仍缺乏大樣本的循證依據的流行病學和臨床研究資料,診療狀況亦良莠不齊,康復治療多在民間機構實施。高功能ASD,尤其是AS的早期誤診漏診相當普遍。筆者發現,有些在校AS男童雖然學業成績尚可,卻特別容易出現攻擊、強迫性、窺視癖、生活邋遢、羞恥感薄弱、騷擾異性等行為問題,并由此遭多方投訴和開除學籍的案例頗多,青春期后他們給家庭、學校和社會帶來的麻煩更突顯。AS未經及時科學的干預矯治,后期可能發展為人格障礙、邊緣型人格障礙、重型選擇性緘默癥、嚴重的進食障礙、強迫等精神疾病。ASD的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是最值得提倡的做法。
2.7 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問題
據官方數據顯示[12],目前我國廣大農村和邊遠地區留守兒童總數高達5300萬,他們當中出現教養失范、分離焦慮、情緒障礙增多,伴隨而來的還有輟學和網絡依賴者增多,意外傷害、出走、遭虐待和犯以及品行障礙和青少年違法者增多。流動兒童隨打工父母來到城市,因為父母收入低、生活條件較差、居無定所,其教育、衛生保健狀況令人擔憂。由于看護人健康知識匱乏,保健喂養措施少,兒童健康狀況欠佳,對兒童保健服務的利用率也偏低,在獲得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和服務利用的公平性方面比城市固定居住兒童要差得多[13]。
2.8 兒童青少年心身疾病
隨著人們生活節奏與內容的變革,肥胖癥、消化性潰瘍、過敏性疾病、關節炎、高脂血癥、高血壓、糖尿病、睡眠障礙等疾病的低齡化趨勢十分明顯,而這類兒童同時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行為問題。僅以肥胖為例,北京地區6～18歲兒童中代謝綜合征單一組分檢出率依次為:肥胖占9%,血脂異常占9.8%,高血壓占9%,空腹血糖耐受損占2.45%。在兒童肥胖成倍增加的同時,既往兒童期罕見的2型糖尿病已經出現數10倍的增長,已經成為我國發達地區兒童期主要類型的糖尿病[14]。壓力和緊張感是導致兒童貪食和肥胖的一個重要原因。
2.9 其他
發育評估、學校心理衛生、跨文化比較研究、網絡成癮、青春期心理衛生、心理治療、父母養育指導、貧困大學生心理衛生、研制開發適合于本國文化的心理衛生測評工具等均是當前值得關注的問題。
3 應考慮的對策
3.1 呼吁立法和加大政府投入
大量研究證明,兒童期心理衛生問題若未得到及時有效的干預矯治,可引致當事兒童更嚴重的精神問題,從長遠來看,整個社會都會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2]。因此,二戰后許多發達國家大力促進公共衛生事業的同時,制定了由國家承擔責任的精神衛生法,為精神疾病患者群體提供適合的醫療保健服務。1991年WHO就出臺了“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保護和改善心理衛生服務的諸原則”,呼吁各成員國通過立法和施行相關政策來保護和促進這類人群的合法權益。美國國家衛生局2001年出臺了《兒童心理健康國家行動議程》,標志著美國解決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國家級戰略基本成型。在社會經濟獲得高速發展的我國,如今應該加快制定和出臺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衛生相關法案和政策,建立更多的兒童精神衛生保健機構與設施。
3.2 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和科學研究投入
兒童精神衛生問題成為與我國社會發展過程相伴而生的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兒童心理精神衛生需求與專門機構和專門人才的不足成為現實生活中遭遇的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應該在大學醫學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擴大相關專業人才培養的范圍與途徑,同時加大對兒童心理衛生問題研究的經費投入。如,通過多中心大樣本的循證醫學調查,探明上述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問題的現狀和基線數據;結合我國種族、人口特征實際,從大腦機制、神經生物、神經心理、康復治療等方面探索與揭示上述問題的相關神經機制;研制開發適合的行為矯治康復方法等。
3.3 開展學校和社區兒童心理衛生服務
從群體心理衛生和預防保健目的而言,應該大力推廣和開展學校和社區心理衛生服務工作。學校和社區心理衛生服務著眼于學生群體,主要任務是:(1)維護兒童青少年在學習和生活環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2)促進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培養健全的人格;(3)挖掘和提高個人潛能;(4)早期識別各種一般心理衛生問題和精神障礙;(5)對問題家庭實施及時的關注、咨詢服務和干預;(6)社區健康教育,與心理衛生保健機構、非政府組織、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等建立密切的聯系,給兒童和他們的家庭提供信息與幫助;(7)及時轉介專業機構[15]。當前服務重點在于改善兒童受教育的環境、開展心理衛生教育、提供心理咨詢和開展心理衛生問題和相關因素的篩查?？煽紤]通過高?；蜓芯繖C構建立全國或區域性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問題的篩查評估網絡[16]。
3.4 拓展傳統兒科學工作內容[10,17]
我國兒科學和兒童保健體系經過多年的創建與發展,逐漸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學科群,各系統?？品只遮吤骷?若干新興學科分支逐顯端倪,并不斷延伸輻射和壯大,如生殖醫學、圍生期保健、神經康復、新生兒急救、優生咨詢等,說明學科的形成與發展是應社會需求而應運而生。值得強調,無論是傳統學科還是后來形成發展的學科分支,均面臨著一個共同關注的問題:如何更好地為出生和存活的兒童生活質量與優質發展提供可持續的、合理而科學的衛生保健服務,為成人期的健康奠定基礎。這就迫切需要兒科學和兒童保健學體系擴展服務內容與工作范圍,實現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的轉變。例如,以小兒神經和兒童保健學科為依托來建構發育和行為兒科學體系,這是發達國家成功經驗的啟示,也是一種必然趨勢。自20世紀90年代,國內一些醫學機構陸續開展起較正規的發育行為兒科學工作,至今顯現出良好發展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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