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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制度范文1
《意見》是在北京市中小學中推進家庭、學校和社區全面協作的一份重要文件。這份文件有著系統的理論依據和堅實的實踐基礎，符合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北京社會文化發展和學校教育發展的現實需求。
推進家長、教師協會制度是建立現代學校制度的重要內容
現代學校制度是一種以學生發展為核心、適應現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要求、強調校內和校外協作關系的制度安排。從現代學校制度的視角來看，學校不再是封閉的系統而應是一個開放的組織，重視學校與家庭和社區的互動過程，是其開放性的顯著標志?，F代學校制度與傳統學校制度的重要區別就在于，為了實現以學生發展為核心的教育目標，所有與學生發展相關的因素都要充分考慮到制度建設中來，其中首要的因素便是家長及其所構成的社區。
對孩子的教育影響主要來自三方面：家庭、學校、社會，其代表者分別是家長、教師、社區，三方面教育力量的存在是自古以來的基本事實。從近代學校教育制度建立以來，教育理論和學校教育實踐便都把三者形成教育合力作為一項重要的學校工作來對待。但在近代學校教育發展的早期，學校教育理論更致力于學校教育系統的完善，有些極端的教育心理學理論甚至認為，社會需要一個更加封閉的學校教育系統來完成未成年人的社會角色的塑造。隨著社會和學校教育的發展，未成年人的成長規律和學校教育實踐無情地駁斥了這種理論。家庭、學校和社會每一方面都對學生的情感發展、智力發展、社會發展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百余年的學校教育實踐告訴我們：不論是否意識到家庭和社區在未成年人的教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們都在同時實施著教育，并在學生身上產生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今天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乃至普通家長都一致認為：家庭、學校、社會形成合力的教育，比三者各自獨立實施的教育影響更大、效果更好、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換言之，為了孩子健康發展，學校和家庭需要在教育方面取得一致性――孩子的教育需要家校密切合作，學校的教育需要家長的積極參與。
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學校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家長和社會的制約。社會輿論對學校的影響越來越大，家長看法對學校的影響同樣越來越大。從教育理論發展來看，學校的外部評價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學校和教育管理部門的重視；從學校制度建設來看，家長（市民）對學校滿意度的評價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對學校發展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從社會輿論走向來看，學校的一舉一動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種現象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反映。對于學校教育來說，這種現象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當我們的辦學理念還不適應開放形態的時候，會把這種社會對學校的干預視為“負面”力量，但當我們的辦學理念轉向現代學校制度所提倡的開放形態的時候，便會將社會對學校教育的關注和參與視為一種正能量。通過一定的開放型組織方式，以學生健康成長為共同目標，使家庭、學校、社會形成教育合力，正是現代學校制度的本質所在。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方式不同，參與的深度也不同。通常我們把以向家長傳達學生信息為主要目的的家長會參與方式稱之為“單向聯系”。這種方式下，家長是完全被動的，教師向家長傳達的信息是經過精心選擇加工的。由于信息的不完整，家長即使想要更多地對學校教育提出建議，也不可能提出適切、恰當的建議。家長的任何建議幾乎都可被教師忽略不計。
在重視家長意見和建議的學校中，教師會將更多的信息傳達給家長，并向家長了解學生在校外的情況，征求合作教育的意見和建議。這種方式可稱之為“雙向聯系”。在這種方式下，家長可以發揮一定的主動性，家長的部分合理化建議會得到重視和采納，并且家長在校外積極配合教師的教育活動。但家長的關注重心依然是自家孩子教育的問題。
在努力嘗試實現家校合作的學校中，學校與家長的聯系形式更加多樣，次數更加頻繁，學校向家長傳達的學校教育信息更加完整，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活動的組織方式更加完善和有效。家長委員會在這類學校不是虛設，而是在學校制度架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為學校管理運行中的重要環節，這種方式可稱之為“支援性參與”。家長以組織的方式參與學校的計劃和活動，家長的關注重心從“自家孩子”擴展至“全班孩子”甚至“全校孩子”。
《意見》所推進的家長、教師協會旨在把家長視為一個重要的教育集體，通過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教師參與家庭活動，形成一致的、有機協作的教育力量，并通過家長、教師協會的穩定組織，將社區的教育力量納入學校教育的軌道中來，這種方式可稱之為“管理性參與”。這個組織是學校組織的必要構成部分。在這個組織中，家長的教育地位獲得充分肯定，他們不僅參與學校計劃的制訂，還要參與學校教育的實施、管理和評價。
家長、教師協會的實質是有效組織三方力量，形成教育合力
家長、教師協會，顧名思義是由家長和教師共同組成的一個教育協作性組織，目的在于溝通學校與家庭、社區的聯系，創造一個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長的良好教育環境。家長、教師協會作為學校管理的一個組成部分，已成為現代學校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家長、教師協會不同于傳統家長會的地方就在于它更加強調以“協作”為目的，以經常性的情況交流為手段，以制度保障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為核心內容。
家長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是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社會基礎，也是家長、教師協會替代早期家長會的基礎。家長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他們在有權利對學校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有知識和能力對學校教育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們在某些專門領域內的知識使他們成為參與課程發展的有價值的人力資源，他們的技能和才干可以豐富學校課程和課外活動的內容和形式。許多家長在問題解決策略和反映市民心聲的政策闡述方面也具有很強的理解和表達能力，家長也是描繪學校發展藍圖的有效幫助者。
將家庭、學校和社區這三方的教育力量組織起來，形成教育合力，在理論上并沒有任何異議，但在實踐中，我們所能見到的合力案例則少之又少，相反卻常常見到“反力”。所謂“5+2=0”的公式，就是對這種司空見慣的“反力”現象的典型描述。在今天交通和信息空前發達的社會，學校力量之“5”越來越不抵家庭和社會力量之“2”了。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學校只是對其施加影響和教育的一個部分而不是全部，理論上認為全部影響和教育應由學校、家庭、社會三部分組成。三者對孩子形成一種教育合力，是對孩子健康成長的最理想狀態。這種教育合力的典型表現是三方的教育目的、內容、方法和手段協調一致，互助互補。倘若三方教育不協調、不一致，則必然會造成重復教育或作用抵消，用公式表示就是：總教育Z=學校教育A+家庭教育B+社會教育C。今天的問題在于，由于學校教育過分強調自己的教育效能，因此包攬了過多的教育責任，甚至認為A約等于Z了。但是孩子生長所需要的不只是知識性內容，還需要情感體驗?？坦倾懶牡那楦畜w驗多是在家庭和社會獲得的。教育活動的載體一是時間，二是空間，當A過分膨脹后，時間被過多占據，空間被過多擠壓，這就意味著A擠壓了B和C的時間和空間，進而擠壓了二者的教育力量和作用。但事實上，后者的教育力量并未真的被擠掉，其教育作用也不可能真的被減弱，于是就形成了上述的“反力”現象，使得以家長為核心的社會對學校教育產生不滿，“課業負擔過重”“體育運動不足”“校外補習成風”等一系列現象的背后，這種“反力”的作祟不能不說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信息化社會，通過“學校、家庭、社區一體化”來提升教育品質的基礎是學校的開放。家長、教師協會背后的理念、制度和機制性的支撐也需要學校的開放。但是，這個意義上的開放不是學校簡單地打開校門不再封閉，而是信息意義上的“公開”。從學校的角度說，如何區分以下幾種情況，將必要的信息以制度化、組織化的形式向家長和社區公開，是當前亟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1.學校應該知道而不知道，但社區知道的有關學生教育的信息，是學校教育的信息“盲點”，需要通過暢通的渠道加以了解，如學生在社區的某些行為。
2.學校知道而家庭和社區不知道的有關學生教育的信息，屬于保密范圍的，需要采取適當信息公開制度的有效措施加以保密，如學生的某些需要保密的成績排名等屬于未成年人隱私范疇的信息。
3.學校、家庭和社區都該知道的有關學生教育的信息，屬于開放辦學的公開領域，應當通過各種制度形式實施開放，如學生某些值得公開表揚或批評的信息，而家長、教師協會是此類信息開放的一種重要的組織保障。
4.學校和社區都不知道的有關學生教育的信息，屬于未知領域，需要雙方合作收集、整理、分析和共享，如學生在社會上的某些碎片化但卻能反映出學生心理健康成長問題的信息。這方面也正是家長、教師協會所能發揮獨特作用的重要領域。
《意見》提出了協會的5項職責和功能：參與學校管理、支持學校建設、參與學校教育、指導家庭教育、溝通家校關系。這5項功能的確均符合家長、教師協會目前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作為其職責，也符合目前家庭、學校和社區協作關系發展狀態。其中“參與學校管理”和“參與學校教育”是家長、教師協會與傳統家長委員會的重要區別點，也是北京推進中小學家長、教師協會工作的重點。
家長、教師協會給學校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當前社會輿論對學校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有的學校甚至被輿論逼進了困境。造成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學校教育決策系統的封閉性和社會越來越旺盛的參與教育意愿之間的矛盾。我們在學校教育決策系統的開放方面做出過許多努力，比如在制訂教育發展規劃時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和建議、對中小學辦學質量進行監控并定期向社會公開、定期征集社會對教育工作滿意度，等等。這些旨在努力開放教育信息的舉措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輿論的壓力，但封閉與參與的對立局面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學校的招生、考試、學業負擔、教學質量、課程設置等問題依然是社會輿論每年都猜測、懷疑、不滿、議論的熱點。學校工作常年受到這類社會輿論的干擾，學校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受制于這類非專業性的壓力。
家長、教師協會作為一種組織方式，能夠有效地將學校與社會聯系起來。家長、教師協會通過學校的渠道可以深度和主動參與教育決策過程，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意見和建議可以通過家長、教師協會的參與渠道，順暢地傳達到決策過程中。理想狀態的家長、教師協會是有效釋放社會矛盾能量的重要組織。推進家長、教師協會建設，是目前基礎教育發展的一個戰略機遇，也是學校特色發展的一個策略選擇。
在學校特色發展問題上，由于對特色的認識往往是通過其載體獲得的，所以許多特色載體的選擇具有“中性”特征，即談不上某個被選對象是“最恰當”的，也談不上某個被選對象是“最不恰當”的。采取更加民主的方式，特別是采取讓家庭和社區更多參與選擇的形式，有利于學校確立特色發展的戰略方針，有利于學校的最終選擇獲得家長和社區居民的深度認可和主動支持。從這方面來說，建設家長、教師協會，無疑是學校特色發展的一個良好機遇。
從全市400余所已經開展家長、教師協會實驗的學校經驗來看，家長、教師協會的建立也給學校工作帶來了全新的挑戰。首先是校長的決策權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其次是教師的教學、考試、作業等日常工作受到了某些干預，第三便是班主任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程序性影響。接受這些挑戰，改變習慣做法，將迎來新的面貌。
實驗經驗證明，校長與家長良好的合作，能使校長的領導獲得更加廣泛的支持，教師的工作也變得更加容易。當校長的決策與家長產生分歧時，表面看似乎削弱了校長的決策權利，但從促進家校交流的角度看，校長依然是最高決策者，其權利絲毫沒有被削弱。由于有了家長的主動支持，學校決策有了更加堅實的落實基礎。
有些教師可能認為家長對教學并不內行卻還要參與意見，但實驗表明家長并不試圖在教學專業領域發表意見，他們更多的還是利用自己的專長，幫助教師豐富課程和課外教育活動。能夠經常在教學方面征求家長意見的教師在家長滿意度調查中通常都能獲得更高的分值，這對教師的教學信心是一種極大的鼓勵。
班主任在班級家長、教師協會的協助下，能夠更好地設計班級教育活動。許多經驗表明，由于有了家長的支持和幫助，班級活動變得更豐富多彩了，班集體更團結、更具活力了。
穩步推進家長、教師協會的組織體系建設
市教委的《意見》針對當前全市家長、教師協會建設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對家長、教師協會工作的推進做出了頂層設計：一方面，規范家長、教師協會的組建程序，完善運行機制，逐步分級建立家長、教師協會組織；另一方面，市級層面加強問題研究和理論指導，區縣加強領導工作，各校則為各級家長、教師協會組織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條件和制度保障。
根據北京市門頭溝區和各區縣自發參與實驗的中小學校的經驗，家長、教師協會在學校分為三個層級：班級、年級和學校。三個層級家長、教師協會的建立不分先后，但職責和功能相互關聯，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學校層面的家長、教師協會是三級組織的核心，是溝通家庭、學校和社區三方教育力量的樞紐，是參與學校管理、討論學校發展目標和措施的主體。班級家長、教師協會是三級組織中的活動承載者，它按照學校家長、教師協會的活動總體計劃，結合本班特點和學生教育需要，協助班主任開展有特色的班級教育活動，商討家庭教育與班級教育的結合等事項。年級層面的家長、教師協會主要存在于規模較大的學校，根據年級教育教學活動的特點，協助年級組開展同年級的校內外教育活動，并組織各班家長、教師協會開展統一的校內外教育活動。
學校家長、教師協會的成員由各班或年級協會推薦，選舉一名條件合適的家長擔任協會主席，校長擔任副主席。學校家長、教師協會依據章程規定的職責和任務，參與學校發展規劃的制訂和實施工作，組織家長和社區參與學校相關教育活動，支持學校課程建設和教學活動，協助學校做好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動，支持班級和年級家長、教師協會的各項教育活動。
具體來說，學校家長、教師協會的重要職責首先是溝通，組織家庭與學校間定期的有意義的交流活動；其次是確定家長的教育職責，促進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配合，指導家長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第三是幫助學生學習，通過有組織的方式，使家長在幫助學生學習方面起到更加有效的作用；第四是組織志愿服務活動，邀請和安排家長利用自己的專長，支持和幫助學校開展某些教育活動；第五是參與學校重大決策，對影響到孩子和家庭的有關教育決策，組織家長以全面合作者的身份參與討論和做出決策；第六是利用社區教育資源，將社區資源充分運用于學校、家庭和學生的學習方面。
在學校普遍建立起家長、教師協會的基礎上，區縣以各校家長、教師協會主席為當然成員建立“家長、教師協會聯席會”制度。區縣家長、教師協會聯席會議依據學校家長、教師協會的章程，擬訂本區縣家長、教師協會章程，參與本區縣學校教育發展規劃的制訂和實施，協調相關社會教育機構，配合中小學校做好未成年人的社會教育工作，指導學校家長、教師協會聯席會議的工作，幫助學校家長、教師協會完善其章程。
家校合作制度范文2
【關鍵詞】病毒性肝炎；甲亢；甲巰咪唑；益氣養陰方
【中圖分類號】R977.1+4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4-4949（2014）01-0098-01
病毒性肝炎和甲狀腺功能亢進（以下簡稱甲亢）均為臨床常見病，兩病同時罹患的情況并不少見。甲亢本身可以導致肝功能不良，積極抗甲狀腺治療，對于控制甲亢癥狀、防止肝功能進一步惡化都有益。我院近十余年采用小劑量甲巰咪唑聯合益氣養陰方藥治療病毒性肝炎合并甲亢，現對此方案的療效及安全性分析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及分組；28例病毒性肝炎合并甲亢患者為我院2000年2月至2012年10月的住院病人，年齡20至51歲其中男17例（60.7%），女11例（39.3%），診斷均符合第七版《內科學》的甲亢診斷標準⑴和《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的病毒性肝炎診斷標準⑵。病毒感染分類：HBV感染18例（64.3%），HCV感染4例（14.3%），HEV感染3例（10.7%），HAV感染1例（3.5%），HBV重疊HAV感染3例（10.7%）。甲亢針對性治療分類：甲巰咪唑聯合益氣養陰方藥16例，心得安治療7例，未采取任何針對甲亢治療5例。將使用甲巰咪唑聯合益氣養陰方藥治療者列為治療組，其余病例作為對照組。兩組感染病毒分類以及治療前肝功能各指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治療前FT3、FT4、TSH指標比較亦無顯著性意義。
1.2治療方法：
⑴護肝治療：所有患者均給予門冬甲鎂，甘利欣，還原性谷胱甘肽，多烯磷脂酰膽堿等護肝治療及對癥支持治療，黃疸深者加腺苷蛋氨酸等促進黃疸消退。
⑵針對甲亢治療：治療組，甲巰咪唑5mg/次，3次/d。益氣養陰方組方：黃芪20g、太子參15g、甘草10g、生地10g、白藥10g、旱蓮草20g、夏枯草15g、五味子15g，濕熱重者去黃芪加玄參，每日一劑，水煎兩次，各取兩次150-200ml，混合后分兩次服用。對照組，心得安治療者，每次10mg，每日3次，其余未采取任何針對甲亢的治療措施。
1.3觀察項目及療效判定標準：所有患者7-14天檢測肝功能各指標一次，具體項目為，ALT、AST、白蛋白、球蛋白、總膽紅素、直接膽紅素、凝血酶原活動度。每兩周查血常規一次。統計治療八周時兩組肝功能各項指標并以此為據判定療效：肝功能各項指標正常者為“治愈”，各指標較治療前好轉者為“好轉”，與治療前比較無變化者為“未愈”，較治療前加重者為“加重”，治愈加好轉為總有效數。
1.4統計學方法：計量資料采用 表示、比較用t檢驗，計數資料分析用卡方檢驗。
2結果
3討論
甲亢引起肝功能損害在臨床上較為常見，文獻報道發生率為58.3%-75.8%，且肝功能損害與甲亢的病情、病程呈正相關⑶。原因是①甲狀腺激素對肝臟有直接毒性作用，可引起并加重肝功能損害。②甲亢患者基礎代謝率增高，內臟組織氧耗量增加，但內臟血流并不增加，造成相對缺氧狀態。③甲亢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機能紊亂可引起肝損害。因而當病毒性肝炎合并甲亢時會使肝功能損害更為嚴重，積極控制甲亢病情，有益于肝功能恢復。此觀點已在多數文獻上得到認同，但臨床醫生因顧慮到抗甲狀腺藥物亦可損傷肝功能，不給予針對甲亢治療至肝功能損傷難以控制，或減少了抗甲狀腺藥物的計量，因而對甲亢癥狀的控制難以達到理想效果，同時也間接影響了肝功能的恢復。為了進一步提高療效，同時減少藥物可能對肝臟的損害，我們采用小劑量甲巰咪唑聯合益氣養陰方藥控制甲亢病情。
甲亢在中醫辯證中多屬肝陽上亢，氣陰兩虛，故益氣養陰法在甲亢的中醫治療中常常選用。在西醫甲亢為自身免疫性疾病，而本組病例所選用的益氣養陰方中的所有方藥均有調節免疫的功效，其中生地還可直接改善甲狀腺功能亢進者交感腎上腺能神經興奮的癥狀，使血漿cAMP含量正常。還有研究表明此組方可通過影響甲狀腺組織NIS基因表達，抑制甲狀腺對碘的攝取，減少甲狀腺素的合成，且其作用與甲巰咪唑無顯著性差異，從理論上說明益氣養陰方可部分替代甲巰咪唑。本研究病例，在同樣的療程下，治療組肝功能好轉顯著優于對照組（兩組轉氨酶、總膽紅素下降差值比較P
參考文獻
[1]趙文憑，張美賢，無碘中藥在甲亢病中的應用[J]，中醫藥導報，2006，3（33）：119
家校合作制度范文3
方法：將我院2013年3月-2013年10月收治的502例手足口病患兒按不同治療方案分為試驗組（398例，常規對癥治療再結合痰熱清、病毒唑）和對照組（104例，常規對癥治療再結合病毒唑），對兩組治療效果進行綜合比較。
結果：試驗組治療總有效率為90.95%，明顯高于對照組（82.69%）（P
結論：痰熱清聯合病毒唑治療小兒手足口病效果顯著，能明顯改善患者癥狀、體征，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關鍵詞：痰熱清病毒唑小兒手足口病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1.163
【中圖分類號】R4【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1-8801（2014）01-0120-02
本研究回顧性分析筆者所在醫院于2013年3月-2013年10月對502例手足口病患兒進行藥物治療的臨床資料，研究觀察痰熱清聯合病毒唑用于治療小兒手足口病的臨床療效，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我院2013年3月-2013年10月收治的手足口病患兒502例，均符合《衛生部手足口病診療指南》[1]，均有發熱、手足皮疹、口腔潰瘍等典型表現。男性患兒374例、女性128例；年齡10個月-5歲，平均（2.4±1.1）歲。按照不同治療方案分為試驗組（398例）和對照組（104例），兩組患兒在性別、年齡、病情等一般資料方面比較無明顯差異（P
1.2方法。兩組患兒入院后均給予退熱、抗感染等常規對癥處理。①對照組：給予利巴韋林注射液（麗珠集團麗珠制藥廠；批準文號：國藥準字H20034116）10-15mg/kg*d溶于5%葡萄糖溶液100ml中靜脈滴注，2次/d，連用5d。②試驗組：利巴韋林用法用量同對照組，另再給予痰熱清注射液（上海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批準文號：國藥準字Z20030054）0.3-0.5mL/kg*d，1次/d，連用5d。
1.3療效判斷[2]。顯效：用藥1-2d后體溫恢復正常，患兒手足皮疹或口腔黏膜皰疹癥狀明顯好轉；有效：治療2-3d后體溫正常，患兒手足皮疹或口腔黏膜皰疹有所好轉；無效：用藥3d以上體溫仍未恢復正常，并且手足皮疹及口腔黏膜皰疹癥狀無任何改善。
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組間計量資料比較用t檢驗，組間計數資料比較用卡方檢驗，設當P
2結果
2.1治療效果比較。試驗組患兒治療總有效率為90.95%，明顯高于對照組（82.69%），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臨床癥狀消退及住院時間。試驗組患兒發熱、皮疹、口腔潰瘍消退時間及住院時間均少于對照組（P
3討論
小兒手足口病主要是由腸道病毒屬的柯薩奇病毒組A組和腸道病毒7l型（EV71）引起的病毒性傳染病[3]，主要通過飛沫傳播。病毒在患兒口咽及腸黏膜細胞繁殖后侵入血液形成病毒血癥，再侵襲全身靶器官而引起疾病[4]。目前，小兒手足口病的臨床治療多采用利巴韋林進行抗病毒治療，利巴韋林可通過干擾肌苷酸脫氫酶活性來影響鳥苷酸合成，對病毒DNA復制達到抑制作用，但利巴韋林有較強的病毒腺苷激酶依賴性[5]，可導致患兒白細胞減少、骨髓抑制等不良反應。痰熱清注射液主要成分有連翹、黃芩、山羊角、金銀花及熊膽粉等多種中藥材制劑，黃芩具有較強的清熱解毒、化痰解痙的功效；金銀花發揮廣譜抑菌功效；山羊角有鎮靜、解熱、調節免疫的功效；熊膽粉抑菌、祛痰、平喘。本研究采用痰熱清注射液聯合利巴韋林對手足口病患兒進行治療，發現該聯合用藥方案能明顯提高治療有效率，并且患兒發熱、皮疹、口腔潰瘍等癥狀、體征能夠在更快時間內得到改善，治療效果較理想，可作為臨床治療小兒手足口病的首選用藥方案。
參考文獻
[1]付洪濤.痰熱清與熱毒寧治療重癥手足口病的療效觀察[J].中國婦幼保健，2013，28（017）：2846-2847
[2]李華梅.痰熱清注射液佐治兒童Ⅰ期手足口病112例療效觀察[J].兒科藥學雜志，2013，19（008）：23-24
[3]楊曉泉，葉曉明，黃瑞紅，等.痰熱清注射液聯合更昔洛韋治療161例小兒手足口病療效觀察[J].海峽藥學，2012，24（4）：190-191
家校合作制度范文4
關鍵詞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新制度主義；制度要素
中圖分類號 G71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04-0035-04
制度可以解釋為：“包括為社會生活提供穩定性和意義的規制性、規范性和文化―認知性要素，以及相關的活動與資源。”[1] 對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而言，其具有跨界的性質及多元組織互動的特點，并且具有使用、產生、分散和消耗物質資源的質性，因此借用這一制度定義，可以較適切地分析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基礎要素及運行機制。
一、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基礎要素
（一）規制性基礎要素
規制性基礎要素的特征之一，就是強調明確的、外在的各種規制過程，包括強制性規則、法律法規、監督、獎懲和權宜性策略反應[2]。諾思指出，“正式規劃能夠補充和強化非正式約束的有效性。它們能降低信息、監督及實施的成本，并因而使非正式約束成為解決復雜交換問題的可能方式”[3]。也正是由于規制性要素能起到強制機制作用，因此很多研究者在分析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問題時，均指出校企合作法律法規缺失及政策體系不健全、不配套是其首要原因。作為規制性要素的核心成份，校企合作法律法規及政策是校企合作實施的綱領性文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當前，教育部正在著手研究制定《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同時還在進行《職業教育法》的修訂工作，力爭使校企合作在立法層面予以確定。這將成為校企合作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二）規范性基礎要素
“規范系統包括價值觀和規范。所謂價值觀，是指行動者所偏好的觀念或者所需要的、有價值的觀念，以及用來比較和評價現存結構或行為的各種標準。規范則規定事情應該如何完成，并規定追求所要結果的合法方式或手段?！盵4] 由此可以看出，規范性基礎要素不僅指確定目標、獲得收益，也明確了達成這些目標所采取的適當方式和方法。對于校企合作這一組織場域，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學生是場域中的行動者，也是各利益相關者。在這一組織場域中，如果不同行動者所持有的校企合作價值觀能夠達成一致，那么各行動者所具有的特定權利和責任便會被確定，即在校企合作過程中各種角色便會被正式建構，而各行動者便可以支配一定程度的物質資源。如果各行動者所持的價值觀存在差異或分歧，那么各種角色及其分工便無法確立，也必然會導致校企合作無法展開。從實踐來看，明確的角色分工及職責定位等會對校企合作行為施加一種限制，但同時也會賦予校企合作行動者某種力量，即對于各行動者既給予特權也施加義務。當前，諸多研究者呼吁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及《職業教育法》中對于校企合作中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學生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加以清晰界定，但僅此還不足以達到規約、規范和引導校企合作行為的目標，以什么樣的價值觀去評價校企合作行為及評價校企合作行為的標準如何，仍需加以研究并以符號系統表征出來。
（三）文化―認知性基礎要素
制度主義者一直強調文化―認知性要素的重要性。無論是社會學家，還是組織研究者，均認為制度的文化―認知要素構成了關于社會實在性質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構意義的認知框架。在這些研究者看來，在一個行動場域，意義產生于互動之中，并且用來持續理解不斷的互動。對于校企合作來說，只有當校企雙方達成對于校企合作性質的共同理解，以及對其價值和意義的深度認知，才能夠形成一種應然的合作慣例。然而，企業和職業院校屬于兩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各自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長期形成的信念體系和文化框架制約，對于校企合作情景是什么及應是什么會存在不同的理解，這種文化信念的差異性極易導致校企合作行為的瓦解。因此，只有努力構建校企雙方共同的文化信念，通過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參照框架，才能使校企合作獲得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是一種“最深層次”的合法性，“因為這種合法性依賴于前意識的、被視為當然而接受的各種理解或認知框架”[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大基礎性要素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運行模式，只有這些制度基礎要素結合在一起并充分發揮作用，校企合作制度化才能發生，這也是推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必須解決的三大關鍵性要素。
二、區域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實踐范式
（一）以規制性權威促進校企合作制度建立
“強制手段的使用如果要有效果，就必須提出相對明確的要求，進行有效的監督和重要的制裁懲罰。除此之外，還需要使用一種重要的權力機制?！盵6]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程度會受到這些權力機制的影響，而很多區域也正是以法律程序和政府政策來規約、激勵職業教育校企合作。
目前，強化地方立法，出臺相關政策，推進資源互補，推動校企聯姻，已成為各地推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基本路徑。比如，2009年寧波市在全國率先為校企合作立法后，遼寧省的沈陽和大連、河南省的開封和三門峽、浙江上虞、河北唐山、福建廈門等市以及陜西省也紛紛出臺了校企合作促進條例。
強化權力機制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立法層面，還體現在其他權力資源的整合、聯動及其共同治理層面。如，浙江省針對本省的高技能人才培養、使用、激勵、保障等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對本省的校企合作提出具體促進政策，明確界定了政府、職業院校與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關系和職責（更多時候規制性制度要素是與規范性制度要素結合在一起的），取得了較好效果。為更有效地促進區域校企合作，作為高技能人才培養的兩個關鍵部門，浙江省教育廳和中小企業局聯合制定了《關于共同推動校企戰略合作的框架協議》，這在全國屬于先例。2011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交通委聯合制定了《北京市交通行業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暫行辦法》，這是國內第一個由行業制定并組織實行的校企合作辦法，對各地及國家層面校企合作法律法規的建立也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二）以規范性角色建構推動校企合作制度形成
近年來一些新制度主義者提出，“過去人們認為是體現強制性要素的那些規制性活動，實際上往往更加依賴于規范性和認知性制度要素”[7]，一些規范性要素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恰恰能夠創造一種市場機制或規則供行動者遵循。近年來，很多區域從政府到學校層面分別建立政府主導的“合作辦學理事會”、行業主導的“行業指導委員會”和“校企合作工作委員會”、學校主導的“專業合作建設委員會”三級校企合作治理體系，在明確各組織責任、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各組織的規范、中介、指導和協調作用，推動“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四方聯動，促進了校企合作效益的提升。如，福建省組建了機械、通信、建筑、輕工、鞋服、旅游等6個省級中等職業教育行業指導委員會，成立高職院校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大連市成立了由市政府牽頭，發改委、經信委、教育局、人社局、財政局等多部門聯合組成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協調委員會，負責宏觀掌控全市校企合作的方向，制定校企合作的法規、政策和實施戰略；成立由教育局和人社局牽頭，以行業協會、企業和職業院校為主體的職業教育行業指導委員會，作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具體實施和組織指導者，以完成提業發展和行業人才需求信息、制定職業崗位及技能標準、指導職業院校進行專業與課程建設、搭建就業供需平臺、指導校企合作等職能。江蘇省完善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學校主動的校企合作運行機制，全省建立1200個由行業企業專家和學校專業教師組成的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從目前來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治理體出現了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的發展趨勢。
（三）以文化―認知觀念對接推動校企合作制度擴散
文化―認知性要素在制度擴散中具有重要作用。意識形態或信念系統、認知結構不會憑空產生或發生轉變，需要通過符號性、情景性的中介來傳遞和流傳。對于某種事物，只有在群體行動后，才能真正建構其意義。在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過程中，很多地區致力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文化―認知觀念的對接，以“理論化”促進校企合作行為客觀化，構建校企合作制度的文化框架。如，寧波市2009年以來先后組織實施了“職教進企業、服務促發展”、“牽手百家企業”、“2211校企牽手”等主題活動，推動職業院校主動走進企業，了解企業需求，解決企業難題。在集體行動之后，政府、行業企業及學校對于校企合作多方的需求有了進一步了解，為深入推進校企合作創設了條件和氛圍。大連市組織校企合作洽談會，協助校企進行聯絡并確定合作意向；組織校企合作總結會，樹立典型、推廣經驗、查找問題、提出改進辦法。彭州市政府與成都紡織高等?？茖W校聯合行業、企業共同打造每年一度的西部紡織服裝行業高峰論壇，加強與行業企業界的溝通，暢通了信息交流和匯集渠道。實踐表明，校企合作需要政府營造促進互相了解與催生需求的氛圍，通過活動對接達成觀念對接，由此形成推動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認知動力。
三、區域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實踐的理論反思
首先，一些地區盲目復制、模仿其他地區校企合作政策經驗和理論模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發展區域特征明顯，經濟水平、產業特點、企業性質、技術密集度等都存在顯著差異。而任何根植于本土實踐的校企合作制度化理論模型，也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即使有些理論模型抓住了區域實踐中的某些特征，但其總會忽視另外一些特征，從而無法做到對實踐進行準確、無偏差的描述，因此，在借鑒他域經驗時，絕不能僅僅關注符號性事物，而必須將理論模型與其所嵌入的社會背景結合起來，即進行他域解構，再把符號、模型與本土實際進行重新組合，在此基礎上合理配置資源。
其次，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法規和政策中缺少對行業企業情感的關注。“符號系統包含的不僅是物質和意旨，還包含情感，因此符號系統引起的不僅僅是解釋性或說明性的反應，還有情感性的反應。”[8]這種情感可能是制度要素的力量的來源之一?！耙粋€穩定的規則系統，不管它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如果得到了監督或獎懲權力的支持，并且這種權力又伴隨著畏懼、內疚感，或者清白無愧、高尚、廉正、堅定等情感，那么就是一種流行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盵9] 而在這方面，不僅理論研究不足，在實踐領域也較少嘗試，這是校企合作制度化過程中需要關注和反思的一個重要維度。在現代經濟理論中，企業是一個把投入轉化為產出的組織[10]。交易成本決定了企業關注、購買、生產和銷售什么[11]。而企業是否愿意和職業院校合作，其首要考慮的要素便是交易成本。在法規法律等權威控制下，企業也許能參與校企合作，但其主觀意愿不會太強，也必然不會產生預期的合作效果。提升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意識、情感和信念，不僅需要國家引導性地組織開發針對企業家的系列教育培訓課程，同時也要關注企業家的情感需求，以多種措施激發和維持企業家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情感性反應。
第三，制度化過程是在多層次發生的，不同層次制度化過程易出現邏輯的不一致，需要關注自下而上具體行動者的需求，及時矯正制度建構中的問題。在校企合作場域，制度是在多層次發生的：一種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建立過程，即政府層面為校企合作提供了一個更大的制度環境，而在校企合作場域中，更多、更具體的制度場域與制度形式得以存在和運行，這些具體的制度場域與制度形式又為學校組織、企業組織及其他行動者的具體行動提供了環境，這種從上到下的制度建立過程，包括了制度擴散、轉述、社會化、強迫接受、權威化、誘導與遵從等行為；另一種是自下至上的制度建立過程，即較低層次的組織及行動者通過選擇、關注、理解、角色建構、失誤、調整、創新、溝通、抵制和操縱等行為，對校企合作的制度環境自下而上地進行重新塑造與改變。在實踐中，政府及管理者往往過多關注自上而下的制度推進，對于企業和學校是否適用該項制度關注不足，即使接收到來自企業、學校的抵觸意見和建議，也不愿改變既定的制度模式。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其既有規約、規范作用，同時也具有使能作用，即行動者有權力矯正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促進制度變遷，因此應更多關注場域中的而不是單一層次上的校企合作制度建立和變遷，理性面對問題，及時調整和糾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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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杭行，譯，韋森，譯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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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Practice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ZHOU Jing
（Jilin Teachers’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130052， China）
Abstract Drawing the viewpoint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this paper regards the regulative the normative， and the culture-cognitive elements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alyzing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framework， three characteristics is fou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enterprises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by regulative authority， promote the formul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s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normativ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diffusion of school-enterprises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by the linkage of culture-cognitive concept.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n practice， it is foun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launch the other regio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local reconstruction while drawing lessons of other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entrepreneurs’ emotional needs and response while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ursuit of institution changes of bottom-up organization and actor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new institutionalism； institution elements
收稿日期：2014-01-10
家校合作制度范文5
關鍵詞：智障兒童;家庭教育;先鋒作用;教育策略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兒童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和諧的全面發展，就是兩個‘教育者’――學校和家庭，不僅要一致的行動，要向兒童提出同樣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著一致的信念，始終從同樣的原則出發，無論在教育的目的、過程還是手段上，都不能發生分歧?！笔聦嵶C明，家長成為學校教育的參與者、合作者、促進者，對孩子的成長大有益處。筆者所在的學校是本市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如何發揮家長在智障兒童教育中的先鋒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學校家庭教育現狀
學校辦學近五年來，在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不斷融合、摸索中，筆者發現現階段家庭教育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一）家庭教育態度不一。大多數智力落后兒童的父母不能正視現實，存在兩種錯誤教育傾向：一種是過分溺愛、嬌寵，另一種是厭惡嫌棄、態度粗暴。家長教育水平參差不齊，教養態度不一，這些都影響家校合作制度的建立，甚至容易使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沖突。
（二）家長文化素養不一。父母文化素質是決定家庭教育環境的重要方面，一般來說父母文化素質越高，越可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越能為培養子女創造力提供有利的條件。本校80%的智力障礙學生來自農村，家長的文化素質高低不同，在智力落后兒童家庭教育采取的方法、技巧上帶來了很大的阻礙。
（三）家庭成分的復雜、多元化，給家校合作制度帶來了難度。學校有8.5%的智障兒童來自單親家庭，5.7%的學生家中父親或母親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礙。殘缺家庭的增多、隔代教育的問題、家庭經濟條件制約等也影響著家校合作制度的構建。
二、以理念為先導，提升廣大家長的認識
長期的工作中，筆者深感家庭教育的不足會對學生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很多同事都有這樣感嘆，學生在校三星期的教育抵不上七天月假的影響;學校教育家長不理解，這給教育帶來不少阻力;部分家長把孩子交給學校就完全依賴學校，忽視了自己才是孩子的第一位教育者的職則。家長在人才觀、教育觀、家校合作觀等方面，與學校教育存在差異和不一致的情形，這些矛盾處理不好，就深深影響著家庭與學校之間的和諧合作關系。通過分析，學校每位領導、教師感到確實有必要對家長的家庭教育給予指導，使家長掌握正確的教育思想和科學的育人方法。
（一）組建家長委員會
組建家長委員會，目的在于進一步密切家校關系，溝通教育信息，提高育人水平，從而對學校教育教學工作起支持、參與和監督作用。通過工作實踐，新學校家長委員會的組織模式確定為：“學校家長委員會――班級家長委員會”兩級級機制。推過自薦、班主任推薦、民主推薦，選拔熱心學校和家庭教育工作、有奉獻精神的先進家長代表組成家長委員會，以喚醒其他家長的同情心、現身說法等方式積極協助學校調動其他家長參與到智障兒童的家庭教育中來，效果顯著。
（二）班級家長會
家長會可以幫助家長提高家庭教育水平，掌握孩子發展情況，了解學校教育現狀，能夠及時溝通家長、學生和學校的思想感情，排除教育中消極的因素。結合學校每月放月假家長來接學生的有利時機，由班主任精心設計家長會內容，就學生本月在校的點滴進步、努力方向、下月學習計劃等詳細向家長闡述，并與家長面對面進行交流，對家長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困惑共同探討，提出有效的、科學的教育策略。
（三）家長培訓班
現階段，學校內家庭教育的實際情況是：大多數智障兒童家長面對智障孩子往往感到手足無措，他們需要得到外界的協助和指導，使他們能夠有目的地對治理落后兒童進行教育和訓練。
針對家長的這個需求，學校根據家庭、家長的實際，利用家長來校接學生的時機，合理安排適當的學習內容，組織開展家庭教育培訓班。培訓的內容不僅有由教育經驗豐富的老師主講的教育實踐策略，例如如何培養孩子的衛生習慣、如何對有攻擊的孩子進行教育、學生回家如何延續學校培養的良好習慣、如何培養智障孩子溝通交往能力等與智障兒童成長息息相關的具體教育方法指導的內容，還邀請本市市醫院兒科專家主講兒童家庭康復方面的實踐技能、邀請法制副校長就智障兒童法制教育觀念的培養進行專題講座、邀請派出所的輔導員結合智障兒童安全教育的內容進行全面、深刻地剖析。一次次的培訓、講座幫家長們明晰了對孩子教育的方向及方法，在家長中普遍反響較好。
家校合作制度范文6
家庭教育是兒童所接受的最基礎的教育。對于流動兒童來說，良好的家庭教育不僅能夠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還能夠提高其學業成績，促進其學校融合。積極開展家庭教育指導，進行家校合作，提升流動兒童的家庭文化資本，構建社會支持體系，是提高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質量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
流動兒童 家庭教育 有效途徑
根據全國婦聯2013年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我國處于6－14周歲的流動兒童已達1472萬，比2005年增加了347萬。流動兒童作為城市中的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盡管在接受學校教育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情況卻不容樂觀。家庭教育是基礎性教育，尤其對于流動兒童而言，它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如何提高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質量，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促進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
流動兒童是伴隨著家庭融入城市的，面對陌生的環境，他們只能在家庭中尋找安慰與鼓勵。家庭教育包括家庭氣氛、家長素質、家長的教育觀念與教育方式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夠為流動兒童的心理發展提供正向作用，這對于兒童的思想發展是極為重要的。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夠提高流動兒童的學業成績
流動兒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一般較低，其教育理念往往也比較落后。對于孩子學習成績的期望往往寄托于學校，自身責任意識不高，并且往往會忽略了對孩子學習的鼓勵。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夠發現孩子的優點，對其贊美、鼓勵;同時對于孩子的不足，也會采取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使其進行改正，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積極自信的孩子也往往會在學校中積極表現，取得良好的學業成績。
(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夠促進流動兒童的學校融合
研究表明，流動兒童及其家長融入城市的水平高低與其家庭教育質量呈顯著正相關，流動兒童及其家長在經濟、文化、心理等方面融入城市的水平越高，其家庭教育的質量就越高，反之亦然［1］。良好的家庭教育不僅能夠促進家長的城市融入水平，還能夠促進兒童的城市融入水平，進而提高流動兒童的自信心，更好地融入學校生活。
二、提高流動兒童家庭教育質量的有效途徑
(一)開展家庭教育指導
家庭教育指導的目的在于更新家長的教育理念，改善家長的教育方式。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進行指導，不僅能夠提高家長的教育能力，促進流動兒童家長的發展，還能夠維護教育的公平、公正，保障流動兒童享受全面、平等的教育。有效地指導家庭教育，首先可以從建立家長學校入手，教育部門和學校要切實保障家長學校的實際落實與運行，保證活動開展的質量和數量;其次需要教師發揮專業優勢，幫助流動兒童家長掌握科學的教育理念，提高他們的教育能力;最后可以通過開展各種活動，使家長在活動過程中真正體會教育的意義。
(二)進行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指家庭和學校之間形成合力對學生進行教育，使學校在教育學生時能得到來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長在教育子女時也能得到來自學校方面的指導［2］。家校合作能夠使家庭和學校之間取長補短，在運作過程中，發現并解決雙方教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為流動兒童的成長提供更好的教育。有效進行家校合作，需要家庭和學校雙方投入，促使家校合作制度化、常規化。從雙方主體來看，學校應該將家校合作常規化，使家長把家校合作看作是學校的常規性工作，使其習慣性地參與進來;學校應使家校合作制度化，使教師把家校合作看作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這一過程中，教師與家長應敞開心扉、積極配合，使家校合作有序展開。
(三)提升家庭文化資本
法國社會學者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認為文化資本是指任何與文化及文化活動相關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從家庭教育的意義上來講，家庭文化資本包括家庭的文化氛圍、家長的教育方式、家庭的書籍、音像、繪畫、父母的文憑、職業資格等。布迪厄非常重視家庭文化資本對兒童學術成就的作用，他認為“教育行為中產生的學術型收益，依賴于家庭預先投資的文化資本”［3］。家庭文化資本對流動兒童尤為重要，提升流動兒童家庭文化資本能夠直接增加流動兒童的文化自信。提升流動兒童家庭的文化資本，首先是政府和社會應該為流動兒童家長的城市化提供平臺，尤其在就業方面，應該保證他們公平就業，幫助他們謀求更好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間接地增加流動兒童家長的文化資本;其次，流動兒童家長也應自身付出努力，平時多看書看報，學習更多、更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積累、提升自身的文化資本。
(四)構建社會支持體系
流動家庭在城市屬于外來者，但是他們在城市中所作出的貢獻卻是不可低估的。面對流動家庭在教育中的困境，我們認為應該建立健全社會支持體系為流動家庭提供服務與幫助，使其感受到城市的社會關懷，增加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促進流動家庭的社會融合，進而促進流動兒童的健康成長。為流動兒童家庭構建社會支持體系，首先需要政府的力量，通過發揮統籌、引導的作用，制定政策文件，為社會支持體系的存在提供保障。其次需要社區和其他社會志愿力量發揮行動的作用，攜手為流動家庭提供具體幫助。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問題，不僅關乎流動兒童這一特定群體的健康成長，受社會多種因素的影響，還關系著祖國下一代的健康成長，這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提高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質量，需要政府、社會、學校及家庭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我們付出耐心和時間，共同為流動兒童的成長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作者：劉玉璠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周廣菊．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現狀的調查研究———以常州市為例［J］．江蘇理工學院學報，2014(5):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