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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的意義范文1
[論文摘要] 農民工是當代中國正在崛起的一個龐大的新型階層，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們大多數還游離于醫療保障體系之外。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問題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建立和完善面向農民工的醫療保障體系，為農民工提供一道醫療保障“安全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已經達到1.2億至1.4億，占我國總人口數的10%。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工。農民工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他們大多數還游離于醫療保障體系之外。因此，透析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顯得十分必要。
一、農民工醫療保障的現狀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了城鎮人口的醫療保障制度和在試行中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但對于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而言，他們大多數還游離于醫療保障體系之外。
1.農民工很少參加城市所提供醫療保障 在一般情況下，城市的醫療保障政策往往忽略了農民工群體具有極強流動性這個特征，把農民工當成可長期在同一個城市居住的人來對待，因而顯得很不合理。從實施的效果來看，上海的參保率極低，即使他最早推出外來勞力綜合保險，目前參保的只占外來勞力總數的五分之一，參保率極低。截至2003年11月底，江蘇省參加醫療保險的農民工估計為80萬，占總數的15%；到2003年9月底，深圳市非深圳戶籍員工參加住院醫療保險80.36萬人，參保率為28%；成都市2004年農民工綜合保險的參保率為34%。因此，總體來看，該項政策不能算是成功的。
2.農民工不愿參加農村所提供的合作醫療 隨著集體經濟的解體，建國初期為農民提供的醫療保障已不復存在，現在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方興未艾。據衛生部統計，截止到2004年10月31日，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有333個縣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約覆蓋10691.09萬農業人口。在新型合作醫療的國家級試點地區湖北公安、省級試點地區山東泰安，當地政府出臺了有關新型合作醫療實施的辦法都明確表示，受益對象包括具有當地戶籍的外出打工農民。而且兩地的試行辦法均規定，農民在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時要做到一家一戶為單位參加合作醫療，家庭成員必須全部參加，要“戶不漏人”。然而，兩地同時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幾乎所有的農戶在參加合作醫療的報名之初，都沒將家中在外打工的成員姓名寫入“合作醫療證”。也就是說，出外打工者實際上根本沒有參加合作醫療。
二、農民工醫療保障缺失的原因
盡管我國目前出臺了一些關于農民工醫療保障的試行條例。但總的來說，實際效果并不樂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二元醫療保障體制的影響 建國后，我國以戶籍為標準，在全國分別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城鄉二元的醫療保障制度。農村是集體保障為主，國家適當扶持，城市實行的是國家——單位負責制。由于國家在城鄉醫療保障中承擔的責任不同，加之改革開放后，尤其是近些年來，城鄉經濟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導致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城鄉之間、農民工與市民之間二元割裂的狀態。因此，盡管全國很多地方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但并沒有真正改變農民工因傳統體制造成的醫療保障缺失問題。
2.醫療環境問題嚴重 我國的三醫問題極為嚴重。所謂“三醫”問題是指醫療（衛生）問題、醫藥問題和醫療保障問題。醫療問題又可進一步分為醫療衛生體制、醫療費用、醫院管理和服務等問題。其一，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滯后；其二，醫療費用增長過快；其三，醫院收費高，服務和管理水平不盡人意；其四，藥品價格“虛高”久攻不下；其五，城鎮和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建設也存在一些問題。根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顯示，87.4%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由此可見，“三醫”問題對農民工的醫療保障自然會產生直接影響。 轉貼于
3.醫療保險制度顯失公平 根據2004年12月零點調查和指標數據網與哈佛有關機構合作完成的《中國居民評價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務研究報告》顯示，我國衛生資源分配中的不公平不僅僅體現在醫療保險覆蓋率上，在保險制度覆蓋范圍內也是存在的。城鎮內部不同群體占有的衛生資源是不一樣的。大量的醫療補貼給了少數富人而不是城市中的貧民。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在規則設計上存在著內在的缺陷，使得利益分配、成本分攤、風險負擔等方面都欠缺公平性，資源分配極不合理。這就使得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失去了作為財富再分配的最重要方式與手段的作用，甚至還成了分配不公平的放大器。對于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而言，當然無法以平等主體的身份享受醫療保障權益。
4.農民工醫療保障觀念相對滯后 在我國，醫療保障作為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近十年的歷史。目前以年輕人為主力軍的農民工群體，他們是在以家庭保障為主要形式的農村保障體制下成長，有的對城市沒有歸屬感，不信任城市的醫療保障政策；有的由于少數官員經常挪用醫療保障費用，對政府倡導的政策冷漠視之；有的因流動性強，在異地生病得不到及時的回報，不愿參加醫療保障。因此，農民工并沒有在心目中及時確立現代意義上的醫療保障觀念。這是造成農民工醫療保障缺失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三、解決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的主要途徑
構建農民工醫療保障體系不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切入點，而且是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保證，是體現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的需要。它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我國政府應根據農民工的實際需要與經濟承受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農民工醫療保障體系。其主要途徑如下：
1.建立多層次的農民工醫療保障體系 如果將農民工進一步細化，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長期在城鎮居住的農民工；第二層次是短期在城鎮生活，到一定年齡返回農村的農民工；第三層次是農閑時在城鎮打工，農忙時又回到農村務農的農民工。針對不同層次的農民工，應建立內容完整而層次不同的醫療保障。第一層次的農民工在身份上已較接近城鎮居民，應將他們的醫療保障與城鎮市民的醫療保障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管理；第三層次的農民工，重心仍在農村，其醫療保障的內容應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一致；而第二層次的農民工，他們的情況與第一層次和第三層次的農民工不同，所以他們的醫療保障既不能套用城鎮市民的醫療保障，又不能套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需要建立一整套介于兩者之間的、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制度?？傊?，面對農民工的不同層次，必須建立多層次的農民工醫療保障體系。
2.擴大基金來源渠道，設立個人賬戶并保值增值 資金是醫療保障體系運行的“血液”，沒有充裕的資金，醫療保障制度就無法運行。但目前農民工醫療保障的基金來源要想全靠政府財政支出也不現實，這就要求農民工自己籌建以個人資金為主、國家財政為輔的醫療保障制度。按照平等性、統一性的原則，針對城市農民工流動性強的特點，要實行社會保障統籌賬戶的全國統籌，以利于社會保障關系的全國性轉接。為增加資金可考慮：一是個人繳納；二是政府財政撥款；三是發行福利彩票；四是社會慈善機構的捐款等。此外，在保證資金安全的情況下還可以去購買政府債券、公司股票、投資農業或存入銀行等，以保證資金的保值增值。
3.加強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制度建設 由于農民工醫療保障體系宏觀上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因此首先要加強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制度建設。一方面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權威的農民工醫療保障管理機構。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已經不是一些臨時性的、地方性的辦法和措施所能解決的，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建立健全有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執法力度，將其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我們要著眼于醫療保障事業的長遠發展，并針對目前農民工流動性強、工資水平低等特點，制定規范、合理的社會保障法規，明確政府、用人單位和農民工參保的責任，懲治那些消極對待或逃避為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障的雇主，強制用人單位和相關的業務主管部門協同作業，確保農民工醫療保障工作的順利開展。 轉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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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是關系到全體國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建立一個覆蓋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體制，不僅能夠使人人都能享有基本醫療服務，而且對于風險分擔和經濟發展也有著重大的意義。正因為如此，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我國政府民生保障建設的重要內容。理論上，我國的醫療保障有兩種可選擇的路徑——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療保障。全民免費醫療通過稅收籌資，為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服務； 全民醫療保障( 以下簡稱“全民醫保”，注) 則主要通過征收醫療保險費、建立醫療保險制度、輔之以其他制度的方式提供醫療保障。這兩種體制各具特色，各有利弊。正因為如此，中國究竟應采用何種形式，一直存在廣泛的爭論。
本文結合我國醫療保障發展的制度環境，從比較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國醫療保障發展的正確道路是建立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全民醫保體系，而不是建立全民免費醫療體系； 事實上，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的醫療保障體制正在朝這一方向發展，但是，從全民醫療保障的角度與要求來看，目前的醫療保障體制在資金籌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覆蓋面、公平性、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與難點，這使得我國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文章針對這些問題與難點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與難點，完善公平、普惠、多層次全民醫保體制的對策建議。
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比較和區別
一般而言，全民免費醫療是指免除繳費義務，通過稅收籌資，由公立的、或者簽約的私立衛生服務提供者向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衛生服務。全民免費醫療使所有人能夠根據治病的需要而非經濟支付能力來獲得醫療服務。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國的“國家衛生服務制度”( nationalhealth service，nhs) ，該制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服務范圍涵蓋了從預防到康復、從孕檢到臨終護理、從頭疼感冒的小病到心臟搭橋等大病的各類醫療保健服務，一度被英國標榜為“西方最完善的醫療服務體系”。而全民醫保則是一種覆蓋全體國民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全民醫保不僅包括以收入為基礎、由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的社會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構架，還包括針對少數弱勢群體的社會醫療救助制度以及為滿足多層次醫療需求的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近三十個國家通過構建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體的制度達到全民醫保，其中典型的代表國家有德國、澳大利亞、法國等。
在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選擇上，人們之所以聚焦于在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間取舍，主要是因為二者都滿足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最初構想。無論是全民免費醫療還是全民醫保都是為了滿足公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非營利的性質，二者的目的如出一轍： 微觀上，都是為了解決全體國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改善人民群眾享有醫療衛生服務的條件； 宏觀上，醫療衛生是民生大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都是為了逐步解決醫療保障問題，彰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從而讓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從制度屬性來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同屬于強制性醫療保障，主要依靠國家權威，由政府集中領導和主辦，理論上要求將制度規定的人群全部納入醫療保障的體制之內。區別于自愿性醫療保障制度，二者的保障范圍比較廣，不僅保大病，而且保小病； 對參保條件沒有健康上的特殊規定，無論是健康的人還是患病的人都可以參與； 支付方式一般都是按照個人醫療費用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償。縱觀世界各國的醫療保障體制，以全民免費醫療或全民醫保為代表的強制性醫療保障占有主體性地位，可以有效避免自愿性醫保制度因保險費負擔過重或個人保險意識缺乏而造成的醫療保障缺失。
然而，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各具特色，將二者進行比較，其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體系特征來看： 第一，兩種體系下的制度類型不同。實施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醫療衛生制度單一，往往通過建立統一的醫療體系來提供醫療保障服務； 而以社會保險為主的全民醫保往往通過建立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滿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如，日本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按照不同職業將居民分別納入到不同的醫療保險組織，整個國家的醫療保險由雇員保險、國民健康保險和老人保健三大部分構成； 德國的醫療保險體系除了包含法定的社會醫療保險以外，還包括私人醫療保險和特殊人群的醫療保險。第二，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兩種體系的覆蓋范圍不同。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從制度設計之初便覆蓋了全體國民，所有基于國民身份的人群，無論是 60 歲以上的老人、兒童，還是低收入人群、農村地區人群一律享受免費醫療； 而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不可能一開始便覆蓋到全體國民，其覆蓋范圍有一個不斷擴展的發展過程，通常由某一類群體逐步擴大到不同人群，最終隨著體系的完善才能實現全面覆蓋。第三，公平性程度不同。全民免費醫療的獲得與個體收入無關，只依據醫療需求為國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醫療服務，公平性程度高； 而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主要依據是否參保來決定醫療服務的提供與否，再加上區域差異、行業差異、收入差異的存在，在進行具體制度設計之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制度之間的差距，從而使其公平性程度較低。
從實現條件來看，二者亦有明顯的區別?？傮w上全民免費醫療要求有更為成熟的實現條件。第一，要以雄厚的財政實力為基礎。全民免費醫療意味著由國家來提供醫療保障的全部費用，這些費用包括建設醫院、引進醫療設施和技術、擴充醫療資源、負擔醫務人員工資以及全國所有患者的就醫費用等，這就要求國家必須有足夠的稅收以保證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運作。第二，要以良好的醫療衛生條件為保障。全民免費醫療易導致醫療服務與醫療技術缺乏競爭性，為保證良好的醫療服務質量，需要各級公立醫院、或簽約的私立醫院都要具備良好的醫療衛生資源，特別要求作為第一層次的社區診所擁有為國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能力。第三，要以平衡的國民經濟和醫療衛生發展現狀為依托。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過大，地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合理，醫療待遇差距明顯等都是全民免費醫療發展的壁壘。比較而言，全民醫保也有其特殊的實現條件。第一，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需要由“多方買單”，所有具有支付能力的個人和單位都有繳費的義務，從而將國家的財政負擔分散到單位和個人。第二，全民醫保需要通過多層次的醫療保險制度來實現，風險的分擔可以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進行，以避免醫療保障職能的缺位。第三，在多樣化的制度設計上，既要求根據不同的保障人群而有所區別，又要在整體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有進一步整合的空間。當然，具體的繳費和支付水平應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居民的收入相關。
從保障水平來看，根據各國的實踐經驗，全民免費醫療覆蓋面廣，公平性高，并且其保障水平整體通常高于全民醫保的保障水平。這是因為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多數是發達國家或者福利國家，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是其實現全民醫療保險的前提與必要保障。歐洲發達國家如英國、瑞典、瑞士、丹麥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2009 年，上述國家的醫療費用支出占gdp 的比重分別為 9． 3% 、10% 、11． 4% 、11． 5% ，可見，發達國家有能力提供一個保障水平普遍較高的醫療衛生制度。與之相比，由于全民醫保體系的子制度比較多，各項具體制度的保障水平差距較大( 例如我國的公費醫療制度的報銷額度在95% 以上，而新農合的報銷額度只有 30% －40% ) ，具體制度之間的差異使得全民醫保難以達成一個相對統一保障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民醫保經過一定程度的發展之后，其整體的保障水平一定會不斷提高。
我國醫療保障的發展之道——“全民醫保”
全民免費醫療在諸多國家和地區實行，這使得許多國人對其心向往之。究其原因，“全民免費醫療”天生就具有對社會大眾的“吸引力”———人人都希望國家能夠為自己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然而，世界上并沒有“免費的午餐”；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完全免費的醫療制度，所謂的“全民免費”是相對的。
一方面，免費醫療與其他醫療體制相比，最主要的區別在于醫療費用的來源上。全民免費醫療的資金全部來源于國家及地方的財政，這些主要依靠公民納稅的財政資金說到底還是參保人自己繳的錢。因此，可以說，免費醫療的資金是將醫療保險中參保人繳費換成納稅人納稅。另一方面，免費醫療并非意味著公民不花錢即可獲得免費治療。根據《2010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據，在全球 193 個國家的衛生費用支出中，個人衛生支出為零的國家一個也沒有。那些通常被認為向民眾提供免費醫療的國家，如英國、瑞士、瑞典、加拿大、巴西等，2007 年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例 分 別 為 18． 3%、40． 7%、18． 3%、30%、58. 4% ，免費的只是基本醫療服務，保險目錄以外的諸如門診處方、牙科門診費以及較高檔次的醫療服務仍需自行付費。
除此之外，國內少數地區實行的“全民免費醫療”( 以陜西神木模式為典型代表) 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真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制不用參保，所有戶籍擁有者或者所有居民都可以自動享有免費醫療。而根據《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 試行) 》，“未參加城鄉居民合作醫療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員不予享受免費醫療?！绷硗?，神木模式也有各種費用控制方式，門診服務只有在繳納合作醫療保險費后才能免費享受。住院費設有起付線，也有自費的項目，起付線以下費用由患者自付。事實上，“神木模式”只是一種保障水平較高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鑒于絕對的“全民免費醫療”根本不存在，充分考慮到現階段的宏觀社會經濟條件，我國于2009 年頒布的“新醫改方案”最終摒棄了全民免費醫療的發展路線，選擇了走向全民醫保的戰略方向。我們認為，這是結合多方經驗與現實國情而做出的正確選擇。
首先，全民醫保更加符合我國的財政現狀。一般來講，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要高于社會保險制的國家，以英國為例，近年來英國醫療開支占gdp 的 9% 以上，用于 nhs 的預算高達 1000 億英鎊( 人均 1980 英鎊)，可見，全民免費醫療需要依靠雄厚的財政能力為支撐。就目前的國情來看，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國民經濟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覆蓋 13 億人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如此龐大，必將造成沉重的稅收負擔，就像西班牙等部分發達國家一樣，易出現財政負擔過重，財政赤字高漲，免費醫療體制難以為繼的情況。所以說，我國并不具備英、美那樣的經濟實力，“多方負擔”的全民醫保體系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想在全社會盡可能做到公平的分配，使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只能通過向用人單位和個人征繳社會保險費的基礎上，發展多層次的全民醫療保障，從而滿足公民基本醫療權利的實現。
其次，全民醫保更容易把效率和公平有效地結合起來。按照薩繆爾森的“公共支出純理論”，如果把全部醫療衛生服務都劃歸為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搭便車”、高成本、低效率等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看似公平性提高了，但是醫療效率問題已然成為醫療保障建設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個人不付任何費用，肯定會形成大量的資源浪費與低效率，典型的例子是： 英國的醫療服務出現的排長隊現象，等待免費住院的患者不斷增加，特別是外科病人及慢性病人，有的地區要等待幾個月、甚至幾年，這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除此之外，看病不花錢還可能造成小病大養，重復醫療，重病患者得不到及時醫治，住院率上升等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最終導致醫療體系疲憊不堪。比較而言，全民醫保通過多層次的制度設計，將各類人群的醫療保障具體化、明確化，可以更好地把效率和公平兩者統一起來、平衡起來，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各類醫療保障制度的作用。全民醫保有利于在實現公平性的基礎上，提高醫療效率，完善醫療服務質量，使醫療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再次，全民醫保更加適應各類人群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過大、收入差距明顯、兩極分化嚴重等現象，使得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有較為統一的制度環境為社會保險稅的征收提供支持。全民免費醫療差異小、層次少，勉強實行很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財政負擔過重，二是基本醫療保險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因此，我國在建立醫療保障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設計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適應全社會各類人群多層次醫療保障需求。全民醫保在發展過程中允許多種制度的同時存在，即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能夠各自保障對應的人群。此外，全民醫保靈活性較強，各地區在貫徹執行中央總的方針政策的前提下還可以制定符合自身發展情況的制度和政策。事實上，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部分有能力的地區已經直接建立了“二元制”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也有些地區在醫療保險制度以外針對特定人群適當發展醫療救助制度或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
全民醫保發展面臨的問題與難題
近年來，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梢哉f，全民醫保的發展方向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我們也正沿著“人人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的道路不斷探索。盡管如此，我國目前仍處于體制發展初期，經驗不足，現階段的全民醫保仍然是不完善的全民醫保體制。這是因為我國所要實現的全民醫保是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制，其真正的內涵不僅在于要無條件地滿足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且要保證醫保費的繳納以及醫療費用的支付只與參保者的支付能力有關，更重要的是基本醫療服務的提供應當主要與病人的基本醫療需求掛鉤，以此來實現醫療保障在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性。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現有的體制離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醫保目標還相差甚遠，全民醫保在進一步發展中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問題和難題。
( 一) 財政投入不足，保障水平低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11》，2009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占 gdp 的比重僅為 5． 15%。其中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 27． 2%，醫療費用的個人支付比例自 1978 年以來由 20% 左右提高到 50%左右，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支出無論是從比重上還是從絕對數上都低于社會和個人的衛生投入。而在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費用約占gdp 的 10% 左右，其中的 80% － 90% 由政府負擔，可見中國衛生總費用中的公共支出部分在國際上處于較低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籌資水平、報銷比例都偏低，使得我國相當一部分居民看病就醫的個人負擔水平仍然較重。個人支付比例過高，醫療保障水平較低是導致民眾“看病貴”的主要原因，嚴重的影響了居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可獲得性。
( 二) 制度“碎片化”，既有損效率，又有失公平
盡管多層次的醫療保障是必要的，但是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性制度之下的多種子制度最終應隨著制度的完善而走向整合，形成統一、高效的醫療保險體系。單就這一方面來看，我國各地都有至少四種不同的醫療保險制度，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公務員免費醫療制度，不同醫保人群之間差距明顯，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再加上醫保統籌層次目前主要還停留在縣市級，每一個統籌區域內的醫療保險制度“各自為政”，其具體的政策規定、特別是權利和義務關系都有較大的差異?？梢哉f，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是一種“碎片化”的體系，不僅有損醫療保障的效率，而且將造成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障礙，阻礙社會融合，有悖于“公平性”原則。
( 三) 補償模式與補償機制設計不合理
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除了常見的報銷比例過低，參保人自付比例較高之外，在補償范圍和補償方式上也存在著弊端。一般而言，常見病的發病率遠遠高于重大疾病，以“大病統籌”為主要補償范圍的制度設計，不僅對門診的報銷相對較少，而且弱化了對常見病預防和治療的重視，最終會加重醫療體系的治療負擔。后付制的補償方式對中低收入群體來說，尤其是在患大病、需長期住院的時候，墊付醫療費用成為一個難題。不僅如此，后付制的補償方式還會引起報銷時手續麻煩，補償限制過多的問題。具體來說，起付線過高使得報銷門檻過高，部分基本醫療風險得不到分擔；封頂線使得大部分窮人在患大病時醫療負擔仍然過重； 報銷藥品的目錄范圍較窄使得多層次的醫療需要得不到滿足； 對于異地就醫的人群來說，報銷程序的復雜更是阻礙了醫保的轉移支付。種種補償機制設計上的不合理使得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受益面窄，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 四) 對醫療弱勢群體的保護不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社會保險的參加率也越低。基于醫療保障制度最初形成的原因和現在遇到的困難，存在著一類“醫療弱勢群體”，主要包括： 失業人員、殘疾人、孤寡老人、農民工，以及被排除在“醫療體制”之外的人( 即那些從來沒有在“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糊口的人)和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部分醫療弱勢群體大多是位于極端貧困人口之上的大量邊緣貧困人口和相對貧困人口，他們在遇到較大的疾病風險時，由于經濟能力的限制，很容易陷入極端困難和貧困的境地。我國的醫保制度尚不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建設的目標與方式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本應最需要醫療保障的“醫療弱勢群體”得到的保護卻十分有限，這就造成了風險保護的錯配。較典型的是農民工群體，一方面新農合的制度設計針對農民工保護不足，在該制度下農民工通常要承擔高額的自負費用，且必須向籍貫所在地的縣級政府申請補助，不但補助金額很低，而且補助申領程序耗時很長； 另一方面，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易造成漏保，且流動性差，部分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致使其基本醫療權利得不到保障。
( 五) 城鄉二元分割致使醫保缺乏公平性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公平。長期以來，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發達地區的城市，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十分薄弱，醫護人員、藥品供應處于短缺狀態，管理手段落后，導致農民醫療的可及性遠比城鎮居民差。把有限的醫療資源優先滿足少數優勢群體的需求，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待遇不公平。據統計，2008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為 14535． 4 億元，其中城市醫療衛生費用為11255． 02 億元，占總費用的 77． 4% ，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 3280． 38 億元，占總費用的 22． 6%，農村居民在人均醫療費用籌資標準、參保人數和報銷比例上遠低于城鎮居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農村醫療保障待遇太低，使得很多參保人群在遇到疾病風險時仍不敢就醫，這就導致了社會保險中的逆向收入分配。
完善我國全民醫保體系的對策建議
全民醫保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要想最終實現多層次、高水平、廣覆蓋的全民醫保，不僅需要加強政府、醫院、用人單位以及個人等多方主體的支持與配合，還需要從整體上完善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根據目前的形勢和相關情況，結合上文分析的問題與難點，我們分別從覆蓋面、制度整合、政府責任、醫療衛生體制以及多層次的醫療保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 一) 堅持強制性原則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繼續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
由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自愿參?！痹瓌t，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部分因經濟貧困而無力參保的人，或者因繳費年限不夠，制度體制漏洞而被排除在醫療保險的體制以外的人群，這使得全民醫保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覆蓋。我們要把諸如廣大非正式就業人口、破產困難企業的退休職工、老知青以及農村低收入農民等“醫療弱勢群體”作為醫療保障擴面工作的突破口，促使政府積極地發揮醫療保障責任主體的作用，不僅要從政策層面上規定所有人群都要強制性參加醫療保障制度，還要有針對性地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補貼，這樣才能有效地解決目前存在的逆向財政補貼問題。總之，要將全體國民都無條件地納入到相應的社會醫療保障中去，這在目前階段是可行且必要的。
( 二) 加快制度整合，走漸進的全民醫療保險之路
城鄉分割、地區分割、人群分割嚴重阻礙了我國全民醫保的發展，醫療保險逐步從“多元制”或“三元制”過渡到“二元制”，最終實現“一元制”已經勢在必行。我國應該選擇漸進式全民醫保道路，對于城鄉經濟差距不太大的地區，應優先考慮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這兩種制度合并，然后逐漸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接軌；對于條件不具備的地區，目前則要認真考慮不同制度間的銜接問題，待條件成熟后，再將不同制度合并。具體做法是： 首先消除制度間存在的明顯不平等； 然后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實現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 最后要逐漸提高醫療保障水平，促進全體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增進國民福祉。為此，需要中央出臺相關政策，完善頂層制度設計，鼓勵條件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地區( 最好是以地市為單位，條件合適時也可以以省市為單位) 進行醫保制度整合及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我們認為，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江蘇省的蘇南地區，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地區可以成為第一批試點地區。這種試點，可以是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即建立在區內“無障礙”參保與就醫的體系； 也可以是制度整合的試點，即將三種制度進行合并，或只先行合并其中的兩項制度?？偟膩碚f，醫保共同體建設的難度相對較少，可以較大范圍的開展試點，并不斷擴大和聯通這些共同體，最終實現全國的統一。目前，國內的不少地區已開展了相關的工作，并取得了不錯的進展，但是，還沒有形成全國的聯動態勢。
( 三) 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醫療保障
全民醫保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必須付出一定費用，事實上，對于家庭收入水平很低、確實沒有能力付費的人群，國家應該破除按照市場經濟效率先行原則的做法，大力發展醫療救助制度。立足于讓所有社會群體公平地享受醫療保障，甚至是優先解決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政府所屬的醫療衛生機構應當以低價格輔助貧弱人群獲得醫療衛生服務。此外，還可以通過財政制度安排，開辦醫療救助醫院和福利醫院，把醫療弱勢群體一次性納入醫療保障體系之中?？偨Y國外的成功經驗，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開支集中在關注貧困和老年人口等弱勢群體的保障上，而讓一般的人群通過商業保險等多種機制得到保障； 法國也專門推出了公共財政共同分擔貧困人口的醫療費用的計劃，明顯減少了專家服務偏向富人的傾向。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建議國家對一定收入標準以下的人群設置較低的起付線和較高的共付比例，減輕他們的負擔，減少和防止有病不愿看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發生。
( 四)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可持續的運行機制
醫療保障是一項涉及多種關系、多個部門、多方主體的系統工程，科學合理的醫藥衛生體制有利于醫療保障效率的發揮，是全民醫?？沙掷m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全民醫保的發展過程中，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也是不容忽視的重點問題。按照中央的決策，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突出“三個重點”： 即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簡單地說就是健全醫保、規范醫藥、創新醫療。從這個角度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問題： 關于“健全醫?！?，要注意不斷完善醫療保險基金籌集、支付與管理制度，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這樣才能在未來建立起國家統一的全民的醫療保障制度； 關于“規范醫療”，一方面要完善基本藥物制度，確保所有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均能免費或低價向病患提供“基本藥物”； 消除醫療衛生機構開具“大處方”的誘因； 改善招標過程，以取得性價比更高的藥品； 另一方面，破除以藥補醫機制，推進醫藥分業，促使基層醫療機構由逐利性轉到公益性的運行軌道； 關于“創新醫療”，要繼續推進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拓展深化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大力發展非公立醫療機構； 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全面開展便民惠民服務。
醫療保障的意義范文3
關鍵詞：新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制度設計，籌資模式
一、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狀況現狀分析
我國目前進入了老齡化時期，65歲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過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占總人口的11%，21世紀中國老齡化有加劇的趨勢。我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國家，中國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令人堪憂，三級醫療網絡瀕臨解體，鄉鎮衛生院1/3基本癱瘓，1/3僅能維持生計，1/3能夠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農民抵御重大疾病災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造成了我國分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國家對城鄉間醫療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鄉居民面對的是統一的藥品定價和醫療服務費用，造成了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有研究表明，醫療消費在中國農村有著奢侈品的性質，農民對醫療存在著潛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約，醫療需求的滿足尚處于從屬的地位（衛龍寶，2005）。有以問卷形式對中國內地六省310個村莊進行了直接入戶方式的調查訪問，結果顯示，有79.7%的調查對象反映，他們所在村莊存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岳書銘，2005）。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中國農村的貧困戶中，因病致貧的戶數占了很大的比例，該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別為21.61%和33.4%（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2004）。更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的不同地區，疾病導致了20%～70%的貧困（jiang ，2004）。
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醫療制度能夠提高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和公平性，這一點已經得到研究證實。合作醫療能為大多數農村居民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與自費看病相比，參與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在花費相同成本的條件下能享受更多的醫療衛生服務。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中國10個貧困縣進行的調查，合作醫療覆蓋的低收入人群比沒有參加合作醫療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率，他們的經濟負擔（個人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占其總收入的比重）也相對低。這表明合作醫療提高了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和資金籌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另外，以歷史的觀點考察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演進，發現合作醫療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且執行層有歷史經驗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總結經驗，少走彎路。根據[2003]3號文件《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的規定，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補助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的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醫療費用。保大病即在農民患大病的時候給予醫療費用保障，防止農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貧困，有利于實現衛生資源在不同收入水平農戶之間的合理分配。這種觀點認為，農村民眾更加關注醫療合作制度對大病的保障程度。補助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的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醫療費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會的綜合績效和社會整體福利，同時也是農民當前所需要的。關于保大病還是保小病這一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所爭議，筆者認為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議
下面分析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效益。構建簡單評價社會總體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維坐標體系，分別以x軸表示參合的居民人數，y軸表示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z軸表示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與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的曲線積分表示社會用于醫療保障的全部資金；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的曲線積分表示q（社會總體福利效益）；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軸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中，把從消費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的一個額外的數量中所獲得的額外的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定義為邊際效用，假設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0時，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0；根據邊際效用遞減的原則，確定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之間的函數關系z=yb，其中（0b，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a/b）b，社會總體福利效益為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上的積分，q1（社會總體福利效益）=abb1-b.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醫療保障的覆蓋面為患大病或住院的參合居民a×b，其中a為患大病或住院的參合居民人數與全體參合居民人數的比值（0q2.結論為實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比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更能夠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機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過小、制度缺乏可持續性。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設立了嚴格的起付線，只有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治療費用才能納入補償范圍。而1993年和1998年兩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中國農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劉軍民，2005）。這么低的受益面顯然無法激勵農民積極參加，而且這種設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們獲取以預防、初級保健為重點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在自愿參加的條件下，即使參加以后也會有人不斷退出，最后造成制度無法持續。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積極性，同時真正影響居民整體健康水平的是常見病和多發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許多農村居民因無錢醫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據我國實際國情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充分考慮我國不同地區農民收入水平的差異，采取不同的醫療制度安排，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實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確保把農村居民中無力支付合作醫療費用的低收入者納入到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當中。
四、籌資措施
從2006年開始，國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參合”農民的補助標準，中央財政的補助標準由目前每人每年從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財政也相應增加10元，這樣政府給每位農民補助提高到40元，而農民繳費標準不變。然而，即使政府給每位農民補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滿足農村居民醫療保健的費用支出，全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醫療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發達地區120～270元，經濟欠發達地區100～119元，經濟貧困地區60～99元（王向東，2004）。農村醫療費用仍然存在較大缺口，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目前民眾關注的一個焦點，農村醫療保障費用的籌措成為推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發展的瓶頸。
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業對工業貢獻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城市，表現為勞動積累和資本積累，以及城市擴張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城市理應成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擔者。自從全民所有制企業更名為國有企業后，農民對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積累貢獻被淡化，在國有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呼吁保護工人權益的同時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農民成分。由于國家具有強制力和財政資源的支配權力，所以以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為行為主體的工業反哺農業行為的政府反哺，應當是工業反哺農業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學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實現機制和社會化反哺實現機制，認為工業反哺農業應當視為農業對工業的早期投資所形成的歷史投資的一種“期權收益”和工商業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給農業的生態建設基金（朱四海，2005）。農業應當獲得對工業的歷史投資所形成的期權收益以及農民應當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利潤分紅，同時農業應當為提供生態產出而獲得工商業提供的生態投入及生態建設的基金。
農業為工商業提供生態產出，工商業為農業提供生態投入，生態消費者支付生態生產成本，這就是工業化背景下分攤生態責任的基本邏輯、基本思路。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有不斷惡化的趨勢。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成本不斷提高，生態環境的惡化主要是由于工業化的進程造成的。工業對農業有負的外在性。工業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耗費、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種種后果。農業在承受工業發展帶來的生態惡化惡果的同時卻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補償。單純對生態環境的作用而言，農業對工業具有正的外在性，農民在進行農業生產的同時，不僅在從事生產實際的農業產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農村和城鎮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態環境。生態環境具有明顯的非排他性，農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創造的良好生態環境的同時并不能阻止城鎮居民享受，因而農民無法向城鎮居民收取應該得到的生態建設資金，城鎮居民無償地享受了由農村居民生產的良好生態環境。所以應該由國家強制執行這一操作，以實現工商業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的生態建設基金。這樣不僅可以為農村保障制度進程的推進籌集到所缺乏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總成本，有效解決外在性導致的無效率。當工業對農業存在負的外在性時，工業的邊際社會成本大于行業邊際生產成本，差額就是邊際外部成本。工業為了實現行業利潤最大化需要行業平均價格等于行業邊際生產成本，而有效的生產應該是行業平均價格等于邊際社會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會生產的無效率，增加了社會總成本。同樣道理，農業對工業的正的外在性也會造成社會生產的無效率，增加社會總成本。所以發展農業必須從過去單純注重其經濟意義向經濟意義和生態意義并重的方向轉變，工商業必須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生態建設基金。
社會化反哺機制是對政府反哺機制的補充。社會化反哺就是發揮政府以外制度力量的作用，培育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主體，提供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供給，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反哺需求，實現反哺目標，并對政府反哺進行補充和完善。
醫療保障的意義范文4
關鍵詞：農村醫療保障政府行為
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是事關社會和諧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農村原有的醫療保健網絡迅速瓦解，90%的農村居民被排除在醫療保障體系之外，許多農民看不起病，導致農民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越來越凸現，一些地方性疾病和傳染病又重新抬頭和蔓延，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由此推動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如何為農民提供醫療保障服務，將是我國今后一段時期建設新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這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全面小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推動和完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而政府行為將起著主導作用。綜合世界各國經驗，公平高效地實施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必須需要政府的介入和調控。本文在介紹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現狀的基礎上，探討政府如何行為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醫療保障的現狀
2003年1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意見》的通知，提出了建立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并開始在全國試點推廣。力爭到2010年，實現在全國建立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的目標。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有678個縣（市、區）開展了試點工作，占縣（市、區）總數的23.7％，覆蓋農業人口2.36億人，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為1.79億人，參合率75.8％1。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的實施提高了農民健康保障水平，減輕了農民醫療負擔，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農民參保積極性不高,覆蓋面低
到目前為止，全國試點地區，農民參與率為76%。但實際上，76%的參保率很大程度是在一些鄉村干部努力工作結果，甚至采取某些強制手段的結果。影響農民積極性因素有很多，且是非常復雜的。一傳統合作醫療制度采取“自愿原則”，新型的合作醫療也強調“自愿原則”，這給廣大農民群眾有充分的更大的選擇空間。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導致了許多農民家庭把成員人為分為健康者和老弱病殘者，選擇老弱病殘者參加醫療保障而健康者不愿意參加。許多貧困人口由于缺乏繳費能力也被排斥在外；二現行的合作醫療保障補償水平不高，受益面與受益率較低。我國目前實施的新型農村合作社主要保障大病住院醫療，把一些費用很高的慢性病治療和其常發病都排除在外，與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目標相悖，不少農民覺得合作醫療給予的實惠不大，受益面必然很低，對此吸引力不強。且在許多地方都有明確規定，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在生病時必須到定點醫院或診所接受醫療服務，農民自由選擇權相對較小，特別對一些流動人口來說參保積極性就更小。第三農民對政府、對政策的不信任。目前許多地區在合作醫療管理上缺少系統化和規范化，也沒有完整的規章制度可以約束和監督。為此有的人擔心合作醫療資金被挪用，有的擔心政策能否能長久實行，許多農民對此都比較謹慎，先觀望一段時間再說，導致了農村醫療覆蓋面狹小。
（二）資金籌集缺乏可持續性
按照目前政策規定，新型農村合作社資金主要來源于集體、政府和個人。從各地試點情況看，農民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年人均繳費20元錢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對許多經濟薄弱的集體經濟和地方財政來說，面臨嚴重資金壓力?，F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在加強中央對地方宏觀調控的基礎上，財力越來越向上級政府集中，而公共責任被層層下移，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投入職責基本上落在了縣鄉財政身上。事實許多地方鄉鎮政權都是負債運轉，哪有錢來重建合作醫療。同時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后，許多農村村級組織體系盡管比較健全，但功能在逐漸弱化，導致在開展合作醫療時，往往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動的原因，迫于形勢村組織才做些宣傳發動和部分資金投入。一旦外部推動力有所松動，合作醫療的資金籌集就缺乏連續性。因此對一些經濟條件和基礎比較差的地區來說，如果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重建，沒有各級政府的財政補貼和支持，僅僅依靠農民個人繳納的，這些資金無法使合作醫療制度發揮分擔風險、互助共濟功能。
（三）醫療服務體系和管理不健全
從許多地區試點情況看，醫療費用總體保障水平很低，且報銷的手續和程序過于嚴格復雜。許多試點地區都明確規定醫療費用先由自己墊付,然后通過市、鄉鎮（街道）、村層層統一結算，經審核后統一結報，然后再逐級返回。手續繁雜，報銷周期相對較長，成本較高，報銷費用事先不可確定。因此許多農民擔心醫療費用，特別是大病重病的高額費用能否及時報銷。同時現行農村醫保對定點醫院也作了嚴格規定，要求參保農民在生病時必須到定點醫院和衛生院接受治療，使農民缺少一種自由選擇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定點醫院具有壟斷的特性，也使服務質量和態度打了一定折扣。
二、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政府行為產生的理論依據
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達到有效的配置，也是迄今為止最佳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存在著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不可能調節經濟生活中所有領域，現實客觀要求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強調政府行為。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政府行為產生的背景也主要緣于市場機制固有的缺陷，即市場失靈。
（一）醫療衛生具有典型的準公共物品特點
醫療衛生是典型的準公共物品，這是增進社會福利和保障社會公平所不可或缺的，如果單純由市場機制來提供，無法保證其效率和公平，必須由政府部門介入。這點幾乎沒有人提出質疑，即使主張“自由放任”的亞當•斯密也承認政府應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一個社會的政府，其存在的經濟理由就是為了增進人民的集體福利，而醫療衛生就是這種集體福利的載體。在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中，也把社會保障作為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確定下來，“政府由人民組成，而為人民謀福利之機關，人民有所困苦則應加以救濟，人民有所需要，自當俾與協助，此乃賢明政府所應負之責任”。因此決定了農村醫療保障需要政府來保證有效供給，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醫療衛生具有典型外部性特點
“外部性”指生產者或消費者在自身的生產或消費的過程中，對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帶來的非市場性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有利的，如一個地區有好的醫療條件，不僅會給本地區的人群帶來好的醫療保障，預防疾病提高健康，且對周圍的人群和地區產生良好的效應；但也可能是不利的，如某些疾病由于貧困而無法醫治時，很有可能會導致這種疾病的進一步惡化和蔓延，造成更大范圍內的疾病傳播和發生，從而帶來負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影響，一般要求醫療衛生服務具有強制性特點，要求人人都能接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而這不可能通過市場行為自行消除，必須由政府出面進行解決。
（三）醫療服務市場具有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和“委托―”特點
1963年ANOW在其經典著作《不確定性和醫療保障經濟學》中指出，醫療市場中供需雙方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4。醫療衛生的消費者即委托人是信息擁有的劣勢者，無法掌握了解人的完全信息，往往是在信息嚴重缺失的情況下作出購買決定的；而醫生（人）既是醫療服務供給者，又是醫療需求的創造者，增加了其“尋租”的可能性。這種行為是難以監督和規避，必須由政府介入。
在醫療衛生中，信息不對稱和委托問題以道德敗德和逆選擇的形式表現出來。道德敗德在醫療領域中主要表現在病人過度利用衛生資源，要求醫生多開些不必要的貴重藥品，多使用先進的醫療設備等，導致衛生費用的不合理上漲和衛生資源的浪費。逆選擇表現在醫療市場中往往風險大者更愿意購買保險，從而使根據大多數法則制訂的保險費難以應付事故損失的賠償。必須由政府通過醫療保險的強制性購買得到有效的規避。
三、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行為
黨的十六大將“全民族的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作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強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農村衛生工作，加強管理，優化衛生資源配置，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建立和完善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解決廣大農村的缺醫少藥問題，保護農民的身體健康。
（一）加強宣傳教育，努力提高農村醫療保障的覆蓋面
由于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在歷史上曾起起落落，再加上一部分農民僥幸心理，使農民在個人掏腰包參加醫療方面很謹慎和被動?；鶎拥胤秸貏e是村、鎮領導干部要通過現實中發生在農民周圍的因病致貧和參加醫療保障減輕家庭負擔的典型事例，利用各種宣傳媒體，深入到各農戶家中，進行廣泛細致的宣傳教育，促使農民盡快了解農村醫療保障內容、意義，增強農民互助共濟意識，調動農民參加醫療保障的積極性。在此基礎上，吸收和借鑒世界各發達國家農村醫療保障成功的做法，通過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條文，把農村醫療保障納入到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并帶有強制性的特點。德國在1884年就制定《疾病保障法》，規定農民醫療的加入是強制性的。日本政府規定所有居民必須全部參加醫療保險，并按不同職業納入到期不同醫療保險組織，使農民無后顧之憂。因此我國政府也必須以立法的形式來強制實施?，F階段我國堅持自愿原則，現實中，由于農民對政府管理合作醫療的不信任，農民的健康意識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促使部分農民不愿參加農村醫療保障，導致覆蓋面較低，不利于農村醫療保障可持續發展，也減弱了農民抗風險的能力。建議政府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情況，探索建立不同層次和水平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對經濟發達、農民參與率高的地區先以法律條文逐步強制全體農民入保，其他地區采取部分強制原則，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的原則，擴大農民參與率。
（二）采取多種措施促進籌資的持續性，保障資金的有效供給
目前我國衛生總費用占整個GDP的比重不足6%，且這一比例還在緩慢降低，而世界大部分國家為10%，且其中的80-90%由政府負擔。即使是美國那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醫療衛生服務高度市場化的國家，政府衛生支出也占到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支出的45.6%。我國農村醫療保障缺乏相應的資金投入，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資金投入。因此必須采取多種措施促進籌資的持續性，保證醫療資金有效供給。
首先政府應加大對農村醫療保障的投入。
其次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對農村基層的轉移支付力度。
第三要發動全社會的力量，拓展醫療資金的多元融資渠道。
（三）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和服務機構建設
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和服務機構建設是保證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有效進行的物質載體，也是農村醫療保障的重要力量。目前農村許多地區出現農民進城看病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農村衛生資源和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不能完全滿足農村居民的就醫需求。因此必須堅持以政府為主導，雙管其下，一方面要加強改善房屋設備等外在物質條件，特別是鄉、村兩級，這是農民主要利用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另一方面要加強其技術水平的提高。加大對農村醫務人員的培訓，特別是加強農村全科醫生的教育培養，提高鄉村醫生的業務技能，從而使農民小病不出鄉村，能方便就醫，確保農民權益。
（四）建立和完善農村醫療扶貧和救助制度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币虼宿r村醫療扶貧和救助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是保障農民基本權益和實現“人人都享有衛生保健目標”的手段。政府特別是民政部門要把對貧困地區、貧困人群的衛生扶貧和救濟作為發展和完善農村醫療保障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必須在每年財政資金中安排專門的救助資金，列入當年的財政預算，并把經濟扶貧與衛生扶貧科學結合起來，把農村醫療扶貧和救助計劃與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有機結合起來。
（五）加強對農村醫療衛生管理和監督
目前醫療服務質量和藥品高價是導致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原因。為此首先必須建立健全專門的、獨立的監督管理部門，如藥品價格監督管理機構、醫療服務監督部門、醫療基金管理機構等。藥品價格監督管理機構主要實現藥品價格部門與新藥審批部門的一體化管理，建立由企業、政府、醫院各代表共同參與價格聽政制度、聯合定價的方式，形成相互信息溝通機制和相互制衡的約束機制。做到醫藥分開核算，形成醫療服務和藥品流通的競爭機制，盡可能減少藥品流通。醫療服務監督機構主要對醫療衛生執業進行獨立監督，定期或不定期地對醫生處方進行檢查、審核，對不規范行為者給予一定的處分，從而規范和約束醫生的行為。醫療基金管理機構主要隨時檢查和監督基金使用情況，加強對醫療保險基金的監督和審計，定期向村民公布合作醫療基金使用情況，使農民有一定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醫療費用控制制度。探索改革付費方式，有效利用衛生資源從而約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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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軍民.重構政府與市場、政府層級間規范的衛生支出責任-關于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一個建議[J],中國經濟時報,2005. 9(9):4.
醫療保障的意義范文5
[關鍵詞]新醫改；農村醫療保障體系；思考；新農合
我國作為農業大國，農村醫療保障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需要重視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也是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性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公平或道義的問題。如何完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對促進農村合作醫療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新醫改環境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面臨的問題
（一）新農合的補償內容不足和保障范圍較窄
新農合主要是以疾病治療的經濟補償為主要內容，保障范圍也僅限于住院治療和門診大病，更缺乏對預防保健的經濟補償，是新農合保障內容的一個缺失。受益患者得到的補償的有限，與農民的期望值相差較大。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農民像關節炎、風濕等慢性病發病率較高，農民最關心的還是新農合政策是?！按蟛 边€是看“小病”?！壳暗氖芤婷婧捅Ｕ纤?，實際結果很可能“大病”保不住，“小病”顧不上。
（二）新農合統籌層次偏低，補償還處于低水平
目前，新農合政策差異性較大，不利于疾病風險的大范圍分擔，特別在貧困地區，阻礙著農民工流動時醫療保險關系的轉移和接續。新農合目前的補償水平在40%左右，還不能有效緩解農村居民的醫療負擔。在一些地區沒有推行補償金墊付制度，農民申請報銷手續繁瑣，額外費用加大。在調查中了解到，農民對報銷規定反映相當強烈。一是所有報銷只限于戶口所在地，二是轉院治療困難。許多農民為了不延誤病情，只好自費轉診治療。農民不愿看病、不敢看病現象仍然存在。這里有報銷比例偏低的問題，也有報銷起付線標準的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的問題。
（三）鄉村衛生院醫療條件和技術較差，缺乏規范性
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有些定點醫院存在“無病小治、小病大治”和自費藥比例過高等違規行為，讓農民難以承受。從調查情況看，“降低標準收入院、擴大范圍做檢查、不按梯次亂用藥、誘導需求亂用藥”是廣大農民反響比較強烈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積極性，“藥費太貴”是農民對新農合作不滿意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基本藥物覆蓋面不夠，部分藥品價格過高
新醫改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后，入選基本藥物目錄的基本藥品覆蓋面小，不能滿足臨床和急診急救需要。如我國目前有近1億糖尿病患者，基本藥物目錄中卻沒有列入治療糖尿病的藥品。另外，在實行雙向轉診過程中，在二、三級醫療機構開具的藥品很大一部分都不屬于基本藥品，無法在鄉鎮衛生院使用，致使二、三級醫療機構無法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進行患者轉診，患者就醫費用增加。
據黑龍江省部分地市調查統計，藥品采購平臺部分藥品價格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農民在藥品費用上沒有得到實惠。
二、新醫改環境下完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建議
（一）加強醫療服務體系建設是完善基本醫療保障的重中之重
“寧夏模式”的經驗告訴我們：醫療綜合配套體系建設很重要。如果醫療服務體系建不起來，就會事倍功半。寧夏的模式的 “三統一”模式，取消了醫療機構的招標主體資格，改為以自治區為單位，切斷了原有體制下的利益鏈條，從源頭上遏制了藥價虛高問題，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二）完善福利是實現全民基本醫保的主要方向
從對齊齊哈爾市的調查看，將未來基本的醫療作為老百姓的福利這一改革方向，是政府的責任。因為醫改必須是公共產品，改革應該把基本與非基本區別開來，把政府主導與市場作用結合起來，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建立一個以公立醫療機構為主導、綜合公共衛生的模式。
（三）改革公立醫院是實現基本醫療的根本途徑
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當中的重點和難點，也是實現基本醫療的根本途徑?！案咧菽Ｊ健笔浅晒Φ牡湫?，歸結起來就是管辦分開，走向非行政化。讓各類醫院在市場的競爭中提升競爭力，這樣的改革才具有高度的可持續性和可復制性。因此說，公立醫院的改革重要的是要建立新的機制。
（四）加強醫療救助機制和自由選擇醫療服務未來趨勢
醫療保障的意義范文6
我國在建國初到改革開放之間實行的醫療保障制度主要是適用于國家機關的公職人員，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公費醫療制度；適用于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的一種企業的勞動保險性醫療制度；在我國農村地區實行的但未能完全地推廣和實施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原有醫療保障制度是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經費最終來源于國家，單位化行政性管理方式。隨著的進行，確立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為了適應市場經濟和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等方面的要求，必須建立起獨立于企事業單位之外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公費、勞保醫療必須進行適應社會化、市場機制和新型產權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1994年國家決定采用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為基礎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1998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改革的宗旨是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實質是改變以往國家和企業大包大攬的醫療制度，減輕國家和企業負擔，增加職工個人自負比例，保障職工的基本醫療需求。改革的目標初步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城鎮全體勞動者，并逐步形成包括社會基本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險，社會醫療救助以及商業醫療保險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但長期以來，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醫療消費水平差距大，又處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城鎮化加快等變化中?，F階段的醫療保障制度帶來了社會分化的問題?；踞t療保險制度以當前的就業人群為主，城鎮弱勢群體的醫療權益越來越難以得到保護。他們的醫療保障問題日益成為影響其身體健康及社會穩定、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重大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