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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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

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范文1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級秘書網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闭驹谏鐣茖W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范文2

作為新聞傳播學的一個新興領域,媒介批評在我國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與重視:專業刊物的媒介批評專欄不斷發表媒介批評文章,推進媒介批評的話語實踐與學術研究;新聞傳播院系相繼開設媒介批評課程,編寫媒介批評教材,出版媒介批評專著。但是,由于媒介批評在國內還處于起步階段,很多基本的學理問題仍有待深入探討。

一、如何把握媒介批評的基本學理問題?

本次討論所涉及的媒介批評基本學理問題,大體上可區分為四個問題:什么是媒介批評?誰來開展媒介批評?媒介批評要批評什么?媒介批評的理論基礎是什么?盡管這些問題已有不少探討,但并未達成共識,所以大家仍有興趣加以討論。

國內自1995年興起的媒介批評研究有一種傾向,強調批判性、認為否定的媒介批評才是真正意義或嚴格意義上的媒介批評。這其實是一種狹義的媒介批評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鄭保衛教授認為,媒介批評是社會與公眾根據自身價值判斷所進行的媒介評價活動,這個評價既包括指出媒介的缺點和錯誤,也包括分析媒介的優點和長處,批評不是只講錯誤,講好處也是大范疇的媒介批評。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董天策教授認為,狹義的媒介批評觀不利于媒介批評的長足發展。媒介批評可以是批判性、否定性的,也可以是贊揚性、肯定性的。形象地說,“澆花除草”才是全面意義上的媒介批評。當然,不論是澆花,還是除草,批評者都必須獨立地審視媒體,理性地反思媒體。

那么,由誰來開展媒介批評呢?一些論著將媒介批評的主體概括為四個方面,即專家學者、社會公眾、政府機構、媒體自身。鄭保衛教授認為,媒介批評的主體應當是社會和公眾,政府機構對媒體的評價和媒體行業的自查自律,不應算作是媒介批評。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張小元教授指出,媒介批評是否可能?如何可能?關鍵在于第三方、獨立、理性。在此意義上,媒介批評是一項公民的事業。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趙振祥教授則表達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市場調查、新聞閱評是不是媒介批評,其實是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

顧名思義,媒介批評的對象自然是媒介。然而,媒介是一個相當籠統的概念。因此,西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羽副教授強調,要搞清楚批評對象,媒介批評才能有的放矢。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丁柏銓教授認為,媒介批評可以分為四個層次:一是對媒體產品的批評,二是對媒體從業者及其活動的批評,三是對媒體本身的批評,四是對媒介文化的批評。董天策教授指出,從中外已有的媒介批評實踐來看,媒介批評可分為五個層面:其一是文本層面的媒介產品批評,針對新聞與廣告等媒介產品展開;其二是現象層面的媒介現象批評,針對某種帶有普遍性的媒介現象展開;其三是行為層面的媒介倫理批評,針對媒介活動中從業人員的傳播行為展開;其四是體制層面的媒介體制批評,針對媒介體制問題展開;其五是文化層面的媒介文化批評,針對媒介文化問題展開。

至于媒介批評的理論基礎,一些論著認為是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理論。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胡泳副教授認為,媒介批評的理論基礎是龐大的,對于媒介社會、媒介時代的反思與批評,需要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支持。即使媒介批評的核心領域,即對媒介行為的批評,缺乏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開展媒介批評,需要從眾多的人文社會科學中去尋求理論支持。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劉潔教授也強調,媒介批評的理論資源背景應該是多元化的,不應局限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理論。

二、如何區分媒介批評的學科邊界?

媒介批評的學科邊界在哪里?這是本次圓桌會議討論比較深入的問題。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劉潔教授指出,媒介批評一出現就是個糾結的事物:理論和實踐的定位模糊不清;與其他學科理論的跨界和分界不明;公眾的回應和學界的認同也有待拷問。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肖燕雄教授認為,媒介批評不要搞成一個大筐,什么都往里裝,要與媒介研究、文化研究劃分邊界。但是,究竟應當如何劃清媒介批評與相關領域的邊界,卻頗費思量。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黃煜教授指出,媒介批評做得深入就成為媒介研究,做得淺顯則成為社會批判。要將媒介批評與媒介研究、社會批判區別開來,在實踐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楊保軍教授指出,研究是事實判斷,批評是價值判斷,好的批評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媒介批評與媒介研究是有內在聯系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陸曄教授認為,媒介批評與其他領域存在著交叉關系,譬如媒介批評與媒介素養就彼此交叉、相互涵蓋,很難截然分開。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傳播系陳懷林教授認為,從媒介素養到媒介批評,到社會批判,是一個巨大工程,有關研究理應區分層次,同時還應把握其切入點的區別。媒介批評是以價值觀導向作為切入點的,媒介批評的本質在于價值評判,這與媒介素養著重媒介教育的本質有所區別。

究竟如何確定媒介批評與其他領域的關系,楊保軍教授的見解頗為深刻。他指出,學科劃界永遠不能一刀兩斷,關鍵的問題在于確立典型領域或核心領域。在他看來,媒介批評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對媒介社會、媒介時代的反思,這是宏觀層面的媒介批評,涉及到許多人類社會發展的問題,因而這個層面的媒介批評必然是寬泛的,牽涉到哲學、美學、藝術等學科的理論與研究。另一個層面的媒介批評,主要是對媒介行為的批評,包括對新聞行為、傳播行為的批評,這個層面的媒介批評既可學術化,又可社會化,這是媒介批評的典型領域或核心領域。在操作策略上,我們可以設定媒介批評的核心區域與過渡區域。媒介批評的核心領域,應該是對媒介行為、新聞行為、傳播行為的批評。當然,對于媒介批評的過渡領域,同樣可以探討。因此,沒有必要強調學科領域之間的清楚劃界。對楊保軍教授區分媒介批評的核心領域與過渡領域,胡泳副教授表示贊同,并認為對媒介行為的批評才是我國媒介批評目前應當著力的地方。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強月新教授則認為,媒介批評主要是針對文本,核心領域是對文本的批評,大多數傳播理念都是通過文本來體現的,因此,重視對媒介文本的批評,不僅不會削弱媒介批評的品格,反而會使媒介批評具有堅實的基礎。

正是考慮到媒介批評與其他領域的關聯性,董天策教授認為,在提出“媒介批評”概念、開展媒介批評學術研究之前,作為話語實踐的“媒介批評”早已寓存于理論探討與業務探討之中。媒介批評不同于業務研究的地方在于:對媒介實踐的業務活動充滿了理性的反思、剖析與診斷,而不是簡單地總結業務經驗與教訓。媒介批評不同于理論研究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是對某些理論原則的捍衛與重申,從而維護媒介實踐的專業倫理與專業價值;一方面又是對媒介實踐中可能包含了某種理論因素或理論學說的某些問題的及時剖析與闡述,從而為提煉出理論學說奠定基礎。因此,媒介批評是一種介于且往返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學術活動,是溝通學界與業界、貫通新聞傳播學理論研究與業務研究的有效途徑。

三、如何進一步開展媒介批評?

陸曄教授認為,媒介批評的立足點是公民素養、公民社會,在北美和歐洲,媒介批評與媒介素養一樣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行動。在我國,有些媒介批評的開展存在著悖論。媒介批評要依托媒介本身才能傳達到公眾,有時媒介批評一旦和媒介利益相沖突,那么,媒介批評就會被媒介扭曲,媒介會重新賦予其意義,而這很可能完全不是媒介批評者的初衷。不過,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與公民社會的培育,媒介批評已逐漸為社會、為媒體所接受。董天策教授認為,媒介批評本質上是話語實踐活動,對媒介批評進行理論層面的研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建構媒介批評的理論體系,媒介批評理論也許只能形成一個知識框架,當然,這個知識框架反過來會對媒介批評實踐具有促進作用。因此,切實開展豐富多彩的媒介批評,應當是新聞傳播學界的當務之急。

丁柏銓教授認為,目前在中國開展媒介批評,正當其時。一方面,媒介日益發達,其重要性日益凸顯,現代人越來越離不開媒介以及媒介所傳播的信息;另一方面,媒介本身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的確需要開展媒介批評來明辨是非,探討得失,認清方向。從總體上看,媒介批評還相對薄弱,需要大力加強。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宏元教授指出,我們不可能剔除商業、政治力量對媒介的影響。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在這兩種力量中加入第三方力量,那就是理性,這種理性主要來自公眾,他們背后無利益的驅動,加進公眾的力量,使之和商業等力量達成博弈局面。

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范文3

浮躁:對所謂新研究方法的一味追捧

為了使采訪更好地進行,寧先生先與筆者談起了現今新聞學研究的一些不良現象,諸如對所謂新研究方法的一味追捧,既不沉下心來對新聞史料進行仔細梳理,又不對新聞學的基本概念進行清理,影響了新聞學科的科學性,而更緊要的是,學術界對此現象沒有清醒的認識,因而談話就從清理“新聞學”概念展開。

記者:寧老先生,您談到了當下包括新聞史在內的新聞學研究的一些浮躁之氣,對學科發展起到了消極影響,這些情況是怎么來的呢?

寧樹藩:我們今天就是為了溯本追源,所以今天集中談的是新聞學概念混亂所引起的矛盾,以及應該怎么清理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看矛盾發展的脈絡。這個概念100多年前形成,它有個很大的缺點是名實不符。100多年來,矛盾不斷積累,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今天爆發了,也應該到新聞觀念大清理的時代了。因而我今天的主題是“解放思想,迎接‘新聞學’概念大清理時代的到來”。

這完全是個新的活動,很多人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怎樣清理還有些混亂,而現在的實際是在混亂中前進。今天強調這個問題,是希望大家重視,一同起來參加這個清理,向科學道路邁進。

“新聞學”這個稱號不科學,名實不符

記者:那這個矛盾到底是怎么來的呢?

寧樹藩:應該講這問題是100年前開始的?!靶侣剬W”概念是從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聞學》來的。這本書在日本是1899年出版,介紹到中國是1903年;《實用新聞學》是1913年翻譯過來的。外國人叫“Journalism”,是我們把它翻成“新聞學”的。1918年北大有了“新聞學研究會”,1919年(民國8年)徐寶璜出版了中國人自己的《新聞學》??梢?中國人使用這一概念,是從民國初開始的。

我們要知道“新聞學”這個稱號不科學,名實不符。它是在研究新聞之學嗎?不是,是報學。這一點徐寶璜自己都說了,“新聞學”實際是“新聞紙學”,也就是報學,但徐寶璜沒有感到有矛盾,他承認兩者有區別,但又視為同義語。這確實是個問題,為什么呢?本來兩個有很大差異,卻認為是一回事。

其實當時有人對此提出意見,第一個人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院長威廉博士。他1921年訪問上海時,有人問“School of Journalism”翻成“新聞學?!睂Ψ?他不以為然說:“新聞二字不能包涵報紙全部事業”,(《最近之五十年》申報館編)否認了將“新聞”等同于“報學”。

1948年,袁昶超在《報學雜志》上發表《初期的報學教育》一文,提出“新聞學”一詞不能包括報學的范圍,因此主張以“報學”為Journalism的正確譯名。主張把新聞系改成報學系,當時有人支持,結果還是無人執行,混亂如初。

我的思考歷程

記者:您是怎么發現這個矛盾的呢?

寧樹藩:我感到這個矛盾時,是在1994年給黃旦的《新聞傳播學》寫序時認識的。首先感到“新聞學”名實不符,從科學觀念看,學科的名稱應該與研究對象一致。像研究經濟的稱經濟學、研究政治的稱政治學,這些都是以學科對象命名的。以此類推,新聞學是應以新聞為研究對象的,但我們現在研究的是報學,新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就產生了名實不符的矛盾。

但是,“新聞學”這個稱呼已有100多年了,約定俗成了,已經形成思維定式,還得承認它的存在,但只能看作一種符號。為了避免研究中的混亂,還得給不同含義的“新聞學”取個稱呼,即真正研究“新聞”之學的可稱為“本義新聞學”,研究“報業”的可稱為“廣義新聞學”。

記者:您當時提出這個區分時有什么反應呢?

寧樹藩:當時馬上就有人問這樣分的意思是啥,我不回答,只是反問了一句,一個學科如果可以承認、容忍錯誤概念,這門學科的科學性在哪里呢?因為一個學科只有在概念準確時才能發展,這是個前提,一個學科對自己的概念無所謂、允許你的學科概念模糊,能是真科學嗎?在當時我是從邏輯上進行判斷的,依照這個判斷,我開始系統地思考這個問題。

記者:您能詳盡地談談這個思考的過程和得出的結論嗎?

寧樹藩:1994年提出時,只是從邏輯上認為一個學科應該概念準確,對當時混亂的情況還沒有多想。后來看了好多資料,發現這個問題影響廣泛、涉及面很廣,一時尚難以認清,目前所知,有以下幾種表現:

首先,以“報”為題名的研究在20世紀風行一時,如《論新報體裁》、《報館之益》、《說報》、《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等。20世紀后,研究報業的書稱之為“新聞學”。在《報學》被稱為《新聞學》后,由其演化而來了《新聞學》(徐寶璜)、《新聞學總論》、《新聞學概要》……等等。

其次,“新聞學”這個學科概念紛紛向“報學”有關概念伸展,形成同一概念兩種稱謂,像報界新聞界、報章體新聞體、報業新聞業、報學系新聞系、報人新聞工作者。起初它們還同時并存,慢慢地“新聞”壓倒了報,“報學”這個詞慢慢都不大用了;解放后已很難看到“報學”這個詞。

“新聞學”概念大量地向邊緣學科發展,1988年統計有30多門這樣的課程,像“新聞社會學”、“新聞美學”、“新聞政治學”、“新聞心理學”、“新聞文化學”等,而這些科又不是專門講新聞的。概念不斷地延伸,可見,情況多嚴重了。

概念混亂造成研究中的嚴重混亂

記者:那您能談談它的后果嗎?

寧樹藩:第一,由于“新聞學”研究對象模糊、沒有統一、整體的認識,在研究時兩個概念都發揮影響,使現行的新聞論著和教材結構混亂,沒有統一的規范。有的偏重于新聞、有的偏重于報論;結構不統一,有的開頭講“本義新聞學”,后來講“廣義新聞學”,結果是四不像,自作主張、各行其是。

第二,我們今天要研究的是廣義新聞學,但老是用“本義新聞學”思路來提出問題,經常會說“新聞是新聞學的細胞”,實際上它是“本義新聞學”的細胞。還提出要建立“新聞學理論體系”,但因為廣義新聞學所涵蓋的評論、以及報業管理、企業體制之間,是多元松散的、沒有內在的必然聯系,不可能構成理論體系,只能是知識體系。

第三,“新聞學”實際對“新聞”并不重視,所研究的對象只是依附于報紙上的新聞作品,將新聞與新聞作品的概念混淆,對新聞本質是什么沒有認真思考;就是受到這個影響,“新聞是新近事實的報道”,實際上說的是作品。所以我把它改了一下,稱之為是新近事實的信息。這篇文章很好,講了事實是新聞的本源,事實第一性、新聞第二性,都是精辟的論斷。

第四,在“新聞學”這個符號里,人們對“報學”的概念不強烈,沒有人化時間研究報業是什么、其結構是什么?

第五,是學風上的影響,即對模糊概念的寬容性,對科學不科學無所謂,有人還為這種模糊觀念辯護,把社論、評論也作為新聞作品。

第六,滋長了脫離實際的傾向。研究過程中沒有搞清新聞本體,不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如果把新聞學概念和實際工作對照,問題馬上就出來。

還有翻譯問題,英文詞沒錯,我們把它翻譯錯了,把不是新聞學的翻成新聞學,影響自己不說,還說美國也叫新聞學院,就像前面說到的威廉博士,他是不認可這種翻法的,而我們將錯就錯,并以此為由,堅持錯誤。

記者:照此看,名實不符的現象已非常嚴重;為什么說到現在大爆發了呢?

寧樹藩:名實不符的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民國后比民國前嚴重,解放后比解放前嚴重。解放前有圣約翰大學報學系、廈門大學報學系、民國大學報學系,有汪英賓的“報學科”等,還有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解放后“報學”一詞基本消失了,辭典上都找不到,比如權威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沒有“報學”,1988年我參加編寫的《新聞學詞典》上沒有“報學”;《新聞學大辭典》上的“報學”僅僅專門介紹“報學雜志”;陸谷孫先生編的、權威的《英漢大詞典》中對Journalism的解釋是“新聞學”……。

造成名實不符越來越嚴重的原因,是對“作為媒體的報紙與新聞的關系問題、誰制約誰、是新聞制約媒介、還是反之?”的問題認識不清。認為是新聞的發展帶動了媒介的發展,這一點上傳播學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事實上,媒介是新聞的載體,制約著新聞的發展,而不是相反。由此看來,隨著媒介的發展,新聞的地位和比重越來越少,從報紙到廣播、到電視,新聞在媒介的地位小了。而一些學者們反而認為新聞擴展的領域越來越大,連電視學也是新聞學,這種名實不符的矛盾終于爆發了。

解放思想,迎接“新聞學”概念大清理時代的到來

記者:難道這種現象就一直沒有人意識到嗎?

寧樹藩:有。是有人感覺到的,第一個是1993年出版的《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作者是閭小波,搞歷史研究的。你看他用的是“傳播媒介”這個詞。第二個是1998年出版的《重慶市志?報業志》中有這樣一段話:“四川省新聞志在1995年改為四川省報業志?!笨磥砥渌麑W科和搞實際工作的人都已經明白了。

記者:您看這個清理應該怎樣進行呢?

寧樹藩:這種對“新聞學”概念大清理的新潮,約始于20世紀末,廣泛發展于21世紀初,其表現是多方面的。例如,上述以“新聞”概念混同“報”概念的錯亂傾向紛紛在糾正?!皞髅健备拍睿ㄈ鐐髅襟w制、傳媒事業、媒介結構、傳媒人士……等)逐漸起而取代傳統的“新聞”有關概念。新設的以“新聞”、“新聞學”作為教育機構總名的基本沒有了。原來一些命名“新聞學”的院系,有的也在改名。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有的博士生把清理“新聞學”概念混亂作為博士論文的重點論題了,形勢喜人。但也要看到,“新聞學”概念進入誤區,已有百年之久,形成了思維定式,清理也實屬不易。目前亂局依然頑強地滲入很多方面。尚希望業內人士,解放思想、擺脫傳統觀念,以科學觀念(包括邏輯思維),耐心細致的態度為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奮力拼搏,勝利在向我們招手。

(作者為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博士)

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范文4

就業市場教育理念人才培養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獨家撰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的《2013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數據,2012屆就業率較高的主要本科專業前50名中,新聞學專業排第30位,學生畢業半年后就業率為93.8%。2012屆本科畢業生社會需求量較大的職業前50位中,編輯排第27位,就業比例為0.8%。而在此前的調查中2009年新聞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率為87%,在就業總體排名中是88位,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以88%的就業率,排在第75位。以上數據可見,新聞專業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率總體維持在比較高的水平。

但在新聞專業就業率提高的背后,隱現的是真正從事新聞采編工作的畢業生數量逐年下降。部分省級、地市級以上的新聞媒體招聘門檻逐年提高,從本科學歷到全日制本科學歷,目前已經發展到非“211”“985”本科院校全日制學生不考慮。一方面是由于新聞媒體的一般采編人員飽和,另一方面是新聞媒體招聘人才早已不局限于新聞專業畢業生。同時,近年來新聞行業內部以及與其他行業之間的人才流動加劇也日趨明顯。

在上述報告中還有幾個數據值得關注,如2012屆本科畢業生從事的前50位高薪職業及其對應專業排名中,第36位高薪職業是公共關系專家,新聞學竟是其主要對應專業,可預見未來新聞專業人才流向情況。而在2009屆本科畢業生三年內轉換行業中被轉入最多的行業里,媒體行業排第二,大量非新聞專業人才涌入這個行業可見一斑。雖然新聞專業畢業生就業尷尬,不排除2012年時逢中國大學畢業生“史上最難就業年”因素的影響,但教育工作者更應思考目前高校新聞學專業教育理念、教育機制如何與就業市場接軌的問題。

一、根據市場需求,確立新聞學教育體系中“學”與“術”的比重和地位

根據職友集(某職位搜索引擎)數據,截至到2013年11月22日,30天內為新聞學專業應屆畢業生的提供崗位的招聘單位有1172個,其中民營企有720個,占61.4%,所提供的職位中,網絡編輯最多,約占五成,其次是廣告文案與公關營銷,約占四成,此外還有行政管理等。事業單位只有6個,占0.5%,其中僅有兩家新聞媒體,而且只提供實習生崗位。也就是說,而民營、私營網絡公司、廣告公司、房地產公司等已經代替了傳統大眾傳媒成為新聞專業畢業生主要的就業方向。

反觀我國高校新聞專業傳統的人才培養理念和課程設置,與社會需求之距離在逐步拉大。199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二章第十六條對本科學歷教育學業標準描述明確:“本科教育應當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本學科、專業必需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掌握本專業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關知識,具有從事本專業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而我國最早開設新聞傳播學專業的高校多以人文社會學科歷史悠久,積淀深厚著稱,重視學科知識和研究能力的培養,對術科技能的訓練多針對紙質媒介的需求。當時全國新聞學專業畢業生數量少,國家分配工作,人才走向多為政府機關、傳統新聞媒體,且供不應求。

上世紀末,我國新聞學專業課程設置已經形成了新聞理論、業務、歷史三足鼎立的格局。理論部分一般包括新聞學概論、傳播學概論等,業務部分包括新聞采、寫、編、評、攝等基本技能環節;歷史部分包括中外新聞史、外國新聞事業等。后續開設新聞傳播學專業的高校大多復制上述課程體系,輔以語言文學類基礎課程,形成重學輕術的專業教育體系。此后,由于我國的傳媒體制改革,刺激了傳媒經營研究,傳媒管理與經營也成為新聞專業的必修課程。新世紀,隨著廣播電視媒介的普及和網絡的發展,社會對新聞人才的媒介技術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多數院校逐步設置了音頻、視頻采集和編輯課程、網絡編輯課程等。一些理工科院校也陸續開設了新聞傳播專業,依托技術優勢,將培養學生的術科能力放在首要位置。目前,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又催生了幾所高校相關專業的建立。

但總體來說高校新聞傳播學專業傳統課程設置區分度不高,教材內容同質化明顯;新興課程理論積淀不足,某些技術課教材甚至是各種軟件操作教程。人才培養重學輕術的院校,畢業生往往有“上手慢,后勁較足”的特點。但企業考慮到人才使用成本和繼續培養成本,而對招聘這類新聞人才有所顧慮,尤其是非“211”“985”高校畢業生,就更難獲得企業青睞。而人才培養重術輕學的院校,畢業生操作能力強,但往往“上手快,后勁不足”,企業考慮到用人成本低,一般會給予較多就業機會,但這類人才后續發展空間有限,流動性強,企業也會為人才流失而憂慮。因此,在市場導向之下,無論是重學輕術的人才培養傾向還是重術輕學的人才培養傾向,都會阻礙學生的未來職業發展。因此,我國高校新聞傳播學專業應在市場導向之下,慎重確立“學”“術”定位,不僅要從學生個性、天賦、愛好、成長空間等角度考慮,還要從學校現有師資、“學”“術”水平、硬件條件等方面考慮,同時還應高瞻遠矚,對就業市場準確預測,才能培養出滿足社會需求,又適應學生職業發展規律的人才。

二、在遵循就業市場發展規律和尊重個性基礎上,開展人生規劃指導

目前,美國是世界上信息技術最發達的國家,部分知名學府的新聞及傳媒類專業排名世界前列。其新聞傳播類專業畢業生就業五大方向是營銷廣告類傳媒、新聞類傳媒、創作表演類職業、媒體類職業和公關營銷類職業。從我國社會和媒介技術發展規律來看,上述五大就業方向也是我國新聞傳播專業畢業生現在和將來一段時間的主要就業目標。

我國高校在學生畢業前會進行就業指導,介紹就業政策和程序,講解基本應聘技巧。但這種就業指導課程和講座只是對畢業生的一般就業培訓,缺乏專業針對性,更多的是站在學校立場,指導學生包裝自己,像推銷商品一樣,將學生投入就業市場中。而且在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中,新聞傳播學專業類下設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傳播學、編輯出版學五種專業,每種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教學計劃都有區別。因此,畢業生的認知結構、專業技能、能力水平等存在差異。在此專業類別中進行無差異的就業培訓,效果可想而知。此外,學生的個性因素也應在就業指導過程中被充分尊重,學生的性格、天賦、愛好等心理和生理因素,以及個人專業水平在擇業和求職中往往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學生就業既是一項宏觀系統工程,又要從細微處著眼,針對專業、針對個人。

高校應在學生入學教育之后,就公開人才培養方案,介紹專業教學計劃,同時引導學生認清就業形勢,思考未來,進行自我人生規劃。此外,讓學生認識自我,自愿參與人格測驗,可以避免盲目性,輔助學生有效展開人生規劃。

高校新生在認識自我,了解專業,掌握就業形式之后,才能從職業發展的角度規劃自己的專業學習和生活,也能迅速適應大學環境,開始目標明確、充滿熱情地投入學習中去。畢業時,學生應已經從思想政治修養、專業素養、心理生理素質等各方面完成了就業準備,而且能夠以作品、證書的形式將其各種就業優勢表現出來,打動目標招聘單位。高校讓學生入學伊始就接觸嚴峻的就業形勢,思考人生,一方面,可以使學生未雨綢繆,抓緊在校時間和學習鍛煉機會,選擇最適合自己發展方向的課程、校園活動和社會實踐,盡可能發展自身優勢,彌補不足,充分做好就業準備;另一方面,高??梢杂行Ы档徒虒W和管理成本,減少學校、師、生間矛盾和摩擦,將更多資源用在教學改革和管理創新上,進而實現一種良性循環,實現學生和校方雙贏的局面。

三、適應新媒介和融媒體要求,調整人才培養方案

新媒介是指相對于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而言的新型媒介形式,包括互聯網絡、手機、平板電腦、圖文電視等。而融媒體是指是充分使用媒介平臺,將傳統媒介如廣播、電視、報紙等與新媒介,在人力資源、信息內容等方面優勢互補,進行全面整合,實現“資源通融、內容兼融、宣傳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體。據CNNIC的《2013年第32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5.91億,手機網民達4.64億,超過使用臺式機上網人數,新媒介的規模和發展速度令人驚嘆。其實,在傳播學視閾下,互聯網絡可以看做是多媒體交互平臺。換而言之,即網絡為其他媒介形式提供了傳播的載體,而手機和平板電腦可以看做是基于互聯網絡的便攜式即時通信終端。因此,互聯網本身就是一種融媒體形式。僅從網絡和手機使用的規模,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融媒體時代已經到來。

目前,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同時采集、傳輸,實時整合編輯、輸出,同時向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提供報道和服務,適應融媒體時代需要的采編設備和系統已經生產并投入使用。先進的技術設備使信息采編更加方便快捷,大大縮短了新聞制作周期,并有效減少了人力、物力成本,其廣泛使用必然是未來新聞傳媒發展的趨勢。一方面,先進技術和設備整合五種傳播類型,為傳統媒介帶來了生機和活力,也使媒介使用者實現了“媒介即訊息”和“媒介即人的延伸”;另一方面,融媒體時代也為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專業要求,除了原有的思想政治修養、專業素養、個性心理素質、駕馭更新中的采編設備的能力,還需要至少精通一種其他專業,具有迅速搜集、判斷、編輯、整合盡可能多的原始信息能力。因此,快速閱讀與快速記憶也應成為融媒體從業者的基本技術,而對信息的把關能力也必須提高。

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傳媒法;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合作教學科研;培養模式

一、發達國家的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培養

在法治國家,新聞人與法律人被并稱為“社會的良心”,兩者擁有相似的價值觀和社會功能,因此,新聞與法律兩個學科和職業的聯系非常緊密。如中國人民大學這樣,新聞與法學院系合作培養通曉兩門學科知識技能的復合型人才的做法,在發達國家已很常見。

1. 英美知名高校培養傳媒與法律復合型人才情況

在英美等國,各知名高校都很重視傳媒法的教育和傳媒與法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這些大學多開設了專門的傳媒法項目及課程,分別設在新聞學院或法學院,教授內容十分豐富,目標就是培養懂媒體的法律職業者和懂法律的媒體從業人員。其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作為美國大學中設立最早的新聞系,采取與法學院聯合辦學的方式來培養復合型人才。其聯合培養已達到碩士和博士層次,包括新聞碩士學位與法律博士雙學位項目(MA Journalism/ JD Law);法律與沖突解決方向的新聞學碩士培養模式項目(Master’s Model in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新聞學博士“法律與沖突解決”輔修項目(The PhD Minor in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兼獲法律博士學位的新聞學博士項目(JD/PhD)。其中新聞碩士與法律博士雙學位項目,是為了使學生在職業選擇方面有更大的空間,通過這樣的教育,他們同時兼具合格的新聞人才和法律人才雙重屬性。法律與沖突解決方向的新聞學碩士項目的培養目

標是,對那些今后想從事法律報道的記者和編輯提供專門的專業發展,同時也為那些今后從事媒體管理或戰略通訊方面職業的學生提供對于媒體法律環境的更多了解。新聞學博士“法律與沖突解決”輔修項目是專門為那些在新聞學院或傳播系有興趣從事新聞、法律和沖突解決教學和研究的新聞學博士提供專門的課程。聯合培養的兩類學生的課程設置如下:(1)歷史、法律和倫理方向博士生課程,主要課程有:倫理和媒介批評、新聞哲學、新聞文學、媒介倫理、新聞閱讀、倫理學概論、歷史和法律、傳播法的討論、大眾傳媒的批評分析、博士生研討會、博士生研究討論、新聞學中的定量研究方法。(2)“法律和沖突解決”碩士課程,主要課程有:核心計劃、新聞實踐或者傳播戰略原則或者新聞廣播、大眾媒介討論、新聞學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傳播法討論、法律和沖突解決。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是美國最年輕的頂尖法學院,成立于1950年,特點是著重研究文化娛樂產業的法律問題,研究內容前沿,培養的人才針對性強。該學院設有“娛樂與媒體法律及政策法律碩士”項目。有高年級的法律博士和法律碩士兩種。該校認為,這一項目為在美國學習娛樂和媒體法律提供了系統、先進、具有創新性的平臺。修業完成的學生將具備從事電影、電視、音樂和其他關涉創意和藝術事項行業所需的法律、慣例、理論和政策方面堅實的基礎。主要課程有:版權法或知識產權法、娛樂法、電信法及政策、憲法第一修正案、音樂產業法、藝術及文化財產法、國際知識產權法、體育與法律、電影發行、電影商務交易、高級版權法、娛樂媒體及知識產權法學術研討、娛樂法研究與寫作、法與好萊塢的實踐。

耶魯大學長期以來一直關注法律、媒體和新聞的交叉領域問題。法學院設立的授予法律博士學位的“法律與媒體”項目就是這一關注的體現。該項目被用來培養那些想成為新聞記者、記者的訴訟人、媒體行業的政策制定者或領導者的學生,也為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媒體和政策的職業記者,研究法律與媒體的前沿問題的學者提供幫助。這一項目向所有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學生開放,無需特別的程序去申請。主要課程有:憲法第一修正案、傳播法、知識產權簡介、網絡法、電子商務法、實踐環節、信息隱私法、網絡隱私、媒介自由與信息獲取診所教學、媒介法。

紐約大學法學院在1977年就成立了媒體中心(Media Centre),專門研究電訊、新媒體和媒體法律及政策。該院還是美國最早開展媒體律師培訓的學院。設有“法律與新聞”項目。該項目設計的課程便是為了適應通曉媒體的法律從業者和嫻熟的法律記者兩方面人才的不斷增長的需要。該中心為傳媒法學生共開設了三類課程:傳媒規制法類課程、知識產權法類課程、媒體及娛樂法類課程。

英國東英格蘭大學法學院設有傳媒法法律碩士項目。該項目設立的目的,是讓學生對傳媒以及相關的法律問題有系統了解。主要內容包括:英國傳媒行業結構的介紹;傳媒管制的不同模式。主要的社會、技術和管制對大眾傳媒發展的影響等。該項目還考慮包括誹謗和隱私保護在內的相關問題,以及與新聞相關的法律問題。開設的課程主要包括以下專題:媒體與社會、網絡法與互聯網治理、媒體市場與規制、隱私權及名譽權的保護及管理。

牛津大學社會法研究中心的比較傳媒法規與政策項目, 設立于1996年。該項目組織專家、政策制定者和媒體從業者一起來研究全球媒介法和政策問題。實現該目標有三種途徑:進行學術和政策性研究;支持和發展網絡;提供學術訓練和支持。該項目主持門羅· E·布萊斯國際媒體法模擬法庭控辯、安南堡—牛津全球媒介政策暑期學校等年度項目。國際媒體律師協會的秘書處也設在該項目。該項目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南堡傳播學院全球傳播研究中心、中歐大學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等緊密合作。2012年6月,該項目與這兩個研究機構分別在牛津、布達佩斯舉辦暑期學校,研討媒體法與政策,特別是與網絡表達自由、互聯網治理等相關的問題。

2. 英美高校傳媒法教育分析

從英美國家高校傳媒法教育與人才培養的情況看,其培養目標的設定清晰、明確,針對培養目標開設的課程具有鮮明的實務導向。從具體課程設置來看,耶魯大學專門開設了傳媒法的實習課,讓學生通過參與項目的方式來促進知識吸收和技能提高。哈佛大學開設了專門的互聯網律師實務課程。每所大學都開設法律診所課程,讓學生通過親自案件,提高實務能力。

在媒體與法律項目的各種培養和訓練環節設計上,豐富多樣。上述大學的課程大多采取了專題討論會或研討會的方式,并非教師的單向講授,而是通過教師引導、學生參與、雙向互動的方式,增強學生的主體性和自主學習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其獨立思考的能力。根據不同學生的需求,許多大學還利用網絡技術,開設了在線授課和討論的課程。

二、我國高校傳媒法教育的問題與不足

盡管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公民權利意識的強化、法治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特別是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對于復合型傳媒與法律人才的需求在擴大,傳媒法的研究領域也隨之不斷拓展。但是,尚處在起步期的我國傳媒法教育還存在不少問題,很多方面不盡如人意。

一是培養規模小。在培養規模和數量上,遠不能適應社會現實的發展需要。我國已是傳媒大國,現有較小的復合型人才培養規模與互聯網時代的傳媒大格局極不相稱。

二是培養理念不明確,培養模式單一。從美國、英國經驗看,對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具體目標雖然明確,但并不僅僅局限于記者和律師的培養,對于一個民主法治國家,需要的是兼具這兩種知識和技能的各種經營人才、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學人才等,這些都是在教育過程中兼顧的。在培養模式上,國外對本科、碩士、博士層面的教育,都有針對不同背景來源學生的不同課程模塊設計,對于同一項目下,不同培養目標也有不同的課程種類和學分要求。相比而言,我們在培養理念、培養目標的設計上還不夠具體,針對全日制的學生的培養,靈活性、針對性不夠,沒有實現培養模式的多元化和層次化。

三是教學科研跟不上。目前,傳媒法的教育除了少數高校的新聞傳播專業開設的以外,總體數量較少。國內高校新聞院系對傳媒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基本課程開設的不多,有關版權的問題、媒體管制問題、媒體產業中的法律問題、廣告問題等廣義傳媒法課程,開設的數量更是不夠。相關問題的研究更加欠缺?,F實情形是,我國傳媒產業在原有新聞事業的格局下演變和發展,大量從事新聞實務、傳媒管理、傳媒業務人員,特別是相關專業畢業的業界后備力量,沒有任何相關法律知識和技能的儲備,難以適應現實社會發展需要。

四是課程體系、教育方法需要改進和提升。英美國家的高校中傳媒與法律復合型人才培養的課程體系內容豐富,學科門類眾多,并能結合傳媒運營的實際和法律制度問題展開學習探討。但由于我國傳媒法研究剛剛起步,同時此類研究還有諸多學術束縛,因此,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所能提供的教學資源、課程內容、教學手段等都顯不足。

五是教學內容和教學理念存在問題。在新聞法規的課程中,仍然存在不少以意識形態的政治標準和話語方式替代法律專業標準和專業表達的情形。這樣的僵化教條式的教育,不能體現新聞傳播和法學領域最新成果,難以培養新聞從業人員的法治理念、獨立精神、新聞職業品格,對推動中國建設和諧社會、走向民主法治發揮不出應有的積極作用。

三、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模式與路徑

在對國內外高校做法進行考察的基礎上,本文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法學實驗班一學年來的教學情況作為具體分析對象,對其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科研實踐等進行剖析,探索新形勢下推進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可行模式與路徑。

1. 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法學實驗班教學情況的考察

該實驗班從新聞學院、法學院的2011級本科生中選拔招收了23名本科生,實驗班學生在大學期間要同時學習新聞學與法學專業的相關課程,通過四年的學習、修滿相應學分、考核合格后將授予新聞學院學生文學主修學位、法學副修學位,授予法學院學生法學主修學位、文學副修學位。

該實驗班的培養目標被描述為:通過系統學習新聞學與法學專業知識,讓學生“能夠獨立分析、解決新聞傳播活動中涉及的法律問題”,新聞學、法學基本功比較扎實,“能夠熟練運用現代傳播技術從事法治新聞傳播工作”,培養具有新聞傳播學與法學專業知識、職業技能和發展潛質的高端復合型本科人才?!爱厴I生適宜在新聞媒體從事法治新聞報道,在政府、企事業單位從事公共傳播與宣傳管理工作,還可以從事立法、司法與法律服務工作,以及在相關領域從事教育與科研工作?!?/p>

為實現這一培養目標,對實驗班學生設置了統一的課程,未根據學生來源的不同作出區分。23名實驗班學生除了學習全校共同課和全校選修課外,學科基礎課有:新聞實務基礎(一)、新聞實務基礎(二)、數字傳播技術應用、音頻視頻內容制作、新聞攝影、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與傳播理論、公共關系與廣告、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法理學、憲法學、民法總論、民法分論、刑法總論、刑法分論、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專業必修課有:新聞編輯、新聞評論、新聞采訪寫作、經濟法、國際法、國際經濟法、知識產權法;

專業選修課有:信息圖表編輯、雜志編輯、攝影采訪與圖片編輯、網絡新聞編輯、廣播新聞報道、電視新聞報道、新聞傳播技術基礎、輿論調查原理與方法、媒介經營與管理、播音與主持、廣播電視節目策劃、傳媒經濟理論與實務、傳播研究方法、專業英語、公共外交與對外傳播(雙語)、危機傳播管理、記者形象管理、傳媒就業指導、論文寫作指導、傳播與社會、公司法、競爭法、銀行法、國際商法、產業法、消費者法、婚姻繼承法、律師學、證據調查學、法律英語、診所法律教育、稅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

除了考察實驗班課程設置,筆者設計了調查問卷,對部分實驗班學生進行了深度訪談,大家對實驗班第一學年的教學情況滿意程度不高,其中反映最集中的一條意見竟然是:希望開設傳媒法一課!

目前,實驗班的課程基本是新聞學院、法學院本科課程的“簡單堆積”,并未體現傳媒法學科的交叉性與特殊性。從目前所設課程看,實驗班對傳媒法的學科特性還缺乏基本認識。盡管辦學目標是培養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但并未做到新聞、法學兩個學科的真正融合,還是“兩張皮”,兩學科的界限和藩籬猶在。應該看到,傳媒法有自身特點,并不是新聞學、傳播學與法學捏合在一起,就自然成了傳媒法學,就能培養出素質高、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

傳媒法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是要探討所有與傳媒有關的法律問題,不僅涵蓋了傳統的公法領域和私法領域的諸多問題,而且在這一領域相對于其他法域有其特殊的價值沖突問題。發達國家不僅在立法上有專門針對傳媒的立法,而且傳媒法學也是一個專門的法學和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領域。同時,通過傳媒法的教育所培養的兼具法律與新聞傳媒知識的復合型人才,也是民主法治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專業人才。就我國高等教育來說,充分認識傳媒法的特點和具體要求,將其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進行教育和研究,并進行專門人才的培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大有用處的。

反觀國內其他高校,限于學科建設不齊全、學術實力達不到等種種因素,不少學校只是著眼于形成辦學特色和滿足學生就業需要,以新聞傳播院系設立“法制新聞”或法學院系設立“傳媒法”專業,依然在本院系、專業內運行,形式大于內容,概念大于實質,難以體現傳媒法作為交叉學科的特點和要求,也難以培養出真正適應現實需要的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不少學校的傳媒法教育起點偏低,只著眼于局部,沒有看到全局,更沒有根據國家需要、未來學科走向,來籌劃學科建設,規劃教學科研,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2. 對推進新聞—法學合作教學科研的思考與建議

本文認為,國內高校應著眼建設法治國家、傳媒強國、文化強國的大局,高起點、大手筆地籌劃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培養,制定更加切實可行的合作方案和教學培養辦法,在教學科研方面強強聯手,找準定位,把傳媒法當做一片教學科研的“藍?!?, 把“傳媒法”培育成新的教學科研強勢品牌,在教學、科研和服務國家社會方面結出豐碩成果。

培養理念與目標定位方面,應綜合、全盤考慮,確立長遠的發展理念和可行的目標。具體而言,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可細分為:培養懂法(具備法治理念、法律思維和法律知識)的新聞人;懂新聞(熟悉新聞傳媒功能及相關實務)的法律人;熟悉新聞傳媒、具備法律知識的文化產業人才。因具體培養目標的不同,在培養模式、課程設置上有所區別。

新聞—法學本科實驗班應突出聯合培養的“寬口徑、厚基礎、重應用、強能力”特點,能適應新聞傳媒、法律及政府、企業管理工作要求的復合型人才。本科層次注重實務,在試點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學生和社會進行調研,逐步探索擴大聯合培養規模,以更好滿足社會需要。適時把合作辦學層次提高到碩士層面,該層次培養實行科學研究、實務并重。

培養模式方面,傳媒法專業人才有其特殊的專業要求,新聞操作和法律思維是兩回事,新聞人才與法律人才的培養不可等量齊觀。

從中國人民大學首次嘗試設立的“新聞-法學”實驗班看,新聞學院15名學生的培養目標是“懂法律的新聞人”,法學院8名學生的目標則是成為“懂新聞的法律人”。在新聞傳媒與法學交叉的人才培養方面,我們兼以培養具有法律素養和法律思維的新聞人和具有一定新聞媒體知識和能力的法律職業人為目標,就不能忽視兩個目標的差異性,就要從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體系上來通盤考慮,有所側重,既要保證法學課程體系的完整性以及相應的法律職業思維訓練的系統性,也要考慮新聞傳媒教育的特點和要求。在課程設計上,不能簡單地將新聞傳媒課程與法學課程各占一半,而是要根據培養目標,進行探索和研究,并不斷改進,確保課程體系的完整性與系統性,以實現培養新聞—法學、法學—新聞兩種復合型人才的目標。這就要求高校應根據不同培養目標、培養層次,明確并不斷細化相應的培養模式,設立不同的課程體系。

課程體系設置方面,合作培養新聞—法學復合型人才的教學中,應改變課程簡單疊加的做法,借鑒國外高校做法,創造條件開設如下課程:傳媒法基本理論、傳媒倫理、傳媒產業法與政策、傳媒與版權法、各國傳媒制度比較、媒介政策、中外傳媒政策史與比較、傳媒管理、傳媒與憲法學專題、傳媒與司法、法理學、人權法、傳媒行政法學專題、行政法學、傳媒與侵權法、傳媒侵權法實務、國際傳播與國際法、影視法理論與實務、傳媒模擬法庭、新聞業務、傳播學、傳媒經濟學、中外新聞傳播史、文化產業促進法、文化產業政策專題、傳媒法研討、文化產業促進研討、社會科學方法。

教師授課時,要改變教師單向講授的做法,更多采取教師引導、學生參與、雙向互動的方式,增強學生的主體性和自主學習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其獨立思考的能力。對學生主要的考核方式包括考試、論文、課程作業、實踐環節,以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提交的論文質量、實踐情況為主要評價依據。

新聞學與新聞傳播學的區別范文6

一位沒有新聞從業經歷(但有一定采訪經驗)的大學教授,在教學生如何采訪的時候,提出采訪活動要按照一定的流程進行,比如選題、資料準備等等,全部流程大概有十幾道。按照這樣的流程嚴格訓練一段時間,一個有一定職業素養的新聞記者基本上就成型了。當然,也有一些進修的學生提出疑問:有些流程,有時候是不得不放棄的。比如,在采訪之前是需要一定的資料準備的,但我們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情況卻是――19:25,你正在吃飯,總編忽然打來電話說,一位中科院院士已經來到我市,將逗留1小時左右,你現在馬上趕到機場采訪。如果這位院士是記者所熟悉的,那還好;如果不是,再進行資料準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新聞實踐中充滿了這樣的偶然性,這就讓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一個問題:技術層面的“陽春白雪”真的那么重要嗎?我們是否更應該把它看作一種思維能力訓練,而非技巧訓練?

某雜志總編的培訓方法則是“下里巴人”式的。他的人才觀強調的不是高學歷,相反,只要有高中學歷、會寫作文就足夠了。從他在網上發表的一些文章來看,他幾乎認為新聞是一個“技術活”。他培訓隊伍的辦法比較簡單,但可能是有效的――

給剛進來的記者,我總是布置三個工作,稱之為“三個一工程”:每天寫1000字;每天打10個業務電話;每天上1小時網看新聞。(驛釗,《記者培訓點滴》)

同樣是教采訪,大學教授和這位總編的方法,表現出了風格上的不同。其實,這種風格上的不同,幾乎在新聞教育(包括大學中的新聞教育和媒體中的新聞教育)的大多數領域,都有所體現。這兩種風格不同的新聞教育,我們可以約略地稱之為“術”的教育(后者)和“學”的教育(前者)。

這種風格上的不同,卻能夠折射出新聞教育中的一些問題。我們把新聞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和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做一個映照,會更清晰地看出學院教育與新聞實踐的脫節問題。

這種脫節可以用“兩頭空”來概括。這個“兩頭”,既包括新聞教育的產品――大學畢業生這一頭,也包括新聞教育的客戶――新聞媒體這一頭。新聞教育是要滿足這“兩頭”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這“兩頭”都落空了。

先說畢業生。這一頭的落空,并不是說新聞專業的畢業生不好找工作,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所謂的“落空”,指的是畢業生新聞理想的落空。很多新聞專業的畢業生參加工作之后,會發現真實的新聞實踐與課本上寫的、課堂里講的大相徑庭。老師們在課堂里賦予他們的新聞理想,在現實中往往很難實現,不少人因此備受打擊。這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新聞事業也許只能作為一個飯碗而存在。

再說媒體。正像剛才說的,新聞媒體吸收的新聞專業的畢業生,只要勤奮,保住飯碗一般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如果做一下統計,總編們很快便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 :新聞專業的學生固然上手比較快,但工作若干年下來,編輯記者中出類拔萃的或者比較冒尖的,往往都是其他專業的學生。新聞專業的學生或許占據了金字塔的中部、底部,但占領“制高點”的愿望往往落空。用業內一句比較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新聞專業的學生,上手快、后勁不足;其他專業的學生,上手慢、后勁足。

兩頭落空,使得媒體對新聞教育并不滿意;當然,新聞專業畢業生對新聞實踐的現狀也不滿意。

當然,很多大學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提出了打造專業化的復合型新聞人才這一思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05年推出了4個新聞專業方向 :商業和經濟新聞、科學和醫學新聞、藝術和文化新聞、政治和國際事務新聞。國內,上海財經大學的新聞系已經推出了財經新聞專業,充分發揮自己的財經特長;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招收體育特長班已經有好幾年了,這些特長生將來的目標是搞體育新聞。

但是,是否僅僅有了這樣的專業方向就能夠培養出復合型的新聞人才來?答案是否定的。一個擺在人們面前的難題是:國內的新聞傳播學專業在以一種近乎瘋狂的速度增長,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師資力量?

僅就山東而言,已經有若干所以理工科為特長的大學(比如山東理工大學、中國海洋大學等等),擁有了自己的新聞傳播學院(或者叫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當然,以理工科為特色的大學未必就不能建新聞學院 ;正如剛才所說的,它們恰恰可以發揮自己的優勢,培養出一批具有理工專長的新聞人才來――前提是運作得好。

事實并不像我們想像的那么樂觀。從現狀來看,有的非文科院校的學生,在招生時確實側重了理工方面,具有文科之外的某些特長 ;但也有的學校在招生時,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新聞專業招收的學生還是以文科特長生為主,他們和以文科為特色的大學里的新聞專業學生,沒有大的區別。

另一方面,也是更大的問題:如何實現跨專業的融合。這永遠是個大問題,它既涉及到師資問題,也涉及到教育體制問題。

先說師資。新聞專業的擴張如雨后春筍,但師資的增長則很難有這么快的速度。你能全指望剛畢業的碩士、博士來教學生嗎?一個最基本的底線是:新聞學院的老師,至少要40%有過新聞從業經歷 ;這種新聞從業經歷至少要有10年。按照這個標準,我們怎么可能“速生”那么多的師資?

還有個更頭疼的問題。我們已經知道――我們要培養復合型的專業新聞人才,但是,如果老師本身就不是“復合型”的,他能教出復合型的學生嗎?最終的結果,是“兩張皮”:學校請一批其他專業的老師,教教心理學、教教經濟學,但這些老師對新聞很陌生;學校當然還有一批搞新聞出身的老師,他們再來教教新聞,說說新聞傳播是怎么回事。對學生來說,他們只是學了兩種不同的專業,除非自己很聰明,他們不知道如何去融合、如何去做復合型的新聞人才。新聞實踐界強調“復合”強調了很多年,大學里的院長們也在著急,但沒辦法。在“復合”的指導思想下,大學里的老師也只能從思維方式上宏觀地指導一下,能不能掌握,就看學生的悟性了。

再說體制。把兩個專業拼湊起來不叫“復合型人才”,跨專業的最終成果,體現在新聞教育的產品――畢業生上;畢業生的很大一部分,是要到媒體工作的。因此,新聞教育跨專業也罷,不跨專業也罷,都要從體制上與新聞實踐領域密切融合。在這方面,可以向醫學院學習:醫學院的臨床教授大多是門診的主任醫師。而國外不少大學,也把新聞專業教授發表多少新聞作品作為一個考核指標。這是“術”的層面。在“學”的層面,新聞教育當然可以陽春白雪一些; 但需要注意的是,兩條腿必須平衡,不能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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