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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1
關鍵詞：鄉村精英；村莊治理；東姜村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3）01-0138-005
關于鄉村精英和村莊治理問題的研究，肇始于上個世紀梁漱溟和晏陽初等先生所做的工作。他們的探索，特別是鄉村建設的實踐活動不僅是一種研究，更是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深切關注大眾生存環境的歷史傳統，是中國知識分子試圖以自身微薄之力改變貧困民眾生存狀況的杰出代表。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鄉村精英與村莊治理，開始作為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及村民自治的分析框架。村莊治理不僅關系到農村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而且關系到整個中國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本文是在2006―2012年對安徽省東至縣勝利鎮東姜村持續調查、觀察的基礎上，對東姜村“五老會”的緣起、作用及未來走向進行的研究，試圖為鄉村精英治理研究提供一個案例。
一、鄉村精英與東姜村“五老會”
1.鄉村精英在鄉村變革中的作用。伴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也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被學者稱為中國鄉土社會帶有“神奇”色彩的變遷[1]。這種變遷表現在三個方面，即農民對社會生活的自主參與，資本對鄉村生活的強力滲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及其權力組織的規范性重構和制度性安排。究其原因，一方面經濟基礎的變化，會催生上層建筑的裂變；另一方面，來自自上而下政治制度設計和政治運作實踐，村民自治作為官方力主推進的政治制度，在農村得到迅速地展開。村民自治作為一項制度安排，首先是整合國家與農村社會關系的政策性探索[2]。在與基層村民的實際交流中發現，村民自治的運行離不開鄉村精英的積極參與。
鄉村精英具有這樣幾個特征：在村莊中擁有比較優勢（如經濟資源或人際關系等），擁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對村莊的變化和發展具有較大影響等。鄉村精英擁有諸如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優勢資源，處于國家與村民互動之結點上，有著很強的內聚力和對村莊政治的控制力。[3]1978年開始的農村社會改革致使傳統的、單一形式的政治精英形態的構成基礎瓦解，然而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經濟體制改革卻導致了一些新的群體開始形成，他們或是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或是憑借個人的人格力量、或是借助于農村社會中正在復活的各種傳統力量來影響當地的社會生活，從而成為鄉村社會的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4]他們在社會轉軌時期對農村社區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包括推動農村公益事業發展、促進農村社會整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等等。鄉村精英對民主制度的理解如何，政治參與的能力怎樣，極大地影響普通村民。同時，鄉村精英的態度和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村莊的政治面貌，并將主導村民自治的運行過程和實效。發揮鄉村精英的正向帶動作用正是由形式化民主轉為實體性民主的關鍵一步。[5]
2.東姜村基本情況。東姜村地處華東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安徽省東至縣的升金湖畔，由原姜壩和衛東兩村合并而成，全村4612人，在外務工有1489人。東姜村村民以周姓為主，村上有據說建于明代的周姓祠堂，上個世紀40年代曾經大規模翻修過。村民介紹說，過去每年這里的祭祀活動都很隆重，但解放后，祠堂日趨衰敗，破舊傾斜，雜草叢生，上世紀80年代曾經成為多家村民的豬欄。這個祠堂在2005年由“五老會”發起村民捐資改建，現在里面除供奉據說是周姓最早遷移本地的祖先，還供奉宋姓、李姓、王姓等姓氏的祖輩，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恐怕很難發現一個姓氏的宗祠還能供奉其他姓氏的祖先！大量的研究和實證都說明，中國村莊的糾紛往往緣起于宗族矛盾，但在東姜村卻沒有，各個姓氏都和平相處，據說從大姓周姓祖先來這里定居以來，這里就沒有發生過宗族之間的沖突。
3.“五老會”基本情況?！拔謇蠒笔怯纱謇锏睦细刹俊⒗宵h員、老族長、老教師、老村民組長等鄉村精英自發組成的自治組織。東姜村的“五老會”成立于1995年，到2011年“五老”共有11人，平均年齡72歲?！拔謇蠒彼龅拇蟛糠止ぷ鞫寂c文化、教育有關?！拔謇稀背蓡T基本上是按照城里人的上下班作息制度，村文化室是他們的辦公場所。村里發生的大事小事，“五老”們也一清二楚。老支書說自從成立“五老會”，他有事做了，感覺比做支書時還有勁。另一老干部說，過去我們做事經常沒有譜，現在不做干部了，我們還可以看著村委那幾個人別做壞事?！拔謇稀敝幸岳辖處熥钣刑栒倭Γ龅墓ぷ饕沧疃??！拔謇稀眰儾粌H見多識廣有威望，具有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而且有的還有較高的退休金收入，還有充足的閑暇時間。由于“五老”的無私、熱心，而贏得村民尊敬；“五老”因為公正、辦事實在，擁有廣泛的社會資本而成為村莊治理和影響村莊民主進程的重要力量。
1.組織文化和教育活動
組織文化體育活動。1996年，“五老”們不忍心看到原先的村民文化活動室瀕臨消失，牽頭并發動村民們捐資3萬多元，對房屋進行了清空和加固維修，但其功能一直未能發揮。2006年春節前后，見到村民們無正常、健康的活動場所，閑暇無去處時，只能靠打牌賭博、看電視打發空閑，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淳樸、團結、積極、健康、文體活動多的鄉風村俗正受到威脅，“五老”們聚在一起，并召集村民代表座談，商談復興村文化活動室。他們首先成立文化室自治管理組織，并利用自己的威望，再次發動村民捐資。村民們自覺踴躍捐了4萬多元款，為文化室添置了桌椅、電器、健身器材，“五老”又發動村民捐書，還到鎮上、縣城等地方，通過各種努力，尋求各方支持，建立起東至全縣活動場所最大、活動內容最多、管理最為規范的村級文化室。文化室內設閱覽室、陳列室、文藝室、臺球室，屋外的水泥場地上設有燈光戲臺、乒乓球桌、羽毛球場、籃球場、老年垂釣樂園。
組織為留守兒童輔導學習和培訓。由于父母雙雙在外務工，東姜村14歲以下的留守兒童有200多名。一到假期，這些無人照看的孩子就成了在外務工家長們最大的心病。該村的黃梅戲演出流傳較久，群眾基礎較好，村里的文化活動室建起來后，“五老”中的幾位老教師、老藝人就將這些孩子們召集在一起，免費教授他們戲曲、樂曲演奏、腰鼓打擊。村民們都對這幾位老人在短短的時間內把一幫“野”孩子管住非常贊嘆，更慶幸這些留守的孩子不但安全有了保障，還能學有所得。從2006年暑期開始，在家長們的配合下，“五老會”決定辦暑期文化課集中學習班，由4名返鄉度假的大學生義務授課。2010年暑假開設了六年級、七年級、八年級3個班，有語文、數學、外語等課程，共有60多名學生入班學習。2011年，姜壩中學有100名學生參加中考，有30多名學生考取了省重點高中。
2.對典型事件的處理
對典型事件的處理反映了“五老會”在村莊治理中的獨特作用。
水利問題或由此引發的矛盾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時有發生。東姜村是由原姜壩、衛東兩村合并而成的，原姜壩村屬丘陵地區，有耕地1670畝，其中旱地780畝。由于旱地多，在干旱的夏季，用水澆地花費很大。該村有民主、羅壩兩個抗旱站。民主抗旱站始建于1967年，渠道長1000米，有效灌溉旱地面積300余畝，負擔民主等8個村民組。1982年前，抗旱工作主要是由村組織統一抗旱，統一用水，統一管理；l982年實行以后，村組統的功能逐漸削弱，抗旱主要由村民自己解決。1989年，民主抗旱站的機泵設備被盜，1995年，站房倒塌。村委會認為該站已名存實亡，溝渠亦無修復可能，經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對糧站東邊的部分廢棄渠道進行了規劃，建房6幢。這為民主村民組的夏季旱地用水問題帶來了隱患，村民多次上訪。這時，“五老會”的作用開始顯現。“五老會”中的老族長，利用長輩和族長身份，與其中的怨恨最大的村民溝通；老書記出面幫其中的困難村民聯系做生意的門路；而老村長出面做在外經商致富的村民工作，捐助困難家庭的孩子上學，使受損村民怨氣得以化解。并且，“五老”們一直奔波于縣鄉兩級，聯系改變種植模式，為留守的村民栽培耐旱經濟果樹提供技術和市場支持，尋找東姜村產業發展的長久之策?，F在東姜村的水利矛盾已經基本解決。
3.影響村莊治理
“五老”們的影響力決定了“五老會”在村治中的作用，而且以我們的觀察，其對村莊各個方面的影響還處在自我強化之中。一方面“五老”們的超脫和無私，越來越受村民尊重；另一方面，由于“五老”作為村莊的長輩或族長等身份被默認，其在具體事件處理中正面效應進一步顯現，其威嚴和威信得到繼續強化。因此，他們對村委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甚至，“一事一議”從提議、動員到召集實際上都由“五老會”來執行了，村兩委往往變成旁聽者。有村民向筆者反映，現在的村兩委很怕“五老”們，這也許是村民對“監督”的一種樸實和善良的理解。
塑造村莊價值。村文化室實際上成為東姜村的公共空間，村民們特別是老年村民在這里因為溝通娛樂而重新發現生活的意義。這種意義有意想不到的作用。暑期回鄉的大學生重新找回他孩提時期的樂趣，同時也體驗了在城里沒有的鄉村美學價值；在外打工的村民很吃驚地發現他們的父母居然已經離不開村文化室了。他們原來一直擔心年老父母無人照應，接到城里，自己還立足未穩。從這個意義上，“五老會”的工作是在塑造村莊的價值，形成對村莊的一種正面的評價機制，重塑村莊價值和村莊認同。這種村莊價值的重新發現還為“五老會”帶來新的血液，吸引更多村莊在外工作的退休干部、教師返回鄉村。
影響村莊輿論?！拔謇蠒睂Υ迩f輿論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對村民認知的影響，即對村民的示范、價值導向作用，形成共同出力為村莊做事的共同價值取向，增強了村莊的共同體意識。比如，翻建文化室的資金，首先是“五老”們拿，這一正面示范的結果是村民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后來修路，據說有的村民家因為孩子多，上學負擔重，拿不出多少錢，就主動提出自己包下多少土方，作為自己的責任。還有的村民只拿出兩塊錢，大家也不怪罪他。這種動員作用的穿透力非常強大――那些長年不歸家的在外積累了一定資產的村民，主動回來捐款。另一方面，是對村兩委的輿論監督?！拔謇蠒背蓡T內生于農村“草根社會”，在農村社會生活中非常活躍，有較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在鄉村之外也有著比一般農民大得多的人際關系等社會資源，有“敢站出來說話”的膽量和勇氣，敢于出面“代表”農民利益直接面對各種權威，在村民中擁有較高的威望和號召力，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村民利益群體的代言人。矛盾的另一端主要是鎮政府和村兩委?！拔謇稀敝械囊粋€老書記說，過去我們只知道滿足上級的要求，經常害苦了村民，而且自己也不自覺地滋生了盤剝村民的惡習?，F在退下來了，成為局外人，看事情更清楚了，更知道鄉親們需要什么，也就不怕得罪人了。另外，相比其他村民，“五老”們表達的利益訴求活動又是理性的。因此“五老會”在村莊治理上，發揮了強有力的調解村莊糾紛、維系村莊團結的功能，同時也成為對村莊干部約束和監督的主要力量。
三、進一步的討論
1.鄉村建設思路和角度轉換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的鄉村建設，應是農村全面綜合改革的更深和更高層次的探索，其根本目的是提高農村和農民的生產、生活水準或者說福利水平。鄉村建設并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建設，更為根本的是鄉村文化建設，即提高農民精神層面的收益，提高農民的主觀福利。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張從文化入手進行鄉村建設的，他所主張的現代化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現代化，他所倡導的實際上是儒家所主張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注重文化建設的新鄉村建設與之相通，即重塑一種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國本位的鄉村現代化之路。
當前的農村正站在新一輪大變革的門檻上，取消農業稅后，催生一種“倒逼”態勢，把農村各項改革的時間表大大提前。當前農村出現的問題與城市化和市場化有關。正是城市化和市場化，使得人財物流出農村，從而引起農村的嚴重衰敗。東姜村的情況是，一方面全村4612人，在外務工的就有1489人；另一方面，根據老會計的說法，近十年間勞務和經商帶回的存款有100萬，除了部分村民建房取回部分存款外，村民做生意或購置農機具獲得貸款的機會基本沒有。所以東姜村的年輕人都不愿意回村。可是在城里獲得立足的機會非常困難，有好幾個近年畢業的高中生也進城試圖獲得工作機會，但在碰壁后回到村莊，無所事事。一個老教師說，不到城里給政府添亂也好，但總得有事做才行。在祠堂四周，我們看到有前幾年蓋的樓房人去樓空，已經顯露破敗的景象。
中國有9億農民，在城市吸納巨量農村人口尚需時日的情況下，如何讓農民也可以分享到現代化的好處，已經成為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雖然城市化和市場化是當前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要靠城市化吸納農村人口，但在中國農村人口數量極其龐大的背景下，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需要幾代人努力完成的任務。一種可能的思路是，在城市化和市場化以外，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力量（包括財政轉移支付，但不僅是財政轉移支付）介入鄉村建設，以使農民所依托生存的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蓄水池和穩定器，避免產生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將農村衰敗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內，使農村成為助推中國現代化的力量。在漫長的轉型過程中，鄉村建設的一個目標就是站在農民的角度，為他們提供福利，讓農民也能享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
“五老會”發起的文化建設，一頭是讓留在鄉村的年齡較大的村民欣賞或參與，另一頭是還在讀小學的孩子們――因為大都父母不在家，有人把他們組織起來學吹拉彈唱，孩子們樂意參加。這里的民間文化活動，包括傳統戲劇表演一直沒有間斷，繼續作為鄉村特別是傳統節日的重大活動，對傳承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拔謇蠒痹谖幕ㄔO方面的實踐，也說明鄉村建設思路和角度的轉換，從單純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慮新農村建設的方向，即從鄉村社會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農民的整體福利。在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的前提下，通過改善人與人、人與自然環境、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關系，通過發掘中國傳統中“天人合一”的智慧，通過提高生活質量，而非提高消費數量的辦法，建立以人為本的新的生活方式。新鄉村建設要讓農民可以獲得主體性體驗，讓農民從文化上和社會關系中獲得做人的尊嚴。
2.吸引精英回歸和培育新的“草根精英”
市場化、城市化促使大量農村優秀青年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活，從而導致農村優質資源的外流。留在農村的老人和孩子同時也就成為在城里難以立足的鄉村打工者的心病，也造成了大量的農民工鐘擺一樣的在農村和城市間擺動。通過美好農村建設，增強農業對農民的吸引力，改變農村面貌，改善農民生產、生活環境，讓農業和農村成為吸納人口的主要蓄水池，這就具有了國家戰略層面上的意義。但從東姜村的現實來看，年輕人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特別是對快餐式文化的接受，對所謂的現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已經使他們的價值觀念與老一代人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進入城市闖蕩的年輕人又普遍生活不如意，即使是務工和經商有些積累的所謂成功者，也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在城市站穩腳跟。更重要的是，鄉村建設也不可能依靠留守的婦女兒童和老人來建?！拔謇蠒彼龅泥l村文化建設也需要注入新鮮元素，這樣才能一方面使其有長久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才能吸引年輕人。而這都需要年輕一代的加入。筆者與兩位老教師交流過程中，有意引入這個話題，試圖對“五老會”的未來發展與他們共同探討。他們很焦慮，但更多的是無奈。我們這里所討論的鄉村精英的接替，就是要提高農村的吸引力，如何從兩個方面培育鄉村精英的接替力量，即讓走出去的農村精英一定程度的回歸，同時培育沒有離開鄉土的年輕村民對鄉村的認同。因為讓村民也感到與城里人一樣，過上體面和尊嚴的生活，對未來有預期并充滿信心，是精英回歸和新的“草根精英”誕生的關鍵。讓年輕一代對鄉村生活滿意，也就成為鄉村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
3.建立鄉村精英治理向民主化、法治化、組織化的轉換機制
對“五老會”自身的發展，“五老”雖然充滿信心，因為陸續有新的“老”加入，隊伍擴大是沒有問題的。但“五老會”自身的建設和管理，他們還沒有更多的關注?！拔謇稀眰冏鍪禄就Ａ粼谧杂X的層面，內部沒有考核、激勵機制，也沒有對未來走向的考慮。筆者的建議是，根據“五老”成員各自情況和特長，將“五老”的工作進行適當分工，并考慮適當的接替人選，保持“五老會”的長久生命力；另一方面，“五老會”這種建立在正面示范效應基礎上，得到村民認可的監督，雖然作為村民自我管理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發展到有可能代替由村民選舉的村委會，“五老會”不能發展成為村民事務的執行機構?！拔謇蠒贝嬖诘拿褚饣A或者進一步的法理基礎，也決定了其更適合作為村莊的議事和監督機構。目前迫切需要把已經成型的一些做法，比如文化建設、留守兒童的管護、教育培訓等制度化。特別是，對村莊事務的監督，也要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礎上，通過正面的輿論壓力，形成對村兩委的提醒、說服和引導。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引導鄉村精英正面作用發揮的同時，要探索建立對鄉村精英的培訓和提升機制，培養他們的民主意識，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監督的能力，使他們真正成為依法治理的鄉村精英，形成持續推動鄉村社會事業發展和民主進程的精英隊伍。更進一步，要充分研究鄉村精英治理的作用與局限，找尋鄉村精英治理向民主化、法治化、組織化轉換的途徑，在現有治理資源的基礎上調整和重構鄉村權力結構，讓鄉村精英的功能在民主治理中實現。鄉村治理的權力主體是村民，要從體制上保障全體村民的政治參與朝著合法化、理性化、規范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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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艷.鄉村民主的塑造：制度創新與精英主導[J].晉陽學刊，2004， （5）.
[3]林修果，謝秋運. “城歸”精英與村莊政治[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 （3）.
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2
關鍵詞:社會轉型;非制度化政治參與;鄉村治理;制度化政治參與
中圖分類號:D62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0)05-0055-05
農民的政治參與,從有序性、規范性的角度來看,主要包括制度化政治參與和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兩個方面。制度化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加政治生活,并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運行方式、運行規則和政策過程的行為”[1]。所謂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相對于制度化政治參與而言,是指普通公民通過不符合制度要求的,甚至是通過違反法律規定的參與方式所進行的政治參與行為,它屬于無序政治參與的范疇。
當前,中國正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快速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民利益多元化已成為一種趨勢,農民廣泛政治參與的需求也愈發強烈。農民追求自身利益的主流,是通過合法的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渠道來滿足,這也是每個農民都希望采取的方式和渠道。但問題是,一旦合法的渠道不能暢通,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就會成為另外一種必然選擇。而當前,農民的這種非制度化政治參與,正呈現不斷升溫的趨勢,事態的發展已嚴重影響到農村的穩定。為防止陷入現代化的“中等收入陷阱”[2],使鄉村治理在良性軌道上和諧運轉,必須努力化解農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
一、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基本表現形式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民的權利意識和對利益的追求不斷增長,農民政治參與的需求和行動呈現出迅猛增長之勢。這對于推動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但與此同時,由于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渠道不暢,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在農村不斷擴大,其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
(一)越級上訪
所謂越級上訪,是指人員反映問題,不是到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或上一級行政機關反映,而是直接到更上一級的行政機關反映,或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已經受理并正在辦理時,又到更上一級的行政機關反映。[3]在當前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發展時期,農民上訪的主要根源性因素是征地補償、環境污染和村干部的貪污腐化等問題,尤其是因征地補償問題引發的群體上訪,持續性升溫。我國現有的征地制度存在諸多缺陷,補償費用偏低,失地農民獲得的土地補償費用難以滿足日常生活需求,更談不上拿出一部分資金創業發展。在制度性參與和保障缺失的情況下,失地農民慢慢演化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發展的失地流民。僅2005年,全國共發生因土地引起的農民群體性突發事件就高達19700起,占農村的65%以上。[4]對農民的上訪,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國的部門或上級行政機關,要么將意見轉交給有關部門,而并沒有及時有效地進行后期的督辦和檢查,要么對農民的呼聲漠然視之,甚至斥之為刁民鬧事,農民的利益表達往往石沉大海。在合理利益訴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的情況下,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就成為一種必然。
農民的越級上訪,從本質上來說,是希望以更大的權力來糾正較小的權力,這是法制建設不健全時期的過渡性辦法。但是,如果越級上訪失控,尤其是規模大、涉及面寬、要求高、組織性強的群體性越級上訪成為一種趨勢,不但會嚴重影響正常的維權,增加上訪農民的經濟負擔和政府的管理成本,而且極易被別有用心的人鉆空子,對社會的穩定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3]
(二)群體申訴
農民群體申訴型政治參與,主要表現為農村。所謂農村,是在農村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由農民這一特定群體中的不特定多數人參與,經過一定的醞釀、組織和策劃,圍繞一定目的,而共同實施的、沒有合法依據的聚眾上訪、圍堵黨政機關、靜坐請愿、阻塞交通、集會、示威、絕食、聚眾鬧事等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事件和行為。學者于建嶸指出,農村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維權抗爭型、突發騷亂型和組織犯罪型,其中維權抗爭型事件占農村的90%以上。[4]
(三)直接對抗
在農村的快速轉型時期,制度短缺是普遍存在的現實問題,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政治需求普遍擴大和現行體制下制度供給的嚴重不足之間處于失衡狀態。在直接的、有效的體制內利益表達嚴重不足甚至堵塞的情況下,在現有的一些制度安排流于形式的現實面前,在一些領導干部對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活動粗涉、不管不問的背景下,農民采用暴力的或激進的直接對抗,來使人們聽到他們的呼聲,來使政府關注他們的利益訴求,就成為必然選擇。[5]
所謂農民的直接對抗,是指農民基于對鄉鎮基層政府或有關部門規定的不滿,或認為自身合理合法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遭受到不法侵害時,拒不服從鄉鎮基層政府或有關行政管理部門的執法管理,甚至暴力阻礙執法的行為。農民選擇直接對抗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護自身合理合法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和尋求一種公正平等的社會心理。農民是社會資源擁有量較少的社會弱勢群體,本身就很難有機會把自身的合理利益訴求通過有效渠道反映到上級政府部門,體現在政策法規層面,但這并不表明農民不愿意通過制度化的渠道進行參與活動,只是他們急切的參與熱情被短缺的制度現實所阻斷。這種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產生的強烈的內在參與沖動,一旦遇到利益侵害行為時,就會轉化為過激的社會行為,以直接對抗的形式來尋求表達的需要。如農民因征地賠償不公而拒絕拆遷、搬遷,甚至與拆遷人員發生激烈的直接對抗等。
二、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
對鄉村治理良性運轉的挑戰
當前大量的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不僅直接沖擊了“鄉政村治”的治理模式,降低了鄉村治理的績效,而且嚴重影響鄉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一)農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極大地破壞了參與型鄉村治理文化的形成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靈魂,集中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品格。政治文化建設是鄉村治理中的一個深層次的內容。用治理的方法分析鄉村政治,首先要分析的就是鄉村的政治文化。只有農民在內心認可了鄉村治理的價值理念,并在政治觀上達到基本一致時,才會產生歸宿于這個群體的高度自豪感,才會發自內心地去維護其價值觀,即使有矛盾和摩擦,也會視其在可容忍的尺度范圍內,社會整體是和諧有序的。
鄉村治理的文化,究其實質而言是一種參與型的公民意識的培養。亨廷頓認為,所謂政治參與,是指“一般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6]。中國人民大學楊光斌先生對政治參與的界定是:“普通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決定或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盵7]阿爾蒙德認為:“有利于民主政治有效運行的公民文化應該是既能夠使過高的參與熱情與政治冷漠之間達到平衡,又能使對權威的服從和尊重與主動參與之間形成融合的一種政治文化?！盵8]這種政治文化,實際上就是在制度化范圍內,使農民的廣泛政治參與與農村社會的快速發展達到一種和諧穩定的治理狀態,以實現農民利益的最大化需求。
不可否認,出于安全利益的考慮,在多元化利益發展的現狀下,通過制度化政治參與來保護自身利益是當前農民的主要選擇,而一旦參與渠道不暢,公正難以得到保證,農民或選擇非正式組織,或通過家族的勢力,通過活動來達到心理的滿足。權威的崇拜和家族勢力的依附,是一種消極的政治參與表象。而狂熱的、非理性的直接聚眾越級上訪、圍堵黨政機關、靜坐請愿、阻塞交通、集會、示威、絕食、聚眾鬧事甚至直接對抗,則嚴重破壞了農村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農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嚴重干擾了鄉村治理中社會資本的良性構建
馬克思曾經指出,有時候發現問題比解決問題更加重要。農民在通過制度化政治參與難以維護自身利益訴求時,必然會選擇非制度化的方式來釋放自己的心理需求。這種釋放,一方面會在極短的時間內促使相應的黨政機關來關注民生的需求,化解現實的矛盾,推動體制的改革,滿足農民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大量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卻無形中干擾了鄉村治理中社會資本的良性構建。
系統論認為:“在一個動態結構系統中,這種結構的功能是直接由要素之間的協調作用體現出來的。”[9]從某種意義上說,鄉村治理,就是鄉村社會各種社會資本、各個要素處于一種相互協調、其功能達到最大優化的狀態。如果缺乏社會資本,農民對制度化政治參與不感興趣,鄉村社會的治理就會因缺少參與主體的支撐而走向失敗。學者燕繼榮指出,所謂社會資本,是廣泛存在于社會網絡關系之中并能夠被行動者投資和利用以便實現自身目標的社會資源。[10]大量社會資本的發展,不僅可以推動政府與社會之間建立彼此信任的社會關系,而且會形成政府與社會共同治理的宏觀治理網絡。
但不可否認,農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管理社會成本,延緩了政府集中力量承擔社會無法完成的任務的時間,另一方面阻礙了各種鄉村民間組織的有序發展,破壞了鄉村之間在改革進程中構建起來的信任關系,放棄了自身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在導致社會自我管理、自我約束機能下降的同時,也大大降低了社會治理的效能,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態勢。這也正是亨廷頓所指出的“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11]。
(三)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直接降低鄉村治理的績效
在當前農村社會轉型期,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對鄉村治理績效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嚴重影響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是參與農村經濟建設、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主體。農民如果不從國家或鄉村建設的全局和我國建設中的實際出發,而是一味地為追求己利而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去上訪或者聚眾鬧事,既荒廢了自己的農業生產,也不利于自己選出來的村干部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組織村民發展經濟,從而難以為鄉村治理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二是干擾鄉村民主進程。大量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行為,嚴重阻礙著民主進程的良性發展。非制度化參與一方面反映了農民權利意識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農民政治責任意識的喪失。民主不等于鬧事,權利更不等于破壞力。鄉村民主的核心,還是要通過有序的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來維護農民的民利。三是增加政府治理成本。面對堵塞的交通、被強占的工地、聚眾鬧事的群體,面對越級上訪、靜坐請愿、圍堵黨政機關的農民,政府不得不派出大量的人員來疏導化解,增加了政府治理的成本。四是嚴重破壞鄉村社會穩定。
三、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是鄉村治理成功的關鍵
鄉村治理成功與否的關鍵,是農民能否通過制度化參與到鄉村事務中來。面對快速轉型時期農民的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給鄉村穩定發展帶來的極大隱患,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化制度外為制度內,化無序為有序,以實現農民對自身利益合理追求的最大滿足。
(一)通過培育新型政治文化推進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為鄉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高度的政治認同感是維護政治穩定的核心因素。社會個體一旦認可政治價值觀,就有歸宿于這個群體的自豪感和為維護這個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自身使命感,就會發自內心地去維護其價值觀,即使有矛盾和摩擦,也會視在其可容忍的尺度范圍內,社會整體是和諧有序的。[12]要真正實現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僅僅提供物質財富的支撐和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積極創建符合中國農民所需求的參與型政治文化,以推進農民政治主體意識的不斷提升,這是實現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文化條件。為此,一要從積極參與、有效監督、恪守法規的角度努力培養農民的責任意識,自覺維護公共利益;二要大力積聚社會資本,不斷提高社會凝聚力,推動鄉鎮政府和農民的合作、信任和理解,實現社會和諧有序發展;三要發展協商民主,完善表達機制,始終把公民的有序參與作為現代民主的精神,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化解利益矛盾,維護社會和諧。[13]
(二)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完善農民制度化參與機制,為鄉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硬性保障
當前造成我國農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一個核心因素,就是制度安排的缺失。要抑制和減少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在農村形成和諧有序的鄉村治理環境,就必須突破制度的障礙,逐步完善農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制度安排,不斷拓寬和逐步暢通農民制度化參與的制度機制。為此,一要完善村民選舉和決策的參與機制,推進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要始終堅持村委民選,讓農民真正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并在選舉中引入競爭機制,增加候選人與村民的溝通、交流,讓農民群眾真正了解候選人的思想觀點、參政能力和道德品質,農民才能選舉出自己真正信任的、文化程度高、致富能力強、樂于為公眾服務的人進入村民委員會。也只有經過農民真正參與選舉出來的村民委員會,才能得到農民最大的政治認同。而且農民在參與村民自治的實踐中也不斷創造出諸如吉林梨樹縣的海選模式、山西河曲的兩票制、贛州的村民理事會等農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新形式。二要拓寬參與渠道,為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提供暢通的表達渠道。要不斷加強地方人大的立法工作進程,逐步制定出符合本地實際的、最大限度保證農村各個不同利益群體都能選舉自己代表的法律法規。要不斷推進制度的創新,積極推行多部門聯合接訪,在農村廣泛建立固定的接訪場所和信箱,配備專職人員,隨時接待農民群眾的來信來訪,并不定期地組織黨、人大、行政、司法等多部門人員積極深入農村,隨時了解農村情況,及時化解農民的利益訴求,變群眾的來信來訪為政府部門的及時走訪,以便把矛盾消除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要發揮網絡參與的作用。網絡可以及時有效改善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途徑和手段,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興趣和能力,保證政治參與的數量和質量。[13]特別是在當前由“民工潮”引發青壯年農民和鄉村精英“規?；饬鳌?鄉村社會發生結構性變化,大量“空心村”不斷生成,農民自治主體虛置化的情況下,網絡參與的作用就更加重大。當然,對網絡參與有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也要提前預知,防止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網絡化的生成。
(三)通過建設服務型鄉鎮政府創造農民制度化參與的社會氛圍,為鄉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管理環境
立足服務農村、服務農業、服務農民的宗旨,鄉鎮政府在職能定位上要從以前包攬一切的全能型政府向只提供核心公共產品服務轉變,在管理模式上從以前的“為民做主”向“讓民做主”轉變。要通過引進人才、建設市場、提供信息、支持民間投資和搞好社會治安等措施,為本行政區域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要進一步理順鄉鎮政府與村組的關系,全面落實村民自治,對屬于村民自治范疇的,都要引導農民群眾通過規范的方式和程序,民主決策,自主管理,而鄉鎮政府要更多地通過法律、經濟和教育等管理手段,在尊重村民自和村委會相對獨立的基礎上,實現對鄉村事務的有效治理。[14]
減少農民非制度化參與事件,還必須進一步完善政務公開制度,讓農民群眾對事關自身利益的鄉村事務真正地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監督權。首先,鄉鎮政府要把年度工作目標及執行情況、年度財政預算及執行情況等行政、經濟管理活動,把征地補償、安置補助費的發放和使用情況、宅基地的審批情況、計劃生育情況等與村務相對應的事物,把鄉鎮各部門的工作職責、辦事程序、辦事期限、監督辦法等公開化、透明化。其次要公開村組事務。要把農民群眾普遍關心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如村組財產和財務支出、集體土地和經營實體的承包、村干部的年度工作目標和工資獎金、征收土地和宅基地的審批、計劃生育指標等農民群眾最關心的熱點問題和村里的重大事項向村民公開,做到大事公開透明,小事清清楚楚。[14]
(四)通過推動鄉村社會的自律形成農民制度化參與的條件,為鄉村治理提供廣泛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最主要的就是社會信任、互惠規范和公民參與。當前,我國鄉鎮村干部的腐敗導致“信任”社會資本的不足,制度有效供給短缺對“規范”社會資本形成一定制約,民間組織的發育不良對鄉村社會網絡資本的發展帶來一定的阻滯。因此,在鄉村社會資本發展方面,一要強化農民的自身素質,逐步提高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意識、合作意識、主體意識和公共精神,推動農民以更加有序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表達自身的經濟利益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寬容中,理智地對待和處理彼此間的矛盾和分歧。二要強化有效制度安排,構建農民對制度的信任度。制度如果能夠給農民提供暢通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政府與村民建立起有效的相互溝通的制度橋梁,就會極大增加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減少政治失序的可能性。三要加快鄉村民間組織的發展。農村民間組織的發展,意味著農村社會資本的增加。農民通過民間組織,逐步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有利于增進彼此之間的信任與合作,提升農民作為公共管理主體的行動力量,推動形成鄉鎮政府與農民合作治理網絡體系的形成,更好地維護農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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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3
關鍵詞：城鎮化；鄉愁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段表述與傳統的官方語體頗有差異，感性而詩意。此表述一出臺即引起廣泛關注，隨之引發了各界關于鄉愁的討論，這種關注的背后實際上折射出對城鎮化道路的反思。
一、鄉愁的涵義及意象
歷史上，鄉愁總是和社會變遷、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等聯系在一起，充滿了無奈、哀愁和懷舊的思緒?！案改冈?、不遠游”的古訓、落后的交通條件使那個時代任何遠離故鄉的行為都顯得極不尋常，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愿背井離鄉，漂泊異鄉，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總是要衣錦還鄉，葉落歸根，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
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當今的農民已經習慣了南征北戰，東拼西殺，或半工半耕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壯在外已經成為當今農民的生活常態。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無數農村人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故土，不斷擴大的城鄉差異、日漸蕭條的農村似乎難以喚起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農民對故鄉的留戀?！皟翰幌幽赋螅凡幌蛹邑殹钡膬r值取向被冰冷的現實消解，傳統村落被各種小區取代，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取代，鄉風民俗被各種城市文化取代，傳統有機的宗法社會和禮俗社會被法理社會取代，鄉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對土地的黃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戀歌。
2014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后，對鄉愁的討論驟然升溫，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說法最能概括鄉愁的意象。
1. 鄉愁誕生于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連。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到農業社會的規章制度、生態農業技術、鄉風民俗等無不蘊藏在鄉間，城鎮化必然使鄉愁無處安放（周國平2014；劉奇2014）。從這個角度看，鄉愁其實也是一種鄉戀，所謂“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禮失求諸野”體現的是對生命源頭的眺望和對文化母體的掛念。田園廬墓、小河炊煙、牧童短笛、鄉規民約、熟人社會、崇尚自然、勤勞樸實等是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表述，也是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這一切都已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漸行漸遠。
2. “鄉愁”其實是“城愁”。這些研究者從關注城鎮化進程中一個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體的精神困惑，進一步延伸到讓農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做好社會認同的現實層面（劉奇2014；田思思2014）。
3. 鄉愁是一種社會文化焦慮，體現了人們在內心深處對于那個最真實自我的眷戀，對它失去的憂傷，對尋找它的一種焦慮，對企圖用它來療傷，來關懷自己的一種渴望?！班l愁是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化生產出來的一種情緒”（曠新年2014）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愁是我們每個人的鄉愁。
二、留住鄉愁之于城鎮化建設的意義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城鎮化一方面意味著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意味著傳統村落的大量消失，這不能不引起社會學者、人文學者、歷史文化學者的深深憂慮。
從感情上看，鄉愁是一種高貴的情感，人類不能只有物質的生活，更要有詩意的棲居。鄉愁既包括對過往的追憶，也包括對未來的向往。鄉愁的存在會使人們更加理解生活的意義，存在的價值。大多數人認同鄉愁的存在意義，認為沒有鄉愁的城鎮化是斷根的城鎮化（張孝德2014）。同樣，沒有獲取在家鄉外安身的資本，“距離”彼岸的故鄉于他而言只有“鄉悲”而無“鄉愁”（耿波2014）。
比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屬葉一劍的《鄉愁里的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賀雪峰主編的《回鄉記》等，這些著作的特點都是作者親身體驗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變化，特別是文化層面、價值觀層面的影響，對傳統文化的消失、無法回去的故鄉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還有學者從豐富城鎮化的內涵角度看留住鄉愁的價值，認為不能留在鄉愁的城鎮化是缺乏內涵的。城市的發展不限于擴張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異的改造和更新中將城市文化與歷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將失去記憶的城市，從此也淡漠了鄉愁。熊培云說，沒有對歷史寬厚的接納和對前人智慧勞動的尊重，忽視人類生活在文化與記憶之中，忽視人對過去與未來的高貴懷想，那么現代化就會淘空意義，淪落為了一種庸俗的拜物教。
其實，對鄉愁的討論也是對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來，資本以無與倫比的能量把眾多鄉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碰撞的結果往往是鄉村消亡，傳統湮滅。荷爾德林說過，“人類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鄉村的終結不但使眾多現代人產生一種鄉愁無處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傳統村落物質與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歸于湮滅，這對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對一個正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大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鄉愁”一詞的運用，既有濃厚的傳統文化的特色，更有對現代化必須烙上中國特色的自信。黨的十以來，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相繼在國際國內不同場合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總書記強調，傳承歷史文脈，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系。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城鎮化建設必須留住鄉愁。
那么，城鎮化建設如何留得住鄉愁？
其一，如何看待傳統村落?，F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城進農退”城市化，以與自然對立和對鄉村排斥為理論基礎，因此，鄉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調查顯示，“我國每天大約有300個村落消失，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有500多萬個村落消失了”。、賀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中國人的價值在于衣錦還鄉，多數農民的人生價值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得到認可承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有幾億人生活在鄉村，都市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掙錢的場所，他們的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仍然需要返回村莊來獲取。沒有了村莊，鄉愁便無處寄放，中國的城鎮化必須尊重數億農民的生活選擇。
民風民俗、村規民約、古道家風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載體變了，優秀文化如何傳承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城鎮化建設中要為鄉村發展留出空間，尊重億萬民眾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讓一些有故事的村莊繼續留存，讓鄉風民謠代代傳唱。城鄉發展本應并行不悖，沒有了鄉村的映襯，城市也會失去生機。
其二，城鎮化是誰的城鎮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能否實現，對中國的城鎮化太重要了。行政權力決定下的城鎮化必然造成優質資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種馬太效應。所以，新型城鎮化應該實現資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鎮各放異彩，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其三，新型城鎮化應該能夠安放鄉愁。所謂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種片面靠權力意志推動和高資源投入的城鎮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模式，強化軟環境建設，打造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和諧環境，否則，再繁華的城市也無法安放人們的鄉愁。協調城鄉沖突，重建美麗鄉愁，實際上是能否走一條包容式發展道路的問題。
三、以留著鄉愁為契機，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參與。如果能以留住鄉愁為契機，動員各方力量參與城鎮化建設，參與鄉村建設，無疑將是一舉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鄉村改革確實給農民帶來了好處，但同時也埋下了鄉村治理危機的種子，在城鎮化潮流的激蕩下，多地鄉村處于離散狀態。一是由于鄉村集體經濟瓦解和農業稅取消帶來的國家與村民關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村莊基礎結構離散；三是由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的傳統價值坍塌，價值離散。鄉村離散帶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大到鄉村黨政建設、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到鄉村環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贍養、兒童教育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對于鄉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徐勇、鄭鳳田、姚洋等學者主張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國家政權建構邏輯的必然走向，認為它是國家權力主導的現代治理體系的建構過程，提出“縣政、鄉派、村治”結構治理模式；溫鐵軍、黨國英、李昌平、吳理財、于建嶸、李凡、素顏臣和周紹金等學者則主張實行鄉鎮自治，構筑以農民自治體和農民組織為基本架構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曹錦清、賀雪峰等學者注重從鄉村內部機制研究鄉村治理結構。但歸結到一點，沒有村民的參與，任何治理都會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動員起民眾參與是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鄉愁作為鄉村治理的契機，是因為，其一，鄉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種復雜的情緒，留住鄉愁的城鎮化建設訴求可以打動許多人；其二，留住鄉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對原有的風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謹慎和敬畏即可。中國自古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沒有彼岸觀念，但祖先情結、鄉愁情結是所有中國人的精神皈依。迅速發展的城鎮化使現代人離家越來越遠，人際關系的緊張與疏離、日益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讓現代人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從這個意義上看，鄉愁不僅僅是農村人的，更是我們所有人的鄉愁，留住鄉愁就是留住我們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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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4
一、當前農村組織存在的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農村，要在尊重農民權利、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因為“現代的個體都是權利主體，它們之間因權利而平等，彼此之間的聯系只靠契約建立。為了實現權利，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普遍的社會交往成為必需”。。然而，在我國，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我國農村社會，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少、種類單一。有學者把我國農村組織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認為“在我國農村社會，正式組織包括鄉(鎮)黨委、鄉(鎮)政府、村支部、村委會等；非正式組織則主要包括宗(家)族組織、宗教組織、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以及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等”。。然而，就我國廣域的農村社會和龐大的農民數量而言，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數量顯然很少，組織種類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第二，從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趨勢上看，一些組織出現衰微趨勢，而一些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還不穩定、不成熟。首先，就農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而言，雖然宗族組織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仍會在以后很長時間影響基層農村社會，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工潮的出現，因為農民再也不會被固定在生他養他的血緣和地緣社會，宗族勢必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千年基礎”，因此，宗族會不斷地瓦解，不斷地渾蝕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對于農民的維權組織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權益得到解決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由于它產生時間短，所以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成熟，而且數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迅速復興，填補了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村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人教人數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宗教組織也沒有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組織。
第三，就正式組織而言，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組織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沒有發揮應有的組織功能。首先，從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看，由于農村實行和體制的解體，以及國家在農村推行“鄉政村治”，農民開始自我管理，實行村民自治，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逐步分離，尤其在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以后，村民自治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財力支撐，難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已經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其次，從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運行機制來看，“村兩委”相互掣肘，影響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村兩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就難免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抱怨是雙重的，黨支部方面認為村級直接選舉削弱了黨的領導，村委會方面認為組織法不落實”。加之“組織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夠，組織運作的規范性、統一性、靈活性還都很差”，因此，“從改革之初到現在……一套真正體現鄉村經濟社會內在要求的組織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帶來組織體系的適應性提高，也沒有有效地保障鄉村社會經濟的協調運行”。。最后，從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上來看，農民對村級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皬泥l村生活的觀察出發，我們沒有辦法得出基層組織對于農民的服務越來越好、農民對于基層組織越來越親的整體判斷。相反，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边@已經被一項“農民對村組織、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調查所證實。
從一些數字可以看出，村民對村組織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點不可信”和“有點可信”之間，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組織；更嚴重的是，在農村社會的實際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敗、不檢點的行為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組織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動依靠的不是權威而是權力。農民對村干部和村組織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礙了“村兩委”組織功能的發揮和鄉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觀地說，基層組織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強大而積極的，但比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強人意。或者說，目前的基層組織體制，如果說在動員和組織經濟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鄉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適應的。所以，改善鄉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檢討的，是改造基層組織體制”。“基層組織改革必須有大動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再造基層組織體系”。再造農村社會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
二、農村(民)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創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要在現有的農村經濟政策的空間里改造基層農村社會基礎，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在農村社會建立各種形式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有利于促進基層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
首先，在基層農村政治建設上，農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的成長，有利于農民利益表達和民主參與過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對國家權力社會監督的機制化。從民主管理的角度看，農民組織可以平衡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制約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力，防止強勢群體侵犯農民權益，“必須讓社會中的主要利益團體聯合參與政府組織，以此來防止任何一個利益團體可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利益集團”。。從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格局的深刻變動，農民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糾紛，就需要農村有相應的解決機制。而單個農民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在整個政治參與體制中處于劣勢；而且，作為單純原子化農民的政治參與，容易帶來政治參與的失序和低效，需要農民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建立與國家政權的聯系通道。從農民組織的公益性來看，它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關注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統籌社會各方，兼顧弱勢群體，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廣大農民應該組織起來，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結成各式各樣的農民組織，集中農民意見，代表農民利益，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以增強農民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層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實現農業向科學化、商品化、集約化轉型；有利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經營的有序競爭，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組織。應該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結成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也可以以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合作社、農民互助協會等形式，參與到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貿易和流通體系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和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電話、電腦、網絡等現代信息傳輸工具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服務型中介組織發展很快。這些中介組織在市場營銷、信息服務、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等方面提供了許多便捷服務，有利于農民r解市場信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規模，避免盲目生產}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層社會和文化建設方面，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對于農民個體來說，一方面，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控制的減弱，使得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產生對各種社會組織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農民自發結成各種組織，如生產幫扶組織、特困戶救助組織、兒童上學接送組織等。這些農村社會組織在社會互助、公共援助、社會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備足各種農具，很難具有足夠的資金、技術，或因家庭勞動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種農村組織的幫助。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需要實際幫助以外，農民在體育、衛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還需要組織實體，以便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衛生活動、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既能滿足農民的社會情感需求，也能滿足他們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村組織的各種活動，不乏有迷信活動、非法宗教活動以及違法活動。所以，我們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素質，使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消費觀、婚育觀，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讓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既然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應該給予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在基層社會的活動，提高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國內有關鄉村治理理論和農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結構的影響
國內理論界對于鄉村治理理論的研究以及鄉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大多是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立足于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而很少有專文從尊重農民的權利。
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的視角，提出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影響，而這恰恰是解決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所在。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于改造農村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農民的聯結和組織方式。針對我國目前農村組織化水平低、農民居住分散以及農民群體具有散漫性的特點，鄉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種農民組織，再造農村基層組織化的社會基礎。理由是：
根據多中心治理理論，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式各樣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使這些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治理，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去；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國家權力獲得了穩定的支持來源(合法性)和控制權”。在經濟上，這些組織參與基層社會的經濟管理，可以把鄉鎮政權從繁重的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切斷了鄉鎮政府作為“謀利性政權人”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這些組織參與鄉村社會的政治民主建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這樣，鄉鎮政權可以從傳統的政治管理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員”。這樣就切斷了上級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壓力型體制的通道。在社會文化建設上，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可以為村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活動和互助活動，實現農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這樣，鄉鎮“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了網狀管理系統”。鄉鎮政府與農民組織及其他社會主體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過對話建立合作關系來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
從國家對農村社會政治整合的轉型來看。由于實施城鄉一體化和“工業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農村戰略，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以農業稅費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為標志，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開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給式整合”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維護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護農民權益，對農村社會應該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層社會的內在潛力，為鄉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內生動力。這種內生動力借助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推動，使農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堅實的社會組織基礎。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組織在基層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的各種權利，以便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顯然，上述的治理結構必然涉及到鄉鎮政權改革的未來走向問題。從現有的對未來鄉鎮改革的各種觀點來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在實際生活中，鄉鎮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一方面反映出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艱巨任務，不僅僅是因為我國農村地域廣闊、農民數量龐大、農村生產水平低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所形成的黏滯性給治理帶來難度；還因為我國以為主要形式的農村改革到現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時間，而要在這短短的時間里理順鄉村社會的各種結構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隨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各種新的政策、措施會不斷出臺，各種新的情況也會不斷產生。所以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調適過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們所采取的立足于解決鄉鎮現實問題的鄉村治理路徑，都難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因為隨著一個問題的解決，難免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同時又產生解決新的問題的方法和途徑。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鄉鎮問題，就要尋找產生鄉鎮問題的根源：農民組織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會。
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5
論文關鍵詞 鄉村治理 公共服務 政府主導
在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離不開對社會公平的關照。受制于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的發展落后于城市，在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中，通過為農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人民擴大的公共服務需求，以縮小城鄉差距是現階段鄉村治理的重點。
一、鄉村治理的涵義
關于鄉村治理的涵義，張潤澤，楊華認為“鄉村治理是一種綜合治理，它把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元素都統攝進來，以更廣泛、更宏大的視野觀察農村生活，而不囿于單純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辟R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或中國鄉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鄉村治理這個詞有兩個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強調地方自主性，一是強調解決農村社會發展中存在問題的能力?！笨梢钥闯觯l村治理的基本含義就是是對鄉村進行治理，以達到鄉村社會善治的目的，解決鄉村社會的問題。
從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后，我國廣大農村建立起了“鄉政村治”的治理模式，“鄉政”指的是鄉一級政權（包括鎮政權），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最基層一級的政權組織；“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員會，是農村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鄉鎮政權和村民委員會的結合，形成了當前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基層的一種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這種鄉政村治模式一頭牽著國家，一頭牽著社會，在鄉鎮一級上既有國家行政權力對社會的嵌入，同時也體現社會的自治和民主。這一模式中，村民自治是基礎，鄉鎮政府是村民自治的指導力量。
在治理主體問題上，學者一般都認為有多個主體參與鄉村治理。除了政府以外，社會組織、經濟組織、中介組織及其他權威機構都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在治理理論的框架內，各主體的積極參與、協調合作才能更好地實現治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多個主體在鄉村治理中地位和作用沒有明確定位，多主體的治理結構可能出現責任模糊，缺乏權威等問題。實踐中，社會的加入突破了政府的單一權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同時鑒于我國的其他治理主體發育尚不完全，力量比較弱小，獲取資源的能力和權力基礎都較為薄弱，只能部分承接政府的職責。因此，天生占有大量資源的政府，在其他主體功能不全的情況下如果將自己的責任推給市場或者社會，可能導致更大的“政府失靈”，這對鄉村治理來說是不利的。
二、政府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定位
（一）地位和職能
現階段，政府主體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主體，在鄉村治理中處于中心地位，其職責在于向農村提供公共服務，實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治理理論普遍流行，要求政府進行職能轉變的今天，分權、放權、市場化、縮小政府規模等詞匯大行其道，好似只要政府讓出權力，良好的治理就隨之而來，但事實上，這很有可能是一廂情愿。
首先，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在于“還權賦能”。將權力還給社會不僅要求社會自治能力的提高，還要求政府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管理權限和管理方式的轉變，一方面要界定政府的權力范圍，歸還企業、地方、社會的權力，變統治為管理，另一方面要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因此，職能轉變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社會能力和政府能力都不足夠的時候，片面地放權給社會是不合實際的。其次，在社會轉型期，強大政府對政治穩定來說是必不可少的?，F今，我國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不同群體和階層的利益分化、利益沖突明顯，各種社會力量登上舞臺爭取利益，釋放政治參與熱情，只有強大政府和制度化的政治體系才能農業稅取消之后，農村發展已經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時代，政府的重點放在了為農民提供服務、促進農村發展上，這在客觀上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F階段，利益矛盾錯綜復雜，社會發育尚不完全，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領域還不能“缺位”。我們在需要一個“小政府”的時候更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
（二）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實施和保障
公共服務有助于經濟增長。遲福林指出，公共產品短缺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直接受制于公共產品短缺，公共產品短缺使多數人的實際福利不能隨著經濟增長同步提高，制約了消費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服務業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人力資本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因此，為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客觀趨勢，應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
各層級的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提供上存在角色差異，中央政府是宏觀制度框架的供給者，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主體，鄉鎮政府是落實公共服務的主體。中央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是全國性的，主要通過重大政策和制度來實施，比如社保制度、教育醫療制度等。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相應縮小，主要是保障和提高地區居民的福利水平，基層鄉鎮政府則主要負責執行。保障鄉鎮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切實履行需要提供相應的財力加以保障。在基層財政沒有獨立財政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分擔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成本，在不同政策中承擔不同責任。
三、建立多主體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我國農村公共服務事務多，需求多樣，客觀需要多主體發揮各自的優勢，通過協調合作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政府和其他主體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應該依據各自的資源狀況、提供能力、效率以及公共服務的不同層次、內容承擔相應的供給責任。
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導作用指的是政府是公共服務的安排者、引導者，而不是直接的生產者和包攬者，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提供惠及全社會的公共服務，兼顧效率和公平。通過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對整體性的公共服務進行安排，如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事務安排。二是“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服務標準、質量要求、收費標準、公共服務資格認證、登記制度審計制度和公眾投訴等作出制度安排。”三是提供資金支持，建立府際間責任和資金分擔機制。多主體積極參與則是動員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和群眾力量參與到公共服務中來，吸收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作為公共服務的供給者，以彌補政府或者市場作為單一主體提供公共服務可能帶來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滿足公眾需求，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在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政府主體和其他主體是協調合作的，政府居于核心主導地位，要切實改善農村公共服務現狀，政府應先從以下方面著手。
1．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我國公共服務供給中，呈現出明顯的非均等化，這種不均等表現為地域性差異和城鄉差異，經濟發達地區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而相較于農村地區，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也明顯好于農村地區。這種差異帶來了相對的剝奪感，也未達到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的，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敖y籌城鄉發展，重要的是要把新農村的各項建設建立在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基礎之上，強化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p>
2．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調動群眾參與積極性。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社會力量是政府力量的重要補充。社會組織、自治組織最貼近人民的需求，能滿足農民多樣化的需求，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政府要為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他們的有序發展提供制度空間和政策引導，保證社會組織的規范運行。政府可通過制定規范社會組織發展的法律法規，為社會組織提供合法性，規范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給社會組織提供一定的資源支持，幫助社會組織的能力發展，扶持它們在公共服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在各種社會組織中，要特別注重農民自組織自我服務能力的培養和提升，鼓勵農民自由地進行利益表達和利益獲取，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農村公共服務、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性，才是農村治理發展的前途所在。
3．關注農民需求，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目前，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存在重視短期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服務，忽視長期產品的生產與供給，硬件多，軟件少等問題?；A設施建設、道路交通改善等方面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容易得到滿足，而在教育、醫療、科技應用、市場信息提供等方面獲得較難，出現了供需不協調的狀況。其原因在于公共產品和服務自上而下的決策沒有同自下而上的農民需求相結合，因此政府要加強對農村公共服務需求的調查分析能力，發揮基層組織同群眾緊密相連的紐帶關系，同社會組織力量和市場力量實現信息共享，把準農民需求的脈搏，統籌安排資源配置，更好地提供服務。
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6
將公共藝術引入鄉村公共環境改造能夠提升公共環境人文方面的品質，成為鄉村空間發展的一個基點，能直接促進我國鄉村生活環境的建設，與此同時，公共環境的塑造將對周邊街巷、住宅產生輻射，形成建設理念、施工技術上的示范，整體提升鄉村人居環境的品質。另外，鄉村環境與公共藝術之間的相互對接和一般的公共行為藝術不同，更加不是傳統的藝術形式，它們能憑借現代的公共藝術具有的傳播功能達到加強村落文化和信息與外界環境的互動，同時還能增強地區開放性、鄉村社區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使得鄉村自治能力得到提高形成自組織的發展[1]。除此之外，當地居民協同參與才能完成制作大型戶外的公共藝術建設。通過這一參與過程培訓當地居民的相關協作能力，有效提升農村社區的自治發展能力。引入農村發展的公共藝術主要是以改造鄉村公共的空間環境和建設農村的視覺文化為核心，提供一個“基核”和契機來發展農村的人居環境，但它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當前在這樣的經濟和土地制度下，要想整體提升農村的人居環境，農村各家各戶在建設自家居住環境的時候必須尊重農村的環境、鄰里和傳統，農村社會的自組織的程度和水平要有一個整體的提升，而且這將是一個長期演化和發展的過程。當前新農村建設中引入公共藝術，是非?？茖W和環保的，并將組成現代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部分。與當地發展的條件相結合創造新的藝術形式能促進農村自組織的發展并改變已有的演化路徑；設計一個與新公共藝術相適應的、長期和穩定的制度，能保障鄉村社區和居住環境的演化進程；正確認識與運用鄉村自組織原理，引入合理公共藝術，對推動我國鄉村發展大有裨益。
二、公共藝術介入鄉村建設中起到的作用
自從2000年以來，許多的年輕藝術家將他們具有特色的藝術作品引入到第三世界貧民區及已衰落的歐洲老村莊。這些當代的藝術品與博物館中收藏的藝術品有很多的區別，它們結合了攝影、繪畫和大地藝術并處于行為藝術與新媒介的中間，通過運用現代媒體中蘊含的力量充分挖掘農村社區中存在的價值，同時提升居民自我意識。相比較于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全面的改造，引入當代優秀的藝術作品改造自建的社區，能讓村莊更加的開放，加強與外界環境的信息交換；村莊平衡和均質狀態的打破增加了地區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使得村莊的發展更加具有活力；同時能讓當地村民更加認同自建社區并提高他們的自組織能力，促進鄉村可持續的發展。一是增強村莊開放，增加信息交換。引入村莊自建系統的公共藝術是比傳統的藝術更具有張力的表現形式，通過加強與鄉村空間環境的互動而形成。同時這種形式的藝術傳播性更強，能很好的加強與外界之間信息和文化等的交流，擴大影響，吸引社會大眾關注該地區的發展，使得信息和資金等流通更加快速，提高地區的發展潛力。二是破壞鄉村均衡、均質的狀態。當前鄉村發展由于受到經濟發展、外來文化侵入和缺失的傳統文化等的影響表現出均質化的現象，鄉村已經不再具備特色的社會文化。而這種創新性的當代公共藝術參與到鄉村公共建設能打破這種均質化的農村發展傾向，保持農村人居內部環境的非均衡性，使村莊保持動態、可持續和具有特色的發展空間?？傊?，在村莊空間建設中介入公共空間藝術能創造出一種“無中生有”的村莊文化特征，增加新的空間基點，發展地區文化[2]。三是增加居民對地方的認同感和鄉村自治能力。當代農村的鄉土意識受到土地制度的改革、生產技術進步、經濟和信息技術發展、婚姻家庭的變革、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轉型的國家基層治理方法等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淡薄，而農村社區逐漸消失的傳統意識現象也不利于農村自組織的治理。另外傳統農村在自建時所重視的血緣和地緣等關系也正在發生改變，因此我們急需尋求新組織形式來建設和演化鄉村的人居環境。在鄉村建設過程中適當的引入公共藝術，對提高地區的認同感和社區的凝聚力以及居民自治能力有非常大的作用，能有效的推進農村人居環境自組織的發展。特別是那些體現、尊重并關注當地人民平常生活的藝術作品，能極大的引起當地居民的自豪感。四是當代鄉村建設中引入公共藝術形式，不但能促使鄉村不均衡發展狀態的形成，同時有效改善鄉村公共環境，提高農村居民的鄉土觀念和社區意識；另外還能讓鄉村環境更加的開放，打破均衡狀態，改變村莊周邊已有的環境關系，促使農村的人居環境向新的演化路徑發展；再者，在鄉村建設中實施公共藝術需求村民的大力參與，并且農戶通過培訓能掌握新的技能獲得非農業的收入。公共藝術這種外部的干擾因素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對鄉村公共環境的影響是直接作用，而對農村居民建設自住房的影響是間接性的，并且能全面的影響村莊整個人居環境的演化。
三、未來鄉村公共藝術建設的發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