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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倫理學的公正原則范文1
個體權利與群體權利的張力
人具有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可侵犯。臨床醫學以個體的人(患者)為研究和治療對象，因此臨床醫學主要涉及患者本人———作為個體的人的權利。強調尊重(包括:患者的自主性、知情同意、為患者保密、隱私權保護等方面的內容);有利不傷害(包括:“不傷害”這一最低要求和“有利”這一較高要求兩個方面);公正(包括醫療資源分配公正、回報公正、程序公正等內容，不僅要求具有形式公正還要求具有實質公正)。公共衛生事業則以群體(包括健康人群、亞健康人群、患病的群體以及他們的混合體)和社會為其研究和關注的對象，關注群體、社區和整個社會的健康。強調群體和社會權利。從保健、預防和治療疾病的視角看，兩者具有一致性。但是從權利關系看，兩者之間又具有顯著的差異:臨床醫學側重于患者個體權利和尊嚴，對象一般是患者。公共衛生關注群體的健康權利，對象一般是健康人群。在一些情況下，個體的權利與群體的權利之間會存在矛盾并發生沖突。例如在“非典”期間，為了群體的利益，我們不得不將疑似患者隔離起來，對其個體權利作適當的限制。這顯然是對患者權利的侵犯，侵犯的目的是防止病毒在健康人群中的擴散，引起更大的問題。那么，為什么同樣是傳染性疾病的HIV/AIDS不能采用這種方法，為什么不將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隔離起來呢?也就是說，在什么情況下，這樣的行為可以得到人道主義辯護呢?一般情況下，個體的人權與群體權利之間會存在一定的張力。這種張力的平衡需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加以規范和制約。個體的人權的實現不能以妨礙(或者損害)他人正當權利和群體正當權利的實現為代價。正是基于這一原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必須將個人的健康情況告知，也正是基于同樣的原則，我們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不能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在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的情況下，還要主動去同他人發生或者故意與其他靜脈吸毒者共用一個注射針具。同時，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在就診時有義務說明自己的健康情況。
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的矛盾，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沖突
羅爾斯認為“公平即正義”。但具體怎樣實施，卻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研究的有關公平和正義的問題涉及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以及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等宏觀問題，也涉及臨床中的具體的微觀問題。“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在職人員的醫療保險以及其他一些商業性質的醫療保險，從根本上來看，所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近兩年來熱議的“神木醫改”模式所解決的也是這個問題。在微觀領域，醫院在對患者進行必要的檢查和實施治療前，一般要告知患者，甚至要求患者簽字，以做到知情同意。如果患者因種種原因不具有或者喪失了理性抉擇的能力，需要實施知情同意。這是一種形式化的要求或者說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形式。但是在臨床上也確實存在這樣的情況，因為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屬(或其監護人)由于文化、經濟、心理等各種原因，拒絕在治療方案知情同意書上簽字，從而錯失治療良機，導致患者死亡，引發醫療糾紛。這種情況的出現會使醫生非常難過。但是作為醫生，他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是要追求一種形式上的公正與正義?還是應該從患者最根本的利益出發，不過分看重所謂知情同意書的簽字程序，大膽決斷實施預定的治療方案?但是，如果是患者本人作出拒絕采用醫生提出的治療方案這樣的決定呢?例如，由于宗教的原因而拒絕輸血、由于基于對于腹中胎兒的愛而拒絕對患有嚴重遺傳疾病或者生理缺陷的胎兒實施流產術等，都屬于這一類情況。醫生能否根據他自己的意愿或者根據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社會的利益，或者所謂孕婦本人的根本利益或其家庭的利益而強行實施流產術/引產術呢?能否在不告知患者本人的情況下，在手術過程中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偷偷地為患者輸血呢?在這里，我們遇到了程序公正和實質公正之間的矛盾，以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或根本利益)之間的沖突。這種利益沖突還可能存在于制藥公司、研究機構、作為研究人員的醫生以及作為受試者的患者之間，也可能存在于患者與保險公司、雇用單位之間，甚至存在于患者本人與其家屬之間。目前醫患關系緊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利益沖突引起來的。甚至出現了患者家屬由于花費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而代替患者選擇放棄治療的情況，這種悲劇的發生就是患者本人與其家屬之間利益沖突的例證。利益沖突可能引發非常嚴重的不良后果，甚至可以直接導致患者死亡。例如上述患者家屬由于經濟利益沖突而代替患者作出放棄治療的決定，引發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前些年發生于基因治療領域中的“Gelsinger事件”［2］也是人們討論的利益沖突的熱點話題之一。
民族性與普世性價值觀爭論
美國萊斯大學生命倫理學家恩格爾哈特2007年11月在南京國際生命倫理學論壇暨老年生命倫理與科學會議上曾發表了題為《對全球性道德的探求:生命倫理學，文化戰爭和道德多樣性》的講話，［3］就道德多元主義和后現代道德危機問題提出以下看法:人類對于道德及道德多樣性問題，進行了大約2500年的哲學沉思，幾乎沒有獲得支持建立普遍道德規范的可能認識的經驗基礎，至少對適應于普遍境況的我們是有理由這么說的。作為一個概念問題，如果沒有假定的觀點作為論據，沒有循環論證，或者沒有進行一個無窮的后退，關于道德標準化內容的爭論看起來不會經過合理、理性的討論而達到一致。這種狀態使得全球道德計劃成為一個問題。事實上，與這些思考產生沖突的正是關于正當與非正當行為、好與壞的行為、作為一種普遍固定規范的道德計劃本身。因此，他認為關于普遍正當行為的現代性信仰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醫療實踐領域，不同文化語境背景下的流產、安樂死、醫療保健的公有和私有資源再分配等都成為爭論的話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自20世紀中期生命倫理學誕生以來，生命倫理學以它特有的廣泛的普適性和超越意識形態的特征，跨越國界，超脫宗教和政治對立，在人類精神家園墾拓了共同的語境，將其發展成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哲學事業。［4］普遍性與民族性的關系成為生命倫理學乃至整個醫學人文科學爭論的焦點。一種觀點強調醫學人文性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指出了只有民族性才能夠國際性;另一種觀點強調醫學人文的普遍性和國際性，認為醫學的人文性本來就不屬于某個民族特有，它本身就具有多元化基礎上的普遍性。恩格爾哈特看到了“全球生命倫理學共識的瓦解”，同時，他強調生命倫理學應當從不正當的風俗和限制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些傳統或限制是和普遍道德原則相違背的。也就是說，生命倫理學應該支持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渴望實現的那種普遍道德社會的愿望。同時他認為，生命倫理學不僅僅是國際的，而且是追求對于善、正當和公正的內容豐富的觀念。正是由于生命倫理學的這一特征，使它自誕生以來很快就為各種文化和宗教傳統以及不同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和個人所接受。#p#分頁標題#e#
問題研究與體系建構
以生命倫理學為焦點，醫學人文學應當以問題研究為中心，還是應當將注意力放在建構理論體系?國內學者對于這個問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5］生命倫理學是在規范倫理學、權利倫理學以及程序倫理學的框架內發展起來的。生命倫理學不是以建立體系為其目的，而應該將注意力放在中國目前的具體問題上。生命倫理學強調問題研究，強調它的實踐性，并非不重視理論思維，恰恰相反，這種理論思維立足于實踐，回應實踐的需要。因此這種觀點認為，生命倫理學不是哲學倫理學或理論倫理學，追求唯一的最純粹、最完備、最自洽、最連貫的倫理學理論，而是應用或實用倫理學，要解決問題，效用論和道義論是兩個最基本最有效的理論。但應用不是理論或原則的推演，在應用中必須考慮情境。在不同情境中某個價值處于突出地位，在另一情境可能就不是了。如臨床中的病人、研究中的受試者是脆弱人群，他們的權利和利益應當置于首位;但在公共衛生情境下，他們的個人權利和利益雖然也要考慮，但不能置于首位。生命倫理學的工作重點不在構造理論體系，但是，原倫理學、現代生物醫學和傳統文化對于生命倫理學的影響卻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對待。另外一種觀點認為，［6］生命倫理學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要在不同的文化圈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論框架。因此，怎樣使生命倫理學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各種式樣的哲學思潮中得以生存和發展便成為研究的課題。第二種學術觀點側重于理論體系的構造，側重于研究生命倫理學的文化之根，側重于研究漢語文化語境下的生命倫理學理論特征，強調生命倫理學的后現代文化特征，對于構造生命倫理學理論體系，特別是對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生命倫理學理論體系具有積極的價值和意義。
醫學倫理學的公正原則范文2
[關鍵詞] 案例分析法；護理倫理學；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3-7210（2008）03（b）-095-01
為了提高護生的學習興趣和分析及解決護理實踐中的倫理問題，《護理倫理學》教學自2002級學生以來采用案例教學法。通過這幾年的護理實踐，筆者深深地體會到，充分運用典型案例的分析討論，對于學生在護理實踐中掌握和應用護理倫理學理論、原則和規范十分有益。
1 案例分析法定義
案例教學法是教師根據教學目標的需要，采取案例進行講解及組織學生進行研討，從實際案例中學習、理解和掌握一般規律、原則及方法，從而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教學方法[1]。根據教學大綱，要求圍繞教學內容，給出案例，將學生帶入特定場景中，應用倫理學的原則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提高了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2 教學對象
護理本科2002級、2003級、2004級、2005級學生，大部分是女生，普招生?！蹲o理倫理學》課程2002級、2003級、2004級安排在第六學期，36學時；2005級安排在第五學期，18學時。
3 教學實施
3.1 課前展示案例，引出講授主題
在講授新內容前，安排與本內容相關的案例，既引出問題，又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例如：在講授第七章時，先展示案例?；颊撸?，29歲。曾因幻想型精神分裂癥入院治療，1年前出院回家?；颊咭褢言?周，其丈夫和母親都擔心懷孕和分娩的痛苦會給她的精神狀態帶來不良影響，都勸她到醫院流產，但她堅決要求繼續妊娠。作為護士，你會給她提供什么樣的咨詢？由此，引出護理倫理學的基本原則。
3.2 課中引入案例，使學生加深對講授內容的理解
護理倫理學用特定規范來規范護士的具體行為，但在護理實踐中如何應用是個不確定的問題，借助案例可以理論聯系實際地幫助學生深刻地理解倫理規范，影響學生將來的護理行為。例如：在講授第七章護理倫理學基本原則中的公正原則時，展示案例。兩個病人需要肝移植?；颊遉，45歲，男性，因多年酗酒患嚴重肝硬化。另一患者L，25歲，男性，待業青年，在購物時因協助捉拿歹徒，被歹徒刺傷，肝臟破裂，病情危重。正好醫院有一個可供移植的肝臟,且檢查兩者的組織配型均符合。Z有錢，能付全部費用，但 L付不起移植費用。假如你是這個醫院的護士，由你分配這個肝臟，你會給誰？為什么？有的同學認為：應該移植給病人Z，因為他有錢，能夠支付起移植費用；也有些人認為應該移植給病人L，因為Z需要肝移植，是由于多年酗酒而造成嚴重肝硬化，是自身因素造成的；而患者L，雖然他支付不起移植費用，但是在購物時因協助捉拿歹徒，被歹徒刺傷，肝臟破裂，他是對社會有貢獻的。通過討論后，加深了對公正原則在稀有衛生資源分配中作用的理解。
3.3 課后討論案例，擴展知識的深度和廣度
通過課后討論案例，一方面，鞏固已學到的知識，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另一方面，引發學生對一些護理倫理學難題進行廣泛和深入的分析，能夠較準確把握其實質。例如：一女患者，12歲，精神狀態正常，因車禍需要行截肢手術，手術前其父母要求醫務人員勿告訴實情。此時，作為她的責任護士，你認為怎么處置是最適當的？依據什么倫理原則？學生在討論中各抒己見，雖然案例中蘊含的困惑或許誰也無法給出明確合理的答案,但是發言中所涉及的廣泛的倫理問題，無疑有助于使學生對行使病人的知情同意時所涉及的家屬意見、病人承受能力等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4 教學效果
課后向學生發放調查問卷169份，調查顯示：認為案例教學法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主動性的占85%，可提高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占60%，可提高醫德認識的占40%。
5 討論
5.1 促進群體思考，調動學生學習主動性
傳統教學中，多采用“填鴨式”，學生無興趣，課堂氣氛不活躍；而案例教學法是給定特殊情景，讓學生自己在這種情景中根據自己以往的知識背景，運用智慧，自己發現和分析問題[2]。這種方法能促使學生把護理倫理學的理論、概念和原則通過綜合分析運用到護理實踐中。促進學生群體思考，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5.2 增強學生對醫德的敏感性
通過對正反案例的分析和討論，吸取個案的處理經驗和教訓，更有利于學生在將來的護理實踐中正確地處理護理倫理問題?？梢?，知識是在分析和討論中增強了學生對醫德的敏感性。
[參考文獻]
[1]李峰.《社區護理學》課程中案例教學的應用[J].護士進修雜志，2004，19（7）：603.
醫學倫理學的公正原則范文3
1生命倫理學學科國內外發展現狀
國外對于生命倫理學的研究從學理層面和實踐層面看,發展都較為迅速。
從學理層面上看，首先，從宗教的角度對高新生命科學技術進行倫理上的批判和評價。西方宗教信仰的角度出發對高新生命科學技術進行回應。
其次,偏重于理論思辨的哲學化解讀。對于技術本質的探討是當代哲學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漢斯約納斯在《技術、醫學與倫理學》一書中所表述的觀點，即“哲學倫理學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同新的技術力量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約納斯提出責任倫理這—概念之后將視角轉向了醫療技術領域，在此書中詳細的討論了克隆、優生、基因技術等現代醫療技術面臨的倫理問題，并給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再次,偏重于學理討論的案例研究模式。西方主流的生命倫理學研究模式是借助于案例討論、并建立在原則論基礎上的一套理論模式。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比徹姆和查爾瑞斯的《生物醫學倫理學原則》、羅納德蒙森的《干預與反思：醫學倫理學基本問題》、格里高利彭斯的《醫學倫理學經典案例》等。主要的研究機構包括肯尼迪倫理研究所、哈斯汀中心以及各高校的醫學人文系科。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期刊包括:醫學與哲學、理論醫學與生命倫理學、生命倫理學、基督教生命倫理學、臨床倫理學等。
從實踐層面上看，偏重于政策咨詢層面的倫理與立法探索。這個維度是生命倫理學誕生之初的主要視角與關注點所在。生命倫理學誕生于20世紀后期的美國，該學科的產生與醫療技術的進步有著密切的關聯。美國是世界上生命倫理學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之其顯著特點之一就是設立了國家級別的生命倫理委員會。自1974年成立第一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以來,相繼設立了6個性質相似的委員會，為生物醫學技術發展所涉及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提供咨詢，也為美國的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價值論爭的場所。如小布什建立生命倫理學總統委員會（Presi?dent7sCouncilonBioethics,PCB)的動因即是解決是否支持干細胞研究這一問題。國家級的生命倫理學委員會為當代醫療技術產生的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價值論證。同時,正如著名的貝爾蒙三原則是起源于聽證制度一樣，生命倫理學以及相應的司法判例都得益于生命倫理學委員會的建立。
總體而言，國外對于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比較深入，并且是原發的、基于自身文化基礎上的理論探討與實踐。而該領域研究最新的趨勢是結合自身宗教、文化、種族等差異性進行深入的探討，并對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本質進行哲學化的追問與反思。
中國生命倫理學經歷了一個生成、發展和深化的過程,縱觀30年的發展過程，我國的生命倫理學自其從西方引入起就成為倫理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成果較為豐富和最為活躍的一個學科。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學領域已經出現了理論研究、實踐研究、政策參與、人才培養等全方位學術建設的，在理論研究方面也基本出現了包括基礎理論、具體問題和實踐策略研究三位一體的大格局。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即便經歷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中國生命倫理學仍然沒有進入到成熟的階段。
1 中國生命倫理學面臨的挑戰
面對國外生命倫理學的迅猛發展勢頭，反思當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發展現狀，可以發現當下中國生命倫理學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
1.1 學術理論層面的挑戰
早在1979年，美國生命倫理學家恩格爾哈特（H.TristramEngelhardtJr.)首次訪華時，曾敏銳的觀察到，中國的醫學倫理學缺乏對道德判斷、觀念和實踐進行嚴格的概念上和分析性的哲學追究。在其旅行報告中，他寫下了對中國醫學倫理學的初步觀感和直率批評。他認為：“在中國，有許多誠摯而專注研究著我們美國毫無疑問屬于生命倫理學的各種問題?？墒?，這些問題在中國并沒有激起同樣的睿智探究。他們缺乏一種批評和辯論的討論道德和社會政策的基礎，缺乏一種健全的哲學傳統質詢種種基本的約定，也不對倫理學和科學中各色主張做出根基性證明。”在他看來，這種哲學反思精神素質的缺乏可能根源于：中國人和中國學者對多種不同道德系統的差異性缺乏廣泛的體驗;不習慣將確立某個單一道德體系的實際需要與通過比較發現不同價值觀之間的智識長處區分開來；辯證唯物主義將道德和倫理的沉思從屬于經濟的力量。
在恩格爾哈特做出以上評論的時候，中國的生命倫理學還處在傳統醫學倫理學的階段，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是新興的學科,理論基礎的缺乏是一種無奈的必然。時至今日，中國生命倫理學已有了重要發展,但仍然缺乏形而上的深刻探討，其理論建構尚缺乏有力的哲學支撐。當然，這種挑戰可以細化為以下幾個。
首先,在中國，生命倫理學依然被廣泛的視為應用倫理學。如果這一理解基于知識和學科分工的必要，強調生命倫理學不直接研究一般的倫理理論和命題，而主要關注醫學實踐中的道德困惑，則未嘗不可。不幸的是，當人們強調生命倫理學是一門應用倫理學時，這每每成了忽視或逃避生命倫理學哲學反思功能和使命的一個遁詞。當代的生命倫理學有著更廣闊的內含:生命倫理學應當對人的生命狀態進行道德追問；對生命的終極問題進行倫理研究；對生命科學技術進行倫理裁判與反省；對生命、特別是人的生命的本質、價值與意義的道德哲學解讀。1然而，以為生命倫理學僅僅是一門應用倫理學，故無須對醫療衛生的道德根基進行批判性和建設性的探索，實際上等于取消了生命倫理學本身。忽視醫學倫理學的哲學反思特質，便使之淪為一塊沒有靈魂的學科。
其次,研究隊伍的理論水平參差不齊。目前，我國業已形成了一股生命倫理學研究的熱潮，但不少人或者缺乏哲學、倫理學的學習背景或者缺乏必要的醫學領域知識的訓練，于是在研究生命倫理問題的過程中，要么就事論事,觸及不到問題的理論深處，要么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脫離實踐，無法起到指導實踐的作用。與此相關的現象是:很多醫學院校的《生命倫理學》或者《醫學倫理學》教材相對陳舊，在深度與廣度上都與生命倫理學的發展現狀和趨勢相脫節。
第三，諸多學者熱衷于研究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相關的熱點倫理問題，忽視了對基本理論的探究。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必然引起了很多新的倫理問題，這些問題值得重視。但是在關注這些熱點問題的同時，我們也不可以忽略對中國生命倫理學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而后者的研究基礎直接決定著前者的研究水平。徐宗良教授指出，對具體的問題進行倫理判斷,在對有關的準則、規范展開爭議之際，著重對生命倫理學的理論和功能本身做一番認真的哲學思考，以及對其建設尋求強有力的理論支撐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美國學者古爾德所言：確定‘‘應該是怎樣”的前提條件必須依靠邏輯的連貫性，以及對前提條件存在的原因進行哲學的研究。這就意味著生命倫理學研究者應當對哲學包括生命哲學、道德哲學，甚至神學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梳理出生命倫理學內在的邏輯關系。因此，對生命倫理學理論和原則進行哲學探索并隨著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進行理論創新,是生命倫理學研究的一項重大課題。對于中國而言，尤其需要挖掘中國本土傳統哲學，如儒釋道的生命倫理思想，這關系到中國生命倫理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1.2 具體實踐層面的挑戰
中國生命倫理學面臨的來自于實踐的挑戰，其成因大致在于對諸多重大生命倫理問題的研究似乎停滯在消化西方生命倫理學研究成果的討論過程中，如衛生制度改革問題、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帶來的相關問題，乃至當下的臨床醫患關系問題等等。那些引自西方社會的生命倫理學原則在實踐應用的過程中也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比徹姆的‘‘四原則”說。比徹姆等的《生物醫學倫理學原則》對西方生命倫理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白詮乃牡谝话鎲柺酪詠?，它已經占據了生命倫理學，成為生命倫理學的主導”。H比徹姆的‘‘四原則”在中國同樣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中國當下“四原則”已經成為一種倫理思維定勢并占有話語權威，它的倫理分析框架被各種教科書、案例集所采納，并成為臨床醫生行醫的重要倫理指導規范,儼然成為生命倫理學的范本。
不可否認“四原則”的引入有力的促進了中國學術界對于生命倫理學理論與原則的思考，但是在中國本土語境下,來自西方的比徹姆“四原則”最多只能是一個相對的行動指南，在運用的時候也必須要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有些學者在運用生命倫理學原則解決實踐問題的時候,理論和實際問題分析不緊密，或者只是簡單的套用。
而縱觀醫學實踐，僵化的原則主義顯然不足以解決現實問題。如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農民的基本衛生醫療及醫療保險問題;人口的老齡化問題；艾滋病防治問題；我國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問題；青少年的性教育問題；醫療公正問題等。然而,解決這些實踐中的生命倫理難題，醫療制度改革是關鍵。但是中國的醫療制度能否像西方社會那樣完全市場化，市場化后有什么樣的倫理后果？這些同樣是生命倫理學的議題。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高新生命科學技術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在討論的過程中必然要結合中國的文化語境去分析。中國的腦死亡立法、安樂死合法化的困境在什么地方？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各種形式（人工授精、體外授精、母親、DNA復制等）在中國能否應用？應用的限度又是什么？在應用的過程中應當有什么樣的倫理規約？中國的生命倫理學應該結合自身的國情，運用本土化的倫理資源積極地去回答這些問題。
2中國生命倫理學發展趨勢
挑戰迫使中國生命倫理學界越來越注重于提出和思考生命領域中的倫理問題，而不再拘泥于建立某種普遍化的原則。對各個倫理問題的論證也不再只依賴于一個前提，而需考量更多綜合因素。中國生命倫理學在發展過程中應當把握以下趨勢。
2.1 本土化意識與全球化視野的互補
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發展既不可封鎖自閉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既不可無視全球化的文化浪潮而死守傳統的德目，也不可照搬西方的價值系統，實施簡單的拿來主義。
當下，中國生命倫理學體系建設可以分為兩個方向，即兩個層次共同發展：第一個層次，立足于本國具體國情，面向現實的生命倫理問題,構建符合本土道德共同體的普世倫理規范體系，如儒家生命倫理學、道家生活倫理學等，堅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更需要堅守為人民健康服務的核心原則，S按照自己的道德信仰去生活;第二個層次，面對全球化趨勢，發展程序性的道德規范。以寬容的態度去對待道德異鄉人的生活，用本土特色的語言可以表述為“他所不欲，勿施他人”。H西方學者也敏銳的發現“中國在生命倫理學方面堅持正義的道德任務，首先應該重新獲得和吸收其自身的文化資源，從而可以通過自己的文化語言重新預設生命倫理學弘揚的意義。”7漢語化的生命倫理學的重新鑄造，無疑將會對一些當下起著主導作用的重要道德觀念，即那些經常是不加批判的各種歐美的生命倫理學進行批判性的反思。這些曾經從西方出口、進口到世界各地的生命倫理學需要重新評價，這種重新評價需要包括對所謂的生命倫理學原則的重新審視，也包括對晚期歐洲文化革命中人權和人的尊嚴的俗世概念的重新審視。
2.2 理論探索的多元化與制度建設的規范化并存
后現代語境下的道德多元化是不爭的事實。后現代主義作為西方后工業社會出現的一種含混而龐雜的社會思潮，除了反映出當代人在社會觀、歷史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上的巨大裂變之外，亦揭示了他們在認知視野和方法上的根本變化。就其社會形態而言，后現代主義反映了西方后工業社會即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一些全新特征;而從其精神狀態來看，它則由新解釋學、接受美學、解構哲學、法蘭克福學派和女權主義的興起而形成其文化氛圍。與之相伴隨的，乃是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分析哲學和現象學影響的逐漸消退。K這種思潮從西方伊始,席卷全世界。多元化是后現代主義的標志性特征，因為后現代主義首先體現了思維方式的轉變和創新。后現代多元化又直接導致人們在選擇上的多樣性。后現代主義反對文化上的“霸權”,倡導一種多元視角看問題的思維方式，這對于避免思維視角的單一和僵化是必需的。但是隨著醫學相關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新技術帶給具體個人裨益的同時，繼之而來的社會負面效應更不可低估。人工輔助生殖、基因研究、胚胎研究、克隆技術、安樂死等等，這些生命倫理命題引起多方面的爭論，盡管世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行為選擇的多元性卻要受到限制與規范，盡可能發揮高技術的正面效應同時減低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對于社會整體而言，道德體系的穩定性是必須去維護的，更何況如果沒有倫理和法律對其做出規范，被濫用的可能就增大。因此，一方面，尊重個人和團體的自由和創造性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建構生命倫理學的原則規范，既要具有“準絕對性”，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理解力去尊重道德選擇上的多樣性。
2.3 實踐中的工具理性與專業上的精神追求共融
后現代主義反對把科學認知方式當成哲學思維的樣板,反對把豐富多彩的世界還原為一種基質，反對用一種僵硬的思維模式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反對在宇宙和人類中預設中心，這些都是與哲學的使命及本性相合的，因為哲學思維的前提就是反思和批判，不承認一切先入之見，但同時面對當下人類生存與信仰的危機往往表現出對科學、自由理性之信心的減弱或者喪失。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均表達了對理性的蔑視。在生命倫理學的建構中，不能寄希望于建立一種單一的、抽象的、絕對的道德理念。我們應認識到，麥金泰爾所描述的現代啟蒙工程的失敗,并不是理性的終結，而是暴露出理性的限度,理性的限度并不代表理性的無能，對理性限度的反思正是理性本身的貢獻。
醫學倫理學的公正原則范文4
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也就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行為應該遵守的最主要的、基本的道德原則，它以人們應該遵守的一些基本價值為基礎。根據國內外人們關于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成果以及人們的生命倫理實踐，生命倫理學基本原則影響較大的還是美國著名生命倫理學家比徹姆和丘卓斯提出的“四原則”說，即尊重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有利原則和公正原則。
（1）尊重自主原則。
尊重自主原則表示的是對個人自由和自主的尊重，其中包涵知情同意原則、隱私權等內容。自主原則強調患者和受試者的主體地位和權力，認為施以他們的任何措施和行為，都應作真實全面的說明，由他們自主作出決定，一旦作出決定，原則上必須尊重。尊重原則指尊重一個有自主能力的個體，對于大多數智力正常的成年人，自由他們自己行使，當然也承認了該個體擁有了基于個人的價值信念而作出自己的選擇，作出選擇并采取行動的權力。對于缺乏自主能力的人，如兒童、精神病患者等其自受監護人的保護，但監護人也要對患者負責地采取自己的行為選擇。只有最大限度的尊重患者權力的時候，這個時候才能夠發揮患者的主觀能動性，并以積極的精神狀態配合各種治療，取得良好的效果。
（2）不傷害原則。
什么是傷害？在生物醫學中，傷害主要指身體上的傷害，包括疼痛和痛苦、殘疾和死亡，精神上的傷害以及其他損害，如經濟上的損失。不傷害的義務包括有意傷害和傷害的風險。風險是指在治療或研究時可能發生的傷害，傷害是指在治療或研究時實際發生的傷害。不傷害原則主要內容是個人的行為不應該對其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傷害，這種傷害包括物質上的傷害和精神上的傷害。物質上的傷害比如其他患者身體的疼痛、功能的損傷以及其他患者經濟利益的損失。因此，醫務人員必須注重病人的健康、關切病人病情變化，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努力防止和避免各種因為不必要所帶來的風險，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下，采取“兩權相重取其輕”的原則。同時也要防止患者給其他人所帶來的任何傷害，在醫療資源共享的基礎上，最大程度降低患者自身以及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3）有利原則。
有利原則比傷害原則適用的范圍更廣泛，不僅要求預防和避免傷害，而且要求醫務人員應采取積極的行為幫助患者增進自身的合法利益。有利原則是為了他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動的道德義務，是一種幫助他人以促進他人利益的義務。有利原則分為積極有利原則和效用原則。積極有利原則要求對患者確實有利，包括阻止、去除以及增進人類福祉。生命倫理學不僅要求從病人的生命角度確定自己的道德觀念，而且要考慮生命的價值和社會意義。也就是要求把患者的生命價值與社會價值結合起來，既要利于患者自身的利益，同時也不對其他人的利益造成傷害。
（4）公正原則。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在各種德性中人們認為公正是最重要的”。生命倫理學中的公正原則主要是指醫療保健資源的公正分配，要求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他應該得到的醫療資源，不能因為醫療以外的其他因素，如性別、民族、職業、地位、信仰、黨派、膚色、血緣和國籍等條件而有所不同，在做到資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但是由于醫療資源的有限性，不可能滿足每個患者的需要，這時候在利用醫療資源方面就可能會發生沖突，如果一個患者使用資源越多，必然影響到其他患者的治療效果。因此，在生命倫理學研究的過程當中，廣泛的涉及到醫療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分配醫療資源應遵循公正的原則，使每一個患者都得到他應該得到的醫療資源。具體就是要求醫療資源的分配具有公益性、公平性和有效性。
2 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對“三生教育”的啟示
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為內容的三生教育，其核心價值是生命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生命倫理學基本原則有著一致性。人的生命不僅是創造一切社會價值的前提，也是人類進步的前提。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不僅是“三生教育”的基本價值導向，同時也是深入實施“三生教育”提供了參考標準。
（1）尊重自主原則與“三生教育”。
尊重自主原則體現在“三生教育”中，就是教育者使受教育者認識到人與人之間要彼此尊重生命的自主性，不妨礙他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權利。人無論就肉體生命的求生意志還是心靈上的情感依戀、理智領悟而言，都深深地執著于生命、執著于生活。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生命的權利，輕生是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表現。“三生教育”是以人為本的教育，它不僅強調單個人的發展，更強調個體生命和人類生命，種生命和類生命的整體發展。理解生命的本質，把握生活的規律，挖掘生存的本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既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不妨礙他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權力，不干涉他人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2）不傷害原則與“三生教育”。
不傷害原則體現在“三生教育”中，就是教育者通過教育使得受教育者減少對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肉體傷害、精神傷害和經濟傷害。對他人生命的敬重也是對自己生命的敬重，求生欲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求生欲也是自愛在自己生命方面的表現，是對自己生命的愛，是對生命自我的愛。因此。在現今教育的過程當中教育者要運用恰當的方法使得受教育者能夠減少對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肉體傷害、精神傷害和經濟傷害，同時要減少和制止對他人生活的干涉和阻礙他人生存發展道路的行為。那種“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想法和行為都是嚴重的干擾了別人生存與發展的權利。我們既倡導自己能夠得到全面協調發展，同時也要尊重其他人的發展。如果以犧牲他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為手段來博得自己的發展，這種行為我們是堅決反對和制止的。
（3）公正原則與“三生教育”。
醫學倫理學的公正原則范文5
【關鍵詞】衛生政策 健康權利 社會公正
【中圖分類號】R-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3.012
在現代社會，一個國家的衛生政策是控制醫學知識和資源的社會使用及使之最優化的戰略。①如何制定合理的衛生政策，如何分配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已經成為生命倫理學中一個具有強烈時代特征的現實命題。雖然倫理層面的考察與評價并不能決定衛生政策的最終選擇，但卻可以為衛生政策的完善提出調整的發展方向。
衛生政策與倫理學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衛生政策制定過程中，既要最大限度地發揮稀缺而又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的社會功效，又要保障每個大眾對健康權利的平等訴求，這種兩難的困境既是社會性衛生問題存在的現實，也是制定和實施衛生政策的邏輯前提。
衛生政策的制定為倫理學的選擇所推動。制定衛生政策的過程中，決策者必須考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對社會成員的健康負責。如何基于個人健康權利的角度思考政府的責任，如何謀求不同的價值沖突的解決方案，上述問題也是當代生命倫理學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因此，提出衛生政策倫理維度的思辨與論證不僅僅源于理論研究的應然訴求，更是基于當下我國醫療衛生保健工作的現實需要。從廣義上來說，衛生政策不僅僅關聯著對醫學研究領域的控制與面臨倫理困境艱難抉擇時的定奪，更涉及宏觀層面對整個醫療衛生保健體系的制度性選擇，但無論在怎樣的層面和階段，衛生政策的制定都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倫理的關涉和介入。
價值選擇的導向性是指定衛生政策本應承載的倫理維度。保障大眾健康權利的公正性訴求是衛生政策本應承載的倫理維度，也是公平公正的社會功能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具體體現。衛生政策的制定、實施既來源于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及社會價值理念，也受制于社會變遷等諸多因素，甚至有時衛生工作政策的改變則是由一個或多個歷史事件綜合導致。但衛生政策的實施與運用過程，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
倫理調節是衛生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無法回避的道德活動。衛生政策是維護和促進社會成員健康權利的行動方針和指南。承認健康權利就意味著當個人的衛生保健需要不能得到合理的滿足時，政府有責任提供妥善解決途徑。然而，當今衛生醫療保健資源的有限性和人們對理想健康狀態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除了向社會提出公正問題外，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還提出了許多有待思考和解決的生命倫理問題。
倫理關涉的現實依據
由于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和醫療衛生資源的稀缺性，醫療衛生資源分配和占有的公正性問題不僅成為倫理學家和政治理論家關注的重要領域，也成為大眾敏感性話題的焦點，更是衛生政策涉及的重要內容。因此，理性審視當下公共衛生政策的倫理維度及其倫理承載是保障衛生政策功能性發揮的理論和現實依據。
政策價值取向存在偏差。衛生投入不足或醫療保健資源分配不公正導致的衛生保健不平等，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衛生保健問題。事實上，“中國衛生效率和公平問題的根源主要不在于缺少公共資金，而在于缺少社會公正的價值觀和有效的政府管理”。②衛生政策是政府實施社會性衛生管理的規范性手段，對倫理價值取向的選擇、促進社會公平及確保實現社會成員生命健康權利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在醫改過程中，我國的醫療衛生政策往往忽視大眾普遍的倫理需求。
政策的運用和執行乏力。社會性衛生問題是關乎大眾健康權利訴求的民生工程，需要各個領域的統籌兼顧與協調推進。然而，衛生政策的運用和執行往往傾向于追求短期內顯現政策效應的時間偏好。而且，衛生政策出臺后可能出現決策者在政策理解的一致性、政策制定的連貫性和執行的統籌性等方面存在一些偏差和誤區，使衛生政策的執行偏離制定初衷的軌道。
多元利益博弈導致政策結果的偏離。衛生政策在部門利益沖突、多元利益博弈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可能導致政策執行結果的偏離，而且結果的偏離進一步誘發政策客體的逆向選擇行為，導致衛生政策的目標與結果的實際越位與缺位并存。
倫理關涉的基本思路
從宏觀角度看，制定衛生政策首先需要以國家憲法、法律法規、衛生理論知識、國內外環境為依據，其次需要以大眾的健康利益訴求為前提。同時，衛生政策的制定也是一個協商的過程，需要在“堅持原則”與“利益最大化”兩者間尋找平衡，而平衡思路的關鍵在于衛生政策設計、構建與實施過程中倫理原則與作用的發揮。
堅持公益性目標與公正性訴求相結合的原則。衛生政策的倫理價值目標旨在以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的健康權利為出發點，使大眾能夠公平地享有稀缺的衛生保健資源。這就要求衛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要遵循公益性目標與利益性訴求結合的原則。現階段衛生事業的公益性目標特點體現在：一是個人的醫療支付水平和承擔疾病風險的能力須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具有大眾性和普遍性；二是不同區域、不同社會群體的衛生事業的公益性目標、內容、措施迥然相異，具有地域性和差別性；三是公益性的標準具有階段性和動態性。這些為制定和實施新醫改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堅持醫療衛生事業的政府責任的倫理原則。近年來，在圍繞“看病難”“看病貴”所展開的研究中，有學者重點探討了政府的角色和責任，主要關注點在“政府應當承擔什么責任”和“政府如何承擔責任”兩方面，這些研究為我國衛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現實決策依據。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政府承擔對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的決策責任和倫理責任，才能對中國新醫改的成功推行奠定現實基礎與理論依據。
堅持正確的倫理價值導向的原則。醫療公平體現了每個人都能公平地享有衛生資源和醫療保健服務的公益性和福利性特點，這就決定了衛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任何時候都不能背離大眾的健康利益追求。合理制定衛生政策為社會最廣大的人群提供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推動“人人享有保健”目標的實現，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也是衡量衛生政策最基本的道德尺度。
總之，大眾健康素質狀況和社會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改善程度是衡量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評價一個國家公共衛生政策有效性的唯一標準。在衛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凸顯并落實倫理價值取向，確定合理、公平、有效的公共衛生政策目標，是決定公共衛生政策有效性的關鍵環節。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2014年度學科共建項目“衛生政策的倫理維度及其面臨的現實挑戰”的結題研究成果，項目編號：GD14XMK15）
注釋
邱仁宗：《生命倫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6頁。
醫學倫理學的公正原則范文6
關鍵詞 科學實驗 生命倫理 準則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科學實驗是推動科學發展、揭示自然奧秘的重要環節，如果科學實驗對人和動物的生命產生了傷害，從倫理學的角度，這是一種“惡”的行為。但為了科學的發展進步，這種傷害有時是必要的，因此，需要有倫理準則來約束，以在限定范圍內的“惡”防止更大的“惡”，防止以科學發展為名傷害人和動物的生命。
1 關于人的生命倫理準則不斷完善
當科學實驗以人為對象時，實驗主體與實驗客體的關系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此時涉及人的生命倫理準則作為“人道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人道主義是“善待一切人的思想體系”，其總原則是“將人當人看與使人成為人”，把生命作為人最基本的權利，因為，“生命本身就是幸?！薄吧旧硎且磺懈＠木C合”。有關科學實驗中人的生命倫理準則自二戰以后不斷完善，一些國家還建立了完善的倫理審查制度。
1.1 《紐倫堡法典》――關于人體實驗的第一個倫理準則
二戰期間，亞洲戰場上的日本731部隊，為了研制具有強大殺傷力的生化武器進行了一系列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在歐洲戰場上，以門格爾等為首的德國法西斯軍醫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進行了令人發指的所謂醫學研究，他們借科學實驗之名殺死了大量猶太人、戰俘和無辜者，這些人被納粹統稱為“沒有價值的生命”。二戰結束后，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了包括23名法西斯軍醫的戰犯，其中包括多名醫學教授和高級專家，該法庭針對以科學為名濫殺無辜的現象制定了《紐倫堡法典》?！斗ǖ洹诽岢隽耸畻l規定，包括醫學人體實驗必須遵循的目的，醫學人體實驗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醫學人體實驗的操作者必須履行的基本義務。該法典還第一次提出了“受試者自愿同意(即知情同意)”，被視為臨床倫理學與研究倫理學的基本原則。
1.2 《赫爾辛基宣言》――人體醫學實驗的保護倫理準則走向完善
1964年6月，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的第18屆世界醫學會(WMA)大會通過《赫爾辛基宣言》，全稱為《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它是關于人體試驗的第二個國際文件，比《紐倫堡法典》更加全面、具體和完善?！逗諣栃粱浴奉C布后的1975到2008年，先后進行過8次修改，2008年的修訂版繼續“沿著提高對受試者保護的道路前行，堅持了更高的倫理標準”，使得涉及人體對象醫學研究的道德原則不斷完善和充實，修訂本的第二條規定“雖然宣言主要以醫生為對象，但世界醫學會鼓勵參與涉及人類受試者的醫學研究的其他人遵守這些原則”。它提出了五項原則分別是尊重人、善行、非邪惡性、均衡性、公正性，為人體實驗的倫理準則進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礎。
1.3 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生物醫學研究國際倫理準則(CI－OMS)――側重于應用的倫理準則
1982年，國際醫學科學組織理事會和世界衛生組織制定了《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生物醫學研究國際倫理準則》(CIOMS)。該準則于1993年和2002年1月兩次修訂，目的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應用《赫爾辛基宣言》的原則。對于涉及不發達地區受試者的研究，該原則規定：研究要著眼于此地區的健康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確保受試者知情同意：由倫理委員會對試驗進行審查；獨立倫理委員會的成員或顧問應熟悉該地區的風俗和傳統。同時，他對科學和倫理審查委員會的作用和原則有了具體的規定，如審查委員會應獨立于研究組，其成員應由多學科、多部門組成等等。
2 關于動物實驗的生命倫理準則存在爭議
對動物生命體在實驗中的倫理準則已經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但迄今為止尚未有成文的倫理準則，產生爭議源頭是對“動物是否有權利”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出現了人類中心主義和動物權利論兩種觀點，并據此產生出兩種不同的倫理準則：動物實驗合理和動物實驗不合理。
2.1 動物實驗合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
人類中心主義認為，動物和地球上其它存在物都可以用來為人類服務，無論是被食用還是用來進行各項實驗都是合乎道德的。因為人類的道德是僅限于人類范疇的，不適合也不可能擴展到其它生物的領域。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類日漸成為把握命運的成功者，如在瘟疫的控制和清除、災害的預警避險方面已經獲得部分的成功。人類中心主義者反駁極端環保主義者或者動物權利論者，不認為動物實驗是對動物的迫害，理由在于人類和動物一樣也是生物醫學研究中的受試者，人類受試者和動物受試者沒有多大區別。針對動物福利觀點，其辯護理由是“用動物做實驗與講動物福利不矛盾，動物作為人類替難者獻身生命科學，就像在保家衛國犧牲的戰士，理應受到人們尊重和關懷”。反對動物權利論的學者還認為，人類與動物幾乎已經無限遠離，動物權利的過激言論阻礙了科學的發展。
2.2 動物實驗不合理――動物權利論
動物權利論認為人類中心主義者過度強調人類的社會性，忽視人類的生物性，這就必然忽視人類和其他動物相互依存關系。代表人物邊沁指出“關鍵不在于它們是否能推理或說話，而是它們是否能感受痛苦和歡樂”。功利主義哲學家彼得?辛格主張“所有動物的權力都是平等的”，他提出“最大幸福原則”，主張“動物權利論”，其推理邏輯為：凡能感到痛苦的都應被賦予道德的權力，動物能感到痛苦。另一位代表認為P?泰勒提出，所有的動物不論它們與人類多么不相似，也都是有著他們自己的利益。有人進而提出“人權往前推演一步，就是動物權，就是承認動物也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3 科學實驗中生命倫理準則的應用現狀
3.1 基于人體生保護準則的應用趨于成熟
科學實驗中對人生命的保護逐漸完善和發展，基本沿著從生命本身的保護到人生安全的保護，從依靠實驗主體自律的保護到專門的機構委員會來監督實施，上升到倫理委員會這樣一個集體的保護，而且針對不同的人群制定了不同的應用準則，如新生兒倫理準則等。
在西方，美國是人體生命倫理應用比較成熟的國家，尤其在倫理保護組織建設上。自1974年成立首屆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至今已有6屆，它的成立成為保護參與生物醫學研究者權利的具體實踐，聯邦撥款負擔部分運行費用。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成立，打破了科學家和醫生在解釋生命倫理價值問題的倫理壟斷地位。
在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于2003年6月了《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提出“倫理委員會與知情同意書是保障受試者權益的主要措施”，此外我國《藥物臨床試驗 質量管理規范》對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設立、組成、審查內容，以及審查規程都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高危的實驗領域如電離輻射，基于保護受試者或者科學志愿者的權益的制度和倫理準則也在不斷完善。
3.2 關于動物生命實驗室倫理審查的應用制度在不斷完善
雖然涉及動物實驗的倫理準則尚無定論，但對實驗動物保護日益為廣大科研工作者接受和重視。而且動物生命保護的倫理學研究及其實際應用變得不斷重要，“現在的問題不是建不建的問題，而是如何建的問題”。動物保護和動物福利既是保持生態平衡的需要，也是人類自身利益之所在，有人提出為了規范人類的行為，有必要立法加以貫徹執行。
在我國國家科技部2006年頒布了《關于善待實驗動物的指導性意見》，其中涉及國際上動物倫理方面“五個自由”原則和“3R(Reduction、Replacement、Refinement)”概念，并建議實驗動物生產及使用單位應當建立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部分科研機構也成立了實驗室倫理審查機構，以監督科研中實驗動物的合理使用，保證實驗動物的使用符合已的規定。但是，我國的動物實驗生命倫理的應用整體上與西方還有一定的差距，需要進一步完善。
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保護生命、善待生命不僅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而且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被科學家所認同。但我們也看到，保護生命的理念同追求精確的科學和指導科學實驗的具體原則還存在沖突。關于科學試驗中的生命倫理準則問題尤其是動物實驗準則，未來依舊會存在爭議。從人類對自身生命保護的倫理準則的發展看，動物生命的保護必將不斷完善，其實際應用也將不斷成熟，最終實現科技發展的目標與生命保護的要求和諧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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