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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學和小邏輯區別范文1
邏輯學是一門古老的科學,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它有三大發源地,這就是古代的中國、印度和希臘。邏輯學研究思維的形式及其規律,與日常思維、語言表達、推理論證等有密切的聯系。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學科的門類越來越多,邏輯學處于基礎學科的地位。在高校教育尤其是在法學教育過程中,邏輯學更擁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法律邏輯學是面向高等學校法學專業學生開設的一門必修課,是邏輯學與法學知識的結合。法律邏輯學的課堂教學應該改變原有的固定模式,引入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使學生被動或主動地參與到課程的教與學的過程中。傳統的教學方法, 是以學生為對象的“填鴨”式的教學方法,教師按照教材的章節和順序逐個內容講解下去,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沒有任何創新和擴展;在教學手段上基本上是一本教材、一個教案、一支粉筆,現代化的教學工具和手段基本談不上使用或者是沒有條件使用。這種方法極大地限制了邏輯學的教學效果,使原本就抽象、晦澀的邏輯學概念和原理更不容易被學生理解和接受。為此,作為法律邏輯學教師,就應該在法律邏輯教學中采用新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本文由收集整理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由“要我學”變為“我要學”。那么,如何才能在法律邏輯教學中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搞好法律邏輯教學呢?根據本人的教學經驗和教學效果來看,本人認為采用案例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多媒體技術教學法等方法效果比較好,很受學生歡迎,下面對此進行探討。
一、案例教學法
所謂案例教學法是指利用已經發生或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作為個案形式讓學習者去分析和研究, 并提出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案, 從而提高學習者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一種教學方法。通過對典型事例的精辟分析,使學生對邏輯知識有更深刻認識和直接感受,避免空洞說教和乏味推理,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其運用 邏輯知識的能力,實現邏輯知識的遷移應用,尤其是列舉一些缺乏邏輯知識或者巧妙運用邏輯知識的典型事例進行分析,不僅使學生對學習邏輯知識產生濃厚興趣,而且在對這些典型事例的思考,分析中更加認識到學習邏輯學的重要性。如通過韓復渠演講的典型事例讓學生體味到邏輯就在我們生活中,違背邏輯規律、規則就會笑話百出;通過丁謂運用邏輯思維成功建造昭應宮的事例讓學生明白邏輯離我們并不遙遠,每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工作都離不開邏輯,我們就生活在邏輯的海洋之中,正確運用邏輯知識會使我們生活和工作效率非凡;通過對林肯為小阿姆斯特朗作無罪辯護的事例分析,使學生認識到判斷的巨大威力,一個虛假的判斷可以置人于死地,一個真實的判斷可以洗卻罪名;通過“屢戰屢敗”的事例分析,可以深刻學習語句與判斷的聯系與區別;通過列舉上海七君子案件審、答、辯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可讓學生運用邏輯知識去思考、分析真實的法庭審理;可以通過羅文錦智辯茂隆皮箱案以分析類比推理的妙用。每個典型事例都可以將學生帶到邏輯思維的草原上任其馳騁,讓學生體味到邏輯的威力、魅力和精妙所在。
二、 啟發式教學
啟發式教學既是一種教學方法,又是一種教學思路。作為教學方法是指基本方法,而非具體方法,貫徹到各種具體方法中,使教學具有啟發性。作為教學思路,強調調動教與學兩方面的積極性,以不斷提高教學質量。
作為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法律邏輯學必須堅持啟發式教學方法,這是由這門課程的性質、特點和教學任務的特殊性決定的。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將學習目的寓于課堂教學之中,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自覺性;通過設疑,激發學生認識上的矛盾,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分析和解決問題;通過引發學生的想象力,促進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并轉化為學生自身的認識。為使整個教學過程有啟發性, 要運用講授法、討論法、演示法、提問法、案例教學法等多種教學方式,針對大學生思維的活躍性、跳躍性有余而邏輯性不足的特點,結合各章節教學內容的進度,融入課堂,提出討論話題,讓學生在課后準備。在此基礎上,展開討論,并在討論中充分發揮民主,各抒己見,教師一方面參與討論,引導學生不偏題,同時發表自己的見解,最后,進行總結發言,提出觀點和結論。這不僅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同時培養其搜集資料、整理資料以及語言表達能力,也拓寬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他們的綜合素質。
邏輯學和小邏輯區別范文2
。他認為:“存在物存在,非存在物不存在,或者它存在,或者它不存在。而且存在永遠是同一的,它不會消滅,它完整、唯一、不動、無限”。不但如此,而且“思想與思想的目標是同一的;因為你決不能遇到一個思想是沒有它所表達的存在物的”,即“思維與存在時同一的”。
很顯然,上面的這些觀點已經模糊地涉及到同一律。他的斷言“存在物是存在的,非存在物是不存在的”,實際上是斷定了A是A,這是最早對同一律的形而上學解釋。在一些哲學史著作中可以看到,巴門尼德在哲學史上極為明確地提出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提出了認識了問題,把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加以了區別,但他卻片面的夸大了理性認識而否認了感性認識的作用。他雖然初觸及了或者說模糊地發現了同一律,但對此卻沒有正確的加以理解。盡管如此,他的這些論點也給以后同一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下一個對同一律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是亞里士多德,雖然同一律在亞里士多德著作中沒有像矛盾律和排中律那樣詳加解釋,但我們在《形而上學》和其他幾篇邏輯著述中不難看到有關同一律的論述;參加辯難的雙方,對“每一字必須指示可以理解的某物,每一字只能指示一事物,決不能指示許多事物,加入一字混指著若干事物,這就該先說明它所征引的究屬實其中哪一事物?!边@句話所說的就是概念必須有一明確的涵義,這是因為“不確定一個命意等于沒有什么命意,若字無命意,人們也無從相互理解?!币虼恕拔覀儽仨氁罁粋€定義來進行辯論,例如所謂真假就得先確定什么真,什么是假?!?/p>
上面的這些陳述,就包含了同一律的基本內容,指出它在論斷中的作用,同時也具體地說明了滿足同一律要求的具體方法。亞里士多德在確定同一律時,并未據以斷定事物本身永遠不變,和自身絕對同一而無差別包含于自身。從他的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關于邏輯規律的學說是樸素的唯物主義。他沒有使他發現的邏輯思維規律和客觀世界割裂開來,而是聯系了起來,在這一點上他超出了他的先驅和以后的很多邏輯學家,也奠定了他在邏輯史上的地位。但卻聯系有余,區分不足,有時甚至還混淆不清。
在亞里士多德之后涌現了一大批著名的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對同一律進行了論辯、修正和補充,同一律一步步的趨向完整并確定下來。其基本內容是:在同一思維過程中,任何一種思想必然與其本身同一。
二、近代中國對同一律的理解與認識
對于同一律,從西方形式邏輯傳入中國那時起就存在著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些著作把同一律理解為概念所反映事物屬性的同一,例如王章煥的《倫理學大全》就認為:“同一律者,為考求事物之屬性彼此相同之原則也……含義有二:一即前所舉‘甲為甲’之公式……其范圍之大小全相同一,謂之絕對同一,亦即同一律之本體。一則另用‘甲為乙’或‘甲為丙丁’等公式表之……謂之相對同一?!?/p>
有的著作把同一律理解為反映事物變化中的不變性,例如王振瑄的《倫理學》(1925)中認為:“吾人之思考作用,不過就一切變化中的不變性,乃于一定思考之對象上,將其某種本質固執之,而承認其無變?!钡襁@種把事物的確定性和不變性混淆的提法,正是形式邏輯常常被誤解為形而上學的理論根源之一。
另外還有不少著作把同一律理解為一切肯定命題的基礎,把“甲是甲”當作一切肯定命題的基本形式。比如王章煥就在其《倫理學大全》中說:“同一律者,……用‘甲為甲’公式表示之,舉凡吾人一切肯定之思考,皆基于此焉?!标惛邆虻摹秱惱韺W》也說:“一切肯定判斷都由同一律生”等等。
在20世紀30年代對傳統形式邏輯的這場批判中,絕大部分對同一律理解為肯定命題的基礎、根據和形式,是對同一律毫無根據的誤解。因為同一律所要求的思維確定性對于概念、判斷、推理,對于肯定命題、否定命題、假言命題等一切思維形式都是普遍有效的。 這場批判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所謂真正科學的邏輯就是唯物辯證法,對形式邏輯必須加以徹底的否定或揚棄,這對我國形式邏輯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和消極的影響。
直到金岳霖時代才開始對同一律有了比較全面而正確的認識。他在《邏輯》一書中關于同一律的論述糾正了前一時期對同一律的誤解,確定了同一律對保證思維同一性的重要作用,但他并不否定思想的發展變化,認為任何思想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客觀事物的發展和人們認識的深化,思想本身也會發展變化,對此,同一律只是強調思想發展過程中的相對確定性。
從同一律的發展過程不難看出,盡力了千百年的不斷演變,最終確定了它的基本內容:在同一思維過程中,任何一種思想必然與其本身同一。其公式可以表示為:A是A。公式中的“A”表示同一思維過程中的一個概念或命題。并奠定了它在思維規律及其邏輯學中的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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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玉珂.《西方邏輯史》[M].中國人大出版社, 1985年6
邏輯學和小邏輯區別范文3
一、邏輯學的分析和綜合
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的“導言”中,康德明確定義和區別了邏輯學意義上的分析和綜合概念,他說:“在一切判斷中,考慮到其中主詞和謂詞的關系(如果我只考慮肯定判斷,因為隨后應用于否定判斷很容易),有兩種可能的關系樣式。要么謂詞B屬于主詞A ,它(以隱含的方式)被包含在A 這個概念里;要么B處在概念A之外,盡管它與A處在連接中。在第一種情況下我稱判斷為分析的,在第二種情況下我稱判斷為綜合的?!保ˋ10/B6)[3]康德實際上在這里假定了兩個有爭議的前提:①一切判斷都是以主謂判斷為基礎的,或者可以轉化為主謂判斷。②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在邏輯上是排中的。如果一個判斷不是分析的,那么它就是綜合的,不存在著第三種情況。
分析和綜合概念的區分正是以主謂詞之間的包含和非包含關系為基礎的。因此在邏輯上不可避免的結論是:③分析判斷要優先于綜合判斷。因為分析地知道主詞A中所包含的東西,正是判斷主詞為A的判斷是否是綜合判斷的充要條件。既然分析判斷的主詞“包含”著于謂詞,那么如何理解這里的“包含”概念呢?康德接著說,在分析判斷中,謂詞決不是什么新的東西,它實際上是主詞概念的一個部分,在主詞概念中已經 “模糊地”“被想到”的。但仍然不清楚的是,什么是在分析判斷主詞中“實際上所想到”的,而所謂“清楚的”或“模糊的”這些具有心理學意味的詞匯是沒有幫助的。
不應夸大“實際上所想到”所具有的心理學含義,因為康德曾在另外一處給了這個說法一個嚴格的邏輯意義,在談到關于三角形的分析命題時,他指出在三角形中“實際上想到的”只不過是“純粹的定義” (A718/B746)。但是疑問也隨之產生,如果分析判斷最終取決于定義,而定義對概念內涵的確定常常是偶然的和任意的,它往往受制于種種理論和經驗前提,由此形成的分析判斷不僅是任意的,而且只要我們愿意,任何一個綜合判斷都可以轉變為一個分析判斷,反之亦然。例如:當康德認為“廣延”和“不可入性”構成了“物體”這個概念的“邏輯本質”并稱它們所形成的判斷為分析的,為什么就不能通過定義將“重量” 或“可分性”歸于物體概念的“邏輯本質”,并將得出“一切物體都是有重量的”或“一切物體都是可分的”這樣為康德所拒絕認可的分析判斷呢?相對于康德的幾何學先天綜合判斷,人們不是常常爭論說,歐氏幾何和非歐幾何正是分析地從不同的公理系統中產生的嗎?由此出發,一個危險的理論后果因此無法避免: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之間的確定不變的界限無法維持下去。
只要綜合判斷預設著分析判斷的形式化的判定標準,并以之為前提,綜合判斷最終也只是形式的。它和分析判斷的區別就只是不同概念關系形式的區別,從而無法在本質上和分析判斷區分開來。其實早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康德本人就完全認識到了這里的困難,對于分析和綜合判斷的區分,他曾自我置疑:“如果人們具有了對于主詞和謂詞概念所只不過都是其部分的那個整體概念,那么綜合判斷就會轉變為分析判斷。問題是在這里有多大的任意性。”[4]如果承認了綜合判斷可以任意轉換為分析判斷,那么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研究的先天綜合判斷的問題就沒有任何意義,一切先驗邏輯的認識問題都可以轉換為普遍邏輯問題而得以形式的分析。
要想維持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普遍邏輯和先驗邏輯的基本界限,就得表明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之間有一種本質而非形式的區別。同樣,這種工作早在六十年代就開始了。大量資料證明,在早期思想發展的各個時期,康德一直堅持認為,分析判斷中主詞和謂詞的關系是“邏輯的”或“邏輯形式上的”,“不足以認識具體對象”,而這只有綜合判斷才能辦到,綜合判斷中主謂詞的關系是“實在的”、“形而上學的”,對于它必須有“直觀中的對象”被給予。[5]不過批判時期成熟而系統的闡述則表達在1789年寫給萊因霍爾德的兩封信中,它明顯繼承了從近三十年前開始的這些想法。
面臨對手埃伯哈德混淆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的做法,康德在信別清楚地說明了兩種判斷之間的本質區別,他不認為,和分析判斷相似,綜合判斷中的主詞和謂詞是一種純形式的關系。根據充足理由律,如果把判斷中主詞和謂詞的關系看作為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并因此認為無論綜合判斷和分析判斷一樣,都服從于充足理由律,人們是在犯錯誤?!八羞@些開始的迷誤和后來制造的幻象,都建立在一種誤解之上,即把原因和結果的邏輯關系與實在關系混為一談了?!盵6]從綜合判斷的主詞中推導出謂詞,與分析判斷是完全不一樣的,后者的主詞和謂詞之間是一種“邏輯關系”,而綜合判斷的主詞和謂詞之間是“實在關系”。主詞和謂詞的關系“要么是純粹邏輯地(存在于表象方式之中),要么是實在地存在于客體之中。”[7]
“實在”在這里表明概念關系是有直觀內容的。而承認綜合判斷本質上陳述的是一種實在關系,就杜絕了一切簡單地通過定義把綜合判斷轉變為分析判斷的企圖,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的區分通過實在的綜合判斷概念到了挽救?!耙磺形矬w都是有重量的”或“一切物體都是可分的”這樣的判斷是綜合判斷,我決不能通過改變原有物體概念的定義,而使新的物體概念包含“重量”或“可分性”,以求使得上述判斷變成分析的。舊物體概念中的“廣延”和“不可入”等本質和“重量”、“可分性”等偶性形成一個新物體概念,這本質上是一個實在的綜合,而不是形式上的定義綜合;因為即使通過定義我把它們在形式上強制性地捏合在一起,并構成一個分析判斷,那么綜合的問題只是被隱藏了起來而已,因為這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定義,事情的本質在這里沒有任何改變,我們仍須追問潛在的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基本問題。[8]
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導言”中,綜合概念主要是邏輯學意義上的,這的確出自康德將綜合判斷在形式上與分析判斷的不當比附。不過當康德提出了 “第三者”理論,并給予它“連結”綜合判斷中主謂詞的功能時,他看來已經開始克服綜合判斷對分析判斷過于依賴的現象。他是在為綜合判斷單獨提出一種新標準,而這種獨立的新標準完全支持綜合概念從形式向內容,從邏輯意義向實在意義的改變??档鲁姓J,與分析判斷不同,“在綜合判斷中,我在主詞概念之外還必須擁有某種它物(X),知性以它為基礎,去認識那雖然不在主詞中但卻屬于它的謂詞”(A8)。這里的X就是第三者,它是連結主詞和謂詞的中介。沒有這種第三者,即使連結綜合判斷中的主謂詞,它們之間的關系仍是空洞的概念關系。
什么是這種非邏輯的第三者呢?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承認,對于一切后天的綜合判斷而言,這種第三者是“經驗”,或者更確切的說是經驗的直觀。例如,正是由于經驗的直觀的原因,我才會把物體和重量綜合地連結在一起。不過在什么是先天綜合判斷的第三者問題上,康德沒有明言。但是,直觀無概念則盲,概念無直觀則空;只有直觀和概念的結合才能產生先天綜合判斷,兩者缺一不可,先天綜合判斷也不能例外。在上述信中,康德宣稱,先天綜合判斷的原則在于“理論認識的一切綜合判斷都只有通過給定概念和直觀的聯系才是可能的。如果綜合判斷是經驗判斷,就必須有經驗的直觀作為基礎;如果綜合判斷是先天的,就必須有純粹直觀作為基礎?!盵9]普遍必然的純粹直觀,也即時間和空間,是人類知識的基本要素,也是先天綜合判斷的基礎。直觀是一切綜合判斷主謂詞概念的第三者,是它們之間實在關系的保證。因為直觀和概念的實在結合產生理論認識的先天綜合判斷,這種結合所產生的直觀和概念的可能綜合也就是我所聲稱的認識論的綜合。認識論的綜合不再局限在判斷的外在邏輯形式,它考察的是判斷的認識起源;它不是靜態的,它是發生學意義上的考察。[10]
二、認識論的綜合和分析
在先驗邏輯的形而上學演繹中,康德不僅重新解釋了他的認識論上的綜合概念,也重新解釋了他的分析概念。關于綜合,他說:“一般說來,我所理解的綜合就是將不同的表象相互添加在一起,并將它們雜多性的在一個認識中加以把握的行動?!保ˋ77/B103)在另一處他聲稱“不過我們我們思維的自發性要求的是先將這些雜多加以貫穿、總攬、和聯結,以便產生知識。這一行動我命名為綜合?!保ˋ77/B102)康德不再把綜合看作為一種現成的判斷形式,而是把綜合看作為產生先天綜合判斷的“行動”,并由此追溯到這種現成判斷的認識起源。綜合的對象是直觀中被給予的感性雜多或者純粹雜多,后者表明綜合是純粹的,而前者表明綜合是經驗的。綜合因此是感性直觀中就發生了的行動,但是先驗感性論中,它還不是考慮的主題,只是到了先驗邏輯中,它才進入考察的視野并成為考察的對象。
人類的經驗知識包括兩個要素,直觀和概念。通過前者,一個作為雜多的對象被給予;通過后者,一個對象被思考。直觀是感性的,而感性是接受性;知性通過概念思考,它是自發性。要從直觀和概念的結合中產生知識,就必須對直觀中給予的雜多有一種聯結,概念則是這種聯結的規則。如果感性雜多的聯結通過聯想或經驗概念所提供的規則而進行,那么這種聯結是偶然的,不具有任何普遍性和必然性。這不僅對他人沒有有效性,而且對于我來說也是不可理解的,甚至還不如一夢。因此如果存在著普遍必然的聯結,那感性是不可能提供給我們這些普遍必然規則的,只有純粹自發性的知性才有可能。感性雜多的聯結只能通過純粹概念,也就是范疇所提供的規則進行。范疇是綜合行動的規則,也是對綜合那個統一性。
在這里,我要繼續區分兩種認識論上的綜合概念,狹義的綜合或廣義的綜合。正如上面提到的,綜合聯結的是雜多,而這種聯結又是根據范疇的統一性進行的。因此廣義的綜合行動應至少有三個要素:雜多、聯結雜多的綜合行動、綜合的統一??档掠镁C合這個名稱來稱呼聯結,“但聯結概念除了雜多概念和雜多的綜合概念之外,還附帶有雜多的統一這個概念”(B130-131)。雜多和雜多統一的根據嚴格說來都不在狹義的綜合自身,不是它產生出來的,但它們是綜合的條件,前者通過純粹直觀形式被給予,而后者來自于知性。至于狹義上的綜合則指專指聯結行動自身,它是“想像力的結果,即靈魂的一種盲目的,但卻是不可少的機能的結果”(A78/B103)。它也被稱為“想像力的綜合”。
分析概念也擺脫了“導論”中邏輯分析的影響,同樣是在范疇的形而上學演繹中,通過對經驗概念起源的描敘,康德不引人注目地提出他的新分析概念。他說:“正如已經多次講過的,普遍邏輯抽象掉知識的一切內容,而指望從另外的地方,無論是什么地方,有表象被給予它,以首先把表象轉變為概念,而這正是以分析的方式進行的?!保ˋ76/B102)他還說:“各種不同的表象是通過分析被帶到一個概念之下的(這是普遍邏輯處理的事務)。”(A78/B104)通過這兩句話康德表明:分析概念是用來說明從表象到(經驗的)概念的概念起源過程的;產生的概念是一般,它包含不同的直觀表象于其之下;和屬于先驗邏輯范圍的綜合概念不同,分析概念處于普遍邏輯的研究范圍之內。
在《邏輯學講座》中,康德將一切概念做了“質料”和“形式”的區分,“質料”指的是概念的“對象”,而“形式”指的是概念的“普遍性”。而在談到“概念的起源”時,康德認為普遍邏輯研究的正是“被給予的表象如何在思維中變成概念的”,也就是說如何從對象到概念的一般性的。他具體解釋說這正是通過比較、反思、和抽象的邏輯行為實現的:
“使概念從表象中出來,人們因而必需有比較、反思、和抽象的能力,因為這三種知性運作是任何一般概念的本質和普遍條件。例如,我看見了云杉,柳樹、和椴樹。但如果首先相互比較這些對象,我注意到它們在干、枝、葉等方面彼此不同;但現在我接著反思的只是它們在干、枝、葉上面的共同之物,并抽象掉它們的大小,形狀等(差別);這樣我便獲得了樹的概念?!盵11]
分析因而也不再是現成的判斷形式,它同樣是知性的認識行動,只不過和綜合行動不同的是,它是為普遍邏輯所考察的邏輯行動。分析過程是從對象到概念的形式,即一般性的過程,它具體包括著比較、反思、抽象的階段,在這里不做進一步考察。
無論是經驗概念還是純粹概念都是知性的產物,知性是一種“絕對的統一體”,概念則是知性的統一性的機能,所謂機能,即是行動中發生作用的統一性(A67-68/B92-93)。分析行動把不同的表象帶入一個共同表象之下是知性的自發性作用的結果,分析行動指向著共同概念(統一),共同概念的統一規定著分析過程。分析和分析的統一沒有象綜合和綜合的統一之間的區別那么嚴格,但是問題是范疇能像經驗概念一樣分析地產生嗎?
什么是范疇?也就是問,什么是綜合的統一?康德將范疇解釋為知性的統一的機能,這一描敘和他對判斷的解釋是一致的(A67/B92、比較A68/B93),范疇的種類和形式完全與判斷相同。但是康德始終拒絕為范疇下一個定義,下一個名義的的定義“沒有必要”,而下實在的定義則是“不可能的”(A241/B300)。因為名義上的分析定義只是“同義反復”,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不同于經驗概念,如果給先天范疇一個定義,定義是一個判斷,而判斷要求使用范疇,所以被定義項恰恰是定義的前提,這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循環論證”(A245)。此外,所謂實在的定義則為綜合的結果而不是前提。綜合的問題要優先于實在定義,“因而如果范疇沒有感性直觀的條件,并由此而包含有綜合,它就不會與任何對象相關,因之它不能定義任何對象,也因之它自身不會具有客觀概念的任何有效性?!保ˋ245)。范疇的客觀有效性在于它對于直觀的對象有著必然的應用,這種客觀有效性決不僅僅局限于純粹直觀或其純粹雜多,純粹直觀本身也只有通過經驗性的直觀才能獲得對象,只有純粹直觀而沒有經驗直觀,范疇仍是空的(A156/B195, A239/B298)。范疇和直觀綜合中的直觀,在根本意義上應指感性直觀。因此,什么是范疇的問題只能在范疇的經驗的應用中“呈現”,也就是說,是一個綜合問題。
范疇是經驗機緣中 “發現”的,但它與通過經驗“產生”的經驗概念有根本的不同。范疇不能為分析而產生,它是知性所先天產生的統一的各種形式,如同各種不同的判斷形式一樣,它的應用完全是綜合的。另一方面經驗概念在嚴格意義上不能充當綜合的規則,其理由恰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它們完全是“偶然的”(A111)。那么嚴格來說,范疇和經驗概念的差別就是綜合的概念統一和分析的概念統一的差別。
經驗概念和范疇分別規定著作為認識行動的分析和綜合,認識的分析行動和綜合行動的差別就首要和本質性地體現為分析的統一和綜合的統一之上。而康德反復強調的那個著名公式——綜合的統一要先于分析的統一——描述了綜合對分析的優先性。
康德舉例說,在紅顏色的這個例子之中,如果我把紅作為一個“共同概念”,也即一般的紅時,這個紅是從某個具體的紅的對象中抽象或分析出來的。在一塊紅地毯中,一般的紅作為“標志”存在于紅地毯中,但卻是與這塊地毯其它“標志”,如形狀、花紋、質地等事先“聯結”在一起,并表現為直觀的對象,它是如下分析行為的基礎,“這個地毯是紅的”,作為謂詞的紅概念是分析的統一。但在我把紅從紅地毯分析地抽象出來前,這個紅的表象已經和其它表象聯結在一起了,“……因此這個表象必須預先在與其它表象(即使只是可能的表象)的綜合統一中被想出來,我才能在它身上想到使它成為共同概念的那種意識的分析的統一”(B133n)。綜合的統一因此是分析的統一的“前提”,在分析抽象出某一表象前,這一表象在直觀中是與其它表象聯結在一起的,這一聯結是根據知性的必然規則進行的,也就是范疇的綜合的統一。
康蒲·斯密指責說,康德在“導言”中,沒有考慮到判斷既是分析的又是綜合的之“第三種可能性”。但這種指責完全是他想以定義的方式混淆分析和綜合判斷的區別,并接受邏輯學的分析和綜合概念為前提的。[12]但是在“先驗邏輯”中他對分析和綜合的區別就是普遍邏輯和先驗邏輯的區別卻作了很好的說明,批評了康德思想中將兩者簡單相類比的方面,從而捍衛了康德思想中最重要的差別。[13]確實,當在“一切物體都是可分的”的例子中,康德將經驗謂詞“可分的”的分析統一性等同于整個判斷的統一性時,他實際上是把分析統一性和綜合統一性暫時混淆了(A68-69/B93-94)。不過當他強調將表象帶到概念“之下”和“之上”的區別時,分析的統一和綜合的統一的區別又重新確立了起來(A79/B104)。
康德并不總是能清晰意識到自己思想中不同的支干流間的區別,不僅在邏輯學的分析和綜合與認識論的分析和綜合之間,而且在分析(的統一)和綜合(的統一)之間。與邏輯意義上的分析和綜合概念相對,認識論上分析和綜合的關系可以表達如下:①由于范疇的綜合統一就是判斷形式,因此判斷就是知識的“客觀統一的方式”,這一判斷描述不再局限于主謂判斷,甚至以它為基礎。康德十分清楚地闡敘了這一新判斷理論(B141)。②一切先天綜合判斷既是分析的又是綜合的。這是普遍邏輯考察方法和先驗邏輯考察方法的區別,前者是考察經驗概念的產生,而后者考察的是范疇的作用。③一切先天綜合判斷中,綜合要優先于分析。范疇優先于經驗概念,后者只能在前者的綜合條件中產生。 三、綜合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
作為方法的綜合和分析概念,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沒有直接提到,但是卻隱含在它之中,尤其表現在范疇的兩版演繹之中。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康德聲稱在這本書中,他用的是分析的方法,而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用的卻是綜合的方法。什么是分析的方法和綜合的方法呢?在《邏輯學講座》中康德這樣解釋道:“分析的方法是與綜合的方法相對的,前者從被條件限制者和被奠基者開始直到原理為止,而相反后者從原理到結論或從簡單的到集合的。前者人們也可以稱之為后退的方法,正如人們稱后者為前進的方法一樣?!盵14]但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分析法和綜合法的區別不再是形式上的,它們以先天綜合判斷的“事實性”為分水嶺。所謂分析的方法是以先天綜合判斷,也即以“這樣一些來自純粹理性的知識是現實的為前提的”,它從純粹數學和純粹自然科學判斷的“真理性”或“現實性”出發,尋找“它可能性的根據”。[15]相對于綜合法而言,這樣做是大大減輕了工作,因為從已經知道的事實追溯到它的原理是相對容易的方法。與此相對《純粹理性批判》的論證方法完全相反,但同樣從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問題出發:“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我對這個問題是謹慎地以綜合方法進行工作的,也就是說,我是在純粹理性自身中進行探索,在這一理性源泉自身中既尋求規定它的要素,也尋求規定它根據原理的純粹使用的法則。這一工作是困難的,它既要求一個果敢的讀者逐漸投身于系統中去,不思考任何以理性自身之外被給予并作為基礎的東西,而且也要求這一讀者自身不以任何事實為根據,尋求從知識的最原初的萌芽中發展出知識。”[16]
分析法和綜合法似乎都以先天綜合判斷是否可能為問題的起點。但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到“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這個說法的歧義性,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的分析法中,康德聲稱他不考慮的是,先天綜合判斷是否(ob)可能的問題,而是如何(wie)可能的問題,因為純粹數學命題和純粹自然科學命題。[17]因此,“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中的“如何”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就同時具有了兩種含義,(1)先天綜合判斷“是否”可能?(2)它“如何”可能?如果后者需要一個說明,前者則需要一個證明。
證明先天綜合判斷“是否可能”,并不就是說肯定先天綜合判斷就是存在著的,“是否可能”的意義遠比存在豐富得多,肯定它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不僅是一個“事實”,一種語言判斷上的事實,而且是一種“真理性”的“事實”,它的“知識和客體的具體的符合性”, “無可爭辯的可靠性”被當做分析方法假定的前提。[18]而《純粹理性批判》則不然,先天綜合判斷的“真理性”不是被假定的,而是必須同時被說明和證明的對象。所以綜合法不僅要完成說明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任務,而且此外還要完成證明先天綜合判斷“是否”為可能的任務。
綜合法中可能性問題是真理問題,真理概念最初表明的是“知識和對象的一致性”(A58/B82),但隨著“真理的邏輯”,也即先驗邏輯,將符合論問題轉換為知識中范疇和直觀的關系問題(A62/B87),或者說思維的客觀有效性問題(A89/B122),這實質是先驗真理問題,或者是形而上學問題。先天綜合判斷的真理性,表現在先驗感性論中,就是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有效性的問題;而在先驗邏輯論中,它就是先驗演繹的核心問題,也就是思維的主觀條件如何具有“客觀的有效性”的問題。因此法欣格爾能夠認為,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問題即客觀的有效性問題。[19]
總之,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綜合法有著雙重含義。首先在形式上,它的論證起點是統覺,或者統覺的綜合統一原則。它是最純粹的起點,但也是最難的起點,因為它要不僅從這個最純粹的起點中發現它的先天成分和各種先天綜合原則,而且要發展出人類全部的純粹知識,最后還確定知識的范圍和界限。其次在內容上,先天綜合判斷是否為 “真”的問題是綜合法基本出發點,這同時也是綜合論證的終點和目的。
從前一種意義上說,第一版先驗演繹中認識的綜合過程的說明既采用了從統覺出發的綜合法(第三節),又采用了從經驗出發的分析法(第二節)。而從后一種意義上說,即使在第一種意義上的分析法也可以是綜合的,只要它沒有假定先天綜合判斷的真理性,而是力圖證明它。因此,存在著所謂綜合法中的狹義分析法和綜合法。
康德在“先驗邏輯”中所使用的“概念分析論”說法是有疑問的。因為這里分析含義指“對知性能力本身進行分解”,并尋找其“基本要素”,但這恰恰是上述綜合法的工作,此外其最終目的恰恰在于證明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我們似更應稱之為“概念綜合論”而不是“概念分析論”。
四、先驗想像力的綜合和知性的綜合
作為一種行動,綜合概念在“先驗演繹”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分別以先驗想像力的綜合和知性的綜合來命名這兩種兩種不同的綜合概念。
在第一版的“先驗演繹”中,綜合行動是想像力的機能,統一則是知性的機能。在人類心靈中,它是與感性和知性相并列的第三種能力:“有三種主觀的認識來源是一般經驗和經驗對象的知識的基礎:感性,想像力和知性?!保ˋ115,參見A94)想像力的綜合以純粹知性的統一為根據進行,這種統一提供想像力綜合的先天規則。在此意義上,想像力的綜合被稱為“生產性的綜合”,它與“再生的綜合”的區別在于,后者是“基于經驗的條件的”,它因之也被稱為“經驗的綜合”;反之“生產性的綜合”根據的是統覺的先驗統一,它也被稱為“想像力的先驗綜合”(A118、A124)。
一切“經驗的綜合”都實際上包含有“先驗的綜合”,而“先驗的綜合”又是以“純粹知覺”的統一,也即先天范疇的統一為“客觀根據”的,任何綜合都和綜合的統一是先天相關的(A117n、A125)。但是正如想像力和知性、先驗的想像力和純粹統覺是不同的能力一樣,綜合和綜合的統一也決不相等 。統覺的綜合統一不能直接作用于雜多,它必須借助于想像力的綜合:“但這種綜合統一是以一種綜合為前提的,或者包含有一種綜合”(A118),想像力的綜合是感性的,“因為它只是如同雜多在直觀中顯現那樣來聯接雜多,例如聯接一個三角形的形狀?!敝缘姆懂犜谑沟眠@一機能變為智性的同時,也才反過來使范疇的統一作用“實現”于直觀之上(A124)??傊?,“這兩個極端,即感性和知性,必須借助于想像力的這一先驗機能而必然地發生關連?!保ˋ124)作為感性和知性中介的先驗想像力的思想,和圖型作為直觀和范疇的第三者的思想完全一致。
想像力的綜合實際上是由“三重的綜合”組成的,它們分別是“直觀中領會的綜合”、 “想像中再生的綜合”、“概念中認定的綜合”。所謂“直觀中領會的綜合”是指將感性表象根據內感官在時間上加以“整理”、在時間上的區分中加以“連結”。而想像中再生的綜合指把時間中消逝了知覺“重新喚回”到新的知覺中,并接著在思想中產生“完整的知覺系列”,不僅如此,這種再生不是任意的,它遵守一定的規則,有規則的再生稱為聯想?!案拍钪姓J定的綜合”表達的既是再生的表象和被再生的表象的同一性,也是綜合行動的自身的同一性。這三重綜合中每一個都可以是經驗的綜合,但同時又具有先驗的根據,而成為先驗的綜合。
三重的綜合不是三個綜合,而是同一個綜合三個不同但又互相依賴的層次。要想表象領會的綜合在時間中結合雜多組成的整體,就必須在新知覺中再生和聯想已經逝去的知覺。但如果再生的知覺不是曾經發生的那個知覺,那么再生的知覺就是新的知覺了,綜合過程也會淪為任意表象的堆集,這就要求有概念的認定過程。對于完成想像力綜合而言,三重綜合缺一不可。領會的綜合是想像力施加給知覺的(A107),而概念的綜合強調的是想像力綜合的合規則性,它是在想像力作用中考察的綜合的統一性。
但是在“先驗演繹”第二版中,綜合概念發生了很大變化,最突出的當是從想像力綜合向知性綜合的轉變。行使綜合的能力不再是想像力,而是知性。從一開始起,在命名聯結為綜合后,康德就稱綜合為知性行動。他說:“聯結是唯一的不能通過客體給予,而是由主體自身完成的表象,因為它是主體自我能動的行動?!保˙130)“對于直觀來說雜多必定是還是在知性的綜合前,并且是以與它無關的方式必須被給予?!保˙145)這句話明確使用了“知性的綜合”這樣的說法,它和第一版中“想像力的綜合”明顯不同。其必然結果是,第二版演繹中想像力的地位和作用都大大被削弱了。
首先、想像力的綜合不再是唯一的綜合行為,存在著知性的綜合。知性綜合是在想像力的綜合,尤其是先驗想像力的綜合之外提出的全新概念。他區分了兩種綜合概念,先驗想像力的綜合和知性的綜合:“對感性直觀雜多的這種綜合是先天可能和必然的,它可以被稱為形相的,而不同于在單純范疇中關于一般直觀雜多所想到的,被稱為知性聯結的綜合。”(B151)形相的綜合就是先驗想像力的綜合,而知性的綜合是根據范疇的先驗統一而進行的綜合,是沒有想像力作用而在純粹思想中進行的一般聯結。兩種綜合不是并列的,知性的綜合是更為本源的綜合。甚至在想像力的綜合發生前,它就已經在知性中發生了,先驗想像力的綜合只是知性綜合在直觀中“最初應用”。
第二,在第二版中想像力不再是感性和知性之外的獨立的第三種能力。第一版與此有關的兩處說法都被刪去了(A94、A115),而第二版中談到認識能力的地方,嚴格上都只有知性和感性出現(例如B137、B147、B148等)。即使談到了想像力,作為自發性,它的本質仍被規定為知性,“知性因而以想像力的先驗綜合的名義施加綜合于被動的主體,綜合正是這主體的能力,我們可以合理地說,內感官由此而被激動?!保˙153)先驗想像力現在只是知性的名稱,它不過是“知性對感性的一種作用”(B152)。海德格爾據此斷言:“想像力不再是一種自有的能力,它現在僅僅是知性能力的執行機能?!盵20]想像力是先天規定感性的自發能力,但是,與其說它是一種獨立的能力,倒不如說它僅是一種較為低級的自發性,它與知性的區別不再是質上的,它們本質上是“同一個自發性”(B162n)。
第三、如果先驗想像力的本質被描述為知性,第一版想像力中經驗想像力和先驗想像力的二元結構就實際上被打破了。不再存在經驗的領會綜合和先驗的領會領會的對立,領會的綜合只剩下經驗的綜合,或者說領會的綜合現在僅僅是經驗性的綜合(B160、B164)。經驗想像力的綜合和先驗想像力的綜合的關系,在這里,就直接表現為領會的綜合和知性的綜合之間的關系?!敖涷炐缘念I會的綜合必然符合于統覺的綜合,后者智性地和完全先天地包含在范疇之中?!保˙162n)
從知性角度說,在第二版演繹中綜合的統一這一概念仍大量使用,但和第一版中意義事實上是有差別的。在第一版演繹中,綜合是想像力的機能,統一是統覺的機能,統覺的綜合統一因此準確說來是對想像力綜合的統一,而在第二版中,統覺的機能不僅在于統一、而且在于綜合,當康德說:“它(知性)的綜合無非就是這種行動的統一性”[3](B153)時,他把知性的綜合和統一最終等同了起來。
在第一版演繹中,統覺的同一性在邏輯上優先于統一性,“意識對它自身同一性的本源的和必然的意識,同時就是對一切現象按照概念、即按照那些規則所作綜合的一個必然統一的意識……?!保ˋ108)“我們先天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對所有表象的普遍同一性是所有表象可能性的必然條件……它可以叫作一切雜多之統一性的必然意識?!保?A116)所以統一是同一的作用結果,同一是統一的前提。但是這種自我意識的同一性是什么呢?它是一個“不變的”和“常住的”(A123),在時間中其數為一的先驗主體(A113),但同時也是一個“空的意識”(A346/B404),它是 “沒有內容”的“意識的單純形式”(A382),是一種在先的“邏輯上的同一性”(A363),然后才 “加入到綜合中”產生知識(A113),它不是一個“實體”等等??傮w上,“同一性”的形式意義要遠遠大于“實在”意義。
而隨著第二版中知性綜合概念的引入,情況發生了變化:我在所有表象中意識到的同一性,現在看來僅僅是從不同意識中抽象的結果,因為“只有通過我能夠把被給予表象的雜多聯結在一個意識中,我才有可能設想在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識的同一性,就是說,統覺的分析的統一只有在統覺的某一種綜合的統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保˙133)康德現在承認,形式的同一性只是分析的統一,“同一的自我”是分析和抽象的結果,一切意識“無一例外的屬于我”是分析的統一,它要求有一種綜合的統一為基礎和前提(B131-132)。將自我意識理解為同一性僅是綜合統一的派生物,后者構成著自我意識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在知性的綜合統一的基礎上,“先驗主體”的學說重新得到論證,這就是說知性的綜合統一表達不僅是知性和感性的認識論綜合原則,它而且還隱含一門形而上學的自我學說,這種學說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存在論的。統覺的綜合統一是一切對象知識的最高原則,但存在對統覺本身的認識或意識嗎?
獲得知識,需要有直觀給予。內感官提供的直觀只是經驗自我——接受內部刺激的自我——的內部直觀,但決沒有那種能給出純粹自我(統覺)——進行綜合統一的自發自我——的自身直觀。對自我的意識不是對自我的知識(B158),“相反在對一般表象的雜多的先驗綜合中,因而在統覺的綜合的本源的統一中,我意識到我自己,既不是我對我自己所顯現的那樣,也不是像我本身所是的那樣,而只是‘我在’。這個表象是一個思維,而不是一個直觀?!保˙157)。我是在從事知識構成的綜合統一行動中意識到我自己的,我意識到的“我思”是智性的自發行動(B158n、B423n),也就是統覺的綜合統一行動本身(B137)。但真正令人吃驚的結論似乎是,康德對這種意識到的自發行動的存在論規定,它是“存在”(B157n),它既不是“現象”,也不是“物自體”,但又的確是“某種實在的東西”(B419、B423n)。
在寫第二版演繹時,康德已經認識到智性自我的存在是道德理論的基礎,但他現在是從知性綜合的角度進行這一論證的。自我在第一版中是等于X的先驗主體,它不能作為謂詞表述其它概念,因為一切概念都預設著自我意識;作為主詞它也不能為其它概念表述,因為這不過是一種循環,對于這個為一切思維所預設的自我意識的同一,即自我,一切言說實際上都是分析性的。因此康德稱它是一個X,這個X要么是有著物自體嫌疑的說法,要么就只得表明自己只是一個純粹的邏輯同一性。但是在第二版中,康德指出,先驗主體雖然不能如同我們受到內部的刺激那樣被給予我們,也沒有對它的智性直觀,但自我并不因此是與我們經驗無關或背后的那個物自體,康德從未提出一個獨立一切經驗之外的純粹綜合行動概念,恰恰相反,自我是永遠在經驗中活動的綜合行動自身??档绿貏e強調,沒有經驗材料,它就不會發生。經驗命題是先驗主體的條件 (B423n)。因此在知識中自我總是以意向的方式指向經驗對象的。另一方面,這個在感性條件中行動的我思不是一個抽象的同一,因為我的分析的統一是從綜合的統一抽象出來的,現在只有綜合行動的自我預先在經驗直觀中聯接諸表象,我才能說在這些雜多表象中,例如在休謨式的內感知的諸多經驗自我中,有一個普遍的和同一的自我。綜合的我思證明“我”既不是物自體也不是抽象的邏輯形式。它是實在知識中的實在存在,活生生的思維本身,“我實存于進行思維時”。(B420)[21]它不是對對象的感知或一般意義上的直觀,這種直觀受制于時空直觀形式和范疇的作用,毋寧說它是“未被規定的感知” (B423n),是能直接確證行動自我的 “存在的感受”。[22]不僅如此,康德甚至能稱之為先于一切時間和空間的直觀形式和范疇作用的“未被規定的經驗直觀”(B423n)。隨著先驗想像力被標示為知性,現在時間本身和范疇的規定都是它的產物,它因此是原初的構成“經驗”,是創造性的“本質”之源,是純粹不含雜多的自我意識。自我使現象在直觀中向我顯現的同時也使自身向意識呈現。就自我的這種意向相關性、原初經驗性和構成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看到了一個“現象學家”的康德。[23]
作為智性綜合的統覺是先驗演繹的最高點,也是整個純粹理性批判學說的最終根據。人們通常抱怨康德的自我意識學只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假設,從而使全部批判學說成為空中樓閣。而在本文看來,在知性綜合中康德至少已經進行了建立批判阿基米德支點的嘗試,尤其在第二版中他進行了把自我實在化和感性化的努力,從而維持了自我學說在感性和智性,現象和物自體間的平衡。而更充分的論證或許將出現在他的道德學說中,那里它將表明自己就是具有無限創造力的自由本身。
但知性綜合理論不僅是一種存在論,也是認識論的最高原則,它以認識的綜合統一的方式承擔起構成人類知識的使命,構成具有現成邏輯形式的先天綜合判斷。它是綜合法的根本起點,也是“先驗哲學所依附的最高點”。它指向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問題,并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認識論和存在論的決定性回答。由于可能問題即先驗真理問題,先驗綜合就是先驗真理問題的形而上學根據,是康德1772年所開始尋找的形而上學的“整個秘密的鑰匙”[24]。而當綜合缺失時,先驗幻相就會產生,綜合的界限就是人類理性的界限?!熬C合”,康德聲明,“整個批判都是為此而存在的”(A14/B28)。
[1] 本文無意處理分析哲學的這些反駁,部分是由于篇幅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筆者本人對其中一些意見還處于猶豫不決狀態。
[2] 帕頓認為“概念分析論”中的綜合判斷同時包括“導論”中的綜合和分析判斷??潞嘁舱J為康德的綜合判斷的“完整內容”超出了 “導論”的定義之外(Paton, Kant’s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ACommentary on First Half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ol.1, Bristol,1997, p.220; 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d.1, Stuttgart /Berlin/Leipzig,1881-92, S.268.
[3]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 am Main,1981.以下《純粹理性批判》引文皆出自此版本,值得說明的是,對《純粹理性批判》的中文翻譯參考和借鑒了鄧曉芒先生的譯本,特別是在基本術語的譯法選擇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teschriften,Bd.17,Berlin,1942, ,S.350,R.3928.
[5] Immanuel Kant, Reflexionen Kants zur Kritischen Philosophie, Hrsg. von Brenno Erdmann, Stuttgart-Bad Cannstatt,1992,S.403-407 (尤其是第289、290、293、296、304、306條,其中時間最早從1962年左右起).
[6]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s Werke , Bd.9 ,Hrsg. vonErnst Cassirer,Berlin,1912-22, S.400.
[7] 同上書,S.399。
[8] Lewis White Beck, “Can Kant’s Synthetic Judgments Be Made Analytic”, i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Kant, Indianapolis, 1965, pp.74-92.
[9]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s Werke , Bd.9 ,Hrsg. vonErnst Cassirer,Berlin,1912-22, S.402.
[10] 先天綜合判斷和經驗(后天)綜合判斷的區別是在邏輯學的綜合含義之外引入認識來源區分的結果,這從先天和經驗概念的區別中可以看出(B2)。但是從下一節的認識論的綜合概念出發,先天和綜合兩個概念具有內在親緣關系,綜合是知性的先天能力。伴隨著先天和綜合兩者緊張關系的解除,是經驗綜合判斷和先天綜合判斷絕對對立的瓦解,康德承認,在“物體是有重量的”這樣的經驗判斷中已經有著先天綜合的作用(B142,請比較B12),“是”這個概念就意味著先天綜合判斷在經驗判斷中的引入,除非經驗判斷的表象以經驗聯想的方式聯結起來,后者在《未來形而上學》中也被稱為“知覺判斷”或“經驗的判斷”,在判斷作為客觀統一性的嚴格意義上,它甚至不能被稱為一個“判斷”。
[11]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s Werke , Bd.8,Hrsg. vonErnst Cassirer,Berlin,1912-22, S.402.
[12] 康蒲·斯密著,韋卓民譯,《〈純粹理性批判〉解義》,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第79-80頁。
[13] 同上書,第209-219頁。
[14]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s Werke , Bd.8,Hrsg. vonErnst Cassirer,Berlin,1912-22, S.451-452.
[15]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s Werke , Bd.4,Hrsg. vonErnst Cassirer,Berlin,1912-22, Prolegomena,§5.
[16] 同上書, Prolegomena,§4。
[17] 同上。
[18] 同上書,Prolegomena,§5。
[19] 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d.1, Stuttgart /Berlin/Leipzig,1881-92, S.391.
[20] 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1991, S.163.
[21] 因此在反對理性心理學所歪曲的笛卡爾命題中,康德恰恰成為忠實的笛卡爾主義者。
[22]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s Werke , Bd.4,Hrsg. vonErnst Cassirer,Berlin,1912-22, Prolegomena,§46n.
邏輯學和小邏輯區別范文4
在黑格爾的《美學》的最后一段中,可以看到這樣一段話:
這樣我們就達到了我們的終點,我們用哲學的方法把藝術的美和形象的每一個本質性的特征編成了一種花環。編織這種花環是一個最有價值的事,它使美學成為一門完整的科學。藝術并不是單純的娛樂、效用或游戲的勾當,而是要把精神從有限世界的內容和形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要使絕對真理顯現和寄托開感性現象,總之,要展現真理。這種真理不是自然史(自然科學)所能窮其意蘊的,是只有在世界史里才能展現出來的。這種真理的展現可以形成世界史的最美好的文獻,也可以提供最珍貴的報酬,來酬勞追求真理的辛勤勞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對某些藝術作品的批評或是替藝術創作開出方單。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溯藝術和美的一切歷史發展階段,從而在思想上掌握和證實藝術和美的基本概念。(第三卷下,P335)
這段話是概括性的,也是本質性的,包含著黑格爾美學的全部秘密和最高追求。我們的問題就是從這最高的和最終的地方出發,我們要追問,黑格爾為什么會用這樣的方法(編成花環)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史中顯現出的真理)?
問題本質上是要追問:是什么決定著一位美學家反思“美”時所使用的方法與他可能得出的結論?
是存在論。從美學史的角度來看,由于希臘人對于“美”(kalos,或譯為“完善”)的宗教式的崇敬與追求,使得西方人一開始就是從最高存在的角度理解美的本質,這就促成了美學與形而上學的結合,這一結合往往體現為:形而上學的時代性的結論往往成為美學的時代性的起點,并以這一結論為自身的內核。哲學美學的發展因此體現出與形而上學發展的一致性,甚至通過對形而上學最高范疇的排列,就能為哲學美學的發展畫出基本軌跡,而存在論作為形而上學的核心部分,同樣體現著它對于美學發展的深刻影響。
這是一個需要證明的假設,這個假設實質想表明,美學在其方法、體系、結論甚至理論形態各方面,都受到存在論深刻的影響。這個觀念的正確性必須由美學思想史來證明,如果能夠從存在論的角度對美學思想史上那些作為邏輯環節的大家的美學思想作合理解釋,那么這個觀念作為美學史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證明。我們選擇黑格爾為例證對象,因為對于美學來說,如果一種方法不能解釋黑格爾美學,那肯定是無效的。北京專業提供畢業論文服務。
一、黑格爾存在論的構成與結構
這個問題具體到黑格爾,就是要研究黑格爾的邏輯學與美學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比較研究,所以必須把被比較者先擺出來??档聦π味蠈W的批判歷來被認為是深刻而有力的,人們一般認為,在康德之后要建立形而上學的存在論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離康德辭世不遠,就出現了人類思想史上最為博大、最為宏偉、最為深刻的存在論,這就是黑格爾的存在論。黑格爾扭轉了存在論在近代以來的頹勢,這種扭轉并不是否定,而是以一種海納百川之勢,吸收了自古希臘以來所有存在論思想的菁華,從而構成了一個大全式的體系。但這種綜合還不是他的真正貢獻,他的貢獻在于兩個方面:貢獻之一,堅持了對“存在”的思考是對自在自為之真理的探索,這是對近代經驗論的和康德主義的存在觀的反駁。他指責康德說:“康德這種哲學使得那作為客觀的獨斷主義的理智形而上學壽終正寢,但事實上只不過把它轉變成為一個主觀的獨斷主義,這就是說,把它轉移到包含著同樣有限的理智范疇的意識里面,而放棄了追問什么是自在自為的真理的問題?!保ǖ谒木?,P258)追問自在自為的真理,尋求世界的真正統一性,這才是探討存在問題的根本動因,如果放棄這種追問,那么哲學就放棄了最崇高的使命和最根本的意義,這種最高追求也貫徹到了他的美學中。這不單單是對康德的指責,而是對所有反形而上學者的質問,是對自奧康以來,凡在“存在”范疇上執取消主義態度者的反駁,包括洛克、休謨、貝克萊、康德等思想家。
黑格爾在“存在”問題上的貢獻之二在于:他從運動和發展的角度思考存在問題,將整個世界的存在視為一個過程。在黑格爾這里,辯證邏輯取代了形式邏輯,辯證邏輯是這樣一種方法:思維從最簡單、最抽象的概念開始,前進到比較復雜、具體的概念,最后成為一個包含一切的“大全”,對存在范疇的思考在這一辯證邏輯中取得了質的飛越。這種飛越體現在,“什么是存在”這一追問獲得了真正的內涵,“存在”概念從絕對的抽象走向抽象的具體,如果說以往的存在論一步步地剝離具體事物后得到最后的空殼,那么黑格爾則將這些被剝離的內容又一點點還給“存在”概念,以往的“存在”都是不可再追問的絕對、是基質、是最高統一性,而在黑格爾這里,“存在”是一個諸多環節結合成的整體。他把這個鏈條擺出來給大家看,并且指出全部世界就是這樣一個鏈條。黑格爾的存在論實質上是指出了“存在”就是整個世界的“存在”,“存在”被黑格爾理解為絕對精神的“運動過程”,而這個過程是諸多概念依次結成的整體。
就具體的“存在”范疇而言,黑格爾將這個范疇發展為他的邏輯學,他的邏輯學就是“存在”范疇的內涵被一步步揭示出來的過程。黑格爾把“存在”理解為一個運動的過程,并且認為對存在的規定就來自這個過程。他認為:
存在首先是對一般他物而被規定的;第二,它是在自身以內規定著自身的;第三,當分類的這種暫時的先行性質被拋棄去之時,它就是抽象的無規定性和直接性,在這種直接性中,它必定是開端。
依照第一種規定,存在與本質相對而區分自己,所以它在以后的發展中表明了它的總體只是概念的一個領域,只是與另一領域對立的環節。
依照第二種規定,它自己又是一個領域,它的反思的各種規定和整個運動都歸在這個領域之內。在那里,存在將自身建立為下列三種規定:
1.作為規定性,而這樣的規定就是質;
2.作為被揚棄了的規定性,即:大小、量;
3.作為從質方面規定了的量,即:尺度。
這里的分類,與導論中提到過的這些一般分類那樣,只是暫時的列舉;它的規定要從存在本身的運動才會發生,并由此而得出定義和論證。(注:黑格爾:《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商務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6頁。出于理論需要,將楊譯本中的“有”(德文為sein)均譯為“存在”。)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存在作為絕對的直接性——無、作為實在(dasein也就是上段引文中所說的他物)、作為本質(essence在自身以內規定著自身的)、以及將存在作為實存(existenz)、作為自在的“一”、直到存在作為世界本身,存在概念的所有內涵都被攝入一個整體,從而使得“存在”概念成為包含無比豐富性的一個運動的整體。
“存在”范疇在黑格爾的整個體系中處于他所說的絕對精神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絕對精神還沒有外化到自然,它表現為抽象的邏輯概念之間轉化與過渡,而“存在”就是這個概念體系的開端。那么這個開端是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呢?在黑格爾看來這個問題是關于事物之“質”的問題,這個“質”不是事物的本質,相反,本質包含在“質”之中,“質”作為一個概念,黑格爾指的是與存在同一的、事物的“規定性”。這個規定性更直接一些的解釋應當是“確定性”,事物之存在,它的存在之顯現,就是它被一步步規定下來的過程,而被規定下來就意味著,事物獲得自身的確定性。
從規定性的角度,從事物被確定下來的歷程中來思考存在,這構成了黑格爾思考存在問題的基本出發點,而存在也就成為規定性發展的全部過程。這個過程的全部內容如下:
存在是無規定的直接的東西,存在和本質對比,是免除了規定性的,同樣也免除了可以包含在它自身以內的任何規定性。這種無反思的存在就是僅僅直接地在它自己那里的存在。
因為存在是規定的,它也就是無質的存在;但是,這種無規定性,只是在與存在規定的或質的對立之中,才自在地屬于存在。規定了的存在本身與一般的存在對立,但是這樣一來,一般的存在的無規定性也就構成它的質,因此要指出:第一,最初的存在sein,是自在地被規定的,所以,第二,它過渡到dasein實在,但是實在作為有限的存在,揚棄了自身,并過渡到與自身的無限關系,即過渡到第三,自為之存在。(P68)
這個過程簡單地說就是:sein——dasein——自為之sein(德語原文為Fürsichsein)。這個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值得深入展開,卻不是這里能完成的。這個過程本質上是“變”,是諸環節之間的“變”或者說是使諸環節顯現出來的“變”,他有過這樣一個概括:“我們曾經首先提出存在,存在的真理為‘變易’,變易形成到此在的過渡,我們認識到,此在的真理是‘變化’。變化在其結果里表明其自身是與別物不相聯系的,而且是不過渡到別物的自為存在。這種自為存在最后表明在其發展過程的兩個方面(斥力與引力)里揚棄其自己本身,因而在其全部發展階段里揚棄其質。但這被揚棄了的質既非一抽象的無,也非一同樣抽象而且無任何規定性的存在或實存,而只是中立于任何規定性的存在。存在的這種形態,在我們通常的表象里,就叫做量”。(P217)這樣,黑格爾把存在理解為一個過程,并將這個過程統一于“變”,然后在“變”中引出事物存在的新層面——量。
這個層面就是事物的存在在其具體性,也就是量與度的層面上的展開。量展開為純量、定量、程度,當存在之量獲得其確定性,進一步深化為度:特殊的量、此在的尺度、向本質的過渡。在量這個層面上,核心是此在之“此”,是存在之條件性、規定性、具體性的展開,當這一展開完成之后,達到了存在的絕對無區別狀態,因為對于所有存在者而言,質與量都是它們的存在的最基本的內涵,是它們最基本的規定性,僅僅肯定了事物之存在具有質與量上的規定性,僅僅是承認事物之存在是斯賓諾莎意義上的“實體”甚至可以回到更為古老的基質觀念,這種實體觀本身是否定性的,對這一實體而言一切規定即否定,但事情不當停留在無區別狀態之中,這種狀態應當被揚棄也必將被揚棄,因為自在之有本身包含著規定與被規定,這是事物之獨立性的根基,存在必須被“反思性”地重建起來,只有在反思中,才能克服“存在”這個概念所指示的“直接性”。所謂“直接性”,就是說事物的存在還停留在直觀的層面上,它的內在規定性與外在聯系性,它自身所包含的對立與差異還沒有向我們展示出來,精神的發展與認識的需要要求突破這種直接性的存在,從而達到——“本質”(wesen)。
什么是本質?在一個附釋中黑格爾說:
當我們一提到本質時,我們便將本質與存在加以區別,而認存在為直接的東西,與本質比較起來,只是一假象。但這種假象并不是空無所有,完全無物,而是一種被揚棄的存在。本質的觀點一般講來就是反思的觀念。反映或反思這個詞(reflexion)本來是用來講光的,當光直線式地射出,碰到一個鏡面上時,又從這鏡面上反射回來,便叫做反映。在這個現象里有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一個直接存在,第二方面同一存在是作為一間接性的或設定起來的東西。當我們反映或反思一個對象時,情形亦復如此,因此這里我們所要認識的對象,不是它的直接性,而是它的間接地反映過來的現象。我們常認為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在于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意思只是說,不應當讓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須指出它是以別的事物為中介或根據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說來,就好像是一個表皮或一個帷幕,在這里面或后面,還蘊含著本質。(P242)
這就清楚地揭示了存在與本質之關系,存在是直接的,但知要求獲得自在自為的真理,所以知并不停留在直接的東西及其規定上,而是穿透直接的東西,認為在直接性后面有某種不同于存在的它物,而這個它物構成了存在之真理,這就是本質。但問題是,除了說存在是直接的假象和本質是內在的真理外,存在與本質兩者之間的真正聯系,也就是兩者的統一性是什么呢?
簡明地說:本質是過去的存在,但非時間上過去的存在。也就是說,“本質”不單單是知的結果,而且是存在本身的一種樣態,是在反思中被把握到的存在的“曾在”,這種“曾在”被我們的思維把握為本質,這個“本質”是存在的真理,是自己過去了的存在或內在的存在。
但即便是作為反思之中的“存在”,“本質”也是自在自為的存在,它本身自在地包含著規定,或者說它自身本身要求著規定,它要求揚棄自身的單一性,所以它必會要求過渡到——實存(existenz)。
實存這個概念所要表達的就是被觀念所把握到的“在實際中存在著的事物”。在觀念中人們認識事物時,第一步是判定事物存在,這種被判定的存在或者說直接映現出來的存在黑格爾稱之為“本質”,在這個基礎上,進而判定事物是實際存在著的。這一判定包括兩個方面:一,該事物是其自身,也就是說有其本質;二,該事物的存在被它物所反映出來,這就是“實際”這個詞所包含的意義。這兩個方面是直接統一的,因此黑格爾說:“實存即是無定限的許多實際存在著的事物,反映在自身內,同時又映現于他物中,所以它們是相對的,它們形成一個根據與后果互相依存、無限聯系的世界。這些根據自身就是實存,而這些實際存在著的事物同樣從各方面看來,既是根據復是信賴根據的后果。”(P266)
實存(existenz)一詞是關于上帝存在的證明中所使用的詞,也是近代思考存在問題時所用來指稱“存在”的一個詞,這個詞從拉丁文“existere”一字派生出來,有從某種事物而來之意(這是黑格爾的考證)。如果把從某物而來的“某物”視為根據,那么實存就是指從某種根據而來的存在,比如雷電使房屋著火,雷電是著火的根據,因其有根據,因而著火就是實存。這樣,在實存這個概念里,就看到了普遍聯系著的現實世界,世界在這個層面上徹底顯現出來了,因此,黑格爾在《邏輯學》中將其列入“現象”這個名目之下。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本質是存在的映現,而這一被映現了的存在包含著同一、區別與矛盾三種反思規定,此三者構成了本質之“本質性”,在此種反思規定中,規定具體化為根據,而根據又體現為絕對根據與被規定的根據以及條件,在根據之中,在觀念所把握的存在的直接性,也就是本質,轉變為具體的現實,也就是實存。觀念的直接性終結于現實的豐富性與具體性,從而成為現實世界的直接顯現——現象。(注:在這里黑格爾深刻批判了關于上帝存在的證明與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觀點,見《邏輯學》下卷,第117-124頁。)
至此,黑格爾完成了對存在(sein/being/on/ens/esse)、對此在(dasein)、對本質(essence)、對實存(existenz)的體系化整理,西方思想史上每一種關于存在的思想都在這個體系中得到吸收與批判并且被再規定,在這個體系化過程中,世界的“存在”被分解為一個個環節,而又環環相扣,“存在”被理解為一個從單純的直接性到現實的具體性的流程與整體??梢哉f,對世界之“存在”的思考在黑格爾這里達到了真正的深刻與全面。北京專業提供畢業論文服務。
二、黑格爾的存在論對其美學體系的影響
這種思考及其軌跡與目的,也構成了黑格爾思考美學問題時的總體框架。在黑格爾那里,西方美學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并輝煌如一座圣殿。我們的任務不是描述這座圣殿的每一個細節,而是去探明這座圣殿的基礎,也就是黑格爾的存在論與他的美學之間的關系。黑格爾的存在論分為兩個層面,他的美學也是在這兩個層面上展開的。
黑格爾存在論的第一個層面提供了一個世界之存在的整體性的邏輯結構,這個結構對美學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這個結構最終促成了美學學科的確立與成熟。在黑格爾看來,只有一個事物展示自身歷史發展的全部豐富性,并能表述為一個個邏輯環節構成的邏輯之鏈,這個事物才真正成熟起來。那么,美學成熟了嗎?成熟的標志應當是讓美學進入哲學的花環,這一點黑格爾做到了?!懊缹W自1750年鮑姆嘉通創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后,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發展狀態,或者仍然完全依附于哲學,或者與哲學相脫離、相并列,或則蛻變為一種注重鑒賞技巧的具體藝術理論,雖然一時間大家都喜歡用‘美學’的名稱,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稱之為獨立科學,則很難說。從康德開始,重又把美學納入哲學體系,作為認識論與倫理學之間的中介學科,費希納、謝林也很重視美學,但只有到了黑格爾,美學才既成為他哲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是屬于廣義哲學范疇的一門藝術科學?!植煌谛涡蔚木唧w藝術理論,而是站在哲學高度對藝術進行理論概括,所以黑格爾的美學又是藝術哲學;而且,在整個體系中,美學也不是與其他哲學部門無關的孤立的學科,而是與其他各門科學緊密聯結、互相交叉,既有各自在體系中的確定位置,又從不同層次、側面聯成一個首尾呼應的科學系統。這樣,美學才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一門既有相對獨立性、又有系統性的科學。這在美學學科獨立走向科學、系統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是美學發展史上的一個貢獻。”(P21)
第二,黑格爾的存在論結構為反思美與藝術的意義與價值提供了一個坐標系,這個坐標系讓美與藝術明確了自己的地位,更明確了自己的追求,并且從某種程度上說,預測了美與藝術的未來。如果世界是一個存在之環的話,黑格爾的美學之根本出發點實質上是問:在世界的存在之鏈中,美與藝術處于這個環節的什么位置,有何意義。由于把美與藝術置入世界的整體存在中,這就為確立藝術和美在人類文明體系中的地位與價值給出了參照系。借助這個參照系,美與藝術與人類文明的其他精神活動的差異被明確化了,藝術的獨特性與自立性得到了維護,并且,通過使藝術與最高尚的精神活動相并列,賦予了藝術在文化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與偉大作用。
第三,黑格爾的存在論再一次建立了美與存在的直接聯系,這種聯系在近代被認識論的興起打斷了,這就打斷了美與真理之間的聯系,使得美成為低于理性的愉悅,藝術成為制造這種愉悅的工具。而且,這一打斷使得美陷入認識論的范式而喪失了存在論上的自立性。當黑格爾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這一命題納入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過程中時,存在與美的直接聯系再一次建立了起來。美的定義中所說的“顯現”(schein)是“現外形”與“放光輝”的意思,它與存在(sein)(注:請注意兩者字源上的相似性。)有著同在的聯系,是展現出的存在,是絕對精神,也就是“真”的外在存在。因此,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這個命題所揭示的正是存在與美或藝術的同一關系:美是存在的感性顯現。形而上學的最高概念與美再次體現出同一關系,這是黑格爾存在論對其美學最深刻的影響。黑格爾在把存在論與美學結合中建立起了美學研究的最高理想,奠定了藝術與美的最高理想——展現真理。
我們注意到黑格爾所說的“用哲學的方法把藝術的美和形象的每一個本質性的特征編成了一種花環”,這句話可以看作黑格爾第二層面上的存在觀對美學的影響。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以邏輯演繹的方式把存在概念編成了一個花環,以往存在論的全部成果,從“存在”(sein/being/on/ens/esse),到“此在”(dasein),再到“本質”(essence),最后到“實存”(existenz),成為一個環環相扣的花環,存在之鏈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成為發展之鏈,“變”的觀念主導著鏈條的每一個環節,因此,在《邏輯學》中出現的存在觀,實際上是存在概念按邏輯的法則所進行的變化的歷史,是以邏輯的方法,用存在范疇的各個內涵編成的歷史。在這個存在的花環之中,體現出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從辯證發展的角度看待事物的存在,將“存在”視為“存在的歷史”,這是黑格爾存在觀中最偉大的東西。存在論的辯證發展必然使存在論的各個部分都處于這種辯證發展中,美與藝術作為存在論的一個環節,也必將被帶入這一發展之流中,因此黑格爾存在論的辯證歷史觀對于美學而言造成了至少三個方面的深刻影響:一,藝術史;二,美的歷史;三,藝術與社會歷史的關系以及藝術的命運
第一,黑格爾將這種辯證史觀引入到了藝術之中,使藝術的存在呈現為一個歷史過程,“藝術史”研究真正被確立了起來。黑格爾“第一次試圖去全面考察藝術(包括一切藝術)的整個世界史,并且使之成為一個體系?!?P405)黑格爾將藝術理解為一個從產生,到發展,到高峰,再到衰落,最后直到終結的歷史過程,盡管現在看來這個歷程由于出自一個19世紀的人之手而稍顯武斷,但,哪一個事物不是經歷著這樣一個過程呢?黑格爾的結論或許下得太早,他所說的藝術的發展過程或許過于僵化,但黑格爾的這種對藝術的歷史態度永遠有效。我們可以推翻藝術所謂從象征到古典再到浪漫的歷程,我們也可以否定藝術的終結論,但我們不能否定藝術的辯證發展歷程。
第二,黑格爾把“存在”觀念的發展歷程與美的歷程結合起來,存在概念從純無到實在的歷程也正是美的發展歷程,可以說,理解“存在”概念的邏輯過程是理解黑格爾美學的鑰匙。為什么藝術以邏輯性的三段論為發展過程?正是由于在黑格爾的存在觀中所體現出的綜合中的三位一體和重復應用同一公式輾轉相推,是一切辯證發展最根本原則,這也是一切哲學推理中的重要原則?!按嬖凇钡霓q證發展的模式就是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模式,當這套模式被應用于美與藝術時,我們就看到了美的發展體現為諸多環節的三段發展:自然美——從各自的分立的物體美到有系統的無機物之美,再到自然生命的美;自然生命的美——植物美、動物美、人體美;藝術美——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藝術門類的體系——從建筑到雕刻再到繪畫,從繪畫到音樂再到詩,等等?!懊馈背蔀橐粋€從簡單到復雜,從一般到具體,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史。這個史的中心環節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這一命題所指示的理念與感性形式的對立統一的發展過程,這既是美的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是美的發展的源動力?!懊赖谋举|”在這里被明確地表達為“美的歷史”,以此,黑格爾為美與藝術的研究奠定了“史”的觀念與方法,并使藝術史與藝術體系取得了一致。
第三,當這種“史”的觀念確立之后,美和藝術以一種專門史的狀態出現,但正如“存在”概念的演繹過程是絕對精神之發展的一個環節一樣,這個專門史的過程也是一個更寬泛的“史”的一個環節,這個史就是社會歷史。將世界藝術史置入世界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將兩者聯系在一起的結合點是理念在社會歷史中的具體形態——時代的世界觀(時代精神),按黑格爾的說法:“因為先后相隨的各階段的確定的世界觀是作為對于自然、人和神的確定的但是無所不包的意識而表現于藝術形象的?!保ǖ谝痪恚琍90~91)藝術史各個環節體現著不同的時代精神,從而也體現著與這個時代精神相應的社會歷史的一個環節,這樣,黑格爾就確立了這樣一種觀念:藝術的發展歸根到底要受到時代精神,也就是各時代社會思想文化狀態的制約,人類自身的文明水平與認識能力與藝術的發展互為表里,藝術隨時代與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這樣一種對藝術的考察方式與藝術的發展觀念不是黑格爾首創的,在黑格爾之前,溫克爾曼、赫爾德、斯太爾夫人、席勒、施萊格爾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表達過相似的理論要求,但只有在黑格爾這里,歷史與邏輯統一在一起,藝術的邏輯發展與社會自身的發展統一在一起。這一思想的偉大已經被歷史所證實,因為這一方法在黑格爾的門生那里被發揚光大,丹納、鮑??ㄗⅲ簯斦f,黑格爾所實現的是藝術史與審美意識,而不是美學史,他并沒有以哲學史的方式整理自古以來的美學思想材料,這個工作是他的后學鮑桑葵按他的思想方式完成的。)、馬克思、別林斯基、克羅齊等把這一方法視為考察藝術理解藝術的最主要方式。
應當這樣來概括黑格爾存在觀對于美學的影響:“美學是辯證法想要著重指出的那種合理聯系的一個標本。”(P431)而辯證法按黑格爾的說法,是“存在的本然面目”,這樣,美學就是存在論的一個環節與一個標本。北京專業提供畢業論文服務。
邏輯學和小邏輯區別范文5
然而,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或不足。這些問題或不足,有些是實證會計研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也無損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原則;但是有些不足卻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而且將會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健康發展。本文主要針對我國實證會計研究中暴露出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假定前提真實性及其對實證會計研究有效性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目的是希望能提醒國內同行,如果忽視實證會計研究中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忽視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必將直接影響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的質量,并有可能使我國的實證研究陷于數字游戲的泥坑,這對我國會計、經濟研究的健康發展,乃至對我國各項經濟政策的影響,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后果。
二、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及假定前提
1.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
會計理論是理論構建過程和理論驗證過程的共同結果,它們的科學性取決于其對客觀世界的解釋與預測能力(Belkaoui,2000)。從邏輯學的角度,任何一項研究都可以看作是由前提命題、推理過程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嚴密的復合邏輯命題。實證研究與傳統的規范研究的一個本質區別就在于,前者所依據的前提和所得出的結論都可以用客觀事實進行獨立檢驗,以判斷其真偽。實證會計研究的這種邏輯結構關系與實證會計研究的一般過程及其刺激反應模式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如圖1所示)。
(圖1 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圖,略)
對實證會計研究而言,其前提命題又是由多個子命題所構成的復合邏輯命題,其中實證會計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即“刺激”與“反應”的客觀真實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子命題,正是這種“刺激”、“反應”客觀真實性的存在(即后文所指的會計經濟后果),才產生了對其進行實證研究的需要,前提命題中的其他子命題都是因此而產生的。因此,下文論及前提命題,主要是指實證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這一前提子命題。
在實證研究過程中,要確保變量能夠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關系,研究人員在選擇變量時實際上又隱含了以下兩個假定前提:其一是假定變量之間的變化關系能夠真實地反應所的客觀事實的內在聯系,即變量的變化必須分別與其所的客觀事實的變化保持一致性(Miller& Bahnson,2002),只有保持一致性,研究人員才能通過建立和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來準確地把握客觀事實所隱含的內在聯系;其二是假定能夠收集到有關變量的客觀真實數據。如果所收集到的變量的數據缺乏客觀真實性,則據此所得出的變量之間的關系就毫無意義,更不可能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命題的客觀真實性,首先取決于上述假定前提的真實性。
2.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
任何經濟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會計同樣具有特定的經濟后果。按照Zeff(1978)的定義,會計的經濟后果即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和債權人的決策制定行為的影響”,具體表現為會計信息將直接影響外部信息所用者的經濟決策,這種經濟決策又反過來對企業經營者產生約束與激勵,進而影響他們對會計政策的態度及選擇,他們的選擇和態度又會直接影響到對外披露的會計信息。正是由于會計具有這種經濟后果的特征,為實證會計研究通過經濟后果來評價各項經濟與會計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現實基礎。
對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而言,反映經濟后果的易觀察且可計量的變量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個來源:一是上市公司對外披露的財務報告,其中會計信息是核心;二是資本市場上的證券交易價格。財務報告中的數據反映了公司內外部經濟政策和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證券交易價格則反映了各項經濟政策、措施以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
按照邏輯學規律,以財務報告中的數據或證券交易價格數據作為經濟后果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要確保其前提命題真實,就要求這些變量必須同時滿足假定前提的兩個基本要求。由于財務數據,尤其是會計信息,本質上就是對公司財務狀況、經濟成果及財務狀況變動的綜合反映,因此通過財務數據能夠較好地反映公司內外部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因此選用適當的財務數據或指標作為變量,能夠較好地保證變量與經濟后果之間變化的一致性;但關鍵問題在于,由于財務數據由公司編制和提供,因而研究人員所收集的這類數據的真實性就必然會受到公司的影響。
對于資本市場中的證券交易價格,由于它們是由買賣雙方在公開資本市場上直接交易的結果,因而其真實性不會受到影響,正如國際著名實證會計研究專家Philip Brown(2000)所言,“上市公司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是因為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數據是研究者到目前為止能夠得到的最可靠的資料,因為他們是在公開市場上實實在在交易的結果。”但是,要確保以證券交易價格為基礎的變量能夠與其所替代的真實經濟后果之間的變化保持一致,就要求證券交易價格必須是對資本市場上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的無偏估計,而這正是有效資本市場的要求(Fama,1970)。
三、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及現實考察
1.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
實證會計研究要能客觀準確地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就要求其研究結論必須正確并且可以進行獨立檢驗。實證會計研究本質上就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邏輯推理過程,所依據的客觀事實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條件。按照邏輯學規律,要保證實證會計研究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就必須同時滿足兩項基本要求:第一,推理有效;第二,前提真實。如果這兩個條件不能同時得到滿足,通過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不一定是真實的。前提真實,而推理錯誤,所得出的結論就毫無意義;推理有效,但如果前提不真實,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是錯誤的。
正如前文所述,實證會計研究中的前提命題本身又是由“前提、推理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復合邏輯命題,這一前提命題的真實性同樣依賴于在這一復合前提命題內部的“推理有效”及“假定前提真實”兩項基本要求。由此可見,依據假定前提所得出的前提命題的真實性,首先取決于這一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假定前提不真實,由此所得出的實證研究的前提命題就不真實,建立在不真實的前提命題之上的實證研究,其有效性及結論的正確性就值得懷疑。
按照Simon(1997)的觀點,前提有兩種類型:一是事實前提,二是價值前提。當前提命題是一個事實命命題時,該前提命題就屬于事實前提;而當該前提命題是一個價值命題時,則該前提命題就屬于價值前提。事實命題原則上可以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也就是確定它們的論述是不是確實會發生(Simon,1997),而價值命題表述的則僅僅是一種價值判斷,即只是對“應該是什么”或“應該不是什么”的判斷,這種判斷主要屬于道德的范疇,而不是一種客觀事實,不能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只有在人類主觀價值上才有意義。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是事實前提,而非價值前提,因此,對于實證研究的假定前提真實性的判斷,必須以該事實前提與可觀察的客觀事實之間的一致性為判斷標準。
2.財務數據真實性的考察
財務數據的核心部分是會計信息,而且會計信息的確認、計量、報告和對外披露等要求是所有財務報告中規則最明確、監管最嚴格、反映最翔實的部分,因此可以認為會計信息是各種對外披露的財務數據中最有真實保證的部分,對會計信息的真實性考察足以完全反映財務數據的真實性程度。那么我國現實的會計信息真實程度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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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一、導言 自1970年Fama.的《有效資本市場:理論與實證研究回顧》一文發表以來,有效市場假設在會計和財務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就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效市場假設與傳統的會計與財務理論諸多命題相矛盾,導致了實證會計研究的興起和蓬勃發展,并產生了非常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極大地深化了會計與財務研究,更重要的是極大地提高了會計與財務成果的影響力及其在經濟理論界的地位。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為人們客觀地評價、了解和預測各項經濟政策和措施對資本市場與上市公司的實際影響,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有效地彌補了傳統的規范研究只能從價值標準對客觀經濟事實進行判斷的缺陷,并已成為現代經濟研究發展的一大動力。
然而,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或不足。這些問題或不足,有些是實證會計研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也無損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原則;但是有些不足卻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而且將會影響到實證會計研究的健康發展。本文主要針對我國實證會計研究中暴露出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假定前提真實性及其對實證會計研究有效性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目的是希望能提醒國內同行,如果忽視實證會計研究中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忽視實證會計研究的有效性,必將直接影響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的質量,并有可能使我國的實證研究陷于數字游戲的泥坑,這對我國會計、經濟研究的健康發展,乃至對我國各項經濟政策的影響,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后果。
二、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及假定前提
1.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
會計理論是理論構建過程和理論驗證過程的共同結果,它們的科學性取決于其對客觀世界的解釋與預測能力(Belkaoui,2000)。從邏輯學的角度,任何一項研究都可以看作是由前提命題、推理過程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嚴密的復合邏輯命題。實證研究與傳統的規范研究的一個本質區別就在于,前者所依據的前提和所得出的結論都可以用客觀事實進行獨立檢驗,以判斷其真偽。實證會計研究的這種邏輯結構關系與實證會計研究的一般過程及其刺激反應模式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如圖1所示)。
(圖1 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關系圖,略)
對實證會計研究而言,其前提命題又是由多個子命題所構成的復合邏輯命題,其中實證會計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即“刺激”與“反應”的客觀真實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子命題,正是這種“刺激”、“反應”客觀真實性的存在(即后文所指的會計經濟后果),才產生了對其進行實證研究的需要,前提命題中的其他子命題都是因此而產生的。因此,下文論及前提命題,主要是指實證研究所依據的客觀事實這一前提子命題。
在實證研究過程中,要確保變量能夠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關系,研究人員在選擇變量時實際上又隱含了以下兩個假定前提:其一是假定變量之間的變化關系能夠真實地反應所的客觀事實的內在聯系,即變量的變化必須分別與其所的客觀事實的變化保持一致性(Miller& Bahnson,2002),只有保持一致性,研究人員才能通過建立和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來準確地把握客觀事實所隱含的內在聯系;其二是假定能夠收集到有關變量的客觀真實數據。如果所收集到的變量的數據缺乏客觀真實性,則據此所得出的變量之間的關系就毫無意義,更不可能真實地反映客觀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命題的客觀真實性,首先取決于上述假定前提的真實性。
2.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
任何經濟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會計同樣具有特定的經濟后果。按照Zeff(1978)的定義,會計的經濟后果即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和債權人的決策制定行為的影響”,具體表現為會計信息將直接影響外部信息所用者的經濟決策,這種經濟決策又反過來對企業經營者產生約束與激勵,進而影響他們對會計政策的態度及選擇,他們的選擇和態度又會直接影響到對外披露的會計信息。正是由于會計具有這種經濟后果的特征,為實證會計研究通過經濟后果來評價各項經濟與會計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現實基礎。
對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而言,反映經濟后果的易觀察且可計量的變量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個來源:一是上市公司對外披露的財務報告,其中會計信息是核心;二是資本市場上的證券交易價格。財務報告中的數據反映了公司內外部經濟政策和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證券交易價格則反映了各項經濟政策、措施以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
按照邏輯學規律,以財務報告中的數據或證券交易價格數據作為經濟后果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要確保其前提命題真實,就要求這些變量必須同時滿足假定前提的兩個基本要求。由于財務數據,尤其是會計信息,本質上就是對公司財務狀況、經濟成果及財務狀況變動的綜合反映,因此通過財務數據能夠較好地反映公司內外部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對公司所產生的經濟后果。因此選用適當的財務數據或指標作為變量,能夠較好地保證變量與經濟后果之間變化的一致性;但關鍵問題在于,由于財務數據由公司編制和提供,因而研究人員所收集的這類數據的真實性就必然會受到公司的影響。
對于資本市場中的證券交易價格,由于它們是由買賣雙方在公開資本市場上直接交易的結果,因而其真實性不會受到影響,正如國際著名實證會計研究專家Philip Brown(2000)所言,“上市公司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是因為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數據是研究者到目前為止能夠得到的最可靠的資料,因為他們是在公開市場上實實在在交易的結果?!钡?,要確保以證券交易價格為基礎的變量能夠與其所替代的真實經濟后果之間的變化保持一致,就要求證券交易價格必須是對資本市場上各項經濟政策、措施及企業經濟后果對投資者所產生的經濟后果的無偏估計,而這正是有效資本市場的要求(Fama,1970)。
三、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及現實考察
1.假定前提真實性的意義
實證會計研究要能客觀準確地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就要求其研究結論必須正確并且可以進行獨立檢驗。實證會計研究本質上就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邏輯推理過程,所依據的客觀事實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條件。按照邏輯學規律,要保證實證會計研究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就必須同時滿足兩項基本要求:第一,推理有效;第二,前提真實。如果這兩個條件不能同時得到滿足,通過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不一定是真實的。前提真實,而推理錯誤,所得出的結論就毫無意義;推理有效,但如果前提不真實,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是錯誤的。
正如前文所述,實證會計研究中的前提命題本身又是由“前提、推理和結論”所構成的一個復合邏輯命題,這一前提命題的真實性同樣依賴于在這一復合前提命題內部的“推理有效”及“假定前提真實”兩項基本要求。由此可見,依據假定前提所得出的前提命題的真實性,首先取決于這一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假定前提不真實,由此所得出的實證研究的前提命題就不真實,建立在不真實的前提命題之上的實證研究,其有效性及結論的正確性就值得懷疑。
按照Simon(1997)的觀點,前提有兩種類型:一是事實前提,二是價值前提。當前提命題是一個事實命命題時,該前提命題就屬于事實前提;而當該前提命題是一個價值命題時,則該前提命題就屬于價值前提。事實命題原則上可以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也就是確定它們的論述是不是確實會發生(Simon,1997),而價值命題表述的則僅僅是一種價值判斷,即只是對“應該是什么”或“應該不是什么”的判斷,這種判斷主要屬于道德的范疇,而不是一種客觀事實,不能經過檢驗來確定真偽,只有在人類主觀價值上才有意義。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是事實前提,而非價值前提,因此,對于實證研究的假定前提真實性的判斷,必須以該事實前提與可觀察的客觀事實之間的一致性為判斷標準。
2.財務數據真實性的考察
財務數據的核心部分是會計信息,而且會計信息的確認、計量、報告和對外披露等要求是所有財務報告中規則最明確、監管最嚴格、反映最翔實的部分,因此可以認為會計信息是各種對外披露的財務數據中最有真實保證的部分,對會計信息的真實性考察足以完全反映財務數據的真實性程度。那么我國現實的會計信息真實程度又如何呢?
嚴重失實的審計報告與虛假的會計信息的嚴峻現實,直接影響到了我國許多以財務數據或指標作為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的假定前提的真實性。如果簡單地以這種真實性不能得到保證的數據替代客觀事實,則無論模型多么嚴密、推理多么有效,所得結論的正確性就不可能得到保證。因此,會計信息真實性假說的嚴峻現實極大地降低了那些基于會計信息作為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有效性。
3.資本市場有效性的考察
有效市場假設最早由Samuelson(1965)、Fama(1965,1969)等人提出,并由Fama(1970)進行了全面闡述。從嚴格的意義上講,資本市場的有效性有兩個層次的含義(Richard,1975):一是指資本市場運行有效率,二是指資本市場的定價有效率。前者指的是投資者能夠獲得的服務反映了與提供這些服務有關的真實成本;而后者指的是市場上任何時刻的價格都充分反映了與證券股價有關的可獲得的信息。資本市場有效性假設指的是資本市場的定價有效率這一概念,而非市場運行有效率的概念。
根據反映在證券價格中的相關信息集合的不同,Fama(1970)把股票市場的有效性分為弱式有效、半強式有效和強式有效。對實證會計研究而言,最佳的情況應該是強式有效市場。但是由于個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交易成本的存在,現實中強式有效市場幾乎不存在,因此,通常對有效市場假設的無條件引證都是半強式假設(Watts&Zimmerman,1986)。如果低于半強式有效市場假設,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實證會計研究結論的正確性就可能存在問題,因為這時資本市場上股票價格的變動并沒有充分反映所有已公開的和歷史的會計信息,而實證會計研究卻要用這種股票價格的變動來解釋或評價所有已公開的和歷史的會計信息的經濟后果,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值得懷疑。
對我國的資本市場是否真正達到了弱式有效,人們可能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判斷,但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是,我國的資本市場目前絕對不可能是半強式有效的。這也充分說明,在我國以證券市場價格作為經濟后果的變量的實證會計研究,由于該假定前提不真實,因而相關研究所得結論的真實性就必然會受到影響,并直接降低了相關實證研究的有效性。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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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學和小邏輯區別范文6
因果關系是辨證法的基本范疇,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詞。任何一個工程師在應用發明問題解決理論TRIZ解決實際問題時,都需要首先進行因果分析。
一般認為,因果關系就是線性關系。有一個學者定義的基本因果關系如下:
靜態的“物”叫做“事物”,是哲學研究的主體,用A、B、C等表示:“事物”的變化叫做“現象”,是哲學研究的內容,用A、B等表示;“引起”用“”表示;A現象“引起”B現象,即現象A是結果B的原因,用“AB”表示。用數學語言來表示就是A和B成線性相關,如圖1所示。
不管因果關系有如何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分類如何龐雜,對因果關系的定義卻是從來不變,就是線性的。因此只要講因果分析,或者是說找原因,就有一個線性世界的假定。
明確了傳統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在TRIZ世界中的因果關系。TRIZ世界是V字型非線性的。
TRIZ理論經常提到的物理矛盾是說某一個參數高低都要好,這個參數是A,對結果的評價函數假設是B的話。則TRIZ對A-B的定義是如圖所示的V字型函數。假設從中間某點開始,參數A無論往上還是往下,都將得到更好、更高、更強的B,如圖2所示。這就是TRIZ的本意。
由此看出,TRIZ的世界和因果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阿奇舒勒先生的經典TRIZ理論里面,從來沒看到原因分析的內容。
例如,我們知道溫度越低一般電子系統的性能越好,這是因果關系。而TRIZ的問題是,我們的系統需要溫度越高性能越好。推而廣之,TRIZ的矛盾要求往往需要反物性要求,比如,正質量的TRIZ要求負質量,正溫度系數的TRIZ要求具有負溫度系數。因此如果把V型看成物性要求,則要求物質具有非線性特性;如果是對現有特性的改進,則要求具有相反的物性特征。這兩點都是很有創意的出發點,和普通的控制思路或者因果思路完全不一樣。
總而言之,TRIZ的核心是使系統具有新的性質,反傳統的性質。這個性質的出現要么是消除原來系統的問題,要么是使系統更完備,所謂消除有害作用和加強作用不足。如果系統沒有新性質出現,則對TRIZ而言就不是TRIZ思維,而是傳統思維。因此在我們講傳統思維的時候,也應當注意到TRIZ和傳統思維在因果關系上的決然不同點。
反物性在《可拓學》里有一個名稱叫做“共軛分析”,虛部與實部、軟部和硬部、潛部與顯部、負部與正部,正是反物性的表現。
回憶6sigma思路,和其他一些流程改進思路,都不是從這個性質的根本改變上著手的,而是保留了原來的性質,根本沒有新性質涌現,比如控制就是原來系統沒有任何的改變。而新性質本身就是創新,只是TRIZ研究了針對問題的更有目的的創新路徑。
承認了TRIZ世界的非線性,我們來比較一下因果關系與矛盾關系,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不同。
(1)外力與內力,兩個關系的本質區別。
線性與非線性的一個最顯著的區別在于,線性的2階導數為0,而非線性的2階導數不為0。這意味著什么?根據牛頓第二定律,廣義的2階導數就是加速度,代表外力。因此對于V字型TRIZ而言,必須向系統以外尋找動力,才能解決問題,如圖3所示。
而因果關系就不需要外力的加入,這是一個根本的區別。但在TRIZ的案例中,往往是由系統外力參與的。
舉一個最簡單的縫衣針例子,針眼在穿線的時候需要大,在縫衣時又需要小,于是一種創新設計是兩部分合成的針,穿線時手指一壓就可以張開,穿好線靠彈性可以緊密貼合。兩個狀態的突變需要手動一下才行,這手可不是針的組成部分,它就是外力因素。再回到突變論的控制因素狀態因素的說法上,控制因素就是外在因素,可見也是因為突變必須有外力的原因,才區分出來控制因素。
另外,V字型是兩個線性的組合,剛好也符合向TRIZ理論中超系統進化法則中的“單-雙-多(Mono-bi-poly)”的進化路線,因此可以認為矛盾關系和因果關系是一種嵌套關系,是一種層次關系。
我們也可以看到,由于這個V字型非線性的出現,所有因果關系不復存在,所有以統計為依據的數據方法也立刻失效,這就是為什么在TRIZ里面沒有數據分析的根源。
(2)范圍大小,兩個關系的對立統一。
從數學上可以知道,任何性質在小的范圍里面都是線性的,這也是數學分析的基本假定。因此線性假定能夠反映世界的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那么現在TRIZ說線性不是世界的本質,是不是TRIZ與因果關系要對立起來呢?答案是二者的研究范圍不一樣。TRIZ從不研究小范圍的問題,TRIZ所講的問題,都是大范圍的問題,比如STC是最典型的,尺寸從0到∞,而不是某個小區間。溫度范圍從-273℃到+3000℃,這是一個巨大的范圍。
正是因為TRIZ考慮問題的范圍宏大,因此TRIZ是戰略層面和宏觀層面的東西,而且是定性思維的,所謂大信號分析。大信號非線性分析無法進行數據分析,也沒有數據,因此常用的是邏輯推理,邏輯推理不需要數據。這可能預示著邏輯學也許是合適TRIZ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