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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1
關鍵詞： 初期艾滋病感染者；心理困境；社會工作；艾滋病防治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23X（2016）06002808
我國自1985年發現第一例感染者以來，艾滋病病毒傳播數量逐年增長，截止2014年10月，報告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和艾滋?。ˋIDS）病人49萬例，2014年1―8月新發現HIV/AIDS有7萬例，新報告死亡1.4萬例。[1]尤其值得重視的是，2011年以來青年學生中艾滋病新發感染數以每年約30%的速度增長，2014年的增幅接近60%，2015及2016年依然有增無減，男性同性性傳播成為主要途徑，艾滋病正在威脅大學校園穩定和青年學生身心健康。[2-3]然而，相比于日益嚴峻的艾滋病防治形勢，我國的艾滋病研究還相對滯后，這不利于破除艾滋病感染者遭受的社會歧視與排斥。[4-5]在艾滋病逐漸由絕癥轉變成慢性病的新形勢下①，如何有效探測感染者的主體心理特點并促進其生活適應和疾病治療，是我國艾滋病防治的關鍵突破口。
現有研究主要圍繞兩個主題展開。第一，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狀況，包括：認知、情感、行為傾向三方面。認知方面，現有研究雖已關注到艾滋病感染者感知歧視的心理體驗[6]及社會歧視對其認知的消極影響[7]，但對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的認知還關注很少。情感方面，感染者被告知感染艾滋病后的情感反應[8]及感染者在疾病重負下的情感狀態[9]已獲關注，但對感染者情感與認知的關聯缺乏研究。行為傾向方面，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艾滋病感染者的高危行為更易發生[10]，與之相反的另一種觀點認為，感染者相對于非感染者，高危行為傾向有所克制[11]?？傮w看，對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困境還缺乏研究。第二，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與服務。此方面偏重對艾滋病治療管理體制與工作模式[12]、艾滋病致孤兒童社會救助與保護[13]、艾滋病感染者生理和心理干預[14]等方面的研究?？傮w看，我國在艾滋病救助方面仍存在機構救助缺乏規范性及系統性等不足之處。[15]盡管已關注到采用社會工作方法防治艾滋病，[16-17]但主要停留于理論探討與總體描述階段，針對艾滋病感染者階段性心理特征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還未出現。
一、概念與方法
（一）核心概念界定
1.初期艾滋病感染者
臨床上將艾滋病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即急性感染期、潛伏期、艾滋病前期、典型艾滋病期。急性感染期是艾滋病病毒進入身體引起發熱、皮疹、淋巴結腫大、乏力、惡心、嘔吐、腹瀉等癥狀的階段，由于癥狀輕微，此階段艾滋病一般不能被檢測出來；潛伏期是從艾滋病病毒進入到出現臨床癥狀的時間，一般是十年左右，在這期間感染者可以無任何癥狀，但病毒會持續復制。初期艾滋病感染者是指已確診感染艾滋病病毒，但還未出現明顯臨床癥狀的病毒攜帶者，即經過急性感染期而剛進入潛伏期的艾滋病感染者。
2.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困境
感染艾滋病是對感染者有強烈沖擊的破壞性事件，會使其產生急劇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反應，加上信息與資源不足以及周圍社會既有的偏見和排斥，初期感染者難免會陷入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交互作用下的不良心理狀態，即本文所言的心理困境。“認知”強調內在的信息加工過程，“情感”強調與社會性需求有關的主觀體驗，“行為傾向”強調行為反應意向和初步行為狀態，三者結合可完整展現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特點與總體心理面貌。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研究對象選取地點是S市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C疾控中心）及S市Q青年預防艾滋病服務中心（簡稱Q防艾中心），S市為我國沿海發達城市。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接觸研究對象并獲取有效資料很困難，因此，基于研究目標及可行性原則，選取5名19―35歲男同性戀初期艾滋病感染者②為研究對象，詳見表1，姓名均為化名。
主要研究方法是深入訪談法與觀察法。研究者將訪談地點設在C疾控中心和Q防艾中心的個案訪談室，為消除研究對象顧慮并基于研究倫理考慮，訪談沒有錄音，資料整理是通過訪談后及時回憶完成的。整理資料時遇到的模糊之處，研究者通過微信或電話與研究對象進行了確認。研究者在面談中注意觀察研究對象的語氣、肢體動作和表情，以此解讀話語之外的意義，盡量避免誤解。
二、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困境
（一）認知存在偏差且內化了社會歧視
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由于信息缺失及認知能力局限等原因，存在不同程度認知的偏差，比如認為日常生活會傳染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后幾年內便會死去，身體必然會一步步毀滅，服用抑制艾滋病病毒的藥物會在幾年內導致腎衰竭，等等。大部分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獲取相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網頁、貼吧和QQ群，雖然他們明白這些渠道獲取的信息存在不夠權威、系統、真實等問題，但又缺乏專業可靠的獲取渠道。有些感染者缺乏辨別能力，容易全盤接受或陷入信息是否可信的矛盾中。
1.小偉的典型認知表現：自己就是顆大毒瘤
小偉很注重外表，染病前一直在控制飲食，對健康比較忽視，染病后，非常擔心自己瘦弱的體質會影響對病毒的抵抗力。從網上看到晚期艾滋病患者的情況時，他認為自己也會像他們一樣瘦到皮包骨頭、皮膚上長滿紅疹和潰瘍，這對愛美的小偉來說是一種巨大打擊。小偉在檢測HIV抗體之前就在進行梅毒治療，在艾滋病感染確診后不久又發現感染了尖銳濕疣。多種病毒纏身使小偉感嘆：“我覺得自己就是一顆大毒瘤，誰靠近我誰就危險。遭了那么多罪還不敢奢望病能治好。”
2.小寧的典型認知表現：艾滋病就是癌癥
小寧進入“同志”圈還不到一年，對艾滋病了解非常少。他一直認為艾滋病離自己很遙遠，只知道男同性戀感染艾滋病的幾率很高及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除此之外的信息，他說“還沒來得及了解”。當出現低燒、腹瀉和乏力等艾滋病感染急性期癥狀時，他還不知道是為什么，經朋友提醒才去做HIV抗體檢測。檢測顯示感染艾滋病時，小寧覺得難以接受。在他看來，艾滋病相當于癌癥，一旦感染將不能治愈。他認為自己幾年內就會死去，生活、學習和夢想都失去了意義，“我才十九歲，什么都還沒開始就要想著死了，為什么偏偏是我遇上這種事?！?/p>
3.楊楊的典型認知表現：對艾滋病的無知帶來無謂的恐懼
楊楊獲知感染后極度恐懼，認為人生就等于毀了，感覺生活、工作和學習都毫無意義。直到有一天，醫生告訴他“艾滋病是一種慢性疾病，病毒進入人體后會潛伏若干年，若不及時治療會逐漸破壞免疫系統，而如果在感染初期就被發現，只要堅持服藥就可以與正常人一樣生活和工作，壽命也不會縮短，只是體內會一直攜帶艾滋病病毒直到治愈。”在S市公共臨床衛生中心得到相似答案后，楊楊趕往美國接受治療，治療達到很好的效果。他還了解到很多感染者已過上正常生活，如果自己將病毒載量控制得很好是不會傳染的，甚至可生育出健康的孩子。楊楊意識到自己之前的恐懼都源于對艾滋病的無知。
4.波波的典型認知表現：艾滋病就像一場永久性的感冒
波波對艾滋病的了解非常少，他對艾滋病的認識多是來自身邊感染艾滋病的朋友，他了解到艾滋病雖不能治愈，但至少有十幾年的時間不會出現明顯病癥，只要堅持服藥就可以維持健康。因此，在波波看來，感染艾滋病就像是得了一場永久性的感冒，雖然無法治愈但是也不會影響生活和工作。
總體看，盡管隨著信息和知識增多，感染者的認知偏差會有一定改變，但感染者還有很多偏差認知是他們意識不到且很難改善的，如小寧自從感染艾滋病之后就很自卑，言談舉止變得畏縮，聽到或看到艾滋病字眼就很緊張，他并不能明確意識到這種情感和行為改變是因為自己內化了社會對艾滋病的歧視所致。社會對艾滋病的歧視與偏見會悄無聲息地內化入感染者的認知結構，使其產生自我貶低或否定。
（二）存在諸多消極情感且情感支持面臨障礙
艾滋病作為感染者人生的重大破壞性事件，會對其情感產生極大沖擊力。初期艾滋病感染者對艾滋病了解較少，因此情緒更容易出現起伏。總體來看，初期艾滋病感染者的消極情感主要表現為絕望、恐懼、愧疚、無助、痛苦、擔憂等等。在獲得初診消息到等待確診結果的兩周內，盡管感染者會變得稍微理性一點，努力試著去接受感染艾滋病的現實，偶爾也會表現出樂觀的一面，但基本上都會沉浸在巨大的情緒波動與煎熬中。
1.小偉的典型情感表現：痛苦、絕望與愧疚
小偉接到初篩HIV抗體呈陽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結果后，雖然盡量克制情緒，但他紅紅的眼眶、顫抖的聲音和不知所措的雙手還是顯露了他內心的痛苦與恐懼。小偉之前就檢查出感染梅毒，之后又查出感染尖銳濕疣，這讓他非常痛苦和絕望，“難道要永無止境地進行這么痛苦的治療嗎？如果尖銳和梅毒一直治不好又會影響艾滋病，可能不久就會遭遇機會性感染，這樣一來就會循環惡化下去，真不敢想象！”小偉覺得很對不起父母，辜負了他們的培養和疼愛，無法達到父母對自己結婚生子的期望。他與男友已相處十年，感情一直很好，已買好房子，計劃年后搬到一起生活，但這一切被自己的花心所破壞。小偉覺得如果性格內向的男友知道自己的背叛和感染艾滋病的事實會難以接受，但不告訴男友又可能使他受到病毒危害，這讓小偉非常愧疚。
2.小寧的典型情感表現：恐懼與羞愧
小寧認為通過同性感染艾滋病是很羞愧的事，無法抬頭做人。他獨自一人到疾控中心檢測，檢測時頭一直低著，聲音很小，當結果出來時，他的眼淚不停地流。接下來幾天，他一直沉浸在恐懼中，整天躲在被窩里哭，還經常被噩夢驚醒。為宣泄情緒，小寧在百度貼寫出自己的故事。雖得到很多鼓勵，但也遭到一些惡意辱罵。面對辱罵，小寧沒有反擊，而是覺得自己罪有應得。感染艾滋病后小寧認為最對不起的是父母。同性戀和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不僅會使父母感到失望，還會連累家庭遭人嘲笑，這讓小寧非常羞愧。他很害怕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情被公開，連累整個家庭，“我是獨生子，我覺得很對不起爸媽，媽媽給我打電話問我生活費有沒有了，我好想哭，我真不知道以后怎么辦?！?/p>
3.楊楊的典型情感表現：由絕望逐漸走向樂觀
當朋友通過電話將感染的結果告知楊楊時，他和父母正坐在客廳里。當時他整個人都懵了，難以接受事實，捂著嘴一直說“不可能，不會的，我不能被感染，不會的……”情緒非常激動，一直在客廳里轉圈，父母怎么安慰都沒有用。他認為感染艾滋病以后人生就等于毀了，生活變得毫無意義，他感到非常絕望，“我害怕得要瘋了，腦子里只有一個想法，我完了、徹底完了。我的人生徹底變了，我極度痛苦，當時淚流滿面只能不停說對不起?！苯涍^幾天以淚洗面，楊楊打電話咨詢醫生，得知艾滋病是慢性病且自己若堅持治療就不會進入發病期。楊楊意識到自己反應過激后，情緒有所好轉。在家人支持下，楊楊去美國進行了治療，體內艾滋病病毒載量顯著下降，這讓他看到了希望，逐漸變得樂觀。
4.波波的典型情感表現：痛苦與擔憂
波波對感染艾滋病并不覺得恐慌，但服用抑制艾滋病病毒的藥物讓他感到很擔憂，因為用藥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產生頭暈嘔吐等一系列不良反應。但即便如此，波波還是想著要服藥好好治療。波波以為大概一周后不良反應就會消失，因此一直忍著，可連續服藥兩個月了，不良反應還是存在，這使他倍感痛苦。每天吃藥后產生的眩暈和嘔吐癥狀耗費了波波的精神，使他狀態很差。兩個月的持久癥狀使波波面色憔悴體重下降，病情出現惡化。他在貼吧上了解到別人并沒有那么持久的不良反應，這使他更加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也對藥物的治療效果產生疑慮。
由此可知，初期艾滋病感染者面臨諸多消極情感且在獲取情感支持時存在很大障礙。即便能獲得一些朋友的理解和陪伴，也不能夠滿足感染者的情感需要。原因是朋友不能感同身受理解他們的想法和情感，而感染者為了不讓朋友擔心往往會故作堅強，反而讓自己感到很累。此外，由于感染者情緒變化大，周邊朋友精力有限，無法提供及時有效的情感支持，為了獲取更多的慰藉和共鳴，多數感染者會登陸貼吧或加入QQ群，在虛擬網絡中更暢快地表達想法和感受。但由于互聯網的復雜性和無組織性，感染者有獲取消極信息和遭受惡意侮辱的風險，這無疑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感染者的負面情感。
（三）產生逃避社會乃至自殺的行為傾向
社會的歧視與排斥使初期艾滋病感染者不敢暴露自己是感染者的真實身份，他們認為這樣會使自己陷入不利境遇中，工作和生活都會受到很大影響。綜合來看，他們對暴露艾滋病感染者身份主要有六大擔憂：受到社會的道德指責，朋友的疏離，受到他人的嘲笑，受到工作上的歧視，受到醫生的拒診，家人受到連累。為了避免身份曝光，感染者的言行舉止變得異常敏感和謹慎，甚至會影響他們正常的社會交往。
1.小偉的典型行為傾向：陷入矛盾、隱藏身份與尋找寄托
小偉陷入了是否服用抑制艾滋病病毒藥物的矛盾中。治療尖銳濕疣的醫生建議小偉服藥以避免免疫力下降，疾控中心的醫生卻建議將性病治好后再服藥，公共臨床衛生中心的醫生又勸告小偉不要服藥。信息不一致使小偉陷入服藥與否的矛盾中。小偉一直隱藏感染者的身份，他認為如果身份曝光不僅工作會丟掉、朋友會遠離，還要承受鄙夷的目光。他盡量不與家人朋友接觸，即使見面也保持一定距離。壓力大時就通過放生、抄寫佛經等方式尋找心靈寧靜。小偉把希望寄托在治愈藥物的出現上，他認為治愈藥物遲早會出現。小偉喜歡瀏覽貼吧和在與艾滋病相關的QQ群內交流，貼吧中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可以帶來安慰和共鳴，在QQ群中可以暢所欲言而不用顧忌現實中的歧視。
2.小寧的典型行為傾向：隱藏身份小心翼翼地生活
小寧一直認為如果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情被人知道，一定會遭到歧視、嘲笑和疏遠，因此決定隱藏感染者的身份生活。這給小寧帶來了巨大心理壓力，他的行為和情緒都變得異常敏感。與室友接觸都很小心翼翼，盡量不去碰室友的物品，上完廁所后用濕巾擦拭馬桶。小寧害怕不小心將病毒傳染給別人，也害怕暴露感染者身份，即使難過，也只是一個人躲在被窩里默默地流淚。只要聽到有關艾滋病的字眼或話題，小寧就非常緊張，“今天上課，老師提到艾滋病，我立馬覺得很緊張，渾身不自在。如果被別人知道了，肯定被笑死。沒人愿意和我在一起。自己就是一個只能隱瞞一切的病人，感覺好悲哀?！?/p>
3.楊楊的典型行為傾向：由自殺的邊緣走向自救之路
楊楊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一直無法接受事實，生活陷入極度灰暗中，他甚至想通過自殺尋求解脫，數次在網上搜索無痛苦自殺的方式。但隨著他對艾滋病了解的深入及身體內艾滋病病毒載量的下降，他對生活的態度逐漸變得積極，開始尋求有效的治療。為了將自己了解的信息分享給其他艾滋病感染者，他了網貼，還參加艾滋病相關的志愿者活動。艾滋病的打擊讓他更加珍惜生活，希望能尋找一個可以接受自己的女同性戀者組建家庭并養育孩子，“經過這次巨大的打擊，我有了新的想法。我希望死去的那天，我能把愛、知識和財富都傳給孩子，孩子擁有我的DNA，就像是我生命的延續?！?/p>
4.波波的典型行為傾向：忍受現狀，“走一步看一步”
波波在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前，身邊就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朋友。波波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也一樣的和朋友交往，像以前一樣參加聚會，一樣相互打鬧。對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情，波波沒有向朋友公開但也不刻意隱瞞。波波一直持著“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而如今服用抑制艾滋病病毒藥物的強烈不良反應使他感到“走不下去了”，他不知道如何應對。由于政策規定艾滋病感染者要回戶籍所在地進行治療，波波覺得回趟老家很麻煩且害怕短時間內回兩次家會被家人懷疑。波波感到痛苦不安，但又沒有選擇，不服藥會導致病毒快速增加，他只能強忍痛苦堅持服藥，希望身體能逐漸適應。
綜上可知，由于缺乏對艾滋病傳染途徑的了解，一些感染者認為艾滋病病毒會通過日常交往而傳播，在得知感染后，他們會躲避家人和朋友。之后即使知道艾滋病不會輕易傳染，也會有所擔憂，與朋友或家人刻意保持距離。有些感染者會因為強烈負罪感或愧疚感而難以面對家人，選擇封閉自己，拒接電話或逃避見面，如小寧在獲知感染艾滋病后一直沉溺在悲傷中，不去上課也不學習。這種躲避傾向反而會惡化他們的困境，使其遇到新的問題，當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時，他們就容易產生極端想法，甚至出現自殺傾向。
（四）不良的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三者間存在交互作用
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2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盵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傊诔鞘惺袌?，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3
關鍵詞：山區開發；亞自然經濟；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1-0086-02
一個地區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是衡量其發展的重要標準。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一個地區不發展商品經濟，不參與市場競爭，很難想象它是否還存在任何發展的動力？因為不進入市場就不能參與市場利潤分割，就不能形成擴大再生產所必須的資本積累，也就失去了發展的機會。
由于大山阻隔，交通不便，許多偏遠山區的農民基本上還處于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自然經濟是一種封閉的，惰性的，沒有發展動力的經濟，僅依靠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等辦法，在一定程度上雖然也能夠改善農民的生活，但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貧窮的命運，還得在山區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如新鮮的血液、健康的心臟之于人的價值。
1 偏遠山區當前仍處于亞自然經濟狀態
亞自然經濟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一方面帶有濃厚的自然經濟色彩，另一方面，又滲入了部分市場因素，但總體而言，自然經濟的成分相對比較多。
在偏遠山區，仍然沿襲著以農戶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形式。農戶作為一個經濟主體，它生產的產品，一部分用于直接的生活消費，如生產的糧食、蔬菜、瓜果等一般是用于自己的家庭消費。另一部分用于第二年再生產的生產性消費，包括預留來年所需的種子和用于牲畜飼料的谷草、秸稈等。偶爾也將一些家畜家禽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農具、食鹽等無法自產的物品，這些拿出去交換的產品是滿足自給性需求之外的剩余產品，其品種和數量取決于市場供求和價格，如果某種產品價格高，農民就會有意識地壓縮自己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量，想方設法擠出盡可能多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售；反之，農民就擴大自己的消費量，不再去市場上出售。這樣的經濟雖然與市場有一定的聯系，但從總體上來說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自己的消費，因而是自給、半自給經濟。
也有學者認為，我國偏遠山區目前處于商品經濟的萌生時期，商品交易的規模小、數量少、不正規?？傊?，山區人民離市場經濟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2 亞自然經濟嚴重阻礙著山區經濟的發展
2.1 封閉式的生活方式易形成“惰性經濟”
自然經濟所具有的封閉性內部生產和生活方式注定了人們惰性的消費需求。偏遠山區的農民習慣了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不再有新的消費渴望和刺激，以及對新的生產要素投入的渴望與激勵。他們一直生活在自我封閉的循環圈內，只是把盡可能地增加勞動作為自然經濟條件最基本的配置方式手段，重復著貧困的生活。
2.2 缺乏“市場”觀念，無法揚長避短發揮山區資源優勢
山區的自然條件特征一般表現為：地勢垂直分布明顯，地形復雜多變，地塊零星分散，氣候獨特，晝夜溫差大；山區的山場面積是耕地面積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在這種自然條件下，同一塊地如果像平原地區一樣種植普通農作物可能連種子都收不回來，但若經營某些特色農作物、禽畜產品，則可能收獲經濟價值高的上等農產品。然而由于山區人民與外界缺乏交流，在封閉生活圈中，很難產生“買”、“賣”意識，他們認識不到寶貴的資源優勢，而是世世代代從事著處于劣勢的糧食業的生產。以山峽腹地山區為例，該區土地面積中，林地占21.74%，草山草坡占22.33%，水域河灘占3.23%，這些非耕地合計占土地總面積的47.41%，而耕地只占24.59%。但從農業結構來看，種植業占60.99%，種植業中糧食占73.3%。因此，該區農業產值的絕大部分是由占山地總面積24.59%的耕地創造出來的，而占土地總面積47.41%的林地、草地和水域共創造的產值只占農業產值14.7%。這說明非耕地利用率很差，沒能發揮出山區的優勢。
2.3 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使農民不能享受分工帶來的好處
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是國民財富增進的根本原因。分工制度在經濟領域中能引入迂回止步方式，農民進行專業化生產可能帶來收益遞增、技術進步和知識信息存量的擴大。分工的好處是動態的，一方面促進專業化人力資本的加速積累，另一方面通過生產中工人的集中減少信息，強化社會分工，進而為市場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但在偏遠山區，農戶往往是自己生產點什么就消費點什么，需要從外部購買的商品支出多半是靠打工的收入支付，自己不利用資源進行專業化的生產，沒有什么產品與外界進行交換，被遠遠的排斥在大市場外面，不能享受市場分工帶來的好處。
2.4 因循守舊的意識形態使農戶缺乏風險意識和冒險精神
自然經濟下的小農受自然經濟本身所固有的各種內在惰性的影響，在意識形態和個人行為方面成呈現出較強的保守性，主要表現為：因循守舊、固步自封、思想僵化、謹小慎微等，在生產活動中缺乏風險意識和冒險精神。他們很難改變以農為主，特別是以糧食生產為主的發展思路。在他們看來以其冒“虧本”的風險，不如保全現有的生活狀態。據調查，一個養幾百只雞的農戶在“非典”期間遭遇市場阻隔和雞瘟，結果欠了3000元債務，據說“幾年都翻不了身”，其他農戶也都不敢“輕易投資”了。
3 偏遠山區開發需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由于亞自然經濟存在致命弱點，生存在這種生活方式下的農民，無法享受參與市場分工帶來的好處，很容易陷入世世代代貧困的怪圈。而自1992年國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已有16年的歷史，有很多地區已充分體驗到了市場經濟的高效率，享受到了市場經濟帶來的高收益。而廣大偏遠山區的農民，他們卻離市場經濟還很遙遠，這種差異只會使其生產和生活水平與外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朔@種差距的辦法有幾種：一是提倡山區人民忍受貧窮落后，繼續苦難的生活，這顯然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以及“共同富?！?、“和諧發展”的目標；二是盡可能地救濟山區，而這種方法只會進一步強化山區的“惰性經濟”，只是治標不能治本；三是鼓勵山區人民打破傳統的生活方式，利用山區的特有優勢參與市場分工，融入到市場經濟大潮中去，毋庸置疑，這將是最可行最有效的辦法。
從自然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是歷史性的變化。太行山區是我國山區開發的排頭兵，因其成果顯著，1986年國務院把開發太行山的做法譽為“太行山道路”，太行山區的開發成為全國山區開發的一面旗幟。我們且來看太行山區從自然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歷程。
在太行山，這一變化是通過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轉變來實現的。過去農民只是在占山區面積比重很小的耕地上生產糧食，把占地比重極大的坡地荒廢掉。現在，太行山人在小流域治理的廣大隔坡梯田上種植了柿子、板栗、蘋果、山楂等，還發展了一定規模的牛業、養兔業、毛皮獸養殖業等；農業內部的產品結構調整引發了整個農村的產業結構調整。在農村生產率提高后，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他們選擇了具備資源優勢，對資金、技術要求低的農副產品加工業、采掘業、電力工業，在有旅游資源的地方還發展了旅游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還帶來了流通領域的變革。太行山區產業結構調整所引發的大規模的農產品以及相應的商品性生產資料的涌現，呼喚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流通組織和流通渠道，以及為流通服務的信息、運輸、儲存、加工等產前和產后行業，社會分工在太行山區悄悄的深化。最初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只是分散和無組織的，但是隨著生產領域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各種蔬菜、蘋果、板栗、養牛、兔的生產基地的建立，流通也相應地走向專業化、組織化和規?；麄兡軌蛱峁┈F代專業技術、現代專業生產資料，產品收購、運輸、儲存、銷售、加工以及信息、資金服務；而從事第二、三產業的農戶往往在一些交通比較方便的山口鎮集聚起來，使這些鎮成為山區農戶提供各種服務的基地以及連通山外與山內經濟的交流點。這些山口鎮隨著服務量的增加而迅速擴大，繁榮起來，推動了山區經濟開發。太行山區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山區開發的歷程就是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變化的過程。
4 偏遠山區構建市場經濟的切入點
4.1 通過宣傳教育，強化山區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
應通過向山區農民宣傳農村專業戶、重點戶發展商品生產的事跡，增強他們的致富信心和進取精神；同時應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資，提高農民的素質，便于其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能，以及樹立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時間、效率觀念和創新精神；另外向外地轉移剩余勞動力，開闊眼界，也能使他們學到一定的生產技術和操作技能，增強市場經濟意識。
4.2 圍繞農業產業化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
（1）適應農業產業化發展需要，建立科學的土地（特別是山地）流轉制度，堅持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使其能有償轉讓、互換、入股、租賃，并使之法制化，推動土地流轉，便于實現規模經營。（2）完善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政府要完善財政支農政策，加大農業投入；在稅收方面，應實行低稅率，在一定時期內，對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可以減征或免征；在金融方面，要充分發揮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的作用，保證農業獲得金融支持。（3）制定培育中介組織的政策，幫助農戶走向市場。（4）促進農業服務組織的發展，以便為農產品的生產提前、產中、和產后的服務。（5）建立農業產業化示范區，以示范區向周圍輻射，并提供成功的經驗。
4.3 增加基礎設施投入
被大山分割包圍的山區，如果不能解決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本問題，仍然擺脫不了貧困。應加大對山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便利的交通、信息、以及有保證的水利和能源產業的發展，有利于打破山區的自然經濟和閉鎖的環境，開闊人們的視野，促進人流、物流、服務及資金的暢通。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4
【關鍵詞】中國古代民法 封建自然經濟 文化 宗法制度
一、幾千年的封建自然經濟嚴重阻礙了民法的發展
繁榮的商品經濟是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產生的土壤和前提，商品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則是民法發展起來的動力，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民法能否發展成熟。由于我國地大物博，有著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以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封建自然經濟一直占統治地位。社會長期停滯在自給自足的狀態，社會生產以家庭形式為主，產品也僅用于自我消費。封建統治者則從維護自身統治的角度出發，也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我國歷代統治者都以農業為立國根本，強烈地排斥商品經濟，普遍采用“重農抑商”的政策，把發展商品生產認為是本末倒置，對商品經濟的發展進行限制打壓。農產品、手工業品的交換和流通只是偶然出現，而且大多以物物交換的方式實現，貨幣與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封建自然經濟的這種封閉性和自足性特點，造成了生產者之間的隔離，完全不依賴于市場，因此以交換為紐帶的商品經濟也就無從發展。在這種長期的封建自然經濟體制下，必然會阻礙社會中民事關系的產生，導致商業法律關系的簡單化，與此相關的民事立法也就不可能有發達的土壤條件。
二、封建專制集權制度對古代民法發展的阻礙
民法在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的重要內容就是規定和保障民事主體的合法民事權利。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權利為軸心建立并運轉起來的，它規定了權利主體，行使權利的方式，民事權利的種類，權利保護的方式等內容，是一個以權利為中心的體系。而我國古代封建政權是君主專制主義政體。從建立皇帝制度開始，兩千年來專制皇權不斷膨脹，為了維護君主專制制度，封建統治者極力維護其統治基礎，嚴厲打擊一切危及國家統治和皇帝權力的行為。同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封建地主依靠對土地的占有權，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根本沒有平等、等價可言。古代社會還強調“家國一體”，到處充斥著君權、父權、夫權，強調家族主義，忽視“個人”的存在。家族組織是社會中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有著極大的社會職能，個人完全被束縛在家族身份之中，在家這樣一個倫理實體中，個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國古代法以刑為本，只是些禁止、命令的強制性規范，根本與權利無關。而且，在封建專制之下，封建君主不受法律約束，這種法律只是帝王權力的延伸，是執行統治意志的手段。古代中國是一個國家權力和觀念高度發達的社會，君主專制主義集權不斷加強，家國一體，因此形成了一切以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為最高價值，包括“個人”在內的一切領域。為此，以維護最高價值為目的的國家法律只可能是忽略個人存在的法律。在古代社會，客觀上存在著財產、商品交換、婚姻和家庭等關系，古代法律對上述私法關系的調整卻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刑罰。可以說，中國從形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與之相適應的是政治權力對私人權利、對人的欲望、對人與人之間交往的限制，以此為前提，民法的已經沒有可能，對權利的法律保護也無從談起。
三、文化上的重義輕利的思想對民法觀念發展的阻礙
古代民法的發展還受到了傳統儒家文化中的“重義輕利”思想的制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肯定了“義”是處理人與人之間所有關系的首要準則，不僅把義利對立起來，肯定了義高于利，而且認為義可以取代利。從漢代開始，儒家思想即成為我國古代社會的封建正統思想。具有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如此對待“利”，成為古代中國知識分子鄙視從商謀利的思想根源，在古代社會“義”就成為普遍的道德要求。“重義輕利”的觀念，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法律自然就排拒個人對私人利益和個人權利的追求，進而不斷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這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正好契合。
四、禮俗社會的特點決定了民法存在的非必要性
在社會學里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一種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鄉土社會（即禮俗社會），一種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法理社會。在鄉土社會中被土地束縛的農民，他們平常所接觸的是生而與俱的人。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一種禮俗，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古代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他們的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這是一個“熟人”的社會。古代中國人眼中，訴訟被認為是不光彩的。在司法方面，官府對參與解決民事糾紛態度冷漠，這樣廣泛的漠視民事法律關系的態度，極大的影響到民法這一權利法、人法的弘揚光大。
五、宗法社會抹殺了作為民事主體之個人的合理存在
中國古代社會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嚴密的宗法制度。宗法制是古代社會中存在的一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組織與國家制度相結合，以保證貴族世襲統治的政治形式。在宗法制的影響下，形成“家國同構”的政治格局，這也形成了古代社會等級森嚴的宗法社會，宗法社會對中國古代法律的發展影響是深刻的。首先，宗法社會是一種等級社會，強調身份之間的差異和待遇上的差別，這種等級與秩序的存在，在法律的實施上必然會體現出不平等性。在古代中國平等權利是不存在的，也必將不會產生保障權利的民法。其次，宗法社會影響了古代法律制度的普遍適用，在宗法社會下，宗族家規、道德倫理在相當程度上承擔了法律的作用，而且也形成了中國古代“無訟”的思想。在宗法社會下，官府對于發生在民間的土地、婚姻、金錢等糾紛，可以通過鄰里鄉親的干預達到平息。在長期的統治中，統治者也發現這樣處理不僅有效，而且有助于減輕政府及人民的訴訟，于是進一步強化宗法族規的地位。所以，在宗法統治下的中國，個人權利很難成為法律關懷的對象。而且，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也從地域和人際網絡上束縛了民法的發展，失去了它獨立發展的機會與可能。
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5
一、管仲的輕重論經濟管理思想
《管子·輕重篇》諸篇原有19篇，今存16篇，是我國古代反映經濟管理規律的重要論著。它在重視農業糧食生產的基礎上，主張通過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來富國和強國，提出了國家通過貨幣和利用商品的輕重(即價值關系來調控經濟的理論。這種先進的經濟管理思想在先秦時期是獨樹一幟的，至今也仍然可供借鑒。在中國歷史上，一談到輕重理論是最常與管仲相聯系的經濟學概念。戰國時形成的《管子·輕重篇》各篇，就是齊國人緬懷管仲的遺教，根據管仲的眾多言行和有關檔案資源，以及當時的歷史需求探討輕重理論的論述。它雖非管仲所作，但其輕重理論對于國家各種經濟管理的作用卻是難以忽視的。作為反映經濟管理規律的管子輕重論，在多篇管子中均有論述[261，包括《乘馬數篇》、《山至數篇》、《山國軌篇》、《國蓄篇》和《挨度篇》。
二、管仲的分類經濟和消費經濟管理思想
1.管仲的分類經濟管理思想。管仲經濟管理思想中最著名的就是作為分類經濟管理思想的四民分業分居論。四民分業分居論在經濟管理上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職業世襲化，讓士、農、工、商都固定在原來的職業和地位上}3}1，以便讓同一行業的人聚集在一起，便于彼此交流生產經驗，提高技術水平，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也可以互通信息，彼此間“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促進商品的流通。職業和地位的世襲化，不僅保證了勞動技能和勞動力的再生產，同時也使現實生產關系的鏈條得以在持續不斷的再生產過程中持續運行。管仲把民眾分為士、農、工、商4類的分類經濟管理思想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被此后的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所沿用，說明這種分類經濟管理思想反映了當時和以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存在和需求。盡管其中職業世襲的經濟思想與今天的人才與職業流動觀點不相符合，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輕重，即價值關系來調控經濟的理論。這種先進的經濟管理思想。
二、管仲的分類經濟和消費經濟管理思想
1.管仲的分類經濟管理思想。管仲經濟管理思想中最著名的就是作為分類經濟管理思想的四民分業分居論。四民分業分居論在經濟管理上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職業世襲化，讓士、農、工、商都固定在原來的職業和地位上，以便讓同一行業的人聚集在一起，便于彼此交流生產經驗，提高技術水平，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也可以互通信息，彼此間“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促進商品的流通。職業和地位的世襲化，不僅保證了勞動技能和勞動力的再生產，同時也使現實生產關系的鏈條得以在持續不斷的再生產過程中持續運行。管仲把民眾分為士、農、工、商4類的分類經濟管理思想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被此后的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所沿用，說明這種分類經濟管理思想反映了當時和以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存在和需求。盡管其中職業世襲的經濟思想與今天的人才與職業流動觀點不相符合，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2.管仲的消費經濟管理思想在《管子·奢靡篇》一文中，系統地闡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效用。管仲主張大量消費以促進大量生產，從而來繁榮社會經濟。在《管子·乘馬篇》中有:“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因此，他大力提倡消費，甚至到奢侈的程度?！豆茏?middot;侈靡篇》:“興時化若何·莫善于侈靡。”管仲是一個消費主義者，他提倡消費，主張一個國家的經濟要靠消費來拉動，不能太依賴于出口拉動，認為這樣消費才會刺激本國經濟的繁榮與昌盛。盡管其中的奢侈消費有過度消費之嫌，但其利用消費促進經濟發展的經濟管理思想卻無可厚非。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過分依靠外向型出口經濟的拉動，則別國經濟的風吹草動往往會直接影響到本國經濟。
三、管仲的自然經濟和技術經濟管理思想
1.管仲的自然經濟管理思想。管仲的經濟管理思想中具有明顯的自然主義傾向，這也就引發了他諸多的自然經濟管理思想。他為了有效地利用齊國的自然林木資源和漁業資源，針對當時齊國所面臨的“竭澤而漁”的不良經濟開發模式，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的自然經濟管理規定，也可以說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規其含義是國人伐木和捕魚只允許在適當的季節進行，禁止人們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濫伐樹木和濫捕魚類資源，目的是保護森林樹木和水澤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肆意破壞。另外，他出于收稅增加國家收入用作軍費、緩解及調和社會矛盾、招攬游士和網羅人才等目的，允許在繁華的都城臨淄和各地陸續開設了700家“女間”，并向“女間”征稅，對繁榮齊國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
2.管仲的技術經濟管理思想。管仲的技術經濟管理思想集中體現在已經認識到技術進步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因此，他大力推廣使用先進的鐵鑄農具，以提高勞動效率和增加糧食產量。管仲在實行“相地衰征”調整農業生產關系的同時，依靠技術大力推廣鐵鑄農具，直接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在西周末年時，質地較軟的原始熟鐵以為人們所常見。進入春秋時期以后，質地較為堅硬又有一定的韌性且價格低廉的鑄鐵被發明了，很適合于鑄造鋤、斧、鏟、撅等農業用具。
四、管仲的國際經濟管理思想
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6
近年來，隨著當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國際學術界開始重估中國傳統經濟，特別是明清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彭慕蘭、弗蘭克等為代表的美國加州學派力主“明清經濟發展論”，如彭慕蘭《大歧變》一書認為中國在1800年前一直在領跑；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認為1840年前世界上白銀產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國，如此強大的白銀吸收能力說明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國內也有學者認為清代才是中國傳統經濟發展的高峰，其成就超過唐宋時期。對彭慕蘭和弗蘭克的批評已有黃宗智、秦暉等長文刊布①，極具說服力，讀者自可參閱，本文不再置評。因此本文論域限定在中國傳統經濟，主要討論這樣幾個問題：一是能否找到一個科學的評價尺度以資比較(包括中西比較和朝代比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斷宋代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三是如何解釋宋代如此發達的工商業文明為何未能帶動宋代社會實現近代轉型。行文中間或會與明清進行對比。為節省篇幅計，本文只講觀點和思路，具體論證和支撐材料請參閱已出版的拙著《中國經濟通史》(第5卷)②的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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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 18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暉：《誰，面向哪個東方?——評弗蘭克〈重新面向東方〉》，見秦暉著《傳統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葛金芳：《中國經濟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從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國傳統經濟發展的高峰段落
為了找到一個進行中西比較和朝代比較的共同尺度，須從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入手。這條共同道路若從生產力角度看，無非是手工勞動逐步發展到機器生產；若從生產關系角度看，則是封閉體制(自然經濟)向開放體制(市場經濟)的逐步演進。當然在實際生活當中，這兩個方向是彼此涵攝的，共同耦合成一個有生命力的經濟運行系統。本文關于經濟體制演進方向的認識得益于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怂?，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經濟史理論》中認為，現代經濟本質上是市場經濟，而此前出現的“習俗經濟”(如村社共同體經濟)和“指令經濟”(如封建領主的采邑經濟)則是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古代經濟形式①。這是從經濟體制著手的科學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產力這個維度。推動著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不斷演進的生產力，來自于勞動技能的積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機械的出現。所以考慮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還必須加上從手工勞動到機器生產的發展這個維度。我們將上述兩個維度(生產力、生產關系)所涉及的四個要素進行排列組合，可以得到四種不同的經濟類型：
1．手工勞動+封閉體制=傳統經濟(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
2．手工勞動+開放體制=原始工業化經濟(由古代向現代經濟的過渡形式)
3．機器生產+開放體制=市場經濟(現代經濟)
4．機器生產+封閉體制=計劃經濟(前蘇聯、東歐模式)
如果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橫坐標，把經濟體制的演講作為縱坐標，這四種經濟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從封閉的古代自然經濟，中經原始工業化階段之過渡，逐步邁向開放的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演講軌跡，這也許體現了東西方各類經濟體演進嬗變的普遍規律和共同方向。各國經濟發展會因地理環境、資源稟賦、自然和人文環境種種的不同而呈現出千姿百態、變化無窮，但是地無分中西，人無分南北，各國、各民族、各地區的人民都要走向機器生產和市場經濟的訴求，卻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顯而易見，僅就經濟層面而言，誰要發展，誰就應該朝高效率的機器生產和開放的市場經濟這兩個方向走。從亞當·斯密開始，中經馬歇爾、凱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綜合和新制度經濟學派，現代經濟學的充分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就中國傳統經濟的再評價而言，無論唐宋還是明清，哪個朝代更接近機器生產和市場經濟，那么這個朝代就更先進，更有發展前途。推而廣之，不論是縱向比較(如明清和唐宋比較)，還是橫向比較(如18世紀的中國江南和英格蘭)，都應該從這兩個維度即機器生產和市場體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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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約翰·?？怂怪?，厲以平譯：《經濟史理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經濟現代化的兩層次界說》，《中南財經濟政法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經濟：工商業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長和海洋發展路向的初現
宋代，正處在漢唐和明清之間。在我看來，漢唐是同質社會，宋明是同質社會，插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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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約翰·希克斯著，厲以平譯：《經濟史理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經濟現代化的兩層次界說》，《中南財經濟政法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間的遼夏金元又是一種同質社會。而清朝則是宋明與遼夏金元社會的綜合①。漢唐的立國基礎是小農經濟，自然經濟氣息濃厚；宋明雖然仍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之基礎上，已經生長出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雇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已然處在邁向近代社會的前夜。換言之，漢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異質社會。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成分在傳統社會母胎中的急速成長。晚唐以降，特別是入宋以后，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及運輸工具(如漕船、海船)的進步和交通條件(如汴河和沿海海運)的改善，商品經濟繼戰國秦漢之后迎來了它的第二個高漲時期。以前未曾見過或者雖有征兆卻并不明顯的諸般新氣象，此時卻一一凸現在我們面前。
一是商品性農業的成長。以桑麻、竹子、茶葉、水果、蔬菜、花卉等經濟作物為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加速擴展，特別是在兩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區，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涌現，他們與獨立手工業者一道，開始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
二是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中工商業從業者增多，地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層出不窮，導致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商業城市轉化，都市化勢頭日見明朗。與此同時，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潰而有重大改觀，城市商業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臨街設店的近代型城市風貌已可初見端倪。
三是商品構成的變化和商業性質的轉折。社會商品構成發生重大變動，越來越多的生活資料(如糧食、布匹、茶葉等)和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農具等)進人流通領域。原先主要為社會上層服務的、以奢侈品和土特產為主的販運型商業，開始轉變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用品為主的規模型商業。
四是草市鎮的勃興和地方性市場的初步形成。在經濟發達或人煙稠密的鄉村地區，以及水陸碼頭和交通孔道沿線，“草市”成批涌現，以草市——鎮市——區域經濟中心為三級構成的地方性市場開始形成，商品貨幣關系獲得了更多的前哨據點來浸潤、啃嚙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五是商人群體的崛起和“謀利”觀念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泄”)。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下裂開了縫隙。
六是海外貿易的拓展。漢唐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此時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規模之大是陸上中西交通所無法比擬的；而且范圍更廣，與宋朝建立外貿聯系的已達6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宋朝與遼、夏、金、吐蕃、大理等周邊政權的物資交流和經濟聯系不僅一刻也沒停止過，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形式日趨多樣，榷場貿易、走私貿易、茶馬貿易和朝貢貿易等形式各顯神通，互相補充。宋代每年所鑄數百萬貫的銅錢亦因之流向周邊地區，幾乎成為“國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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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關于中國歷史上的幾種同質社會，這里只是一個簡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備。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體經濟之上，也是一種同質社會。這幾種同質社會以一個否定一個的方式發展下來，其間既有聯系(歷史傳承)又有區別(性質相異)，還有交叉和融合。因問題比較復雜，這里不便展開，我已另文論列。
七是紙幣的出現和白銀的貨幣化。在國內外市場同時得到開拓、商業規模遠遠超邁前代的情況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銅錢這種交換手段，因其分量重又價值低而顯得力不從心(特別是在日趨普遍的長途販運和交易量擴大的情況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區率先登上商品交換的歷史舞臺。稍后，以白銀為代表的貴重金屬稱量貨幣亦開始躋身于流通領域，從而形成了銅錢、鐵錢、楮幣、銀兩并行的過渡性貨幣體系。遍布于汴京、臨安城內的“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就是各種不同貨幣的兌換處。僅臨安城內這種金銀交易鋪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的商品經濟的確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梢院敛豢鋸埖卣f，此時我國商品經濟的繁盛，無論是就規模還是水平而言，依然遙遙領先于當時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即與18世紀的清中葉比，亦毫不遜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別是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在海外貿易的拉動之下，一個新型的、充滿活力的開放型市場經濟得以崛起，這是漢唐以來農業經濟內部真正帶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變化。在我看來，秦漢“第一帝國”和隋唐“第二帝國”，都是以農業經濟為立國基礎的大陸性帝國，不僅經濟重心位于司馬遷所說的“三河”，即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且漢唐間歷時千年的“絲綢之路”更是向著亞洲內陸延伸?？梢哉f宋以前的歷代王朝，都是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內陸國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國開始由內陸型國家向海陸型國家轉變：廣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繼興起，東南沿海地區以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為后盾，表現出向海洋發展的強烈傾向。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后，為形勢所迫更加依賴外貿，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時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發展的海外貿易的刺激下，東南地區以生產交換價值為己任的商品經濟日趨繁盛，以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國態勢，一變而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這個轉折的實質性內涵是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單一種植經濟過渡到多種經營，從基本上自給自足到專業分工有所發展，從主要生產使用價值轉為生產交換價值，從習俗取向變為市場取向，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③。這一切表明，宋代，特別是南宋東南沿海地帶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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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13“鋪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