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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歷史的關系范文1
一
首先，中西文化始終是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態對立著展現在作者的論述中。而這種對立主要存在于當時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文化與西方的核心信仰基督教文化之間。雖然兩種文化在表象上有著諸多形似之處，例如：儒家經典中衍生萬物的“天”的概念與基督教義中創造世界的上帝形象(以及由此而來的“敬天”習俗與上帝崇拜)；《論語》中的“克己”警言與《圣經》中十誡的訓條；中國士大夫倡導的靜心自省與基督修士們的苦行懺悔等。但是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畢竟是在兩種不同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獨立發展起來的成熟文化，其文化核心與本質有著迥然的區別與對立。這種對立體現在中西方的社會組織、政治體系、行為思想等諸多方面，尤其是作為文化整體根基的宗教形式與道德立場上。
正如謝和耐書中論述的，儒家信條中所敬、所畏的“天”表現為一種“無個性特征的力量”，它是無言的、間接的，始終以一種“難以察覺和連續不斷的運動方式維系著自然的交替和平衡”；而基督教中的上帝則是以一個有人格的干預者身份出現，它不僅親自創造世界，給予人類以不朽靈魂，更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表達自身意志并發號施令。由此，在兩種不同類型的敬畏與崇拜中，中西方所確立的社會道德也有所區別。在基督教看來，真理與完美只存在于這個世界之外的“彼岸”，人們必須通過與自身天性、肉體的抗爭及向彼岸的上帝的不斷懺悔，以達到唯一的目的――靈魂得救；與之相反，中國人的道德建立在一個固有秩序之上，“這種秩序不僅存在于宇宙與社會當中，而且也存在于人自身”，所以對個人而言，“正確的行動意味著發展自身天性，努力把自己與天理結合”[1](P230)。
對于中西文化問的這種根本對立性，謝和耐給予了高度關注與重視。在書中，他更是以各種比對性的關系多次強調了這種對立的存在，如“絕對信念的確立”與“相對信仰的調和”，“個人靈魂得救”與“宗族群體獲益”，宗教與政治的“鮮明劃分”與“密切聯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主題”與“儒家君臣、父子的嚴格等級關系”，人性上的“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精神與物質的“二元獨立”與“渾然一體”等等，都充分展現了中國與西方兩種高度文明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根基之上這一基礎性論斷。
二
盡管中西文化有著各自特殊的發育機制與獨立的民族創造性，然而在這兩種對立的文化之間是否存在調和的可能性?在這種調和的過程中會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并帶來怎樣的結果呢?如果說前者是以利瑪竇為首的多位西方傳教士致力的嘗試，那么后者則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沖撞》一書所關注的焦點所在。
正如書中所說，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真正實質性接觸”是圍繞著耶穌會士在中國以傳教為目的的行為活動與中國人對此的回應展開的，因此，由此接觸帶來的矛盾或沖突主要是在兩個階層――傳教士與中國士大夫之間的這種“對話”中產生的。然而無論是中國人對傳教士著作解釋的混亂，還是傳教士考察中國人時概念上所犯的錯誤，都讓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惑：基督教與儒家思想這兩種不同形態的文明能夠真正實現“會通”與“調和”嗎?
一方面利瑪竇等傳教士在傳教活動中一直本著“合儒”、“補儒”的文化策略，試圖將基督教嫁接在中國本土的儒家之上；另一方面，中國士人對其著作《天主實義》提出的道德觀念表現的積極的認同與贊許，而這所造成的結果――基督教的儒教化抑或儒教的基督化，都似乎造成了這樣一種假象――兩種文化在雙方的努力下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一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補與調和。但是，我們需看見的是，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在接觸中始終只是“以自身的思維定見詮釋對方，并把自己的思想投射給對方的文化”[2]，兩者之間的所謂交流與對話更像一種從自身角度出發的“各說各話”或“自說自話”?？梢哉f，他們從未發生過真正的意義傳遞，在中西文化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并非是單純某一方面的因素――即基督教普世主義所具有的強烈排他性，或在當時仍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所帶有的“文化沙文主義”傾向――造成彼此文化的無法理解乃至調和，而是緣自謝和耐在書中反復強調的論斷――即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態，以及由此以邦文尼斯特的理論作為根本方法依托得出的結論――即根植于不同思維模式及語言結構上的兩種文化不可能達成內在的、實質的、精神上的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謝和耐在書中也曾提到過超越了這種文化之不可調和性的兩種人――即耶穌會士中的樂觀主義與中國士人中對傳教士報有同情態度的開明者。前者“信任‘自然理性’，并樂于相信中國人的素質對基督信仰有利”；后者更是“秉持一種以人同此心的假定為基礎的不同信仰的調和”[1](P6)。但我們應了解，謝和耐的這種“超越”只是建立在“可能”、“假定”或“相信”這種主觀心態的前提下，而非存在于“確定”、“已經”的客觀事實基礎之上。在書中，我們看到(或者說他展現給我們的)貫穿始終的是一種實質上的矛盾與沖突，以及表象上的誤解與混亂。盡管利瑪竇嘗試作出一些“信仰上的讓步”；而中國人也似乎樂意接受《圣經》中的道德訓條，然而“構成基督教精髓本身的東西――即道成肉身，基督是上帝的化身，終沒有被傳授”[3]，基督教在此期間是以一種皮毛或變種的方式出現在中國的；而對此有所了解的中國人，則視耶穌被釘死于十字架為一種侮辱性的酷刑，從根本上無法認同、接受。因此，擺在兩者間的始終是一個“球狀的世界”，而非“重疊的基督教世界或儒家世界”，而其中的理解與調和正如謝和耐自己在回答這個問題所說“似乎可以，實質上不可能”[3]。
三
在書中，謝和耐充分肯定了中西文化在沖突矛盾中所展現的一種多元性與豐富性，但也因此割裂了兩種文化間達成真正和解的可能性，而這意味著謝和耐否定了一種超越于文化之上的、為所有人類普遍理解的共同體驗的存在。這樣就形成了謝和耐的歷史主義立場，其具體體現就是文化相對主義。
正如謝和耐自己所說：社會、政治、思想、宗教……“所有這一切在既定的時代和文化中形成相
對凝聚的整體，所有這些方面都應予以考慮”[3]。由此，文化成了一個獨立而完全的整體，也即成為了一個相對封閉、彼此絕緣的個體。既定的時代產生既定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時代的文化，而且各種文化有不同的感悟，它決定了其存在的面貌。這意味著沖突與矛盾，而非和解與會通才是文化間的終極狀態。而這種狀態決定了文化必須向其他文化開戰，因為只有在這種戰爭中才成體現文化自身的存在。
可以說，謝和耐的這種文化觀，使其面臨著一種價值評判標準的喪失。因為當他否認那種超越的統統體驗的時候，他也在無形中抹殺了一種普遍的客觀真理的存在。
謝和耐說：“如果人們認為面對的只是互相替代的個體，如果人們假設一個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變的，而大部分情況則首先它不是賴以生存的世界之物，那么就沒有什么可研究的了?！盵3]那么是否可以認為，在謝氏眼中，人首先是文化的產物，而不是自然的產物，他從文化中獲得的因素比其自然因素重要得多。因此“人在文化中變成了超越自然的東西，除了特定的文化，他沒有別的存在模式，也沒有別的支撐物”[4](P159)。文化成為解釋人的特制的唯一框架，在這一框架中文化代替了真理、正義、美德等諸如此類的普遍原則，成為了人及其行為活動的價值評判標準。而各種文化之間又是不可理解與調和的，因此以任何一種文化所持的價值標準去評判其他文化都缺乏一定的正當性基礎。而如我們前面論述到的，各種文化間的終極狀態是永恒的沖突與矛盾，這就意味著任何一種以擔當、維系自身文化為由的戰爭都是合理且正當的，因為在這樣的文化相對的思想中，裁決的標準已然喪失。
由此，謝和耐于渾然不覺間陷入了歷史主義的怪圈。雖然謝和耐始終堅持用一種客觀的眼光對兩種對立文化的價值予以平等的肯定，然而正是這種平等，扼殺了文化本身的真正價值內涵。因為在林立的各種文化中，這種不分高低、優劣的態度與精神，最終會將所有文化的價值置于平等的地位――同樣的杰出抑或同樣的平庸，而前者與后者的區別，就如各種文化顯示出的多元差異一樣(如書中描述的“神圣的宗教感”與“世俗的人神契約”、思維的“明晰思辨”與“混沌無知”等等)，僅僅是興趣選擇上的不同，而不再存在任何價值高貴與低劣上的區分。文化相對主義的結果就是文化虛無主義。
我們需承認謝和耐書中展示的不同文化間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因為畢竟在各種自然的聯合體中，擁有文明者為數甚少且相當艱難，我們應該珍視并尊重這些創造，為任何一種文化感到歡欣，這樣的多樣性展示出迷人的魅力；然而我們同樣要注意到這種迷人的多樣性背后所隱藏著歷史主義的潛在傾向，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問題與危險一即價值評判標準的喪失，即由此可能造成的各種文化固步自封、停滯不前。尤其在當今多元文化交匯的全球化時代，后者比其前者似乎更值得我們關注與深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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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謝和耐．錢林森．關于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實質性的接觸――問謝和耐教授[J]．中國文化研究，2002，(4)．
文化和歷史的關系范文2
一、將企業管理融入高職院校學生管理的原因
以前高等職業院校的學生培養目標強調人才對企業對社會的被動適用，重視理論知識的掌握，很少會考慮學生的創造性，缺乏讓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限制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潛能。如今大學生的學習狀態以及心理狀態已經不再適應當代企業對人才的要求。
（一）學習積極性與自信心不足、目標不明確
如今的大學生多數人基礎差、底子薄，高職院校的學生更是如此，這已經是當今教育熱點以及社會評論不可回避的事實。高職院校的學生對所學專業缺乏熱情，原因有兩點：一方面由于成績的原意在高考報填志愿時受到較大的限制，使許多學生無法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或學校就讀，因而造成學習動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高職院校的學生本身就是來源于學習能力和成績中等或中等以下的高中畢業生，學習的主動意識不強，認為升入職業院校學習是家長所逼、老師所迫，覺得即使來學習，也是為了敷衍家長和老師。這一點，新生表現得尤為突出。
（二）個人主義心理較重，缺乏組織紀律性
大學生多數都是獨生子女，中國父母對獨生子女“愛”的方式不能說都是錯誤的，但是，由于“溺愛”而導致的獨生子女問題已經是我國的一個大問題，有多少學生，既要美國式的自由，又要中國式的寵愛，卻沒有美國孩子的自立，又失去了中國傳統的孝道。個人主義心理較重、組織紀律性較差。
（三）自我控制能力差、易受不良風氣影響
現在的大學生都憧憬豐富多彩、無憂無慮，不受約束、不受管制的大學生活，好像覺得只要跨過了高考那個門檻，就已經能馳騁職海、獨擋一面，甚至是已經成為國之棟梁，已經高枕無憂了。他們寧愿睡覺、看韓劇、打游戲，也不愿意將時間用在學習上；加上各種社團活動、學生干部工作、社會兼職、宿舍活動、專家講座、自習課、戀愛等，這些豐富的生活內容讓一些自制力不強的學生無法正確處理學習與其他活動的關系。
二、將企業管理融入高職院校學生管理的現實意義
校企合作是高職院校謀求自身發展、實現與市場接軌、大力提高育人質量、有針對性地為企業培養實用型技術人才的重要舉措。學生培養過程中將企業管理融入高職院校學生管理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高職院校學生素質培養的要求
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高職院校所培養的學生進入企業后，將成為企業的中堅力量。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企業對人才的綜合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傳統的以理論知識傳授為主的教育已經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迫切需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為了滿足企業對人才的要求，職業院校要不斷改革教學條件和教學內容，創新教學形式，例如可以采用校內實訓、企業實習、拓展訓練等方式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學生在學校內受到的職業素養培養不夠充分，因此有必要在學校教學中引進企業管理模式，這樣對高職院校學生素質培養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學生管理中融入企業管理文化是適應企業管理的需要
高職院校畢業生是企業人力資源的主要來源，這就必然要求畢業生要能迅速適應企業的管理文化，認同企業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完成從學生到企業員工的角色轉換，是用人單位的普遍要求。然而，現實情況是相當數量的高職畢業生難以較快融入新的企業環境，并不能很快適應崗位的要求，甚至對用人單位的管理產生種種抱怨，而用人單位覺得畢業生不能勝任崗位工作要求和遵守企業規章制度而無法繼續使用。兩者之間的磨合陣痛已成為當前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突出問題，高職畢業生對企業管理缺乏了解與認同，是產生這個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學生管理中融入企業管理文化是培養學生良好職業素養的需要
優秀的校園文化對學生的教育培養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和塑造作用。校園文學對學生的影響重大，優良的學風、校風對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和引導有重要作用。校園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制度文化建設是其中重要內容之一，是學校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學院要與優秀的企業進行深層次的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要追求學校文化與企業文化有機交融，學術氣氛與實踐氛同相輔相成，營造職場環境，對培養學生的職業素養大有好處。
三、企業管理文化融入高職院校學生管理的途徑
（一）導入企業的管理架構，培養企業管理的管理理念
職業教育本質是就業教育，培養學生的目標很明確，是為企業培養需要的人才。因此，教學中引入企業管理對學生盡早適用企業管理有好處。在高職院校的班級管理中可以引入企業管理制度和激勵制度，比如可以設立“經理―主管―員工”的管理架構；在學生成績的評價和獎學金的評比中可以才有工資獎金福利等類似的方法，這樣做的好處可以使學生產生競爭壓力，有壓力才有學習的動力，使學生在相互競爭中得到鍛煉，并不斷成長。
職業教育能不能培養出企業認可的合適人才，關鍵環節是人才進入企業能不能快速適用。引入企業管理架構進入學生管理中，可以使學生更快了解企業的環境與特點。加快校企合作的重點在于高職院校的重視程度和投入。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要始終保持實用性和針對性。學校管理制度、教學方式最好可以聽取相關企業的意見建議，課程內容方面及時補充新技術、新知識，關注行業的發展。
（二）在日常管理中強化行為的規范管理，培養學生的遵章守紀以及服從意識
目前，相當多的高職院校，由于種種原因，現有的學生管理制度沒有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導致許多學生養成了我行我素的行為習慣，這對以后的職業生涯是非常不利的。很多企業的管理制度非常嚴格，這與學校的校園環境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必須在日常管理中使學生心中樹立起制度的權威，培養學生對制度的敬畏、信任，進而自覺擁護、遵守。嚴格敬畏和遵守制度，是高職院校學生所必須具有的素質，這點對學生盡早適用企業有重要作用。
（三）建立校企融合的“校企文化”，有針對性的進行企業管理文化的教育
學校應積極探索優秀企業文化與先進校園文化深度融合，提升師生綜合素質，拓寬知識視野，培養適應企業需求的能力。例如，學院可以組織開展，“企業文化初體驗”系列活動與“企業文化大講堂”活動，通過這個平臺，使學院教育教學更加貼近社會、貼近用人單位，使學生盡早地接受優秀企業文化熏陶，實現學生與企業的“零距離接觸”，這樣可以使學生更早更全面地了解企業。學生提前模擬企業崗位作業、模仿員工生產、扮演企業中不同的崗位角色，經過這樣的反復訓練使學生提前預知企業的崗位實況，了解企業狀況，使教學內容形成與企業需求的情景化。企業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學院辦學理念、人才培養目標和專業特色，提前將企業文化融入校園，促使高職學生了解熟悉企業文化的精髓，感受企業勞模和先進人物正能量，幫助其形成正確的職業觀和良好的職業素養。
（四）以專業為平臺，強化職業道德教育，培養敬業愛崗精神
文化和歷史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核心競爭力；知識管理；競爭優勢
一、引言
全球化經濟時代面對千變萬化的環境和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逐步認識到其競爭優勢的基礎是它們所擁有的知識,知識地位的變化凸顯了知識管理在企業戰略中的重要性。在快速變化的戰略環境下,對知識資源開發、管理、運用能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價值。目前,知識管理已成為企業界最熱門的管理變革之一,但是很多企業的知識管理績效卻不盡如人意。據有關資料表明,只有6%的企業認為自己從知識管理活動中獲得巨大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許多企業對于知識管理的認識含糊不清,已有的知識管理理論更多地偏重對技術解決方案、企業知識特征及知識創新的研究,缺乏對如何通過知識管理構建企業的核心能力的研究。為此,本文將以培育和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知識管理與企業核心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通過知識管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等有關問題。
二、知識管理對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影響
多年以來,對企業能力理論的研究表明,企業核心能力的本質是企業特有的知識資源,隱藏在企業能力背后并決定企業競爭優勢的是企業掌握的知識。Prahalad和Hamell早在1990年就已經明確指出:“核心能力是組織的積累性的學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集成的多種技術流派的學識”。無論是“生產技能”、“技術流派”、還是“積累性學識”,都是“知識”的一種。Teece等人(1997)則認為:“企業通過學習和知識積累等不斷培養新的核心能力的動態能力,是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可見,企業的核心能力是一個動態的知識系統,企業知識的競爭力和對知識管理的能力是企業的競爭優勢能夠長久保持的關鍵。本文將從最能體現企業核心競爭力特征的企業文化力、學習力與創新力等方面來探討知識管理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互動關系。
1.知識管理有助于企業文化力的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靜態看是一種實力、一種結果;從動態看是一種行動、一種過程,是企業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水融、相輔相承發揮作用的過程。文化是以價值標準、行為習慣為核心的概念,是人類能力高度發展的標志。文化以其獨特性為人類能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特殊的競爭資源。企業文化是企業在其生產經營活動中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價值觀、行為規范和慣例的總和。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和精華,沒有文化的企業是沒有凝聚力和競爭力的。幾乎所有推行知識管理的企業都認為知識管理不只是簡單的信息技術的應用,而是建立在全組織范圍內、滲透于組織每一方面的學習型文化。企業文化建設與塑造的實踐證明,沒有知識的獲取——處理——傳遞——應用過程,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企業文化,而沒有良好的企業文化,企業也就不可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
2.知識管理有助于企業形成持續的學習能力。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要求企業應該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和知識型組織,在不斷修煉中增加企業的專用性資產、隱性的不可模仿性知識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彼得·圣吉認為:“當世界更息息相關、復雜多變時,學習的能力也更要增強”。他在《第五項修煉》一書中引用殼牌石油公司企劃主任德格的話說:“惟一持久的競爭優勢,或許是具有的比你的競爭對手學習更快的能力?！币虼?組織學習,創建學習型組織,通過不斷學習、團隊學習和系統學習,使企業的運行處在動態變化之中,對活化企業的內部資源,適應環境的變化,培育核心能力,創造持續競爭優勢具有決定性意義。企業學習力的形成離不開知識的積累、開發與共享,通過知識管理可以使企業形成持續的學習能力。
3.知識管理有助于企業創新力的提升。知識經濟的生命力和靈魂在于創新,創新是企業保持長久競爭優勢的主要源泉。企業的創新能力就是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不斷增加知識總量,實現企業目標的創造性活動,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等。通過知識管理可以構建企業的知識庫,為創新奠定堅實的知識基礎;在知識共享,特別是隱性知識共享的過程中,交流思想,引發創意;鼓勵和培育新思想、新方法,最大限度地把企業員工聚集到獻計獻策和通力合作的活動中來,共同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從而培養和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
三、強化知識管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企業知識管理對于核心競爭力的培育與發展有著深刻和積極的作用,但從國內外眾多企業的實踐運作來看,分散、盲目、零亂的知識管理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企業只有以核心競爭力為中心進行知識管理,才能真正促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1.依靠知識管理為企業創造價值。企業只有適應、滿足顧客對價值的需求,才能生存和發展;只有比競爭對手創造更多的價值,才能創造競爭優勢,這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理論的核心內容。實踐中大多數企業一般通過降低產品和服務的成本或通過差異產品和服務來創造價值,而忽視依靠知識管理為企業創造價值。那么知識管理如何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或為企業增加收入?企業可以通過加快知識在企業內部的共享和流動為企業創造價值。知識交流和知識共享的好處是通過降低知識獲取的成本來降低產品或服務的成本,因而能夠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收入。企業的知識可以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顯性知識是可被編碼的知識,其特點是容易交流和轉移。與顯性知識相比,隱性知識是直覺性的和不能被明確表述出來的知識,如企業員工的技術專長、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管理層的領導能力和洞察能力等。在沒有知識攜帶者(認知主體)參與的情況下,這類知識很難被交流、理解和共享。所以,企業要通過各種方法,加快企業成員之間知識的交流與共享,成功實現知識的轉化,不斷將隱性知識轉變為顯性知識,將個人知識轉變為組織知識,進而將知識轉化為產品和服務,為企業創造價值和競爭優勢。
2.注重稀有性知識的識別與創造。許多企業都善于積累和創造知識,但如果許多相互競爭的企業擁有同樣的知識,則這樣的知識不能為其中的任何一個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相互競爭的企業擁有同質的、有價值的知識,最多能保證企業在競爭中不至于處于劣勢。所以,如果企業擁有的知識能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則這樣的知識必須是企業特有的、獨特的、有價值的知識。許多企業已經發展出了獲取知識的文化,但沒有發展出知識交流與共享的文化和制度保證,由于知識通常被視為權力的象征,員工所掌握的知識不能在企業擴散和轉移,企業不能利用知識的獨特價值。如果企業要提高生產率,增強競爭優勢,就必須要發展出具有獨特的、企業所特有的知識,并且能夠利用這些獨特的知識為企業創造價值和競爭優勢。因此企業必須能夠識別出對自己最重要的和最有價值的、真正稀有的知識。
3.塑造難以模仿的知識共享型企業文化。成功的知識管理需要企業塑造一個知識共享型的文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在企業長期的生產經營活動中積累形成的,深深印上企業特殊組成、特殊經歷的烙印,其他企業難以模仿。因此,有價值的、特有的知識在短期可以為企業帶來利潤,但如果其它企業可以模仿這些知識,那么這些稀有的知識不再能夠為企業創造獨特的競爭優勢,企業必須發展和培育出難以模仿的資源,即獨特的知識共享型企業文化。每一個企業都有一個獨特的企業文化,這個企業文化是其它競爭者難以模仿的,因此,可以為企業提供持續競爭優勢。
4.實施以企業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管理戰略。實施知識管理并將之納入企業戰略管理,企業需要系統的、有機的知識觀,其中實施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管理戰略,如企業技術創新、組織結構創新、戰略創新、文化創新、制度創新等,將為知識管理戰略的實施提供可靠的保障。技術創新能力是核心能力的基礎,而企業的技術創新及其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許許多多因素對企業創新的過程、機制、模式、政策和績效有影響。因此,在技術和市場劇烈動蕩的環境下,企業只有以技術創新為核心,著力發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全面創新管理,才能快速穩健地提升核心能力。
5.重視知識型團隊和知識型員工的管理。核心能力的人才載體主要是高素質企業家、技術頂尖人才、管理頂尖人才、營銷頂尖人才、工程技術骨干。企業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個體智力資本、團隊智力資本、組織資本的競爭,因此企業要制定并執行一系列吸引、培育、發展和凝聚人才,特別是頂尖人才的策略。特別是要制定和執行環境戰略、成長戰略、支持戰略、關系戰略、補償戰略、并通過文化整合,以留住優秀人才。同時,企業要建立有效的組織學習機制,加強知識型團隊和知識型員工的管理,以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本競爭力和增強組織資本。
四、結語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知識已日益成為企業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最大限度地掌握、利用、整合和創新知識是培育企業核心能力的關鍵。研究表明,將企業管理的重點轉向知識管理,就是要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心,通過以知識為核心的管理,很好地促進企業內部知識的流通,增加企業內部知識的存量與價值,充分發揮企業員工的潛能,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升企業個體成員與整個組織的能力,從而達到培育和提升企業核心能力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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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歷史的關系范文4
引言
一般說來，模具企業都是中小企業，大都是從作坊式的企業成長起來，甚至目前仍有許多模具企業是作坊式的的管理，在模具交貨期、成本、質量的控制方面問題層出不斷。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落后的管理手段和水平，使模具企業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只有疲于奔命，企業投巨資引進的CAD/CAM系統和高檔數控加工設備也難以發揮出應有的效率和水平，企業缺乏活力和競爭力。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許多有志向國際先進水平看齊的模具企業經營者的高度重視，如何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已成為我國模具制造行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模具制造企業要提高管理水平，具備快速反應和及時調整的能力，沒有一套先進的管理系統實現管理的信息化是很難做到的。通過信息化建設，實現模具制造企業的集成化管理，是促進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一個有效途徑。
本文通過模具企業實際的案例，討論分析了信息化對提高模具企業管理水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結合深圳市偉博思網絡技術開發有限公司開發的專業化模具企業管理系統iM3(inteMoldMakingManagement)，給出了信息化解決方案。
一、信息化是企業與客戶信息交流溝通的橋梁
模具是典型的按定單單件生產的行業，每一個定單都要與客戶進行詳細的業務和技術方面的溝通，否則將會產生嚴重的后果。下面是模具企業與客戶信息溝通不充分的兩個實例：
案例1.某大型模具廠承接了一個日本新客戶的模具定單，這個日本客戶習慣定單下達后，就與模具廠的設計人員進行詳細的技術溝通，對模具提出很細致的設計要求，模具廠按此要求進行設計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確認設計圖紙。而模具廠設計人員完成設計后，卻仍按以往接美國客戶定單的習慣，等待客戶確認設計后再訂購模架和材料，一直等了10天，才知道客戶不需要確認圖紙。結果，該套模具延期10天，客戶很不滿意，從此不再下定單，為此失去了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客戶。
案例2.某模具工廠承接了一個新客戶的模具定單，該客戶的注塑工廠有一套嚴格的生產安全標準——多少噸的模具必須使用多大的吊環。由于缺乏詳細的技術溝通，這個問題被忽略了。模具設計人員按照本工廠的習慣選用吊環，結果比客戶的標準小了一個規格，致使模具交付客戶后，才發現不符合要求，只能把模具運回，重新加工吊環孔，整個過程的費用就超過萬元，同時還影響了客戶的生產。
由此可見，在與客戶及企業內部的信息溝通方面即便是一個小小紕漏，都會對企業造成巨大損失。因此，解決好溝通問題，具有如下重要意義：
盡量一次把客戶業務與技術方面的要求了解全面，避免多次反復，從而節省費用和時間。
詳細了解客戶的模具技術要求，避免在試模后修改和返工。
對每一次溝通的內容進行記錄和總結，針對每個客戶逐步建立客戶業務和技術資料知識庫，在公司內部共享，以便提高客戶服務水平，減少錯誤。
信息化的管理系統將能夠幫助模具企業更好地與客戶進行信息溝通。例如，在iM3系統中，提供了詳細的模具技術溝通模板，模板整合了國內外多家優秀模具企業的經驗，完全與國際模具行業接軌。通過該模板，方便與客戶進行詳細的技術溝通，減少模具的修改工作。而且通過系統記錄的與客戶溝通信息，可以總結客戶業務和技術方面的習慣，分享給公司內部相關人員，避免犯重復的錯誤。
二、信息化系統可以幫助企業監控模具進度
客戶非常關注模具的試模及交付日期，往往根據模具的試模時間安排試產及生產計劃，尤其是海外客戶，往往把模具的交付期的重要性放在首位。因此，控制模具的生產制作工期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取勝的一個重要指標。下面的案例可能是許多模具廠都出現過的問題。
案例.某大型模具工廠承接了美國客戶的模具定單，由于缺乏有效的模具生產進度監控和管理手段，不能按期試模。生產部門也把這一情況反饋給海外的市場人員，但市場人員由于不能了解生產的實際情況，擔心不按期試?？蛻魰桓吲d，于是抱著僥幸的心態，認為生產部門能夠加班加點搶回時間，仍然承諾客戶的既定試模日期。當客戶從萬里之外來看試模時，發現模具在一周內根本不能試模。客戶非常失望，從此不再下定單。
對模具進程監控不力的根源在于：
缺乏有效的模具生產進度監控手段，不能及時發現模具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早發現、及早解決。
模具生產過程的狀況不能得到有效反饋和記錄，往往憑感覺來判斷模具的進程，習慣用“差不多、差很遠、很快做完”等模糊概念來說明進度，數據不準確及時，往往產生僥幸心理。
公司內部缺乏信息共享的環境與平臺。由于每個人的工作性質的不同，對每套模具的實際生產進程的了解程度有很大的差異，而且，通過臺階式的層層信息反饋往往會造成信息失真，再加上人為的因素，問題就出來了。
人們往往比較注意重要和難的問題，忽視小問題，尤其是當企業同時有數十或上百套處于不同階段的在制模具時，管理人員很難堅持每天不厭其煩地檢查每一套模具的每一個任務進程是否在計劃之內。
信息化的管理系統將為企業提供共享的、一致的、忠實的進程監控平臺。例如，在iM3系統中，通過項目計劃與進程控制，可以對模具的整個生命周期（定單確定—設計—采購—生產—首次試模—模具修改—交付）進行管理。生產一線管理人員直接在系統中反饋模具實際進度，系統忠實地監控項目進程的每一個任務，當某一控制點出現延期時，系統會自動發出報警郵件給相關人員，以便及早發現、及早解決。而且，對于一些關鍵任務，還可以讓系統提前預警，以使有關人員及早準備和安排。
三、有效的模具成本控制利不開信息化
成本控制是模具企業管理上的一個難點，模具企業的成本控制能力越來越突出地體現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目前，模具行業面臨著模具價格越來越低的沉重壓力，模具增加幾次修改，模具利潤就消耗干凈，甚至要賠本。企業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將面臨淘汰出局的危險。
在專業化的模具企業管理系統iM3中，將通過如下途徑幫助企業控制成本：
在公司內部下達定單時，以報價的成本估算為基礎，為模具制定計劃成本；系統中設置成本預警，對模具生產中的成本要素進行監控，從而有效控制各項費用，確保利潤目標的順利達成。
在模具BOM下達時，比較設計物料總成本與計劃材料成本的差異，決定是否下達。在采購材料收貨時，比較交貨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異，決定是否收貨，從而有效控制采購成本。
系統記錄和統計每一工件在每個加工工序中產生的加工工時，自動比較實際加工費用與計劃費用的差異，監控制造費用。當實際費用超過計劃費用時，系統會自動報警，通知相關管理人員。
案例.某模具廠在設計某客戶的電視機前殼模具時，采用四塊價格昂貴的鈹銅。供應商供貨時，將四塊鈹銅的邊角料也一起計價，送貨價格超出計劃價格6000多元，倉庫管理人員在為該物料收貨入庫時，模具公司采用的iM3管理系統警告此物料入庫價格嚴重超出計劃費用，拒絕入庫。經過采購主管與供應商交涉后，剔除不合理的6000元費用后，才收貨。
四、信息化有助于車間監控和管理
實時車間監控可以幫助生產主管監控每臺設備的生產情況及模具的加工進程，提高設備的利用率，控制工件的生產進度。
例如，當公司管理人員需要檢查生產車間情況時，可以通過iM3系統查看各加工設備和工作組的的實時生產情況，系統通過不同的顏色標記，清晰反映各設備及加工組正在加工的工件和待加工工件的狀態，包括每臺機床正在干什么，機床目前的負荷情況，正在加工的工件是否延期，待加工工件是否已移交本工序，上道工序是否延期，物料是否到位等，大大減輕了管理人員的工作強度。
當管理人員需要檢查某套模具的生產情況時，可以查看以甘特圖形式展示出來的模具加工進度，并通過各工序的計劃時間和實際的進程的對比，幫助管理人員跟蹤模具的生產進度。
而以往生產管理人員在檢查模具進度時，要到車間一個工位一個工位去看，而且只能看到主要的部件，小零件完成情況可能根本無法了解，甚至連車間的班組長也不知道小零件在哪里。或者召開生產會議，把各班組長全部召集起來，花費很長的時間一一匯報模具的進度。由于班組長還不是第一線的加工人員，只能以自己的感覺和經驗來判斷模具的進度，具有很大誤差。對于經驗豐富的工人來說，可能判斷準確點，但一個工廠沒有辦法保證每個工人都是很有經驗、每時每刻都很有責任心。而只要一個定單中有一套模具不能按期完成，整個定單的交付就有問題，這也是許多模具廠在試模前經常要加班加點，甚至通宵加班趕制模具的一個主要原因。
五、信息化管理系統促進CAD工程數據在企業內部共享
由于工期短，模具企業的設計圖紙很難象批量生產模式的企業一樣做得很精細，而且由于更改頻繁、圖紙量大，也不可能把圖紙發給許多非生產部門，這為企業內部的設計信息共享帶來了障礙。生產或其他業務部門有時希望能夠測量一下圖紙中未標注的尺寸，有時需要查看一下3D模型以便對復雜的結構有更清楚地了解，這些需求都沒必要為此購買昂貴的CAD設計軟件，而且對非設計部門的人員來說，使用專業化的CAD軟件在操作和查找相關文件方面也很不方便。如果把管理系統與CAD工程數據鏈接，則會極大地方便生產或其他業務部門，使設計信息真正在全企業共享。
在iM3系統中，根據模具企業的運作特點，集成了設計模型瀏覽工具，可以在系統中方便瀏覽2D/3D文檔（包括AutoCAD、Pro/E、UG等）。這樣，可以在公司內部任何一臺電腦中查看CAD模型。例如，工藝人員制訂某個工件的生產工藝路線時，可以直接點擊查看3D圖形按鈕，借助瀏覽工具可以旋轉、檢查尺寸、做各種剖切面等操作，方便工藝人員制訂合理完整的工藝流程；車間工人在加工某一工件時，借助車間生產終端，可以方便瀏覽正在加工零件的3D圖形，通過對比加工工件與3D圖形，檢查是否加工正確，判斷加工是否完全，避免返工和報廢。而以往數控和電火花加工操作人員只看2D圖形，很難判別工件的最終形狀，經常由于CNC程序遺漏或電極漏做而造成工件的返工，既浪費資源，又影響模具工期。此外，這一功能對于市場報價、采購等部門的工作人員也都是非常有用的。
六、信息化在促進信息共享方面的其他作用
通過信息化管理系統提供的信息共享平臺，將為企業內部的管理工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減輕管理人員的工作壓力，避免出錯，有效的保證模具質量和工期。
案例1.某廠模具裝配前，裝配鉗工經常因外購頂針到貨不及時，需要電話詢問倉庫和采購部門，甚至打電話給供應商，才能確認交付時間，非常麻煩。如果中間某個環節信息出現斷路，就無法確定準確的交付日期，那么模具試模時間則因此不能確定。
案例2.某大型模具企業，每天晚上7：30—9：00要召開生產管理骨干人員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討模具的生產情況（進度、質量），當某套模具出現問題時，再研討如何改進。管理規范的模具企業都會定期組織類似的會議，但這需要很多人員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去了解模具的生產狀況，查詢和記錄全部模具的生產信息，從中篩選出非正常的模具。這樣做，無疑將增加管理人員的壓力，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信息的統計和收集方面，且往往因收集的信息不準確而影響決策。
在一個具有信息化管理系統的模具企業，通過系統與管理流程密切結合，將會為企業的各級管理和工作人員帶來信息查詢和統計的方便，使其準確的掌握最及時、最準確的各種信息。例如，在iM3系統中，生產管理人員可以通過系統查詢生產或采購物料目前所處的實際狀態，不必一個一個部門電話查詢；當需要了解模具的進度時，除了系統可以自動為異常發出警告外，管理人員也可以主動進入系統，統計其關注的異常問題，如，統計截止目前設計拖期的模具或采購拖期的物料、統計計劃下周試模的模具、統計尚未按期付款的客戶、統計本月某供應商的應付帳等，這不但可以極大地減輕模具管理人員的工作壓力，而且能夠幫助管理者正確決策。
當然，管理信息化還可以在更多的方面幫助模具企業改進管理，因篇幅所限，這里不再一一列舉了。
文化和歷史的關系范文5
歷史是一門既不同于自然科學也不同于社會科學的學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對象，它雖然與哲學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質即它自身的超越卻與哲學無異。正是這種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從而為不同的歷史文化之間的比較提供一個共同的研究平臺，歷史的自身、歷史的重寫、歷史研究、對重寫歷史與研究歷史的觀點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質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構，它暗示了不同的歷史文化之間存在的共同基礎，歷史在認識論的意義上所達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學帶到了一種互補的境界。
一、歷史與哲學
歷史總是多重意義的：時間意義上的過去的歷史，成為了現在的歷史事實——這首先是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中的歷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遺跡和史料中的歷史，再就是由歷史學家重寫的歷史，這就是一般意義的被表達的歷史，最后是有關歷史理論包括關于歷史研究，史學觀點和方法、關于歷史的哲學思想等等，但這一切最終也是都是歷史即人類自身的歷史。
時間意義上的過去的歷史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過去的存在比現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學上更加困難，比如海德格爾(1889-1976)對存在與時間的描述就給讀者一種夢境中的掙扎般的印象，但是，雖然時間意義的存在問題如此困難，但至少現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卻是確實的，笛卡兒（1596-1650）說：“我思故我在?！爆F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覺，或者說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覺而被證實，這句話是人類理性的自我意識最終從朦朧時代掙脫的句號，也是人類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覺自身開始的問號，它宣告了人類從歷史的覺醒進入到了思想自覺的時代。
對于歷史來說，這意味著歷史的真正意義不能離開歷史的時間性本質，但是過去總是以被表達的重寫方式成為有意義的歷史，因此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相信有兩種歷史，基于時間的過去的歷史即歷史的存在和基于表達的歷史即被歷史學家重寫的歷史或稱之為現在中的歷史，他們留下了過去的存在問題去折磨哲學家們,但是他們并不能逃脫歷史哲學，因為基于時間的歷史最終包括了現在，人們無法區別存在在歷史時間之中的現在與在現在之中的歷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在現實思想中的歷史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就是歷史的反思或反思的歷史，這種歷史存在的超越同時性是歷史和歷史哲學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類的歷史從不自覺的自身開始經過歷史表達的自覺而趨向自覺的歷史哲學，這正是人類自覺的一個組成部份，歷史的特殊性正在這里，它即是歷史的自身，同時又是歷史的表達與反思，一方面，作為歷史與歷史的反思，它們在時間上具有同時性意義，即歷史與歷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為被表達的歷史與對被表達的歷史的反思，它們總是以相同的表達的方式實現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構性，歷史的自身是這樣，歷史的反思也是這樣，因此歷史和歷史的反思在同一中進行，在同構中重演，人們總是反復地重新理解、思考歷史?；蛟S有無數的具體的歷史，有千百萬歷史學中的歷史，但無論是時間意義的過去的歷史還是表達或被表達的歷史的過去，它們具有終級的一致性，否則就沒有歷史。——這也是一種歷史觀，也是一種哲學，即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主要是關于對歷史的本質的認識和對歷史學的反思，它同樣基于兩個層次水平，第一是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或作為部份的整體而研究它的原因趨勢，簡單地說；歷史為什么？它是歷史哲學中的歷史本體論，與以往的用某種觀念來解釋歷史的哲學思想不同，現代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企圖從歷史的自身尋找答案而形成某種歷史理論，即思辯的歷史哲學。第二是把對歷史的研究、重寫、解釋的本身的觀點和方法看作為歷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歷史唯一有決定意義的部份，它實際上企圖回答這樣的問題：歷史是什么？這時它就成為了歷史哲學中的歷史認識論，即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不等同于哲學，富有歷史精神的中國哲學也不等同于歷史哲學或者有一種中國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從歷史表達和對歷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國思想是歷史自身的抽象與本質（參見“論中國思想”），因此歷史哲學是超越于歷史的史學理論，而中國思想是源于歷史本質的中國哲學，正是歷史自身本質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國思想成為與西方傳統哲學相對照的哲學思想。雖然中國與西方的歷史與史觀千差萬別，它們在歷史反思的意義上卻是相同的，即歷史的反思與反思的歷史的互補一致性，歷史哲學所提供的思想不僅僅是歷史的，也是廣義文化意義的，同時又是哲學的，這也正是歷史多重性的本義。
二、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西方的歷史發端于古希臘的英雄史詩，雖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這些史詩有一定的事實的真實性，但那不看作嚴格的歷史，這不僅僅是因為其中混合著大量的神話因素和藝術的想象，而是因為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貫穿于整個歷史中的真實性即歷史時間意義上的因果性。歷史的真實在最終的意義上基于時間，這不僅僅是指編年史中的時間，而是隱藏在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背后的歷史的必然性，如果沒有這種必然性，歷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它的一個可怕的直接推論就是現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將失去意義，這個推論至少與現在是真實的事實相悖，如果我們承認現在的真實即是歷史的必然的話，歷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質。但歷史自身總是隱藏在繽紛繁復的偶然性之中，為了捕捉和認識到歷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歷史和歷史學家實際上一直在書寫著伴隨整個西方歷史的史外史。
古希臘的史詩就是英雄史詩，史詩中所表現的英雄的特質就是個性或個性化的人性，他們從自己的處境和環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為表現個性，但它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精神，因為英雄是從他人中區別自己，而社會承認和崇尚個性榮譽，這是一種隱藏在個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會的嚴肅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質的真正源頭，它一但產生，便不會湮滅，它因形式關系而永真，一方面，它體現為社會對個人的尊重，形成了社會意識和價值，另一方面，個性化與自我中心成為了社會文化的主流，不斷地追求自我，創造自我，但又不斷地失去自我，這就是西方文化的動力之源。盡管西方文化在歷史上續滅交替，但西方文化卻在形式關系中新陳代謝，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會形態和主流文化，甚至對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續到今天，從史詩中的英雄、中世紀的貴族與騎士、資本創業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體中明星，這不是在時間中的延續，而是形式的同構更新。
這種形式同構的另一種表現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環境是人類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動與發展的物質基礎，這樣也就成為了對立于自然的個性人性的表現的舞臺，在西方文化中人與自然的奮斗主要地是為了展示積極的對立性的人性，即對自然的主動挑戰精神，這種人性植根于與肉體和物質環境的征服與爭奪，表現一種占有的欲望、沖動與冒險行為，在奪取物質與能量的奮斗中實現自我，比如希臘神話中尋找金羊毛的亞爾古船的英雄的遠航和荷馬史詩中奧德賽的長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滿了這種對自然的冒險和挑戰精神，正是在這種冒險經歷中才顯現個性的英雄，因此這種個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質，而是對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質表深刻地現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臘史詩中的英雄總是處在神的庇護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詩雖然是混合著神話的歷史的傳說，但正為它包含的這種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傳統的嚴肅意義，并且把這種傳統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質。
希臘的古典悲劇所反映的正是這這種文化精神，它們基于人與人，人與環境，最終是人與歷史的沖突，不是沖突在歷史中的生成與解決，而是沖突的再現，即沖突在歷史中的永恒性，這就意味著必然性的反面——不確定性，歷史的因果性被毀滅了，這就是歷史悲劇的最深刻的本質。悲劇主人公遭受的磨難，人性的弱點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與不幸，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沖突的必然，它表現為人物與事件的偶然性與浪漫性，從而使歷史首先以藝術形式出現，西方歷史天生地具有一種藝術素質，正來源于此，是歷史中的這種個性化的人性與沖突的反復再現而使歷史富有藝術的素質，它成為了西方歷史與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沖突的永恒性而成為歷史性，使歷史首先以藝術的形式而被表現，并將這種特質帶入了西方歷史`。
但是中國的歷史與此不同，中國歷史的時間性和必然性融化在歷史本身之中，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歷史自身就體現為歷史內在的時間即歷史的連續性，這兒沒有對歷史的外在超越，幾乎沒有浪漫性因而也沒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國歷史起源上幾乎不存在超越于歷史自身過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詩，中國古代文化中即沒有系統的神話和神系，后來也沒有產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沒有成為宗教，正是因為它內在于歷史而不是超越于歷史之外，它沒有超越的神性本質?！白硬徽Z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個性的事物，亂是社會中的歷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們產生，也不會存有與它們的對立的關系，儒家文化缺乏個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這種二元化的對立關系，歷史的承續就是它的自身，它因歷史而延續，它的延期續也就是歷史，它賦予中國文化以一種源于歷史自身本質的大統一精神，它也給中國文化帶來了沉重的負面影響。歷史自身的連續性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歷史，也造就了與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國哲學即中國思想。
三、覺醒的歷史
如果說希臘神話和史詩不自覺地表現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臘的早期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覺地去表現這種精神，希臘人視荷馬為真實的英雄，因為他英雄式地表達了歷史，對神性不自覺的表達在早期希臘歷史中變為了自覺的歷史表達，西方的歷史就是始于這種對歷史表達的自覺。希臘的早期歷史學家不是像中國古代史官一樣以自身方式參入了歷史，而是以對歷史的道德責任和自身的藝術氣質重寫歷史，對歷史的忠實的再記錄使歷史成為被表達的歷史，歷史的真實由歷史學家的表達的忠實保證，這種忠實是現在對過去的回憶，是一種真實的關系和關系的真實。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終于在中世紀再次成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歷史表達成為了神學的表達，人性變成了裸的神性，漫長的中世紀以神性的自覺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覺。文藝復興是個性的人性的再次復興，理性的啟蒙也是對歷史的再次自覺，它使歷史處于一種理性的全面審查的眼光下，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1694-1778)等同時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們為歷史導入了哲學思想，在歷史、人性和社會的關系中尋求對歷史的理性解釋和再認識，但是哲學觀念隨之也被輸入了歷史，歷史成為了哲學觀念的表達，哲學與歷史哲學相互交織，幾乎是一同興滅。19世紀的史學借助于科學思想而成為一門真正的歷史學科，但是歷史與科學本質是不同的，當實證的史學以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處理歷史時，他們便把史跡和史料當成了歷史自身，歷史被分離和肢解，成了科學博物館中精確的歷史標本，在史學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時候，歷史哲學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覺醒而進入20世紀，一方面從對實證的史學方法的反省使歷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從歷史的本身中尋找歷史，但不是從具體的歷史中而是從整合的的歷史中尋找歷史的原因和動力，這就是思想辯的歷史哲學；別一方面，從對歷史的表達和研究的觀點、方法的自覺使歷史哲學進入分析的歷史哲學。西方的歷史就是從不自覺的表達到對歷史的自覺的表達，從歷史的表達到對歷史的研究，進而從對歷史的研究到對研究觀點和方法的反思；從事件和人物到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最后成為不同文化形態的歷史，最終走向對對歷史表達的方法和觀點自身的自覺，即歷史表達和研究在自身本質上的反思，對歷史在思想上的自覺最終清楚地反映在20世紀的分析的歷史哲學中。
歷史事實，歷史的表達即重寫的歷史和對歷史表達所據有的觀點和方法的重新認識在分析意義上都要是對歷史的反思，這種反思總是企圖對歷史的各種表達形式、觀點和方法重新加以檢討，雖然現代歷史哲學家已經不再援引外在的觀念強加于歷史而是從歷史自身尋求歷史的原因，但是這種歷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歷史整合，歷史哲學家的一個功績就是從個別人、個別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態的歷史，這種史學的觀點和方法已經從完全是對過去歷史的表達轉變為在歷史哲學的整合方法下對歷史的分析，歷史在這些觀點和方法下具有形態的同構性，它們被稱之為歷史的同時性。歷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湯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歷史理論被稱為元歷史或思辯的歷史哲學，就是因為他們引入了這種整合的方法和相應的歷史概念，這是一種超歷史的歷史，在這種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態都具有超歷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時代性，因而成為可以進行較、分析的研究對象。
在這種史學方法中，斯賓格勒把所有的人類歷史按文化形態進行了分類，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羅類型，它的特點是注重肉體和現在，忘懷內在和外在的過去，歷史中的人似乎處于歷史時間之外,但他們的本質是個體性的，是一種不自覺的人性個性，正是基于這個起源但與此不同，卻不是與這種阿波羅型文化本質上的對立，斯賓格勒稱之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種個性的自覺，它的特點是耽于現實的個人貪欲和渴望，無休止地追求個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價，浮士德用自己的靈魂換取了知識和力量，這正是對西方文化的一個絕妙而深刻的寫照，出賣自己的靈魂意味就著背叛自己的歷史，知識和力量則象征著西方文化的本質性動力，它正是從這種背叛與對立中源源不斷地產生。斯賓格勒從紛雜的具體歷史中清理出了作為文化形態的歷史，從而導出作為文化形態的歷史變遷的過程和趨勢。作為各種歷史的文化形態，它有產生、生長、和消亡的過程，實際上斯賓格勒用歷史的文化同構代替了歷史本身，斯賓格勒由此得出了引發大量爭議的西方文明的沒落的悲觀結論，但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態之間仍然存在歷史的必然聯系，比如我們可能看出阿波羅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間的區別實際上基于這樣一種歷史變遷，就是從個性的無意識變成了個性個人的自覺，它們不是對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構的，這正說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繼性，因此西方文化雖然在歷史時間的意義上不具有連續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歷史斷裂和文化形態的替代中贏得自己的強大生命力，形成為世界上唯一與中國文化連續性相比照和互補的代表性文化。
湯因比進一步發展了斯賓格勒的觀念，但他不是從不同文化或他稱之為文明的歷史關系中入手，而是企圖從某個文明的內在的和外在的存在關系中找到它們的自身的原因與動力，一個文明的存在狀態決定于它應對來自它所在的內在或外在環境的挑戰能力，而這種能力就是這個文明的自身創造能力，這種創造能力即因應對環境的挑戰而生，也同時在改變自身與環境的應對關系，不斷的挑戰與應戰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長、消亡或停滯。湯因比把動力學引進歷史形態，雖然和斯賓格勒一樣對文化形態作了比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內在的生命即基于一個文化形態自身的歷史，因而他避免了斯賓格勒的悲觀的結論。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雖然是超歷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對象的即某一個文明形態中重新置入了時間，便它獲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賓格勒一樣在歷史引入了一種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觀點，具有明確的哲學反思意識。
克羅齊(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歷史歸結為自身統一的精神活動，最終歷史就是歷史判斷，即歷史總是以現實的判斷的活動方式被再次表達出來，這是一種分析哲學意義上的歷史反思，所以他說歷史即哲學，這種歷史思想的觀點需要一種對歷史的透視。首先要把歷史作為一個活著的整體過程來看待，這里即沒有游離于歷史自身的個人和個別事件，沒有外加于歷史的超驗的觀念，也不是實證的或科學的方法下被拼裝的歷史標本，而只是歷史作為現實的精神活動的自身。第二，在這種觀點下，歷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學，歷史學家據有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面對歷史，而這個過程就是對歷史的判斷活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歷史都是現實的歷史判斷，歷史在對歷史的判斷中而被表達?？肆_齊將歷史統一于現實的精神活動，它從黑格爾超越的歷史觀念和實證主義的超越的方法下把歷史歸還于現實的歷史反思，從而在西方的傳統歷史中第一次實現了歷史自身作為現實精神批判的統一，即歷史就是作為現實的精神活動的歷史哲學。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從克羅齊的前沿出發，認為歷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總是在今天人們的思想中復活，一方面歷史人物和事件總是由人的思想驅動的，我們只有了解人的行為后面的動機我們才能理解歷史，所以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現實從歷史產生，因此過去濃縮在現實思想中，歷史不過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過去的思想，這意味著歷史學家應當清楚自己的任務，批判地重演過去的思想。他的觀點事實上是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認識論，它聚焦于現實思想與過去思想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實現于歷史學家思想意識下的歷史重演，因此對歷史研究歸根結底是對歷史思想自身的認識?？屏治榈聦嶋H上是在歷史研究領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關聯這樣一種深刻的認識論的問題，由于他已經意識到歷史思想自身的歷史性，他已經非常接近中國思想在歷史反思意義上的本質。按照他的觀點，歷史總是由歷史所形成的歷史價值觀下的歷史重現，這實際上可以成為對中國古代史觀的一種辯護，中國歷史中的春秋筆法的隱與諱的不直之直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歷史自身的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們能理解孔子所說的異直：“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這不是指現實道上的公平與正義，而是指歷史自身必須忍受的脫化折磨，是歷史成長的煩惱，歷史以遺忘的方式前進，以重寫的方式形成，歷史的灰塵掩埋了多少歷史，留下多少歷史，這個比例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但這是歷史對自身的超越，這也正是儒家文化從歷史獲得的自身的歷史本質，它給中國文化帶來的影響是積極與消極雙重的，也是無法避免的。沿著這個方向上的繼續探索可以使歷史哲學把我們最終引向純粹哲學意義的中國思想。四、互補的歷史文化
歷史哲學具有非同尋常的困難，這不僅僅是因為歷史內容和歷史對象是復雜的，而且是因為作為歷史反思的過程自身是動態的，它始終在它的對象與確定對象的方法、觀點之間猶豫難決，就是說它幾乎難于確定對象但又必須有對象。比如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如果離開了它歷史背景孤立地進行描述就不過像是傳奇小說，但是一但要將歷史背景引入，就意味著要將部份的歷史與所有的歷史分離開來，因此就立刻面臨觀點和方法性問題，歷史的編纂首先要從龐雜的史料中編織出背景，不管歷史學家是否意識到這點，他們的不同恰恰在于對此的自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學家會有不同的觀點和方法，越是追求歷史的真實性與全面性，這個問題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難，因為最終的歷史背景就是歷史自己，因此歷史學最后不得不走向歷史學家對歷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歷史總是交替著被重寫，從英雄史詩到史實，從基督教史觀到文藝復興和理性啟蒙，從思辯到實證，最后是分析的歷史哲學，即現實的歷史思想的分析與批判，分析的歷史哲學具有強烈的思想性，這正是因為分析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學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對象，而是分析意味對研究的觀點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終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這就與近中國思想達到了一個相同的境界，中國思想是一種哲學，它就是歷史的自覺精神，它的基于現實思想，是思想在歷史本質上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一方面是中國思想自身本質的不自覺的歷史本質，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義的歷史即所有在中國文化中表現的歷史；而西方歷史哲學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卻來自于歷史學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學思想，所以歷史哲學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學思想在歷史中的應用，是歷史學家對歷史的哲學反思，這樣西方歷史哲學最終成為了在現實意義上對歷史的反思，即歷史總是在今天被反思的歷史，歷史哲學家如克羅齊把歷史等同于現實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觀點，由于歷史的思想已形成了歷史的價值觀，所以歷史就是過去的思想在這種價值觀下的重演，正是這樣一種分析的歷史哲學。與此不同，中國思想是歷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質上它就是歷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對歷史的反思，它是歷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歷史。分析的歷史哲學在自己的方向上體現了歷史與思想的一致性歸宿，達到了在對歷史在現實反思意義上與中國思想的一種共同境界，實際上它們基于歷史自身的本質，即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超越性，這種比照揭示了中西兩種文化實際存在的深刻的互補性，中西文化的區別下是這種互補性的表現。比如中國思想在歷史領域的實現主要地是以文化傳承的方式所表現的儒家學者即“士”個人對歷史傳統的認同，而西方歷史哲學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種以歷史學家個人學術水平而表現的歷史觀點和方法的學術思想活動，但它們都是歷史反思的，通過反思而實現的歷史的自覺與自覺的歷史。
中國歷史也是多重意義的，與西方歷史不同的是，中國歷史是三源同一：歷史事實、歷史典籍和歷史文化。中國歷史從開始特別是從儒家文化開始就一直是以一種歷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現的，孔子處理中國第一部權威史書“春秋”就被視為中國歷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視歷史事實和歷史記錄為歷史本身，因此它們是不能更改的，作為歷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歷史而不是去重新編撰歷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保ㄕ撜Z，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筆法表現了自己的批判精神，歷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義下被詮釋詮釋，孔子是歷史上第一個運用語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詮釋大師，中國語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來源于此，這種批判性源于歷史自身而具有對現實的精神的震懾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騰文公下）筆法所表現的文化精神正是歷史反思思想的實現方式，中國歷史，中國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沒有高于歷史的超越觀念也沒有對歷史對象或歷史內容的實證性方法，歷史就是歷史自身的超越即歷史反思，歷史就是歷史文化，同時也是表現為歷史精神的中國思想的本質，中國的古代史官視歷史即真理，為歷史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就是這種崇高的歷史自覺精神，它使中國文化中充滿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國歷史編撰雖然在史料、考證等方面有了更大的發展，現代史學也吸收了西方史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手段，但歷史精神一直是中國的歷史和中國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動力。
與此不同，西方的歷史哲學是一種努力地使自己成為一種超越于歷史的學說，雖然近代的來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總是企圖從歷史的自身尋找歷史的原因和趨勢，拒絕來自歷史之外的超越觀念,但他們總又是不自覺地把新的觀點和方法加于歷史，無論是歷史編撰還是對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實證的觀點、方法、價值觀念，甚至是作為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自身都是對歷史的外在超越，歷史與歷史哲學的區別只是由研究過去的歷史變為現在的對歷史的研究，而分析的歷史哲學與一般歷史哲學的區別只是由現在對的歷史研究的分析變成為對現實的歷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歷史思想總是通過現實中的人的思想而實現的，就是說歷史思想和對歷史的自覺的思想是一種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歷史才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本質，分析的歷史哲學由于最終把歷史與對歷史反思思想的認同從而實現了這個本質，即歷史與史觀的分析的統一。
文化和歷史的關系范文6
在民族史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能否取得較大成就或實現個別領域的突破，一方面取決于研究者對所研究民族相關材料的收集、甄別、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則取決于研究者是否具有較為開闊的、超越所研究民族的研究視野，以及在這種視野下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就是所謂的通史精神或通史觀。
關于通史精神、通史觀或“通”，自漢代開始，就不斷有史家予以論述，貫穿中國史學史。司馬遷著《史記》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明確提出了通古今的要求。從此，“通”作為一條著史的原則為史家接受?！妒吠ā?、《通典》、《資治通鑒》、《通志》、《文史通義》等著作的出現，表明“通”成為中國古代史家信奉的準則和追求的目標。盡管這些著作中的“通”的含義不盡相同，但都在相當程度上體現著通古今的思想。不僅中國史家在著史和研究歷史中注重通史精神，外國史家也具有同樣的意識。施丁教授指出，“不通古今之變，則不足以言通史”。黑格爾認為，只有對過去長時期的歷史反思再反思，即“后思”，才能寫出通史。正是經過“后思”，黑格爾寫出了一部通古今之變的、以“世界精神”為主體的普世史———《歷史哲學》。
二、通史精神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民族史研究展示了民族史學思想的豐富性、深邃性，使人們更好地認識民族史的重要地位，對于增強民族的凝聚力有著重要的意義。民族史研究關心民族盛衰和人類歷史的命運，以通變思想認識歷史變革的必要性；在討論歷史發展的動力時，特別強調“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經世史學”的主張。在進行民族史研究時，必須具備通史精神，正如周谷城所說：“通史所求者為歷史自身之完整”。民族史研究中所提倡的通史精神就是渴求民族史的完整性，同時能在研究視域上有所突破。
通史與斷代史、專門史的關系是宏觀與微觀的關系，是相互為用的，共同發展的關系。通史是斷代史、專門史的濃縮、概括，引導斷代史、專門史前進；斷代史、專門史則是為通史打基礎，豐富通史的內容。因此，在民族史的學習和研究工程中，一定要培養通史精神，應用通史方法。
三、如何在民族研究中應用通史精神
首先，在民族史研究中要有通史修養，重視民族史與整個中國歷史的關系，重視各單一民族史之間的聯系。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民族都不是孤立發展的，每一個民族都對祖國歷史和文化做出過貢獻，所以中國歷史不能離開民族史的內容，而民族史也不能脫離中國歷史的大背景而發展。從事民族史研究的學者除具備專業的特殊素養外，還應具備中國史的修養和視角，要對中國歷史有研究，同時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歷史。關于前者，白壽彝先生以回族史研究為例指出：“中國史不了解，沒法搞回族史。因為回族史畢竟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每一個時期都不能跟中國史分割。你不了解整個歷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這個民族的歷史。所以孤立地看問題，說搞回族史，不搞別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說這夠搞的了，搞別的來不及了，這個想法就不對?！睂τ诤笳?，白壽彝先生認為，民族史工作者雖然各有自己的專史、專題，但不能作繭自縛，要把上下古今、左鄰右舍盡可能收眼底，必須注意，研究一個民族史，至少須懂得一些其他有關的民族的歷史。了解其他民族的歷史，既便于全面地了解歷史發展的線索和脈絡，也有利于深入地挖掘相關史料。
其次，應站在中國歷史的長河里看待民族關系。地域廣袤、民族眾多、歷史悠久的特點，使得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表現得錯綜復雜，從文獻資料看，既有友好往來、和平相處的記載，但也不時見到敵視、仇殺與戰爭的記述。不可否認，在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交往史上，經常充斥著爭吵，乃至戰爭。但也應看到，各民族間也有聘問、朝貢、封賜、和親、交易以及民間往來等友好和融合關系，斗爭和壓迫不是民族關系的主流。站在歷史的長河里看，這一特征更為突出。以往民族關系史研究中往往忽視民族友好和和平共處，就與未能站在中國歷史的長河里看待民族關系有很大關系。對此，白壽彝先生也有精彩論述：“友好和斗爭都不是絕對的。有的時候，斗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時候，友好是手段，斗爭是目的。有時，在個別事件、個別地區有爭吵，但不一定就破壞民族間的友好?，F在根據我們所接觸的材料看，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系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系越來越發展。無論在時間的繼續性上，在關系到的地區上，都是這樣。”
第三，應從各民族共同創造祖國文化的角度來審視與評價歷史上少數民族的文化貢獻以及漢化問題。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現有的以及已消失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民族史是中國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少數民族都擁有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在開發和建設中原及邊疆地區，創造中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方面，他們與漢族一起，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從各民族的發展史來看，許多民族沒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文化載體也缺乏本民族的特色，反而充盈著漢文化特色和儒家思想。對此，從事民族史研究的學者應將其放置于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作為一種全國通用的語言文字，漢語、漢文盡管是漢族創造和最初使用的，但在少數民族用這種語言、文字來反映自己的文化，表達自己的思想時，這種文化和思想就應視為是該民族的，而非漢族的，應視為是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第四，在民族史研究中，應把握好民族情感與宗教情感的尺度，體現科學性原則。民族史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屬于歷史科學的范疇，應遵循科學理論的指導，符合客觀性與真實性的要求。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對于從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能夠幫助研究者從深層次把握某些民族特質，而這些特質常常是非本民族成員很難領悟和把握的。白壽彝先生對從事回族史、伊斯蘭教史的研究者所講過的“不只要有這些言語文字上的資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國回教人的心?！闭f明了這一點。但是，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復雜性，脫離科學性的約束，就容易演變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容易感情用事，不能夠做到以理服人。因此，需要用科學的精神把握民族情感與宗教情感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