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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的實質范文1
教學作為大學教育的主要功能部分和基本形式，應緊扣知識經濟發展的歷史主題，肩負起大學的使命，屹立在知識經濟主導的社會發展洪流中，大學教育教學應始終圍繞創新知識和培養具有生產與創新知識能力的人才為中心任務而展開，在完成知識創新和創新人才培養的系統過程中發揮其它學科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
二、知識經濟背景下大學教學創新教師團隊構建的重要性
知識經濟中，知識及其生產者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又可謂“知識者”的經濟，強調知識者的核心能力與創新價值，即人力資本的有效投資與善用。在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體系下，一方面，掌握高深知識且將知識轉化為高科技技術和產品而創造豐厚財富的知識者，就是大學教育的宗旨和最高目標；另一方面，大學在教育教學的同時，應將知識生產、創新、傳播和付諸于應用實踐作為主要職能。因此，大學在貫徹教育教學的實踐過程中要以培養掌握豐富知識且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為旨趣，還要積極開展科學研究、創新知識與運用知識。教學是大學教育功能的體現形式，主要包括課堂教學和課外教育教學活動(如實驗、體育訓練和其它課外體育活動等)。大學教師不但需要通過承擔教學任務、有效傳播學科專業知識和其它文化知識，完成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任；還能通過投入到相關學科領域的科學研究中實現創新知識和運用這些知識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目標。大學教師是大學各項教育工作任務的主要承擔者，在知識經濟社會中，能夠突顯出大學教師的高素質知識者及高素質人才培養者的身份?，F代知識生產與高新科學技術創造發明很大程度上不再局限于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而是通過能夠融合眾多知識者集體智慧的團隊來發揮，體現出的是一種團隊的核心競爭力。大學教學創新教師團隊能夠很好地聚集教育教學和科研人才，并為這些知識者提供良好的人力資本增值環境和平臺，達到高水準地完成知識創新與培養人才的共同目標。由此可見，構建教師團隊對于實現大學教育教學目標任務的重要意義，大學教學創新教師團隊建設將是提升教師知識創造力和人力資本價值的重要渠道，以及提高各學科教育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保障。
三、大學教學創新教師團隊建設策略
大學教學創新教師團隊通過聚集一批專業知識扎實、熱愛教育教學工作且教學經驗較豐富的教師而形成具有較為穩定學術架構的教師團隊，該團隊組建以凝聚團隊優勢不斷創新教育教學方法與教學模式、開展相關教學研究和科學研究為目標，將擔負著推動教學改革和促進科學研究的重任，從而提高高素質知識人才的培養質量和提升教師的知識創造能力。整體而言，教師團隊建設將涉及到教師管理制度科學設計和團隊的高效運行，是一個較為全面的系統工程。
1、創新觀念，營造良好的教師團隊
發展環境知識是人類思想觀念的具體呈現形式，并反映人的思想效度，通過指導人的具體實踐將決定人的事業發展是否成功。同樣一個教師團隊作為群體，其集體思想觀念的正確性、先進性與超前性與否，也深刻影響該團隊每個成員及團隊整體核心競爭力與創造力的大小和團隊發展水平。高水平的大學教師團隊發展與成熟，應保持團隊整體思想觀念統一的基礎上，通過倡導全體的思想解放和個體差異，鼓勵團隊的創新與合作，營造激勵開拓與適度約束的團隊氛圍，從而謀取團隊、共謀發展的和諧共生觀念，提倡協作創新的集體指導思想。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互信互助、奮發有為的教師團隊工作環境，促進團隊集體創造力的凝聚，激發團隊成員持續性的創新活力，還能夠為培養新生代的高素質人才營造濃厚的人文環境和創新氛圍。
2、健全大學教學教師團隊管理機制
知識經濟既注重于增強知識的創造力，還強調對知識和人力資源的科學化管理。知識觀管理主要指對知識創造、傳播、擴散和運用于實踐的全過程管理，以及對知識者的管理，通過提高管理機制而提高知識效力，其中系統化、團隊性管理的效率最佳。所以，大學教學教師團隊管理是以提升教師人力資本的價值為目標的，科學化的管理是提升教師團隊集體工作效率與效益和提高知識生產力的重要保證。建立健全的管理機制是教師團隊運行順暢的基礎，應著重完善教師團隊各項管理規章制度，包括完善大學體育教學教師團隊的責任教授負責制度，制訂團隊教師職責條例與團隊教師教學規范文件、教師團隊組建分工制度和確立教學團隊評價與激勵制度。首先，在制度規定下，確立責任教授的組織領導地位和發揮其團隊主導作用，圍繞責任教授的團隊核心來提高團隊運作效率。其次，通過利用教師團隊組建制度來作為優選團隊成員的依據，達到優化團隊成員配備結構的目的，并能夠明確教師團隊的工作目標和對成員進行合理及確定各自的具體工作職責。最后，建立科學、合理的團隊考評制度機制，為團隊成員工作績效進行全面、公正的評估提供操作規范，由此來體現教師團隊成員的科研成果、教學效果和體育服務效益評價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推動教師個人及團隊整體科研能力的提升和持續提高學科教育教學質量、改善學生知識結構，既可以達到細化大學教學教師團隊工作流程、凝聚團隊力量的目的，又能夠形成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教師團隊運行機制，為教師團隊取得創造性的工作成效奠定基礎。
3、優化師資結構，構建高水平大學教學教師團隊
現代知識經濟競爭中，最為重要的是人才競爭，尤其是高尖領軍人才的競爭，真實反映在國際社會中國與國之間的實力競爭和各國高等教育之間的競爭中。現代高等教育應契合知識經濟的發展需求，為適應知識經濟中知識快速更新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加速與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發展趨勢，抓住高新科技競爭實質是提升知識人才實力的競爭，圍繞競爭主題，不斷創新教師和大學生人才培養機制，特別是實施教師人才發展的戰略，促進教師隊伍結構優化。大學體育教學教師團隊構建正是實施教師人才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致力于發掘人才、凝聚人才、利用好人才，以此來提高教師個人的知識創造力和核心競爭力，從而提升教師團隊的競爭實力和大學整體的人才競爭實力。在實施人才發展戰略中，應始終樹立“學生為本、學術為先，學者為大”的人才觀念，堅持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營造寬松、和諧的人才發展環境，從政策、精神和物質方面支持具有潛質的中青年教師潛心學術研究，提升科研實力和教學水平，為打造結構合理、勇于創新的高水平教師團隊奠定基礎。依靠學校“人才興校工程”，大力實施整合、培養與引進相結合的人才計劃。一方面，大學教學教師團隊可以申請學校和學院部的物質支持，鼓勵、甚至是遴選團隊教師外出短期進修學習和長期進行拔高學歷層次的學習，還要定期組織團隊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和相關學術活動。通過在高水平大學或科研院所的學習與研究過程和參加相關學術活動，不斷豐富教師的專業知識、拓寬專業視野和夯實專業基礎與提高科研、教學業務能力，產出高水平的教學與科研成果。另一方面，還要不斷從其它高水平大學、科研院所引進具有博士學歷的、相關學科背景的教師，從而提高團隊師資的整體學歷層次，豐富團隊成員的學緣結構、知識結構和學術背景，組建年富力強的、結構優化合理的大學體育教學教師團隊。
4、依托高水平的科研項目，提升教師團隊核心競爭力
知識經濟的實質范文2
關鍵詞：知識經濟；產業結構；經濟增長；調整
1知識經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形式下，經濟增長是經濟結構（核心是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增長的實質性內容是結構高一檔次的優化，經濟增長是結構升級的一種表現。
1.1需求結構變化快，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知識經濟是以高科技知識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經濟，不僅使增長高質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穩定快速提高，從而導致了社會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消費方式、消費結構的變更。需求結構的變化通過市場這個中介環節影響生產和供給。對生產的直接作用就是資源配置結構發生變化，在總產值來源的產業分布上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的服務業的份額相對上升，農業和傳統制造業的份額相對下降?？梢?，需求結構的快速變化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1.2科技發展迅速，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知識創新是知識經濟的基石。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研究與開發、在職培訓的投資不斷增加。由于教育的發展，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體勞動者的素質，因而知識的生產、分配和應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資源保證。由于研究和開發活動積極活躍，經費也充足，使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不斷涌現，科技進步速度加快，而技術進步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首要因素，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正相關，科技進步越快，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知識經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由于經濟一體化，使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很緊密。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加快各類要素、商品在國際間的速度，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在國外消費示范作用的沖擊和帶動下，必然引起國內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企業的生產、技術結構的變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一國對于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發生變化時，不僅推動了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且由于國際貿易活躍，引起其他國家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生產的變化，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2知識經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2.1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發展迅猛，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可能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產業不僅起先導作用，而且將成為第一支柱。高新技術產業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撐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決定著知識的生產、傳播及應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識的生產是無窮無盡的，非消耗的，通過知識、信息和技術的投入，帶動了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使高新技術產業無可非議地成為知識經濟時代下的第一支柱產業，從而改變了工業經濟時代下經濟發展從蕭條、復蘇、繁榮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經濟可持續增長成為可能2.2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成為主體資源，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源"這個概念的內涵被大大地擴展了，工業經濟時代，資源原來是指自然資源，隨后擴大到社會資源、經濟資源等。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源已經成為生產活動和經濟活動得以進行和開展的外在條件的總稱，可分為信息資源與實物資源兩大類。經濟活動是永遠離不開實物資源的，但信息資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實物資源，信息和知識不僅成為輔助資源，而且成為主導資源，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成為主體資源。信息和知識不僅用它來輔助與支配物質生產，而且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資源，進行獨特的生產，形成獨特的產業即信息產業和知識產業。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作為經濟資源，遵循效益遞增規律，即在提高資源效率方面投資越多，獲取的邊際效益越多。知識資源與物質資源相比，具有四個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識可經無數次使用而自身并不減少，在使用過程中還會增值，可以被用來創造新知識，知識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來越低。②共享性。知識較少受時空的局限，可為公眾共享并可反復使用和同時使用而價值不被削弱，與其它生產要素結合可大幅度提高勞動力和資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質資源是稀缺的，尤其對不可再生資源來說，它們只能絕對地減少，而知識則可以在使用中產生知識，人類可以無窮盡地創造知識。④易操作性。知識更易于傳播和處理等等。
3經濟增長推動了技術進步，加快了知識經濟的發展
經濟增長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慮：
知識經濟的實質范文3
關鍵詞知識經濟無形資產影響
知識經濟是以智能為核心的人力資源的占有及配置，是以科技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創新和使用的一種經濟。其特點是：知識和經濟的一體化，即知識的經濟化、產業化和經濟的知識化；知識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無形資產為第一要素，投資方向由有形資產轉向無形資產；形成以高科技產業為標志的產業化經濟。知識經濟是相對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新經濟形態。其本質體現了知識和技術的無形資產是經濟發展的核心。
1知識經濟對無形資產概念的影響及改進建議
1.1影響
無形資產：是指特定主體所擁有和控制的、不具有獨立實務形態、對生產經營和服務長期發生作用并能帶來經濟效益的一切經濟資源；系無實物形態的，以知識形態存在的長期資產；是指能為企業帶來高于有形資產一般收益率的利潤而沒有實物形態的固定資產；是指無實物形態的、獨占的、可轉讓的、非貨幣性長期資產；是指不具有實務形態，但能為企業帶來效益的法律或契約所賦予的特殊權利及超收益能力的資本化價值和相關經濟資源的集合等等。上述定義對無形資產的描述都不夠準確完整，很難從本質判斷無形資產和其他資產的區別。因為：
1.1.1“無實物形態”并不是無形資產所特有的
事實上，許多有形資產也是無實務形態的，例如應收帳款、預付帳款、應收票據、長期股權投資、債券投資、遞延資產等都不具有被人類感觀所識別的實物形態，但他們都不是無形資產。因此“無形實物形態”并不能作為區別其他資產的條件。
1.1.2以“知識形態存在”不足以涵蓋全部無形資產
因為無形資產不都是以知識形態存在的，如土地使用權、特許經營權、只是政府授予企業的一種特殊權力，無需付出智力勞動。
1.1.3“無形資產是沒有實物形態的固定資產”的提法不科學
因為固定資產除具有長期持有特征外，還具有在使用過程中保持其實物形態不變，其價值相對穩定，且隨著固定資產的使用逐漸轉移到產品中去，報廢時要發生清理費并可回收殘余價值。無形資產顯然不具備固定資產的所有特征。
1.1.4能否為企業帶來超額的收益
這是判斷其是否是無形資產的關鍵，但資產只有被有效使用才能給企業帶來收益，否則即使長期持有也不會給持有者帶來經濟效益，更不用說產生超額收益。
1.1.5能否以貨幣計量
這是現行會計假設之一，但是在無形資產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有很多的無形資產不僅難以辯認，而且無法度量，且其價值極不穩定，如果還以“能以貨幣度量”來定義無形資產，將會有許多符合無形資產條件的主要經濟資源被排斥在無形資產之外。
1.2改進建議
雖然無形資產目前世界上尚無統一定義，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無形資產的概念也將沿著無形的固定資產———無形的長期資產———非貨幣性固定資產———非貨幣性資產———非貨幣性經濟資源等這樣的一個軌跡向前發展，不斷拓展。無形資產概念包含“權”、“密”、“名”、“譽”四部分，具有無形性、長期性、非貨幣性、獨占性、超額收益性、不確定性和可轉讓性。所以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時代無形資產應概括為：無形資產是為特定主體所獨家擁有或控制、無實物形態、使用價值確定的、且在有效使用下能為企業帶來不穩定的超額獲利能力的非貨幣性經濟資源。它說明了無形資產具有以下特征：
1.2.1壟斷性
即任何無形資產都屬于特定的主體，為特定主體所擁有或控制，這個特定主體可以是個人、企業、地區、國家或區域經濟集團等。
1.2.2無形性
即從外觀上看，無形資產沒有獨立的實物形態，在生產經營中發揮的作用也是無形的，人類無法通過感觀識別它，只能從觀念上感覺它。
1.2.3使用價值確定性
即任何無形資產都有特定的使用方向和使用價值，只要對其有效使用就能為企業帶來收益。
1.2.4價值不穩定性
即無形資產的經濟價值極易發生變化，因而為無形資產帶來的超額獲利能力也是極其不穩定的。
1.2.5非貨幣性
即無形資產只包括除了貨幣資金、應收帳款、預付帳款、應收票據、長期股權投資、債券投資、遞延資產等以外的無實物形態的資產。
2知識經濟下無形資產的成本特征
2.1特征
無形資產計量在理論上應該包括其開發研究、取得和持有期間的全部物況勞動和活勞動的費用支出，但在實際計量操作過程中形成了與有形資產不同的幾個特征：無形資產成本的弱配比性；無形資產成本的缺項性；無形資產成本的象征性。
2.2改進建議
更新無形資產的計量基礎。我國現行會計制度規定，無形資產計量按依法取得時發生的注冊費、律師費等費用作為無形資產的實際成本。這即不能反映無形資產的實際成本，又不能反映無形資產的公允價值，與無形資產在開發過程中所耗資金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因此無形資產計量基礎有待改進。
3知識經濟對無形資產確認條件的影響及改進建議
3.1影響
我國會計準則規定無形資產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企業才能加以確認：一是該資產產生的經濟效益很可能流入企業；二是資產的成本能夠可靠的計量。企業自創商譽不能確認并計量其無形資產價值。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無形資產原則公告”（草案）認為，只有滿足與該資產項目相聯系的未來經濟利益可能流入企業且已被證實有充足的資源，并能夠可靠地計量該資產項目的成本。我國會計準則的規定與之相近。筆者認為據此確定只有外購或接受投資取得商譽等無形資產才可以被確認為無形資產，而自創專利商譽等無形資產的開發研究成本不予確認不妥當,在知識經濟下自創商譽等無形資產的開發研究成本也應確認。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無形資產層出不窮，如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綠色食品標志使用權等等，具體可分為以下幾類：市場型資產；智力成果型資產；應用型資產；方法型資產；基礎型資產；商譽；其他無形資產。這些無形資產價值十分巨大，現有會計準則和制度對它們的確認卻缺乏規定，因而不能納入會計核算范圍。
3.2改進建議
完善會計準則真實反映無形資產實質，拓展無形資產的確認范圍。我國無形資產主要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土地使用權、非專利技術、著作權、商譽等?！秶H會計準則》規定的無形資產包括計算機軟件、專利版權、電影、客戶名單、抵押服務權、捕撈許可證、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和供應商關系、客戶的信賴、市場份額、和銷售權等，其范圍明顯比我國大。我國傳統會計中無形資產只有7至8項，而經濟學中涉及的無形資產卻有近30項。美國評估公司所涉及的無形資產有20多項。無形資產確認范圍過于狹小，使大量的無形資產被排斥在會計核算之外。根據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如不確認新涌現出來的無形資產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偏離權責發生制要求，像商譽等作為反映企業具有較高盈利能力的信息，如不及時提供則不能滿足經營者正確報告受托責任的要求，也不能滿足與企業有利害關系的各方決策的需要。只有更廣泛更客觀更準確地確認并計量無形資產，才能滿足企業的發展需要，才有利于企業投資者、債權人、企業及政府管理部門等的科學決策。所以我國會計制度應該擴大無形資產的確認范圍。
4知識經濟對無形資產信息披露的要求、影響及改進建議
在知識經濟下無形資產信息應通過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以及各種有關的附表及附注等形式披露。
4.1無形資產信息在資產負債表中披露現行的資產負債表，在資產方設置“無形資產”項目，以價值形式反映企業無形資產的總存量。但這只是反映其凈值，從中看不出企業對無形資產的投資和在成本費用中所占的份額，不能滿足企業管理及外界有關部門、人士對無形資產信息的要求，所以可以通過增設“無形資產攤銷”科目并改革現行資產負債表有關無形資產的編制方法來實現。比如以上三種價值分別在報表中列示且其關系如下：無形資產凈值=無形資產原始價值-無形資產累計攤銷。
4.2無形資產信息在損益表中披露
目前通過損益表來反映無形資產新創造的效益只是間接的，不能從我國目前流行的多步式損益表中直接取得無形資產損益情況。比如對無形資產轉讓損益只能通過將其轉讓收入、支出分別匯集到其他業務收入、其他業務支出科目,通過損益表的其他業務利潤項目來反映；對于某些無形資產如專有技術等，因知識經濟的高新尖技術急劇變化革新而提前報廢沖銷其凈值時，同時增加營業外支出，通過損益表中營業外支出項目反映；對應分攤的無形資產攤銷額，通過損益表中的管理費用項目反映等等。這種間接反映無形資產損益情況的做法，顯然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無形資產經營管理的要求。所以應改革現有損益表，使之能直接反映無形資產損益的情況，或通過設計無形資產收益計算表來進行直接披露。
4.3無形資產信息在有關附表中披露
為了詳盡反映無形資產增減變化情況，可以設計編制“無形資產增減明細表”，主要項目應為按類別反映無形資產及其增減變化動態，即年初余額、本年增加額、本年減少額、年末余額等，也可以編制“無形資產收益計算表”、“開發研究成本明細表”等等，作為正式報表的附表，與報表同時報送。
知識經濟的實質范文4
關鍵詞：新經濟時代；投資體制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01
一、我國投資體制的歷史沿革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投資體制表現為國家充當投資主體，直接由國家籌措資金和分配資金的投資分配制。而且，人們認為投資就是搞基本建設，搞固定資產的擴大再生產。這種投資體制在建國初期是比較可行的，它能夠集中國家的財力、物力用于符合經濟規模的大型骨干項目，保證國民經濟急需的建設。但隨著國民經濟、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這種投資體制的單向流所產生的弊端就逐漸暴露出來。從“七五”計劃開始，提出要把經濟增長方式從追求速度的外延性擴大再生產轉到注重內涵性擴大再生產軌道上來。但實際上并未取得長足進展，人們往往把基本建設投資同技術改造投資一起安排，認為是固定資產投資。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投資體制全面推進撥改貸，逐步出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資金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的局面。目前，在國家是投資主體的同時，地方、部門、企業、金融機構也都成為投資主體；資金來源上，有國家預算資金、地方和部門機動資金、銀行貸款、利用外資等，有時還向社會發行證券籌集資金。投資方式上，也逐步從行政分配轉向招投標，引人競爭機制、租賃補償貿易、國內合資、中外合資等，現在又逐步發展到企業兼并和企業集團重新組合等。
為了進一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與西方國家經濟規則接軌，我國的投資體制不斷調整和轉變，取得了較大的進步。但人類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是不可逆轉的，一個國家的投資體制必然要順應和適應這一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需要。產業經濟的不斷發展和遞進，使我們已經走進了新經濟時代。我們在取得進步的同時，也使我們看到，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投資體制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新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調整我國的投資體制并加快其戰略、戰術上的轉變。
二、新經濟時資體制的轉變
我國傳統的投資體制是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它抹煞了企業作為投資主體的地位，形成了投資需求的“饑餓癥”，限制了社會資本的形成，降低了投資的效率和質量。居民投資渠道太少，企業融資渠道比較單一，間接融資比重較高，加上國有商業銀行的低效率，尤其是網絡革命的到來，都要求我國的投資體制必須轉變、“資本市場”這一全球化概念在我們國家已不再陌生，被《福布斯》雜志評為2001年大陸100首富企業家榜首的劉永行曾坦言，做產品是一分一分地賺，做品牌是一毛一毛地賺，做資本是一塊一塊地賺。海爾在冰箱、彩電大舉占領全球市場后，現在也要進軍金融市場，企業融資進人資本市場已成為我們社會微觀經濟細胞的未來發展走向。
三、新經濟時資體制的選擇
透過新經濟的表象，我們可以發現，“新經濟”的實質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新時代，它以高科技產業為第一產業支柱，以智力資源為首要依托，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如何由外延性投資體制轉變成內涵性投資體制，勞動密集性產業變為技術密集性、知識密集性產業，改造傳統技術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形成中國未來工業發展的龍頭？筆者認為就是要把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的生產力，要把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同開發國際市場結合起來，把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結合起來。在產品結構上，加快從傳統模擬技術為主，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過渡；在技術支撐上，加快從依賴引進為主向引進技術消化吸收與自主創新并舉方向轉移；在市場結構上，提高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社會化分工水平，加大技術開發投人，培植技術開發能力，以現代技術成果改造傳統產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品換代、技術更新、產業升級；以信息技術改造企業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營銷能力；要緊緊抓住數字化、網絡化的發展機遇，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企業的科技進步與技術創新機制。
融資是投資的一個組成部分，加強融資體制建設是完善投資體制的重要方面。在新經濟時代，要以投為主，投融并蓄。在改革傳統的、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投資體制下，鞏固和完善新經濟時代所要求的投資體制，要進一步加強融資體制建設，引入新的機構投資者，打開融資渠道。
積極培育和發展各類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投資活動各環節的調節作用；充分運用經濟手段解決投資經濟問題，要依據我國情況合理制定投資計劃，通過財政、金融的杠桿作用，有效調節投資活動；建立有限責任制度和破產兼并制度。有限責任制度可以實現資本的有效動員，國有企業利益獨立化；兼并破產制度可以監督資本、配置資本，從而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
在新的經濟時代下，改革僵化的金融體制，對我國自身金融業發展以及適應世界金融全球化、一體化、自由化的發展趨勢都是必要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界必須有知識經濟的新觀念，有知識經濟的新體制，有知識經濟的高技術，否則難以在金融國際化中獲益。就我國而言，應發展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投資范圍。我國市場現狀是，一方面銀行承受著巨大的利息壓力；另一方面大量儲蓄存款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而大量投資機會又找不到資金。怎樣才能將居民手中的資金不經過銀行這個中介機構，而以股票、證券等形式直接投資到企業中去？筆者認為應有效動員起社會資源功能，同時要大力發展中國的投資銀行。中國正經歷著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及其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接軌，經濟結構的調整及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巫需投資銀行的誕生與發展。它作為資本市場上一種高級形態的中介機構，在重新組合生產要素、優化資源配置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資本的重置、配置和優化與資本市場的發展進程有著密切的關系，是構建新型融資體制的前提條件，對于投資主體的利益獨立化，解決銀行巨額不良資產問題，用市場化的手段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意義都是重大的。
要發展投資銀行，培育投資銀行家是關鍵。知識經濟的發展取決于智力資源的占有，而人才是智力資源的載體，是新經濟時代的動力源泉。在企業發展中，企業家是內應力，投資銀行家是外應力，他們的有效配合才能適應新融資體制的要求、適應新經濟時代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張園.知識投資與知識產業[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06）.
知識經濟的實質范文5
關鍵詞：知識經濟；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興起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公共行政的發展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這些行政范式的轉變都根源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行政模式的轉變根源于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公共領域的崛起。當中國市場經濟與市民的社會發展已經初具規模時，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應調整，必將使中國公共行政發展陷入困境。在當今的時代狀態下，市場經濟與信息技術這兩種力量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發展的速度、路徑、性質，由于市場力量的擴展和知識經濟的結構，現代社會的發展從空間和時間上出現了一種伸縮現象，由于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使得時間被大大壓縮；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使得空間被大大擴展，即市場全球化使得單一國家市場、社會、政府的涉及領域逐漸擴大。這種特異的現象在學界被稱為“共時擠壓性”。而當代中國公共行政正處于這一歷史情境之中，正是這一特性，為起步較慢、摸索著前進的中國公共行政發展帶來困難。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化為市場經濟體制，其結果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轉變，在公民與國家及政府的關系上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公民的立場上，他們開始重新界定國家與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關注經濟、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問題，他們把政府放于批判與比較的視野中進行審視，形成了對于國家與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戰。
在釋放了經濟職能的同時，國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對于高品質的社會服務的需求。而傳統的行政模式越來越無法滿足這種需求。為此，政府開始在某些領域推出，讓市場經濟支配下的社會體系自發地完成這些功能。首先，政府釋放具有經濟性特征的社會事務，例如，政府實行的事業單位企業化、放開對電信通訊行業的壟斷、結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貨幣化等等；其次，政府開始釋放一些公共性的領域，例如高等教育、醫療衛生、公路鐵路等。國家這樣的釋放性活動，使得一些介于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半民間半官方的組織產生，如慈善性機構、學術團體、公民的自主組織、非盈利性咨詢服務組織等。以上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公共領域已經形成，也意味著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開始回歸于社會。
由于知識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國家處于一種特殊擠壓環境下，公共行政領域開始出現政府及被稱為“第三部門”的多元行政主體。這就意味著為適應當前行政主體多元的變化趨勢，中國的行政發展必須實現其發展范式的轉換——從傳統的管理走向現代治理。
二、治理理論的一般闡釋
治理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治理與統治一詞交叉使用，用來表示國家更確切地說是政治活動，并主要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
與此同時，對于治理概念，諸多機構與學者進行了詳細闡發，其主要的代表性觀點如下：全球治理委員會在其1995年發表的《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羅茨認為：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變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意味著有序統治的條件已經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
同傳統的統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兩者之間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權威的合法性，雖然治理和統治概念都必須涉及到權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論中不再像統治概念那樣僅僅政府具備擁有權威的條件。也就是說，治理雖然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一定是壟斷權力的政府。我們知道，統治的主體必須是社會的具有權威的政治統治組織，然而，治理的主體則體現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機構也可以是私人部門，還可以是一種關系即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權力的多向性，在統治的模式中，權力始終表現為集權，它為自上而下的、是單向的，公共行政忠實于政治權威，通過頒布規章、制度、法律來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管理。與此不同的是，治理則是一個民主、上下參與的互動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話語民主、協商民主、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可見，公共管理治理應是指在社會公共事務領域中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公民共同參與、相互協作的雙向互動的管理過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此必須超越政府與市場、公與私的傳統二分法模式，并積極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務管理技術。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機關，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非政府公共機構或各種機構之間的聯合。公共權力在政府與社會、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較為明顯的新型民主價值。
三、治理理論對中國公共行政發展的啟示
1.明確定位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共時擠壓性”改變了政府與社會和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雙向互動得以強化，以往建立在傳統的政治權威、經濟權威、社會一體化基礎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社會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當逐漸退出微觀市場領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職能即“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做到只“掌舵”而非“劃槳”。具體來講，政府要逐步放棄微觀經濟管理職能，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把權力交給市場；提供優良的投資空間，把投資的權力還于社會及公民，激發和挖掘社會的投資潛力；把資源配置等應由市場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給市場，使政府真正成為“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進一步放權給市場，政府將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強與改善宏觀經濟調控上，按照建立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的要求，大力整頓市場秩序，規范市場，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務，如法律服務、政策服務、信息服務等。
2.規范市場邊界、政府邊界、公共領域邊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這樣的特質決定了行政實踐中三個邊界的劃分以及行政約束的形成。三個邊界，即市場邊界、政府邊界和公共領域邊界，這三個邊界的界定能夠促使治理范式各個主體間相互約束，保證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場邊界的規定，決定了應選擇市場導向模式，私人性決定了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則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市場競爭的原則決定了社會資源在配置過程中最大的合理化，這為市場的優勢，界定其邊界則是政府在治理過程中自覺借用市場力量及時調節和干預市場的公共性；其二，政府邊界的規定，決定了應選擇績效導向模式，即政府行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邊界基礎上的績效導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時，應用市場的手段來分化其公共權力；其三，公共領域邊界的規定，決定了應選擇客戶導向模式。公共領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務以客戶為導向，無論市場、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聽取顧客的呼聲，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蹤體系，賦予顧客更大的選擇權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進第三部門建設
知識經濟的實質范文6
1．從理性到知識：行為假定和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和最優行為(optimum behaviour)基礎之上的。但是，這一理論基礎一直遭受批評。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批評了理性的程度；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則批評了理性的偏離；阿克洛夫與耶倫提出的“近似理性”、哈特提出的“充分理性”、森提出的“一致性理性”等概念，都不同程度地以放松完全理性這一不現實的假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對理性程度的討論之外，西蒙還對理性的本質進行了研究：經濟理性不是一種實質(substantiv。)理性，而是一種過程(procedural)理性。實質理性是指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能夠自動地實現既定目標。過程理性并不要求行為人每一次決策都完全正確，只要求行為人能夠根據經驗逐步調整其行為、不斷提高其決策的正確性，即過程理性的實現取決于產生它的過程本身，理性只是一種不斷趨進的過程。西蒙的過程理性概念只是個體層次上的，哈耶克還提出了社會總體層次上的類似概念――演化理性(evolutional tionality)。個人的理性對于整個社會演化來說是微不足道的，語言、文字、道德、宗教、法律等人類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人類的建構理性(construetive rationality)“精心設計的結果”，而是分散于個人的經驗知識通過社會的交互作用不斷累積、演化而來的。行為經濟學也認為，對經濟行為的研究不是要否定經濟人的理性，而是否定西方主流經濟學對理性的處理方式。在行為經濟學看來，應該用過程理性代替實質理性，并通過認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大腦和神經科學等方面的研究來揭不理性形成的基礎和過程，以此更好地解釋決策者的實際行為。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也表明，人類認知過程首先表現為人們通過一種“感知秩序”進行學習活動，進而形成分散的、非同質的知識。從哲學角度看，新古典中的實質理性是一種先驗(transcendent)理性，過程理性是一種經驗(experiential)理性。
上述對理性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以下啟示：理性不再像新古典假定那樣，是一種自然賦予或先天遺傳(innnate)的、外生的(exogenous)的存在物(being)，即本能(gift)，而是一種后天習得的(acquired)、內生的(endogenetic)、過程的(procedural)產物(beeoming)，即技能(skill)。這種過程就是實踐和學習的過程，其產物就是知識(1earning或者knowledge)。學習與知識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英文中，learning一詞就有學習和知識兩方面的含義。所以，在本質上，理性是一種學習過程，即過程理性；在表現形式上，理性是知識的一個函數，知識的數量決定了理性的高低，即基于知識的理性。
基于知識的理性不僅反映了理性的真正源泉和本質特性，還反映了理性在程度上或數量上的差異，即異質性(heterogeneous)和有限性：第一，理性的異質性和差異性根源于個體知識的差異性，或者說知識的分工。相比于同質的(homogeneous)完全理性來說，異質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質的理性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無差異的均衡結構形成的根源，而異質理性是經濟活動多樣性和收益差異性的根源，是差異結構形成和演化的前提條件。生物進化論就認為，多元性和差異性是生物進化的必要前提。第二，基于知識的理性表現為一個不斷試錯(try and error)、不斷精煉和不斷提高的過程，是一個沒有終極的過程理性，趨于完全但卻永遠不完全的理性。這與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在本質上不同：西蒙的有限理性是一種靜態的有限理性，而基于知識的理性是一種動態的有限理性?；蛘哒f，理性的有限根源于知識的有限。
2．適應行為：更優目標與創新策略
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定條件下，最優是其基本的行為模式；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下，滿意(satisfied)是其基本的行為模式。在基于知識的理性的條件下，其行為模式則是適應(adapting)，具體體現為：更優目標、慣例與創新策略和動態競爭。
適應行為在其行為目標上，表現為從最優(optimum)轉為更優(better)：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最優目標否定了進步和改進的可能，因而是靜態的；更優目標則體現了改進、進步、適應、動態等演化的本質含義。這分兩種情況：一是縱向改進，每一個t狀態都比t－1狀態更優，這體現為動態的演化過程；二是橫向占優，至少比社會平均水平好。在一個競爭的環境下，只有達到平均的收益水平才具有相對比較優勢，否則就會在激烈競爭中逐漸被淘汰。這體現了演化的適應特征。更重要的是，最優是更優的一個特例，更優包含了最優，是最優的一般化，因為更優就是局部的、相對的、暫時意義上的一種最優。在這個意義上，建立在最優行為基礎上的主流經濟學也應成為建立在更優行為基礎上的演化經濟學的一個特
在行為策略方面，適應行為模式表現為：經濟人根據其是否能夠適應環境變化而分別采取慣例或創新策略。能夠適應則采取原有的策略，即慣例(routine)；否則采取新的策略，或模仿(imitation)，或創新(innocation)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追求更優目標的行為主體，創新是一種必然的策略選擇。慣例策略的結果是報酬遞減的；模仿策略導致利潤平均化，只有創新策略才可以獲得超過平均的報酬，這就是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即超額利潤是創新的報酬。在預期利潤將不斷被平均化的條件下，必然采取持續的創新策略，因為單一的創新很快就會被模仿而導致超額利潤消失。從知識的角度來看，慣例是既有的知識，模仿是知識的擴散，創新是新知識的產生。這就是奧地利學派所強調的知識的發現和利用，也是企業的知識理論強調知識作用的反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創新在完全理性假定中是不存在的，因為完全理性表示無所不知，所有的策略和知識都是已知的。只有知識是有限的，才有創新的可能。所以，創新是更優行為的具體體現，是演化的本質要求。
在適應行為模式中，各個主體要適應環境并獲得生存機會，其競爭必然是一種不斷爭先(比其他個體更先創新)和爭勝(比其他個體更優)的動態垂直競爭，即“熊彼特式競爭”，而不是主流經濟學中通過價格爭奪資源數量的水平式競爭。在一個動態競爭的環境下，創新則進，不創新則退。只有不斷地爭勝和爭先，才能夠適應環境并獲得生存機會，這也是演化的本質內涵。
二、知識分工：差異結構與合作秩序
1．知識分工：分工導致的內生知識差異
分工問題曾經是古典經濟學中非常重視的問題，但是卻被主流經濟學所遺棄，后來才被楊格、楊小凱等人重新重視，用于研究經濟結構的演化。之所以分工是結構形成和演化的基礎，乃是因為專業化分工過程中處于不同環節中的知識積累導致知識的差異，即所謂的“隔行如隔山”。這種內生的知識差
異才是導致差異結構而非無差異的均衡。
分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分工的本質是什么呢?哈耶克指出：“顯然存在一個知識分工的問題，它與勞動分工問題非常相似，起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從我們的科學誕生以來，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而前者則完全被忽略，盡管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中心問題。后來，哈耶克對知識分工問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知識分立性或分散知識方面，他指出：“沒有超驗存在的人類整體知識體系，而只有分立存在的個人知識，這種分立的個人知識是有限的。知識愈多我們愈無知?！薄敖忉屨麄€經濟活動的秩序是如何實現的，這個過程運用了大量的知識，但這些知識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單個人腦中的知識，而僅僅是作為不計其數的不同的個人的分立的知識而存在的?！边@就是說知識分工是知識積累的必要條件。在分散知識的基礎上，哈耶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人類自由秩序自發演進的理論體系。
貝克爾和默菲在《分工、協調成本與知識》一文中，在分工中引入了“知識”的概念，并認為勞動分工與知識積累之間是相互促進的；Drucker從管理學的角度也提出和解釋了知識分工、知識勞動、知識社會等概念。胡佛認為，把生產流程分為日益簡單的工序是一個連續的“發現過程”，是企業內部不斷產生各種可能性知識的過程。汪丁丁則說：“專業化的實質是生產者的知識結構的專業化，也就是生產者累積其專業知識的過程，也就是貝克爾所說的，‘每個人知道越來越多的關于越來越小的事情’”。羅斯比認為，勞動分工是日益增長的知識分工的主要含義，并因此而促進了知識的增長。知識通過分工增長，我們僅僅通過接受我們可能知道的界限增加我們的知識。所以，分工的本質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勞動分工和市場分工，而是專業化的知識分工，即整個社會的知識積累通過個體分散積累來實現。
2．差異結構：循環因果與報酬遞增
差異化的經濟結構是差異知識通過循環累積因果過程(Cumulative Circle and Causation)的結果，簡稱為累積過程(cumulative Process)。這種累積因果的原理在經濟中具體形成報酬遞增與報酬遞減兩種機制。凡勃倫明確提出了“累積因果過程”的概念，維克塞爾提出了一個有關貨幣的循環累積過程的理論?？姞栠_爾則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循環累積因果的經濟發展理論。阿瑟認為，在經濟中廣泛存在報酬遞增機制即正反饋(positive fedback)。
在競爭環境下，基于企業的知識差異，如果企業的某個慣例或者是創新策略的收益超過了市場平均收益，則后續的行為將繼續采取相同的慣例并繼續取得超過平均的收益，這個過程不斷地進行下去，就會產生遞增報酬(increasing returns)的正累積效應(positive cumulative effect)。用物理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正反饋、自催化(self－catalyse)或自增強效應(self－reinforcing)。但是，如果其策略被大多企業所模仿，其收益水平被平均化，其超額利潤率被平均化為平均利潤率，報酬遞增效應消失了。如果其它企業不斷模仿，并在此基礎上還進行了成功的創新，則其收益水平將跌到平均水平之下，就產生了負的累積效應或者負反饋效應，即報酬遞減。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卻排斥報酬遞增，而將其理論體系建立在報酬遞減的假設基礎之上。只有報酬遞減機制，才能夠保證其唯一的、穩定的均衡存在，而這種均衡的存在正是新古典經濟學苦苦追求的最優資源配置目標的必要條件。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無法提供報酬遞增理論的生存土壤”，所以，報酬遞增在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中消失了。
在知識分工的基礎上，經濟結構的變遷表現為一種差異結構演進的動態過程，結構演化的動力機制主要來自知識優勢形成的競爭優勢不斷循環累積，導致的差異擴大的集聚效應，或者通過學習和模仿導致的差異縮小的擴散效應。專業化的生產分工形成生產上的產品結構或產業結構。知識創新產生新的產品，學習和模仿導致知識擴散而逐漸形成新的產業。不斷創新和模仿，是產業結構變遷的動力之源。結構在空間上表現為城市化、產業區等集聚效應，也表現為經濟由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擴散。分工的不同組織構成競爭結構，競爭優勢的循環累積導致壟斷，處于劣勢的企業不斷被淘汰；分工和競爭的不同報酬結果形成收入分配上的差異，報酬遞增拉大收入差距，學習和模仿可以縮小收入差距。結構就是在差異擴大的聚集效應和差異縮小的擴散效應這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下實現演化變遷的。
3．合作秩序：知識合作與共同知識
知識分工導致每一個體的知識結構愈加專業化，相對于整個人類的知識來說，就愈加貧乏，對他人的依賴性也就愈加增強，完全的自給自足在高度知識分工的社會中是無法生存的，必須加入到社會合作網絡之中，一起共享知識才能得以生存。汪丁丁把知識的合作看成是知識的互補性。他認為，知識互補性包括兩種：空間互補性和時間互補性?？臻g互補性是指不同類型知識或者不同知識傳統上的互補，即基于知識分工的合作。哈耶克和貝克爾等人對知識分工的研究針對的就是知識空間的互補性。這就是說，在知識分工的條件下，分散的知識必須通過某種方式進行合作，才能夠為大眾所共享并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知識共享而形成的合作方式就是制度的不同形式，它構成了人類合作秩序的基礎，決定著人類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諾斯也認為，“制度提供人類在其中相互影響的框架，使協作和競爭的關系得以確立，從而構成一個社會特別是構成了一種經濟秩序?！?/p>
哈耶克將制度定義為一種社會成員自發創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識的集合。易憲容引述斯科菲爾德的觀點也說明了合作的知識基礎：“合作在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是在于個人用什么方式知道他人的偏好與行為。進一步說，問題是在所謂的‘共識’，因為每一個人不僅必須知道他人的偏好，而且必須知道他人也知道我自己的偏好與策略?！虼耍献鞯幕纠碚搯栴}可以看作是：在一個既定環境下。一個人至少必須具備多少關于他人想法與欲望的知識，才能對他人的行為產生整體概念，以及能夠用這種知識與他人溝通。”埃格特森也引述斯科菲爾德關于合作中知識的重要性：“合作的理論問題可以這樣敘述：在給定條件下，一個人至少應該對于其他人的信仰和欲望知道多少才能產生合作的想法并能夠將這些想法傳遞給其他人”。青木昌彥認為制度是關于重復博弈進行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的自我維持系統。這種“自我維持的共同信念”的定義與哈耶克的“共同知識”定義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說，人們之間的相互交往和合作，必須以信任為基礎，而信任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基礎的，價值觀就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活動中形成的一種共同認識。
把制度定義為“共同知識”的優點在于：第一，“共同”一詞反映了制度的本質是其社會性和合作性，說明制度是相互影響的人與人之間社會交互行為的產物；第二，把制度定義為知識反映了制度的作用在于降低因知識分散帶來的風險。人們不必擔心知識分散帶來知識合作的困難，人們可以依靠制度約束
和預期他人的行為，減少交易中的不確定性。汪丁丁說，“制度知識的功能在于通過提供‘公共知識’減少博弈中的行為不確定性?！庇捎谥贫人N涵的知識共享于同一制度中所有人，它使每個人都事先知道其他人對他的特定行為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從而大大減少了個人決策中的不確定性。所以，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人們實現知識合作的合作成本或協調成本，維持社會的合作秩序。制度的激勵作用在于促進分散知識的形成，制度的約束作用在于促進知識的分散積累和共同享用。
三、知識積累：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
1．技術知識積累與經濟增長的循環因果
新古典增長理論是建立在資本和勞動這兩種有形要素積累的基礎之上的，其缺陷是將增長的決定性力量歸于一個無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術進步或人口增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針對這一缺陷，西方經濟學界興起了以技術內生化的新增長理論。為什么要將技術內生化呢?這是因為，技術與物質資本、勞動、土地及其它生產要素有著根本不同的兩個特性：一是技術知識在生產過程中是不會被消耗掉的，是用之不竭的，因而具有客觀上的非競爭性；二是技術知識具有一定外溢效應或正外部性，所以技術往往被看作是公共知識。這兩個特性決定了技術是報酬遞增的。
大致來說，基于報酬遞增的內生技術知識積累的增長理論主要有以下三種思路：一是內生技術進步的模型。技術的遞增報酬又成為新技術產生的資金來源，即R&D的投資，這種投資又使其技術的外部效應進一步累積并放大，最終導致累積式的增長。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技術遞增報酬―技術投資―技術進步―遞增報酬效應放大的良性循環，知識積累和經濟增長在這種自催化、自循環機制的作用下相互促進。所以，知識積累既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也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二者是循環因果互動，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不竭源泉。納爾遜和溫特的演化經濟思想模型，還描述了這樣一種知識積累模式：企業不僅從事創新性的技術開發，而且還從事模仿性的活動。創新與模仿之間相互作用，簡單的創新誘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會導致創新的加速，這又形成了創新―模仿―再創新的自我催化模式。二是內生人力資本積累的模型。這些模型通過引入一個教育部門，或者通過引入一段接受教育的時間來進行人力資本的積累。貝克爾等則描述了經濟增長如何提高兒童教育水平以及人口增長的人力資本的積累過程。巴羅和薩拉一伊一馬丁證明，在具有人力資本的兩部門增長模型中，即使物質資本的積累是報酬遞減的，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經濟的內生增長。三是內生分工的模型。楊格認為分工既是市場擴大的原因又是市場擴大的結果，分工和市場規模兩者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循環累積，形成一個自增強、正反饋、循環因果的報酬遞增和網絡效應，經濟也就在這二者相互促進的動態循環中不斷增長。貝克爾和墨菲提出了一個分工擴展與知識積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認為增長率依賴于協調成本的彈性(反映了協調分工的制度效率)。一個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穩定的國家，其較低的協調成本和較高的分工效率，可以帶來較高的經濟增長。楊小凱等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用新發展出來的超邊際方法和數學模型發展了斯密一楊格定理，進一步深化了分工效率(通過制度變遷降低交易成本)推動經濟發展過程的認識。這個結論，把經濟增長理論又引到了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或提高交易效應的制度演化的新領域。
2．制度知識積累與經濟發展
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的理論(二元經濟結構、工業化、非均衡經濟增長等)雖然在20世紀50－6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20世紀70年展中國家面臨重重的困難，使得發展經濟學家們轉向了新古典主義的思路，強調市場的作用。奧爾森認為，國家之間經濟發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資源稟賦和技術因素，而是在于其制度和經濟政策之間的差異。諾斯開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內生于經濟體系，認為即使在沒有發生技術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亦能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不發達國家之所以不發達，是因為其制度及其執行能力低下。麥迪遜通過對經濟史(1820－1995)的考察發現，經濟停滯和負增長是與封閉經濟、國內和國際沖突、巨大的經濟體制變革、對私人創造性和私有制的嚴重限制聯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續的、秩序化的增長和發展則是與可靠的產權、競爭和開放聯系在一起的。柯武剛和史曼飛直接指出：“至少有三項制度對人類進步和文明社會來講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產權、通過自愿的契約性協議自由轉讓產權、信守諾言。”所以，Matthews說：“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經濟的發展?！?/p>
制度變遷往往是從非正式規則的邊際演變開始的，非正式規則邊際上不可見的連續演變，最終會引起可見的正式制度的變遷。文化傳統的變革作為非正式規則演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正式制度變遷中的前提條件之一。一個國家可能長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為其“文化陷阱”所致。在給定的文化、意識形態和觀念等知識結構中，制度創新的決策和行為必定會受到其制約，對于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也必然受其所積淀的文化傳統所左右。如此看來，人類所累積的文化傳統對制度變遷的可能空間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反過來，文化傳統又是特定的制度條件下的產物。這就是說，非正式制度的演變引起正式制度的演變，但又被正式制度所決定，兩者循環互動，導致整個制度的自我催化式的演變。
3．協同互動：技術與制度
如果把制度界定為關于如何協調處于分工體系之中的人們的一種“社會技術”(social technique)或社會知識，通常意義上的技術界定為一種物質技術或自然知識，那么技術和制度就統一起來了。技術進步會影響制度的演進，制度演進也會影響技術的進步，兩者是共生演化或者協同演化的。當然這種協同演化并不是同步的、對稱的，它們會隨著經濟的演化過程而變化。在一個特定的時候或者特定區域，某一因素可能具有主導地位，在另外一個特定階段或者區域，另外一個因素起著主導作用。比如，制度的演化比技術的演化更慢，或者更為穩定。在制度穩定的時候，技術變革是演化主要方面；當制度處于急劇變革的時候，則制度可能是演化的主要力量。這正是普遍聯系原理和矛盾統一原理的具體體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基層建筑之間矛盾統一的關系。
Fagerberg，Freeman和Soete，Dosi，Pavitt和Soete等人都認為，經濟增長的原因很難區分出各種因素的作用和貢獻，甚至還包括一些非經濟因素。所以，任何僅僅強調單一因素而忽視其它因素的模型，都是不合理的。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絕不是某一個因素單獨作用的結果，而應該是多種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劉易斯在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內生變量分析的時候，強調了它與資本、技術等因素的相互關系。他認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但制度更為重要，因為全社會資本、技術和勞動等要素的投入規模決定于制度中的激勵結構。一個富于激勵機制的制度，即使沒有先進的技術，也可刺激勞動者創造出更多的財富。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提出了分工演進和制度演進相結合的模型，認為對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的是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納爾遜等也認識到應該將技術與制度的演化協同起來，這種協同演化才是經濟增長推動力，而不是將兩者孤立起來。并且，納爾遜進一步認為，技術是推動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作用力，但它不依賴于一定的制度激勵是不會產生和發揮作用的，即技術進步必須以制度效率為條件，而制度的作用是通過自身不斷演進以使技術進一步創新并更有效率地被利用。因而，納爾遜認為，持續的經濟進步需要一種促使技術、組織和制度協同演化的機制。布什和圖爾把技術看作是經濟演化的推動力，同時把制度看作是技術進步的“支持性制度”。Perez和Freeman也認為制度和技術不能夠相互對立，應該相互合拍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拉坦、馬修斯等都贊同技術和制度的相互作用。
總之，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經濟結構演進和制度變遷作為知識積累的具體體現，它們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系是一個相互促進、循環互動、自我催化的自組織演化過程。從總體上看，這四種因素是緊密相連的。技術進步依賴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的積累又依賴于勞動分工的演進，勞動分工的演進又依賴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制度、文化等傳統知識結構的變遷。這也是知識由經濟向社會、文化領域擴展的路徑和秩序，因而構成一個以知識積累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文化自組織演化的總體模式。這也是當前知識經濟熱潮產生的深刻理論淵源。而且，知識經濟不僅僅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也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它代表人類社會將要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基于知識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