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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范文1
一、印度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現狀及特點
一是重點突出,新興高科技產業是其主要發展方向。近20年來,印度政府一直將扶持高新技術產業鎖定在信息、生物和材料三個領域。這主要是基于在知識經濟時代,印度可以利用其人才優勢和技術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從而進一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的認識。在《2020年科技遠景發展規劃》中,印度政府明確提出:到2020年,印度不僅要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還要成為信息技術大國、生物技術大國和核技術大國。
二是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以印度代表性的信息高科技產業為例,近幾年年均增長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遠高于世界軟件業年均18%左右的增長率。并且,信息產業在印度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見圖1)。據印度信息工業協會于2007年4月公布的統計結果,印度信息技術產業2006年度的總產值達到了374億美元,占印度全國出口總額的25%,占印度GDP總量的4.7%,對印度當年9.2%的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度超過18%,成為推動印度“知識經濟”的新“引擎”。
三是高科技產業全球份額擴大,技術競爭力不斷提高。印度目前是世界五大軟件供應國之一,是僅次于美國的軟件大國,出口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20%。另外,印度擁有在發展中國家里規模最大的制藥業,是全球第14大藥物出口國。根據WEF《2009～201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在反映影響創新能力更深層次基本要素的1～9的指標中,中國大多數都低于印度(見表1)。特別是“科學家及工程師可獲取度”指標,印度在全球排序第四,而中國處于當年參與排序129個國家中的第36位。
四是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涌現出一批世界級高科技企業。表2給出了中印兩企業自主創新方面的信息。表中數據(E/D)是前一列數據與總專利數量的比例,即各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專利占總專利的比例。而這一數值中國為50.59%,明顯低于印度的73.99%。從(E)列所表示的兩國在美國被授予的專利數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絕對數來說,印度為1169,也高于中國的1021。這說明從企業自主創新角度考察,中國與印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距。而與此相對應的是,近年來印度還涌現出一批世界級高科技企業,其中包括印度信息系統技術公司、維普羅公司(Wipro)、蘭伯西制藥(Ranbaxy)、雷迪醫生實驗室(Dr Reddy’s Labs)等。
二、印度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的動因分析
印度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并崛起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總的來看,這主要是與印度政府的積極支持、較好的微觀經濟環境以及豐富的高科技人才儲備密切相關的。
(一)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保障
印度是一個并不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然而印歷屆政府卻把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視為國家發展和強大的長久之計,不惜投資,重點扶持。這主要表現在:一是以立法形式確立科技政策;二是立足于自力更生、獨立發展國家的高科技產業;三是注重國防科技,把為國防安全提供技術支撐,視為科技事業的首要任務之一。另外,印度積極發揮政府在形成國家競爭優勢方面的積極作用,全鏈條支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包括實行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創建有利的融資機制,建立適用人才培養機制,合理規劃集群布局,建立良好的企業、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合作機制,把握現代服務業特殊規律,有針對性地改善環境,創造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專門條件等等。
(二)良好的微觀經濟環境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印度經驗表明,健全的法治和規則體系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印度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得益于其較為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近20年來,政府修訂并頒布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主要有《版權法》、《信息技術法》和《半導體集成電路設計法》等,初步建立和完善了推動信息產業發展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印度高科技產業的高速發展還得到其較為健全的金融制度支撐。首先,印度擁有一套沿襲英國傳統的與西方世界接軌的金融法律體系這便于與歐美企業的交流與合作;其次,印度金融體系十分穩健,獨立運行、自我管理,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金融支撐;最后,印度高科技企業,尤其是軟件企業絕大多數都是私營企業,銀行對企業的資金流動看管更加“嚴厲”,企業也更加注重自身內部的有機增長,使企業對資源的利用更加充分。
(三)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培育了大量創新型高科技人才
獨立62年來,印度歷屆政府都比較重視發展教育和科技。幾乎從零開始,逐步建立起了一個學科齊全的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人才培養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從世界經濟論壇有關國家競爭力的最新報告來看,中國在一些教育指標的排序上已明顯落后于印度(見表3)。印度這種較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的信息技術和高新技術專業人才,使得印度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軟件人才儲備庫。
三、印度“適度工業化”戰略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影響
綜上所述,印度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絕非僥幸。然而,為什么印度會走上一條以高科技產業為導向的經濟增長之路?實際上,印度與中國具有十分相似的稟賦特征,但兩國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本文認為,中印兩國迥異的財政體制、投資環境、商業環境和勞動力市場環境迫使印度采取了一種“適度工業化”的戰略,而正是這種戰略的運用促使了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
(一)中印兩國經濟增長道路迥異的原因分析
如果將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方式加以比較,就會發現,中國是沿著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到服務業的發展道路循序漸進的;而印度則部分地采取了直接從農業生產國轉向以服務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道路。本文認為,如下三個主要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兩國經濟增長道路差異現象的形成:
其一,完全不同的財政體制導致兩國基礎設施建設供給能力方面的差別,進而導致與產業發展相匹配投資環境的巨大差異。中國和印度的財政結構完全不同:從中央層面來看,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印度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則主要用于國內外債務利息的支付,這大約占到其支出總額的30%(2007年數據)。從地方政府層面來看,由于中國的所得稅主要歸地方政府所有,故其具有強大的發展基礎設施以招商引資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印度地方政府明顯缺乏像中國地方政府這樣的稅收激勵。此外,考慮到印度的土地基本上歸私人所有,所以印度地方政府很難以土地批租的方式來籌措改善投資環境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投資。因此,當印度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不具有基礎設施投資的能力時,發展制造業所必需的投資環境也就難以形成,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印度制造產業的發展。
其二,商業環境的相對優劣導致中印兩國產業資本投資方向上的差異。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商業環境要比印度好得多。根據WEF《2009～201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統計數據,有16.8%的企業家認為中國商業環境的最大問題是“融資不便利”(見表4);而印度商業最大問題則在于“基礎設施供給不足”,有24.6%的企業家認同這一觀點。并且,影響印度商業環境的前五項不利因素所占的比重為70%,而中國僅為55.3%。這說明影響印度商業環境的不利因素和矛盾更為集中和突出。另外,由于在中國存在著地方政府之間為了本地實現經濟增長而展開的爭奪企業的激烈競爭,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敗行為也因競爭而趨于減少,從而使得中國實際上的商業環境要更好一些。這些因素的綜合決定了中國企業可以投資于規模較大的制造業,而印度的企業則更加愿意投資于小規模的服務業。因為投資于大規模的制造業,一旦經營出現問題就會因為僵化的勞工市場和曠日持久的破產程序而陷入無路可退的絕境。
其三,中印兩國勞動力市場的差異也助推了產業資本投向的分化。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在總體上較印度為好。2004年中國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為89.68%,而印度僅為61.01%;而2004年以后,中國的大學生入學率也開始遠高于印度(見表5)。從發展制造業和服務業所需要的勞動力的層次來看,服務業所需要的勞動者并不一定都是均質的;但是,制造業所需要的卻是比較均質的勞動要素,特別是在制成品生產部門,通常所雇用的都是訓練有素的職工。因此,在勞動力素質平均水平較高的中國,制造業獲得了較為充分的發展;而在印度,與其教育結構相匹配,既可以接納低素質勞動力、又可以吸收高素質人才的服務業獲得了相對較快的發展。
(二)印度“適度工業化”戰略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正是由于中印兩國在上述方面的差異,印度并沒有形成配套的工業體系,制造業等傳統產業發展滯后。但是,也正是這種發展模式使印度的資源消耗相對較低,環境破壞也相對較輕。從實際效果上看,這是一種“適度的工業化”,即適度的工業化開發、適度的工業化生產和適度的工業化消費。從工業化發展的角度看,印度經濟增長選擇的是一條“適度工業化”的道路。
但與此同時,印度又開拓了“新工業化”的發展道路。目前,印度積極發展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即使在農業發展中,印度也在利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現代交通技術等高新技術對其進行新工業化改造,使之向“新工業化”實現跨越式轉變。印度的這種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一種以新科技革命引領新產業革命的“新工業化”的發展模式。那種認為印度將成為“世界辦公室”的認識,僅僅從信息技術及其產業化的角度看到了新科技革命和新產業革命。而實際上,新科技革命、新產業革命將從信息科技、新材料科技、納米科技、生物科技、太空科技等許多方面實現物質生產方式的全面變革,真正克服工業危機并跨越工業化。
四、印度高科技產業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首先,改變“過度工業化”現狀,開拓“新工業化”增長道路。中國以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資源、優良的基礎設施以及地方政府競爭性的優惠政策,吸引了來自世界的大量的制造資本,成為“世界工廠”。但是,目前中國過高的制造業比例,以及被污染的空氣、水源和土地,都顯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呈現“過度工業化”的特征。因此,中國有必要盡快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開拓“新工業化”增長道路。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在于建成以“先進制造業”為主要內容并且包含有“世界辦公室”要素的“世界工廠”,而非傳統意義的“工業化工廠”,從而達到真正克服工業危機和跨越工業化的發展階段。
其次,調動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提高研發的有效性。從中印兩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現狀來看,中國走了一條開放度很高的“外資帶動”型的創新道路,而印度更偏向于“自主創新”型的發展道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中國有必要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方面的調整。比如,目前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但實踐證明這并未有效的調動起企業研發的積極性。因此,可以考慮借鑒印度經驗,改為“研發稅”形式,通過積累風險投資基金,服務于高風險的軟件和信息等高科技產業發展。
再次,優化微觀經濟環境,推動高科技企業迅速發展。高科技企業所處的微觀環境包括很多內容,借鑒印度的實踐經驗,其相對穩健的金融體系、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都值得中國學習。比如,中國軟件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軟件產業與資本市場脫節,二者沒有有機結合起來,更談不上金融創新。傳統的金融工具對中小軟件企業這樣的“二高企業”從制度上來說就是抵觸的,比如銀行貸款需要抵押,而軟件企業的主要投入是人力資本,所以難以獲得資金支持。
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范文2
關鍵詞：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AHP
一、 引言
在建設國家創新系統過程中，我國高度重視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我國“十二五”規劃中將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高科技產業作為國家的戰略產業加以扶持與發展。集群化發展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有效組織形式，集群形式有利于高科技的創新和擴散，而高科技產業的擴散也能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提升區域經濟的發展。然而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高科技創新和擴散的效果，因而擴散績效的研究能夠使產業集群中各主體更好地認識到擴散的重要性，以及影響擴散的因素，為高科技產業集群加速發展、提高產業集群競爭力提供思路。
國內外學者從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影響要素，擴散特征及機制，擴散效應，擴散績效評價體系等方面進行研究，為本文研究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指標選擇提供了理論基礎。關于擴散及其績效的研究主要有：Radosevic（2002）提出國家、行業、區域和微觀4個層面之間的互動形成高科技產業集群創新擴散系統，并分析4個層面的要素對對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創新擴散的影響。張鐵山等人（2008）對高技術擴散的特征及機制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認為這種擴散受擴散主體、通道和環境的影響，并提出高技術企業技術擴散機制包括能力機制、動力機制、約束機制和接收機制，這些機制綜合在一起形成高技術企業技術擴散的綜合模型。張熹（2010）運用投入產出法對我國高技術產業間的技術擴散效應進行了測算，并分析了我國高技術產業間技術擴散效應的變化趨勢，還運用面板數據方法對影響我國產業間技術擴散效應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人力資本、產品貿易和研發投入是影響產業間技術溢出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研發投入和設備支持是影響產業吸收效應的關鍵因素。上述的研究為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及其績效評價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角度，分析了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的影響要素，為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具體指標確定提供了依據。
上述研究表明學者已經認識到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的重要性，他們的研究為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豐富了高科技集群技術擴散研究理論。但是，對于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的績效及其指標體系研究相對較少，并且對技術擴散績效的實證研究也有待于進一步的展開和深化。因此，本文試圖用AHP（層次分析法）構建和分析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指標體系，并對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技術擴散績效進行評價，為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的理論分析提供一定的借鑒，對區域經濟促進擴散績效政策提供指導。
二、 高科技產業集群中技術擴散績效評價指標選擇
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特點有：技術擴散知識的傳播特性，技術擴散獨特的網絡特性，技術擴散中政府干預性，技術擴散與研發形式的關聯性，技術擴散對其形態和載體的依賴性。根據高科技產業集群中技術擴散特點的分析，結合吳添祖（2004）以及2007年～2010年浦東新區的統計數據并在廣泛的資料查詢的基礎上，擬定了以下五個評價指標。
1. 工業總產值。
以高技術產業產值為主的高科技園區工業總產值不僅能夠反映高技術產業產值規模及產業技術擴散情況，還能夠反映高技術產業的發展速度。
2. 知識產權授權數。
高科技產業集群知識產權的授權的作用在于對知識技術創新成果進行法律保護，以及促使其他企業或者個人能夠合法的利用已有的技術知識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知識產權保護能激發技術創新積極性，同時也為創新擴散提供了法律保護，是研發活動和技術創新擴散活動的主要產出形式。對專利授權數的統計，高科技產業集群中知識產權授予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科技產業集群在某段時間內的技術創新成果數量。
3. 技術交易數量。
在高科技產業集群成員之間可以通過買入已有技術的基礎上進行研發，從而降低研發成本，節約研發時間，大大提高了研發效率和競爭力。集群成員之間通過買賣技術，獲取技術和收入的基礎上促進了技術的擴散速度和范圍。因此，技術交易是技術創新、擴散和轉化的主要基石，促進技術和經濟的結合，提高技術擴散績效。
4. 經認定研發機構數。
高科技產業集群的技術擴散鏈分為橫向擴散鏈和縱向擴散鏈，橫向擴散鏈是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之間實現的模仿創新，縱向擴散鏈是通過產學研結合，從技術創新的源頭上游企業向下游企業擴散的，橫縱向擴散鏈圍繞著產業鏈交織在一起形成擴散網?？v向擴散鏈的源頭一般是由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技術企業的技術開發部門等這些研發機構構成，它們承擔高新技術研究的重任，是高科技產業集群中技術創新活動中的主力軍之一，也是一個重要的技術擴散主體。因此經認定研發機構數的多少決定了高科技產業集群內技術創新擴散的速度和效率。
5. 期末科技從業人員數。
高科技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之一便是利于吸引人才和人員跳槽頻繁，因此科技從業人員是高科技產業集群中技術創新活動中最主要、最活躍的因素，技術擴散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依托科技從業人員進行的。科技人員增加則優化了集群人力資本結構，這將對集群技術進步和創新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并加速集群技術擴散。
三、 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技術擴散績效評價
1. 張江高科技產業集群現狀。
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成立于1992年7月，以集成電路、軟件、生物醫藥為主導產業，集中體現創新創業的主體功能，被國際同行稱為“中國的硅谷和藥谷”。張江園區一直將技術創新作為其發展核心，積極鼓勵園區內技術擴散鏈上相關環節之間的技術協作和創新，在提高研發機構的創新能力同時還注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形成了科技園區特有的技術實力和競爭優勢。除依靠園區企業自身的研發中心，還積極引進國內外先進的研究機構、高校的科研成果和技術，以產學研結合的方式促進創新的加速和園區的發展。截止2010年底，經認定高新技術企業數達333家，經認定研發機構數為128個，在孵企業數為702個，吸引投資總額超過150億元，其中吸引合同外資9.5億美元，吸引內資企業注冊資本87.43億元。
2. 張江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指標權重的確定。
本文用AHP方法確定上述影響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各個評價指標的相對重要性，同時通過對各個指標權數的規范化處理，計算出每個指標對總目標的綜合權重。
（1）構造判斷矩陣。
設B1，B2，B3，B4，B5分別為張江高科技產業集群中工業總產值，知識產權授予數，技術交易數量，經認定研發機構數，期末科技從業人員數，構造如表1的判斷矩陣。
（2）確定指標權重。
命題1：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的幾個影響指標中，工業總產值的權重最高為0.512 9，其他從高到低依次為知識產權授予數，技術交易數量，經認定研發機構數和期末科技從業人員數。這也表明提高張江集群技術擴散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工業總產值的增加，集群經濟的總體發展可以促進集群技術擴散。
3. 張江高科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
假設C，D，E，F，G分別為張江高科技產業集群中2007年到2010年的工業總產值，知識產權授予數，技術交易數量，經認定研發機構數，期末從業人員數，然后構造判斷矩陣如表2、表3、表4、表5、表6所示，由Matlab計算出各自的最大特征向量，及最大特征值，并進行一致性檢驗，結果如下：
根據以上數據計算張江高科技產業集群技術擴散績效中2007年～2010年對技術擴散總目標的權值來表示的綜合指數：
2007年對總目標的權值=0.512 9×0.111 2+0.180 2×0.044 9+0.161 4×0.099 7+0.093 5×0.076 9+0.052 0×0.117 1=0.094 5
2008年對總目標的權值=0.512 9×0.139 0+0.180 2×0.122 8+0.161 4×0.185 1+0.093 5×0.307 7+0.052 0×0.149 4=0.155 9
2009年對總目標的權值=0.512 9×0.166 5+0.180 2×0.122 8+0.161 4×0.370 0+0.093 5×0.307 7+0.052 0×0.210 4=0.206 9
2010年對總目標的權值=0.512 9×0.583 3+0.180 2×0.697 5+0.161 4×0.345 2+0.093 5×0.307 7+0.052 0×0.523 0=0.536 6。
故層次總排序通過一致性檢驗。
命題2：張江高科技產業集群的技術擴散綜合指數不斷增加，尤其是2010年漲幅最高，說明張江高科技園區技術創新績效不斷增加。其中工業總產值和知識產權授予數權重的貢獻最大，同時技術交易數量和經認定研發機構數變化不大。這也表明在高技術機構數量變化不大的情形下，知識產權的授予和集群總產值的增加已經成為影響張江集群技術擴散績效的主要驅動因素。
四、 總結
通過以上計算可以看出，張江高科技園區的擴散效果是逐年遞增的，并可以通過增加工業總產值和知識產權授予數來提高高科技園區的技術擴散效率。具體來說：首先，財稅政策進行激勵和減輕負擔。例如對于技術創新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所產生的地方稅收部分，在創業和孵化階段實行列收列支，全額返還；園區內高等教育機構、研發機構和實驗室自用的進口儀器、試劑等科研設施及用品可免征關稅。其次，人才引進政策。針對上海的房市，可以對高層次、高科技人才提供廉價房吸引他們來高科技園區從事高技術產業的智力勞動和各項配套服務工作，提高人力資本，對人才進行激勵。最后，深化中介機構服務。在園區內提高專業技術咨詢、專利申請、報稅、倉儲以及金融等中介服務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企業落戶，并更好地服務于園區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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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號：71003070）；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項目號：10YS106）；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建設項目（項目號：J50504）；上海市教委重點課程建設（產業經濟學）。
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范文3
關 鍵詞:高新技術;稅收支持;啟示;對策
中圖分類號:F812.4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2-0010-04
高新技術產業是21世紀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主戰場,它的發達程度也是一國經濟競爭力強弱的重要指標,因此,各國無不采用各種手段對其加以鼓勵和扶持｡在這些手段中,稅收政策無疑是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縱觀世界各國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都是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的特點及其面臨的主要問題,有針對性地合理安排,力爭使其發揮最大效用｡
一､國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實踐
發達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實踐表明,稅收優惠政策是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最強有力的經濟手段,是使高新技術產業在財稅優惠政策的扶持下得以快速發展的關鍵｡但針對不同的問題,其稅收優惠的方式也多有不同,具體說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鼓勵投資的優惠措施
高新技術產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前期投入高､風險大｡因此,對于高新技術企業,特別是對于整個高新技術產業中最具技術創新活力的群體――處于初創期的中小企業,如何解決其資金來源問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發達國家,風險投資對于解決初創期高科技企業的資金問題,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對于稅收手段來說,要在解決資金來源方面起到作用,就體現在如何利用稅收優惠鼓勵風險投資進入高新技術產業｡
以美國為例,1957年,美國的投資收益稅為25%后增至29%,1969年又進一步提升到49%,其結果嚴重阻礙了美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196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已達1.71億美元,1975年迅速下降到0.01億美元｡為此,美國政府采取了減稅立法措施,首先修改《國內收入法》第1224條,允許向新興風險企業投資達2.5萬美元的投資者從其一般收入中沖銷由此項投資帶來的任何資本損失,從而降低了其稅收負擔｡1978年國會通過了《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將投資收益稅從49%降到28%｡1981年國會通過了《經濟復興稅法》,將投資收益稅進一步降到20%｡1986年,美國國會頒發了《稅收改革法》,該法規定投資額的60%免除課稅,其余的40%減半課征所得稅｡1997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投資收益稅降低法案》,該稅法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規定的也十分詳盡｡一方面延長了稅收改革法規定的減稅有效期限,另一方面又進一步降低投資收益稅,但同時對減稅額和適用范圍也做了嚴格的界定｡許多研究表明,美國風險投資規模的變化與投資收益稅率的調整息息相關｡
而新加坡政府的稅收獎勵政策包括:(1)風險投資項目出售股份所產生的全部損失,可由投資者在其它課稅中抵扣:(2)區域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計劃如能提升目前的科技或生產水平,且在新加坡無從事相同技術者,則可在5-10年內免納所得稅;(3)創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來自管理費用及紅利部分的收入可免稅,最多長達10年｡
(二)鼓勵研發的優惠措施
研發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中之重,是高新技術產業區別于傳統產業的本質所在｡但由于高科技產業的研發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很多企業都不愿進行相關的嘗試｡因此,各國都想盡辦法,包括運用稅收優惠來刺激企業研發的積極性｡國外的優惠措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投資抵免
投資抵免是指允許企業從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用于科技投資的一部分資本支出,從而起到了減少納稅金額的目的｡這種政策是一種事前的優惠政策,比降低稅率等事后政策更能激發企業從事技術創新活動的熱情｡
第二､加速折舊
加速折舊實際上使企業享受到延期納稅的優惠,企業將原本應上繳的稅金作為自己的資金使用,相當于從政府手中獲得一筆無息貸款,從而起到鼓勵企業增加科技開發､加快機器設備更新換代的作用｡國外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年限,一般都已從二戰前與戰后初期的20―25年,縮短至目前的10年左右,年折舊率為11―12%,從而使折舊金額常常超過企業所增資本額,對于企業更新設備和采用新技術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為了適應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日益尖銳的市場競爭,各國又多采取對若干行業或用于研究開發的固定資產的特殊政策,折舊率更高,折舊期更短,設備更新更快｡
第三､設立技術準備金制度
為鼓勵企業增加科技投入,加大科研力度,一些國家和地區還允許企業從應納稅所得額中提取未來投資準備金､風險基金和科研準備金｡在這方面,韓國的“技術開發準備金”較為有影響｡它規定企業為解決技術開發和創新的資金需要,可按收入總額的3%(技術密集型產業4%,生產資料產業5%)提取技術開發準備金,在投資發生前作為損耗計算｡這種做法適用的行業很廣,并且該制度對資金使用范圍和未用資金的處理有一定的限制,即準備金必須在提留之日起3年內使用,主要用于技術開發､引進技術的消化改造､技術信息及技術培訓和研究設施等方面｡另外,設立技術開發基金的企業還允許按其技術開發支出的5%(中小企業為15%)直接從稅額中抵免｡
(三)鼓勵成果轉化的優惠措施
科研成果只有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研究發明的成果在轉化為產品的過程中,國家的稅收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科技成果轉讓的優惠方面｡
韓國在這方面非常重視,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技術轉化效果｡韓國稅法規定,轉讓或租賃專利､技術秘訣或新工藝所獲收入,公民按照合同提供自行研究開發的技術秘訣所獲收入,可減免所得稅或法人稅對轉讓給本國人所獲收入全額免征,對轉讓給外國人所獲收入,減征50%的稅金,但對于不可能在國內實現商品轉化而轉讓給國外時,全額免征｡
(四)鼓勵市場推廣的優惠措施
從國外的實踐看,這部分的優惠措施主要表現在稅收減免方面,即通過稅收減免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從而為產品的推廣做出貢獻｡
韓國在這方面比較重視,主要有以下一些措施:(1)對先導性技術產品進入市場初期實行特別消費稅暫定稅率｡對具有技術先導性的產品(特別消費稅法對具體產品范圍有明確規定),在出口戰略上有必要擴大內需時,在進入市場的初級階段給予一定期間的減免特別消費稅｡以基本稅率為基礎,最初4年為10%,第5年度為40%,第6年為70%,第7年起恢復原稅率;(2)對技術密集型中､小企業的創業初期實行稅收減免(對技術密集型中､小企業政府有明確規定),在創業初期給予一定期限的稅收減免｡首都圈以外的地區:在創業后有收入年度起,6年內減免所得稅或法人稅的50%｡首都圈以內的地區:在創業后有收入年度起,4年內減免所得稅或法人稅50%,之后2年內即第5年､第6年減免所得稅或法人稅30%｡
(五)鼓勵吸引人才的優惠措施
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最終取決于人才,吸引人才的措施有很多種,從稅收角度考慮,綜合國外的實踐來看,主要表現在個人收入的所得稅減免和教育支出的稅前扣除等方面｡
韓國對于企業支付的技術和人才開發費可以一定的比例從法人稅和所得稅中扣除;對在韓國國內企業工作或在特定研究機構(含政府)從事科研的外國人給予5年的所得稅減免｡同時,對工作在原材料生產行業的中小企業的現場技術人員根據其在企業工作的連續工齡,享受不同比例的所得稅減免優惠｡
意大利對于企業聘請的博士后､學士后(2年以上)每個合同提供稅收信用額度為1500萬里拉-6000萬里拉,對于企業委托培養的博士生,政府給予的支持為獎學金的60%｡
二､國外實踐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一)間接優惠更能體現出優惠效果
稅收優惠可劃分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兩種方式｡直接優惠主要表現為對企業最終經營成果的減免稅,如企業所得稅的減免,強調的是事后的利益讓度｡間接優惠主要表現為對企業稅基的減免,強調的是事前的調整,通過對高科技企業的固定資產實行加速折舊､對技術開發基金允許稅前列支以及提取科技發展準備金等措施來調低稅基｡兩種方法各有特點,也各有利弊,因而發達國家往往講求二者的搭配使用｡但從這些國家的科技進步史及相關稅收政策的演變來看,特別是近些年來,科技稅收優惠政策更多地選擇間接方式｡這是因為間接優惠強調事前扶持,能充分調動企業從事科研和技術開發的積極性,充分體現政府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意向｡而直接優惠是一種事后的獎勵,企業必須在贏利的基礎上才能享受,實際享受的稅收優惠效果并不明顯｡
(二)消費型增值稅更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增值稅可以劃分為生產型增值稅和消費型增值稅兩類｡生產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的固定資產不允許做進項稅金抵扣,造成這部分價款的重復征稅,不利于設備更新､技術進步和擴大再生產,會使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稅負明顯高于有機構成低的企業,束縛了高新技術的投資需求和高科技企業的發展｡
因此,發達國家大多數都選擇消費型增值稅,它可以有效地消除重復征稅問題,從而切實減輕了高科技企業的增值稅負擔｡
由此可見,要允許企業將購置固定資產所負擔的進項稅額分期進行抵扣,尤其對引進高科技設備的增值稅抵扣應采取特別的優惠政策｡
(三)注重產業優惠和區域優惠的綜合應用
稅收優惠政策措施要體現和貫徹落實國家產業政策的基本要求,對高科技產業､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及其它需要積極鼓勵發展的產業,應根據不同情況給予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即制定相應的產業優惠政策｡但是,產業優惠的缺點就是覆蓋面有所局限,受到扶持的高科技產業得到了好的發展,而沒有被列入扶持對象的產業,即使科技含量很高,應用前景可能很好,也不能得到政策的照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與產業優惠相對應的一種優惠方式是區域優惠政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劃定一定區域,對此區域內的企業給予稅收上的優惠或者財政上的支持｡比如國家設立的經濟特區､中央或者地方設立的經濟開發區等等,都屬于這種優惠方式｡但是,區域科技優惠造成的區域內外區別待遇的做法,會造成高科技企業紛紛擠進開發區,甚至在開發區內進行假注冊｡某個企業一旦被確認為科技企業,其非科技收益也會享受稅收優惠的待遇,造成優惠的泛濫｡
因此,產業優惠與區域優惠結合使用,才是最佳的稅收優惠模式｡一方面用區域優惠的方法迅速地吸引資金和技術的集中,形成群體內的集體效應,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另一方面,既然鼓勵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那么鼓勵的標準是技術的先進程度,對社會的貢獻程度等,通過對整個高科技產業的普遍優惠,真正起到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
(四)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根本保障
稅收優惠是政府政策目標的風向標,通過法律法規制定優惠政策,表明一個國家政府實行相應政策的嚴肅性,也增強了本身的剛性,有利于實現政策目標｡發達國家都有各自相應的法律,如韓國在 《技術開發促進法》中確立“技術開發準備金制度”,并頒發《外資引進法》､《稅收減免控制法》,全面系統地介紹國家的稅收優惠條款｡上述法律對推動該國科技進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種以法律形式來體現的稅收優惠政策更具有權威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從經濟法制化管理的角度看,高科技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也應該注重法制化｡只有實現了稅收優惠的法制化,才能保證依法征收､依法納稅和依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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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范文4
關鍵詞：風險投資；風險投資主體；風險投資資本
0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風險投資成為推動我國的科研成果商品化、高新技術產業化、科技企業成長發展的重要因素。風險投資實質上是一種高科技與金融相結合，將資金投入風險極大的高新技術開發生產中，從而使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商品的新型投資機制。它也是高新技術產業化過程中的一個資金有效使用的支持系統，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風險投資。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風險投資這方面做得很不夠，我國風險投資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缺乏對高新技術產業有效的運作，使高新技術產業大規模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許多方面還需完善。本文主要對我國目前風險投資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議。
1風險投資的涵義
風險投資（Venturecapital），又被譯為創業投資。根據美國全面風險投資協會的定義，風險投資是由職業金融家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具大競爭潛力的企業中的一種權益資本；根據歐洲風險投資協會的定義，風險投資是一種由專門的投資公司向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成長型、擴張型或重組型的未上市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并輔之以管理參與的投資行為；聯合國經濟和發展組織24個工業發達國家在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投資方式研討會上認為，凡是以高科技與知識為基礎，生產與經營技術密集的創新產品或服務的投資，都可視為風險投資；我國《關于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中認為，風險投資是一種把資金投向蘊藏著失敗危險的高科技及其產品的研究開發領域，旨在促進高科技成果盡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資本收益的投資行為。
簡單的說，風險投資是指由風險投資者提供風險資本，風險投資公司以風險企業為投資對象進行投資、管理、運作的一種融資過程與方式。風險投資是高科技產業的助推劑，它在高科技產業化的關鍵時刻切入，填補了高科技產業化過程中，研究與開發階段的政府撥款或企業（個人）自籌與工業化大生產階段的銀行貸款之間的空白，使高科技產業化的各個環節由于有了資金的承諾而成為可能，在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風險投資自產生開始就與高新技術企業密不可分，二者的融合是源于彼此的內在需要、符合兩者本質特性的自然結合，也正是這種互利的融合決定了兩者之間的作用關系不僅僅是單向的，而是一種雙贏的關系[1]。所以完善和發展我國風險投資非常重要。
2目前我國風險投資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風險投資業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發展起來的。1985年9月，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的全國性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中創公司）成立；截至2007年底，全國從事風險投資的機構已超過400家。在中國的風險投資機構管理的風險資本總量超過1205.85億元，在風險投資方面，2007年風險投資總額達398.04億元以上，風險投資項目數也高達741個項目，平均每家風險投資機構管理的資本額達到8.492億元。顯然，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發展是比較快的，它在促進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創立和成長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我國的風險投資業僅經歷了較短的發展歷史，至今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現有規模的風險資本還難以滿足市場的需要，還無法獨立支撐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在我國現階段還存在大量的問題，阻滯了其在我國更快速的發展。目前我國的風險投資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2.1風險投資資本總量不足，缺乏合格的風險投資主體
從整體上看，現有規模的風險投資資本還難以滿足市場的需要。目前，我國風險投資資本的主要來源是財政科技撥款和銀行科技開發貸款，風險投資資本的融資渠道狹窄。并且我國目前的發展模式為“政府主導型”，以財政撥款和銀行科技開發貸款為主體的風險資本規模小，同時政府為主要出資方，造成投資主體單一，影響投資效益。加之，風險投資周期長，風險高，政府的財政資金不適合風險投資市場本性[2]。從已經建立的風險投資機構的資金來源看，除外資投資基金外，絕大部分是由政府或金融機構出資的，私人、民間資本幾乎沒有，融資渠道狹窄，風險投資資本總量嚴重不足。
2.2風險資本退出缺乏有效渠道
風險投資的活力就是資金的循環流動，其核心機制就是退出機制。沒有便捷的退出渠道，風險投資就無法達到資本增值和良性循環，也無法吸引風險投資人進入風險投資領域。風險資本的“退出渠道”或退出機制尚未解決，沒有發達的風險投資制度，就不能在風險資本與高新技術企業之間搭建出通道[3]。風險投資的退出渠道一般有5種：企業上市、收購兼并、股份回購、股份轉賣、虧損清算。在我國的風險投資業中，缺乏合理的投資回收渠道，雖然我國創業板已于2009年10月30日隆重登場，但是對于規范創業板的操作尚在逐步完善中。
2.3有關風險投資的法律法規滯后不健全
近年來我國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已經出臺了不少扶持高科技企業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稅收優惠、人才優惠、信貸優惠等等，但是對于投資于高科技企業的風險投資者和風險投資管理企業的扶持政策卻很少,相關的風險投資產業法如《風險投資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等一直未出臺[4]。在市場進入、稅收優惠、投融資管理等方面沒有對風險投資的扶持性政策法規。
2.險投資中介機構的發展滯后
目前在我國，風險資本市場所需的特殊中介服務機構如行業協會、標準認證機構、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等還比較缺乏，投資中介機構的人員素質和信用體系的不完善也成為中介機構發展的巨大障礙。某些中介機構缺乏職業約束機制及職業道德規范，存在為金錢驅動而提供虛假評估報告的現象，使某些中介機構的可信度、可利用度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風險資本家往往要做很多自己專業以外的事，降低了風險投資的效率。而且，中介機構發展的停滯不前，中介服務不規范等問題造成資本和項目雙方信息交流方面的不充分，這種信息不對稱形成許多錯誤的隱藏，導致風險投資企業戰略性的市場決策錯誤，嚴重地妨礙我國風險投資市場的發展。
2.5風險投資人才極度缺乏
從事風險投資事業的人才，不僅需要掌握金融領域內的相關知識、而且還應當熟悉高新技術產業的相關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對風險投資進行正確的評估和操作，降低投資失敗的風險。目前國內風險投資多數還停留在學術論壇和理論研究層次上，在實際操作上真正懂得風險投資的人才還不多，大部分投資人才都來自于政府、民營企業、上市公司等部門，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多數缺乏專業知識和從業經驗，局限性較大。
3促進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的策略
針對我國在進行風險投資的過程中存在的以上問題，提出如下的發展策略：
3.1拓寬資金來源，實行風險投資主體多元化
我國應拓寬資金來源，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政府應逐漸淡出投資人的角色，鼓勵更多的民營和個人資本參與到投資中,以規范市場運作[5]。除了借鑒國外發展產業風險投資的經驗，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前提下，使從事養老基金、保險基金、住房基金等民間資本的這些機構投資者以及一些具有良好市場業績的上市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來介入風險投資領域，將為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直接融資來源與渠道，促進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把民間資本引入高新技術風險投資領域，通過資本與技術的結合，讓資本最大增值[6]。還有從國際經驗來看，外國風險資本的介入也是發展本國風險投資的重要依托。我國應減少對風險投資限制、制定健全有關風險投資政策，并提高它們的透明度，促進外國風險資本關注，吸引外國風險投資資本，使其更加支持中國高技術企業的發展，也是我國風險投資拓寬資金來源發展的重要渠道。
3.2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
由于風險資本存在著周期性特征，因此能否有效地兌現資本收益，即將其所投的資金由股權形態轉化為資金形態即變現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了促進風險資本的順利循環以及增量風險資本的進入，就必須考慮建立起有效的風險資本退出機制。我國風險投資最現實可能的退出方式為企業購并，其他幾種較為現實可能的退出方式依次為創業板交易、風險企業回購和買殼上市[7]。我國處于創業板市場運行的初步階段，創業板的作用就是為成長性高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鏈條的中間環節，所以既要從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實際出發規范和完善創業板，也要積極發展和利用風險資本的其他退出途徑。
3.3優化風險投資的投資環境，加快制定有關風險投資的法令法規
建立規范風險投資運營機制的法律制度，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立法和監督是促進風險投資健康發展的保障。風險投資是為風險企業提供創業資本，通過管理上的參與將科技成果“孵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特殊投資，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傳統投資。風險投資是一種法制化的市場行為，必須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因此，嚴格規范風險投資的運營機制，是保證我國風險投資業健康發展的必要措施。與之相適應我們需要盡快制定相應的法規和管理辦法，完善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諸如《專利法》、《技術合同法》等，給風險創業者的專利權、專有權、創新權等以特定的保護，采取稅收優惠計劃，降低風險資本的獲得成本，提高風險投資的平均收益率水平。
3.4加快風險投資中介機構及項目評估機構的發展
風險投資中介機構是運用各種金融工具為籌集者和投資者服務的專業性機構，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投資顧問、資信評估機構、技術信息咨詢機構、專業市場調查機構等專業機構。建立具有高度權威性的投資項目評估專門機構，由有經驗的評估專家對風險投資項目經行評估等專業服務，以指導投資者進行有效的投資。另外，還需提高中介機構的信用和中介機構的人員素質，并努力采取措施降低風險投資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提高整個風險投資市場體系的運作效率，為風險投資公司提供規范有效的中介服務，使風險投資公司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促進我國風險投資更快的發展。
3.5培養高素質風險投資人才
在高新技術產業形成和發育過程中，人才是關鍵的因素，應加快培養高素質風險投資專業人才，加快對現有風險投資機構從業人員的培養，還可以利用國際合作和交流，吸引海外人才。我們應該努力培養一支懂技術、會管理、熟悉金融與財務的風險投資家隊伍,不僅依賴于其自身獨特的素質和專長，還要設計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防范其道德風險。推動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盡最大努力去經營企業，實現人力資本的價值[8]，創造“以人為本”的文化氛圍，可采取給予風險投資人才工資、福利、獎金、股權、期權和收入提成制度等，激發風險投資人才隊伍的快速發展。新晨
4結束語
總之，風險投資由于其在推動科技產業化，促進經濟增長方面作用巨大，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日益緊密結合，風險投資也越來越顯著地發揮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我們應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盡快完善法律、法規及制度建設，采取政策鼓勵，發揮政府引導作用，開拓風險投資資本來源，引進風險投資人才，提供最佳退出渠道及加強風險投資機制建設等措施，積極促進我國風險投資業的健康發展，使風險投資更快的推動我國的科研成果商品化、技術產業化和高科技企業的成長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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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范文5
青島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的公司，十年前與今天的名單沒有太大差別。
海爾、海信、青島啤酒、澳柯瑪、雙星等自始至終是青島這座城市幾家屈指可數的大體量公司，他們是青島的經濟叢林中奔跑的“大象”?？墒?，一片繁榮的森林不能只有大象，還應該有獅子、老虎、長頸鹿、羚羊、野馬、山豬、穿山甲、鼴鼠和數不勝數的螞蟻，這才稱得上繁華、自成一體、自給自足。城市經濟產業生態的原理，與自然界生物鏈和生態圈的規律，原是相通的。
前段時間，本刊記者走訪了青島近10家高新技術企業，產生了兩個印象：
第一個印象是，青島高科技型企業的數量在近兩年似乎形成新一輪的井噴式增長。世界第一款以意念控制的機器人、世界第一款高亮度水下燈管、能夠避免輸油管道漏油和爆燃的光電監測技術、能夠在90分鐘內識別出兇手和的DNA技術……技術新井噴，可能得益于政府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思維更加成熟，逐漸意識到中小公司在此輪升級浪潮中的地位。
第二個印象則是，青島市發展科技產業的思路，逐漸從“就科技談科技”轉變為“就金融談科技”。
從極度重視大企業創新，到轉向更加重視小企業創新，從著眼點死死盯著科技，到如今深悉金融體系構建的重要性――青島在處理新經濟形態方面。手法漸趨嫻熟。
以此為契機，本刊記者試圖梳理深層次的思考點――搞高科技。應走大象經濟的路子。還是走螞蟻經濟的路子？青島反復強調自身的海洋科研實力，可是，這種實力是否被高估？“藍色硅谷”需要多久建成？科技金融有多重要？……
一
高科技產業在世界范圍內有兩種范式――美國硅谷模式和日本大企業模式。
上世紀60-70年代，在美國仍未繁榮起來的西部地區，有一片區域因機緣巧合，陸陸續續地出現一些螞蟻體量的小型科技工作室。這些工作室，多則三五人，少則～兩人，大多數是大學工科畢業生，窩在狹窄的小屋子里搞些小發明、小創造，并幻想著有朝一日“改變世界”。
同樣是在上世紀60-70年代，在遙隔太平洋的日本，已經逐漸成為體量巨大的“大象型”企業的三菱、豐田、本田、松下、索尼和東芝等巨頭，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投入巨額資金進行科技創新，不斷開發出系列的高品質產品行銷世界。
兩種范式，按照各自的邏輯同時鋪開。硅谷的“螞蟻模式”與東京的“大象模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夕，似乎同時在醞釀。
40年后，美國那片區域里許許多多不知名的“螞蟻”企業，絕大部分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可是，有幾家活下來的，卻成為了今天引領世界科技潮流的最尖端領導者――微軟、蘋果、英特爾、惠普公司……而這片誕生了奇跡的土地，被人們稱為“硅谷”。
同樣是40年后，在太平洋對岸，日本最繁華的都市圈里的曾經叱咤風云的“大象”――索尼、松下、本田、三菱幾乎無一例外陷入深深的危機，有的甚至巨虧幾十億美元。而這些公司的產品技術創新則陷入死胡同無法自拔。日本“大象”與美國“螞蟻”在高科技跑道上的比賽，以后者取勝作為終結。
二
日本高科技產業為什么會輸？一則在經濟學界被反復研究的案例或許能夠回答這一問題。
電視機，從技術角度而言，近20年來完成了從“模擬技術”向“數字技術”的升級。而今，我國大部分家庭安裝的都是數字電視。不過，在上世紀80年代，數字技術仍未誕生，幾乎全世界的科研人員都還沉迷于模擬技術中。當時，日本為了在該方面迅速趕超美國，搶占市場，由政府牽頭，組織國內幾家大企業，聯合攻關，技術集成?！凹辛α哭k大事”的日本，終于在不久之后一舉攻破難關，在模擬技術上完成了對美國的超越，產品也迅速包圍世界市場。
可是，緊接著，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就在不久后，幾家美國不起眼、不知名的小科技公司，不按常理出牌，竟然創造出了詭異的“數字技術”，以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規則，顛覆了此前的“模擬技術”。隨后，數碼產品，電視機、收音機、攝影機、電腦全部采用“數字技術”，“模擬技術”被全面淘汰。日本以舉國體制和巨額投資換來的技術優勢被毀于一旦。
怎樣理解這個案例？這就如同一個武學大師把太極拳練到極致，自以為天下無雙，卻被不知從哪里蹦出來的小伙子用機關槍一下子射死了。背后的邏輯很清楚：美國發展高科技，憑借的是千軍萬馬的氣勢，而日本發展高科技，憑借的是“大BOSS”模式。美國政府讓成千上萬小型科技公司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同亂槍打鳥，打一千發總有一發打中，而日本政府則是“舍我其誰”，選定一兩個最優秀的，力求“一槍致命”。
三
企業越大，創造力越差――這個看上去似乎吊詭的結論，其實已經被許多專門研究“大公司病”的學者剖析了N遍。一個從貝爾實驗室跳槽到美國硅谷成功創業的人說：“我在貝爾實驗室時，他們評價我們這些研究員，是用在哪一級的刊物上發表過多少文章或者在國際會議上有多少文章作為標準的，在這樣一種激勵機制下，研究人員就把精力放在發表文章上，而不是放在技術的商業化上。另外，從普通技術人員到總裁要經過11個層次的審批，在這種環境下，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的話，就要做很多的協調工作，而且要冒相當大的風險，如果事情做成了，老板會拍拍我的肩膀說，小伙子，你干得不錯，除此就沒有下文了，如果我把事情做砸了，就會被炒掉。”
大企業極度害怕不慎失足而導致失敗。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打江山，難在白手起家；守江山，難在萬世千秋。這就是初創型小公司的創業者與大型公司的守業者的思維區別。
創業者是一群“賭徒”，將身家押在上面，不成功便成仁，他們對于創新、發明、開拓最有激情。守業者則是“管家”，把家打理得井然有序、安穩可靠，最討厭淘氣的孩子。
一些傳統制造型企業發明出一項革命性的技術成果，并不會歡快喜悅地拿出來與全世界的人分享。他們的技術創新就如同老字號的獨家配方，永遠不為外人所知?？墒牵⌒涂萍计髽I卻有動力將自己的發明與世界分享。例如，青島高新區有一家由留美歸來教授新創立的光電技術企業，這個企業想要生存，就必須不斷地往外擴散自己的技術，他們熱切地盼望中石油、中石化購買他們的技術產品，盼望著美國波音公司、中國高鐵和印度地鐵通通來采購他們的光電監測方案。
因此，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邏輯本身就是擴散邏輯。他們的技術創新對全社會開放，與傳統制造企業的技術創新對內封閉有著鮮明的差別。
四
我國正在努力打造高新技術產業，可是從大部分地市的眼光和思維來看，顯然還是新手。
此前，中國發展高科技盛行“一聲令下”。
中央一聲令下，光伏產業立即大規模上馬，然后等待著三五年后的“收成”；地方政府一聲令下，一個個全新的軟件園區拔地而起，然后等待著三五年后該園區成為世界軟件業翹楚；組織部門一聲令下，把數千個留學、執教于國外的高層次專業人才召喚回國，然后期待十年后全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一躍而起……
高科技產業是不能這么玩的。它有特殊的規律。據苗思維可能適合傳統制造業與重化工產業，卻絕不適合靈活性與變動性極高的高科技產業。
玩高科技，首先要有人才。有一批從海外歸來手持尖端技術立志報效祖國的人才隊伍，有一批從清華、北大等名校畢業的高材生，有一批從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高端科研機構“跳槽”下海打拼的教授和學者，無疑是撐起高科技這座大山的人?；A。其次要有金融。這些科技高手才華橫溢、學富滿車，可是他們只有知識，沒有資金，而他們力求開創的新事業如IT、生物技術等都是“燒錢”的行當，所需原始資本至少上千萬，通常在上億、上十億、上百億不等。沒有一個好的金融體系和自由的投資體系，他們的事業根本沒法往前踏進半步。因此，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基本邏輯就是：1.培養一批“技術人”。2.聚集一批“投資人”。3.建立一條渠道讓他們“相親”。
五
最后，講一個故事，來作為更深刻理解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律的注腳。
有一個勘探者，憑借長年的勘探經驗，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發現了一片寶藏，不過，它埋藏在1000米以下，沒有龐大人力物力是無法開采出來的。勘探者不愿意放棄這個機會，于是跑到集市里尋找幫手：“嘿！我在沙漠中發現了一塊礦藏！”于是，有三個地主來到了他的面前。第一個地主瞅了瞅他說的那個地方，冷冷地說：“這里根本不會有寶藏，你是個大騙子！”拂袖而去。第二個地主也看了一眼，說：“這里有礦藏，可是太深了，而且也不知是金礦還是鐵礦?！币卜餍涠ァＷ詈?，只剩下第三個地主了，他思索良久，對勘探者說：“嗯，這是片寶藏，挖吧！”
于是，鏟土機，鉆井機，數千個工人，日夜不息，終于在一年之后，挖出了大批黃金礦石，價值連城。由于這個地主是出資人，自然拿了財富的大頭，而那個勘探者雖然僅取其中的10%，也成了億萬富翁。
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規律，遵循的就是這個故事的邏輯。
那些專家型創業者可被視為勘探者，他們憑借所掌握的高端科研技術，四處尋覓投資人，找到一個相信他們的愿景，愿意和他們進行一場刺激的商業探險的風險投資家――也就是故事中的第三個地主。
當然，不是每個創業者都擁有幸福的結局。故事的結尾可能是另外一個版本：地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為勘探者挖到1000米，卻沒有發現任何礦藏，大筆資金打了水漂，地主無功而返。
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范文6
關鍵詞：產業升級；結構調整；經濟改革；企業創新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9-0044-02
一、全球高科技產業格局的演變
20世紀末，美國各界籠罩著一股憂慮情緒，對美國高科技產業的主導地位的前景感到非常擔心。原因是在全球一體化、新興國家崛起背景下，海外研發、制造業的競爭力迅速提升，美國出現了科技人才、研發活動外流的現象。這些年的情況表明，這種憂慮得到了部分驗證。全球高科技產業格局確實出現了一些變化，但是也有一些沒有改變。變化的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一些傳統領域和地位開始受到挑戰，主導地位在被弱化；沒有改變的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基礎仍然雄厚，其地位并沒有受到根本動搖。
在計算機、軟件產業，全球計算機產業的格局是，計算機部件（概念設計和產品規劃）的研發活動集中在美國、日本；計算機應用研發及新平臺開發（尤其筆記本）集中在臺灣；成熟產品（臺式計算機）開發及主要制造及維護活動在中國。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仍占據產業的高端位置。目前，雖然全球這個產業的創新活動很活躍，但是基本仍然在美國微軟、英特的框架內開展。軟件業產業的基本格局是：美國在軟件包、軟件服務中占據主導地位，但是有逐步下降的趨勢。軟件服務提供商主要在印度，軟件邏輯、布局及開發主要在愛爾蘭，產品開發及研發在以色列。但是，目前創新性軟件開發活動（以專利衡量）仍然集中在美國。
在制藥及生物技術產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制藥產業的研發投資出現外流現象，主要流向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生物技術興起、國外同業競爭加劇，產業創新活動（研發投資和專利衡量）開始活躍。美國、歐洲和日本是這些創新活動主要源發地。隨著中國、印度等國家科技工程能力增強，以及產業組織垂直專業化的深化，創新活動也開始向這些地區擴散。這種擴散主要集中在制造過程、診斷試驗管理領域。目前的制藥業研發活動的擴散與20世紀90年代軟件業的情況類似。但是迄今為止，在全球制藥產業的研發、創新活動中，美國公司仍然占主導地位，標志是研發投資規模，市場吸引力在全球居首位。生物技術產業的基本格局：產業涵蓋生物醫藥、工業制造、農業生物技術諸領域，生物醫藥是主導產業。產業分布以美國及西歐國家為主。
二、對產業格局演變的實踐總結
在全球經濟格局巨變，美國高科技產業遭受前所未有挑戰的情況下，是什么因素導致美國的產業地位得以維持，甚至繼續引領全球產業升級的方向呢？美國政策部門對其中的“變與不變”進行了分析。他們指出，“變化”來自四個方面，首先是海外創新能力提高，表現在：（1）新產品設計及開發能力提高；（2）科技及工程技術人員數量增加；（3）制造業（如汽車、計算機等）在全球市場地位凸顯；（4）若干研發中心（如班加羅爾、上海、新竹）影響提升。其次是海外制造業擴張。這些擴張有些由美國公司主導，更多則是當地自主研發的結果。前者體現在生物、半導體等行業，后者體現在汽車、計算機等行業，尤其在中國、臺灣、韓國地區。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客觀上都帶動了這些行業在當地的發展。第三是海外高科技產品需求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東亞地區最為顯著，表現在消費需求范圍擴大和成熟度提高。最明顯的是軟件、半導體和計算機產業產品，其中一些產品的需求市場已經超過美國，甚至有更高級的特點。第四是產業組織的創新。最突出的是垂直專業化的擴大和深化帶來更多的聯系和機會?！安蛔儭钡氖菍е旅绹偁幜Φ幕A仍然穩固，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由此可以看到的是：21世紀后，在全球高度一體化下，一國產業的格局及走向，需要在全球視野下進行觀察和評價。因為一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不僅是國內軟硬件實力的綜合反映，也是各國間綜合實力對比的體現。所以，體現在產業上的水平和提升，需要各方面，尤其是軟實力的綜合配合。
三、產業格局及其走向的理論解釋
那么，一國的產業是如何走向高端的？又是如何保持持續的升級能力的？長期以來，各國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展開：什么是產業升級、產業升級的路徑是什么、如何衡量產業升級的進程。第一個問題涉及產業升級的內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Porter、Gereffi、Humphrey等。Porter（1990）認為產業升級是一種要素轉移，使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獲得充裕的資源稟賦，依托比較優勢發展的過程。Gereffi（1998）將產業升級定義為，企業向高利潤或資本、技術密集型實體發展的過程，并總結了升級的四種形式：產品從簡單向復雜的轉化；經濟活動從貼牌、自主品牌向自主設計方向的發展；產品高附加價值化，以及供應鏈前后聯系的加強；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變化。在此基礎上，Humphrey（2004）從企業的生產流程、產品、在價值鏈中的功能、價值鏈上各部門關系四個角度提出了企業升級的不同方式。第二個問題涉及產業升級的路徑。這方面研究大多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討升級的動力、驅動因素、機制機理等內容。代表人物有Gereffi、Pipkin、Lall、Pickles et al 等。這些學者從企業和制度層面開展研究。在企業層面，Gereffi（1999）研究提出了影響企業從而產業升級的三個因素：主導企業的學習效應；社會需求的驅動效應；有勝劣汰的擠出效應。Pipkin（2008）提出企業信譽、經營穩定、制造能力是升級的三個前提條件；而國際貿易條件、教育、社會體制是升級的三個要素。在制度層面，Lall（1994）指出產業升級依賴于政府目標，以及為產業及企業制定的扶持和管制政策。Pickles et al等學者通過對歐洲、北美和南亞等國的研究，也看到了體制結構、政策環境對產業升級的意義。第三問題涉及產業升級的衡量。這項研究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指標及指標體系，確定產業升級的位置或水平、及預測未來的升級趨向。Kaplinks（2005）等提出產品指數的概念，以此來衡量產業升級。公式為：PUQ（產品升級指數）= dp%X（X部門產品價格變化與價格平均變化的偏離率）+ MSX（X部門市場份額的變化率）。若兩個變化率同時上升，則表示產業處于升級中。有的研究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出發，有代表性是Hoffmann（1931）系數，錢納里和賽爾昆（1975）的產業結構模式。
歸納上述研究可以看到以下幾點：首先，產業升級需要一個非常復雜的支撐系統。這個系統需要具備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的諸多良性互動的因素。這些因素的核心是制度，其功能是為產業升級提供土壤或環境。在這種土壤或環境中，會形成一系列文化和法則的力量，自然衍生出無數的經濟體及其行為，以及這些經濟體和行為的自我優化過程。由此，行業、產業不斷優化、升級。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業升級需要從上而下的拉動。其次，企業始終是產業升級的核心，因為企業始升級的行動者。產業由眾多的經濟體或企業組成。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勇于、樂于向產業高端挺進的時候，該產業也就處于不斷升級中。而企業向產業高端挺進過程及結果，實際是企業尋求自我生存、發展，走向成功的復產品。所以，這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產業”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業升級又是自下而上推動的結果。第三，在全球產業升級過程中，沒有各國普遍適用的統一的模式。這是由各國的歷史，尤其是文化淵源不同造成的。但是，這并不是說在產業升級中，可以隨心所欲，沒有需要遵循的普遍規律和規則。綜合各國實踐可以看到，市場體系是共同需要的東西。在市場體系越成熟的地方，產業的位置越高，產業升級越容易見效；在市場體系不完善的地方，產業大多處于較低位置，產業升級也難以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