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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1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集聚；優惠政策
[中圖分類號] F12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2-0133-03
[作者簡介] 鄒，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廣西 南寧 530006)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其突出的表現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涌入，中國(2002年)躍居世界首位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之一。但從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分布看，卻極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導致中國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邊又沿海的廣西與中國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條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純自然條件、社會文化與廣東非常相似。但是改革開放30年來，廣東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增長走在全國前列。廣西卻仍然是經濟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遠遠落后于廣東。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結果?本文試圖從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角度進行分析，并以廣東作為參考，選用實證分析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
在經濟學理論中，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歸結為兩大因素：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
在經濟地理因素方面，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的地理因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條件、交通運輸條件。中國改革開放30年，沿海地區憑借先天的地理位置優勢和良好的基礎設施，成為外商最先投資的區域，到今天，大約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資都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二)區域產業聚集狀況、區域的市場規模與增長潛力。國際直接投資資本在進行投資地域選擇決策時，為了規避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資于具有各種產業聚集經濟效應、市場規模較大且增長潛力明顯的地區。(三)區域人力資源狀況。勞動力作為區域經濟增長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數量、質量和結構導致區域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的不同。
另一個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是經濟政策。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改革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導向型體制改革，加速了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交流。開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設立經濟特區。根據政府的意圖和設計，地區經濟政策優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現在回頭看確實效果顯著。本文最主要考慮兩個政策因素。一是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開放程度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一個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基本和其開放程度呈正比，這一指標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進口占GDP比重進行比較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二是地區經濟政策優惠狀況和政府軟件建設狀況。這一指標的衡量主要考察當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條例以及政府的辦事效率等狀況。
二、實證分析：基于廣西與廣東的事實對比
之所以將廣東與廣西進行對比分析，是因為這兩個省份在純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幾十年里，廣東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遙遙領先，廣西卻仍然是經濟比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比廣東少得多，兩者的差異是自然條件解釋不了的。下文從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兩個方面分析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居后的原因。
(一)廣西與廣東引入外商直接投資的有關數據的統計從表1可看出：一是無論從各主要年份兩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份額，還是分階段計算的兩地累計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全國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份額，都表現出極大不均衡性。廣東地區的份額遠遠高于廣西。二是從外商直接投資分布省份來看，改革開放初期，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廣東，幾乎占全國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廣東所占份額下降，但還是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廣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三是從動態看，20世紀80年代初期進入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位于中國西部的廣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有限。
(二)影響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分析：基于廣西與廣東的事實對比
1.地理交通條件位置與自然資源稟賦條件。地理交通條件、自然資源稟賦會影響各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水運條件使沿海地區及內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地，自然資源稟賦出眾可以節省相關產業成本。
在交通條件方面，廣東比廣西優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線長，大港集聚，海、陸、空、水路條件都優于廣西；從自然稟賦條件來看，廣西略勝一籌，廣西的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煤炭的探明儲量遠遠高于廣東，廣西的水資源也非常豐富。
2.區域產業聚集狀況、區域的市場規模與增長潛力。產業集聚方面，廣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遙遙領先于全國平均水平，從2006年中國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中我們發現，在有代表性的27個制造業行業里，廣東份額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項，廣西和廣東在市場規模和增長潛力的各個指標方面差距甚大。
3.區域人力資源狀況的比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東部地區尤其是廣東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勞動力的流入，大量勞動力的流入為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進一步強化了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駐的優勢。如：90年代廣東吸引了幾乎全國一半的跨省農村勞動力，而廣西吸引的外省農村勞動力就很少。改革開放以來，廣西反倒是一個勞動力輸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農村勞動力中，96.87%是去了廣東。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貴州、四川等地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也流入廣東，估計比例最低的都占該省跨省農村勞動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經費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廣東明顯比廣西領先，加上廣東近幾十年來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如大學畢業生，這為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高層次人才保證。
4.經濟優惠政策狀況和地區開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改革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導向型體制改革，加速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交流。開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設立經濟特區等以促進對外貿易。1979――1995年期間，經濟優惠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很大。表6為對該期間的相關政策進行整理，表7是兩省開放狀況的對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設立的各種經濟特區類型，這些經濟特區的地區分布極不均衡。廣東有明顯優勢，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廣東先天自然條件優勢(鄰近香港和澳門)，其享有的優惠政策在全國都處于前列。在開放程度方面，廣西與廣東相距甚遠。
三、結論和建議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率先從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的，東部沿海地區因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和經濟基礎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廣西在自然條件、資源稟賦方面與廣東并無太大差別，但交通狀況、人力資源結構、教育投入、產業集聚、對外開放政策方面卻相差懸殊，結果是，在眾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兩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懸殊。因此，為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逐步西進，加大對廣西的投資比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
(一)提高廣西的產業集聚發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資在選擇區域時，面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風險，由此會帶來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為了規避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會投資于那些市場潛力大且穩定、具有各種產業集聚經濟效益的地區。廣西的工業水平還比較低，工業的發展階段還處在初期階段，所以政府在產業集聚方面加強規劃、引導非常有必要，盡量避免走彎路，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加快產業集聚，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營造很好的投資環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廣西區域人力資源積累。外商直接投資一般聚集在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的地區。通過地區人才的吸收、技術與知識的溢出，地區的人力資本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和積累。廣西現階段人力資源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但是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較差，開發難度大。雖然國家給予廣西省的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廣西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從教育投入的絕對量來看，廣西的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狀況是廣西的人才流失嚴重。所以，加快廣西人力資源積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是廣西必須要解決的課題。
(三)加快廣西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廣西的區域市場化水平。改革開放以來，廣西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然而，目前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存在，所以加快廣西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網絡，是改善廣西外商直接投資環境的重要舉措。同時，提高廣西的區域市場化水平建設不能停步。由于歷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廣西地區現階段市場化程度低、進程緩慢，目前還處于雙重體制的磨合和轉軌時期，生產要素難以得到合理流動，資源難以得到最佳配置，從而使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現在需要努力培育廣西市場，迅速提高廣西地區市場化程度的，大力培養以要素市場為核心內容的、包括產品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在內的完整的市場體系，加快發展資本市場、勞動人才市場和信息技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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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2
[關鍵詞]低碳經濟公共財政政策鏈
政策鏈是一種新型政策模式，對增強政策整體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構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公共財政政策鏈(以下簡稱“低碳財政政策鏈”)，對于提高我國低碳財政政策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策鏈內涵
從政策鏈的起源來看，它與“價值鏈”、“產業鏈”等鏈理論有著密切聯系。1985年，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在其所著的《競爭優勢》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價值鏈的概念，指出它是對增加一個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實用性或價值的一系列作業活動的描述。企業的價值創造是通過一系列活動構成的，這些活動可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兩類，基本活動包括內部后勤、生產作業、外部后勤、市場和銷售、服務等；而輔助活動則包括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基礎設施等。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價值鏈。產業鏈是產業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是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基于一定的技術經濟關聯，并依據特定的邏輯關系和時空布局關系客觀形成的鏈條式關聯關系形態。
關于政策鏈，國內一些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多認為政策鏈是將“價值鏈”、“產業鏈”等鏈理論在公共政策學領域演化運用而衍生出來的一個概念。公共政策學是運用類似于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對政策系統及其環境之間和政策過程諸環節之間，與系統內外諸因素之間進行因果和相關性研究，探索公共政策的規律，以期改進政策系統提高政策質量的學科。
筆者認為政策鏈是公共權力機關或社團組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而選擇(或制定)的各種方案按照彼此之間的政策關聯性而構成相互促進、協調統一的鏈狀系統。政策鏈由若干政策根據時間先后、層次高低、內容關聯的關系而構成，具有下列特征：整體性。構成政策鏈的各關聯政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聯動，相互依存，相互促進；(2)連貫性。為解決相同或相似的問題而選擇(或制定)的新舊政策前后連貫，互相銜接；(3)層次性。構成政策鏈的各相關政策之間具有層次結構，有總體戰略、基本政策、具體政策的區分；(4)增效性。政策鏈的各相關政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能有效發揮政策間的協同作用，增強政策的整體效能。
二、低碳財政政策鏈
公共財政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政府分配行為，主要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彌補“市場失效”缺陷?！端固囟鲌蟾妗氛J為“氣候變化在經濟學上提出了獨一無二的挑戰：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市場失靈現象”。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模式，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途徑。低碳財政政策鏈就是為發展低碳經濟而選擇(或制定)的各種財政政策按照彼此之間的政策關聯性而構成的相互促進、協調統一的鏈狀系統。
低碳財政政策鏈包括縱向財政政策鏈和橫向財政政策鏈?？v向政策鏈包括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總體規劃、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三個層次；橫向政策鏈包括由各項基本政策構成的第一條橫向政策鏈和各項具體政策構成的第二條橫向政策鏈，構成鏈狀結構的若干政策環環相扣。根據發展低碳經濟所采取的財政政策情況，低碳財政政策鏈的鏈狀形態設計如圖1。
三、低碳財政政策鏈的重要作用
財政政策在推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低碳財政政策鏈具有下列重大作用：
1.實現政策的完整性和統一性。與傳統政策制定不同，政策鏈是以政策的整體性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低碳財政政策鏈包括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既有中長期戰略又有具體執行政策，涵蓋了各個層面，形成完整的政策體系。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作為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綱領，把握著低碳財政政策的基本方向，從整體上對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進行設計，使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都圍繞總體規劃來選擇或制定，保證了政策的統一性。低碳財政政策由傳統形式向政策鏈轉變可以實現政策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2.增強政策的整體效能，提高財政資金效率。政策鏈的關鍵作用是最大化相關政策的協同、最小化相關政策的制約，在制定政策時綜合權衡各項政策的關系。使各政策相互銜接、相互協調，有效克服單個政策的孤立性與局限性。低碳財政政策鏈能發揮發展低碳經濟的各項財政政策之間的協同作用，增強政策的整體效能。通過低碳財政政策鏈整合各項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可以形成政策合力，實現“1+1>2”的政策效果。低碳財政政策鏈將使相同的財政資金投入獲得更多的減碳效果，提高財政資金效率。
3.保證前后政策的連貫性。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是一項長期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時期的低碳經濟政策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政策必須保持連貫性。同樣，不同時期的低碳財政政策也必須具何連貫性。低碳財政政策鏈中的財政總體規劃是中長期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總體戰略，不同時期的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是在總體戰略的指導下根據各時期低碳經濟發展情況而制定的，既保證不同時期的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有所側重，又保持政策前后連貫、互相銜接。
4.加快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隨著關于氣候相關科學的發現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今天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是否需要低碳轉型，而是轉型速度能何多快、幅度有多大。我國提出在2020年前將單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削減40％～45％。低碳財政政策鏈不僅能增強低碳財政政策的內部協同，而且促進低碳財政政策與低碳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協淵，從而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速度，何助于國家碳減排目標的順利實現。
四、政策鏈視角下我國低碳財政政策的缺陷
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支持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促進了低碳經濟的發展。但從政策鏈角度分析，目前我國低碳財政政策總體上仍然處于相互分割孤立的狀態，政策體系不夠完整，政策問的協同和配套不夠，沒有形成鏈狀系統。
1.缺乏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目前我國公共財政已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低碳經濟發展領域。如在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中，與應對氣候變
化和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直接相關的資金占到相當比重，其中210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3700億元用于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兩者合計占到4萬億元的14.5％。財政通過稅收、支出等政策支持節能減排、引導和鼓勵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的低碳財政政策并沒有中長期總體規劃，究其原因：其一，目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行動路線圖等綱領性文件還沒有正式出臺，造成制定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的目標、重點不明確；其二，財政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對政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關注不夠。
2.低碳財政政策不夠豐富。隨著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逐漸明晰，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也不斷趨于完善。現行的發展低碳經濟具體財稅政策主要集中在財政投資、直接補貼、稅收優惠等方面。從目前具體政策的情況來看，仍然不夠豐富：一是低碳綠色稅種欠缺。目前我國尚沒有以降低碳排放為主要目標的特定稅種，如碳稅、能源稅、氣候變化稅等。二是稅收優惠政策的形式比較單一。發展低碳經濟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形式主要為減稅和免稅，沒有充分運用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三是政府綠色采購政策有待充分落實。雖然我國制定了一系列政府綠色采購政策，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往往由于政策不完善導致綠色采購成本過高，采購人員不能有效的獲取環保產品的信息，無法做到真正的綠色采購；四是碳基金、碳預算等政策有待研究出臺。
3.具體財政政策橫向協同促進能力不足。目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具體財政政策仍表現為各項政策相對孤立，政策問缺乏相應的協同促進能力，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橫向鏈狀體系。主要表現為：(1)各具體財政政策比較零散，不成體系，有的還相互矛盾。如財政在大力支持節能減排的同時對化石能源的生產和消費予以補貼。這種不恰當的化石能源補貼增加了能源消費，降低了能源效率，增加了廢氣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與支持節能減排的財政政策相互沖突。(2)發展低碳經濟的具體財政政策存在“重激勵、輕約束”傾向。目前財政對節能減排、新能源開發等方面的激勵、支持政策多，但對高能耗、高排放等行為，則缺乏必要的約束手段。
4.配套制度不完善。低碳財稅政策體系是政府為了發展低碳經濟而嵌入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一系列政策工具集合。目前我國低碳財政政策相關配套制度欠缺，能效標準及其審計制度、碳市場交易機制、低碳中介服務制度等配套機制都還很不完善，嚴重制約了低碳財政政策效力的發揮。
五、構建我國低碳財政政策鏈的建議
(一)盡快制定支持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
要按照低碳經濟的要求，盡快制定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中長期財政規劃，明確財政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重點。首先，要盡快制定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是制定低碳財政政策總體規劃的基本依據。應在戰略層面上整合當前的“能源規劃”、“循環經濟規劃”、“節能減排規劃”等與低碳經濟相關方案，結合“十二五”規劃的制定，盡快制定出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其次，明確低碳財政政策的中長期目標。根據低碳經濟特點和公共財政基本理論，低碳財政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是獲取最高的人口和社會福利，實現社會的低碳可持續發展。低碳財政政策中期目標要與“十二五”規劃相銜接，保證“十二五”規劃確定的各項低碳指標的達成。另外，在確定低碳財政政策總體規劃時，要注意考慮我國東、西部地區的差異，增加對西部地區的中央財政投入。對于東部地區，政策的重點應該是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對于西部地區，政策的重點應該是合理開發資源，避免過度和無序開采。
(二)充實具體政策內容
充實發展低碳經濟的具體財政政策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1.沒立碳基金。建議在整合各項與節能減排相關的資金項目的基礎上，專門設置碳基金，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投入。碳基金由政府主導，其投資方向是三大類：即為“高碳改造、低碳升級和無碳替代”。具體用于：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研發支山；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推廣應用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宣傳與服務支出。在具體預算安排過程中，應當將每年財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該基金。
2.豐富稅收措施，形成我國綠色稅收體系。(1)進一步推進資源稅改革；(2)爭取早日開征碳稅或類似稅收；(3)對現行稅制進行“綠化”。如，在企業所得稅制設計中，可以將和低碳核心技術相關的研發費用給予更高的扣除比例；消費稅應改變簡單的以奢侈消費品為課征對象的理念，而采用高碳和低碳標準，更多地對高碳產品消費課征重稅等等。(4)豐富低碳稅收優惠措施，除減稅和免稅，應充分運用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
3.完善低碳轉移支付。在中央財政、省本級財政設立發展低碳經濟專項撥款和資源開發保護專項撥款。制定科學、規范的分配制度，制定合理的使用計劃，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中央財政這兩項撥款主要應向中西部地區傾斜。
4.認真落實政府綠色采購政策。目前我國政府節能潛力很大，大力倡導落實綠色政府采購，實為低碳發展良策。要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認真落實政府綠色采購政策。在已經的節能產品和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實施意見基礎上，積極研究制訂《政府綠色采購實施細則》。要進一步擴大綠色采購清單，增加綠色采購占政府采購的比重。嚴把政府采購綠色預算關，優先安排采購節能低碳產品的采購預算，禁止采購高能耗、高排放的產品。采購機構要簡化低碳產品的采購準入程序，采取優先采購的評審標準。政府應通過減稅來降低“綠色產品”采購成本。同時，政府還應支持建立采購信息數據庫，成立綠色采購網絡組織，向采購人員提供綠色信息，增加采購人員對綠色采購的認知。
(三)加強具體財政政策的橫向協同
優化我國低碳財政政策除了充實具體政策措施之外，還應加強政策的橫向協同。對現有的具體財政政策進行有的放矢的調整，發揮政策問的銜接與協同作用，以實現低碳財政政策整體功能的最大化。在加強具體財政政策的橫向協同方面，一要解決當前具體財政政策相互沖突的問題。要對目前實行的各項低碳財政政策進行梳理，對不符合低碳經濟發展要求的財政政策進行合理調整。特別是要對現行的能源補貼政策進行改革，增強能源補貼的針對性。二要平衡我國的低碳激勵政策和約束政策。針對低碳財政政策存在的“重激勵、輕約束”傾向，未來應構建綠色稅制，及時開征碳稅或類似稅收，發揮稅收對“高能耗、高排放”行為的約束作用。另外，還應增加對“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的財政約束措施，如減小“兩高一資”項目的財政投入、取消稅收優惠等。
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3
通過對放棄金本位制以來所實行的歷次主要貨幣升值的考察，我們發現貨幣升值的主要目標是反通貨膨脹，而且貨幣升值只是用于反對特定類型的通貨膨脹壓力，特別是反對主要由于外國資本源源而來所引起的進口型通貨膨脹的斗爭手段。貨幣升值通過對物價上漲的抑制成為反通貨膨脹的手段。貨幣升值對物價上漲的抑制作用體現在：一方面，進口物價的下降，會帶動國內物價的下降。尤其是進口原料的價格下降，因此利用這類原料制成的產品，其生產成本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外幣流入產生的過剩流動資產會流向海外。第三方面，可以促使產業結構的調整并進而提高效率，這對抑制物價上漲也有好處。為了控制物價水平的上升，就有必要將資源向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快的部門轉移，由于平價升值后，進口商品變得便宜，就會引起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的勞動力向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轉移。貨幣升值使進口受到鼓勵，出口減少，結果，本國市場上供給越來越多，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激烈，從而減輕了對物價的壓力。
能夠導致貨幣升值的情況有兩類：行情性不平衡和結構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貨膨脹率的差異、進口型通貨膨脹和投機性資本流動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競爭力持續不斷地相對提高造成的。如果生產率的提高不被物價上漲所抵消，強大的生產率就會通過實現盈余對國際收支產生。競爭力不斷提高，給貿易伙伴造成了。高生產率國家的貨幣定值偏低，其他國家的貨幣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斷積累，而且在貿易伙伴拒絕定期實行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出口國不得不實行貨幣升值。德國貨幣就是在該情況下升值的。
二戰以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貨幣升值發生在日本和德國。我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觀我國的人民幣所處的狀況，即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是否成熟。
二、二戰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們將二戰后日元的升值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對360日元升值為308日元（固定匯率）；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對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發生過程。二戰后，日本的產業、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多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個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以此為開端，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從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年至1960年的23.4％。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產業更是迅速發展，出口貿易急劇增長。20世紀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后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正是從那時起，日本的貿易出現順差，長期資本收支中資本輸出也明顯增加，日本成了資本輸出國，日元也開始走向硬貨幣。
也是在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與此同時，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已形成了比較雄厚的、外向型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分別只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迫于當時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美元兌360日元調整為1美元兌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這個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浮動匯率制，即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狀況決定，由于日元供不應求，因此從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進一步加快了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擋日本產品的強大出口趨勢，尤其是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日本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汽車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國，出口量達268萬輛。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車和從美國進口汽車的數量分別是394.7萬輛和1.05萬輛，呈現出極為懸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同年排世界汽車出口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而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實不至”的對外貿易政策以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更大的時間余地。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企業幾乎沒有形成什么約束力，日本汽車廠家也沒有多少到美國投資設廠的積極性。1981年以后，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特別是日本的汽車產品大舉占領美國市場，使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年復一年的拖延終于讓美國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終通過國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廣場協議，后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三、戰后西德馬克持續升值的背景
從1951年起，西德國際收支盈余達到8億馬克。從1950年到1957年，德國出口翻了兩番。1959年末，德國超過英國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從1957年開始，與貿易無關的資本流入額不斷增加。西德貿易呈現持續順差的局面，市場上產生了馬克匯價過低的說法。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展到了要求馬克升值。西德雖然擔心馬克升值會對出口造成不良影響，但仍然采取了變更平價的方針。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價上漲率比其他國家低，因而國際競爭力強，貿易收支長期順差。1961年，馬克升值5％，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和減輕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1962年的貿易順差比前一年減少了40％。與1950—1960的10年（1958年除外）相比，出口僅增長3.5％，進口卻增長了11.6％。物價上漲沒有完全遏制，但沒有貨幣升值，物價漲幅會更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貿易收支順差再次顯示出擴大的傾向，人們對馬克即將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強。1967年德國政府拒絕再次實行貨幣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機造成的危機卻使政府下決心將貨幣貶值。隨后法國法郎的貶值掀起了新一輪的投機，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兩周內買進了10億美元。1969年10月24日，馬克升值成為現實，升幅為9.29％。69億美元離開了德國。當時銀根突然收緊，然而貿易局勢并未扭轉，這次升值使德國的貿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C又引起了對德國馬克的投機活動。1971年，在華盛頓協議簽訂后，德國馬克升值約5％。從1973年起，投機活動重新出現。盡管美元于1973年2月貶值10％，但仍未重新獲得信任。僅在3月3日這一天，德意志聯邦銀行就不得不買進20多億美元。3月12日，德國馬克相對特別提款權升值3％。6月29日，德國馬克不得不再次對特別提款權升值5.5％。由于此后馬克的匯價持續看漲，到了史密森氏會議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在這次貨幣匯價調整時，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幣有升值的必要嗎？
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時報》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或許巧合或許有意，幾乎同一時間的2002年12月2日，美國《商業周刊》放言：“中國的通貨緊縮正在危及全球?！彪S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國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言論稱，美國政府希望努力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升值。
日本《讀賣新聞》2003年7月8日報道，在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幣比值低是出現國際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廉價的中國產品使國內制造業感到了壓力，導致產業界產生了危機感。為此，美國政府內部開始出現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2002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中國連續3年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國。對此，美國最大的制造業者團體全國制造商協會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是因為中國政府把人民幣比價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預市場所致。
1.國外指責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依據”何在？
一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那么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中心主任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產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后，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周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占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并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全球資本為了在中國獲得可觀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國，這也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現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并非由于人民幣幣值過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貿易領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現、豐富的勞動力及海外企業的生產環節的外購引起的。不容忽視的原因還有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工廠，其生產成本只有美國生產成本的1／35和中國生產成本的1／10.就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的原因來說，最大原因是那些對美國出口的公司如今都遷往中國生產。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克—諾蘭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1997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順差中的75％是這種“遷移效應”產生的結果。這種狀況在玩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尤為突出。此外，向美國出口的許多比較先進的產品僅僅是在中國裝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32億美元有“中國制造”的電腦配件，在4年中增長了78億美元。然而，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進的部件是從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和美國進口的。工廠遷移效應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國對美國公司和就業構成的競爭威脅。正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對美貿易中大規模順差的出現并非因為中國封閉市場，而主要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報告還指出，大多數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并未代替美國國內產品，而是代替了從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產品；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調查也顯示，日本進駐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中的51％的企業將其70％以上的產品出口。通常日本企業會向中國出口原料，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在當地生產并將產品出口到日本。
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更是通過有說服力的數據證明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的出口動力更多地來自西方跨國公司有意識的外購策略，而不是中國本地公司的迅速。中國日益強大的出口機器上到處都有美國、歐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跡。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一直如此。從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兩倍，從1210億美元上升到3654億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以及中國與國家公司合伙開辦的合資企業——在這個累計增長額中占了整整65％。這恐怕不能證明中國在從其他國家手里搶奪市場份額。應該說，這是工業國家的高成本生產商在競爭中求生存的副產品。
三是人民幣幣值過低世界經濟，并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先看鋼鐵，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特別關稅”。這顯然意味著，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遠。再看汽車，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事實是，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別說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連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尚未達到。
美國密歇根大學企業策略和國際商業教授琳達—利姆在《中國是在吃掉別人的午餐，還是在給它加量？》一文中認為，中國的GDP占世界總值的4％還不到，即便不存在大批勞動力未充分就業的問題和國內儲蓄居高不下的現象，中國的經濟規模也遠不足以對其他國家產生什么影響。以貿易為例，根據WTO的，中國2001年的商品出口額占世界總值不足4.3％，加上香港的出口，這一比例增至4.6％。這低于東盟10國的5.3％，而東盟的總人口只相當于中國的40％，GDP相當于中國的一半。日本仍是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占世界出口總額的6.6％；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接近25％。在美國進口的商品中，中國產品的份額較高，約占總進口商品的9.3％，在這方面，中國仍不及歐盟（占美國進口額的19.2％）、加拿大（占18.7％）、墨西哥（占11.3％）和日本（占11％）。中國是日本一個重要的進口國，占日本進口額的16.6％，美國產品則占日本進口額的18.3％，歐盟占12.8％。2001年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美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的數量增長了2.5％，可是從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東盟的進口分別下降了13.2％、18％、15.7％和13.6％。但是美國從其他亞洲國家減少的250億美元進口遠遠高于從中國增加的25億美元進口，這表明由于美國國內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再加上因投資減少和技術行業持續的不景氣而削減了進口的高零部件和設備的數量，美國商品的進口數量總體下降了6.2％。中國的出口產品沒有受到這種下降的影響，因為它們品種繁多，而且更以消費者為導向而不是以技術為導向。中國不僅沒有阻礙其亞洲鄰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反而起到了促進作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而且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本地區傳統貿易伙伴的3-4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