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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1
關鍵詞：中觀；經濟；審計；內容
中圖分類號：F23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觀審計的界定
（一）建立中觀審計的必要性
目前在經濟學界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宏觀經濟研究的是國家經濟，微觀經濟研究企業或廠商以及獨立生產地居民和農民等個量經濟，中觀經濟則介于兩者之間?？茖W方法論使得經濟學重新劃分為宏觀經濟學、中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與此同時必然要求宏觀審計、中觀審計和微觀審計得以形成和發展，這不僅是經濟學和審計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時展的需要?？茖W技術日新月異和經濟的迅猛發展推動著審計學向三維立體結構發展，“哪里有經濟活動，哪里就有審計監督”，中觀經濟的發展必將使得中觀審計得以產生和發展。中觀審計產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觀經濟，中觀審計的雛形是行業審計，中觀審計是為服務于宏觀控制和強化微觀控制而存在的。當中觀審計建立以后，宏觀、中觀、微觀經濟組成了國民經濟縱向上的梯形結構，而宏觀、中觀、微觀審計則構成了橫向上的平行線結構，他們所組成的整個立體結構覆蓋了國家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中觀審計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更顯而易見了。
以中觀經濟運行為對象的審計活動就是中觀審計。我們也可以把中觀審計界定為審計機關依據法律規范，運用系統的程序和方法，監控中觀經濟行為、運行機制和其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所采用的經濟政策、決策，監督其執行結果的行為。
中觀審計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監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防止中觀經濟的運行出現偏差與失控，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協調作用，從而達到提高中觀經濟效益，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系統良性循環的作用。中觀審計的實施可以有效地保證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和相關信息的傳遞，防止和減少宏觀經濟在其傳遞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和失誤；同時還能有效地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開展，協調宏觀經濟目標和微觀經濟目標之間地矛盾；最后中觀審計的實施還能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失誤、中觀經濟活動的失控以及中觀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問題。
（二）中觀審計中的三方關系
1.中觀審計的主體
當前理論界對中觀經濟的研究對象及內容已有了基本的輪廓界定，把中觀經濟大體分為三個部分：行業經濟、地區經濟和集團經濟。行業經濟是同類經濟的集合體，如漁業、牧業、煤炭行業等。地區經濟是同一地區的集合體，我們通常是按行政區進行劃分的，如北京地區、上海地區等。集團經濟是企業集團，其經常表現為行業經濟和地區經濟在同一組織內的集合體，如石化集團等。根據中觀經濟的界定，我們認為中觀審計的審計主體在中觀審計剛建立階段應該是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當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慮讓民間審計機構的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加入。
中觀經濟的發展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傳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觀審計結果使用最多的應該是政府部門，政府審計機關來開展中觀審計能夠體現中觀審計的權威性。目前中觀審計的實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確定還都處于一個探索的階段，還是一個全新的內容，沒有相應的準則依據，中觀審計的范圍還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觀審計的重要作用還沒有被廣泛認識。在這樣一個初級階段開展中觀審計，如果由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首先來開展這項活動，一個方面能體現出國家對中觀審計工作的重視，另一個方面能使得中觀審計迅速廣泛地被社會各界所認識，被審計單位才能夠采納中觀審計的審計結果，使公共資源的使用者樹立起效率、效益的觀念。當中觀審計被各方面充分認識、中觀審計的準則依據也相應地建立起來、中觀審計的實施程序方法也相應地制定起來，這時中觀審計的范圍增大，業務量增多，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也有能力開展中觀審計，可以考慮將中觀審計的一些內容讓渡給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去做，如集團經濟的審計完全可以讓渡給注冊會計師來做。
2.中觀審計的客體及授權人
中觀經濟大體可以劃分為：行業經濟、集團經濟和地區經濟，相應的中觀審計的客體可以概括為行業、集團和地區的經濟活動，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資部分、收益性投資部分、行業集團及地區財政預算、財政支出等。如對地區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社會公眾資金是否存在浪費；對行業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地區經濟發展是否很好地傳達了宏觀管理目的，是否能夠為微觀經濟發展指明方向。
在中觀審計發展的初級階段，中觀審計的開展主要是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服務的，如行業審計和地區審計的開展，那么中觀審計的授權人應該是國家財政部門。這樣可以保證中觀審計的權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觀審計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
二、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及目標
（一）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
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計劃、政策、決策以及中觀經濟管理活動所實施的審計，中觀審計的審計對象范圍可以概括為：行業、地區（經濟區）、集團的發展戰略目標、計劃，中觀經濟政策、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1.中觀經濟學所涉及的內容是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和審計對象
基于中觀經濟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中觀審計，其對象范圍實際上就是中觀經濟所研究的內容。當前國內外大部分專家認為，中觀經濟學研究對象內容是中觀經濟戰略目標和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中觀經濟管理、中觀經濟模型理論、區域（或地區）經濟結構、行業經濟政策、集團或協會經濟發展以及中觀經濟的橫向縱向模式?，F代經濟學尤其注重經濟政策和決策的研究，中觀經濟政策內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農產品價格政策、特區經濟政策、開發區經濟政策、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等，同時還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門之間的配置，自身經濟優勢增長問題等。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活動的審計，中觀經濟學要求中觀審計應以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為研究對象。
2.服務于宏觀控制、強化微觀控制是中觀審計對象范圍應涵蓋的內容
微觀、中觀、宏觀自上而下對經濟活動進行三個層次的調控，中觀控制是整個經濟控制系統的一個分系統，中觀審計的研究有利于加強中觀控制，處于中間層次的中觀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務于宏觀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強化微觀控制。促使整個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三個分系統：宏觀審計系統監督宏觀經濟政策、中觀審計系統監督經濟政策傳遞過程和微觀審計系統監督經濟政策的執行結果，三者相互牽制、相互協調，才使得審計監督體系嚴密完整。
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范圍可以簡要的概括為：以中觀經濟活動（大體可以分為行業、地區及集團經濟）為對象的中觀經濟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二）中觀審計的目標
中觀審計應注重中觀主體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過中觀審計促使中觀經濟政策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有效性；衡量標準客觀性，制定依據法律性；貫徹原則協調性，經濟運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執行結果效益性。中觀審計以中觀經濟為基礎，中觀審計的對象范圍具有中觀經濟的特征：中間性、過渡性、集散性、相對性、區域性和靈便性的特點。
1.保證中觀經濟自身科學性、傳遞真實性
宏觀經濟政策的分解和具體化體現為中觀經濟政策，起著上傳下遞的作用。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通過中觀經濟政策有效傳遞到各個地區、部門以及公司、企業領導者手中，或者向具體各部門各地區傳遞后，不能正確、及時地執行有關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無疑給微觀經濟活動帶來困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建立真實、及時地反饋政策的傳遞機制，防止宏觀政策在向部門、地區傳遞時走樣，而中觀審計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防止“政策對頭，執行走樣”情況的發生。中觀審計通過對中觀經濟活動、政策、決策的審計來保證中觀經濟在對宏觀經濟政策向微觀傳遞時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性。
2.保證中觀經濟的依據法律性、標準客觀性
中觀審計審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中觀經濟戰略、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其執行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范要求。中觀經濟的發展計劃編制、戰略目標的制定以及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應依據相關法律來制定并且程序也應該法律化，中觀審計可以審查中觀經濟制定依據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時可以衡量中觀經濟計劃、戰略目標、政策與決策是否客觀、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情況。這就要求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來適應中觀經濟發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區經濟法或者區域經濟法、中觀信貸法等。國家制定這些法律規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經發展起來的中觀經濟走上科學化、民主化、正?；?、規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為中觀審計的開展提供依據。
3.保證中觀經濟的原則相協調性、運行多元性
從宏觀層面來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是一個平衡、穩定、協調的系統，而中觀經濟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相對來說就處于一個非平衡狀態。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平衡，中觀經濟的戰略目標、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執行必須貫徹協調性原則，使得中觀經濟的戰略目標與國民經濟的總目標相協調，中觀經濟的政策、決策與宏觀經濟的政策、決策相協調，中觀經濟管理與宏觀經濟管理相協調，從而最終實現中觀經濟的目標與宏觀、微觀經濟的目標相一致，保證需求和資源（物質資源或勞動資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達到國民經濟高速多元發發展。
4.保證中觀經濟政策的可行性、執行的效益性
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要以謀求最佳經濟效益為目標，同時防止無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計劃、政策和決策的制定，這就要求不論是宏觀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還是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為基礎。這樣中觀審計就要審查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是否經過技術可行性論證，同時也要審查評估其制定后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否達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費，是否能帶來預期的效益，幫助分析無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觀審計的發展瞻望
中觀審計的發展和中觀經濟管理的發展息息相關，從而同宏觀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可以預見中觀審計將會有更深一步的發展，具體表現在：
（一）中觀審計理念和應用的發展
中觀審計作為審計理論體系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才處于起步階段，我們應該重視起中觀審計理論以及實務的研究。中觀審計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中觀審計研究的理論意義是：（1）進一步完善審計理論體系，經濟科學的宏觀、中觀、微觀的劃分，必然要求審計也相應地建立起宏觀、中觀、微觀審計，這是系統論以及經濟學和審計學發展的必然趨勢；（2）對中觀審計做基本的理論闡釋，為以后的審計發展完善奠定基礎。實踐意義是：（1）監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有效傳遞宏觀政策、決策和有關信息，防止“政策對頭，執行走樣”情況的發生；（2）為保證宏觀經濟總目標的實現，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進行，協調與微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偏差和失誤的出現；（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中觀審計深刻的理論及實踐意義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念和應用會迅速的發展，有關其的研究也將會進一步的擴展，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論發展及其應用會越來越廣泛，例如已經開展的部分地區審計工作和部門審計工作（屬于行業審計的范疇），這些審計工作的開展將會進一步推動中觀審計理論研究及實際應用的發展。
（二）中觀審計思維進一步深化，理論體系日益完善
聯邦德國埃登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漢斯—魯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中觀經濟學”概念至今，有關中觀經濟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人們已經認識到了中觀經濟的重要性，如今中觀審計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使得人們逐漸意識到中觀審計的重要性，中觀審計的思維理應進一步深化。隨著審計事業的發展，人們對中觀審計的研究會越來越深入，不再局限于當前只對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內容作研究，將對會中觀審計的目標、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觀審計將注重實務中的應用，并以績效審計為其發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觀審計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關理論和應用理應被重視，并隨著中觀審計理論體系的日益完善，中觀審計在實務中的應用會日益擴大。比如，通過地區審計和行業審計，對地區之間或者行業內部各單位之間的綜合經濟指標或單項經濟指標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地區之間或者行業內部各單位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從而幫助落后的地區或者單位提高經濟效益，同時也更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進地區或者行業的整體發展。當前開展中觀審計應以政府審計機關為主，在中觀審計中以績效審計為核心，正是體現了當前中觀審計發展階段的要求，同時績效審計的開展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進廉潔高效管理機構的建立，可以有效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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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2
關鍵詞：三元悖論；匯率制度選擇；宏觀政策搭配組合
中圖分類號：F0196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簡介：李莉（1973-），女，山東青州人，北京語言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國際政治經濟學。
基金項目：北京語言大學青年自主科研計劃項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論的中國金融安全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9JBT15。
作為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三元悖論已經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許多國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理論依據。它反映了開放經濟下宏觀調控當局面臨多重相互交織、相互矛盾的目標時，須針對各國當時的實際經濟運行態勢有所取舍。 從理論研究看，三元悖論被廣泛地運用到匯率制度的選擇、經濟開放條件下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機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論為主線，從下述方面梳理中外關于三元悖論理論的研究，以期對當前的相關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論”的理論淵源與原則
“三元悖論”原則的理論內涵經歷了“米德”二元沖突――M-F模型――“三元悖論”這樣一個發展歷程。米德（1951）的二元沖突即內外均衡沖突，是指在固定匯率下，失業增加、經常項目逆差或通貨膨脹、經常項目順差這兩種特定的內外經濟狀況的組合。米德的結論是在經濟開放經濟條件下，在匯率固定不變時，單獨使用支出改變政策（主要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或支出轉換政策（主要包括匯率政策），無法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標；單獨強調任何一種政策，往往導致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沖突。從政策建議看，米德認為實行固定匯率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從理論傳承看，“米德”二元沖突指出了在保證支出改變政策（例如貨幣政策）有效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是內在矛盾的。這為后來M-F理論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
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弗萊明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典M-F模型。該模型的結論是在資本完全不流動的情況下，當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對內部均衡（總需求和產出）的調節是有效的；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當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調節內部均衡的政策效應基本有效；在資本完全流動情況下，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對沖操作是無效的，最終只會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在內部均衡調節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內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元悖論”①，強調的是三元悖論維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設。三元悖論原則認為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以及資本自由流動三大政策目標，只能同時選擇其中的兩個。毋庸置疑，三元悖論的理論淵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種否定角度來說明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三種狀況的不可兼得。就理論模型看，三元悖論是建立在M-F模型基礎之上的，該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沒有考慮價格和工資的粘性，是一個典型的靜態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無論從經濟學理論還是經濟史的角度，三元悖論都不愧是分析開放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論在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中的應用及發展
作為現代匯率理論之一，三元悖論被運用于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側重點不同，相關匯率理論研究演變出了以下幾個理論分支。
第一，匯率制度二極論（又稱“兩極匯率制度論”，或“中間匯率制度消亡論”）。匯率制度二極論強調在金融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假設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此時一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獨立性取決于政府的政策目標權重。二極論的重要前提假設是資本流動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著短期利率越取決于拋補利率平價。在國外短期利率和遠期匯率預先確定的條件下，國內貨幣政策調整引發的本國短期利率變動，將直接造成即期匯率的波動，也就是說貨幣政策目標和匯率政策目標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性。因此，匯率制度二極論的基本結論是隨著一國匯率浮動程度的不斷提高，該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會逐步增加，即匯率浮動程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②爆發了金融危機，這些危機使得學術界在匯率選擇問題的研究中更加重視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與以往的金融危機不同，發生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幾乎都選擇了軟盯住匯率制度。二極論將金融危機歸罪于這些國家實行的匯率制度上，同時指出這些國家過度積累的未對沖的外幣債務以及政治上的困難也是誘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二極論堅持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角點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動。當然，浮動匯率制度是最好的選擇，硬盯住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用。在此基礎上，部分匯率制度二極論的支持者認為中間匯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開或不公開形式所做的承諾基礎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維持匯率穩定的能力最終取決于其國際儲備規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資的能力。一旦發生投機資本攻擊，維持匯率穩定的承諾最終將被拋棄。在本質上，中間匯率制度消亡論是在給定資本完全自由流動這一前提條件下，在三元悖論原則的基本框架內探討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
第二，中間匯率有效論。中間匯率有效論結合歷史和現實部分修正了二極論關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假設，認為開放條件下即使存在資本自由流動，政府也可以通過各種資本管制措施、降低資本流動程度，從而使得該國在匯率政策選擇和獨立貨幣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間匯率有效論認為政府選擇“一半一半”的中間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國在匯率政策選擇上可以通過軟盯住匯率制度、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等中間匯率制度安排，減少外部沖擊對國內金融經濟的影響，即走所謂“1/2，1/2，1”的中間路線，實現一國經濟的內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為什么不能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兩個目標的抉擇中各放棄一半，從而實行一半貨幣政策獨立性，一半匯率穩定（和完全的資本自由流動）”。所以，沒有哪一種匯率制度對所有國家以及所有時期都適用。
與匯率制度二極論相比，中間匯率有效論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問題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理論研究空間。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從新興市場國家的角度，對二極論的“角點解”共識提出了質疑，指出中間匯率制度并非一無是處。在國別研究中，Vijay（2003）認為印度20世紀90年代的宏觀政策搭配驗證了中間匯率有效論的觀點，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協調了匯率穩定、匯率目標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的關系，并成功地應對了國內外沖擊。而Bassem和Damyana（2005）則通過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來的匯率選擇實踐，指出發展中國家實行匯率制度二極論提倡的所謂“最好的”角點解――浮動匯率制，其結果可能導致當地貨幣“實際匯率的易變性增強”。他們的研究也從反面說明中間匯率有效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動理論。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匯率、國際儲備和利率的表現以評價是否存在一國向角點解變動的證據。通過重點分析宣稱浮動匯率的那些國家的言行，他們認為宣稱允許其匯率浮動的這些國家絕大多數并沒有做到，即呈現“害怕浮動”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間荷蘭盾和德國馬克的案例分析，探討了可信的目標區匯率安排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之間的關系，結論表明狹窄的荷蘭盾/德國馬克目標區匯率安排下，德國央行仍然能獲得中等程度的貨幣政策獨立性。Jos Jansen認為中間匯率制度相比較角點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宏觀政策搭配組合，這一點與“害怕浮動”現象是一致的。
還有一部分學者試圖另辟途徑來解釋“害怕浮動”現象，如Willett（2003）認為害怕浮動并不意味著一定選擇固定匯率制度。他運用最優通貨區理論闡述了三元悖論原則下中間匯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內在不穩定性的觀點，指出中間匯率制度的關鍵在于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合決定。Willett認為最優通貨區理論不僅有助于解決如何在宏觀政策搭配組合中確定上述兩項政策的適當的政策權重問題，而且還有助于分析限制沖銷干預的規模以維持兩項政策在避免貨幣危機中的一致效應等問題。
三、三元悖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搭配組合中的應用及發展
三元悖論為開放條件下宏觀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運用于開放條件的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據三元悖論，如果小國選擇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理論上該國應該能夠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這類國家貨幣政策獨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個小的發達國家的截面數據來分析，發現這些國家受外國利率變化而承擔的風險暴露，取決于其在匯率穩定和資本流動程度的特定宏觀政策搭配狀況。
在經驗上，發展中國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論所描述的宏觀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內在矛盾。少數學者選用大樣本，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宏觀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在三元悖論的分析框架下，他們發現那些實施資本管制和有限匯率浮動的發展中國家，其宏觀經濟政策更加穩定；那些實施浮動匯率政策和金融市場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政策的穩定性最差。此外，外匯儲備的規模與政策穩定性之間弱相關，而在金融市場開放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相關性明顯被弱化。Ila和Ajay（2010）則以11個亞洲國家為樣本，調查并檢驗了這些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特點。被調查的11個亞洲國家名義上資本賬戶開放緩慢，但事實上這些國家資本開放的進展很快；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匯率彈性增長緩慢，匯率很大部分維持穩定態勢，他們的結論認為這種宏觀政策組合導致這些國家貨幣政策受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呈現出順周期的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三元悖論被廣泛運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國別經驗研究，其中部分研究開始注重危機前后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的變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印尼采取“固定匯率+國際資本流動+有限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危機后調整為“浮動匯率+國際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增強”。但是，他們的研究結論中有兩點特別值得發展中國家關注：其一，危機發生后，國際資本流動并沒有隨著印尼國內利率的變化而出現人們所預期的變動（這一點與1992年EMS危機中英格蘭銀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機前后，印尼盾的波動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③。
通過上述文獻的梳理，筆者認為三元悖論在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搭配中的指導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實際效果尚有待于進一步驗證。需要說明的是近幾年中外關于三元悖論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中的理論分析日漸豐富，代表性文獻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綱（2001），孫華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賀力平（2004，2011），謝平、張曉樸（2002，2007），Wang（2010）等。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目前正面臨實際資本管制逐漸放松，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壓力加大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減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學者對此持有異議，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認為中國實行的是高度的匯率穩定，高度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開放。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還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而胡再勇（2010）的實證研究卻認為2005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增強，資本流動性減弱，同時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強，但貨幣數量政策則由匯改前的具有自主性變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議而言，多數學者支持在資本流動性不斷增強的大背景下，中國應在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同時，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論已經成為很多國家開放條件下，研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理論依據。然而，在具體目標選擇問題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論”對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論化，忽視了現實政策選擇中的各種情況，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評。
四、三元悖論在金融危機研究中的應用及發展
在三元悖論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不外乎于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國內宏觀基本狀況的惡化、資本流動的異常擾動以及不恰當的匯率政策選擇等。事實上，第一代、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論某一特定區域中（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爆發貨幣危機的機理，其中第一代危機模型側重于分析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宏觀經濟基本面狀況的惡化與固定匯率制度之間的矛盾；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則強調了固定匯率制度下，投機性資本攻擊的自我實現。
部分學者試圖以危機事件的發生概率為標準，在三元悖論的框架內識別最優宏觀政策搭配的區域。例如Esaka（2010）認為硬盯住匯率安排和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宏觀政策搭配誘發貨幣危機的概率，遠遠低于實施資本管制和中間匯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實施資本管制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則認為資本管制程度較低和匯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國家不容易發生投機性攻擊⑤。顯然，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宏觀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維持金融穩定的問題還存在爭議。
傳統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推行資本自由化是導致其貨幣不穩定、誘發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運用行為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經濟危機期間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脅實施資本管制的舉措能降低市場的羊群效應，從而避免出現最糟糕的金融危機態勢。周晴（2006）從維護金融安全角度考慮遵循三元悖論的主要意義，試圖說明在資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趨向浮動匯率制度的大環境下，長期堅持固定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堅守并蓄，會對金融安全造成威脅。她指出一旦金融監管不利、投機勢頭強烈，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就會上升。所以，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應該是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國家的長期趨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三元悖論和金融危機之間的實證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運用1970年至2007年來自170個國家的數據，從貨幣政策獨立性（MI）、匯率穩定性（ERS）和資本開放度（KAOPEN）角度，計算并衡量了這些國家過去近40年的“悖論指數”。在這一階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引入“悖論指數”，比較不同國家在宏觀政策搭配中的差異，同時考慮國際儲備在宏觀管理中的作用。他們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論下一國宏觀政策搭配如何對其宏觀經濟運行，例如產出波動性、宏觀經濟穩定性⑥（通貨膨脹波動性以及平均通貨膨脹率）等產生影響，認為發展中國家通常有相對較高的匯率穩定性，但這些國家的產出波動性往往高于工業化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國際儲備高于其GDP的19%-22%，這種產出負效應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釋。通過觀察悖論指數，他們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較高的國家往往更容易出現高通貨膨脹率，而匯率穩定性較高的國家通貨膨脹率水平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幫助一個國家降低通貨膨脹率，因為全球化可能對發展中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施加更多的紀律性約束。
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國際金融危機，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將其悖論指數的研究成果擴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研究領域。結合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他們觀察了“悖論指數”的變化情況，認為金融危機往往會引起悖論指數的形態發生結構性變化。此外，他們還檢驗了三個指數之間的線性相關性，認為某一指數的變化會引致其他兩個指數的加權平均值發生相反的變化。
五、研究展望
誠然，三元悖論反映了開放經濟下經濟體系內部蘊含的矛盾，三元悖論以一種否定角度來說明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三種狀況的不可兼得性。但問題是，如果三元悖論是一個可信的原則，違背該原則是否一定會對國家的宏觀金融安全造成威脅呢？如果上述命題成立，匯率政策、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響一國宏觀金融穩定的作用機制又是什么呢？ 在現階段，中國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已是大勢所趨，伴隨人民幣國際化和熱錢的沖擊日益顯著，有理由相信中國積累的金融風險將不斷加大；與此同時，原有的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宏觀政策搭配的難度越來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內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觀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是中國現階段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之一。
注釋：
① 周晴認為蒙代爾并沒有把資本流動、匯率制度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的關系命名為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以Krugman為代表的學者歸納總結了三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并將其命名為三元悖論。
② 根據Obstfeld（2004）的解釋，新興市場國家的特點是具有較高的人均收入，較高的長期增長率，較低的產出和消費易變性。
③ Hadiwibowo和Komatsu認為，這主要歸因于印尼實施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功效。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3
一季度的宏觀經濟數據為我們揭示了許多重要的信息，對于我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要，首先是對于宏觀經濟緊縮政策下經濟增長的評估。 按照所公布的數據，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6149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個百分點。這樣一個結果對于很多人似乎還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好像緊縮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大。但是從貿易順差的負增長、居民收入增長的明顯減緩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價格的上漲等因素分析將證明經濟增長的下滑是實質性的。
2007年貿易順差增長率是47.7％。而2008年一季度，貿易順差4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貿易順差的負增長顯然對于一季度經濟增長不再有任何貢獻。
居民收入的增長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2008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11.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3.4%（2007年實際增長12.2%）?？梢钥闯龀擎偩用竦氖杖雽嶋H增長有明顯的減緩，將會影響未來的消費增長。
2008年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6%。但是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價格同比上漲8.6%?？鄢齼r格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的實際增長幅度是14.7%（2007年實際投資增長20%），因此可以發現投資實際增長已經有了明顯的下降。
2008年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8%。分類別看，食品價格上漲21%，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6.8個百分點；居住價格上漲6.6%，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1個百分點；其余各類商品價格略有漲跌?？梢钥闯鍪称穬r格和居住價格之外六個小類的商品與服務共同對于物價上升只貢獻了0.2%。因此，2007年以來結構性物價上升的特征沒有變化。
以上分析的一些結論可以歸結如下：
1．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可以從生產法進行核算，也可以從支出法進行核算。按照支出角度分析，在主要經濟推動因素中，貿易順差和投資增長下降是經濟增長減速的主要因素。而且這種導致減速的幅度是嚴重的，應該在3個百分點以上。因此可以看出從支出方進行分析，目前經濟增長大致為9%左右。
2．而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的減速,為今后消費的增長蒙上了一定的陰影,而目前有一些消息,如春節廣交會的結果預示著2008年的貿易順差的發展趨勢也是難以樂觀的,因此經濟增長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3．中國經濟增長的下降幅度過大，將會導致最重要的后果是失業問題的惡化。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就業形勢并不樂觀，如果經濟再大幅度下滑，就業形勢將進一步惡化，應該避免這樣結果的發生。中國宏觀經濟數據中長期沒有失業率的指標，使得人們的關注點一直在物價上，這是不全面的。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設定上,將控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性置于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之上是不合適的。
4．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如何為大量過剩的農業勞動力提供就業是關鍵。而目前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是提供過剩農業勞動力就業的重要行業，如果這兩個行業大幅度減速，對于就業形勢會產生特別巨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小企業一直是提供就業機會的主要渠道，而經濟下滑的沖擊通常主要由中小企業承擔。
5.2008年的物價走勢繼續呈現結構性的特征，通過有針對性地提高一些有關商品的供應（如食品）就能夠緩解價格的上升。全面的總需求緊縮是不需要的，貨幣的全面緊縮也是不需要的。由于中高收入人群支出結構的變化，食品價格上升的影響并不大。而2007年以來農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可以印證在目前的物價上升中，農民主要受到的是正面的影響。受影響較大的人群是城鎮中的低收入人群，通過財政手段對他們進行補貼就能夠緩解負面的影響。目前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繼續大幅度上升，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還要指出的是，在經濟下滑中，城鎮中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首先受到傷害，因為他們的競爭能力較弱。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物價將大幅度全面上升，為了防止這樣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下降是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一種聳人聽聞，完全誤導的言論，不能以此為根據制定政策。
6.2007年以來貨幣緊縮的累積效應、后續效應會在2008年逐步釋放。即便不出臺新的從緊貨幣政策，2008年的貨幣政策環境仍然是從緊的，因此經濟增長的下滑還會繼續。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4
摘 要 后危機時代，宏觀審慎監管問題成為全球范圍內的討論熱點，國內外學者針對宏觀審慎監管各個方面已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針對國內外學者對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框架的不同觀點做歸納評析。
關鍵詞 宏觀審慎監管 系統性風險 綜述
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學者對未來理想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基本達成一致：在微觀審慎監管基礎上，成立公正的主導監管機構，以系統性風險為管理核心，明確監管對象以維持金融機構和體系的穩定健康發展，并在兼顧各項經濟政策的同時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機制和相配套的政策機制，實現金融經濟的相互促進作用。
一、宏觀審慎監管主導機構
由于中央銀行在職能定位、管轄范圍和政策工具上有優勢，因此可考慮由各國央行作為主導機構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李妍（2009）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職能、支付清算作用以及最后貸款人功能賦予其金融系統風險管理者的重要角色，賦予央行對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監管權是必要的。Larry.D.Wall(2010) 以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分離出澳大利亞宏觀監管職能卻沒有減輕聯邦銀行研究有關宏觀監管相關問題的任務作為例證，說明從央行分離出宏觀監管是沒有意義的。
學術界呼吁建立凌駕于央行和三會之上的監督管理機構，具體則有合并央行三會以及重新建立專門協調研究宏觀監管的機構兩種觀點。楊海平（2010）認為央行與監管部門合并可實現一個監管的規模和范圍經濟效應。他認為在央行內部可成立類似貨幣政策委員會的金融穩定部門負責研究有關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工具、監管對象、監管策略等詳細規劃。宋家生（2010）主張增設獨立于央行三會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對我國涉及系統性風險的重大問題進行監測、分析和評估并做出決策，同時注重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并監督和評價中央銀行、各監管機構的實施情況與效果。
二、宏觀審慎監管的策略和方式
宏觀審慎監管針對金融系統所隱藏的風險作分析并及時提出預防和治理措施，其監管策略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思想、相機抉擇以及基于規則上。
白川方明（2010）提出的兩個維度觀點得到廣泛認可，一是要關注特定時間點的跨行業風險，提出宏觀審慎監管要關注各項資產的收益風險相關性避免風險的傳染。二是重在分析風險的未來走勢，持續關注特定產品、機構、市場的風險累積狀況以及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的變化情況。
此外，現有的宏觀審慎監管策略主要集中在逆周期操作上，在相機抉擇的基礎上緩解周期性波動。朱美玉（2010）主張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進行壓力測試，對資本充足率和銀行撥備水平和負債率進行逆周期的硬性監控。在擴張期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在衰退期降低要求，以高補低。謝亞（2010）提出了“橫截面監管”，即針對不同行業、不同機構、不同的金融產品甚至不同地區在既定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差別對待，具體表現在對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波動范圍和基礎差別規定。
三、宏觀審慎監管與其他經濟政策的關聯和配合
宏觀審慎監管在執行機構、政策目標、政策工具上與宏觀經濟管理關系甚密，在實施宏觀審慎監管職能時容易與其他經濟政策產生矛盾和對抗。
對于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關系，謝亞（2010）指出宏觀監管和微觀監管的使用工具和管理上在某種程度上相同，例如資本充足率、負債率、撥備水平等風險管理工具和衡量標準。而前者主要是針對系統性風險水平對金融機構實施逆周期資本管理，特別是重要性的機構和產品。后者則是依據某項準則如BASEL協議在整個經濟周期中對金融機構要求統一資本標準。他認為宏觀監管應在現有微觀監管經驗的基礎上發揮作用，二者相輔相成。
有效地宏觀審慎監管還需要一個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合及健康的經濟金融環境為背景。王振中（2010）提出完善央行、財政部甚至國務院之間的信息互動共享機制和危機預警機制對包括宏觀審慎監管在內的宏觀經濟管理具有重大意義。劉仁伍（2010）建議我國建立起包括國務院、中央銀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各金融監管部門的金融監管信息共享平臺，以促進宏微觀監管信息可以及時全面的流動和共享。
四、明確宏觀審慎監管對象和范圍
宏觀審慎監管的歷史提出是為了分析和應對系統性風險，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負債率、資本充足率以及撥備水平的檢查和測試識別系統累計的風險。中國人民銀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10）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應加強對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對這類對象可以考慮調整其風險資產的權重要求其具有較高資本充足率和風險集中度，并通過改進其風險計量和控制來降低系統性風險。而英國金融服務局于2009年3月公布的《Turner》報告提出應進一步思考金融創新和信貸證券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指出完善的監管范圍應該包括場外經濟主體的特定大量交易行為以及離岸金融活動。
通過以上對國內外前沿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學術界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在框架、策略以及方法的研究上已取得很大進展。但是從具體操作角度來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實證模型，計量方法和評估指標等還遠未成型，在這個領域還需更深入細致的研究。
參考文獻：
[1]白川方明.宏觀審慎監管與金融穩定.中國金融.2010(4):29-31.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5
經濟增長不僅與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數量有著密切關系 ,而且 ,在社會投資總量既定的條件下 ,為實現均衡的經濟增長 ,要求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在投資結構上相互協調和相互補充。對處于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中國來說 ,政府投資是國家利用所掌握的財力資源對社會經濟系統的直接資金投入 ,其投資活動是影響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重要因素 ;政府投資方向的確定 ,依據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 ,直接體現著國家對國民經濟全局的部署和投資意向 ,有選擇地將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主導產業等部門 ,并以追求宏觀經濟利益為前提。
在現代經濟運行條件下 ,經濟增長率取決于投資增長率和投資效率增長率。為實現經濟的有效增長 ,中國“九五”期間開始的以后相當一段時期內 ,一項長期的戰略重任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 ,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 ,從速度型轉向效益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轉變 ,與財政投融資的運作緊密相關。
1 .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實踐來看 ,經濟增長率與資本增長率存在較大的相關性。一般來說 ,經濟增長率高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本增長率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高 ,如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率較低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低。這說明處于高速增長中的國家 ,急需疏通和完善將儲蓄資金轉化為投資的渠道。財政投融資的基本功能 ,在于通過政府信用將民間閑散資金轉化為社會投資 ,并以較低的交易成本來完成財力資源的轉移與配置滿足經濟增長的要求。
2 .經濟增長率與資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 ,在資本增長率不變的情況下 ,資本配置效率越高 ,經濟增長率也越高 ;資本配置效率低 ,經濟增長率就低。就財政投融資對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來分析 ,首先 ,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使那些符合產業發展方向、成長性良好、技術含量高的企業 ,能夠得到超常的發展 ;并由此促進新興產業的成長。其次 ,通過財政投融資在資本市場的運作 ,消除企業存量資產長期凝固的障礙 ,推動存量資產按市場經濟要求進行流動與重組 ,充分利用企業存量資源。再次 ,通過財政投融資合理配置資源 ,促使企業經營機制發生轉換 ,強化企業的內部管理 ,營造具有良好約束力度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 ,鋪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
3.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方式 ,與投資方式的轉換是分不開的。中國經濟運行中幾次出現的大波動 ,都與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和投資需求膨脹相關 ;說明投資作為宏觀經濟運行中最活躍的因素 ,通過乘數作用對經濟系統施以巨大的影響。同時 ,投資在創造社會需求的同時 ,也會增加社會供給 ,成為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的主要因素。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增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實力 ,對社會投資規模進行調控 ,改善經濟結構 ,將促進增長方式的轉換。并且 ,財政投融資的誘導和擴散的導向效應 ,促使社會投資方向趨于合理。
4.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 ,體現著對科技進步的要求 ,特別是在對現存產業結構的改造中要加大技術含量 ,加快技術改造 ,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在目前我國產業部門設備老化和總體技術水準較低而政府公共預算資金十分拮據的狀況下 ,急切需要運用財政投融資 ,為政府和企業籌集更多的長期建設資金 ,加大對基礎產業的投資力度 ,增加高新技術的開發能力 ,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 ,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財政投融資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較強的作用力度 ,因此 ,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中 ,運用財政投融資 ,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求 ,同時也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二、對經濟結構的優化
國民經濟運行中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 ,從靜態上看 ,是決定于存量資本的結構狀態 ;從動態上分析 ,則與資本的投入緊密相關聯。由于社會總投資的投向與部門投資份額決定著各產業發展速度的大小和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 ,所以 ,增量資本結構的合理與否和優化程度 ,就影響著現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及演變趨勢 ,需要通過合理的增量結構來實現對既存產業結構的變革。財政投融資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調節手段 ,存在著對增量結構內在的調節機制 ;可以通過債券、股票、投資基金、bot等融資手段 ,增加對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和農業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 ,以緩解和消除“瓶頸”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財政投融資運作具有明顯的產業政策傾斜 ,對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 ,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增量資本的結構調整變化 ,來促進資產存量的調整 ,使生產要素合理流動 ,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中國目前正處于從比較落后國家向中等發展水平國家轉變的階段。而在這一階段中的國家往往是結構變化最為顯著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 ,處于該階段的國家能否轉變成功 ,成為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 ,乃至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主要取決于能否通過急劇的結構變革來推動的。從中國近幾十年發展的歷程來看 ,中國從一個以農業產業為主的落后國家成長為初步工業化的國家 ,經濟結構和投資結構發生了巨變 ,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然而 ,在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 ,中國始終受到結構制約的困擾 ,投資結構的扭曲已經成為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生產力地域布局結構不合理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實現投資結構的轉換成為當務之急。在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調整中 ,工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作用具有明顯的差別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調節方式也就大相徑庭了。從而 ,體現政府政策意圖的財政投融資之運用以及運用程度在客觀上就有著極大的差異性。由于工業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本處于現代化 ,根本性的結構轉換已經完成 ,新的結構變革不存在技術上和組織制度上的障礙 ,產業之間的結構均衡主要依靠市場的自組織過程或部門之間的協調來實現 ;故對發達國家來說 ,產業結構的調整 ,不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 ,而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化途徑來輔助或微調。與此相反 ,由于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和所面臨的發展要求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經濟結構不僅是影響經濟運行的局部問題 ,而且具有宏觀戰略上的重大意義。調整產業結構 ,促使其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 ,既是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目標 ,又是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僅是提供經濟發展的一般環境 ,而且是作為合理配置資源、實現產業結構轉換和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組織者。因此 ,財政投融資就必然在以下方面起著較大作用并成為政府實現經濟結構合理化的重要調節工具。
1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現狀 ,都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 ,同時并存著的現代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 ,不僅建立在兩種不同的技術基礎上 ,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結構和行為方式。在某種意義上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 ,就是結構轉換和組織制度創新的過程。政府通過運用財政投融資 ,加大產業政策的實施力度 ,來保護和扶植我國新興的幼小產業 ,促進這些產業的盡快成長 ;同時 ,面對世界科學技術的新發展 ,進行比較和選擇 ,促使世界科學技術的最新結晶在我國的采用和發展 ,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現實基礎上有一個較高的新起點 ;從而加快經濟現代化的進程。
2 .由于目前中國市場機制的不完善 ,市場要素發育不良 ,市場體系不健全 ,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受到極大抑制 ,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在現實中似乎一時難以達到 ,而通過政府的適度干預、產業政策的導向以及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給微觀經濟組織指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方向 ,有利于促使企業作出長期決策的正確選擇。
3.在加入 wto與實現產業發展和結構轉換的外部環境上 ,國內生產及供給結構與國內需求結構 ,特別是同國外的需求結構之間的差距很大 ,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出口產業不僅是國內生產部門的量的擴大和延伸 ,而且是在一個更高層次上的結構調整 ,存在一個明顯的外向化發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整個國家的產品競爭力和它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是相輔相成的 :沒有競爭力的提高 ,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 ;同時沒有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的引導 ,也難以增加出口競爭力。因此 ,要實現外向化發展過程的良性循環 ,需要財政投融資配合相關的外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 ,支持出口創匯企業的運營 ,在利用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不斷地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 ,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
4.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較大的結構偏差 ,并處于產業成長過程中結構重組的轉變時期 ,面臨著重新構造產業結構的重大選擇。伴隨著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革 ,幾乎會引起一些重要的經濟過程、經濟變量及其相互聯系的深刻變化。偏差協調成為產業結構變革的基本內容 ,而且這種協調的成功與否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體制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運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作用 ,在于配合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實施 ,促使國民經濟的流量結構發生變化 ,引致社會資產存量作出相應的調整 ,從而有效地實現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目標的協調。
三、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
財政投融資作為政府的一種重要財力資源和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市場經濟運行條件下對經濟運行具有較強的宏觀調控功能 ,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
1 .充實社會先行資本 ,填補財政公共預算和銀行信貸的投資空白。財政投融資在實施過程中 ,既體現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政府經濟政策的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則運行 ,以確保資金投放的安全性和必要的增值性。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 ,形成財政預算、金融、財政投融資三足鼎立結構的宏觀投資體系 ,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作為既具有財政性質、又具有金融性質的政府投資 ,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方式。建立財政投融資體系 ,就是規范政策性銀行和財政信用 ,轉變財政職能 ,促進金融體制的改革深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 ,財政投融資承擔產業結構調整的重任 ,主要從事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以及其他一些長期、風險性和地緣政治因素而需要的政策性投資項目。
2 .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 ,增強政府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和調控能力。社會基礎設施是經濟基礎結構的最主要的構成部分 ,是人類在長期經濟活動過程中為自己創造的基礎條件。社會基礎設施對生產和再生產、國民生活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保障和促進的巨大作用。由于其重要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質 ,決定了政府運用經濟政策手段予以調節、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性。即使是在以私有制為基本社會制度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 ,對此也是實行相當程度的管制。如美國政府始終對交通運輸業、信息業 (主要是電訊、郵電 )、公用事業 (供水、電力、水利 )進行較多的干預 ;在日本也同樣對電力、煤氣、水道、交通運輸、通訊等進行專門的干預和控制。政府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營運管理 ,實行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 ,實際上是通過利用基礎設施的基本特性以及營運的外在經濟性 ,對市場主體實行利益誘導而實現的。
3.中國經濟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從對投資需求來說 ,既要在投資規模上有一個合理的擴大需求 ,也要求投資結構能適應國民經濟協調和穩定運行。前者是依據“九五”和“十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 ,只有保持一定投資率才能實現相應的經濟適度增長。財政投融資是該時期一條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將民間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重要途徑。同時 ,財政投融資對在“九五”和“十五”期間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和投資的技術含量 ,也顯得極為重要。近幾年對某些基礎產業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所增加 ,但如何通過投資結構的調整來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以及支柱產業 ,合理調整經濟結構 ,以消除政府宏觀調控的“缺位”現象 ,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6
摘 要 2007年，在這次因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經濟危機中，微觀審慎監管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因此，宏觀審慎監管被廣泛提及。本文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了理論分析、必要性分析，并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效實施做了一些分析和總結。
關鍵詞 微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 系統性風險
2007年，在全球的經濟一片欣欣向榮時，一場來勢迅猛的金融危機迅速的將經濟由高峰拉下。這場金融危機是在世界經濟處于低通脹、低利率、流動性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人們對此進行了剖析，由此得出：現行的微觀審慎監管還不足以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金融體系的安全需要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并駕護航。
一、 宏觀審慎監管的定義
宏觀審慎監管，就是從宏觀層面上對整個金融體系進行監管。它是相對于微觀審慎監管而言的。國外的很多學者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將微觀審慎監管與宏觀審慎監管在兩種監管形式的目的、關注范圍和所注重的風險性質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來得出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國內很多學者的文獻宏觀審慎監管一個較明確的定義?？傮w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是與微觀審慎監管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對微觀審慎監管的升華。但是，通過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其實這些都是通過將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兼管做比較并進行總結而得出的結果。這樣使定義更精煉和明了。
二、 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要求宏觀審慎監管的存在
經濟發展有一個周期，在歷經繁榮之后必定會經歷衰退。在經濟回升階段，利潤增多，作為實際經濟市場上有限理性的人們普遍對未來的預期向好。這時，消費者會提高消費，企業會增加投資，銀行則會降低信貸標準，這些會進一步的推動金融泡沫的增長。銀行降低信貸標準，也會形成很多的不良資產。周小川認為金融體系的內在順周期特征來源于信用評級問題和來自外包的羊群現象，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按模型定價以及新巴塞爾協議內部評級法。黃亭亭則認為個體行為有限理性和市場行為短期性是導致順周期性的根源。許多國外學者也對金融體系的內在順周期特征進行了論述，其觀點都大致相同。
（二）現有的對金融體系是否穩健運行的衡量指標存在缺陷
以巴塞爾資本協議為代表的微觀審慎監管通過規定資本充足率、資本流動性來對單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但是，從這次爆發的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這兩個指標并不可靠。因為這次的次貸危機是在一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用資本充足率、流動性這兩個指標來判斷金融體系的穩定存在漏洞。正如日本銀行行長白川方明認為：金融機構債務杠桿率增長最顯著的領域并非是傳統銀行業務，而是在交易賬戶中持有的證券化金融產品。按照現在的資本充足監管的規定，即使這些金融產品最終轉變為高風險資產，它們的風險權重也不大。所以，現有的監管制度無法精確的評估金融機構的風險。周小川也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做出了評價，指出了現存的監管標準的不足。
（三）合成謬誤
合成謬誤是由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首先提出的。經濟學分為宏觀和微觀。合成謬誤指的是當微觀的每個個體都達到最優時，在宏觀上，作為這些個體的整體并不一定達到最優狀態。微觀審慎監管強調的是對單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當單個金融機構能夠穩健經營時，那么作為這些金融機構整體的金融體系也應該是安全的。國外學者也就合成謬誤對金融體系所造成的風險做出了闡述。但是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學者，對合成謬誤的解釋大致相同。
三、宏觀審慎監管的實施與工具
目前，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對于宏觀審慎的實施以及該采取哪種實施工具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觀點。
（一）通過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措施來調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
前面，我們指出由于金融體系存在的內在順周期性使宏觀審慎監管成為必要，那么，我們就要考慮用什么宏觀監管的實施工具來消除順周期性。通過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措施來調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的具體操作也就是：在經濟處于上升階段時，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而建立防御性緩沖；在經濟蕭條時，降低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許多學者提出了資本要求的具體實施：他們通過建立兩個乘數來對資本要求進行數量化。實施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是大多數學者達成的已知共識。
（二）金融監管機構有必要在執行貨幣政策時采用宏觀監管的視角
在凱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采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對市場干預，以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方法以來，很多國家都會采用這套宏觀經濟政策。近些年來，各國央行相當成功地實現了物價穩定的目標。單純地采用貨幣政策反而會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所以，政府在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的增長時，要采用宏觀監管的視角。IMF的最新分析報告中也指出“宏觀經濟政策，沒有考慮到系統風險的積累”。郭田勇、廖力也指出：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都必須處理好不確定性問題。
（三）有關宏觀審慎監管實施的其它方面。
除了上述有關宏觀審慎的實施方法外，國外和國內的很多學者還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1.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盯資金原則
有關學者在2009年提出了要用盯資金原則來補充原有的盯市原則。周小川也認為現有的國際會計準則和公認會計準則的不足，指出了在經濟系統中，要建立一種斷路器機制，來抑制特殊情況下盯市原則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帶來的順周期性。
2.要注重信息基礎建設在金融穩定中的作用
現代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多樣化。而不論是微觀審慎監管還是宏觀審慎監管，都需要多方面的數據來進行調查。需要有完備的信息基礎建設和信息處理機制。白川方明就對次做出了論述。郭田勇、廖力則倡導建立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
3.要關注系統重要性機構
系統重要性機構是指那些在金融體系中大而復雜的，往往經營范圍涉及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和保險等多方面的機構。這些機構在金融體系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它們會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更多的系統性風險。同時也指出了固有的“太大而不能倒”或“太關聯而不能倒”的問題。黃亭亭也提出了三個識別系統重要機構的標準：規模、不可替代性和相互關聯度。
四、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配合
微觀審慎監管關注的是單個金融機構所存在的外部風險，而宏觀審慎監管則重視由所有的單個金融機構因為內在相關性而組成的整個金融體系，因此，微觀審慎監管是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
要將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結合起來，可以從下面兩個維度進行:1.跨行業角度。首先要從微觀上把握單家金融機構的資本、金融產品、風險管理模式等方面，再將各種因素綜合，從宏觀上考慮整個金融體系是否穩健運行。2.時間維度。宏觀審慎兼管要重視風險的動態變化。金融體系的內在風險是動態變化的，因此要對風險進行時刻的監管。監管當局時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對風險的監控。
國外和國內的很多學者都對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的結合使用提出了很多觀點，但是大部分都是從上述兩個維度進行了闡述。白川方明、巴曙松、謝亞和黃亭亭都從這兩個角度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了分類。
五、總結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就頻頻爆發，但宏觀審慎兼管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宏觀審慎監管才躍入人們的視野。一個新的理論和觀念的提出，并不能馬上檢驗它的正確性，只能通過一次次的應用，才能說明它是否有效。但是，卻能為我們執行宏觀審慎監管指明了一個方向。這篇文章總結了最近學者關于宏觀審慎的探討，也可以為以后宏觀審慎監管的實施提供一個參照。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