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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1
[作者簡介]張麗莉（1980-），女，漢族，黑龍江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經濟。一、財政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
財政與貨幣政策作為最重要的兩大宏觀調控政策，是國家實行需求管理和調節經濟的有力武器，兩者間的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是來源于服務最終目標的一致性。政府宏觀調控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大目標的本質都是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因而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政策手段，其目標指向必定具有一致性。此外，兩大政策的一致性還表現為政策手段的互補性和傳導機制的互動性。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某些領域存在交叉和重疊，如國債與財政存款領域等。在這些領域中，財政貨幣政策互為補充、互為影響：財政收支活動影響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財政政策將資金運動的方向傳遞給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同的融資方式也會對貨幣政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反之，貨幣政策通過信貸等渠道（信貸收入的來源、信貸資金的使用方向等）影響著財政政策?？傊斦c貨幣政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互動使二者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求兩大政策進行協調配合。
二、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差異性
1兩者調節的側重點存在差異性
宏觀經濟得以正常平穩運行的基礎是社會總供求相對平衡的實現。總供求的平衡包含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財政政策更加側重于調節經濟結構平衡，貨幣政策更加側重于調節經濟總量平衡。從財政政策來看，在調控資金流向上相對自由度較高，可以通過收入機制和分配機制，直接調節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部門結構的各個方面，從而達到優化國家宏觀經濟結構的目的。從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能夠動用多種政策工具調節基礎貨幣量和貨幣乘數，從而決定社會的貨幣供給總量，貨幣供給總量又決定著商品的需求總量，商品的供給總量反過來決定著貨幣的需求總量，由此可見，實現貨幣的均衡實際上也就實現了總供求的總量平衡，因此貨幣政策主要用于調節經濟總量平衡。
2兩者調節的手段存在差異性
一般地，宏觀政策調控手段的選擇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質及其目標決定，即使同一政策在不同階段，其性質和具體目標也不盡相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有所差別。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兩種不同的調控政策，它們在調控手段上存在較大差異。中國財政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財政投資、稅收、預算支出、財政補貼等，貨幣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利率、匯率、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等。
3兩者調節的領域存在差異性
貨幣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而相比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更為寬泛，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還涉及社會發展的非經濟領域。具體地說，貨幣政策是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國民經濟，貨幣供應量的改變主要發生于流通環節，對流通環節的調控主要集中于市場經濟領域，在這一系列的連鎖反饋過程中，貨幣政策要發揮其功能需要商業銀行的配合和傳導，因此受金融系統邊界的制約，由此可見這種政策的調節領域比較有限。財政政策主要發生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環節，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動涉及社會穩定各個方面的實現，特別是在縮小收入差距，推動科教文衛事業的發展等領域，具有貨幣政策無法比擬的優勢。
4兩者調節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性
財政政策更關注經濟公平，貨幣政策更體現經濟效率。這是因為，盡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的都是貨幣資金，但其資金的性質明顯不同。貨幣政策調控的資金為借貸資金，具有明顯的償還性，其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會使經濟的運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貨幣資金較具有無償性。通過資金的無償占有和使用，調節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社會的公平。
5兩者調節的時滯存在差異性
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制定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的制定時滯較短。政府制定和修訂財政政策要經過立法機關審議和批準，有一整套極其嚴格的程序，不允許隨意變動年初的財政預算，因此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訂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政策的變動時滯較短。從政策執行角度來看，貨幣政策時滯較長，財政政策時滯較短。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有傳導渠道承載，無論通過利率渠道傳導還是通過信貸渠道傳導，都需要較長的傳導鏈條，因而貨幣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發揮要有較長的時間分布間隔。財政政策一般通過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實施具有某種強制性，其達到的效果也較易在短時間內顯現。
6兩者調節的方式存在差異性
盡管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點，但財政政策能夠由政府直接調節和控制來實現，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別是在調節經濟結構領域，通過財政支出的增減變動和稅率的大小變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資和消費的結構與規模。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的間接性較強。政策的實施不僅需要暢通的傳導路徑為依托，還需要商業銀行的緊密配合，且政策效應的發揮還受到企業管理經營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費意愿等因素的制約。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異性，表明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在宏觀調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補充。因此在實踐中，只有根據自身特點將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準確地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三、財政與貨幣政策搭配的理論綜述
1封閉經濟條件下IS-LM模型
IS-LM模型是由John Richard Hicks和Alvin Hansen（1937）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經濟分析模型，用于反映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條件下，國民收入和利率的關系，該模型廣泛應用于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
IS曲線用來描述產品市場均衡，根據封閉經濟國民收入等式：
Y=C+I+G
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下方傾斜的IS曲線。LM曲線用來描述貨幣市場均衡，根據等式M/P=L1（r）+L2（y） 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上方傾斜的LM曲線。IS與LM曲線的交點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業時的均衡，因此需要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行調節，其中財政政策改變IS曲線的位置，貨幣政策改變LM曲線的位置，通過IS和LM曲線位置的變化，實現充分就業下的均衡狀態。
伴隨著IS-LM模型的誕生，經濟學家對它的批評和指責就不絕于耳。例如，模型的創始人JRHicks就公開表達了對該模型的不滿：IS曲線表示的是流量均衡關系，而LM曲線表示的是存量均衡關系。若要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一年中同時達到均衡，則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供給必須與需求保持相等，這只有在不確定的預期每天都正確的情況下實現，這顯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評指出：IS-LM模型的一個假設是兩種市場的均衡相互獨立，一條曲線的變動不會引起另一條曲線的變動，這種假設不正確，IS和LM應該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盡管各種對IS-LM模型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并沒有因此撼動該模型在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地位。無論是后來的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還是供給學派，其理論都沒有取代正統的IS-LM模型，反而被納入該模型，豐富和拓展了該模型。因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IS-LM模型的巨大價值，是政府分析財政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沖突
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還要實現外部均衡。當一種經濟政策面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時，就會出現內外沖突的問題。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這個問題，稱之為“米德沖突”。他詳細分析了兩國為維持內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間存在的沖突：設定兩個國家A和B，在A國的國內支出上出現了自發緊縮，其結果導致了A、B兩國國民收入的緊縮，并且使國際貿易朝著有利于A國的方向變動。在這種情況下，A國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脹來實現內外均衡。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面停止國內的蕭條以實現內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國進口需求的縮減和A國的貿易差額移向順差以實現外部均衡，對A國來說，這不會產生政策沖突問題。但如果A國不這樣做，B國就會面臨嚴重的政策沖突。為了實現內部均衡，B國的國內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脹來制止經濟蕭條，但為了外部均衡，B國又要求國內支出有政策性收縮，以便在A國對B國出口需求縮減的同時，限制B國的進口需求。這就存在尖銳的政策沖突，穩定國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脹會導致國際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國際收支達到均衡的政策性緊縮又會加劇國民收入的下降。
可見，在米德的分析中，內外均衡的矛盾表現為國內總需求緊縮和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運用金融政策一種工具，因此必然導致調控中左支右絀的情況。以上米德的論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在開放經濟中內外均衡的沖突十分常見和頻繁，單一的金融政策無法解決內外均衡沖突的兩難困境，運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這一思想構筑了政策搭配理論的基石。隨后經濟學家們在此領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沖突理論為依據展開的。
3丁伯根法則
為解決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將政策目標和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數學模型，論證了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要有相互獨立的N種有效的政策工具。這一理論被稱為丁伯根法則。
丁伯根法則可以簡單表述為：假設存在兩個宏觀經濟目標T1、T2，可以使用兩種政策工具I1、I2，政策調控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T1、T2即為最優目標，經濟目標是政策工具的線性函數，則有：
T1=A1?I1+A2?I2
T2=B1?I1+B2?I2
當A1/B1≠A2/B2時，可以求解出達到最優目標水平T1、T2時所需要的I1、I2的水平：
I1=（B2?T1-A2?T2）/（A1?B2-B1?A2）
I2=（A1?T2-B1?T1）/（A1?B2-B1?A2）
這說明，只要政府能夠運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的配合達到理想的經濟目標。當A1/B1=A2/B2時，方程組無解，這意味著兩種政策工具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有相同的影響，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實現兩個獨立的經濟目標。
丁伯根法則對經濟政策理論具有深遠意義，它的重要貢獻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數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個可擴充性較強的數學模型。該法則還進一步強調了眾多且廣泛的政策搭配是實現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客觀要求。
4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
在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的匹配問題上，盡管“丁伯根原理”被廣為認同，但缺乏可操作性。現實中政府在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內外均衡兩種目標時常常會遇到邏輯上和指導思想上的困難，不能實現政策目標。蒙代爾認為，造成這種困難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視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實際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爾借用兩目標-兩工具模型提出了絕對優勢原則和比較優勢原則，構成了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的核心內容。該原則的政策決策模型可簡單概括為：
T1=a1?I1+a2?I2
T2=b1?I1+b2?I2
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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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朱小平，專著，金融危機中的美國、中國與世界[M]，新星出版社，2009，5-7。
④數據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計算所得。
⑤根據美聯儲的數據統計。
⑥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計算所得。
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3
關鍵詞：宏觀經濟環境；投資規模；投資效率
中圖分類號：F27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3-0035-08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依靠投資而高速增長的特征十分明顯，投資規模成為驅動我國經濟發展重要因素之一，但投資規模的擴張沒有帶來投資效率的顯著提高。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投資規模擴張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日趨乏力，而投資效率的提高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亟待解決的問題。企業的投資行為不僅受到企業內部治理環境的影響，來自宏觀經濟環境的外生沖擊也是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重要因素。我國企業的投資行為更易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因素的沖擊。本文以我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2001-2015年的年度數據為樣本，試圖從經濟周期、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資本市場（信貸市場和股票市場）三個維度，實證分析宏觀經濟環境對我國企業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率的影響，以期為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
企業的投資規模在完美市場假設下僅與投資機會有關?？紤]到企業的投資原則，只要滿足期望投資收益率大于資本成本就會利用該投資機會。由于企業的期望投資收益率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經濟周期可通過投資機會影響企業的投資規模。當經濟周期處于恢復或者擴張階段時，消費者收入的增加導致社會總需求隨之增長，致使企業的期望投資收益率上升、投資機會增加，加之管理者對市場前景的預期更為樂觀，企業往往會在此時做出擴大投資的決策。因此，經濟周期對企業的投資規模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1]。但是，完美市場的假設在現實中難以滿足，企業的實際投資行為會受到諸多摩擦因素的影響，導致真實投資規模與最優投資規模發生偏離，即出現非效率投資。由于融資約束現象在我國企業中普遍存在，經濟周期波動會導致資本成本的變化，進而影響企業投資是否能夠得到充足的資金支持。在經濟周期緊縮時期，信貸資本收縮，資本成本上升，融資約束現象更為嚴重，更容易導致出現企業的非效率投資：受融資能力所限，大批非國有企業在經濟緊縮時期被迫放棄原本擁有的優質投資機會，進而出現投資不足；與之相反，對部分低投資機會的國有企業而言，它們即使在經濟緊縮時期也能憑借其擁有的資源稟賦優勢而保持較強的融資能力，進而出現過度投資[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a：經濟周期的擴張能夠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反之亦然。
H1b：相對于經濟周期擴張時期，經濟周期緊縮時期更容易導致企業的非效率投資。
（二）貨幣政策與企業投資
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是貨幣政策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微觀傳導途徑，貨幣渠道通過投資機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投資規模：貨幣供給總量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增加引致市場利率、資本成本相應下降，從而增加了企業的投資機會、擴大了企業的投資規模；基于Tobin Q理論，股價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普遍上升，致使企業的重置成本相對于市場價值趨于下降，企業更偏好于棄舊置新、擴大其投資規模（張超等，2015）。信貸渠道通過資本供給間接地影響企業的投資規模，擴張性貨幣政策不僅增加了信貸市場上的資金供給、降低了信貸成本，而且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可通過改善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狀況而提高企業的資產凈值、增強企業的資產擔保能力，進而促進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所以，貨幣政策對企業的投資規模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對投資效率不一定具有同樣的影響。在緊縮性貨幣緊縮下，受貨幣供應量下降的影響，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供給出現明顯縮減，企業獲得信貸資本的難度加大、成本提高。面對有限的資金，企業只能通過合理的財務規劃來保持一定的融資能力，同時更加慎重地選擇投資機會，從而有利于投資效率的提高[3]；基于企業經營風險趨于增加的考慮，銀行等金融機構會加強對授信企業的監督管理，從而降低了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的發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a：擴張性貨幣政策能夠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反之亦然。
H2b：相對于緊縮性貨幣政策，擴張性貨幣政策更容易導致企業的非效率投資。
（三）財政政策與企業投資
政府投資對私人投資的影響主要包括“刺激私人投資，產生帶動效應”和“抑制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劉扭霞，2000），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規模所產生的影響會因為“帶動效應”和“擠出效應”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摹按動效應”看，我國的政府投資偏向于產業鏈較長的項目，時間跨度大，波及范圍廣，對私人投資所產生的刺激作用更為明顯；從“擠出效應”看，我國的政府投資并沒有限制私人投資的領域，我國的利率也并非完全市場化，財政政策擴張所引起的利率上升幅度有限，加之貨幣政策的反向調節有效緩解了利率的上升，從而控制了私人投資成本的上升、削弱了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所以，我國的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規模的刺激作用更為顯著。
另外，關于財政政策對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還要考慮我國特殊的財政分權制度背景。財政分權的治理模式和缺乏良好的制度約束，導致我國的財政政策是一種在經濟周期下行期比上升期更為積極的“擴張偏向型財政政策”（方紅生和張軍，2009）。地方官員在經濟周期下行時會基于“晉升錦標賽”壓力而加大財政支出，迫于地方經濟增長壓力而加大對國有企業的干預力度，此時國有企業往往因被迫擴大投資而導致出現非效率的投資；反之，對于沒有政治關聯的非國有企業而言，并沒有在財政擴張中得到更多的投資機會。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a：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夠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反之亦然。
H3b：相對于財政政策收縮時期，財政政策擴張時期更容易導致企業出現非效率的投資。
（四）信貸市場與企業投資
信貸資本為企業提供了更為充足的資金，減輕了企業在投資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同時也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成本，提高了資本的整體配置效率[4]。我國金融市場制度欠缺、再融資門檻較高等問題導致我國大部分上市企業的外部融資渠道單一，面臨不同程度的融資約束問題；我國的金融市場依然是以銀行為主導，造成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更多地依賴于信貸資本。因此，信貸市場的擴張對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資金供給效應可能更為顯著。我國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考核的壓力，往往會干預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資金供給，導致國有企業出現嚴重的預算軟約束現象。信貸資源在信貸市場的擴張時期依然偏好于國有企業，造成國有企業呈現出越過度投資越容易獲得貸款的非正?，F象；對非國有企業而言，信貸市場的擴張并沒有讓它們獲得更多的信貸資金，投資不足現象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張敏等，2010）。另外，從信貸市場的監督和治理功能看，相對于信貸市場緊縮時期，銀行等金融機構對授信企業的監管力度趨于下降，也助長了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4a：信貸市場的擴張能夠顯著促進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
H4b：相對于信貸市場收縮時期，信貸市場擴張時期更容易導致企業的非效率投資。
（五）股票市場與企業投資
在資本市場完全有效時，企業的投資行為與股票市場波動無關，但現實中的資本市場并非完全有效，股票市場發展可能影響企業的投資。股票市場對企業投資規模所產生的影響被稱為股票市場的投資效應，主要包括兩種傳導機制：一是基于托賓的Q理論，股票市場的繁榮帶來企業股票價格的上揚，企業的q值相應上升，投資者對企業前景的未來預期趨于樂觀，進而帶動企業擴大投資規模；二是基于非對稱信息理論，股票價格的上漲給投資者傳遞了企業資信狀況優良的信號，導致投資者對企業未來前景的預期趨于樂觀，提高了企業從股票市場融資的能力，進而導致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張[5]。所以，股票市場發展對企業的投資規模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從對投資效率的影響看，由于融資約束在我國企業中普遍存在，股市準入門檻和股權融資成本的降低有效緩解了這部分企業因融資渠道單一所導致的投資不足現象；股票市場的繁榮推動了資本市場的完善，為企業提供了向社會融資的市場機制，進而推動了資本的市場化合理流動，提高了資金的整體配置效率，從而有效抑制了資金向過度投資企業的流動（王奇，201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5a：股票市場的發展能夠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
H5b：股票市場的發展有利于抑制企業的非效率投資。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選取
本文選取我國滬深兩市 A 股上市公司2001-2015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遵循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了篩選：（1）在選取樣本企業時剔除ST、PT股票；（2）剔除了變量的異常值與缺失值；（3）按照研究慣例刪除了金融類公司。最終選取在考察期內符合條件并一直存續的樣本數為524家。本文所使用的財務數據主要來自于CCER和CSMAR數據庫，市場數據來自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和2001-2015年的統計年鑒。另外，考慮到異常值對分析結果穩健性的影響，而選擇對公司層面的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測度
為了分析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規模的影響，現構建計量模型（1）：
INVi，t=β0+β1Qi，t-1+β2Sizei，t-1+β3Cashi，t-1+β4Levi，t-1+β5Agei，t-1+β6GDPt+β7MONt+β8FEt+β9LOADt+β10DEFAULTt+β11STOCKt+β12SRt+Industry+εi，t （1）
模型（1）中的被解變量（INV）表示企業投資規模，借鑒連玉君等的研究方法，本文用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表示企業的初始投資規模，并利用總資產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模型（1）中的宏觀經濟環境解釋變量包括經濟周期、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信貸市場與股票市場，為避免出現解釋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問題，本文在指標設置中盡量剔除了可能的相互影響。經濟周期變量（GDP），選用常見指標 GDP增長率衡量。貨幣政策（MON），借鑒Kashyap A. K.（1991）等的做法，選擇實際貨幣供應量指標衡量，即M2 增長率減去GDP增長速度，減去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增長速度后所得到的差[6]。財政政策（FE），借鑒雒敏（2012）等的做法，選擇財政支出增長率指標作為我國財政政策的變量（雒敏、聶文忠，2012）。信貸市場從信貸資本總量和信貸違約風險兩方面進行刻畫；對于信貸資本總量（LOAD），借鑒胡國柳（2014）等研究，以我國信貸資本總量的自然對數表示信貸資本總量指標（胡國柳、姜巖磊，2014）；對于信貸違約風險（DEFAULT），借鑒蘇冬蔚（2009）等的做法，選取我國銀行的整體不良貸款率表示信貸市場的風險[7]。股票市場從股票市場總市值和股票市場收益率波動兩方面進行刻畫；對于股票市場總市值（STOCK），借鑒劉思佳（2010）等的研究，采用上海與深圳證券市場股票總市值代表股票市場的總量情況，并用GDP對該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對于股票市場收益率波動（SR），借鑒周業安（2010）等的研究，用我國股票市場月收益率的標準差表示股票市場的波動性，代表股票市場的風險程度。
模型（1）中的控制變量選取企業規模（Size）、企業現金持有量（Cash）、資本結構（Lev）、企業投資機會（Q）和企業年齡（Age）的滯后一期變量作為控制變量，考慮到不同的行業具有不同的經營特點，本文還設置了表示行業差異的虛擬變量（Industry）。另外，在模型（1）中，i、t分別表示企業與年代，εi，t為隨機擾動項。
為了分析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現構建計量模型（2）：
EFFi，t=b0+b1Salei，t-1+b2Share1i，t-1+b3ROAi，t-1+b4GDPt+b5MONt+b5FEt+b7LOADt+b8DEFAULTt+b9STOCKt+b10SRt+Industry+i，t（2）
模型（2）中的被解釋變量投資效率（EFF），借鑒 Richardson（2006）等的研究方法，本文分兩步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第一步利用Richardson的資本投資支出模型來估計企業最優的投資支出規模；第二步用企業的實際投資支出減去模型估計的最優投資支出。所得差額的絕對值表示企業偏離最優投資的程度，該值越大表示企業投資的非效率程度越大[8]。另外，將其中所得差額為正的一組定義為投資過度（Over Inv），而所得差額為負的一組定義為投資不足（Under Inv）。模型（2）中的控制變量選擇與投資效率相關的企業自身特征變量，包括銷售規模（Sale）、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Share1）、資產收益率（ROA）。另外，模型（2）中其它變量的解釋與上文一致。
三、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
表1報告了公司層面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1中可以看出企業投資規模（INV）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00和06022，企業投資效率（EFF）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00和05327，說明樣本企業的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率都存在較大差異，這為本文的研究創造了較好的條件。表2報告了宏觀經濟環境因素的描述性統計，從表2中可以看出2001-2015年間我國宏觀經濟環境中的各個因素存在較大差距，這表明我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在不同的時期存在著較大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宏觀經濟環境的不同對企業的投資行為存在不同的影響。
（二）多重共線性檢驗
本文所設定的模型（1）中既包括公司層面的變量，也包括宏觀層面的變量，現分別針對公司層面和宏觀層面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檢驗，結果見表3和表4。從表3的檢驗結果可知各公司層面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各控制變量均與企業投資規?；蛲顿Y效率顯著相關，說明本文在控制變量上的設置是有意義的。從表4的檢驗結果可知各宏觀層面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初步證明了本文解釋變量設置的合理性。
（三）假設檢驗結果
本文采用平衡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并依據Hausman檢驗的結果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1.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規模的影響
表5中式（1）表示的是控制變量與企業投資規模的回歸結果，式（2）在式（1）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經濟周期，回歸結果顯示其顯著為正，說明我國企業的投資行為具有顯著的順周期特征，本文提出的假設H1a得到支持。式（3）在式（2）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貨幣政策，回歸結果顯示其顯著為正，說明貨幣政策的擴張能夠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本文提出的假設H2a得到支持。式（4）在式（3）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財政政策，回歸結果顯示其顯著為正，說明財政政策的擴張能夠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本文提出的假設H3a得到支持。式（5）在式（4）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信貸市場發展指標，回歸結果顯示信貸資本總量變量顯著為正，而信貸違約風險變量顯著為負，說明我國的信貸總量配置制度和信貸市場波動風險都能夠顯著影響企業的投資規模，即信貸市場的發展能夠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本文提出的假設H4a得到支持。式（6）在式（5）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股票市場發展指標，回歸結果顯示股票市場總市值指標和股票市場收益率波動指標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股票市場的發展不能顯著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本文提出的假設H5a未得到有效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國的股票市場發展相對滯后，企業依然具有較強的信貸融資偏好，導致股票市場發展對我國企業的投資規模影響較小。
2.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
表6中式（1）表示的是控制變量與企業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式（2）在式（1）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經濟周期，回歸結果顯示其顯著為負，說明經濟周期的擴張能夠顯著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本文提出的假設H1b得到支持。式（3）在式（2）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貨幣政策，回歸結果顯示其顯著為正，這一結果表明與貨幣政策緊縮時期相比，貨幣政策寬松時期更容易導致企業的非效率投資，本文提出的假設H2b得到有效支持。式（4）在式（3）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財政政策，回歸結果顯示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本文提出的假設H3b未得到有效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國政府直接利用財政政策干預經濟運行的力度越來越小，同時也減少了對微觀企業投資決策的干預。式（5）在式（4）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信貸市場發展指標，其中信貸資本總量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在于信貸資本總量的擴張緩解了非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有利于其投資效率的提高，加之非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所占比重的擴大，信貸歧視的改善，導致信貸資本總量擴張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不確定性；信貸違約風險變量顯著為正，說明我國信貸市場的風險能夠顯著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本文提出的假設H4b得到了部分支持。式（6）在式（5）的基礎上引入了作為解釋變量的股票市場發展指標，股票市場總市值指標和股票市場收益率波動指標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本文提出的假設H5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國的股票市場發展相對滯后，股票市場融資對企業負債融資的替代效應并不明顯，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也并不顯著。
3.穩定性檢驗
（1）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規模的影響。首先，對被解釋變量企業投資規模進行指標替代，用企業固定資產、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資之和的年增長率表示企業的投資規模，進行穩定性檢驗，結果表明對前文的研究成果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其次，因為企業的投資行為往往時間跨度較長，具有一定的滯后效應，本文在所設定的模型（1）中加入解釋變量企業投資水平的滯后一期變量，采用動態面板（GMM）的估計方法重做上述檢驗，結果顯示與前文的研究結果并沒有顯著差異。
（2）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首先，對被解釋變量企業投資效率進行指標替代，借鑒靳慶（2012）等的研究方法，用投資對企業價值的敏感性指標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依次引入宏觀經濟環境變量與企業價值的交互項，進行穩定性檢驗，結果表明對前文的研究成果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9]。其次，將樣本按照解釋變量投資效率的不同，分為投資不足和投資過度兩組，重做上述檢驗，結果顯示與前文的研究結果并沒有顯著差異。
四、結論
作為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宏觀經濟環境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企業的投資行為。在開放型增長模式下，投資的高速增長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投資規模的擴大并不代表投資效率的提高?；诖耍疚膹暮暧^經濟環境視角入手，結合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分析宏觀經濟環境對我國企業投資規模、投資效率的影響，并以2001-2015年間我國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我國企業的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率具有顯著的周期特征。第二，貨幣政策的擴張能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但不利于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財政政策的擴張能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但對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第三，信貸市場的發展能夠促進我國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但對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股票市場的發展對我國企業投資規模和投資效率的影響都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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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Scale，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MA Hong1，WANG Yuan-yue2
（1.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4
[關鍵詞]混合型通貨膨脹；結構失衡；緊縮政策；擴大內需
[中圖分類號] F123.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0-0009-05
通貨膨脹可以被描述為經濟社會在一定時期內價格水平持續地和顯著地上漲[1]。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的沖擊，各國都把價格穩定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作為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種常見的現象，通貨膨脹不僅沒有被消除，而且在其發展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在GDP連續五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經濟再度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威脅。
一、當前通貨膨脹的形勢及特點
由于價格的相對變化和變化時間的不一致性，溫和的低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容忍的。許多經濟學家長期以來堅持這樣的看法，溫和的或爬行的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對產出和就業有擴大的效應。弗里德曼認為，最佳通貨膨脹率應該是實際利率的負值。在歐元區和美國，中央銀行所確定的通貨膨脹目標是2%左右；在中國，公眾的容忍度和央行的控制目標是3%左右。但是，在經歷了連續幾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期以后，從2006年底開始，中國的CPI再度攀升。2007年3月， CPI漲幅突破3%的警戒線；到2007年7月，CPI增速達到5.6%，創出新高。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累計同比上漲4.8%；進入2008年， CPI繼續上升，1月CPI同比增長達到7.1 %，二月8.7 %，三月8.3 %。盡管下半年CPI有所回落，但大多數商品仍在高位運行或繼續上漲。
當前的通貨膨脹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發生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發生的時機與1994年和2003年的通貨膨脹大體相似。二是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依然是物價上漲的導火索。我國歷次通脹都伴隨著糧食價格的大幅上漲，二者總是相伴而來。三是當前的通貨膨脹發生在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次貸危機、美元貶值、全球經濟衰退、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
二、影響當前通貨膨脹的因素
當前通貨膨脹的成因很復雜，既有成本推進的因素，又有需求拉動的因素；既有國內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不合理的因素，又有國際經濟形勢影響的因素。
成本推進的因素主要是全球石油、糧食及其他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揚。2008年2月，紐約原油期貨價格有效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大關，連創新高，5月初已經突破了120美元。低油價時代的終結不僅加劇了人們對于能源短缺和高油價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的擔憂，而且，乙醇汽油等替代能源的開發進一步推高了玉米、小麥等糧食價格和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價格。國際市場的糧價上漲直接影響了國內的糧食價格，并形成相互推動，持續上漲的態勢。糧食價格的波動逐漸向下游傳導，以糧食為原料的食品和豬肉價格加速上漲，直接推動了CPI的上升。盡管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由于國際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礦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持續上漲，不僅推高了國內以此為原料的企業的生產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國控制物價上漲的壓力。除上述因素以外，推動成本上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工資成本的提高。2007年，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短期內，部分企業尤其是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成本增加，甚至超出了企業的承受能力。
需求對本次通貨膨脹的拉動作用主要體現在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漲。2007年，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上升一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資產價格上升主要表現為股票和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揚。目前，盡管股票價格已經回落，但房地產價格仍居高不下，房價的飆升直接拉動了與此有關的鋼鐵、水泥、建材等相關行業投資的增長和價格的上升。作為中國供求失衡最突出的一個部門，房地產市場的過熱對本次通貨膨脹的產生和進一步惡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按照貨幣主義的觀點，通貨膨脹歸根到底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供給的迅速增長才是通貨膨脹的根源。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主要是因為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和現行的結售匯制度。截至2007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15，280億美元。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和多年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保持的雙順差格局。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削弱了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央行不得不對增加的外匯儲備按匯率投放等值的人民幣；另一方面，為了抵消增加的貨幣供應對國內經濟的沖擊，人民銀行實行對沖政策，通過發行央票對沖增加的基礎貨幣供應。在當前雙順差的格局下，央行已經無法控制基礎貨幣的供應，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的通貨膨脹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復雜，最主要的是全球經濟失衡和美元不斷貶值的趨勢以及2007年已經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中國現在所面對的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壓力，從全球的角度講，都離不開美元被刻意貶值的結果。美國通過美元貶值向全球輸出了通貨膨脹壓力，推動了國際市場上石油、礦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
三、當前通貨膨脹的類型及根源
確定通貨膨脹的性質和類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它直接關系到應該采取何種經濟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在現實生活中，單純的需求拉動型和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是很難找到的。薩繆爾遜和索洛提出了“混合型通貨膨脹”的概念，指由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動共同起作用而引起的通貨膨脹。
關于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源，貝多廣和朱曉莉(2007)認為，當匯率和資本流動都受到管制時，壓抑的對外升值趨勢會成為對內貶值的直接原因。對內貶值的概念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CPI上漲，而是包括資產價格膨脹在內的廣義通貨膨脹[2]。周其仁(2007)認為當下中國的通脹不是政府濫發鈔票的結果，而是現有匯率形成機制容納不下中國國際競爭力的表現。匯率低估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3]。余永定(2007，2008)也將人民幣匯率低估、國際資本流入、外匯儲備過多作為中國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屬于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4]。
目前導致我國目前物價上漲的因素是多重的，不僅僅是貨幣發行量過多的問題。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導致通貨膨脹的包括需求拉動和成本推進等多種因素，當前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混合型” 的通貨膨脹。在這種混合型的通貨膨脹中，需求拉動的因素偏多一些。
作為經濟社會一種常見的病態，通貨膨脹并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在物價上漲的表象下面，隱藏著經濟制度的缺陷和經濟結構的根本性失衡，這才是當前通貨膨脹的根源。
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消費需求不足。盡管GDP連續5年以超過10%的速度高速增長，但是城鎮居民和農民可支配收入卻增長緩慢。與此同時，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這種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長期以來內需不足，消費不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二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某些地方政府為了當地的短期利益，將土地和房地產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不遺余力的推動地價、房價的上升和房地產業發展；同時，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紛紛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資。盡管在短期內帶來了財政收入的增加和一時的繁榮，但增長的代價是環境惡化、資源過度消耗和貿易摩擦加劇。而房地產市場過熱和外資的過多涌入正是當前通貨膨脹的重要源頭。
三是壟斷力量對社會總體價格水平的影響。陳志武(2007)認為，普通民眾并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經濟增長的好處更多的分配給了政府和壟斷性的國企。由于某些產品和服務缺乏競爭和人為的供應不足，其價格并未因市場規模的擴大而逐漸下降，而是顯示出較強的剛性，這種現象在銀行、石油、石化、鐵路、電信、房地產等行業和部門表現的尤為突出。這種與民爭利的利益集團的存在，使得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偏離最優，扭曲了價格形成機制。從表面上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由于豬肉和食品價格上漲引發的，但在形成CPI的8大類商品籃子中，豬肉的權重是無法與房地產等產業相比的。
四、宏觀經濟政策面臨的困境
無論通貨膨脹的近因是什么，通貨膨脹都是一種疾病，一種危險時會致命的疾病，一種如果不及時治理，會毀掉整個社會的疾病(弗里德曼，1991)[5]。在通貨膨脹擴散的過程中，整個經濟社會都受到它的沖擊和影響。一是中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支出大幅增加，生活質量下降。國家統計局的公報數據顯示，2007年恩格爾系數相比2006年以來罕見上升。恩格爾系數上升，意味著在通貨膨脹的沖擊下，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增加，福利下降。二是價格上升與通脹預期相互推動。價格上漲導致消費者不斷增加的恐懼，而消費者的恐懼又反過來使物價上漲更快。通貨膨脹的預期已經形成，并與價格上漲形成互相推動的格局。三是進一步擴大了已經十分嚴重的收入分配差距。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 0.465的歷史高點，2007年突破0.48。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不僅抑制了消費需求，而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四是由于貨幣的破壞力導致價格系統紊亂，打亂了市場機制的一切有效秩序，干擾了市場信號的傳遞并使信號失真，造成資源配置失調，降低經濟效率并使經濟陷于不穩定狀態。
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形勢的日益惡化，自2007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力求在降低通貨膨脹率的同時，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是，政策實施一年多來，形勢并沒有明顯的改善，CPI依然居高不下(2008年6月CPI增幅為7.9%)，而且正在與PPI正在互相推動、一起上漲，通貨膨脹的壓力持續增加。
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不明顯，一方面通貨膨脹具有一定慣性，另一方面，當前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本身就有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當前通貨膨脹還具有輸入性通貨膨脹的特點，對于美國經濟衰退、美元貶值和油價、糧價、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僅靠國內的經濟政策是無法消除的。
財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財政政策易松不易緊。由于中國的財政支出具有不對稱性，即擴張容易、緊縮難，財政政策抑制經濟過熱的職能并沒有充分發揮。一方面，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黨政系統和公務員隊伍，公務人員工資及其他各項費用支出不僅不會減少，而且會隨著通貨膨脹率的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財政政策還具有產業政策的職能，某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項目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不可能減緩。此外，2008年是一個多事之年，年初南方發生雪災，五月份四川發生地震，災后的重建工作及即將舉行的奧運會都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低于8%，便會帶來就業等一系列問題。綜上所述，可以預測，2008年中國的財政支出減少的可能性不大。
盡管已有的研究顯示，在通貨膨脹嚴重時期，貨幣政策的效果比較顯著，但是在實踐過程中，貨幣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一是貨幣政策的作用主要用于反對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而對于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作用有限。由于本次通貨膨脹屬于混合型通貨膨脹，對于推動物價上漲的成本推進的因素和國際傳導的因素，如糧食價格、油價和工資等因素的上漲，貨幣政策無能為力。二是貨幣政策還有一定的外部時滯，中央銀行通過變動貨幣供給量和利率來影響投資、收入和價格往往要經過較長的一段時間。三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還受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例如，自去年以來，中央銀行在繼續對沖的同時，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以收緊銀根。但此時，在住房危機、信貸危機與金融危機等三重危機的強力沖壓下，為恢復公眾信心和注入流動性，美聯儲已經多次降息。在中美存在利差和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推動下，國際熱錢正加速流入中國，進一步加大了對沖的難度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外匯儲備的增加和基礎貨幣的供應不可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已經無法維持，物價上漲的源頭也無法消除。
人民幣升值無疑是緊縮的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盡管2008年以來出口增速和貿易順差的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幣升值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顯現。一是造成國家外匯儲備的巨額損失。二是導致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強化了其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加重了繼續升值的壓力。三是加大了出口企業的成本。人民幣短時間內大幅升值削弱了中國自身的成本優勢與競爭優勢，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一些出口導向型外貿企業的成批倒閉、外企惡性抽逃資金的現象，影響了當地經濟發展。在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一旦出口減速，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就業問題、經濟增長問題就會隨之而來。因此，人民幣升值也面臨兩難困境，快速升值還是緩慢升值?升值的幅度應該是多少?都不容易把握。
對沖政策是中央銀行面對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不得已的被動選擇，實行對沖政策的成本是高昂的。商業銀行持有過多的央行票據，收益受到影響。而且，外匯儲備的內生性是中央銀行無法控制的，繼續實行對沖政策可能會導致貨幣供給更大幅度的波動和經濟的不穩定。
緊縮的貨幣政策影響廣泛，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受到沖擊，在執行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結構性的偏差。它的副作用是嚴重傷害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嚴重收縮國內企業的資金流。例如，在緊縮的貨幣政策和其他利空因素的影響下， 滬深股市A股價格再遭重創，到2008年7月初跌幅已達60%以上，令大部分投資者財產急劇縮水，購買力降低。緊縮政策對企業的沖擊更大，一些中小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而言，不得不承受激增的生產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取消、貸款利率上調等，生產經營陷入困境，甚至破產倒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業多數是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它們的大量破產不僅造成有些地區經濟衰退，而且帶來嚴重的就業問題。而且，一刀切的緊縮政策刺激了地下金融的發展，對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沖擊。
綜上所述，通貨膨脹的根源在于經濟制度的缺陷和經濟結構的根本性失衡，而當前緊縮的貨幣政策只是一種短期的微調措施，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因此不能寄予太高的希望。
五、通貨膨脹形勢展望及政策建議
2008年下半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將更加嚴峻，并有進一步惡化的風險。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PPI的持續上漲。2008年5月，PPI增速達到8.2%，創下三年多來的新高。PPI正在通過流通領域傳導到CPI。研究表明，PPI向CPI的傳導有4～6個月的時滯。未來一段時期內國內PPI仍將維持在高位，CPI的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在繼續加大。
二是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糧食價格仍在繼續上漲。在目前國際原油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的背景下，國內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壓力增大，雖然國家采取了一定的限價措施，但這種限制很難控制國內價格的上漲，只能使漲幅有所放緩而已。
三是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不斷強化，國際熱錢仍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
四是房地產價格依然居高不下，價格泡沫破滅的風險依然很大。
通貨膨脹形勢的進一步惡化，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在經過多年的發展以后依然很脆弱，而且再次對現有的發展方式敲響了警鐘。
通貨膨脹危害社會公平和穩定，治理通貨膨脹的決心和堅持緊縮的貨幣政策不能有絲毫動搖。短期內，具體政策措施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匯率政策
匯率政策在反通貨膨脹政策中發揮的作用，除了對總需求和失業總水平的間接作用以外，匯率還通過進口最終產品價格、國內可貿易品價格、進口中間產品價格三條不同渠道直接影響總體價格水平。盡管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的效果取決于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是，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是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減少過多的貿易順差、抑制國際熱錢流入的必要措施。如何應對經濟崛起時期的貨幣升值壓力，德國的經驗和日本的教訓已經做出了最好的回答。為了改變貨幣政策腹背受敵的現狀，加快人民幣匯率改革步伐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非常必要的。中國必須進一步減緩外匯儲備增長勢頭，采取措施削減外匯儲備存量。除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減少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外，中國應擴大對技術、糧食、原材料以及其他資源類產品的進口，平衡國際收支，充實戰略儲備，平抑國內物價。
(二)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
由于本次通貨膨脹屬于混合型通貨膨脹，依靠單一的貨幣政策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必須結合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以減輕緊縮的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負面沖擊。財政政策主要應包括減稅和增加轉移支付，一方面減輕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增加可支配收入和國內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完善社會保障，增加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減輕通貨膨脹對他們生活的沖擊。產業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在引導和扶持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和升級上。
(三)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是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源頭，日本和美國的教訓值得深思。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不僅僅是一個需求過度的問題，人為的供應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要保證房地產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防范金融風險，必須打破政府、銀行和房地產商的利益鏈條。一是降低地價，降低土地和房屋交易的各項稅費，減少地方政府對賣地財政的依賴；二是增加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市場供應；三是在房屋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嚴格限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尤其是境外熱錢和國內投機資金的炒作。
(四)能源和原材料
近年來，中國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40%，中國也早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盡管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上漲和長期以來國內能源價格的扭曲使中國已經錯過了理順能源價格的最佳時機，油價上漲也會增加治理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理順扭曲的價格機制仍是非常必要的。
(五)糧食
糧食價格上漲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不應人為壓制，農民生產農產品獲得合理利潤的要求應當被理解和尊重，靠價格扭曲犧牲農民利益得到的廉價農產品和物價穩定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久的。本輪全球農產品價格上漲，應使我們更加重視糧食安全，增加投入以提高農業生產力，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同時，建立保障系統緩解食品價格上漲對低收入者的壓力。
(六)預期
預期主要包括通貨膨脹預期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當前通貨膨脹最令人擔心的不是通貨膨脹本身，而是公眾日漸形成的通貨膨脹預期(余永定，2008)[7]。通脹在無形之中剝奪全體人民的財產，引起預期的普遍混亂，增加交易費用。同時，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正吸引國際熱錢源源不斷的流入，抵消緊縮政策的有效性。預期一旦形成，便會不斷的自我強化，很難消除。要消除預期，必須要樹立公眾對政策的信心，“樹立對規則的信心比規則本身更重要”。政府要通過不斷加息、增加轉移支付和減稅來穩定通脹預期。
面對不斷涌入的國際熱錢，我們應在加快人民幣升值的同時，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證明中國的資本管制是有效的，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前，資本管制不能輕易放棄。政府應密切關注和防范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國際熱錢，最好出臺政策在某些行業和領域對外資的流入進行限制，通過提高交易成本消減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在短期內，為了防范通貨膨脹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措施并無法消除通貨膨脹的根源。不解決制度的缺陷和經濟結構的失衡問題，通貨膨脹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揮之不去的陰影。而且，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大，治理的代價會越來越高。因此，必須在堅決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加快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盡快糾正不合理的、扭曲的收入分配制度、稅收制度、匯率制度、利率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通過結構調整擴大內需。長期政策主要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減稅
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消費需求不足，不得不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而這種結構性的失衡是無法通過緊縮的貨幣政策來糾正的?？紤]到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需要，貨幣政策緊縮的同時還要考慮到盡量減輕對經濟的負面沖擊。為擴大消費需求，增加國民福利，擴大企業和個人抵抗通貨膨脹的能力，
國家應大幅削減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真正改變國富民窮的局面。
(二)放開壟斷行業的準入限制
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不解決，即使通貨膨脹率能降下來，過剩的流動性仍會不時地對經濟造成沖擊。為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應抑制新的過剩的流動性產生；另一方面，應當積極為已經產生的過剩的流動性尋找出路。除了推動建立一個健康、有序的資本市場以外，政府應當積極推進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步伐，放開準入限制，引導過剩的流動性流向實體經濟。這樣不僅可以通過競爭降低某些壟斷性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減輕整個社會價格上漲的壓力，而且可以優化經濟結構，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三)完善金融體系
對于中國而言，在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三難問題中，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尤為重要，不能讓貨幣政策淪為匯率政策的附庸。如果在放棄資本管制之前建立不起健康、完備的金融體系，持續、穩定的宏觀經濟增長便無法保證。貨幣當局必須通過制度建設，讓利息率在貨幣政策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引導過剩的流動性向國際資本市場回流。
綜上所述，當前的通貨膨脹是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所存在的諸多矛盾中暴露出來的一個方面，其背后所存在的問題要比其本身要嚴重得多。我們應該借助這一事件，認真的審視我們的經濟制度和增長方式。通貨膨脹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使中國站在了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轉變的十字路口。中國必須要完成這樣一個轉變，就是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依靠國內的消費，而不是靠投資和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真正改變那種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對于中國而言，既是一個挑戰，又是一個機會，機會永遠大于挑戰。借助于治理通貨膨脹，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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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ion and Dilemma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Li Zhichuan
(Department of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02， China)
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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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特別是美國聯邦儲備局、英格蘭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先后推出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但隨著對這一非常規貨幣政策得失的討論深化，其必要性也頗受質疑。 量化寬松還是空投貨幣？
量化寬松是非常規、甚至可以說是不正常的貨幣政策。在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由央行通過調整短期利率來實現，下調利率有助于增加貨幣流通，從而鼓勵借貸與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并提升通貨膨脹率;提高利率的效果則恰好相反，貨幣流通量的減少能給過熱的經濟增長“降溫”，控制通脹率。
現在的世界經濟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發達經濟體的央行短期利率已經普遍接近于零，有些甚至已是負利率。在這種情況下，下調利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手段已經無法使用。二是世界經濟現在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所以央行的政策目標是刺激通脹率（一般認為最佳的是接近2%），防止經濟陷入通縮的泥潭。
在常規貨幣政策已經不可用的情況下，美英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因此推出了量化寬松這樣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按照他們的說法，量化寬松的目標是增加貨幣流通，鼓勵銀行與資本市場的借貸力度，促進企業投資與民眾消費，從而拉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
問題是，增加需求與刺激通脹的政策目標，只能由量化寬松來實現嗎？在零利率的情況下，通過下調利率來刺激增長的常規貨幣政策已經失效，非常規貨幣政策只有量化寬松一途嗎？在今年初歐洲中央銀行決定推出至少1.1萬億歐元的量化寬松后，有不少人已經提出疑問。
在央行官員和專業經濟學家看來，挽救金融危機后的西方經濟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非量化寬松莫屬。從基本的經濟常識出發，其實可以找到另一個非常規、但可能更直接有效的貨幣政策，這就是有時被稱為“空投貨幣”的政策――政府或央行直接把用于量化寬松的錢發到老百姓手中。
比如，這次歐洲中央銀行每月600億歐元用于購買政府債券的錢，如果分攤給歐元區3.5億民眾，每人每年就能拿到大約2050歐元。這更能刺激消費、鼓勵投資并制造通脹。
有沒有某些經濟體直接發錢給老百姓，直接刺激他們多消費呢？沙特阿拉伯就提供了一個例子。沙特新國王薩爾曼登基后，給老百姓發了總值超過320億美元的紅包。這些錢一部分用于公共事業投資，另一部分以補貼的形式直接發到老百姓手上。更妙的是，沙特私企也隨即響應，給雇員發紅包，又有幾十億美元到了普通人腰包里。
如果直接發錢不失為值得一試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為什么西方各大經濟體的央行還是執著于量化寬松這一政策手段？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了解量化寬松是通過什么渠道影響經濟的。 量化寬松如何影響經濟
所謂的量化寬松，就是央行通過購買包括政府和市場債券等形式在內的金融資產的方式來擴大其資產負債表。無限量購買資產的一個直接目標是要影響相關債券的價格和收益率，為的是使債券價格上升而收益率下降。這樣投資者手中的資產價值就能增加，如果他們把債券賣掉，收益就能通過銀行存款的方式由銀行放貸或者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的方式被企業用于投資。企業因此更易融資，擁有此類債券的民眾手里的財富也由此增加。只要企業把融資得來的資金用于投資，或者民眾把增加的財富用于消費，需求就能增加，經濟就能增長。此外，央行購買商業銀行的資產能增加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鼓勵銀行對外放貸。
這就是量化寬松影響經濟增長的邏輯。但是，量化寬松完全是通過資本市場注入資金，對實體經濟沒有直接的刺激。這一政策寄望于通過炒高資產價格來促進企業融資，或以增加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鼓勵銀行放貸，但資產價格升高，只能增加一小部分擁有此類資產的大投資者的財富，對于資本市場之外的民眾并沒有任何好處。
更重要的是，抬高資產價格是否能讓資金從資本市場通過投資或消費進入實體經濟，還是一個未知數，它導致股市泡沫的副作用倒是無可置疑的。也就是說，量化寬松要影響實體經濟，沒人知道這一方式是否真能奏效，其直接受益者主要是精通金融市場的銀行家、資本家和股市投機商。
西方幾大央行為何如此青睞量化寬松？因為這一政策體現的是西方大銀行家和資本家集團的利益。
量化寬松的另一個背景是西方經濟的高度市場金融化，這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自由主義在美英大行其道又密不可分。高度金融化的結果是央行貨幣政策被資本市場劫持，資本市場是央行政策繞不開的渠道。難怪每次量化寬松一推出，金融市場就為之歡欣鼓舞。
諷刺意味還不明顯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資本市場極端金融化的后果，但危機后的世界經濟卻還要通過資本市場金融化來解決。金融危機應是經濟和金融改革的好時機，但真正的改革在哪里呢？如果沒有真正的改革，下一次金融危機離我們還遠嗎？
自由市場主義者會說，量化寬松有什么不好？美國和英國經濟不就是因為量化寬松才恢復過來的嘛。但有什么直接證據表明美英經濟恢復是量化寬松而不是其他政策（如財政寬松）的結果呢？美英經濟真的恢復很好了嗎？為什么日本的量化寬松就看不到明顯效果呢？
實際上，量化寬松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導致資本市場泡沫，引發市場動蕩，醞釀新的金融危機，而對實體經濟并無實質性助益。其次，由于央行購買的資產大部分是政府債券，這無疑會加大相關政府的負債率，而高負債率又是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再次，因量化寬松導致的資產升值獲益的是有產的投資者，這會進一步加劇財富差距，而美國社會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最后，量化寬松直接導致相關國貨幣的貶值，很有可能引發世界各大經濟體之間的“貨幣戰”。實際上，這樣的貨幣戰正在上演。
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6
最新公布的7月信貸數據大幅下挫，在原本平靜的市場引起一陣波動。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3852億元，市場預期7800億元，前值1.08萬億元，同比少增3145億元，并創下2009年以來的新低。
對此，A股以急跌的方式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反應；為穩定市場信心，央行也罕見地在第一時間官方解讀，稱7月季節性回落較以往更為明顯，房地產下行、銀行存貸比上升和控制不良貸款率是主要原因。總體來看，7月份主要金融指標仍在合理區間運行。
銀行信貸投放能力未減
央行認為，新增貸款疲弱主要是因為銀行惜貸、需求疲軟和季節性調整所致。從貸款看，金融機構出于“早投放、早收益”的考慮，一般上半年貸款占大頭，2016年上半年，貸款增加了7.53萬億元，同比多增近1萬億元，投放進度較快，雖然7月份貸款季節性回落，但累計來看仍然較多。
此外，還有幾個特殊因素也需要考慮，一是2015年7月，為應對市場波動投放了一些貸款，剔除這一部分貸款后2016年7月貸款同比并不少；二是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對貸款數據有較大的影響，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以來，僅定向置換的大中型銀行貸款已超過8000億元；三是金融機構加大了不良貸款核銷和處置的力度。因此，隨著基數效應的逐步消失，8月、9月的M2同比增速將有所回升。
對市場而言，不能單看信貸增長者一個數據，還應關注各種綜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落實“去杠桿”任務的大背景下，貨幣信貸增長的中樞水平可能比過去有所調整，對此也需要適應；其次是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貨幣信貸月度數據出現一定的波動比較常見，應該避免對某個月的短期數據做過度解讀；最后是當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利率水平在低位運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將繼續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為穩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環境。
具體而言，從住戶部門貸款來看，2016年的增長確實比較突出，主要與不少城市房地產市場的升溫有關，前7個月平均每月個人中長期住房貸款接近4000億元，季節性波動也不大。從企業部門貸款來看，在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特別是“去產能”、“去杠桿”的背景下，企業總體信貸需求沒有住戶部門那么旺盛。
因此，市場無需過度解讀個別月份的貸款數據。企業貸款季節性波動本身比較大，7月、10月是明顯的貸款“小月”，“小”主要就體現在企業貸款上。而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減少的是存量企業貸款，不良貸款核銷處置基本上也是企業貸款，2016年置換和核銷處置的力度很大，還原后1-7月企業貸款同比還是多增的。此外，1-7月企業債券和股票融資合計達2.65萬億元，同比增加1萬億元，多渠道融資對貸款形成一定的替代，這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2015年下半年以來，M1的增速持續上升，主要是企業活期存款增速加快，這可能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中長期利率降低，企業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下降；二是房地產等資產市場活躍，交易性貨幣需求上升，尤其房地產和建筑業公司持有的貨幣資金增加比較多；三是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過程中會暫時沉淀一部分資金。
由于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M1基數比較低，很多月份M1增速低于5%，也明顯低于M2增速，所以近期企業活期存款多增加一些，M1增速就出現明顯上升，這里面也有很強的基數效應。因此，M1與M2增速“剪刀差”主要反映貨幣在各部門分布以及活性方面的變化，這與“流動性陷阱”的理論假說之間相距甚遠，并沒有必然聯系，不能作為衡量是否進入“流動性陷阱”的指標。
廣發證券認為，信貸增速放緩顯示央行維持中性貨幣政策的態度，其當前關注的重點轉為如何將滯留的流動性轉移傳導至實體經濟。當前整個流動性相對寬裕，持續的貨幣寬松刺激的邊際效果減弱，央行強調了貨幣信貸增長的中樞水平可能比過去有所調整以求引導政策預期。此外，受匯率因素的制約，限制了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的空間，后續政策的選擇可能更傾向于財政政策，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協調穩定市場預期，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疏導流動性流向實體以穩定經濟增長。
如果對新增貸款進行分解，可見新增貸款乏力，反映出汽車銷售、房屋銷售和企業實體融資需求的疲弱。居民新增短期貸款僅為259億元，與7月汽車銷售弱相對應。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較上月回落，對應的是7月房地產疲弱的銷售；企業短期貸款大幅下降，反映實體缺乏擴大再生產意愿，部分企業提前還貸減輕財務壓力；值得關注的是，票據融資大幅增長1726億元，反映實體融資需求并不強。
從銀行間市場利率來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依然較為充裕，信貸擴張能力沒有問題。較低的信貸可能在于銀行風險偏好回落，導致融資需求與放貸意愿之間存在不匹配。如果從企業中長期貸款仍算穩定來看，融資需求并未大幅萎縮，存款減少導致貸款額度受限的沖擊可能更大一些。中金公司認為，在7月份低于預期的情況下，央行定向政策以及窗口指導可能推動8月份信貸增長較快反彈。
債務風險逐漸下降
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動蕩加劇，央行貨幣政策定調傾向于穩健，銀行通道監管成為二季度以來的監管重點，表外杠桿的持續壓縮有利于行業后續風險的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