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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1
[關鍵詞]安徽?。坏吞冀洕?；經濟效率；DEA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7-0143-02
經歷了20余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GDP排名世界第二，GDP增長速度世界第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是建立在對資源的高消耗、環境的高污染的基礎上，資源和環境容量是有限的，這樣的發展方式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迫切需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中國經濟在更長時期內的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低碳經濟的發展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本特征的發展模式。實施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有利于擺脫僅僅依靠資源消耗的線性增長拉動模式，有效緩解工業生產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狀況，是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必然選擇。判斷區域低碳經濟發展狀況則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效率的高低直接關系到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和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區域低碳經濟的發展也有助于推動國家低碳經濟的進步，實現可持續發展。
1 安徽省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安徽省作為我國重要的人口與生態資源大省，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耗總量也逐年上升。2005―2012年，安徽省GDP由5350.17億元增長到17212.05億元，年均增長18.17%；能源消耗總量由6215.42萬噸增長到10947.05萬噸，年均增長8.42%；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由1.216噸標準煤/萬元下降到0.722噸標準煤/萬元，年均下降7.18%。這些數據表明安徽省依然處于工業化中期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分依賴煤炭資源，同時也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低碳經濟發展基礎已經初具規模。因此，本文以安徽省為研究對象，通過DEA模型對2012年安徽省16個地級市的低碳經濟效率進行橫向的評價研究，旨在進一步提高安徽省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
2 安徽省區域低碳經濟效率評價
2.1 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是準確評價安徽省區域低碳經濟效率的關鍵。本文在充分參考了學術界現有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對安徽省低碳經濟發展現狀進行了深入分析，選取能夠衡量區域低碳經濟效率的評價指標，綜合運用DEA方法對安徽省區域低碳經濟效率進行評價分析。其中，選取了各地區的能源消費量、就業人員數、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3個指標作為投入指標，選取了碳生產率作為產出指標，構建了安徽省區域低碳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在上述選擇指標中，各地區的就業人員數、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等指標數據均來源于《安徽省統計年鑒2013》，各地區的能源消費總量、碳生產率的數據則由《安徽省統計年鑒2013》中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指標的數據經過計算得出。
2.2 實證結果與分析
根據2012年安徽省區域低碳經濟投入產出指標數據，使用DEAP2.1軟件進行求解，得出安徽省16地市的低碳經濟效率值，具體結果見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地市的低碳經濟效率值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根據上表，分別從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三個方面來分析：
從綜合效率來看，2012年安徽省16地市的綜合效率均值為0.463，說明安徽省整體低碳經濟水平不高。其中，黃山的綜合效率值為1，處于較高水平，這是由于黃山的旅游業和現代服務業較為發達，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第三產業，碳排放量非常低；合肥、淮北、蚌埠、阜陽、淮南、滁州、六安、馬鞍山、蕪湖、宣城、池州、安慶等地區的綜合效率值均低于0.5，處于較低水平；亳州、宿州、銅陵等地區的綜合效率值均高于0.7，低碳經濟發展較為良好。綜合效率較低的城市中，合肥、阜陽、馬鞍山、蕪湖等地區的經濟總量均處于安徽省前列，而綜合效率較高的城市中亳州、宿州等地區的經濟總量均處于安徽省的中下游水平。由此可見，低碳經濟效率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地區的產業結構，資源的利用效率等因素也至關重要。
從純技術效率的角度來看，亳州、銅陵、池州、黃山的純技術效率值為1，表明投入資源的使用效率較高；合肥、宿州、蚌埠、滁州、六安、蕪湖、安慶等地區的純技術效率值均高于0.6，表明投入資源的使用效率較為良好；其他地區的純技術效率則處于較低水平。對于純技術效率較高的地區，低碳經濟的發展效率主要受規模的制約，應致力于提高規模效率。對于純技術效率較低的地區，其發展低碳經濟的重點應集中于以技術進步推動節能減排，提高投入產出比例。
從規模效率的角度來看，合肥、蚌埠、滁州、蕪湖、宣城、池州等地區規模效率較低，處于規模不經濟狀態；淮北、亳州、宿州、阜陽、銅陵、黃山等地區規模效率較高，但仍未達到最優狀態；其他地區的規模效率處于中等水平。其中，亳州、宿州、銅陵、池州處于規模效率遞增階段，應加大資源、人員投入，改善低碳經濟效率水平；除黃山外的其余地區均處于規模效率遞減階段，應適當縮減規模，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
3 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數據的統計處理和結果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安徽省整體的低碳經濟效率不高，各地市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為了提高安徽省整體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各地市自身區域特點，提出以下發展建議：
第一，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著力發展低碳產業。由實證結果分析可知，各地區低碳經濟效率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合理的產業結構也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因此，應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適當降低第二產業的比重，尤其是高耗能產業的比重；增加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著力發展低碳產業。
第二，加強技術創新能力，提高低碳技術水平。安徽省大部分地區的純技術效率都偏低，低碳經濟的發展受制于技術的欠缺。因此應充分利用大型企業和科研院所的技術研發能力，加強技術創新能力，不斷進行產業和技術升級，發展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減少碳排放量。
第三，因地制宜，合理資源配置，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對于處于規模遞增階段的地區，必須進一步加大資源投入，擴大產業規模，爭取實現規模經濟；對于處于規模遞減階段的地區，由于存在投入冗余，應適當縮減規模，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在此過程中，政府應發揮導向作用，通過制定相關法規和政策措施，加強區域協作，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
此外，還可以通過開發新能源，推動能源結構的改革；建立碳基金，搭建低碳技術研發平臺，促進低碳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征收碳排放稅，通過政府宏觀調控控制碳排放等方式進一步提高安徽省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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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2
[關鍵詞] 公平分配；效率分配；和諧度；綜合評判
公平與效率，是人類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又很難解決的一對矛盾。這一矛盾的雙方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并且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其所內生的問題也是不同的。從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歷史進程來看，改革開放之初，人民生活水平極其低下，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我們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高度重視經濟效率的提高，這是具有重要的戰略眼光的。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一系列社會問題由此引發。這就迫切需要我們從公平與效率的內在邏輯關系中，進一步高度重視和切實解決社會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矛盾問題，盡快提升社會收入分配效率與公平的和諧水平。否則，經濟效率就不可能在整體上得以持續提高。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社會收入分配效率與公平是否和諧？社會收入分配效率與公平和諧程度性態怎樣？以往人們大多只是根據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或基尼系數水平來進行判斷，沒有將經濟效率與價值分配進行匹配比較和關聯分析，既缺乏科學性，又缺乏判斷操作上的準確性和可行性，其判斷結果的置信度和說服力極低。本文試圖以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層際分配和諧度四個層面的有機整合為切入點和推進路徑，就社會收入分配效率與公平和諧程度的綜合評價體系進行深度探討。
1.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涵義和特征
1.1 穩定與發展是當今中國最大的政治，也是公平與效率的集中體現。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是社會收入分配這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在這一對矛盾統一體中，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產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現公平問題，越是在不發達的階段就越不公平，公平的最終實現要以效率的巨大提高為物質基礎；分配公平能夠使各個階層的勞動者更加充分地發揮主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能夠促使社會穩定發展，從而全面促進勞動效率的持續提高。同時，公平與效率之間又存在此長彼消的矛盾性，效率對公平的物質基礎作用是以一定的效率分配度為條件的，分配過度偏重于效率，將不利于社會穩定，也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持續健康發展；公平對效率的促進作用是以一定的公平分配度為條件的，分配過度偏重于公平，將不利于各種生產要素運營效率的持續提高，從而阻礙生產力的更快發展。因此，在社會收入分配中，應當致力研究解決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之間的和諧統一問題，以更有效地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高效發展和社會生活秩序的安全穩定。
研究解決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之間的和諧統一問題是一大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然而，其關鍵環節之一在于科學合理地評價和反映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之間的和諧程度（下文簡稱為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
1.2 所謂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是指一個特定區域范圍內報告期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之間所結成的相互聯系、相互適應、協調運行的良好狀態關系的程度。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和諧度越大，表示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越和諧；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和諧度越小，則表示公平分配與效率分配越不和諧。
1.3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作為一個經濟范疇，其運動變化具有5個特性。
1.3.1 綜合性。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它是人類社會生產經營等活動所面臨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生產關系實現形式、經濟社會制度、法律體系、宏觀分配價值與政策取向等諸多方面的綜合反映。
1.3.2 整體性。它是人類社會生產經營等活動中所面臨的與其生存和發展高度相關的經濟發展、生產要素產出水平、社會財富分配等諸多方面關聯和協調關系優劣程度的多層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總體評價。
1.3.3 層次性。它是由多層次構成的，既包括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規模和效率水平、生產要素的規模和效率水平，也包括生產要素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布狀況、社會成員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水平，還包括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互動的規模和結構水平。
1.3.4 過程性。它貫穿于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互動運行的全過程，即這一運動過程中的每一個時點都存在著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程度問題。
1.3.5 運動性。它是運動變化的，即隨著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互動運行時空的位移變化，與之相并行交替的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互動協調關系及其質量優劣水平的也隨之發生變化，既有可能變好或更好，也有可能變差或更差。
2.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評價指標體系
2.1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通過統計指標來反映，而統計指標的設置又必須服從于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動變化的特殊規律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究竟應該選取哪些指標，建立什么樣的統計監測指標體系，才能既有利于計量評價，又有助于嚴密監測和科學決策，是一個值得深入研討的現實課題。我以為，綜合評價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水平的指標體系，應當遵循以下6項原則：
2.1.1 客觀性。設置的評價指標能夠真實地反映出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程度運動變化狀況的現實特征。
2.1.2 完備性。從整體出發，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水平，包括空間完備性和時間完備性，空間完備性是指評價指標體系要成系統，應包括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關系的主要方面；時間完備性是指評價指標體系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不僅要從各個不同角度反映出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水平運行現狀，更要反映出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水平運行態勢。
2.1.3 科學性。指標體系中的每一個指標都應具有確定的、科學的深刻內涵。應該根據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的內在聯系，選擇含義準確、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計算及分析的具體、可靠和實用的指標，以客觀、公正、全面、科學地反映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關系的本質和規律性。應當具有清晰的層次結構，由局部到整體，由復雜到簡明，在科學分析和定量計算的基礎上，最終形成對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水平的直觀結論。
2.1.4 系統性。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是一個由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要素構成的有機整體。指標和指標系統并不是一個靜止和絕對概念，而是一個相對的、不斷動態發展變化的概念。因此，在選擇和確定具體指標來構建指標系統時，要綜合考慮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程度的整體性、動態性和系統性，既要選擇反映和衡量系統內部各個子系統發展狀況的指標，又要包含反映各個系統相互協調指標；既要有反映和描述分配公平與經濟效率和諧運行系統狀況的靜態指標，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統質量改善和提升的動態指標。
2.1.5 可比性。評價指標既便于進行縱向比較，也要便于進行橫向比較；既要可用以進行時序比較分析，也可用來進行不同區域之間的比較分析。這就要求在選擇指標時，必須考慮到指標的延續性、綜合性和關聯性，同時考慮支撐分析和預測的可能性；準確地分析和研究統計資料及其含義，參考統計年鑒和其他相關年鑒及文獻，選用范圍和口徑相對一致的相對指標和平均指標。
2.1.6 實用性。評價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指標體系應該簡單明了，所要求的數據資料能夠及時、正確、完整地取得，計量評價上要簡便易行。指標數據的選擇、獲得、計算或換算，必須立足于現有統計年鑒或文獻資料，至少容易獲得、計算或換算，并采取國際認可或國內通行的統計口徑，指標的含義必須十分明確，便于有效地進行定量的分析和評價。
2.2 根根據和諧度的特殊規律性及綜合評價指標的設置原則，綜合評價和反映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指標體系，應包括效率與公平兩大領域的四個層面（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層際分配和諧度）及其若干分支項目的和諧指數系統（見表1）。
表1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評價指標體系表
目標層
產出與分配
準則層
增長協調度
指標層
GDP總量增長率（正指標）
社會分配和諧度
社會成員收入增長彈性系數（適中指標）
勞動效率
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率（正指標）
與收入分
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彈性系數（適中指標）
配協調度
收入分配與勞動生產率基本匹配價值比率（正指標）
生產要
資本報酬彈性系數（適中指標）
素報酬
勞動報酬彈性系數（適中指標）
和諧度
資本與勞動報酬彈性差異系數（適中指標）
層際
基尼系數（適中指標）
分配和諧度
公務員收入占比指數（逆指標）
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系數（適中指標）
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異系數（適中指標）
城市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系數（適中指標）
企業員工系列與公務員系列報名招聘率差異系數（適中指標）
城鄉貧困人口占比（逆指標）
上表中，各準則層及其諸指標的經濟意義定義如下：
2.2.1 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該準則層旨在從國民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協調關系角度，考察和反映社會分配的和諧程度?？梢圆捎肎DP總量增長率、社會成員收入增長彈性系數等2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和反映。
2.2.1.1 GDP總量增長率。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比基期（如上一個報告期）的增長百分比，反映一個區域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其計算公式為：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基期國內生產總值－1）×100％ ————（1）
公式（1）的經濟意義在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數值越大，越有利于公平分配的物質基礎更加厚實，相對地越有利于產出與分配增長之間的關系協調；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數值越小，公平分配的物質基礎將越薄弱，相對地協調產出與分配增長關系的難度將越大。
; 2.2.1.2 社會成員收入增長彈性系數。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社會成員收入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例系數，反映一個區域社會成員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社會成員收入增長彈性系數＝報告期社會成員收入增長率/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2）
公式（2）的經濟意義在于：社會成員收入增長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產出與分配增長相互協調；社會成員收入增長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收入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若差距較大，則國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較嚴重，相對地產出與分配增長之間較不協調；社會成員收入增長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收入增長速度慢于經濟增長，若差距較大，則不利于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相對地產出與分配增長之間也較不和諧。
2.2.2 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該準則層旨在從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的協調關系角度，考察與反映社會分配的和諧程度?？梢圆捎蒙鐣蓡T人均收入增長率、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彈性系數、收入分配與勞動生產率基本匹配價值比率等3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和反映
2.2.2.1 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率。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全員人均收入比基期（如上一個報告期）的增長百分比，反映一個區域全體社會成員人均收入的提高水平。其計算公式為：
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率＝（報告期全員人均收入/基期全員人均收入－1）×100％ ————（3）
其中，全員人均收入＝全部社會成員可支配收入總量/整個區域總人數。
公式（3）的經濟意義在于：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率的數值越大，越有利于進一步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相對地越有利于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協調；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率的數值越小，越不利于廣大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的進一步調動，相對地協調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關系的難度將越大
2.2.2.2 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彈性系數。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率與全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率系數，反映一個區域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與其創造國民財富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彈性系數＝報告期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率/全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4）
公式（4）的經濟意義在于：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與人均經濟產出增長同步，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相互協調；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快于人均經濟產出增長，若差距較大，則國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較嚴重，相對地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之間較不協調；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慢于人均經濟產出增長，若差距較大，則不利于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相對地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之間也較不和諧。
2.2.2.3 收入分配與勞動生產率基本匹配價值比率。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用來與勞動生產率掛鉤分配的社會財富占當期所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值的百分比，反映收入分配與勞動效率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收入分配與勞動生產率基本匹配價值比率＝報告期用來與勞動生產率掛鉤分配的社會財富/報告期所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值×100％————（5）
公式（5）的經濟意義在于：收入分配與勞動生產率基本匹配價值比率的數值越大，說明社會財富分配中按勞動生產率掛鉤分配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進一步調動廣大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相對地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之間的協調程度也越高；收入分配與勞動生產率基本匹配價值比率的數值越小，說明社會財富分配中按勞動生產率掛鉤分配的程度越低，越不利于進一步調動廣大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相對地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之間的協調程度也越低。
2.2.3 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該準則層旨在從各種生產要素報酬之間的協調關系角度，考察與反映社會分配的評價和反映和諧程度?？梢圆捎觅Y本報酬彈性系數、勞動報酬彈性系數、勞動與資本報酬彈性差異系數等3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和反映
2.2.3.1 資本報酬彈性系數。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全體社會成員的資本報酬收入（包括股金分紅收入、存款利息收入、借貸利息凈收入、證券市場凈收入）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率系數，反映一個區域全體社會成員的資本報酬收入增長與其創造國民財富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資本報酬彈性系數＝報告期全部社會成員的資本報酬收入增長率/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6）
公式（6）的經濟意義在于：資本報酬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資本報酬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財富產出與資本報酬分配增長相互協調；資本報酬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資本報酬收入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若差距較大，則國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較嚴重，相對地財富產出與資本報酬分配增長之間較不協調；資本報酬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資本報酬收入增長速度慢于經濟增長，若差距較大，則不利于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投資和儲蓄積極性，相對地財富產出與資本報酬分配增長之間也較不和諧。
2.2.3.2 勞動報酬彈性系數。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全部社會成員的勞動報酬收入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率系數，反映一個區域全體社會成員的勞動報酬收入增長與其創造國民財富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勞動報酬彈性系數＝報告期全部社會成員的勞動報酬收入增長率/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7）
公式（7）的經濟意義在于：勞動報酬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勞動報酬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財富產出與勞動報酬分配增長相互協調；勞動報酬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勞動報酬收入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若差距較大，則國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較嚴重，相對地財富產出與勞動報酬分配增長之間較不協調；勞動報酬彈性系數＜1，說明社會成員勞動報酬收入增長速度慢于經濟增長，若差距較大，則不利于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相對地財富產出與勞動報酬分配增長之間也較不和諧。
2.2.3.3 勞動與資本報酬彈性差異系數。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勞動報酬彈性系數與資本報酬彈性系數的差異百分比，反映勞動報酬增長與資本報酬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勞動與資本報酬彈性差異系數＝（報告期勞動報酬彈性系數/報告期資本報酬彈性系數－1 ）×100％ ————（8）
公式（8）的經濟意義在于：勞動與資本報酬彈性差異系數＝0，說明社會成員勞動報酬收入增長彈性與資本報酬增長彈性同等一致，勞動報酬分配增長與資本報酬分配增長相互協調；勞動與資本報酬彈性差異系數＞0，說明社會成員勞動報酬收入增長彈性大于資本報酬增長彈性，若差距較大，則在有利于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的同時，挫傷了廣大社會成員的投資和儲蓄積極性，相對地勞動報酬分配增長與資本報酬分配增長之間較不協調；勞動與資本報酬彈性差異系數＜0，說明社會成員勞動報酬收入增長彈性小于資本報酬增長彈性，若差距較大，則在有利于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投資和儲蓄積極性的同時，挫傷了廣大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相對地勞動報酬分配增長與資本報酬分配增長之間也較不和諧。
2.2.4 層際分配和諧度。該準則層旨在從各層級收入水平之間的協調關系和分部狀態角度，考察與反映社會分配的和諧程度?？梢圆捎没嵯禂?、公務員收入占比、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系數、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異率、城市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企業員工系列與公務員系列報名招聘率差異率、城鄉貧困人口占比等7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和反映。
2.2.4.1 基尼系數。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反映社會成員內部收入分配的差異狀況。其計算公式為：
k
G≈（2/104）∑（Yi－yi）Xi__ ————（9）
i=1
式中G表示基尼系數，Yi表示人口累進百分數，yi表示收入累進百分數，Xi_表示第i組人口累進百分數，i＝1，2，3……k。
公式（9）的經濟意義在于：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介于0～1之間。基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基尼系數越大，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高度不平均。
2.2.4.2 公務員收入占比。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全體公務員的全部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比率，反映一個區域所創造的國民財富中有多少份額用于公務員的收入分配。其計算公式為：
公務員收入占比＝報告期用于公務員收入分配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總量×100% ————（10）
公式（10）的經濟意義在于：公務員收入占比的數值越大，意味著分配給非公務員的社會財富相對越少，越不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社會財富直接創造領域流動和集約，越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越不和諧；公務員收入占比的數值越小，意味著分配給非公務員的社會財富相對越多，越有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社會財富直接創造領域流動和集約，越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越和諧。
2.2.4.3 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系數。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全體非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與全體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的差異百分比，反映非公務員人均收入與公務員人均收入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報告期非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報告期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1）×100％ ————（11）
公式（11）的經濟意義在于：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0，說明非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之間無差異，非公務員人均收入水平與公務員人均收入水平相互協調一致；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0，說明非公務員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公務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較大，意味著分配給非公務員的社會財富較多于公務員，較有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社會財富直接創造領域流動和集約，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較和諧，但差距不宜過大。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0，說明非公務員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公務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社會財富直接創造領域流動和集約，越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越不和諧（我國目前經濟領域中大批科技人員、業務骨干上岸爭當公務員，其實是一種急需認真反思和解決的非常反?，F象）。
2.2.4.4 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異率。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全體非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與全體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的差異百分比，反映非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長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異率＝（報告期非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報告期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1）×100％ ————（12）
公式（12）的經濟意義在于：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異率＝0，說明非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之間無差異，非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長水平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長水平相互協調一致；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異率＞0，說明非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大于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距較大，意味著分配給非公務員的社會財富增量較多于公務員，較有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社會財富直接創造領域流動和集約，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較和諧，但差距不宜過大。非公務員與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異率＜0，說明非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小于公務員人均收入增量，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社會財富直接創造領域流動和集約，越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越不和諧。
2.2.4.5 城市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全體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總量與全體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的差異百分比，反映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間的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城市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報告期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報告期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1）×100％ ————（13）
公式（13）的經濟意義在于：城市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0，說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總量與全體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之間無差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與全體鄉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相互協調一致；城市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0，說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于鄉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較大，意味著分配給城市居民的社會財富較多于鄉村居民，較有利于促進社會成員向城市流動和集約，有利于加速城市化建設、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和幫助農村居民進程增收，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較和諧，但差距不宜過大。城市與鄉村居民人均收入總量差異率＜0，說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于鄉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促進社會成員向城市流動和集約，有利于加速城市化建設、提高整體經濟效率，越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越不和諧。
2.2.4.6 企業員工系列與公務員系列報名招聘率差異率。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企業員工系列報名招聘率與公務員系列報名招聘率之差異百分比，反映生產流通服務等領域員工與國家公務員的社會地位、勞動強度、經濟報酬等方面的綜合協調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企業員工系列與公務員系列招聘報名率差異率＝（企業員工系列報名招聘率/公務員系列報名招聘率－1）×100％ ———
（14）
其中，報名招聘率＝招聘總人數/報名總人數×100％。
公式（13）的經濟意義在于：企業員工系列與公務員系列招聘報名率差異率＝0，說明社會成員對從事企業員工系列工作的偏好度與從事公務員系列工作的偏好度之間無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業員工系列的收入分配水平與公務員系列的收入分配水平相互協調一致。企業員工系列與公務員系列招聘報名率差異率＞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業員工系列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公務員系列人均收入水平，若差距較大，則較有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企業流動和集約，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較和諧，但差距不宜過大。企業員工系列與公務員系列招聘報名率差異率＜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業員工系列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公務員系列人均收入水平，若差距越大，則越不利于促進人力資源向企業流動和集約，越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說明層際之間收入分配越不和諧。
2.2.4.7 城鄉貧困人口占比。它是指一個區域報告期城鄉貧困人口數量占全部人口數量的百分比，反映處于貧困線以下城市和鄉村人口的嚴重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城鄉貧困人口占比＝報告期城鄉貧困人口數量/報告期城鄉全部人口數量×100% ————（15）
公式（13）的經濟意義在于：城鄉貧困人口占比的數值越高，說明城鄉貧困人口的覆蓋面越大，對社會穩定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層際之間收入分配也就越不和諧。城鄉貧困人口占比的數值越低，說明城鄉貧困人口的覆蓋面越小，對社會穩定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小，層際之間收入分配也就越和諧。
3.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綜合評價方法
3.1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評價指標權重
確定指標權重就是對各指標的重要性進行評價，指標越重要，其權重就越大。權重一般要進行歸一化處理，使之介于0與1之間，各指標權重之和等于1。主觀賦權法是一類根據人們主觀上對各指標的重視程度來決定權重的方法，主要有兩兩評分法、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等。客觀賦權法就是依據各指標標準化后的數據，按照一定的規律或規則進行自動賦權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析法、熵值法、多目標規劃法等。這里主要采用層次分析法。
設n個評價u1，u2，…，u4的相對重要程度依次為ω1，ω2，…，
n
ωn，0＜ωi＜1，i＝1，2，…，n，且∑ωi＝1，則稱ω＝（ω1，ω2，…，
i=1
ωn）T為u個評價指標u1，u2，…，un的權重向量。
為了確定n個評價指標的權重向量，由評判者（多人背靠背的方式）將n個評價指標進行兩兩對比，建立判斷矩陣＝（aij）n×n，aij是評價指標ui與uj對于評價社會分配公平與效率和諧程度之重要性的比例標度，其取值按下列各種情況處理：
若ui與uj同等重要，則取aij＝1；
若ui比uj稍微重要，則取aij＝2；
若ui比uj較明顯重要，則取aij＝3；
若ui比uj明顯重要，則取aij＝4；
若ui比uj很明顯重要，則取aij＝5；
若ui比uj非常明顯重要，則取aij＝6；
若ui比uj極端明顯重要，則取aij＝7。
顯然，判斷矩陣u滿足aij＝1/ aij，aij＞0，i，j＝1，2，…，n。
當判斷者的判斷確實真正反映各評價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時，矩陣U滿足aik·akj＝aij，i，j，k＝1，2，…，n，此時稱U為完全一致性矩陣。將U的任意一列歸一化后則為所求各評價指標的權重向量ω，
n
n
n
n
n
如取A的第一列歸一化得ω＝[a11/（∑ ai1），a21/（∑ ai1） ，…，an1 /（∑ ai1） ]
i=1
i=1
i=1
3.2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分指標達標系數值的量化計算
計算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四個層面（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U1、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U2、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U3、人際分配和諧度U4）共15個分指標的達標系數值。
根據評價指標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U1的2個分指標U11，U12的達標系數值h1i（1≤i≤2），其方法為：
若U1i為正指標（其值越大越好的指標），記U1i的基準值（即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大值）為U01i，則h1i＝U1i/U01i；
若U1i為逆指標（其值越小越好的指標），此時U1i的基準值U01i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小值，則h1i＝2－U1i/ U01i；
若U1i為適中指標，取值越靠近其最優取值U01i（稱為U1i的基準值）越好，則h1i＝∣1－（U1i－U 01i）/ U 01i∣。
為防止個別指標特好或特差，導致評判結果的不合理性，特別約定0≤h1i≤1。
同理，可以計算出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U2的3個分指標的達標系數值h2i（1≤i≤3）、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U3的3個分指標的達標系數值h3i（1≤i≤3）、人際分配和諧度U4的7個分指標的達標系數值h4i（1≤i≤7）。0≤h2i≤1，0≤h3i≤1，0≤h4i≤1。
3.3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四個層面得分系數的量化計算
采用通常的加權合成評價法，分別計算出經濟與生態和諧發展的四個層面評價指標（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層際分配和諧度）的得分系數。
3.3.1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層面的得分系數h1。
mi
h1= ∑ω1i h1i
（1≤i≤2）
j=1
式中，h1表示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層面的得分系數，ω1i表示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層面的2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權重，h1i表示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層面的2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權重達標系數值，0≤h1≤1。
3.3.2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層面的得分系數h2。
mi
h2= ∑ω2i h2i
（1≤i≤3）
j=1
式中，h2表示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層面的得分系數，ω2i表示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層面的3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權重，h2i表示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層面的3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權重達標系數值，0≤h2≤1。
3.3.3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層面的得分系數h3。
mi
h3= ∑ω3i h3i
（1≤i≤3）
j=1
式中，h3表示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層面的得分系數，ω3i表示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層面的3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權重，h3i表示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層面的3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權重達標系數值，0≤h3≤1。
3.3.4層際分配和諧度層面的得分系數h4。
mi
h4= ∑ ω4i h4i
（1≤i≤7）
j=1
式中，h4表示層際分配和諧度層面的得分系數，ω4i表示層際分配和諧度層面的3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權重，h4i表示層際分配和諧度層面的3個分指標中第i個指標的達標系數值， 0≤h4≤1。
3.4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綜合指數計算與分級
前面所述的4個層面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人際分配和諧度的評價指標體系，從4個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反映有關社會分配和諧度整體的狀態特征。如果要總括揭示和反映社會分配和諧度整體的運行狀況，還需合理設置各項指標的比較標準，將各項指標與比較標準進行對比，并將結果進行綜合。在此基礎上，運用綜合指數構建社會分配和諧度整體狀態的評判模型，即：
h＝ω1h1+ω2h2+ω3h3+ω4(1－h4)
其中，h表示社會分配和諧度的綜合指數；ω1，ω2，ω3，ω4依次表示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人際分配和諧度的權重系數，且ω1＋ω2＋ω3＋ω4＝1；h1，h2，h3，h4依次表示產出與分配增長協調度、勞動效率與收入分配協調度、生產要素報酬和諧度、人際分配和諧度的得分系數。社會分配和諧度綜合指數h的數值越大，表明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的和諧狀態相對越好，越有利于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和諧統一；社會分配和諧度綜合指數h的數值越小，表明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的和諧狀態相對越差，越不利于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和諧統一。
為了便利地將社會分配和諧度狀態的綜合指數應用于綜合評判和管理決策，有必要根據綜合指數，對社會分配和諧度狀態的等級進行粗分處理?？梢詫⑸鐣峙浜椭C度狀態劃分為7級：綜合指數h＝1（通常不會出現），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處于完全和諧的狀態；綜合指數h∈[0.85，1]，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處于很和諧的狀態；綜合指數h∈[0.70，0.85]，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處于較和諧的狀態；綜合指數h∈[0.60，0.70]，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處于基本和諧的狀態；綜合指數h∈[0.45，0.60]，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處于較不和諧的狀態；綜合指數h∈[0.30，0.45]，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處于很不和諧的狀態；綜合指數h∈[0，0.30]，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處于完全不和諧的狀態。
4. 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運行性態的綜合評判方法
所謂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和諧度運行性態，是指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和諧度在運動變化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量變狀態之特征。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和諧運行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具有運動變化之特征。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時隨地都在運動變化著的。那么，一個區域效率分配與公平分配的和諧程度究竟是向好的或更好的方向運動變化，還是向差的或更差的方向運動變化，應該用什么方法來判斷？我認為，應該建立判斷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運行性態的數學模型，據此來進行定量評判。
判斷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運行過程中量變狀態的特征，具有以下數學模型：
P＝ht/ h0 式中，P表示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的綜合指數；ht表示報告期的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h0表示基期的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
公式的經濟意義是：當P＝1時，表明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在運行中其程度沒有變化；當P＞1時，表明社會收入分配和諧度在運行中其性態從差的（或較好的）向著好的（或更好的）方向運動變化；當P＜1時，表明在運行中其性態從好的（或較差的）向著差的（或更差的）方向運動變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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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3
關鍵詞：稅收效率；超稅負擔；經濟效率；稅收效率演進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9)01-0069-05
對效率的研究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薩繆爾森甚至說：“效率是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也許是唯一中心問題)”。亞當?斯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一直非常關注稅收效率問題，稅收效率原則成為稅收原則中的一個最基本原則之一。近年來我國稅收總量增長迅速，平均增長幅度甚至超出GDP的增幅，稅收活動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稅收效率問題引起了財稅理論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如何建立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稅收理念，通過稅收政策向各類群體提供優質公共品，是科學發展觀下稅收效率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理論界對稅收效率還存在種種認識誤區，將稅收效率擴大到經濟效率的范疇或者將稅收效率狹義地理解為稅收征管效率?；诖?，本文擬對稅收效率發展思想和理論前沿進行系統梳理和介紹，在此基礎上提出當前稅收效率研究的著力點和努力方向。
一、經濟效率是稅收效率的理論前提
稅收作為國家以強制力實施的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在其發展演變中也一直存在著公平和效率的權衡。對稅收效率的最初探究是從人們追求經濟效率開始的。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分配的效率，對經濟效率的理解有不同的解讀。意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最早提出了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這個效率概念，帕累托最優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這就是帕累托改進或帕累托最優化。要實現帕累托效率，必須滿足生產者最優、消費者最優和產品組合最優的條件。阿瑟?奧肯從投入一產出的角度分析效率的含義，他說：“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猶如工程師一樣，效率意味著從既定的投人中獲得最大的產出?！薄叭绻粋€社會能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尋求到一種能生產出更多產品的新方法并且不減少其他產品，那么它的效率就有所提高”。無論是帕累托還是阿?奧肯，他們對效率的解釋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其實，效率不能僅局限于經濟領域，社會制度同樣具有效率高低之分。
經濟效率主要針對社會生產的初次分配，稅收效率則主要針對社會生產的再分配環節。布坎南認為，“凡是高效率的東西也就是所有潛在有關各方對它同意的東西，不管是公然的還是含蓄的同意”。具體說，“如果沒有判斷資源使用的客觀標準用來衡量結果并作為間接檢驗交換過程功效的方法，那么只要交換保持公開，只要看不到強迫和欺詐，在這種情況中達到的同意，根據定義可以歸類為高效率的?！辈伎材蠈π适菑摹案鞣绞欠裢狻苯嵌冗M行解讀的，他實際上談到的是一個制度的效率，或稱為制度效率，從而將效率的外延由傳統的經濟領域拓展到了社會制度的領域。
因此，經濟效率是分析稅收效率的基礎和理論前提，將經濟效率概念引入到稅收領域后，經濟效率的外延有了很大的擴充，稅收效率可以界定為政府對私人部門的征稅所引起的對資源配置以及社會制度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為稅收所引致的收入再分配產生的各種成本與效益的比較。稅收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分析稅收活動對經濟影響、稅收征管和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影響。
二、稅收效率思想的產生與萌芽
稅收效率理論的產生是隨著西方財政實踐的發展而逐步發展的。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稅收的作用僅僅是為國家干預提供資金，還沒有形成系統的稅收效率理論；資本主義日益發展壯大以后，隨著市場和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大，稅收效率理論也逐步建立起來。
英國晚期重商主義者托馬斯?曼在其代表作《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中將稅收原則概括為三條，即交換原則、節約原則和民主原則。托馬斯?曼的稅收三原則中，交換原則和節約原則都強調資源政府配置的有效性，是對稅收效率的概括。到了16世紀后半葉，隨著法國社會的發展，反對重商輕農，提倡經濟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思潮興起，重農主義的代表魁奈認為，稅收的征收應該實行單一的土地稅，他認為只有土地才能創造國民財富，對土地征稅對國家最為有利，對農民而言稅負最輕。此外，他還認為稅收負擔要適度，稅收增加部分要與國民收入增長成比例?？螌Χ惙N和稅收規模的觀點是資本主義學者對稅收效率問題早期探討。
產業革命以后，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英國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威廉?配第在《賦稅論》中提出征稅的便利原則和確實原則，他認為人民不愿意納稅是因為“強迫人民在一定時期用貨幣繳納稅款，而不允許人民在最適宜的季節用實物繳納”，“征收權含糊不清，模棱兩可”；后來，亞當?斯密在《國賦論》中，將稅收原則概括為四條，其中確實原則、便利原則和最少征收費原則，這是對稅收效率的第一次系統闡述，標志著早期西方稅收效率思想的正式形成。他認為“征收費最少”應該是“一切賦稅的征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盡可能等于國家所收入的?！?，后來的學者將他的這一思想進一步歸納為稅收對納稅人的超稅負擔、稅收遵行費用和稅務行政費用三原則。亞當?斯密之后的古典經濟學派中，薩伊從宏觀稅負和稅率角度對稅收效率進行研究，認為稅收是社會財富從私人部門向公共部門的強制性轉移，如果這部分社會財富被政府部門消耗了，就使社會受害。從賦稅有害論出發，薩伊主張減稅，賦稅應該在最小程度上妨害再生產，并實現最適合稅率。西斯蒙第則認為，稅收效率體現在負擔輕、手續簡便和自覺繳納性強等方面。早期學者對稅收效率的探討為后來稅收效率理論奠定了基礎。
三、20世紀以來稅收效率思想演進
進入20世紀以后，稅收效率思想在經濟效率基礎上得到全面發展，公共部門經濟學者在稅收經濟效率、稅收超稅負擔、稅收征管效率和稅收制度效率等方面全面發展了稅收效率理論。
(一)稅收經濟效率由國家干預走向適度干預
稅收經濟效率體現為稅收對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大規模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及其自動調整機能受到了挑戰，凱恩斯學派主張政府干預的觀點逐漸獲得西方各國的認同。凱恩斯學派認為稅收
是政府調節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宏觀政策手段，稅收具有自動穩定器作用和相機抉擇的功能。包括稅收理論在內的凱恩斯宏觀調控理論是西方國家在戰后相當長時期內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基本理論。在這一時期，稅收效率主要側重研究稅收對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調節作用，在效率與公平的權衡中，效率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
但是，稅收經濟效率思想并非一成不變的，上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走出“滯漲”，西方稅制理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稅收效率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改變了凱恩斯以來稅收積極干預經濟思想，主張稅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美國稅制中大量存在的減免稅條款也得到了簡化，這也反映了政府降低稅收對經濟社會生活干預的政策意圖。通過減稅不僅可以刺激消費和投資，而且可以減少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減少稅收對資源配置的扭曲，體現了稅收效率思想由國家干預走向適度干預的變化。
(二)超稅負擔分析由理論走向實證
超稅負擔是納稅人在繳納稅款之外蒙受損失的負擔，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他們在繳納稅款的同時，還要承擔由于歪曲選擇而帶來的損失。對超稅負擔問題的分析采用最多的是微觀經濟分析中的均衡分析模型。該分析模型最初只提供了一個純理論分析范式，其后學者對超稅負擔分析逐漸由理論走向實證方面。哈伯格應用該均衡分析模型估計，美國1961年在420億美元的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收入中的超稅負擔每年將近有10億美元。哈伯格模型提供了對超稅負擔測算的規范分析框架，但其單一消費者(即單一消費者可以“代表”所有消費者的消費偏好)的假設過于苛刻。
布坎南通過公共選擇模型來研究在個人投票人之間如何分配稅收負擔的問題，結論是，在民主決策過程中不論采用怎樣的投票方法，公共支出效率都取決于集體選擇。布坎南模型的運用需要我們知道那些影響需求的公共品需求彈性信息，在其研究中忽略了超稅負擔的影響。Thomas s.M.對布坎南模型中暗含的稅收制度的扭曲性進行了研究，在充分考慮了超稅負擔的影響后提出了一個新的公共選擇研究模型。他認為，由于稅收制度的扭曲作用，集體提供也會導致在私人品提供的無效性。
Richard R.H.應用一個不完全的均衡模型對美國一些商品稅的超稅負擔進行了估計，研究發現，典型商品間的替代效應的存在是造成稅收效率損失的主要根源，一般商品稅稅率越高，而且對商品的稅收豁免越多時，稅收效率越低。對于進項稅而言，價格缺乏彈性的商品有利于提高稅收效率，減少進項稅造成的超稅負擔。Richard R.H.還運用一些具體的商品數據估計出美國商品稅產生的超稅負擔大致在17％～30％范圍內。Tom Lahti考察了稅收效率激勵對芬蘭信息投資活動產生的影響，認為較高的稅收效率首先可以提高投資者的稅后收益。對稅收成本的效率估計需要考察潛在投資者的數量，但由于數據的缺乏，Tom Lahti的報告以現有的投資者數量來對全部的稅收效率情況進行估計，而全部投資者的數量可能遠不止這些現有的投資者數量，因此其對稅收效率對信息投資活動激勵作用的估計可能偏低。
(三)稅收征管效率研究中的成本一效益分析
稅收征管效率涉及稅收行政效率和稅收遵行費用的研究。稅收行政效率的研究把稅務行政行為看作為一個投入一產出過程，因而可以借用生產函數理論來對稅收征管行為進行研究。稅收行政費用包括籌集某種稅收公共部門所花費的全部成本，包括稅務人員的工資和福利支出，辦公經費支出，辦稅人員的差旅支出等。稅收遵行費用研究則是從納稅人角度對稅收征管效率進行的研究，相比稅務征管費用，稅收遵行費用在實際研究中其計量困難得多。
在美國，對稅收征管效率研究的側重由原來偏重稅收經濟效率轉向稅收經濟效率和稅收行政效率并重，但據穆斯格雷夫估計，稅收遵行費用比稅務行政費用大若干倍。
美國2002年共征收了20 927.5億美元的稅收收入，而每百元征稅成本僅為0.39美元，為1954年以來新低。Jason C，Niels V.和Milagros P.對加拿大稅收成本中的超稅負擔、稅收遵行效率和稅收行政效率進行了研究。對效率成本的測算他們采用傳統的貨幣測算方法，即以每征收1元稅收收入所帶來的成本計量(marginal efficiency cost，簡稱MEC)測算。對美國和加拿大的研究表明，消費稅和工薪稅的稅收效率成本低于資本利得稅的稅收效率成本。不同的稅種的稅收效率成本差別很大。消費稅的邊際效率成本為0.07(MEC=0.07)，而資本利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MEC分別是0.92和0.84。在稅收遵行效率和稅收行政效率方面，不同稅種問的稅收遵行效率和稅收行政效率仍有不同，但它們之間這方面的差距遠小于稅收效率成本在不同稅種間的差距。
在分稅制改革以來，由于國、地兩套稅務機構分立，我國稅收征稅成本率不斷上升，由分稅制前的3.12％上升到20世紀末期的8％。龐大的稅務成本支出造成了機構臃腫，稅務行政效率低下，加大了納稅人的負擔。錢淑萍實證研究了我國人均征稅額和征稅人員數量間的數量關系，研究表明，隨著稅務人員數量的增加，人均征稅額也逐漸增加，但到一定的數值以后，人均征稅額逐漸下降，說明稅務機構必須配備一定的稅務人員，才能保證稅務機構的正常運轉，稅收收入才能足額上繳。具體地，當人員增加到120人時，人均征稅額達到最高點，此時征收效率最高。周建軍，王韜運用Cobb―Donglas生產函數對我國稅收收入和稅收投入關系進行了研究0。通過OLS估計，二人得出我國全國范圍內的稅收收入效率表達式為Y=0.01542K0.77608 L0.16963，模型數據表明，提高稅收行政效率最有效的途徑是提高稅務行政費用投入，如采用先進的信息化技術等。在實際經濟環境中，稅收收入的影響因素比較復雜，除了稅收行政費用投入和稅務人員投入外，還與一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稅制因索有較大關系，這些變量隨時間和地區不同發生很大的變化，僅以某年的數據得出我國稅收行政效率問題的相關結論從理論上是不可靠的。
(四)稅收制度效率方面注重對社會環境影響的研究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認識到了市場存在的種種缺陷和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早期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凡勃倫把制度歸結為在人們的主觀心理的基礎上產生的思想和習慣，制度不是組織結構，制度本身就是由大多數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維習慣所組成的?？得⑺拐J為經濟關系的本質是“交易”，社會是由無數種交易所組成的一種有機的組織。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只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解決。所有權構成了制度經濟學的基礎。他還特別重視國家和法律的作用，提出了以國家和法律機構作為一切交易契約的公正的仲裁人，依靠法律來管理經濟的主張。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
物諾斯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游戲的規則，或更正式地說是人為設計形成人們之間相互交易的約束。制度是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如行為規范，習俗，自愿遵守的行為準則)、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如規則，法律，憲法)及它們的實施機制所構成的
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的研究對于研究稅收制度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制度是管理國家和社會的“規則”，而這個“規則”影響績效評估正是稅收效率研究所要關注的重點。具體而言，稅收的制度效率是指稅收在社會公平、道德倫理、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所體現出來的效率?，F代社會中，稅收已經不僅僅是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能，稅收在收入分配、經濟穩定發展以及促進社會道德倫理建設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例如，通過對部分奢侈品和不可再生資源征收消費稅和資源稅可以引導人們健康的消費習慣，培養社會節約資源、愛護環境等良好的社會風氣?？傊愂諏ι鐣峙涔?、經濟協調發展以及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
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4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4]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5
關鍵詞:公共政策 政策評估 標準 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6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