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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1
（一）“新常態”的提出及本質
我國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處于波折階段，總的來說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新常態” 內涵反映出的是絕非以往只注重經濟總量增加，而是向宏觀經濟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轉變。 由于不同于“三期疊加”之前表現出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為繼，故而體現了“新常態”中的“新”字；此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表現出的相對穩定的國家經濟狀態則直接反映了“新常態”的“?！弊?。可以簡單地說，“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要求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反哺經濟的健康增長。
（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
我國正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階段，我國的宏觀經濟已經表現出相當一些新的變化。這些新的變化可以說是提前預知了“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一些主要特征。從這些提前預知的變化來看，我國經濟的運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經濟潛在增長率在7%左右。經濟潛在增長率就來源來說主要取決于資本投入增長率、勞動投入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可以通過改善生產要素供給和提高生產率予以提升。
2.我國消費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資已難以超越。2012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產國家，逐漸超越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的增長方式由改革開放20年來以投資等為主導的外部需求結構向以“三駕馬車”為主導協調拉動經濟結構調整，完善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優化升級。
二、“新常態”下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風險
（一）金融風險暴露
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總體穩健，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潛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視。尤其在我國經濟增速下行和結構性問題的背景下，要特別注意重點領域的三大區域性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產能過剩風險。
（二）產業空心化風險
決策者出臺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進我國創新型工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資源更多地向這兩個部門傾斜，而處于價值鏈的底端的一些產業必然會促使本產業向資源方轉移，努力使自身走向價值鏈的兩端，產業的穩定毫無疑問經受了沖擊。這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業等的轉移引起了產業空心化風險；第二是第三產業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產業的結構逐漸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空心化風險；第三是我國外貿政策向外傾斜導致的產業空心化風險。
三、“新常態”下我國幾個重要經濟政策轉變分析
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領導層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基本傾向于需求管理，決策者為維持我國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長而以長期的擴張性政策來刺激國內總需求。然而，“新常態”下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一??供給面的問題，而這個供給面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長期性趨勢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需求管理對于解決結構失衡的長期問題上并不具有比較優勢，此時我們就應從供給端、從體制改革等頂層設計來著手調整。
（一）“新常態”下貨幣政策轉變
在我國“十二五”規劃的結尾之年，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異常復雜，在這種經濟增速下行態勢下，決策者需要看清當前國內宏觀經濟與國際不穩定因素，通過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適度寬松。
曾經的政府宏觀調控目標是不管不顧、一心著重我國經濟總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據短期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形勢的變化，頻繁使用強刺激手段來調節經濟，進而導致如產能過剩、地反政府債務、金融風險和極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等后遺癥。
（二）“新常態”下財政政策轉變
加強民生投入，激發消費潛力。近年來，我國政府出臺了一攬子的財政政策，加強對民生、社會保障等惠及大眾的財政投入，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能力。在我國經濟下行時，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可抑制的進一步減緩我國經濟增速，這又無可避免的造成對居民生活水平的壓抑。但可以預見在今后的一段時期，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將逐步解決居民消費的一大后顧之憂，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得益于政府對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轉變要點
（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很好切入點和抓手
19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給，決策者為維持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以長期的擴張性政策來刺激國內總需求。然而，我們在“新常態”下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一個供給面的問題，而這個供給面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長期性趨勢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需求管理對于解決結構失衡的長期問題上并不具有比較優勢，此時我們就應從供給端、從體制改革等角度來著手調整。
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2
整體看，經濟增速在溫和放緩，但季度增速仍保持在9%以上；物價雖有見頂回落跡象，但月度同比增幅仍處6%以上高位。短期內中國經濟雖無“硬著陸”之憂，但對明年經濟大勢和政策走向，人們卻莫衷一是。
日漸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使得四季度和明年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經濟增長的幾大動力均有所減弱，微觀主體企業也面臨著許多困難和挑戰，內外需的放緩給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轉型壓力，未來經濟增速逐漸趨緩下行恐怕不可避免。
長期看，中國經濟的確需要預防“硬著陸”的風險。一國經濟很難長時期以兩位數的速度高增長，依賴政府投資維持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必然將盛極而衰，未來中國經濟必然將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逐步走向相對趨緩的增長平臺。
這一趨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決定的，既不是經濟周期性的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所能完全支配和調控的。
再看物價，明年的形勢并不令人特別樂觀，制約與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并存。通脹形勢難免會有反復，“上快下慢”、“上易下難”等所謂價格黏性問題將越來越大，溫和通脹恐將成為一種中長期的常態。
除中長期經濟增速下滑與通脹壓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之外，明年中國經濟還將面臨其他一些風險和矛盾。
一是房地產泡沫化問題仍十分嚴重，未來須預防房價下降帶來的風險，包括投資者斷供風險、二三線城市樓市泡沫化風險、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斷裂風險及其引發的民間融資風險等。二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較為突出，須特別關注融資平臺的短期流動性風險和局部風險。三是小微企業融資較為困難，民間金融巨大風險仍在醞釀和發酵之中，種種亂象已經成為懸在中國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四是全球經濟增長狀況不容樂觀，歐美經濟滯脹風險對我國外需構成嚴峻挑戰。發達國家因債務危機困擾，已陷入停滯狀態；新興經濟體通脹嚴重，面臨政策緊縮；其他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發展經濟的物質基礎，增長動力不足。
人們最關心的政策走向，因此面臨新的選擇。今年以來，因小微企業經營困難、民間借貸利率畸高、銀行間市場資金緊張等因素的存在，始終有一股強大的聲音在呼吁、期盼政策的放松甚至是轉向。但事實真能如其所愿嗎？
2012年，宏觀經濟運行及經濟政策選擇依然面臨著“控通脹”與“穩增長”的兩難。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尚未根本轉變，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資源和資金大量投入、依靠以國有部門為主導的投資拉動的情況下，抑制通脹與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成為相互沖突的政策目標。
為此，宏觀調控仍須在其間尋求平衡，今年宏觀政策可能的主基調是：取向不變，政策微調，以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應對內外部沖擊、促進發展方式轉變，進而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所謂“取向不變”，是指宏觀經濟政策仍不具備大幅轉向的條件和基礎，應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并加強二者的協調配合，以鞏固已有的抑制通脹的成果。貨幣政策基調短期內應當維持現狀，沒有繼續收緊的必要，但也不宜全面放松；財政政策應更加側重總量積極，方向引導，充分發揮其在治理通貨膨脹、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
所謂“政策微調”，是指在國內外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加背景下，為預防經濟超預期過快下滑，宏觀經濟政策需要根據經濟增速回調狀況和通脹壓力，做出局部性的動態優化和靈活調整，做好“穩增長”方面的政策儲備，特別是做好引擎切換和應對資產價格波動的準備，并應充分考慮各種已出臺政策相互交叉的影響，防止負面作用疊加和擴大化。
關于小微企業資金緊張問題，并不是今天才出現的現象。嚴格來講，這已不是總量政策的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或是制度問題，需要通過加快改革予以解決。不能指望正常的總量政策來解決失常的結構性問題，也不能以此來要挾和倒逼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的改變，就此而提出“宏觀調控過緊”“政策超調”的質疑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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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管理學院 201620）
【摘要】文章從“有效市場”的角度出發，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出一個有效的最低報酬率體系。通過分析海外企業的各種風險以及對歷史數據的回歸，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尋找出各種風險的回歸系數，確定對各種風險的補償標準，從而確定一個公平合理的市場平均報酬率。
【關鍵詞】國有企業 海外并購 資本監管 最低報酬率指標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快速增長。據商務部統計，2011 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32 個國家和地區的3 391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實現直接投資600.7 億美元，同比增長1.8%。其中股本投資和其他投資456.7 億美元，占76% ；利潤再投資144 億美元，占24%。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一方面為國內經濟借助兩個市場、用好兩種資源開辟了道路；另一方面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以及不可預知因素的增多，海外投資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風險，比如海外國有資本流失的狀況也在不斷地顯現出來。因此，國有企業不僅要“走出去”，更要保證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以防止國有資本的流失。
二、相關法律法規及文獻回顧
（一）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曾先后頒布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等相關法律法規。1999 年6 月，財政部等四部委聯合頒布了《國有資本金績效評價規則》及《國有資本金績效評價細則》，2002 年2 月又對其中的指標進行了修正，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政府頒布的最全面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2011 年6 月27 日，國資委正式對外公布了《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這兩份針對央企海外資產監管重要文件的出臺，擊中了央企海外投資“軟肋”，不僅意味著央企作為投資責任主體，其負責人必須要對海外投資失誤“買單”，而且也意味著我國今后將進一步強化國有資產管理的問責機制。此外，我國國資委還出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績效評價體系，它是評價主體運用科學的評價標準、方法及程序，對評價客體的國有資本經營績效及預算執行情況進行系統、客觀的考核評價。
（二）相關研究回顧
中國企業在境外的多年累計投資，積累了巨額的資金和很大規模的國有資產，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組成部分，包括我國企業、事業單位、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以國有資產向境外投資設立的企業以及非經營性機構中應屬國有的各項資產。然而，這些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混亂，而且流失問題極其嚴重。海外資產由于信息不完全及信息不對稱，監管問題更是顯而易見，流失更是常見。因此，積極防范和遏制國有資產的流失已經刻不容緩。許多學者在防范國有資本流失方面作了許多的研究。
高山（2007）從委托的角度分析了造成國有資本流失的原因是委托鏈中政府官員、經營者與企業職工的合謀，通過官員經營者合謀模型和國有資本監督供給模型的分析，得出結論：政府應分立國有資本經營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同時建立對經營者的直接監督機制。陳少暉（1997）認為從根本上講，國有資產的流失主要在于國有資本運營中的低效、無效甚至負效，導致國有資本、資產多有著權益的減少或國有資產收益的非國有化。提出要確立國有資本運營主體，同時建立剩余索取共享機制。劉紅（2004）分析了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若干原因，并從促進國有資產管理法及相關法律的立法、加強境外國有資產新體制的建設、完善境外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和加強境外國有資產的外部監督體系的建設四個方面提出對國有資產流失進行監管。淑萊法和比赦妮( Shleifer 和Vishny，1997) 進行了包括部分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的國際比較研究。他們認為，世界上資本市場能夠起到一定的治理作用的國家是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即使在發達國家當中, 也有像意大利那樣的資本市場的治理作用微不足道的國家。他們認為, 在發展中國家, 通過資本市場的治理機制幾乎是不存在的。今井健一（1999）認為，作為國資委的股東和海外經營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較大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這種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在海外和國內之間更為突出。因此他提出經營人員的自我約束方法。楊慶英（2000）提出構建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江平、鄧輝（2003）針對我國內部監督機制的多元化現象，提出公司內部監督機制一元化的設想，完善國有企業海外部門監事會，將那些分割出去的監督權力整合進監事會制度之中，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監事會職權體系，代表國有資產監管部門進行海外國有資產的監管。
（三）評價及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已經從立法與制度方面加強國有資本界定，防止國有資本海外流失，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國內外學者的這些研究，僅僅從定性分析角度分析了國有企業海外并購中存在的問題及現象，也有許多研究者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然而，如何有效地遏制國有資本流失，仍然沒有較好的量化解決方案。本文擬從影響國企海外并購績效的若干因素入手，將各項影響因素綜合地做一個線性數學模型。然后通過對歷史數據的模擬和回歸，尋找隱含在這些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背后的內在規律，繼而為海外國有企業并購的績效評價找出一條合理并切實可行的指標體系來。
三、對境外投資最低報酬率指令指標考核的設想
從多因素套利定價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發，資產的收益率是風險的函數，是對風險的補償，公司業績是由宏觀、行業和公司自身狀況等因素共同決定的?；谶@種觀點，國有資本在海外的運營也會有各種各樣的風險，比如利率風險，匯率風險等。通過對各種風險的補償，可以得到最終的對國有資本在海外運營的一個收益率。以此收益率為基準對國有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構設定最低報酬率指標，來加強對海外資本的運營效率的監管，以防止資本的流失。
我國現階段對國有企業海外并購的資本監管是定性的，只突出要保值增值，但是保值到什么程度，增值到多少，缺乏一個明確的度量指標。因此有必要對這一指標定量的分析，來指導國企海外分支機構完成這一既定指標，來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通過回歸計算國內外同行業企業的經濟效益，來確定計劃指標額。根據市場行業存在的風險，對每一種風險計算行業的平均收益補償。企業存在的風險按照風險能否分散，可分為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
系統風險是指由共同因素引起的不能通過企業的管理決策加以分散的風險。經濟方面如利率風險、匯率風險、通貨膨脹風險、稅率風險、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能源風險、經濟周期循環風險等。政治方面如政權更迭風險、戰爭沖突風險等。社會方面如體制變革風險等。對這些風險我們分別表示如下，利率風險以σr 表示，匯率風險以σe 表示，通貨膨脹風險以σπ 表示，稅率風險以σt 表示， 宏觀經濟政策風險以σma 表示，能源風險以σs表示，經濟周期循環風險以σc 表示，政治方面如政權更迭風險以σp 表示，戰爭沖突風險以σw 表示，等等。以下分別對這些具體的風險項目進行分析并明確其風險的衡量方法。
匯率風險σe 可以運用資本的運營所在地的匯率風險來衡量，根據外匯市場上的報價，運用交叉匯率來計算兩國匯率的波動。
通貨膨脹風險σπ 可以用資本運營所在地CPI 月變動率來衡量，計算至少10 年的CPI 波動狀況。
稅率風險σt 也根據資本運營所在地的稅率變化情況，計算10 年以上的稅率波動率。
宏觀經濟政策風險σma 由資本運營所在地的宏觀經濟政策及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政策共同加以衡量。宏觀經濟政策的波動不能夠直接地進行衡量，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數據如GDP（國外有些國家是GNP）的波動來衡量，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總是會造成GDP 總量的變化，或者說宏觀經濟政策總是針對GDP 來制定的。
能源價格風險σs 是資本運營所在地的能源供應狀況，我們可以用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的增長率來衡量。經濟周期循環風險σc 大致和宏觀經濟政策相協調，我們假定其風險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一樣。
政權更迭風險σp 可以根據一國的政治穩定以概率的方式加以衡量，一般情況下風險比較小，但是一旦發生卻是災難性的，因此也不得不去考慮。另外，戰爭沖突風險σw、體制變革風險σs 這兩個風險也是存在的，不過由于其發生的概率是區域小概率事件，可以在我們的回歸模型中殘差項εi 中體現出來。
根據匯率決定理論中的利率平價說，預期匯率變動率等于兩國貨幣利率之差，即利率的變化會引起匯率的變化，因此匯率與利率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鑒于此，可以考慮一個匯率與利率的綜合風險，以兩者的乘積的開方表示，用σr ×e 來表示。通貨膨脹的存在也會促使利率的變化，也用兩者的乘積來代表一個綜合的風險，以σπ×e 來表示。
非系統風險是指由企業某些特有因素的變化造成的企業不確定性增大可以通過加強管理決策加以分散的風險。非系統風險包括信用風險σcr 、財務風險σf 、經營風險σop 、流動性風險σf 、操作性風險σmn 等。企業的財務風險σf 是指公司財務結構不合理、融資不當使公司可能喪失償債能力而導致投資者預期收益下降的風險。我們根據國有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構的資產負債率來衡量。對于公司的經營風險σop ，我們采用奧特曼模型，又稱Z 計分法。Z 函數的表達式為Z =1.2×X 1+1.4×X 2+3.3×X 3+0.6×X 4+1.0×X 5。式中，X 1= 營運資金÷ 總資產，X 2= 留存收益÷ 總資產，X 3= 息稅前利潤÷ 總資產，X 4= 資本市值÷ 債券賬面價值，X 5= 銷售額÷ 總資產。根據奧特曼模型，Z 值可以衡量企業的流動性風險，Z 值中的營運資金占總資產的比率足以可以很好地衡量企業的流動性風險。Z 值本身同時可以衡量企業的信用風險，信用的測度也是可以通過Z 值反映出來的。最初的Z 值就是用來反映企業的信用情況的。因此，非系統風險的衡量方法本文主要包括信用風險、財務風險及經營風險等。
找到這一系列風險的衡量方法后，我們用線性回歸法來回歸分析這些風險。回歸方程式如下：
通過對行業歷史數據的回歸，計算出回歸系數，以行業標準對企業的收益進行補償，對于企業的特殊風險變動，再對特殊項目進行的調整。以此來確定對于海外并購企業的最低報酬率。在完全競爭市場，我們可以認為市場是可以達到均衡的，每個企業是可以得到均衡收益的。
國有企業海外并購完成后，一般會派出高級經營管理人員到海外任職。在這種情況下，海外機構分支機構的經營人員便處于“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對其監管嚴重地缺乏效率，這主要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與不對稱造成的。當然與我國的自管監管體制和資本監管機制也有很大的關系，再加上在信息技術的投資沒能及時跟上，最終屬于全國人民的國有資本大量地流失在海外，或者被某些海外人員瓜分。
而通過這種計劃指標式的命令，責令其完成這個績效額，有助于在信息不完全及不對稱的情況下對其強化監管。而且這個計劃指標額是根據國際市場的一體化設定的公平報酬率，因此其科學性也是有一定基礎的。
四、結論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國不再僅僅引進資金，而應轉變經濟戰略“走出去”，尋求海外市場，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世界經濟發展與合作的必然趨勢。在中央“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國際工程承包企業加大對海外市場的開發力度，境外資產在企業資產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加大，甚至有些企業已經占到資產總額的50% 以上。但是，由于境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監管機制及風險防范、內控體系缺失，境外機構財務管理基礎工作不規范也不健全，另加上審計檢查環節薄弱，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給國家造成大量損失。本文提出的計劃指標式命令完成績效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國有資產的海外流失。并且需要進一步具體操作實證分析研究其可行性。同時也呼吁繼續加強境外國有資產的監管立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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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4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中圖分類號】G648.6【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F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5
歐洲央行對申請“OMT”計劃設置了諸多條件，要求有意向的國家應提出申請，并承諾實施進一步的緊縮計劃。歐洲央行在計劃中承諾，將在二級市場不限量購買陷入困境國家的債券，這極大降低了歐元體系的脆弱性。歐洲央行采取的這種新立場，也緩解了對于歐元區能否存續的擔憂。此類擔憂曾對歐元區造成某種程度的破壞。
歐元區目前的風險是社會和政治動蕩
圖表1顯示，歐元區各國政府債券市場危局自2012年7月以來有所緩解，但這是否意味著歐元區得救了呢？從中短期角度，可以這樣認為，但從長期來看，卻并非如此。歐元區如今面臨的最大威脅并非源于金融失穩，而是源于南歐國家經濟蕭條導致的潛在社會和政治動蕩。經濟蕭條導致南歐國家的失業率升至“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來未曾有過的水平。如今在歐元區南部的某些國家，如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失業率遠遠超出了20%。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輕人失業率的上升，希臘和西班牙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50%以上，而意大利和葡萄牙則為30%～40%。如該趨勢不能很快扭轉，這些已無力讓年輕公民看到未來的國家很有可能爆發社會和政治動亂。
因此，2012年最重要的動向是歐元區風險性質的改變。在2012年初，風險主要是在財政方面，即部分國家可能無法獲得償付債券所有人的資金。歐洲央行解決了這個問題。在2013年初，風險來自社會和政治方面，即某些國家失業率持續上升和實際收入下降，導致絕望的年輕人開始傾聽政客們的提議—如果脫離歐元區，他們的生活就會變好。
歐元區南部國家面臨的部分問題，主要與其勞動力市場失靈有關。這些國家為何出現經濟增長大幅下降和失業率大幅上升的情況，此類結構性問題無法得到解釋。實際上，這是歐元區宏觀經濟管理嚴重出錯造成的。
歐元區宏觀經濟政策一直受到金融市場的左右。南歐國家以及愛爾蘭累積了經常賬戶赤字，而北歐國家則累積了貿易順差。結果南歐國家成為歐元區內部的債務國，而北歐國家成為債權國。這種局面迫使南歐國家向北歐國家尋求財政支持。北歐國家僅僅在南歐國家出臺嚴厲的緊縮措施、迅速而大規模地削減支出后，才勉為其難地為其提供了財政支持。
南歐國家確實有必要削減支出，但它們被迫采取了過于迅速、力度過大的減支舉措。更重要的是，北歐國家不愿加大本國支出，以抵消南歐國家削減支出的影響。南歐國家出臺的必要緊縮措施，本應由北歐國家的需求刺激來抵消，從而使整個歐元區實現穩定增長。結果卻恰恰相反，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領導下，債務國出臺了嚴厲的緊縮措施，而債權國則繼續推行旨在平衡預算的政策。
這導致了一個非對稱的調整過程—債務國承擔了大部分的調整。債務國被迫削減相對債權國的薪資和價格（“內部貶值”），而不用補償債權國的薪資和價格上漲（“內部重估”）。內部貶值的代價極大，導致債務國產出和就業下降。由于內部貶值仍未完成（或許愛爾蘭除外），預計債務國的產出和就業可能進一步下降。
因此可以推斷出，調整歐元區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失衡的負擔幾乎完全落在了歐元區的債務國身上。這導致了通縮傾向，從而解釋了歐元區為何自2012年以來一直陷入雙底衰退。圖表2說明了這一點。
如前所述，以下風險切實存在。南歐國家長期陷入嚴重的經濟低迷，失業率升至上世紀30年代以來所未見的水平，這些國家的民眾不再支持一個曾向他們允諾打造經濟天堂的體系。
歐盟應根據歐元區成員國的不同財政情況，對稱性出臺宏觀經濟政策
如何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才能避免經濟增長長期處于歷史低位？這可能導致許多歐元區成員國淪為“失去的一代”。
答案在于，應該對稱性地出臺宏觀經濟政策。對稱性策略應從歐元區成員國的不同財政狀況著手。盡管債務國一直無法穩定政府債務比率（實際上它們仍處于爆炸式增長之中），但債權國的狀況完全不同。債權國成功地穩定了政府債務比率。這為出臺相關規定、令歐元區宏觀經濟政策更為對稱打開了一扇機遇之窗。
我所建議的規定如下：由于歐元區目前步入新的衰退，已穩定住債務比率的債權國應停止進一步平衡預算。相反，它們應該將政府債務與GDP比率穩定在2012年的水平上。其意義在于，債權國可允許出現少量政府預算赤字，以刺激本國的GDP增長，從而使政府債務水平保持不變。尤其是2012年接近實現預算平衡的德國，承擔得起預算赤字與GDP比率接近3%的水平。對德國來說，這種調整的負擔也不重。德國政府目前可以處于歷史低位的利率水平借款（10年期債券利率約為1.5%）。
德國的調整將巨大地激勵整個歐元區。德國經濟占歐元區GDP的33%左右，加之德國約60%的國際貿易是出口至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因此德國提供的刺激政策將大幅推高從歐元區其他國家的進口，從而推動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關于這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作出估計，目前財政乘數遠遠高于1。財政乘數是一種衡量政府支出增加1歐元，對其GDP產生多少影響的指標。
這種刺激政策還將令上文提到的歐元區南部國家和北部國家的貿易賬戶失衡問題解決起來更為容易。通過加大支出，北部國家將減少它們對南部國家累積的盈余。這是南部國家能夠削減對北部國家赤字的必要條件。
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6
關鍵詞：政策性銀行；風險；內部控制；有效監管
一、政策性銀行的現狀分析
政策性銀行（Policy Bank），是指由政府創立、參股或保證的，不以營利為目的，專門為貫徹、配合政府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在特定的業務領域內，直接或者間接地從事政策性融資活動，充當政府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專門金融機構。①政策性銀行是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政策性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銀行、政策性保險公司、政策性投資公司等，其中政策性銀行是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體。②
在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分為政策性銀行和政策性保險公司，主要由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構成，其中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我國唯一的政策性保險公司。而政策性銀行是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構成了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體。
（一）政策性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應然作用
首先，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主要體現為：一是融資主體無法承擔高額商業貸款利息，二是融資主體不容易得到貸款，三是商業性金融機構無法承擔長期貸款的風險。這些是商業性金融無法承擔的，需要政策性金融來彌補金融市場上的缺位。
其次，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政府失靈。對這些國家急需發展的相關產業和產品，是財政所不能及的，財政通過行政手段對相關產業和產品的支持不符合市場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所以，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政策性銀行的特殊職能主要包括：根據宏觀調控的要求，執行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以直接的資金投放或間接地吸引其他金融機構從事符合宏觀經濟政策的放款，進而發揮其首倡、引導功能，引導資金的流向；③補充和完善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業的投資與信用體系。
（二）政策性銀行的制度缺陷
我國于1994年由國家出資設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以保本微利為原則，在特定領域從事專業性或開發性的政策性金融業務，為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在政策性金融領域，目前我國政策性銀行在運行當中暴露出了許多問題。
1.在立法上，缺乏在法律層面對政策性銀行進行定位、保障和監管制度。自政策性銀行完成組建并開始運作以來，我國尚未完成政策性銀行立法?，F行政策性銀行業務的開展以及國家對政策性銀行進行管理和規制大多參照《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章以及政策性銀行各自的銀行章程和內部規定，缺乏較高位階和較高法律效力的制度規范。
2.國家干預色彩較為濃重，過度排除市場機制，致使政策性銀行獨立企業法人的地位弱化。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就無法明確界定政策性金融業務統一標準，只能是針對個案進行分析界定，這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對政策性銀行監管的有效性，同時也決定了不得不通過具體行政行為對政策性金融業務進行規范和指導。
3.政策性業務萎縮，經營業績較低，政策性銀行面臨資金流動和資本充足的困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逐步發展，金融行業的資金供求關系也在發生著巨大、深刻的變化。此時政府主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引導市場主體的運作，商業銀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策性銀行對特定領域、特定產業的資金融通，因而政策性金融業務總量有所下降，這種嚴峻的形勢越來越突出地擺在當前政策性金融機構面前。
4.在內部業務上，由于政策性銀行的內控機制不健全、業務管理體制不適宜、職能關系扭曲，使政策性金融業務與商業性金融業務混同，造成了監管上的難題，給政策性銀行帶來了巨大的潛在經營風險。
二、政策性銀行的運行模式
鑒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政策性銀行改革的具體情況，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什么是政策性銀行改革。所謂政策性銀行改革，不應被簡單地理解為使銀行性質由政策性銀行轉變為商業銀行的變革。而是應該理解為，把政策性銀行的運行模式由單純或者主要依靠國家信用進行政策性金融業務拓展為在此基礎上，通過完善風險監管體制、夯實資本充足率，本著保本微利的原則，在完善雙賬模式的前提下，有限度地開拓相關的資本市場業務，適當地拓寬利潤渠道，以此來作為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支撐，減少對國家財政的依賴，即通過一定限度內的市場化運作，來進一步支撐和完善其政策性金融業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金來源
政策性銀行的資金來源渠道和形式應當多樣化，更多地面向市場發行金融債券融資，除了國家財政，更廣泛的運用社會資金，使有限的國家財政在更大范圍內發揮更大的作用，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政策性銀行的業務應當有所拓展，不斷擴大業務范圍，在從事政策性金融業務的同時兼營與其相關的商業性金融業務，使其資產中的短期資產和長期資產的比例合適，這樣其現金流的情況和對風險的分配上也能合理很多。同時擴大政策性銀行的商業性金融業務也能使其市場意識得到較好的提升，通過市場化運作手段，也可以實現其多樣化的經營目標。
同時，采取加大金融債券的發行，是一個重要的拓展資金來源和增強流動性的方式，那么最重要、最根本的更是要夯實政策性銀行的核心資本，這是基礎、前提。
2.資金運用
資金運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策性銀行踐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貸款投向指標，如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例，貸款投向指標具體分為資本性貨物出口信貸、一般機電產品出口信貸、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信貸和其他產品出口信貸。這些具體的資金運用就是在執行國家宏觀調控職能的過程。
在堅持以公共性原則、政策性原則、低利性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外，政策性銀行的資金運用應當多元化，適當拓寬資金投放渠道，完善資金運用的利益補償機制，保持資本充足率。政策性銀行應繼續實踐分賬模式下的兼營政策性金融業務和與政策性金融業務相關聯的商業性金融業務。
政策性貸款的范圍是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變化的，在某個特定時期里，某個產業或某種產品會成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對象，隨著經濟的發展，也許在某個未來的時點上，此產業或產品成熟壯大后，就沒有必要再成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對象，這樣的壯年產業或成熟產品完全可以通過市場途徑完成其融資過程。
3.資金管理
鑒于目前的情況和改革的形勢，政策性銀行應當分賬管理，劃分政策性金融業務賬戶和商業性金融業務賬戶。分賬管理有助于體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有助于強化政策性銀行的獨立法人地位。
在分賬管理的基礎上，建立、健全有效的隔離機制，防止商業性金融業務的不良資產轉嫁于政策性金融之中，防止政策性金融業務侵占商業性金融業務而帶來的腐敗等道德風險。
4.治理結構
建立、健全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等公司治理結構，引入、完善政策性銀行的獨立董事制度，發揮獨立董事制度在政策性銀行中對專業性業務工作的作用；強化監事會的作用，合理協調獨立董事與監事會作用。政策性銀行的決策應由其股東會和董事會做出，其它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涉。理順國家作為出資人與政策性銀行獨立法人地位的關系。
三、政策性銀行的有效監管
政策性銀行與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有著本質的不同和顯著的區別。因而，運行模式的選擇、監管制度的運用、對政策性銀行的調控和規制也應“因地制宜”。
（一）內部監管
目前，應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考核機制，考核時，機構考核和業務考核分開進行。一種考核是微觀經濟效益考核，主要是針對某個政策性業務，針對盈利水平、風險水平等因素；另一種考核是社會經濟效益考核，就是要考核政策性銀行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情況，就是對具體宏觀調控職能行使的效果的績效考核，這相對于前者是個比較宏觀、抽象、難以把握的一個概念。
1.合規性檢查
合規性檢查內容主要包括業務經營合規性、資產合規性、負債合規性、結算合規性、利率政策執行等方面。由于政策性銀行的運行涉及政策性金融業務和商業性金融業務，其合規性監管應著重于分賬監管模式下資產、負債的合規性，如何建立健全并完善分賬管理模式是合規性監管的重中之重。
由于商業性金融業務會帶來遠遠高于政策性金融業務的經濟效益，政策性銀行很容易會在本位主義的利益驅動下，將政策性金融業務轉化成商業性金融業務來攫取更大的利潤，或者將商業性金融業務轉化成政策性金融業務以攫取來自融資人的賄賂。這種道德風險是有過前車之鑒的，尤其在政策性銀行涉足更多的商業性金融業務的情況下，更是今后對政策性銀行監管的重點。
2.管理與內部控制檢查
管理與內控是任何企業都必須重視的，政策性銀行作為獨立法人，也一樣無法回避管理與內控環節。政策性銀行的管理與內控應著眼于資金運營管理、項目管理、其他業務管理等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內控監督管理體制，按照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內部監管，發揮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內控監管的預警體制，劃分一般性差錯、違規操作、違法違紀的分級監管體制，進而預防和減少操作風險和道德風險的發生。
3.財務收支以及經營成果真實性檢查
對財務以及經營的真實性、合規性檢查應切實由監事會承擔。由于在經營過程中，業務操作、分賬執行都是在銀行內部的行政管理層的運行之下，所以對財務和經營的內部檢查制度應由獨立于董事會和高管層的監事會來承擔才更能起到內部監督的效果。
4.其他風險監管
由于政策性銀行的特殊性，其風險性遠遠高于普通商業銀行。首先，在符合貸款投向合規、資產安全的前提下拓寬政策性銀行的融資渠道，通過立法完善政策性銀行的融資渠道；其次，建立健全利益補償機制，在保本微利的經營過程中，要不斷完善利益補償機制，來保障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比例、流動性等指標；第三，建立健全資金回收保障體系，鑒于政策性金融業務期限長、高風險，在企業內控中強化資金回收保障仍然是第一道風險防線，而外部監管僅僅是在內控之后，起著第二道防火墻的作用。第四，完善信息的綜合分布與金融風險綜合評價，信貸評級制度進入到分賬管理，有效對分賬管理進行評價和分析。
（二）外部監管
政策性銀行的外部監管主要體現在政府、國家審計部門、中央銀行、銀行業監管機構對政策性銀行的監管。對于政策性銀行的外部監管應做到協調、配合、統一。銀監會的監管主要著重在內部控制，由于政策性銀行涉及政策性金融業務與商業性金融業務以及國家在相關領域的特殊優惠政策，極易形成腐敗等道德風險。中國人民銀行對政策性銀行的監管主要應著眼于安全性、流動性和對資金的投放方向以及本息的清償的角度，在關注信貸安全性的基礎上，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而不能不計成本效益地盲目從事業務，否則無異于財政支出。國家審計署應對政策性銀行進行定期審計與不定期審計，對政策性銀行財務進行外部審計監督。
四、結語
我國的政策性銀行改革首先應明確政策性銀行的法律地位，加快政策性銀行的立法進程；其次，在堅持政策性銀行的性質不變的前提下，在發揮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同時，建立、健全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等，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在運行機制，尤其要強化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作用，并尋求二者的協調，使其在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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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成編著《金融監管學》，科學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3] 丁邦開、周仲飛主編《金融監管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 《對政策性銀行實施有效監管的思路與對策》：重慶銀監局課題組，載《體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