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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1
內生增長理論，也稱為新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一個分支。這個理論，通常以保羅?羅默在1986年所發表的論文(遞增收益與長期增長)，以及盧卡斯在1988年所發表的論文《論經濟發展機制》，作為其產生的標志。格羅斯曼主編的兩卷本《經濟增長：理論和證據》則是內生增長理論的代表性論文集。
而在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其他的一些經濟學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主要包括有：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的格羅斯曼一赫爾普曼模型、巴羅的公共產品模型和雍塞模型、阿格亨和豪威特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阿爾文?楊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
雖然不同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內生增長模型各不相同，不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有一個共同接受的模型，但是各個增長模型所包含的共同觀點是基本一致的：經濟增長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由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決定的；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這些模型都試圖說明企業是如何積累知識的；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來扶持研究與開發、創新、人力資本形成和某些關鍵性的產業部門。內生增長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經濟可以實現內生增長。
國內的學者對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主要有：舒元和徐現祥(2002)運用瓊斯實證檢驗內生增長理論的方法，實證分析了1 952-1 998年，我國經濟增長的一些典型的現象，得出了“技術進步不是我國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引擎”的結論：王小魯(2000)的研究指出“1 979-1 999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不是來自技術進步，而是來自市場化改革和制度變革所帶來的大規模的資源優化配置”；何東(2000)指出“技術進步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其經濟的發展，提高技術水平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一個現實問題”：包金花(1998)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要想保持持續增長，必須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先進的技術，先進的技術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必須依靠快速的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發展”。
可見，我國以前并沒有將內生增長理論很好地應用到經濟發展上去，沒有認識到知識和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但隨著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提出。其中之一就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說明我國要依靠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所以研究和借鑒內生增長理論，對于我國完善財政政策，促進經濟長期增長有積極作用。
二、內生增長理論的概述
(一)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
羅默(1986)是沿著早期阿羅的思路，來分析研究內生的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的。在他的模型里面。他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他闡述了生產四要素的理論，其核心思想就是把知識看作是經濟增長中一個更為重要的要素。因為他認為：第一，知識能夠提高投資效益；第二，知識需要投資；第三，知識與投資存在良性循環的關系。而他所提出的經濟增長四要素則是：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這四個要素就構成了新的經濟增長源。除此之外，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也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為它們不僅自身能形成遞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保證長期的經濟增長。
羅默認為，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是導致新古典增長理論失敗的根本原因，他則提出，在知識經濟中，人們利用知識創造財富。而知識的邊際收益是遞增的。正是收益遞增，才會激起人們對經濟長期增長的興趣。才有可能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的增長。
羅默的理論的意義在于，他將知識作為一個單獨的要素，加入了增長模型中。他認為知識有一般知識和專業化知識之分，一般知識可以產生規模效益，專業化知識則可以帶來要素的遞增收益。這兩種效益的結合，不僅能使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本身的收益遞增，而且也能使資本和勞動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
(二)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
聲卡斯(1 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是以人力資本為核心，把資本劃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這和羅默思想稍有不同。他認為兩國之間經濟增長的差異，主要在于他們各自生產商品時所投入人力資本的大小不同，由于人力資本積累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所以一國的人力資本存量是不可能無限擴大的；又因為人力資本積累具有外部溢出效應，其增量與存量成正比，這也會導致人力資本存量增長率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也高，同時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也限制了落后國家物質資本的流入和經濟增長。機遇上述的原因，盧卡斯認為發展中國家應加快經濟開放，通過引進新技術和人力資本，間接培養本國的人力資本，從而加速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其他相關模型
巴羅(1 990)與他們的研究不同，他認為政府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力量。巴羅在分析政府活動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時，主要提出了兩個模型：公共產品模型和雍塞模型，它們分別適用于政府活動的某些方面。
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1 991)的模型，假定經濟中存在研究部門和消費品部門，研究部門研制關于新型消費品的設計，消費品品種的增加帶來了兩種外部性：新設計所體現的知識積累使研究部門的研究成本降低和生產率提高：消費多樣化使消費者的滿足程度提高。當知識積累同時產生上述兩種外部性的情況下，經濟可以實現內生增長。在這一模型中，平衡增長路徑上每種消費品的產量保持不變，增長完全體現為消費品品種的不斷增加。
與其他模型都假設經濟中存在眾多部門，每一次技術進步只提高單一部門的生產率水平不同的是，阿格亨――豪伊特模型(1 992)分析了技術進步對整個經濟產生影響的情形。較好地體現了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在這一模型中，經濟周期于經濟增長是不可分的，二者都是創新的結果，反映了技術進步的不同側面。
三、對內生增長理論的評價
雖然內生增長理論從產生到發展，只有20多年的時間，但是到目前為止，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和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一定的現實借鑒意義。
(一)借鑒意義
第一，在現代的經濟中。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知識溢出對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經濟能夠實現持續增長是知識積累促使投資收益持續遞增的結果：同時，為了獲得新知識，也需要經濟當事人不斷向知識生產進行投資。因此，在當今世界，如果一個國家能保持技術上的優勢。那就意味著他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較強。
第二，運用內生增長理論可以較好地解
釋一些經濟增長現象。各國政府實施的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會對經濟的長期增長產生影響。由于經濟政策的不同而使各國經濟增長率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如果生產要素能在各國自由流動，那么資本和人才可能會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而國際貿易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從而促進本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同時國際貿易也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技術含量低的傳統產品部門，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第三，內生增長理論對各國政府制定經濟增長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自由競爭并不能保證經濟沿著最優增長路徑增長，這就要求政府對經濟進行適當的干預。如羅默等人建議政府應通過降低資本稅、關稅等政策以鼓勵物質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巴羅認為政府應直接向基礎設施投資和向私人投資提權保護以促進經濟增長，巴羅和撒拉建議政府應對比較重大的創新提供更多的專利保護。
(二)理論缺陷
內生增長理論雖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想其他的理論一樣，他也有自己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和其他的理論以及模型一樣，內生增長模型也都采用了一些過于苛刻的假設，這些假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內生增長模型的普遍使用性和對現實的解釋力。
第二。內生增長模型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缺陷是忽略了經濟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除少數模型之外，大多數內生增長模型都隱含地假定經濟制度是給定的。而諾斯的研究表明，“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是社會與經濟演進的基本核心”。這一思想無疑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
第三。數學對于經濟學來說只是一個工具，是輔助手段。但是一些內生增長模型在生產函數構建和分析方法上有過分數學化傾向，致使這些模型所蘊含的最需要加以說明的經濟含義往往被忽視。
四、內生增長理論的財政政策含義
內生增長理論，克服可以積累的生產要素收益遞減性質，從而使經濟增長率內生化，并認為通過財政政策來解決人力資本積累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和知識外部性等問題。但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由于物質資本的收益率遞減使人均增長停滯不前，這樣就造成了財政政策沒有機會影響經濟的增長率。
(一)知識溢出效應與財政政策
在羅默的模型里，由于知識溢出的存在，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不會因固定生產要素的存在而無限降低，同時由于知識具有正的外溢效應，從而導致了知識的邊際產量與私人的邊際產量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競爭性廠商不會選擇取得社會最優量的知識積累，結果是分散化經濟的均衡增長率低于帕累托最優的增長率。他認為政府的任何消除知識的邊際產量與私人邊際產量的差異的政策，有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
(二)公共資本與財政政策
內生增長理論打破了以前認為政府支出的非生產性的看法，認為公共生產具有很強的生產性，如阿羅和庫茲就把公共資本存量納入了生產函數里加以考慮，而巴羅則把公共資本流量加入了生產函數里，巴羅和撒拉認為，政府活動和私人投資一樣，具有生產性，他們之間是互補的，而非替代關系。
(三)人力資本投資與財政政策
聲卡斯認為，人力資本的溢出使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也會伴隨著資本深化的過程，但由于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不能給人力資本擁有者帶來收益，個人在進行人力資本分配時，不會考慮對生產率的影響，只有政府進行干預，才會促進經濟增長。
(四)研究與開發投資與財政政策
羅默指出，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識積累進行補貼的同時，向中間產品提供補貼，以及降低利率和補貼教育，這將導致研究和開發部門資本收益增加，從而就促使更多的人力資本流向研究開發部門，同時也消除了壟斷帶來的資本扭曲，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格魯斯曼和赫爾普曼建立的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內生增長模型證實，由于研究與開發部門具有外溢效應，競爭性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適增長率，政府就必須通過補貼研究與開發活動來提高增長率。
五、通過內生增長理論，探尋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財政措施
(一)加大教育投入。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與積累
加強教育投資是促進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重要途徑。從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可以看出，財政在加強教育，促進教育投資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對于教育的投入的絕對額雖然在增加，但是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卻并沒有提高多少，只占2.8％左右，這與世界平均水平7％還有一定的差距，更不要說是發達國家的水平了。
因此，應該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教育財政支持政策，增加和優化教育投入，促進教育的更快更好發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做：一是加大財政對于教育的整體投入，發揮財政在教育投八方面的主導作用：二是完善教育稅收的優惠政策，鼓勵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對教育的投資：三是優化教育資金的分配政策。義務教育由中央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由地方政府提供，促使教育的協調發展。
(二)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資，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
國內學者婁洪(2004)的研究揭示了公共資本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指出：當公共資本只能提供擁擠性基礎設施時，盡管不能形成內生經濟增長，但能減緩增長率隨資本積累而遞減的趨勢，這種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長期經濟增長率：當公共投資能提供純公共品性質的基礎設施時，能夠產生恒定的內生經濟增長和阻止長期經濟增長率的遞減，并且長期經濟增長率隨勞動力的增加而提高，即只要公共投資能夠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礎設施，勞動力的增長就能夠直接提高經濟增長率。
因此。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是很高，基礎設施建設還不是很好，要想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就要使基礎設施資本存量的增長率變快。政府應轉變職能，國家公共投資應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轉向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樣才能促進和支持長期經濟增長。
(三)完善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對研究和開發的投入
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企業在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企業對人力資本、R＆D的投資是一種具有明顯“外溢效應”的經濟活動，其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是不完全對稱的。
而我國目前對于R＆D的投資現狀是：投入長期缺乏，效率不高；企業的科研不足：產學研結合步伐緩慢：科技成果的轉化也比較慢。因此應盡快建立和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和財政支持政策，減緩或消除企業人力資本、R＆D投資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完全對稱性。鼓勵企業增加對人力資本、R＆D的投資。主要的做法有：首先，進一步加大稅制中的激勵和優惠政策措施。如對進行基本創新和改進性創新的科技企業，可以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企業依靠自己科研力量所形成的資產進行投資時，所取得的收益在一定時期內免征企業所得稅；修改企業所得稅虧損彌補的辦法，對高新技術企業因投資高新技術項目所發生的虧損延長彌補期限。其次，建立和完善財政擔保機制。就是以政府信用對企事業單位或個人從事具有高風險的投資活動提供擔保，承諾承擔投資活動失敗的責任。這不僅有利于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而且有利于減輕財政支出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最后，可以采取財政資助機制，包括直接提供設備與服務的資助，以縮短科技企業特別是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業周期。并提高其成功率；間接資助，即以財政貼息等方式鼓勵非政策性金融機構對高新技術企業或科技創新項目提供低息貸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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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
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F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捎^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四、結論
本文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政策目標是實現均衡經濟增長的觀點,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然后,本文分析了匯率調整與均衡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匯率升值能夠促進均衡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最后,本文分析了匯率及其制度調整的影響,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設方面提出了應對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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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3
摘要：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直是國內外經濟學者研究的熱點，所以筆者詳細的分析了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在最后提出財政分權中應注意的問題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和途徑。
關鍵詞 ：財政分權；經濟增長；影響；促進方式
從以往學者對財政分權和國家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得知，二者的作用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正負相關，而是一種非常復雜的關系，主要體現在：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二者之前的關系是雙向的，而且其對經濟增長也有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存在。其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財政分權本身的增長機制就存在不確定性，所以下面筆者就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做如下分析。
一、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
（一）財政分權能夠影響到生產者的效率，從而影響到經濟增長
雖然同樣是財政支出，但是如果當地政府能夠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更多更好的話，這種財政分權就會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財政分權對于企業也是有影響的，例如在生產活動中的財政分權就會促進企業的資本投入，使得企業能夠得到更多的勞動，更新和改造生產技術，這些舉措都會促進經濟增長，對其產生正面的影響。
（二）人力資本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因素，它能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
國內外學者對于人力資本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結論都是認可的，而人力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卻來自持續教育。中央政府對我國教育的投資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當地政府能夠更好地參與到這份教育事業投入中來，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根據夏杰長等（2005）的研究發現目前地方政府在基礎教育投入中已經占到很大比例，這種結果就是中央財政分權的結果導致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教育資源和基本權力，這對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是很關鍵的，也很好地促進了經濟增長。
二、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
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主要是指對資源分配因素的影響，最終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根據Qian&Weingast（1997）研究發現，財政分權主要是對權力進行下放，然后將重新歸類政府的職能和應用進行不同層次的限制和沖擊。例如，私營單位或公共部門的環境一旦發生變化，私營單位或是公共部門會做出相應的舉措來化解，這樣就會影響該企業或是部門的生產水平和社會行動，有效的刺激經濟水平增長。而且根據財政分權理論可知，財政分權進程可以促進當地經濟增長和企業競爭力，所以政府要進行一系列的放權行為，這樣才可能控制和釋放原有生產力，進而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
三、財政分權應注意的問題和促進方式
我們要注意，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有正面的，還有負面的影響，也就是阻礙作用的可能。究竟該怎么判斷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造成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這就需要我們根據當地特定的經濟條件來決定的，所以說，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二者的關系并不是只有正面的，還有負面的可能，而這種結果是與當地經濟條件和所處情況緊密相關的。為了更好地使財政分權促進經濟增長，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式進行：
首先，要調動地方政府的建設力度和積極性。在實施財政分政改革后，對當地經濟發展會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此基礎上，地方政府應努力提高對公共資源配置的使用率，由于目前的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流動人口資源，所以當地政府為了吸引這些流動人口資源會制定大量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此來創造和優化當地的公共環境，以此來吸引投資商的資金進入，然后在資金到位的基礎上，應該進一步提高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形成更強的吸引力，以如何的良性循環來形成該地區長期穩定的區域影響力。Zhang 和Zou（2001）提供了“政府公共支出增長效應的多級配置的理論框架，假設內生增長模型是由私人資本和公共開支三級政府的生產函數來確定”。他們認為：“我國財政分權和省級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同時指出，由中央政府利用有限資源進行投資的一些重要基礎設施項目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效應，促進了經濟增長”。
其次，對預算進行硬性約束。財政分權改革是在地方政府財政政策平衡性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對其財政援助不能再進行自由安排，以此來降低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并最終形成對地方預算進行約束的目的。為了更好的降低財政平衡和競爭壓力，地方政府必須要提高財政資源的使用效率，以此來降低政府對企業的財政援助和運營效率。因為政府無約束的財政援助會導致公共支出的浪費，造成財政資源效率低下，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難吸引投資商來地方投資和資金流入的。而通過對財政預算進行硬性約束以后，有助于將區域競爭市場環境打造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Qian 和Roland（1998）模型證明：“政府權力下放微觀兩方面的影響：第一，在自由流動條件下的要素，各個地區的政府為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而要不斷的提高其自身的運轉效率，逐漸形成競爭效應的機制；其次是財政分權可能帶來各個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隨之產生的相互競爭關系會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從而提高經濟的發展速度”。
最后，要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在財政分政的實施過程中，地方政府為了能滿足當地居民對公共資源的需求，往往會投入很大一部分公共資金支出，而且由于缺乏對公共財政支出的監督和約束，使得地方公共資金的支出超標，而且由于這些支出比較隨意，使得部分公共資源的使用率非常低，這就造成了極大的浪費，所以地方政府必須要在監督和約束公共財政支出的基礎上，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極高的信息獲取途徑：第一，要求信息的統一性。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是為了驗證是否滿足居民需求，且和政府政策是否一致的指標，而且為了提高流動資源的使用性，政府會制定出許多針對流動人口資源的傾斜政策，由于流動資源的稀缺，導致政府更側重于對流動資源的爭奪，地方政府為了爭奪資本配置和本地公共資源，導致建筑開支居高不下，這也是造成地方財政分政中經濟比例偏高的原因。
總體而言，地方政府的競爭壓力，發展的影響公共政策的組合要素正在逐步增加，雖然這種方式自下而上的壓力不能直接形成的官員任命，但不可否認的是，為了經濟增長作為官方的績效評價標準和任命的官員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來直接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自上而下的基礎前提，流動性因素從而間接地影響到地方官員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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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4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摘要：對于貿易或稱之為開放度和增長間關系之歷來有之，雖然所付出努力不斷，但都未能夠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雖然證實了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積極關系，但由于上的缺陷，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當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卻無法找到二者間的聯系。本文試圖通過現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從而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個更為明確、更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觀經濟論據而非宏觀論據，對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而不僅僅是宏觀考察二者間的結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們找出更為充分的證據來說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
關鍵詞：貿易；政策；經濟增長
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否能促進一國經濟更快增長？更多的貿易是否就意味著更多的經濟增長？對于諸如這類的探討，很多經濟學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對外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更為開放的外貿政策有利于國內經濟。到了20世紀30年代，以羅伯特遜（D.H. Roberts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甚至得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學說。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關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為一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服務，即找出二者之間的關系及，從而政府能夠根據需要調整對外貿易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但一國改變其對外貿易政策就一定能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嗎？
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實證材料。經濟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經濟理論文獻所做出的預測與現實結果并不一致。提倡更為自由、開放的貿易理論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導對國內某些產業進行保護使其免受國際競爭的理論也不無道理。本文通過介紹一些研究者對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目的不在于說明其特定的研究結果如何，而是試圖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該忽略的問題，基于此，為提出一套更為有效的研究方法獻計獻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 已有的實證研究概況
已有的關于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之討論主要還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實證研究結果之上的，盡管眾多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進而所建議的對外貿易政策也不盡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卻極其相似。都是通過考察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利用標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把各國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和經濟運行情況作為變量，從而試圖用實證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間的關系。盡管在研究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所采用的變量和計量經濟學方法都在不斷地改變、有所發展，但總的來看，這些文獻的研究結果并不能為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積極的有說服力的建議。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那些方法沒有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對貿易政策的制定問題。當我們問及其研究結果是否對貿易政策制定有實踐作用時，答案是否定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研究應該更注重于外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方式，即通過研究貿易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傳遞機制而非停留在對其結果之間的關系上研究，會更有利于我們找出貿易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一)早期的實證研究
對貿易政策和經濟運行關系之研究，一種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統計數據來考察貿易的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如果開放的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結論：采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比那些設置更多國際貿易壁壘的國家經濟增長要快，就能實現更高的國民收入水平。進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過程中，考察貿易開放程度所采用的變量主要包括：關稅保護水平、非關稅壁壘的范圍、外匯市場扭曲程度以及國家是否壟斷對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經濟運行狀況主要看GDP增長率。這些研究表明，在二戰后的期間，采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經濟增長也相應地比較快。
開放的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是因為它能夠導致一國更高的貿易依存度（或叫貿易密集度）。然而，一國的貿易密集度除了受貿易政策所設置的貿易壁壘影響外，地理因素也是影響一國貿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一國經濟增長時把貿易（注意：不是貿易政策）作為主要因素考慮時，僅僅考察一國政府對貿易的干預程度將不是衡量貿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后者（地理因素變量）也是應該在考慮范圍之內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貿易密集度作為變量而非貿易政策作為變量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貿易壁壘。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結果他們順理成章地得出結論：采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會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結果確實表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存在積極的關系，然而在運用這些研究結果來衡量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因忽略了開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響還是地理因素影響這一問題，我們不免對其結論持懷疑態度。研究過程使用的是貿易密集度，而結論使用的卻是貿易政策開放度，其實混淆二者間關系而簡單地將其劃了等號。我們知道，實證研究方法受到兩個關鍵因素的制約：內生性偏差和變量遺漏偏差。內生性偏差產生的原因是由于貿易政策與經濟運行有內在關聯。早期研究的一般結論都是越開放就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因果律可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經濟疲軟的國家很可能更有設置貿易障礙的傾向，比如說提高關稅以彌補國內稅收不足。如果回歸分析中所遺漏的變量恰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那么此時變量遺漏偏差就會發生。比如說一個擁有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和貿易政策恰巧有關，但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是經濟組織機構的質量本身。那么此時所觀測到的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就會被誤認為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早期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中所采用的標準最小平方回歸分析法，由于存在著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那么所得到的關于開放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結果也就存在著偏差估計。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讀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說明了內生性和變量遺漏不是小小的技術謬誤，而是改變研究結果的因素。在意識到這些不足之處后，文獻研究又進一步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引入變量估計來糾正內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關可控變量來解決變量遺漏偏差。隨著方法的改進，后來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早期研究結果確實受到這些偏差影響，而糾正這些偏差的同時卻發現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系也就不復存在了。
（二）當前的實證研究
一國的貿易密集度既取決于貿易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也取決于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如上所述，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既可能是受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內生性）影響，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變量遺漏）影響。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比如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狀況等，似乎既不受經濟運行狀況影響，也不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 and Romer (1999) 將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作為變量納入回歸分析之中，研究貿易密集度。這種方法本質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及貿易和經濟運行情況間關系來推斷政策性貿易壁壘的影響。Frankel and Romer 發現，貿易中的地理因素確實會影響一國經濟運行：貿易增長10%通常會帶來收入增長約10%-20%。這種研究的結果與早期研究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同時說明利用地理因素做變量分析貿易密集度是正確的。這充分說明了貿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響外，還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 and Romer 還聲稱：不同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差別不會象地理因素導致的貿易差別那樣影響收入水平。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的觀點認為“即便以地理約束形式的無差別的貿易壁壘對一國經濟是有害的，政策對市場失靈的干預程度和貿易管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在某個特定時期對一國收入有著相同的影響，但它們影響的方式也在不斷改變。比如相對于二十年前來說，信息改變了“距離”在貿易中的角色；同樣，關稅對貿易的限制作用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的流動的發展也不斷改變。
當前的研究還將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兩組變量考慮進去，結果發現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系也是不成立的。 第一組包括與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關的變量。 這里，地理被認為是長期發展的直接的決定因素。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國距離赤道的距離。Easterly and Levine (2003)指出：“……與適度的氣候相比， 熱帶環境更有不利于生產的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著不能有效使用在適度氣候區域發展起來的生產技術的影響因素”，以此來說明在實證分析中應該包括“距赤道的距離”這一因素。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 and Irwin and Tervio (2002)在使用Frankel and Romer的理論模型分析時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結果發現貿易對收入的影響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顯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諸如一國在熱帶地區所占面積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斷地被納入分析之中。結果都表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果不復存在了。第二組變量與一國組織機構的發展有關。將這些變量納入回歸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樣存在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1)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他們的有關文獻，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贅述。但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他們的研究同樣遭遇了“失敗”，即沒能找出貿易與經濟增長間的確定的關系。
這些研究文獻都試圖從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的實證資料中找出貿易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確切關系。但最后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還需要用其它的數據集，變量，方法等做進一步研究。然而現有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諸如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得到解決，就沒有證據說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的因果聯系。結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畢竟這些研究都沒能夠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但是我們從中了解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即對于“貿易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絕對的答案。二、 宏觀回歸實證的局限性
即使研究人員能夠找到象上面所述的一整套令人信服的來解決內生性和變量遺漏，使用宏觀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仍然存在著局限性。換言之，即使所使用的回歸模型是接近完美的，分析中至少還存在以下兩點缺陷：一是每個貿易-增長的回歸模型都將貿易政策概括為一維指標，另一個就是所有的回歸模型都不考慮貿易政策對政府依賴性。粗略地看一下貿易政策是如何發揮作用，我們就能發現這些模型的結論是令人費解的。首先，貿易政策可以通過很多渠道對宏觀運行產生。比如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從而影響定價及刺激企業不斷創新、提高效率；貿易政策影響貿易量；貿易政策還會刺激不同部門不斷擴張或收縮，不斷擴張的生產部門由于產量的提高而可能產生積極的外部性，收縮的部門會重新分配無效率的資源。其次，貿易政策的手段或工具很多，包括關稅、配額、進口許可證等進口限制和出口補貼、出口信貸等出口刺激。再次，某些政策通過特定渠道實施的部分效應可能也取決于經濟環境的特征，國家的發達程度，部門的完善程度等都會影響到政策的實施效果。可以說，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是特定經濟環境下，一系列政策工具通過多種渠道共同作用的結果?？紤]到其多樣性的特征，就不難理解為什么 單靠典型的貿易-增長線性回歸模型實際上不能揭示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的。故將一國貿易政策不同方面的綜合作用結果簡單的融合為一種變量——貿易開放度，是不的。另外這些分析政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模型中，排除了國家的影響，即其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很顯然這是一個很苛刻的假設前提，適合于一個貧困國家的政策可能不適合富裕國家?？傊?，經濟環境對政策的實施效果起著關鍵性作用。比如一些東亞國家采取的出口導向戰略而拉丁美洲國家采取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將這兩種不同的戰略方式糅合在一種回歸分析模型中？如果不考慮政策工具、政策實施的經濟環境及作用機制而單純地認為任何一種貿易保護措施都是有害的話，那么用于分析貿易-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似乎就是比較合理的。但事實并非如此，也就說明了對于“貿易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絕對的答案。同時也向我們暗示：如果我們想要理解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不得不改變我們所詢問的問題的類型以及所要尋找的答案的類型，因為我們相信上述所涉及的回歸模型是不能揭示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的，所以我們就不得不尋找其他的可能的方法。
三、 使用微觀經濟數據，注重對傳遞機制的研究
至此，我們已經分析了現有的實證分析的做法及其局限性，并且發現其分析結果是不確定的、沒有說服力的。沒有確切答案的事實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本身不重要，相反，我們很想知道自由貿易的“贊歌”真的能起作用嗎？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如果實施得當的話，真的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其實在現有的實證分析研究中，大多使用的都是宏觀數據資料，注重于對結果而非傳遞機制的研究，因而其所得結論往往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并且這種只注重結果的研究嚴重地限制了現有貿易-經濟增長中的政策關聯性。所以對貿易-經濟增長的研究就應該從注重結果轉向注重傳遞機制，——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傳遞機制。
（一）使用的數據資料問題?，F有的貿易-經濟增長的研究文獻大都使用各國宏觀經濟資料?？偟膩碚f，使用這種資料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它們所能給予的信息是不夠豐富的。進行生產和貿易的不是國家，而是一國的公司企業和消費者。因而衡量貿易對收入的影響時就不能不使用這些微觀經濟數據。使用的國家宏觀經濟數據背后的想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它具有“平均作用”。有的公司贏利，有的虧損；有的消費者得利，有的卻遭受損失；有些產業在更為開放的自由貿易下能夠興旺而有些產業則不斷萎縮，而宏觀數據都將這些結果加以綜合“平均化”了。且這種“平均化作用”不僅僅對一個國家，而是對所有的國家都是起作用的，因而其說服力是微弱的。
（二）傳遞機制。當問及是否貿易能夠使一個國家更加富裕時，似乎就需要貿易和收入的宏觀數據來說明，然而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很多經濟文獻只研究了結果而回避了對傳遞機制的研究。經濟學家們或許能夠用他們的所謂經濟模型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是一個真正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模型應該首先能夠回答以下問題。1、該模型應包括哪些變量，不同的變量起著什么樣的作用？所使用的變量是否都是使用計量經濟學分析所必要的？2、哪些變量是外生變量，哪些不是？3、貿易是通過那些渠道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為貿易和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單維貿易指數的簡單線型回歸分析并不能適合所有的情況。4、那些是動態變量？即要找到一個模型來說明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是如何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這又牽涉到兩個相關問題。首先，貿易和經濟之間的特定關系的變化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對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措施相配套。這其實就是如上所述的政策作用對國家的依賴性。其次，即使不存在著這種依賴性，一些能夠用來解釋貿易-經濟增長關系的諸如運輸費用和信息等基礎項目，他們的作用是如何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簡言之，這樣的模型要求我們去思考“為什么”貿易會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如果能夠作到這些，就基本上避免現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這就要求我們選擇適當的模型加強對傳遞機制的研究，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么要根據不同情形制定或選擇不同的貿易政策。
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模型，對上述問題就難以回答。按照上面的問題需要，建立一個合適的模型，首先一個優勢就是能夠讓我們找出貿易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優勢就是當計量經濟學與某一經濟行為模型聯系更為密切時，我們能夠通過反復檢測來驗證模型的實用性，并對模型加以重新審視。這種反復的過程同時讓我們不斷地尋求更為合理的能夠有實證數據支持的模型。
如果貿易-經濟增長的研究能夠向這一方向發展，那么這些研究就應包括：1、注重對企業等微觀主題研究，調查是否從國外引進更為激烈的競爭能夠使得國內市場更具有競爭性，從而更加有效配置資源和提高實際收入水平。2、是否來自國際競爭的壓力能夠促使國內企業提高生產能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3、研究國際貿易的外溢效應。貨物貿易可能會連帶知識、科技轉移，知識的積累又會促進經濟增長。4、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通過觀察模仿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也可能實現知識轉移，知識的積累會促進經濟增長。5、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會有利于一國就業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
以上所列都是一些不完整的例證而已，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什么那么多經濟學家對經濟全球化會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感興趣。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同，其相關的政策意義也就不同。比如對于南非國家來說，FDI的就業效果帶動的經濟增長較明顯而通過貨物貿易連帶的知識轉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極其有限。那么此時政策制定就更傾向于鼓勵FDI發展。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會因經濟環境和政策工具的不同而變化，所以對其所能給予的答案也只能是在限定的范圍內更加具體而非泛泛的解釋。但這畢竟能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為可靠的指導作用。
四、 貿易政策的性質在不斷改變
無論是使用傳統的回歸分析法還是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方法，都要權衡貿易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傳統的貿易政策工具莫過于關稅和配額了，它們被各個國家廣泛采用以實施各自的發展和化戰略。所以將其納入回歸分析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貿易政策也不例外。因此，當我們再對貿易-經濟增長進行回歸分析研究時，傳統的貿易政策工具極其權衡似乎顯得不在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為雙邊的、區域性的以及多邊的貿易協定大大約束了它們的實施效果，例如出口補貼就是WTO所不允許的。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使得傳統的貿易政策工具作用不斷降低。了解貿易政策的性質的變化，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對貿易-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文獻。讀者們不免要問，在傳統貿易政策工具作用越來越微弱的今天，什么樣的貿易政策變得更重要？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促進出口和吸引外資了。隨著新的貿易政策工具的作用越來越強，隨之而來的兩個方面問題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第一，將這些新的貿易政策工具納入我們的分析之中固然重要，但也具有挑戰性。重要是因為我們需要知道比如稅收優惠吸引的外商投資是否就能促進經濟增長，具有挑戰性是因為對這些新工具的權衡是存在難度的。第二，關稅和配額往往因部門不同而不同，即具有“部門特性”，其實這種特性在新的貿易政策工具上體現的更為明顯，它們的使用范圍可能相對更為狹窄，因而不適宜用于貿易-經濟增長的宏觀分析。當我們放眼未來，對貿易-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下一輪浪潮就需要首先解決這些新的貿易政策工具所帶來的問題。
五、結論
貿易政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可惜的是很長時間的研究也未能給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證實了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當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卻無法找到二者間的聯系。簡單的線性回歸分析無法說明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重要關系，因為這種關系微妙，且相互作用要依賴特定的機制和取決于特定環境。更多地使用微觀經濟論據而非宏觀論據，對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建立特定的模型，而不是僅僅考察宏觀結果，惟有向這一方向發展，才更有助于我們找出更加充分的證據來說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這種方法只能在更狹窄的范圍內使用，并且對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不能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只能依具體情況而對某一方面給出特定的答案。因為我堅信，事實上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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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5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9-0001-04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都是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金融發展理論認為，不管是從理論層面上還是從實證層面上都得出了金融在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Levine， 1997）。Gupta（1987）認為，金融發展理論應劃分為金融結構論和金融抑制論兩個方面。金融結構論認為經濟增長受到金融變量的數量及結構影響，因此金融深化與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構成了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cKinnon（1973）和Shaw（1973）首先提出的金融壓抑論則側重于價格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實際利率與實際匯率的自由化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低于均衡的實際利率與高估的國內貨幣等形式的金融壓阻礙了經濟的增長。本文以貴州省為例，對貴州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并根據研究結果給出有效的政策建議。
一、影響經濟增長的金融因素
Levine（1997）提出，金融有五個基本功能：（1）便利風險的交易、規避、分散和聚集。（2）配置資源。（3）監督經理人，促進公司治理。（4）動員儲蓄。（5）便利商品與勞務的交換。他認為通過發揮這五個基本功能能夠有效解決市場中存在的高信息成本和高交易成本，通過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從而影響經濟增長。金融的發展有效地降低了信息與交易費用，構建了資金盈余者和資金缺乏者之間的橋梁。投資者通過多元化的投資組合，降低了資金流動性風險的同時，提高了投資回報率。生產者則通過靈活的融資方式獲取足夠的資金，投資到技術創新領域，提高投資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資本向著高效率方向流動（R增加），社會總收入增加，從而提高了儲蓄率（s增加），加速儲蓄的投資轉化（ β提高），投資增加，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最后促進經濟增長（g提高）。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如下頁圖所示）：
資本利用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技術創新，在貴州省這樣的西部省份，技術創新往往十分緩慢，所以本文假設資本積累是貴州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則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儲蓄率s和儲蓄的投資轉化率 β上。在此對影響儲蓄率和儲蓄的投資轉化率的因素進行分析。
第一，儲蓄率s的影響因素。周小川（2009）指出，儲蓄率受到富裕程度、匯率、金融媒介和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民族傳統、人口結構、社會保障的優劣等因素的影響。同時，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通貨膨脹率）、經濟貨幣化程度以及影響金融發展和金融效率因素都會對儲蓄率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二，儲蓄的投資轉化率β的影響因素。居民儲蓄的投資轉化率是居民儲蓄中扣除消費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余額直接轉化或金融轉化為投資量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部門效率。一般的，我們用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的總額與國民財富的比率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通常簡化為金融資產總量與名義GDP之比。同時，金融效率指標FE用來衡量金融機構將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效率，FE一般用貸款和存款的比值來表示。
在這里，應該指出，金融發展不光在儲蓄率和儲蓄的投資轉化率方面影響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從資本的利用效率上對經濟增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
其中，δi （i=0，1，2，3）是解釋變量的影響系數，u是隨機變量；RGDP是實際GDP增長率，表示經濟增長；FIR是金融規模指標，表示為M2/GDP；FE是金融效率指標，表示為貸款/存款；FSS是金融儲蓄結構，表示為居民儲蓄/全部存款，其中，貴州省的FSS從1993年起就穩定在0.5左右，說明存款中居民儲蓄占比較大。FIR， FE和FSS度量了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效率，他們通過影響儲蓄率s和儲蓄的投資轉化率β來影響經濟增長。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運用軟件Eviews5.0對貴州省1980—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數據來源于《2011貴州統計年鑒》、《貴州六十年》以及貴州統計局網站、中國人民銀行貴陽中心支行網站上公布的金融數據。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變量RFDP、FIR、FE、FSS沒有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他們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存在時間趨勢；進行一階差分后，變量DRGDP、DFIR、DFE、DFSS則都拒絕了原假設，說明他們是平穩的，可以運用一階差分后的數據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探求非平穩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本文采用Johansen法來檢驗貴州省金融發展變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見下頁表2）：
根據表，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變量DRGDP、DFIR、DFE和DFSS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具有共同的隨機趨勢，他們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經過研究發現，滯后4期和5期的貴州省RGDP、FIR、 FE、FSS之間的關系比滯后1期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滯后4期，95%的置信水平下，只有貴州省的金融效率FE是GDP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在滯后5期，95%的置信水平下，貴州省的金融相關比率FIR與貴州省的GDP增長率之間存在單向的Granger原因，并且貴州省GDP增長率和金融儲蓄結構FSS也存在單向的Granger原因。但是，貴州省GDP增長率與金融效率FE卻不存在Granger因果。
4.VAR模型的估計
（1）式中，三個因素中影響經濟增長率RGDP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儲蓄結構FSS，而金融相關系數FIR和金融效率FE則與經濟增長呈現出負相關關系。但是滯后3期時我們卻可以從（2）式中發現，DFIR、DFE、DFSS同時促進經濟的增長，并且，影響系數分別為12.61、24.88和1.19，金融相關系數和金融效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改變較大，金融儲蓄結構的影響力度明顯下降。這說明貴州省金融發展在長期內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貴州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相互促進的協整關系，同時，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當置信水平為95%時，在滯后4期的情況下，金融效率FE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單向Granger關系，滯后5期時，金融相關比率FIR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單向Granger關系，并且貴州省GDP增長率是金融儲蓄結構FSS的單向Granger原因。由此我們可以得到，貴州省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相關關系。同時，通過VAR模型的估計我們也可明確，貴州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多地體現在長期發展上。苗馨允（2008）在對比江蘇、上海、寧夏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后，得出，越發達地區金融深化程度對經濟增長貢獻越小。因為發達地區投資和籌資渠道豐富，金融機構的作用相比落后地區淡化。反方向看來，這也說明在發展落后的貴州，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要作用，以實證分析為基礎，筆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有效提高金融效率，注重資本市場發育質量的提高。從研究結果來看，在滯后2期的時候，金融深化指標FIR和金融效率FE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明顯的負影響，這個結果是出乎意料的。經過進一步的分析，發現這是由于貨幣政策的逆周期操作造成的。在經濟增長率較高的時候，貨幣當局往往選擇緊縮的貨幣政策以控制周期的波動，較低的M2和較高的GDP造成了金融深化指標FIR相對較低，反之，在經濟低迷時貨幣政策的逆周期操作也會造成FIR的提高。Harris的研究表明：在欠發達國家，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大多是非常弱的，而在發達國家，股票市場的活動水平的確有助于解釋人均實際GDP的增長。所以，筆者認為這個結果是由于貴州省金融發展尚在初期，其不規范性和欠完善性都造成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負影響的原因。其次，貴州省的證券業、股票市場等發展不僅受到經濟不發達因素的影響，由于發展起步晚，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群眾心理、投資意識等因素的影響。另外，投資資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增長。但是在滯后3期時，模型結果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三個影響因素均促進GDP增長率的提高，其中金融效率FE提升1%，可以帶來經濟增長24.88%，是模型中的三個因素中影響力最大的一項。貴州省金融發展程度低，但金融效率FE和金融相關比率FIR都是GDP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從另外一個方面思考，特別是從長期發展上看，這說明了貴州省的金融發展潛力巨大，并且將會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貴州省的金融機構起步晚，資本市場發育慢，所以必須并且有必要從發展初期就汲取國內外先進的、適用的發展經驗，從政策和市場兩方面重視資本市場的發育質量，有效提高金融效率，以提高投資的數量和質量為有效手段，最終促進貴州省經濟的增長。
第二，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號文件）的出臺為契機，規劃具有貴州特色的金融發展戰略。貴州省的金融增加值貢獻率（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近年來維持在3%～4%之間，而全國的金融增加值貢獻率是6%，貴州省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較大。從數據上看，金融業的增長值占貴州省GDP的比重不算很高，并且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不大，一方面是由于貴州省經濟發展落后，經濟對金融發展的帶動性不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金融市場發展起步較晚，經驗不足，金融政策和發展機制都不夠完善和成熟。2012年度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號文件給貴州省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金融發展也不例外。所以，貴州省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契機，制定具有貴州特色的金融發展策略，鞏固和擴大金融產業規模，提高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先從政策導向、金融可持續發展、金融發展環境等方面進行規劃發展，最終落實到加強金融機構建設、拓寬社會融資渠道、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改進農村金融服務、擴大金融服務覆蓋面以及增強政策扶持力度等領域，進一步完善貴州省金融市場發展策略，以達到最終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第三，從全局出發，規范和完善貴州省金融市場的發展。貴州的金融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金融機構單一，融資渠道缺乏多元化等問題都嚴重限制了金融市場競爭力的提升，根據實證結果分析，貴州省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都比較低。所以，要想通過金融發展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規范和完善金融市場，做到以下幾點：首先，把金融機構建設放在重中之重。2012年，《貴州省人民政府關于貫徹落實國發2號文件精神促進金融加快發展的意見》中提出“引金入黔”，鼓勵和支持銀行、證券、保險、信托、期貨、基金等金融機構進駐貴州。在大力發展原有金融機構的同時，想方設法吸引更多有造血功能的外來金融機構加入貴州。以銀行業為例，近年來，貴州省的銀行業已經從國有銀行一枝獨秀的局面開始轉變，浦發銀行、興業銀行、花旗銀行、招商銀行等有實力的銀行在貴州設立分支機構，外資銀行、區域性銀行等多種銀行百花齊放。同時貴州省也在加快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發展的步伐，貴州銀行于2012年掛牌成功，積極推動貴陽銀行上市，大力支持華創證券的發展。貴州省在鼓勵組建多種所有制體質形成的投資公司或者資產管理公司，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結構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時，必須要注重這些金融機構在貴州的長遠的發展，網點向城市和有基礎的鄉鎮全面延伸覆蓋。其次，支持金融機構的硬件發展，提高信息技術水平，完善信息發展網絡，有效促進金融發展。第三，建立相關的法律對貴州投資融資機制體制進行保障和監督，規范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長期看來，金融發展不管是在量的提高還是質的改變上，都能夠促進貴州經濟的增長。因此，從全局上看，貴州省金融業的總體發展將是貴州省未來發展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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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6
關鍵詞:區域協調政策;經濟增長;產業轉移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0)06-0056-06
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性是世界各國及各區域普遍存在的現象。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長江中下游流域,根據地理位置和自然稟賦的差異,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個區域。從1952年到1978年,蘇南、蘇中、蘇北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7.4%、7.4%和6.6%,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并不顯著。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實行沿海開發和浦東開發戰略,蘇南經濟發展在地理位置和人文傳統方面的比較優勢充分表現出來,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蘇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大力地推動了蘇南農村工業的發展。蘇中地區借由沿江港口,發展了一大批重工業項目,但經濟發展速度遠落后于蘇南。蘇北地區的農業占據了全省的半壁江山,但工業發展嚴重滯后。全省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異迅速擴大,三大區域的人均GDP的比值從1978年的2.8∶1.6∶1擴大到1993年的5.4∶2.1∶1。
上世紀90年代之后,江蘇省委將“區域共同發展”作為江蘇現代化建設的三大發展戰略之一,推進了區域間的各項交流與合作。在這些政策的指導下,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逐步得到緩解,2007年三個地區的人均GDP比值縮小到3.4∶1.7∶1,區域產業政策初顯成效。然而,伴隨著“區域共同發展”戰略的進一步推進,這種強行政色彩的資源配置方式受到了質疑。在區域產業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政策從哪些方面對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發揮了促進作用?已有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強化或者削弱了已有的諸種增長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通過回顧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江蘇省區域協調發展政策,運用江蘇地級市層面1996-2007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江蘇省區域協調發展政策的實際經濟效應,從而為其它地區通過區域政策來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經驗支持,也為江蘇省今后區域政策調整的方向提供指引。
一、江蘇區域發展政策回顧
(一)江蘇區域政策演變
改革開放之后,江蘇省三大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整體上呈現波動性的擴散趨勢。從1984年,江蘇省第七次黨代會提出“積極提高蘇南,加快發展蘇北”的方針開始至今,各項政策輪番登臺(如表1所示),為縮小江蘇省區域間的經濟差距發揮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二)江蘇區域政策評價
盡管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一直是江蘇省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然而,這些政策的具體實施情況則由江蘇省政府的財政實力和整體政策目標來決定。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區域協調政策往往由于省級政府的財政約束以及促進蘇南地區優先發展政策取向而得不到有效的執行。對于蘇南地區而言,自身發展的要求以及與蘇北地區的競爭性,導致他們不會自發地向蘇北地區提供發展援助。進入90年代以后,由于蘇南地區的先發優勢給省級政府帶來的巨大的財政收入,政策往往更多地支持蘇南地區進一步的結構調整和產權改革,如優化蘇南的產業結構,通過企業改制提高企業的效率。而以農業為優勢的蘇北地區得到的政策支持反而不及蘇南。真正有力的政策支持開始于2001年。因為這一年江蘇省政府專門成立了蘇北發展協調小組,其宗旨是促進江蘇省區域的協調發展,從而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組織保障。江蘇省雄厚的財政實力也為這項政策的實施提供了經濟保障。這種支持蘇北地區發展的政策取向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著產業資本的轉移,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直接促進區際產業轉移
從1984年江蘇省開始實施江蘇區域發展政策干預以來,產業轉移一直作為區域共同發展的重要手段。江蘇南北合作的領域也不斷拓寬,涉及農產品生產、農產品加工、工業、商貿、教育、科技、旅游、房地產等各項產業。并且,大額投資規模項目不斷增多,“十五”期間,蘇南向蘇北轉移500萬以上項目663個,項目總投資165.4億元。如連云港藥業、鹽城汽車、淮安鋼鐵、新沂的斯爾克紡織、沛縣的鹽化工項目,都是上10億元甚至是超過100億元的投資規模。同時,越來越多的資本向著有較好產業基礎的機電、紡織和化工等領域集聚。蘇北地區輕重工業結構由2002年51.1∶48.9調整為2007年38.5∶61.5,2007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值達到656億元,比2005年增長一倍。
2.加強蘇北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是促進蘇北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早在1991年,江蘇省就提出要加強蘇北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2004年所頒布的《關于促進蘇北地區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中提出要加大對農村公路建設的投入,蘇北通村公路的補助標準由每公里10萬元提高到15萬元,對縣鄉河道疏浚補助資金由3600萬元提高到6600萬元。2005年頒布了《關于鼓勵蘇南產業向蘇北轉移獎勵政策有關實施辦法的通知》,規定蘇南投資者在蘇北同一開發區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額達3億元起,每年獎勵1千萬元。
3.加大信貸支持力度
在信貸支持方面,各大商業銀行在產業政策的引導下對江蘇產業的南北對接提供有力的幫助。如2006年10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授信120億元用于支持蘇南企業“北上”。這次參加簽約的蘇南企業,均為農行多年支持的重點客戶。根據協議,江蘇農行將對簽約客戶提供一攬子融資優惠政策。2007年8月21日,國家開發銀行為蘇宿工業園提供6億元10年期的貸款,用于方便蘇南產業轉移的基礎設施建設。
促進落后地區經濟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是人力資本的作用。而人力資本的流動方向不是政策能夠輕易決定的。盡管江蘇省政府的區域政策可以通過財政、稅收、土地以及信貸手段降低蘇南和其它地區的產業向蘇北和蘇中地區轉移的成本,增加轉移的收益,但是,這些政策并不一定意味著可以吸引人力資本向落后地區轉移。相反,通過刺激發達地區的產業向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有可能會降低人力資本在促進落后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因為相對于發達地區而言,欠發達地區吸引產業轉移的優勢主要在于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要素以及稅收政策,所以轉移過來的產業往往是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而基于人力資本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則繼續保留在發達地區。鼓勵產業轉移的區域政策往往會強化這種效應,促使蘇中和蘇北地區的人力資本加劇向蘇南地區流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人力資本對落后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偏向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方式從“背井離鄉”轉變為“離土不離鄉”,從而有利于促進本地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江蘇省政府采取了大量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但是整體而言,江蘇省區域發展差距仍然在擴大。從圖1所描述的江蘇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泰爾系數①來看,三大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在整體上呈現波動性的擴散的趨勢。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區域政策沒有發揮作用。一個可能的情況是,如果政府不采取這些政策,區域發展的差距可能會更大。當然,政府政策也可能會導致扭曲效應,關鍵在于其凈效應是否為正。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取與說明
根據前文的分析,選擇以下變量實證研究江蘇省區域協調政策對蘇中和蘇北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因變量為經濟增長率,我們采用蘇北和蘇中8個地級市的GDP的對數形式來度量。自變量則包括勞動力成本變量(wageg)、外資進入變量(fdi)、基礎設施變量(infra)、人力資本變量(tecw)、地理變量(sea,river)以及區域政策變量(policy)。勞動力成本采用區域工資的相對差異來度量,通過計算蘇中和蘇北各地級市的在崗職工工資與蘇南地區在崗職工工資的平均工資的比值來獲取。資本進入變量通過FDI來度量?；A設施變量采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中基礎設施建設的比重和每萬人擁有的公路里程數來度量。人力資本指標由每萬人中技術人員的比重來度量。由于江蘇省于2001年成立了蘇北發展協調小組,我們以2001年為界設定一個時間虛擬變量用以度量江蘇省政策變量,該變量2001年之前取值為0,其余取值為1。地理變量構建方面,在蘇中和蘇北共10個地級市中,沿海的地區記為1,其余的記為0;沿江地理虛擬變量的構建與此相同。沿海的地區有連云港、鹽城和南通;沿江的城市有南通、泰州和揚州。
基于研究的需要,我們構建了一個蘇中和蘇北地區的面板數據庫。該數據庫涉及到1996-2007年蘇中和蘇北地區的8個地級市的數據。這8個地級市分別是揚州、泰州、南通、徐州、淮安、鹽城、連云港、宿遷,其中揚州、泰州和南通屬于蘇中地區,其余則屬于蘇北地區。所有數據均來自1997-2008年間的《江蘇省統計年鑒》以及江蘇省統計局官方網站。
(二)回歸分析
根據已有的變量和數據,我們構建如下面板數據模型:
我們對回歸方程進行Breusch-Pagan/Cook-Weisberg異方差檢驗,結果發現不存在異方差問題。對其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發現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之間存在系統性差別,這意味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好。但是為了觀察地理變量的影響,我們在初步回歸中保留了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實證分析的結果參見表2。
表2給出的結果與我們前文分析基本一致。以工資差異度量的勞動力成本、以FDI度量的外資、兩種不同的基礎設施以及政策虛擬變量均顯著地促進了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但是地理變量卻并沒有對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3給出了政策與FDI、基礎設施以及人力資本的交互作用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貧w中剔除基礎設施交互項主要是基于多重共線性以及該數據時間跨度較短的考慮。勞動力成本只有在固定效應下顯著為負,這與表3的結論一致。FDI和兩種度量的基礎設施的影響與表4給出的結論仍然一致,政策增強了基礎設施的增長效應。而且,交互項得出的FDI和基礎設施的增長效應要超過沒有交互項的情形。由(3)我們可見人力資本-政策交互項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與前文表2(3)相比,其系數降低了。這意味著區域協調政策弱化了人力資本對欠發達地區的增長效應,其原因在于政策促使的產業轉移往往專注于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型的被淘汰的企業,從而導致人力資本作用的余地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無論是政策本身,還是通過其他影響因素,政策虛擬變量都對經濟增長發揮了作用。下面我們將進一步了解,2001年之前和之后,不同的經濟變量如何影響蘇中和蘇北的經濟增長。我們以2001年為界,把所有的樣本分為兩個子樣本,采用上面類似的方法分別依據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參見表4。
表4中的(1)和(2)欄給出了2001年前后各變量影響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經濟增長的差距。2001年以前,勞動力成本與經濟增長成正向關系,即工資越高,有助于促進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經濟增長,因而與效率工資的結論一致的。但是,此后這種關系逆轉了,勞動力成本相對于蘇南地區越低的地方,越有助于經濟增長。這種逆轉可以結合江蘇省從2001年以來實施的區域協調政策來理解。在促進蘇南產業向蘇中和蘇北地區轉移的政策背景下,作為落后地區主要優勢的廉價勞動力無疑是發達地區企業進行落戶選擇的主要因素,因而2001年以來,勞動力成本較低的蘇中和蘇北地區能夠吸引更多的企業進駐,而地方政府也提供了更多的優惠條件來吸引企業進駐,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樣支持這一觀點的是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2001年以前,蘇中和蘇北地區的FDI對當地經濟增長的影響幾乎為零,但是2001年以后則迅速轉為正。而從系數和顯著水平來看,人力資本對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遞增的促進作用。這說明,雖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力資本的效用,但并不影響人力資本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刂破渌蛩夭蛔?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在2001年之前要高于其它地區,但是此后并不顯著。
表4中的(3)和(4)考察了2001年以后附加基礎設施變量后的回歸結果。以財政支出中基礎設施建設比重度量的基礎設施狀況和以道路交通度量的基礎設施狀況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影響,在固定效應模型的情況下,其它變量的影響方向沒有變化,但是顯著水平有所變化。隨機效應模型下地理變量變化很大,在(4)中,無論是沿海虛擬變量,還是沿江虛擬變量,均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因而,這里的結果與表4基本一致。
四、結論
本文采用蘇中和蘇北地區1996至2007年地級市數據,實證分析了區域協調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在省級區域協調政策的影響下,相對勞動力成本對蘇中和蘇北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影響,成本越低,越能吸引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該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就越快。區域協調政策的實施有助于落后地區通過吸引FDI以及改善基礎設施來促進經濟增長。以2001年為界進行的分類樣本分析得出的結論同樣支持了江蘇省級區域轉移政策有助于促進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從而促進落后地區經濟增長這一事實。FDI、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人力資本是產業轉移背景下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卻被弱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是從一個歷史的視角來分析區域協調政策對蘇中和蘇北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沒有探討區域受政策影響而產生的經濟增長差異。因而,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歷史經驗并不與本文的結論相矛盾。區際產業轉移盡管可以促進落后地區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事實上,這種基于低級生產要素如廉價勞動力所轉移的產業往往是發達地區淘汰的產業,高級生產要素會由于發達地區先發優勢形成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而繼續向發達地區集中,從而區域產業轉移并不能保證區域發展差距的縮小。
本文的結論給政府制定政策來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支持,也為其他地區實現區域協調提供借鑒意義。適當的經濟政策,如對基礎設施建設進行財政支持,對轉入欠發達地區的企業提供稅收、土地以及信貸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落后地區的人才培養和使用等等,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往往可以降低落后地區實現經濟發展的門檻,促進落后地區快速脫貧。江蘇的區域發展經驗表明,省級政府必須發揮在其轄區內的不同區域之間進行財政轉移的組織能力和經濟能力,以實現其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同時,政府在促進區際產業轉移過程中必須努力提高轉移產業的層次,減少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在區際間的轉移,提高全省的產業結構,實現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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