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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政策分析范文1
外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遠未結束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點可以用“三F”來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機)、FUelCrisis(石油危機)和FoodCrisis(糧食危機)。索羅斯日前曾指出，美國當前可能面臨“6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目前，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不斷下滑，金融危機已經從次貸蔓延到優級抵押貸款。美國最大的兩個房地產貸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證明。這兩家金融機構持有大約5.3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權，占整個市場規模的44%。這兩大公司面臨財務困境，勢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因此，要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輕心，不要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危機還遠未到達“結束的開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僅僅是“開始的結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內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其國內的通貨膨脹
1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的直接和間接途徑
發端子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影響到了中國，部分中資銀行機構購買的次級抵押債券價格縮水，更嚴重的是，由于中國是美國機構債的最大持有國，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國最大的兩家機構債發行人，因此中國持有的機構債不僅會賬面縮水，而且還會面臨違約的風險。無論如何，“兩房”危機已經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造成極大沖擊。次貸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還會表現在資本流動、貿易保護等諸多方面。隨著次貸危機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極可能導致短期性投機熱錢流入中國，也可能導致熱錢的迅速抽逃。次貸危機和美國經濟下滑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進而造成中國國內輸入型通貨膨脹。而美國經濟下滑又會引發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抬頭。
2美國經濟減速或衰退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研究人員測算，中國出口對美國收入的彈性大約為4。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紤]到其他國家經濟增速也會因美國經濟減速而下降，加上中國出口對許多重要貿易伙伴的收入彈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比重1/5左右計算，美國經濟增速下降1%，中國的總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對中國的通脹形勢必須繼續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動的性質。但本輪通貨膨脹的發生，從根本上、從源頭上說，是經濟過熱的結果。當前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的暴漲，以及國內工資成本的上漲(還有天災)，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發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說，也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過熱的結果。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第一，通貨膨脹的發生和發展，滯后于經濟過熱的發生和發展數個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經濟過熱，不但對當前的通貨膨脹，而且對和未來的通貨膨脹將會發生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高達10.4%，依然高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壓力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存在。
第二，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價管制條件下的通貨膨脹水平。為了改善資源配置，增加供給，政府必然會逐步放松物價管制。由于價格下調的剛性，一旦解除對關鍵性產品的物價管制，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
第三，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如鐵礦石)的上漲——盡管目前已經有所回落，已經而且還將增加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導致中國PPI的上升。
第四，中國的PPI在最近幾個月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10%。下游企業將越來越難以消化PPI的上漲。一些企業將因虧損而倒閉、減產，但這并不意味產品價格不會上漲。因而，CPI很可能將因越來越多的產品的價格上漲而上漲。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貨膨脹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縮指數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豬肉或其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是物價的普遍上漲。
第五，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通貨膨脹的上升趨勢得不到扭轉，通貨膨脹預期將會加強，通貨膨脹預期下的企業和個人的自我保護行為(如要求增加工資、囤積、搶購等)將使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在目前條件下，搶購之類的現象不大可能發生，但工資一物價的上升螺旋卻可能形成。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前瞻:堅決遏制通脹
國務院最近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筆者認為，盡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會因基數和農產品價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現回落，但對通脹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仍應該堅持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首要目標的方針。如果中國能夠及時采取措施抑制通脹，經濟就不需要急剎車;如果過早放松宏觀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就可能反彈。最終不得不急剎車，損失則要大得多。
1抑制通脹無需懼怕經濟增長速度適度降低
由于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抑制總需求。換言之，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的總需求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是增長最快的兩部分。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高于GDP增速。中國的投資率超過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產投資對總投資的增長貢獻最大，且存在較嚴重的泡沫，因此應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點。抑制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必須付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關于“兩防”的方針是絕對正確的，在通貨膨脹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變。投資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的方向，我們沒有必要對兩者增長速度的下降，特別是對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過于擔心。目前速度降一點，是正常的，不必緊張。沒有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升級。
防止經濟過度下滑可以做些預案，但還沒有到需要立即實施的程度。在當前形勢下，釋放出政府將會對“反通脹”方針加以調整的信號是絕對有害的。即便需要對某些具體政策進行微調，也不應使公眾產生“政策將會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貨幣政策松動的預期，許多銀行提前放貸，夸大信貸緊張程度，營造信貸需求旺盛、規模緊張的氛圍，以倒逼中央銀行。溫總理關于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顯示了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決心，為治理通貨膨脹預留了充分的余地。筆者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通脹率4.8%的目標今年恐怕難以實現，可以延長實現這一目標的期限，但沒有必要對此目標加以改變。而且，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最終維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脹離不開貨幣緊縮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話雖然不能說得極端，但寬松的貨幣供應環境畢竟是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通貨膨脹離不開貨幣緊縮。除非通貨膨脹形勢有了根本的好轉，否則，貨幣緊縮的大方向是不會也不應該改變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減少有效需求，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貨膨脹，自然要增加供給，但為增加供給所能選擇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是有限的(減稅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且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一般情況下，即便通貨膨脹是由供給方原因所造成的，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除實行其他政策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須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為求抑制通脹，需要付出更大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1980年代，為了抑制由于石油沖擊造成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滯脹”。但歷史表明，美國當時的經濟衰退換來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貨膨脹。而這種低通脹，則為美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多年的低通脹來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獲得，所付代價將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已經越來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如財政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來解決。
3為了改善經濟結構應繼續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的本次通貨膨脹不能不說同其匯率政策有關。中國本輪通貨膨脹的貨幣源頭及其發展可以分為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優惠的引資政策和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了中國的雙順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雙順差日益固化為結構性的雙順差。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需依賴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在雙順差條件下，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放出人民幣。
第三，央行的干預導致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大量增加。為了防止基礎貨幣的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央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對沖操作:賣出央票，回收人民幣;提高準備金率。央行的對沖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種種制約因素，對沖難以完全沖銷掉過剩的流動性。事實上，中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一直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就為通貨膨脹的發生創造了貨幣條件。
第四，中國的持續、巨額雙順差必然導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產生，這種預期進而導致了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之外的資金的流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央行的對沖的負擔。過剩流動性進一步增加。
第五，解決由雙順差和人民幣升值預期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的最簡單辦法是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需求自由浮動。但是，由于人民幣幣值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一旦自由浮動，上升幅度可能過大。由于擔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中國選擇了人民幣緩慢升值這一路徑。
第六，人民幣緩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掛導致熱錢流入。在人民幣升值速度緩慢條件下，防止熱錢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實行資本管制。
4必須加強資本項目管制
如果已經確定了人民幣緩慢、漸進升值的方針——盡管筆者不認為這是最佳方針——我們就需加強資本管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取決于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當資本管制完全有效時，才談得上人民幣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國自行掌握。當前央行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理的方針是非常必要的。但筆者認為力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強、覆蓋面應該進一步加寬?！皣肋M寬出”應該調整為對進和出都實行有效管理。在強化對“熱錢”防堵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對“熱錢”突然流出、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而防患于未然。
宏觀政策分析范文2
關鍵字：宏觀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Abstract: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show the country or the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way conscious use of certain policy tools,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in order to achieve a certain policy go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2003 to 2011 year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understand the polic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process whether fully play a role. In other words, how effect, is obviously a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and answer important issues. It to China's futur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and to keep the rapid economic, st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 macro policy,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中圖分類號：D912.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2003—2008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分析
進入2003年，由于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國經濟增長中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有兩個問題：一是糧食問題，糧食供求關系趨緊的問題逐步凸顯。糧食播種面積連年減少的同時，人均糧食占有量也達到歷史的最低點；二是投資問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在建規模大，一些行業和地區投資過度擴張。
歷史的經驗多次證明，投資膨脹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痼疾。由于投資增長過快，使得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1）投資膨脹助長了信貸規模過度擴張，信貸擴張反過來又推動投資更快增長，兩者互為因果，互相推動；（2）投資膨脹加劇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得更緊；（3）投資膨脹以及煤電油運供應緊張，必然拉動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加大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實施了“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既不盲目放松調控力度，也不輕易緊縮調控力度，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
2008年下半年，美國房地產市場衰退和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與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比，這次金融危機情況復雜嚴峻，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發達國家金融體系受到重創，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同時2008年我國又遭遇了冰雪凍災、地震等嚴重的自然災害 2008年11月，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決定我國再次轉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求使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態勢。
此次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背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物價表現。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間，CPI呈現先揚后抑的走勢，連續6個月回落。而2008年9月和10月的PPI也呈現回落走勢。這種情況下說明高通脹的壓力基本消除，要預防通貨緊縮。
（2）經濟增長情況 。由于金融危機影響向實體經濟蔓延，國內宏觀經濟增速的回落成為此次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原因。統計顯示，我國GDP增長率在2007年第二季度達到11.9%的高峰后連續5個季度逐季下滑：2007年第三季度為11.5%，2008年第一季度為10.6%，第二季度為10.1%，第三季度則降到9.0%。
（3）外匯儲備充足 200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僅為1656億美元，但之后幾年外匯儲備增長迅速。2006年2月底，我國國家外匯儲備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
此次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投入4萬億拉動經濟增長。
二、2009年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1、擴大政府公共投資2、促進擴大消費需求3、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 4、推動經濟結構優化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6.9萬億元，同比增長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個百分點。企業、居民活期存款增加較多。各項貸款繼續快速增長，中長期貸款占比逐步上升，個人消費貸款增速大幅回升。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7.37萬億元，同比多增4.9萬億元。6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4.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0.2個百分點。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繼續下降，6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98%，比年初下降0.58個百分點。
中國央行《2009年四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指出，2010年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報告明確指出，2010年我國將繼續執行2008年末啟動的四萬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均衡投放，優化信貸結構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至關重要。
三、2010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2009.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定下基調：在中國經濟企穩向好之際，明年經濟增長將重點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功夫”。 從2009“保增長”為首要任務，到2010“促轉變”為發展重點，政策思路的調整凸顯中國在應對危機中力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決心。
積極的財政政策：1、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框架，配合貨幣政策做好總量調控 2、充分發揮政府公共投資作用，落實投資重點，確保項目可行性和施工質量3、努力拉動社會投資，逐步切換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4、支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促進產業升級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1、從抑制通脹角度出發，貨幣政策應由側重于“寬松”轉向“適度”。 2、信貸政策應更加注意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面對復雜形勢，更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 4、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大外匯市場的波動幅度，更好地發揮市場在匯率決定過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幣匯率能夠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宏觀政策分析范文3
關鍵詞:國際收支平衡;宏觀調控;金融危機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alyzing Chinese balance of payments condition and studying the relation to influence mutually of macroeconomic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It makes use of the lately- define index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 rate of balance of payments,the rate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the rate of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economy to analyze equilibrium in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otherwise,then inquiries into and puts forward the standpoint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hat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low level and the equilibria for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economy should be carried out when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period.
Key Words:balance of payments,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policy,financial crisis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6-0030-04
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前后中國國際收支平衡問題成為中外焦點。國際收支作為我國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重要環節,需要綜合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加以調控。
一、國際收支平衡的度量方法
“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根據在一定的條件下國際收支狀況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可持續發展而言的,是指相對的、動態的、區間性的、適度而又可維持的平衡概念。
度量國際收支平衡的指標主要有3個:
國際收支差率(k)=(近12月)國際收支(經常、資本)差額(A)/(近12月)國際收支總額。這項指標反映國際收支差額偏離程度,是各種涉及國際收支及其差額因素綜合的結果,它的變化并不隨經濟發展而國際收支總規模變化而變化,差額變化但總規模也變化而差率可能不變,此時平衡狀態其實沒有變化;差額不變但總規模變化時差率卻變化,此時應該說平衡狀態發生了變化(如兩頭在外、自相平衡的出口加工貿易只是影響差率而非影響差額);順差大并不能說明熱錢流入,順差變大、總規模未相應擴大甚至減少時差率將明顯上升,在貿易、投資政策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可能有熱錢大量流入,進而可能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反之(即使是國際收支順差情形)熱錢大量流出也會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在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下國際收支順差大、差率也高、并非一定是國際收支失衡,雖然加大進口或加大對外投資就能控制順差、直接干預國際收支,但現實往往是相對擴大總規模以調節差率、保持順差、維護相對平衡。因而差率比差額更能反映國際收支相對平衡狀況和匯率承受的相對壓力。將國際收支差率分為四個區:逆差率區(下沿為歷史最低)、低順差率區、中順差率區、高順差率區(上沿為歷史最高),一般情況下,都應該處于中、低順差區,當國際收支差率上升到歷史高位或下降到歷史低位,就可能存在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匯率升值時,國際收支差率高就存在收匯貶值風險,應調低順差率;反之,可調高順差率;在經濟周期的峰谷區和金融危機時期,國際收支差率應維持在低、中順差率區或朝此方向調控。
外匯儲備率=外匯儲備/(近12月)國際收支(經常、資本)支出額。這項指標反映外匯儲備與國際收支中全部付匯需要的對比關系,其值過高則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風險大;過低則對外付匯能力不強。因而是研究對外付匯能力和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有效指標。當外匯儲備率較高時,國際收支差率在中、低順差區的選擇余地較大,反之國際收支差率應相對偏高一點。要避免出現尤其是持續出現逆差率區+低外匯儲備率或高順差率區+高外匯儲備率的情形。在匯率升值情況下,應適當降低外匯儲備率和國際收支順差率以減少風險。
外經比率(j)=國際收支總額/國民生產總值。這一指標反映對外經濟與整體經濟的比例,反映國際收支總量的相對水平、經濟開放程度、經濟增長對外依存度和內外經濟相互協調程度。它與“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在圖像上波動比較吻合,但后者未包含資本項目。外經比率值過高說明內外經濟缺乏勻稱、相互失衡,一旦外部條件變化受到的沖擊將很大且外部風險容易傳入國內。衡量外經比率高、低只能根據各國國情及其一定時期的發展戰略進行縱向、橫向比較,一般情況下它的變化應該是較為平緩的、漸進的,只有當內外經濟環境、內外經濟結構和相互比例、經濟增長方式等因素發生激烈變化(如國內、外經濟、金融危機)或經過較大的調節時才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出現拐點。
如下圖,中國1993年以來國際收支的低順差率區為0至0.04,中順差率區為0.04至0.08,0.08以上為高順差率區。2007年國際收支差率處于近十年來最高水平為0.103、2008年0.098也接近次高(1997年中國實行國際收支申報制度影響前后數據的可比性),并已連續六年基本處于高順差率區,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已經凸現、匯率承受升值壓力。我國外匯儲備率一直處于總體上升趨勢,2008年為最高水平,表明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風險大。我國外經比率(已用年末匯率折算)在1993年至2002年均維持在0.456至0.67之間,自2003年0.84逐年較快遞增至2007年1.26(2008年預計在1.03左右),表明經濟增長對外依存度過高、風險較大,內外經濟逐漸缺乏對稱、相互失衡,所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經濟受到很大沖擊、因美元資產風險的損失巨大。綜合這些指標和人民幣匯率(中國2005年匯改以后的匯率數據具有參考價值)持續升值情況,表明2007年我國明顯存在著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和外匯儲備風險問題,2008年各項指標多已出現拐點或(如外匯儲備率)將要出現拐點。出現這種相對數指標的拐點正是兩個相比指標變化速度快慢的逆轉。
未來中國經濟和國際收支狀況主要取決于世界金融危機的演化,實施怎樣的宏觀經濟政策需要基于對形勢的預判。如何由國際收支“糾過偏”轉向“防逆轉”,需要我們反思和明確宏觀經濟調控思路。
二、關于國際收支平衡與宏觀調控政策的思考
(一)宏觀經濟與國際收支相互影響的關系
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宏觀經濟存在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與國際收支平衡四個重大問題,這四個目標既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又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沖突。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和國際產業轉移不斷加快的背景下,要求我們把內外經濟結合起來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恒等式“國民收入=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凈出口=消費+儲蓄+政府收入”,是一個反映內外經濟的關系式。我們還可從資金供求來看外匯收支與貨幣政策實施的關系,貨幣供給來自兩大資金創造機制:一是基礎貨幣通過商業銀行信貸、外匯放款等來創造;一是基礎貨幣通過央行直接購買的外匯儲備來實現。
在宏觀經濟政策四大目標中,國際收支是一國國內經濟情況的對外反映,國際收支失衡是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失衡的綜合結果。根據國際收支調節吸收分析法,在內需不足、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情況下,實行經濟快速增長、擴大就業,就會表現為大量的貿易順差并伴隨資金凈流入,持續大量順差和資金流動性過剩就將促進國內通貨膨脹,最終要在無通脹下充分就業和持續快速穩定的經濟增長就有困難。另一方面,根據國際收支平衡的結構理論,國際收支失衡也可能是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單一、老化、落后等引起,從而影響外部失衡,需要改善經濟結構才能改善國際收支狀況,通過改變生產結構和產品性質,由此增加出口增長率、減少進口收入彈性,才能在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又能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同時,如果一國的外部均衡難以實現,反過來也會影響內部均衡的目標。尤其是在金融、經濟危機時期,國際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失衡、劇烈動蕩,會通過貿易、投資影響國內經濟均衡和國際收支平衡。
現運用新定義的指標建立宏觀經濟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式。根據國際收支差率k、外經比率j的定義和國民收入Y=價格P*經濟總量Q,我們有:
A*h=j*k*P*Q
其中:A為國際收支差額,h為匯率。因此我們有各項指標的增長率關系式:
dA+dh=dj+dk+dP+dQ
要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如dQ>8%)、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如國際收支差率0.098由高順差率區到中順差率區即-59.2%
由此可知:①必須首先明確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機時期;②貨幣政策仍然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關鍵;③國際收支差率變化空間大,說明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影響巨大且彈性空間大;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機、經濟出現拐點時期國際收支差率將會發生巨大變化,國際收支平衡問題極其重要;④對外經比率影響大的是出口依賴型經濟增長方式,其中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貿易也對國際收支差率影響極大,改變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才是實現宏觀調控的有效途徑。這是總量問題通過結構調整來解決的根本轉換點。
(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主要依據
西方各國的經濟政策目標一般遵循“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的思路來進行,國際收支平衡通常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而被忽視,在國際收支平衡與其他目標發生沖突時,往往以犧牲“國際收支平衡”這項目標以求得其他目標的實現。
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基本上也是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幣值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對于在世界金融危機時期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目標,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以下的認識:一是反周期、反危機是長期調控原則,因為經濟日益全球化、虛擬化和政治化加劇動蕩和危機;二是防通脹是長期的任務,因為有競爭壓力主導的經濟快速增長和國內外充裕的資金推動;三是國際收支平衡、匯率穩定是長期的需要,否則經濟可持續快速增長缺乏長期的基礎條件;四是儲備資源是長期的戰略,因為資源日益減少而資源又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五是擴大內需是長期的趨向,因為應該在激烈競爭中擺脫外需的制約,同時正如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將會逐漸形成消費水平提高而國際收支順差減少的趨勢。六是優化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的永恒主題。每一次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不僅需要應對危機減少風險損失的政策措施和經過反思糾正失誤、消除禍根,而且還往往伴隨著一場深度的產業轉換、結構調整、技術革新。這次空前的危機也不例外。這些是我們制訂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和進行政策搭配的依據。
因此,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是根據反周期、防危機、防通脹的調控原則和擴內需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要求,把控制國際收支差率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約束條件,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約束下內外均衡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宏觀調控所追求的長期目標是相對穩定的,長期目標是制訂短期目標和進行當前政策搭配的依據。針對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短(中)期目標是:“保平衡,擴內需,調結構,促增長,防通脹”。其中“保平衡”就是在世界金融危機情況下保經濟平穩,實現包含國際收支平衡在內的內外均衡。
(三)國際收支平衡及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搭配
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的人民幣處于升值趨勢和資本項目管制且市場體系不健全,對于復雜多變的形勢、多政策目標及其多約束條件,我們需要科學地搞好五個結合:一是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的結合。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短期目標應體現“抗風險、自消化、抓機遇”的特征,長期目標則體現“穩起步、大變革、快增長”的特征,在政策實施中應有機結合起來,相機抉擇,保持政策的前瞻性,從容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可能向好的、也可能向壞的方面演變,從容迎接金融危機可能引領全球和中國進入新的大變革時代。二是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結合。即宏觀經濟政策四大目標的結合,目前要把國際收支平衡放在首位,使國際收支差率控制在中、低順差率區;通過內外政策的搭配,化解內外均衡的沖突。三是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的結合。雖然總量控制是當務之急、結構調整是緩慢過程,但目前就應著力結構調整、產業轉換及其技術革新,由被動的需求結構變化到主動的需求結構調整、由需求結構轉變到供給結構的調整。四是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結合。要使地方和中央的目標一致,企業、銀行、政府的目標一致,防止地方、企業只求增長、不顧宏觀利益和長期效益的傾向,對進出口、引進外資、信貸、物價等各方面不可偏頗和各行其是。五是外匯政策和其他政策的結合。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調控國際收支差率和外匯儲備率,外匯政策是重要方面,但其作用主要在外匯兌換環節,因此,其他政策如貿易、外資、外債等前位環節的政策也是重要的,應該配合實施。
三、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及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建議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謹慎的貨幣政策
由于穩定出口和增長、鼓勵個人消費均需要低稅,而來自普遍陷于困境的企業、重挫的股市和蕭條的房地產業等方面的稅收減少,寬松的財政政策是難以為繼的,赤字政策在危機時期是風險很大的。因此財政除了對十分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優先扶持的主導產業投入外,應主要用于民生、刺激內需尤其是消費、促進內部循環。鑒于國內外資金面十分寬松而經濟增幅難于很快提升,防止滯脹是當前金融危機時期的重要問題。因而實施貨幣政策要審慎、由偏松到偏緊,關鍵在于保持信貸投放的有效性,將其重點用于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革新,切不可流入股市和房地產。當世界金融危機見底和消除后才可能實施平衡節余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
(二)在實施低水平的國際收支平衡政策的同時,對內實施適度投資和擴大消費的政策
實行低水平的國際收支平衡即國際收支總規模較小的平衡,這在其他經濟總量指標仍然相對較高、尤其是外匯儲備較大的情況下是有利而安全的,這是防范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可能繼續深化而帶來進一步沖擊的策略性措施。2007年我國外經比率即國際收支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1.26較高,這種經濟增長的依存度過高是有風險的。為此,需要轉變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出口加工貿易為重的格局(并能減緩國際收支差率過快下滑而有利于維護國際收支平衡)。正因如此,只能通過國內(實體)投資和(個人)消費來彌補。因此當務之急還是重點擴大消費,提高基礎性的消費水平。增加農業投入以促進農村消費;把擴大消費相關的產業發展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進對此投資。
(三)實行國際收支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相結合,促進內外均衡
必須調整產業政策,淘汰一些落后的、嚴重過剩的生產能力,優化進出口商品、利用外資項目、對外投資的結構,通過高效能的出口和進口及其相對平衡來促進國際收支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支持科技研發、技術革新來促進產業轉換、升級和完善產業鏈,著力于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精加工產品的出口;通過擴大進口來支持這些產業發展和促進內需擴大的相關產業發展,并不斷促進進出口平衡。需要組織積極的對外投資尤其是直接投資(并以此帶動勞務輸出、促進就業)促進資本項目相對平衡和彌補我國產業結構的缺陷,逐漸實現以投資收益順差不斷增加來彌補貿易順差的不斷減少。
(四)在世界金融危機時期對外匯堅持必要的管制性調控政策,對貿易實行必要的扶持性和保護性政策
繼續樹立外匯收支均衡管理理念,加強資本項目管理,強化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管、防止投機性資金的沖擊帶來更為不利的影響,結合平衡要求戰略性地組織對外進行有價值的實業投資,對人民幣走向世界不必急于求成,處處體現我國經濟利益和安全原則。在貿易政策方面,繼續實施出口退稅的補貼措施,增加對出口企業的扶持以避免出口過快下滑,但對資源類出口實行限額;不斷加大對重要物資(如石油、黃金、資源、能源)的進口,通過進口來支持擴大內需所進行的產業轉換和結構調整,運用一定的進口配額和限額手段換取出口貿易障礙的和解、防止進口對民族經濟的沖擊。這既是通過加強外匯收支管理以調節國際收支,又是適時主動地減少一定的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降低國際收支差率、外匯儲備率、外經比率,是有利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減輕外匯儲備風險、實現內外均衡的。
(五)保持匯率、利率和物價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穩定發展
匯率、利率和價格是重要的經濟杠桿,都是政策調控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手段。匯率、內外資金利率差、價格差,是影響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無論在短期還是中長期,均需要保持匯率、利率和物價穩定。尤其是近兩年人民幣匯率升值使匯率對進出口和國際收支調節的邊際效應逐漸增大,但匯率繼續升值在當前對企業進出口、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利。實施穩定的匯率、利率和價格政策也是穩定我國證券市場和房地產業、穩定資金而避免大量出逃和穩定經濟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宏觀政策分析范文4
【關鍵詞】 房地產;宏觀調控;影響因素
一、近年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及其目的
1.1998年～2002年(平穩發展期)――“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這一時期國家對房地產業調控的目標重點在于:大力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滿足城市化需求,推動宏觀經濟的發展。主要政策涉及三個方面:(1)實行住房市場化改革,提高房地產投資收益,吸引社會資金進入房地產業,加快房地產穩定發展;(2)通過金融體系(商業信貸和住房公積金)為購房者和投資者提供融資,通過增強居民購房能力和企業開發能力,促進房地產業發展;(3)通過稅收制度提高居民購房和銀行發放貸款的積極性。
2.2003年～2006年4月(快速發展期)――“調控供需、抑制房價”?；谶@一階段房地產投資過熱和房價上漲過快的現象,國家開始出臺一系列調整政策,通過調控供給總量以及需求總量,從而抑制過熱的投資和房價的過快上漲。具體來說,2005年2月之前著重從土地著手調控住房供給總量: (1)整頓清理土地市場,控制土地供給總量;(2)土地實行招拍掛,提高項目自有資本金要求。從2005年3月開始,為抑制房價過快增長,政府開始著手通過金融稅收手段調控住房需求總量:(1)提高首付款比例和貸款利率;(2)提高住房交易稅;(3)打擊“炒房”。
3.2006年5月～2007年9月(調控期)――“調控住房結構、穩定房價”。之前通過調節供需并沒有抑制住房價的過快增長,反而助漲了房價,國家改變了調控思路,著重通過調節住宅結構來抑制房價,以中小戶型降低套價,以保障性住房緩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
4.2007年10月～2008年10月(全面調整期)――“穩定、保障、發展”。自2007年四季度以來,在國際金融危機不斷蔓延、國內宏觀經濟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國房地產市場逐步由2007年的過熱轉向理性回歸,市場呈現出全面調整的態勢。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出臺各種措施拉動消費信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步放松,“購房入戶”、“放松二套房信貸政策”、“鼓勵開發企業降價促銷”等關鍵性政策先后出臺,市場下行態勢得到初步遏制。這一階段房地產調控目標重點在于:大力建設住房保障體系,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
5.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復蘇期)――緊縮政策松動,刺激市場復蘇。2008年8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跌入谷底(同比下降35.7%);8月以來房價指數一直環比下降,12月跌至谷底(-0.7%)。9月,受雷曼兄弟倒閉、金融危機影響進一步擴大的影響。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刺激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房地產業也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手段。2008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后,金融政策轉向“積極”,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五次降息。10月27日,央行決定將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的下限擴大為貸款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20%。12月30日,國稅總局、財政部規定:個人將購買超過2年(含2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
6.2009年11月至今(抑制期)――防范泡沫擴大,遏制房價過快上漲。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回升,近期部分城市出現了房價上漲過快等問題,各相關部門紛紛出臺政策進一步加強和改善房地產市場調控,穩定市場預期。2009年12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表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拉開了“抑制性政策”大幕。2010年1月10日,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二套房貸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給,合理引導住房消費,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需求,加強風險防范和市場監管,加快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落實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責任五大方面共11條措施,簡稱“國十一條”。
二、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因素分析
1.中央和地方政府因素。地方政府之所以對國家宏觀調控執行不力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二者之間管理目標的差異。首先是土地,土地所有權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由土地產生的收益大部分歸地方所有,廉租房建設和經濟適用房建設對土地出讓涉及有限,如果地方政府從嚴控制土地供應結構,無異于斷掉地方政府的“糧源”。如果地方政府從嚴控制房地產投資速度,就會減少對土地的需求,從而減少政府從土地出讓中獲得的收益。其次是稅收,房地產業的高速發展,不僅會帶來土地收益的直接增加,還會帶來地方稅收的增加。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都屬于地方稅收,由地方財政所掌握,這也強化了地方政府對房地產業高速發展的愿望。地方政府執行不力,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托市的作用,縱容房地產價格節節上漲,急于將房地產業培養成支柱產業,保護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對于房地產業的管理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2.金融機構因素。在中國房地產金融體系中,為降低住房消費貸款中消費者違約風險,將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消費者住房消費貸款綁定在一個銀行,當消費者出現違約情況時,開發商將付有一定的連帶責任。在銀行與房地產開發商的博弈中,由于銀行之間處于一種充分競爭狀態,區域房地產商卻是寡頭,這樣使得開發商處于明顯的強勢。由于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房地產消費貸款的綁定,使得銀行為獲得信貸業務,不得不在房地產開發貸款方面作出讓步,否則就會面臨既失去開發貸款又失去消費貸款的可能。房地產具有固定性和價值量大的特性,被公認是優良的抵押物。但是在我國,銀行卻沒有把抵押的房地產處置的權利,一旦出現住房消費貸款的違約,銀行很難得到有效的補償。為降低風險,銀行只有轉嫁一部分給房地產開發商,形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綁定住房消費貸款以脅銀行”的局面。雖然央行多次上調房貸利率,建設部也上調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希望以此抑制房地產消費,從而抑制房地產投資,但并沒有改變房地產與開發商談判的地位,從而影響房地產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的實現。
3.開發商因素。房地產業由于其商品自身的特點和市場的不完善等因素,形成了明顯的生產者市場,是阻礙宏觀調控實施的關鍵性因素。由于房地產具有固定性、區域性、開發周期長和價值量大等特點,使得不同區域的房地產商品無法在短期內根據自身市場供求狀況進行流動,難以形成統一的市場競爭價格。同一區域的開發商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會規避競爭,通過屯地等方式圈定各自的“勢力范圍”。由于房地產開發所需時間長、資金量大,土地又稀缺有限,使得潛在威脅者難以進入。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區域內就只會存在少量而有競爭力的開發商,形成區域寡頭壟斷的局面,使得定價權就幾乎完全落到了開發商手中,取得了定價權和控制權之后,由于國家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引發的開發商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輕而易舉的通過提高房價的形式攤到消費者身上,而不是通過減少利潤來維持生產。為規避競爭,在先進入該區域的開發商定價之后,后來的開發商會實施價格跟隨戰略,影響調控預期目標的實現。
4.消費者因素。一方面加息使得中低收入者的自住需求因貸款成本的提高而受到抑制,還面臨著開發企業將資金成本轉嫁到房價中的可能;另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資投機需求將積極入市。一是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他們將越來越多的資金用于儲蓄和投資;二是由于通脹的壓力,使得高收入者寧愿將資金以資產的形式保值增值,將促使其將資金盡可能地轉換為房產等資產形式。住房具有居住和投資的雙重特征,在現有宏觀經濟背景下,一些大中城市住房的自住性需求和投資性需求都非常旺盛,調控機制對投資性需求抑制不到位,對改善性需求存在“誤傷”,對自住性需求缺乏合理引導,我國傳統的住房消費觀念是“居者有其產”,導致住房剛性需求巨大。
參考文獻
[1]黃志強.如何看待近期政府對房地產價格的宏觀調控[J].福建論壇.2005(8)
宏觀政策分析范文5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澹捎謁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訙往草x贛肫浞⑸璐形孕緯梢釁氈櫚摹跋Т被頡吧鞔畢窒?，货彼圑策对诊勦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灭?？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 ，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 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 ，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宏觀政策分析范文6
2017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貨幣政策如下
兩次可參考的“內緊外松”。
中美貨幣政策發生過三段背離：1991年4月到1992年9月，2007年9月到2008年10月，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考慮到90年代初我國的對外項目并沒有充分開放，后兩段政策背離對我們參考意義更大，這兩段時期都是內緊外松。這兩個案例的啟示是，內緊外松會引發匯率升值和資本流入壓力。可以推斷，一旦“內松外緊”，將引起人民幣貶值和資本流出壓力。因顧忌美國的第二次加息，國內貨幣政策寬松延后。但一旦出現“內松外緊”的背離時，將增加人民幣貶值和資本流出壓力。
國內債市走向主要還是取決于國內經濟通脹形勢和貨幣政策取向，長期視角看多。
從歷史經驗看，國內經濟基本面和貨幣政策取向對債市影響更大。雖然近期美國加息預期短期制約國內貨幣寬松進程，從而間接影響了債市，但債市走向還是取決于國內經濟基本面。利率在長期是內生于經濟形勢的，貨幣政策則是根據經濟形勢而調整的。2016年5-8月基于通脹回落預期，我們看多債市，為投資者抓住了全年最大的一波行情。近期房地產調控之后，隨著經濟通脹再度進入下行通道，貨幣政策有重啟寬松需求。我們認為中國作為大國，貨幣政策應以內部目標為主，未來將通過匯率貶值和加強資本管制的方式(不可能三角)，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考慮到短期控房價、去杠桿和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貨幣政策暫時中性。2017年1-2季度，隨著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國內經濟通脹回落，貨幣政策可能再度寬松。因此，我們在國慶期間判斷，房地產調控利好債市，經濟通脹下行預期、理財監管推遲和銀行收縮房貸后的配置需求，國慶后債市如約走強，10年期國債收益率探至2.65%的新低。
國內貨幣政策若再放松，對股市利好，前提條件是：匯率貶值不會引發資本流出失控。
貨幣貶值并不可怕，怕的是資本流出失控。今年英鎊閃貶，英國股市是漲的。2014年俄羅斯盧布暴貶，房價是漲的。1997年泰國死守匯率，資本出逃，最終匯率失守，股市房市崩盤。中國2015年8月、2016年1月和2016年5-8月的前3波貶值對金融市場影響差別很大，前兩波貶值均對應了A股閃崩，但是第三波貶值債市是漲的、A股也走出一波吃飯行情，金融市場對前3波匯率貶值的反應模式完全不同，可能跟央行加強資本管制有關。前2波貶值期間，每月資本流出1千億美元，而第三波貶值資本流出大幅放緩。如果央行能夠通過干預資本流出進而阻斷匯率貶值對金融市場影響的渠道，國慶后開啟的第四波匯率貶值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沖擊整體可控。
“內松外緊”黃金有交易價值。
如果未來中美背離“內松外緊”，美元走強(大宗商品以美元定價)，長期實際利率走升(機會成本上升)，這將壓制黃金。但是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后，黃金有交易價值，比如2016年上半年市場下調美聯儲加息預期，引發美元指數從100回調到92，黃金走出一波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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