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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城市精細化管理范文1
關鍵詞：城鎮化；建設；內澇
中圖分類號：C912文獻標識碼： A
一、城市內澇的成因
(一)不斷變化的城市氣候
新型城鎮化建設對城市的氣候有一定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城市突出的熱島效應，加之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促使城市局部頻繁發生極端天氣。“逢雨必澇”成了中東部城市的通病。今年5月初，我國南方入汛以來的強度最強、范圍最大的一輪降水，使南方和東南部諸多城市成為一片“水城”。經統計湘潭市近40年來的氣象資料，對歷史極端降雨事件的趨勢進行分析，湘潭市暴雨的年代際特征較明顯，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出現的暴雨頻次較多，21世紀中期開始全市又進入暴雨明顯增多階段。
(二)迅速增加的城市地表徑流量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大規模使用不透水材料如混凝土和瀝青等，造成雨水不能很好的深入至城市路面，不斷增加了不透水面積，加大了徑流系數，增加了地表徑流，加快匯集速度，造成城市低洼地方出現了積水。同時，城市不斷擴張的面積致使水土流失，造成城市出現了紊亂的水體循環，地下排水管網排水不順暢，人為降低了城市的排澇能力。
(三)設計標準不能適應城市化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經濟發展的限制，我們初期設計的雨水排水工程重現期僅是0.33年～0.5年。雖然2006年的室外排水設計規范修訂城市排水重現期為0.5～3年，重要地區達到3～5年。但是在實際過程中，很多城市一般采用了這一標準的下限，一些老城區甚至要比規定的下限還低。
我國在2011年修訂了室外排水設計規范，其中規定排水工程設計重現期如下：設計雨水管道重現期，應當綜合匯水地區特點、地形特征以及氣候等因素決定。相同的排水系統能夠采取相同或者不同的重現期。通常采用1～3年的重現期，關鍵干道、重點地區或者短時間積水極有可能引發嚴重后果的地區，通?？梢圆捎?～5年，并且聯系道路設計，尤其對重要和次要地區可以逐漸增減。能夠看出，已經修訂的規范適當上調了設計重現期。誠然，僅僅對城市排水系統的重現期標準進行調整并不能有效治理內澇，但是應當重視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相適應。
(一)美國
美國政府通過總結從前教訓逐漸改善了防洪措施，最終獲得了全面、協調的措施。美國在1927年推崇萬能堤防的防洪對策。美國政府從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轉變了思路，第二年頒布了防洪方法，該方法授權了治理河道，開辟滯洪區等。之后，由于洪范區地價便宜，引起了投資者的關注，迅速發展了洪泛區的經濟，促使美國在1986年頒布了國家洪水保險法。通過立法與工程舉措并重，還有經濟激勵的手段。這種"三位一體"的城市內澇防治機制，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規劃具有現實的參考意義。
(二)日本
日本是頻繁發生洪水的國家，在治水過程中對人與自然的統一和諧十分重視，將蓄洪作為防洪主要措施，對河道壓力有效減輕。
其一是廣泛的在城市地下構建蓄水池，并且在1998年構建了人和自然共生研究所，具體保全與恢復河川與湖泊等自然環境，促使日本很好的保留了大范圍的生態自然蓄洪區；其二是市政道路建筑材料具備透水性。
(三)德國
德國在治水思路上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是單一目標治理，之后逐步轉變為對水環境進行保護的綜合多目標治理。他們認為洪水屬于自然現象，不可完全受到人為的控制，雖然單一目標獲得了較大成績，但是對洪水自然條件人為進行了改變，較多干擾大自然，通常對自然環境進行了破壞，進一步威脅人類利益與安全。因此，德國從保護生態環境與治理環境整體出發對防洪工程積極考慮，保持河流的自然狀態，為洪水提供充分的通道。
三、城市內澇對策
(一)構建城鎮防洪、排水和排澇工程
當前，我國已經構建了城市防洪與排水系統，分別應用在江河水系流域洪水災害的防御與排水系統設計重現期內部的暴雨徑流。兩套系統分別包含了對應的職能部門和設計標準。但是，在設計排水管道標準與城市防洪標準之間，缺少一整套體系對城市內澇災害積極防治。而在原有城市排水管道體系之上，利用對排水管道的改建進一步提升城市城市排澇標準不具備可行性。一方面，改建地下排水管網的成本較高，并且容易擾亂城市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城市地下空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改建城市排水管網勢必對其他管道系統造成影響。所以，要從根本上治理內澇，就需要構建防洪、排水以及排澇三套工程系統。
(二)完善雨水截污設施，建立生態廊道
積極借鑒發達國家利用雨水的成功經驗，強化豐雨和欠雨城市利用雨洪的能力，增加收集、蓄滯、處理雨洪的設施，有效緩解城市供水壓力，進一步產生集約資源、節能減排的科學系統；沿海城市適合構建就地下滲雨水設施，減輕城市排水壓力，避免快速匯集雨水形成洪澇損失。積極采用環保方法，綜合發展城市綠化區，增加植物保水措施，建立綠色生態廊道。
(三)加雨監測預測，完善災害預警機制
通過新一代天氣雷達系統和布局合理、密度適宜的區域自動站監測網絡，加大對降水的監測力度，逐步提高氣象災害的監測預警能力。另外在加強城鎮的精細化預報方面可以探索開始城鎮內澇預報，根據當地的地形、降水強度和排水速度等，預測出哪個地區出現的內澇的可能性大。從而做出應對措施。另外還要加強完善災害預警機制，即利用廣播、電視、網絡、預警手機短信等多種手段實現及時高效災害預警信號，通過科普教育、災害應急演練、完善應急預案和加強各部門的應急聯動等方式最大程度避免人員傷亡和減少經濟財產損失。
(四)加強建設監督管理體系
保證排水工程安全運行和管理的重要措施是城市排水工程數字化。數字化是合成信息，能夠積極了解工程運作狀態，對排水系統科學管理，是解決城市內澇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建設數字化的排水工程具體內容包括建設綜合數據庫、構建排水工程模型、開發業務軟件系統以及搭建硬件支撐平臺。
結束語
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速度在未來勢必加快，也會進一步擴大城市規模。假如繼續任憑設計不科學和不合理的城鎮化建設規劃，勢必產生更加嚴重的城市內澇災害。因此，城鎮建設管理部門應當高度重視建設城市防澇體系，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建設理念。構建城市排澇體系，需要合理規劃土地應用，限制內澇風險區域內的發展。并且綜合國內外防治內澇的寶貴經驗，聯系地區的實際情況，科學制定城市防治內澇以及有關土地利用規劃。在這個前提下，各相關職能部門應當加強合作，數據資源共享，構建全面科學的城市內澇預警防控體系，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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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城市精細化管理范文2
【關鍵詞】城市內澇 綠地 措施
近幾年，隨著各地的強降水或連續性降水增多多個大城市出現內澇。據統計2008年到2010年間，全國351個城市中的60%在降雨量達到50厘米以上時曾發生過內澇。城市內澇的危害是嚴重的,不僅致使城市交通堵塞,破壞了城市的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嚴重得危害了城市居民的生命財產，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城市的經濟發展。
1 城市內澇的形成原因
近年來，城市內澇問題日益嚴重，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1）極端天氣增多。我國大部分地區屬大陸性氣候，降雨分配年際不均勻，年內也不均勻，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暴雨是夏季降雨的重要特征。近年來，由于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大氣氣流季節性異常，我國極端天氣頻發，很多地方出現特大暴雨，有些城市甚至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短時內大量降雨，造成城市排水系統癱瘓。
（2）城市框架拉大。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地面硬化面積也急劇擴大，這不僅會造成城市熱島效應，中心城區容易出現強降雨；而且使地面雨水滲透力嚴重下降，當出現暴雨天氣時，雨水大量涌到排水管道，容易造成排水管道擁堵。同時，由于城市綠地系統不斷被蠶食和自身設計的不合理，導致其沒有發揮蓄滯雨水的作用。
（3）排水設施投入不足。我國大多數城市在過去的發展中，一直是“重地上、輕地下”，地下排水設施建設跟不上城市發展的速度，歷史欠賬較多，存在著排水設施不完善、排水標準較低、排水管網布置不科學等問題，導致排水速度太慢，。
（4）法律法規不健全。由于城市內澇或者城市積水方面的規定，僅僅是技術層面上的標準、規范，還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因此，有關部門在監督建筑物地下設施規劃、設計時，缺乏法律依據。
（5）管理體制不完善。長期以來，市政設施建設維護，都是由城市建設部門負責，現在提倡水務一體化，很多城市成立水務部門；但是有利于城市排水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尚未建立，城市排水設施管理維護體制有待于進一步健全。
總得看來，城市內澇問題表面上看是一種因極端天氣造成城市排水不暢的現象，但本質上反映了當前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城市功能不完善的問題。目前應對城市內澇措施要從軟件和硬件兩方面來解決，但由于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是一個技術經濟問題，不太大可能建成最高標準的城市排水系統。因此，合理構建城市綠地是最直接的和最經濟的緩解城市內澇的辦法。
2 國內外城市內澇的應對現狀和趨勢
在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在應對城市內澇問題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例如低沖擊開發(low－impact development，簡稱lid)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由美國推出的一種概念，其初始原理是通過分散的、小規模的源頭控制機制和設計技術，來達到對暴雨所產生的徑流和污染的控制，從而使開發區域盡量接近于開發前的自然水文循環狀態。這是一種以生態系統為基礎，從徑流源頭開始的暴雨管理方法。而日本，則每年投入巨資完善下水道設施建設，同時增加市內綠地和砂石面積以吸收雨水，例如千葉縣的雨水調蓄設施主要由濕地、跑步道、草坪廣場和游戲廣場等雨水可滲入的設施組成。周圍堤岸上設計保留了原有的地形、地貌和植被、植物。作為老牌工業大國的德國，是受城市內澇等地表水泛濫影響較大的國家之一，其政府不斷探索和優化洪災預防與管理手段，推廣的新型雨水處理系統——“洼地—滲渠系統”，是包括各個就地設置的洼地、滲渠等組成的設施。這些設施與帶有孔洞的排水管道連接，形成一個分散的雨水處理系統。通過雨水在低洼草地中短期儲存和在滲渠中的長期儲存，保證盡可能多的雨水得以下滲，不僅大大減少了雨洪暴雨徑流，同時由于及時補充了地下水，可以防止地面沉降，從而使城市水文生態系統形成良性循環。
與國外相比，我國城市生態系統最大的問題是城市規劃觀念比較落后，綠地系統規劃嚴重脫離實際，綠地系統建設不符合生態學原則，有限的城市綠
不具備有效的蓄滯雨水功能。首先，受落后的園林綠化思想的影響，為保證所謂的“四季有綠，三季有花”，城市綠化大量采用外來植物、冬綠植物(如北京城市中的到處可見的油松)，為保證這些植物正常生長，城市的花壇綠地需要有良好的排水條件，這就是為什么城市的綠地都必須建得比路面要高的關鍵原因。下雨的時候，城市的雨水不是往花壇綠地里流，而是往路上流，起不到有效緩解城市排洪壓力的作用。其次，城市綠地建設過程中大多沒有考慮到蓄滯雨水的需要，綠地往往不具備這方面的功能。第三，城市綠地過度人工化，降低了蓄滯雨水的能力，本可以不固化的人行道被固化了，需要精細化管理的種植景觀不僅不能蓄滯雨水，還需要往外排水。
3 城市內澇的綠地系統應對措施
為了更好地實現綠地其生態功能，可以通過“滲、滯、蓄、用、排”5個字來概括綠地系統的對城市防澇的作用，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充分利用建筑空間，增大城市的綠地占有率。由于城市的公用空間是十分有限的，可以通過屋頂花園，植物種植墻，植物景觀溝等手段，加大樹木種植面積，滯留雨水，減少地表徑流樹木能通過樹葉和樹枝吸收雨水。例如屋頂綠化具有儲水功能綠化屋面可以通過植物的莖葉對雨水的截流作用和種植基質的吸水把大量的降水儲存起來，試驗表明，大約有1/2的降水留存在屋面上。另外，綠化屋面排水層往往又可作蓄水層，多余水蓄在卵石層內，當種植土干燥時，又可返吸入土中。
（2）構建下凹式綠地。下凹式綠地指路面高程高于綠地高程,雨水口設在綠地內,且高于綠地高程而低于路面高程的綠地,這樣設置可使道路、建筑物及鋪裝區上的雨水徑流首先流入綠地,綠地蓄滿后再流入雨水口,以充分發揮植物根系對雨水徑流中的懸浮物、雜質等的凈化作用,提高下滲雨水的質量;并且綠地滲透能力強,在一定程度上可彌補降水與滲透的不平衡,消減徑流和洪峰流量。
（3）減少和優化硬質地面，增強其滲透性。首先 園林工程設計應增加綠化率減少硬化地面，利于雨水通過綠地自然滲透。滲水性較差的硬化地面可稍微高出周圍綠地少，靠近綠地的路面可不安裝路緣石或使用透水緣石，使雨水經綠地滲透。同時靠近綠地的硬化地面雨水不能流經綠地時，應在其交接處設置滿填碎石的透水盲溝，利用盲溝增加雨水的滲透。其次各種廣場、園路建設應盡量采用通透性面層和透水基層，確保雨水能及時滲入土體。 庭院、停車場要充分考慮園林及生態要求，不宜大面積硬化，可采取植草磚或硬化地面及草坪結合的方式建設。
（4）充分利用景觀水體，起到儲存雨水作用。對于景觀水體通過合理的結構設計，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汛期雨水，甚至可以實現園區降雨的零排放，通過適當的凈化處理在滿足景觀用水的同時，可以有效減少園林綠化用水，提高城市可用水資源的總量，緩解城市水資源危機。
（5）利用植物群落蓄積、凈化雨水。水生植物在美化水體景觀、凈化水質、保持河道生態平衡方面具有顯著功效，所以根據河湖水質的污染成分有針對性的選擇當地水生植物加以培植，建立挺水、浮水、沉水植物的多層次植物體系。自然的植物環境是由喬灌草形成的生態群落，能夠很大程度上涵養水分、保持水土、減少地表徑流、促進大氣中水循環。目前城市綠地中過多的人工草坪，其根系淺，雨季不能吸收大量的降水，因此在城市綠地中應以喬灌草組成的群落為主，維護良好生態環境。
結語
城市內澇問題不僅僅是對水的排放，同時也是對雨水收集和再利用的問題。而園林綠地正是收集和利用雨水的最佳場所。建設城市節約型園林綠地就是在科學地分析城市環境條件的基礎上，運用最高效的投入和技術措施，建設能夠保持后期養護管理中最少的資源消耗和成本投入，并長期而持續地獲得最大生態、景觀、社會服務等綜合功能的綠地。如今，人們己經認識到了利用雨水資源的重要性，在新的城市園林的建設中，將雨水資源的收集利用和整個綠地的用水系統結合在一起設計，實現雨水的可持續管理，從而達到防范城市內澇，實現未來城市的生態和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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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城市精細化管理范文3
關鍵詞：城市規劃；重要性；問題
前言
城市規劃是一門系統、復雜的綜合性學科，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近幾年，我國在城市規劃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是，在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應引起人們的重視和思考，下面進行具體分析。
一、城市規劃設計的內涵及重要性
簡單的來說，城市規劃設計，是城市發展過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其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通過對土地利用、空間布局等多個方面的規劃與創新，從而實現人們活動需求的最大滿足，城市環境功能的具體實現、城市資源的最大利用，并從根本上提高城市的可居住性及核心競爭力。
城市規劃設計，需要在先進、科學的城市規劃設計理念的指導下完成相應的工作，就其自身工作來說，其具有精細化、復雜化的特點，其需要為城市的建設及管理提供基本的依據，從而將作為一定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經濟中心的城市能夠充分實現其經濟、社會以及環境效益。就城市規劃設計以及城市建設兩者來說，其存在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在進行城市規劃設計時，只有進行合理地規劃、合理示范，在科學理念的引導與控制之下，才能有效地提升城市的整體實力。
二、城市規劃的現狀及問題分析
1.環境受到破壞
1）資源的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多，住房需求量也斷增加，因此城市的建設工程不斷增加，各種不同性質的生產、加企業應運而生，這就使城市的污水排放相應曾多。由于部分企業對污水的處理量有限或者污水處理設備滿足不了國家標準要求的排放標準。這些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排放江、河、湖、海后，使水資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極大地影響了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
2）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沒有及時對各種垃圾進行處理，使固體垃圾隨處可見，影響市容市貌，同時也影響居民的身體健康。這些年，經濟發展迅速，人口數量急劇曾多，使用的物品也就相應曾多，用過的固體垃圾也就不斷曾多，在城市規劃中由于對垃圾的處理沒有很好規劃，如垃圾箱放置的地點、數量、分類；何時運回；收回的垃圾如何處理等，使城市中固體垃圾隨處可見，有些城市出現城市周邊的垃圾堆積如山，不但影響城市的形象，還對城市的環境造成污染，影響居民的身體健康。
3）空氣污染嚴重。工廠的增多，相對應的煙氣排放也相應增加；交通業的發達，使機動車的數量明顯增多，尾氣排放量也相應增多，因此使城市的空氣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空氣指數嚴重下滑，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大，煙氣排放量大，交通堵塞嚴重，空氣質量的下降已經成為影響城市居民生產、生活的大問題。
2.土地使用不合理，造成了土地的極大浪費
在我國城市規劃之中存在土地使用不合理現象，一是浪費耕地用地，大量的國家級一二等土地也被占用，用于開工廠，蓋廠房，使大量的良田被占領，使部分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使我國可耕種土地明顯下降。二是土地規劃不合乎規范，為了追求眼前效益，急功近利，盲目的投資房地產業，使大量的耕地被占用，這種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的利益的做法，使土地資源緊張，不但不能加速經濟發展，反而會影響子孫后代的根本利益。
3.城市規劃沒有條理
一個城市的建設，要有一個好的規劃。而一個好的規劃，應該有一定的條理性，住宅區，工業區，大學城，綠化帶，商業區。對于城市規劃要年年有規劃，要有可追溯性，并且要按照規劃進行實際安排，同時對施工單位要時時監督，對違法、違章用地現象要依法處理。但是現在的城市規劃常常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主要的原因是利益的驅使，地方政府為了各自地區的利益，常常相爭不下，而一旦領導替換，規劃也可能出現改動。這就造成部分城市地區反差巨大，一邊是繁華的大都市，燈紅酒綠，五光十色，一邊是低矮的貧民區，破爛不堪，直接影響了城市的形象。
4.追求速度，忽視質量
在個別城市規劃中，一些城市的領導希望快點作出成績，急功近利，就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追求加快速度，不在乎客觀實際，盲目的投產，出現很多的爛尾樓、爛尾橋等，不光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國家的經濟財產遭到嚴重損失。
5.在城市建設中沒有長期規劃，配套工程要跟上對城市規劃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而有些領導只顧加大城市發展，不考慮城市的未來的發展，以至于相關設施跟不上。就像交通擁擠一樣，城市發展了，人口就多了，機動車輛也就隨之增多，但道路交通建設問題沒有跟上，使得路段狹窄，人口車輛行走不便，造成城市交通堵塞嚴重。再如每年出現的春運高峰，就是因為鐵路的發展沒有跟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一些城市中有的舊城區，人口變多了，公共施設卻不完善，活動空間有限，導致城市居民生活不便，質量不高。這些都是因為在城市規劃時，沒有重視城市發展，沒有切實可行的具體規劃，也是城市動不動就要拆遷的原因。而規劃時的目光短淺也使得在城市建設中大量的破壞名勝古跡，文化遺物。熟不知這些文物、古跡蘊含著城市的文化、歷史和古代文明，是每個文明城市獨一無二的歷史標志。
6.照抄照搬現象嚴重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記憶，特殊的地理，特殊的環境，形成自己特殊的蘊味。而有一些城市規劃時不凸顯自己獨特的東西，反而照抄其它或者國外城市的東西，例如一個山光水美的城市，不發展旅游業，不打造自己的特色。反而盲目的追求大繁華都市，結果只能“畫虎不成反類犬”。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照抄別的城市，只會讓這個城市丟掉自己的靈魂。沒有了競爭力。
7.缺少公眾參與
在我國的城市規劃中，幾乎看不到公眾的影子，城市建造發展是為了居民的生活質量，而城市規劃中全是相關專家的一言堂。相反專家不是民眾的利益代表，不能發揮出民眾的力量。我國的城市規劃大體上說是行政管理的模式，法律規定公眾有參與權，但是個別政府人員沒有積極的去動員公眾參與，因此造成只有幾個人拍板，如此怎么能制定出利好的規劃。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城市規劃中確實存在很多問題，需要政府對這些問題重視起來，盡可能的予以解決。
結語
根據以上這些問題表露，城市規劃不僅對于城市建設有決定作用，也存在急需補救的問題。在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我們不僅要做到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也要做到健康、全面的發展?？茖W的規劃城市，不僅在外觀上，也要打造出城市的靈魂和活力，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標志，才能在城市競爭中占據上風。在城市規劃時要做到不能急功近利，要堅持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發展和健康相結合、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相結合的思想，要樹立現代化的規劃理念，以實現我國城市化的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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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城市精細化管理范文4
關鍵詞：中國大城市；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城市人口規模調控；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人口結構；人口流動；產業轉移；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299.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問題是世界城市化進程中一個令人棘手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人口規模持續高位攀升，人口的過快增長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形成了交通擁堵、就業緊張、住房困難、水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等城市問題。2012年2月9日，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藍皮書指出，我國雖然一直以來是農業大國，但近年來快速推進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結構發生了里程碑式的變化。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已成為“城市化”國家。報告還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藍皮書同時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國大型城市的資源壓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發期，未來一段時期，“城市病”將成為影響城市和諧穩定的關鍵隱患，加強城市治理刻不容緩。
改革開放之后，大規模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業生產成為必然趨勢。許多調查結果表明，中國農村流動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農村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鑒于流動人口的迅猛增長，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動人口調查項目。流動人口的高增長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學術研究者的日益關注。不少學者對城市化政策傾向于政府干預而非市場導向（曲喻，1992），謝晉宇（1992）首次探討了我國特大城市人口疏散問題。進入21世紀以后，國內對大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的呼聲更多地源自媒體，而系統性的學術研究較少。吳燕青（2007）認為，城市人口的過度增長會導致以城市人口為主要標志的城市負荷量超過以城市基礎設施為主要標志的城市負荷能力，出現諸如環境污染、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城市蔓延、貧富不均、犯罪問題等各種不良后果，即所謂“都市病”，因此，對城市人口機械增長的調控是必要的。王鴻春和宮本邦夫（2011）總結了東京調控人口規模的四點經驗：一是調整產業結構，帶動城市人口規模、素質、布局的優化；二是建設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緩解中心城區人口壓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邊城市的品質，減輕人口遷入壓力，這是緩解大城市人口壓力的根本性戰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為調節大城市人口規模的重要砝碼。
張強，周曉津：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估算與調控路徑選擇本文在對我國地級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進行估計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的路徑。與國內已有的文獻不同，本文的主要創新在于：一是使用剛性數據估計我國的城市人口除京、滬兩大直轄市以外，我國其他城市的人口統計數據與實際人口存在較大的偏差，本文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二是以京、滬、穗三大一線城市為例，考察了政府為達到某種程度的人口控制而進行行政干預的實際效果，分析了這種單純以行政手段所進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無效性，以及其給城市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三是以日本主要縣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數據為樣本，利用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方法討論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的動態趨勢及其調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調控的市場有效論，該結論對我國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規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導作用。
二、我國大城市的人口規模
我國大城市的人口統計基本上是按戶籍人口所在地進行的，一般統計指標有全市人口、市轄區人口、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等。由于流動人口的急劇增加，2000年以來不少城市將外來人口納入城市常住人口統計。從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數據來看，我們認為上海和北京兩市的常住人口數據最為準確，其他如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通常只將第二產業中登記的從業人口和第三產業中大中型企業的從業人口納入常住人口范圍，相當多的中小微型企業以及自雇人員并沒有納入統計范圍。這里，我們先討論官方口徑的大城市人口，再給出我們估計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數量和統計人口
人口跨地區流動是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膨脹的主要因素，受戶籍制度的影響，2000年以前國內城市的人口統計基本上僅將戶籍人口統計在內。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國663個城市中，除2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數量有所減少外，其他人口規模的城市都呈現快速增加的趨勢，其中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個增加到2000年的40個。2000年以后，地級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統計逐步將外來常住人口納入統計范圍，隨著城市區域規模的擴大，我國200萬人口以上規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個增加到2010年的44個，但20萬～50萬人口規模的地級及以上城市數量減少了12個。2010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市轄區內戶籍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8.98%；其中20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轄區戶籍總人口為17 879.5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級及以上城市戶籍總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規模估計
由于對外來人口缺乏統一的口徑和計算方法，國內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統計人口與實際人口存在很大的差異。周曉津（2010）開發了多種人口估算方法。我們利用2010年各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年末移動電話用戶數估計國內大城市市轄區人口基于移動電話用戶數的人口估計方法是國內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為例，根據上海統計年鑒（2011）公布的數據，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 302.66萬人，而估計數據是2 563萬人，二者相差260.34萬人，實際上后者是總人口數據，包括上海每天與周邊省區經常性進出人口和外來不到6個月的外來人口。同理可以計算出北京外來不到6個月和每天與周邊省區經常性進出人口為279萬人。 ，國內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估計人口為57 20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2.656%；其中，市轄區人口規模在200萬人以上的城市有62個。從表3中還可以看出，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以外的跨區凈流入人口為18 336萬人，將流出人口考慮在內，國內跨市轄區的流動人口超過2億人。
三、非市場手段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和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期間，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大會秩序，分別采取了各種非市場化的人口調控政策（行政調控），本文以此為例探討非市場手段調控人口規模的效果。
1.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北京奧運會期間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勸返農民工，并限制農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環境建設指揮部召開奧運立法工作動員部署大會，標志著奧運立法工作進入實質性工作階段。其中，人口調控手段包括：一是勸返。奧運期間北京市根據不同情況對流動人口采取限制。從事城市基礎建設項目施工的農民工，在奧運會期間預計有100萬人（僅計算建筑業），對這部分人由建委協調施工企業整建制勸返回鄉。同時，加強對流動人口出現問題較為嚴重的低端行業的管理和規范，如小美容美發等一部分流動人口將被擠出北京。二是限進。限制進京人員的數量，如進京人員需出具縣級以上證明等，從根本上控制流動人口。三是放假。對于部分非連續生產企業采取綜合計算工時制，調整工作時間，奧運會期間集中放假，以奧運會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時間折抵集中休息時間。
北京奧運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效果可以通過對北京移動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動用戶月度數據的變化來進行分析。由圖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規模調控效果顯現，外部人口流入驟減，部分已流入的人口開始返回原住地，估計人口規模減少50萬；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動用戶幾乎是零增長，意味著大量外來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動用戶與不施加調控相比最多減少了500萬人，扣除流入應增長的180萬（2002―2005年每年50萬～60萬的凈增長），我們估計北京奧運期間外來人口減少了320萬人左右。由于北京外來人口的結構和數量大致與上海相當，因此我們估計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減少的工作機會也與上海相當，即100萬人，這就意味著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結果是：北京減少了220萬～250萬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奧運期間的人口控制開始放松，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9年開始顯現。從圖1可以看出，北京移動用戶數量開始恢復增長，但增長速度遠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奧運會結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復其應有的狀態?？梢?，北京以行政手段為主的人口調控并未能動及人口增長的根本，一旦放松調控，人口增長的內在動力將會在短期內使城市人口規?；謴偷狡鋺械臓顟B。
2.上海世博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2008年7月，上海市政府辦公廳轉發了上海市人口辦《關于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實有人口、實有房屋全覆蓋管理的實施意見》，決定在全市范圍內全面推開“兩個實有”全覆蓋管理工作“兩個實有”全覆蓋管理通過對居住在轄區內的常住戶籍人口、來滬人員、境外人員實行全面核對與登記和對轄區內所有的居住房屋（包括工業廠房、農民舊住宅、地下空間等所有可能居住的場所）信息進行全面采集，摸清轄區內所有人口的信息，做到“見房知人”“見人知房”，從而達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至2009年年底，上海市18個區、縣已經全面開展了“兩個實有”。為確保世博會安全、順利地召開，自2009年10月起上海將“平安世博”納入工作目標，2010年1月上海實現了對全市人口的實時監控和管理。
從圖2中上海移動用戶月度數據的變化可以看出，相對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而言，上海注重對人口實施動態監控，而較少地采用行政強制手段驅離外來人口。上海世博會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甚至比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還小。我們估計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外來人口因世博會人口控制僅減少了50萬～70萬人左右，且這部分減少的人口在2010年末即重新返回上海，其生計并未受到太大的影響；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上海適合外來人口的工作機會減少了約100萬個。
3.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嚴格程度與上海世博會大致相當。2009年11月，廣州進一步強化在外來人口中推行居住證的力度，同時大力摸排清查城中村中的外來人口，大力拆除“房中房”我們認為，間接導致廣州人口減少的主要因素來自于近幾年來廣州市實施的城中村改造運動。城中村經改造之后，高昂的租房成本迫使一部分外來人口離開廣州，而轉投其他城市尋求發展。 。由于無法取得像北京、上海一樣的移動通信管理局的移動用戶月度數據，我們采用廣東省的移動用戶月度數據對廣州的總人口進行估計，以此推斷亞運期間廣州人口控制的效果。估計結果表明（圖3），廣東省受外來勞動力制約非常明顯，2009年3月，廣東省來自外省的勞動力減少了579萬。自2004年之后，廣東跨省外來勞動力流入強度持續減弱，外省勞動力占全國比例從高峰期的35%下降到2010年的28%左右，將579萬除以28%，我們推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中國以農民工為主的勞動力就業機會減少了2 068萬個。由于廣州市外來人口約占廣東全省的25%左右，因此我們估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廣州外來勞動力減少就業機會145萬個。相對金融危機導致外來人口的減少，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的影響非常小。廣州亞運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是圖3中虛線與中間實線的直線距離，扣除廣東省產業升級和轉移以及深圳大運會的影響，我們估計2010年廣州亞運會期間實施的人口規?？刂苾H減少了20萬人。
4.非市場手段的人口規模調控成本
衡量非市場手段的人口調控成本，基本原理是：勞動力與資本的分離導致產出損失。以北京為例，2008年因奧運會離開北京的人口為220萬至250萬，我國流動人口中有80%的勞動力，因此可以推算離開北京的勞動力為176萬至200萬。2008年我國7.78億的勞動力總產出為300 670億元，勞均產出為3.86萬元；假設離京勞動力異地就業時間為半年，則北京奧運會人口控制的成本為425億元至483億元，平均為454億元。這也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舉辦奧運會時很少像北京奧運會那樣大舉控制人口的原因。
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世博會人口控制導致離滬人口遠少于北京，總量只有50萬～70萬人，其時間跨度也只有半年左右，所導致的產出損失也遠遠低于北京；加上世博會吸引的旅游人口，以2010年的價格計算，上海世博會人口控制的產出損失約為50億元。同理，廣州亞運會人口控制的產出損失僅為20億元左右。
四、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與調控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為主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短期內效果明顯，但一旦放松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反彈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城市人口在短期內即迅速回復到其應有的狀態。
1.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實證分析：以日本為例
無疑，對城市人口增長進行實證分析時，應該首選中國作為研究對象。遺憾的是，雖然自1978年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始至今，中國的人口由鄉村涌向城市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但是，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人口統計并沒有跟上這一人口遷移和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步伐。進一步來說，目前國內外還無法找出一種能夠估計不同年份中國各城市實際人口的估計方法，因此無法衡量中國城市實際人口的增長，也無法利用有效的計量工具來刻畫中國城市人口空間增長與分布。美國作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其面積與中國相當，但我們無法獲得足夠多的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幸運的是，我們獲得了日本各地區自1884年以來的人口數據。
為方便起見，我們將日本各縣級區域人口的增長分布置于圖4中和圖5在考察一個國家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和增長演進規律和集聚模式時，我們旨在全面考察城市人口空間分布演進的態勢，通過揭示演進過程中峰值的變化來找出城市人口空間分布規律和集聚的一般模式。目前國內外有關城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演進規律的文獻中，估計經濟（或城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高斯正態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數，本文也采用此方法進行分析（具體計算方法可參考有關文獻）。 ，從中可以看出：1884年（日本明治17年）至1893年，日本縣域人口遷移人口較少，縣域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自然增長；1893年至1903年，日本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因日本的縣域比較少，故可將其視為城市區域來考慮）；1913―1923年部分縣域因人口大規模的流動遷移導致人口增加100萬以上，而到1933年部分縣域人口從400萬增加到600萬以上，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戰敗，城市幾成廢墟，大量城市人口為了生存不得不遷往農村，僅一兩年的時間，日本人口在以行政為主導的人口疏散情況下迅速在日本國土范圍內均衡分布；戰后的十年間，日本人口又迅速由農村遷往城市（群），人口密集的東京地區縣域人口更是猛增到800萬以上；到1966年千萬級人口縣域開始出現，到了1975年，東京都人口更是達到了1200萬；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的縣域增長分布基本保持穩定，也標志著日本人口城市化步伐的放慢，步入成熟的城市化社會。
我們將東京、大阪、神奈川、愛知縣、琦玉、千葉、北海道、兵庫縣和福岡九個縣域1884―2000年的人口增長繪成圖6，從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主要城市所在縣域的人口增長情況。從圖6中可以看出，如果無外力干擾，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區域）人口增長（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是一種Logistic曲線（或稱為“S”形曲線）。在施加外力的情況下（如戰爭、強力行政人口控制），這種增長曲線會有一定的扭曲，而外部壓力一旦放松或消失（如日本戰后人口的自由流動、北京奧運會之后的人口管制放松等），早期流入城市的人口會迅速回流。
圖5中第5～8幅圖是中國的城市人口空間分布（2010年數據）。第5幅圖是中國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第6幅圖是基于移動電話數估計的中國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由于中國城市人口是基于戶籍而進行統計的，我們無法刻畫出真實的中國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及增長情況。第7幅圖是2010年中國300萬～500萬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從中的雙峰狀態可以看出，400萬人口是一個分水嶺；第8幅圖則是500萬以上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可以視之為單峰分布。
以上分析表明：區域（城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引致人口在不同地區和城市流動的關鍵因素。中國中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將會引致部分外出人口回流至中西部；省會城市人口將繼續增長。我們估計，如果放開戶籍，中國人口大規模遷移和城市人口快速的機械化增長在10年后將趨于穩定。
2.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條件下的城市人口增長
2003年“民工荒”敲響了珠三角發展的警鐘，廣東省政府從2005年開始探索產業轉移的可行性，并從2008年起開始在全省大力推行產業及勞動力“雙轉移”，相應政策不斷出臺。廣東的“雙轉移”效果可以從我們所估計的各地級市人口變化上找到解釋。
2008年以來，珠三角的總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 000萬左右；外來流入人口約5 000萬人，其中，廣東本省約占1 500萬，來自外省人口約為3 500萬。廣東實施“雙轉移”以來，流往珠三角的本省人口大量返流至原籍所在地。從表4可以看出，2008到2011年，深圳總人口累計減少近200萬，東莞減少了120萬，佛山減少了50萬；而珠三角城市如中山、江門、肇慶和惠州人口有所增加，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城市（廣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會城市的吸引作用，每年5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不少選擇留在廣州發展）?？梢?，非珠三角地區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伴隨著產業轉移的人口回流。
五、中國大城市人口規?？刂疲航Y論及政策建議
“十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逼渲小稕Q定》第23條進一步指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創新人口管理?！痹谄平獬青l二元結構、加快城鄉發展一體化上明確了“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等市場化原則。
在市場經濟框架下，與其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長，不如思考如何善用經濟手段、法治手段來調控城市人口結構。國內外城市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條件下那種設定城市人口規模、依靠各種行政手段調控城市人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范紅忠（2009）總結了我國人口流動的兩個重要特征：一是農民工工資與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關性，二是農民工和應屆大學畢業生對“大城市病”的不敏感性。從珠三角的情況來看，農民工雖然身在城市，但其生活和居住大多自成一個個生態群落，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居住成本更低，人均居住面積只有7平方米左右。由當地農民建造的城中村是農民工主要的生活和居住場所，整個珠三角城中村式建筑估計在300萬棟以上，一棟500平方米的城中村建筑通?？梢跃幼?0個以上的外來人口。珠三角城市人口控制往往是一陣風式的行政化人口調控方法。以深圳為例，大運會期間，深圳市公安局長提出要清理8萬外來無業人口；而隨著春節過后外來勞動力的稀缺，卻又打出“深圳歡迎您”的口號來吸引外來工。廣州和深圳都曾為控制和減少城市病而大力推行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然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來人口卻是城市發展所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改造的結果是企業勞動力需求得不到滿足。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本地農民雖然不能像珠三角地區本地農民那樣建造數以百萬計的城中村建筑，然而兩市卻擁有數以千萬套計可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小產權房或地下室）。兩市以大學生為主的“蟻族”居住生活環境與農民工相若。以北京為例，2011年北京按照中央關于“大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緊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人口調控的重點在于著力提高城市精細化服務管理水平，加強人口調控管理；優化配置公共服務資源，推動中心城區功能疏解，引導人口合理分布。為調控低端人口的增長，北京通過規范房屋出租行為，推廣農民出租房屋集中管理新模式，實現居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化；研究實施居住證制度，提高流動人口服務水平；加強與周邊省區市協作，探索區域人口調控綜合協調機制，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在調控手段方面，北京各區也根據各自的區域特色提出不同選擇，屬于首都功能核心區的西城區，致力于通過加快保障安置房項目、房地產開發、單位自建以及居民購買商品房等多種方式進行人口疏解；屬于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十二五”規劃草案寫到“建立以社區為平臺的人口屬地化管理網絡”；屬于城市發展新區的順義區人口控制政策條款則提出“提高產業準入門檻，加快淘汰低端產業，取締小低散市場”；而定位于生態涵養發展區的門頭溝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創新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方式，健全‘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我們認為，面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膨脹壓力，北京再次祭起以行政手段為主的人口調控的大旗，其結果將會如奧運會期間人口調控結果一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控不住。
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控制應實現由行政控制為主轉向以經濟和法制手段調節為主的轉變，如“三舊改造”后的租金調節、加大對無證或地下工廠的查處、嚴格城市管理、實施合理的產業升級與轉移等。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當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均GDP高于該國其他城市或者農村地區人均GDP的30%時，該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速度就會加快，否則其勞動力就會有流出的趨勢。我國四大直轄市中，除重慶本市的人口繼續流出外，其他三大直轄市因其較高的人均GDP對全國人口依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廣州和深圳這兩個一線城市人口增長高峰已過，現階段主要應思考服務現有人口的問題，而無須設定人口控制目標。而省會城市對本市以外本省以內的人口吸引力依然較大，其人口依然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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