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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1
一、新興市場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體制
目前，那些正在努力建立合理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國家正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它們也許會承認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提高自身企業競爭力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域的資產組合作為企業國際競爭力的來源越來越重要，它不但為企業進入國外市場提供了途徑，還為它們提供了生產所需要的資源。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投資對于開放的、競爭性的世界經濟來說也是特別重要的，換句話說，由于國際貿易、外商直接投資以及科技的開放，外國公司可以通過進口、直接投資以及技術轉讓協議等方式與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在其本土上進行直接的競爭。但如果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不能做同樣的事情，不能從對外直接投資中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它們的發展就是跛腳的：它們就失去了一個獲取競爭力的來源，也就是無法進行不同地域的資產組合。對外直接投資是如此，對支持對外投資的貿易也是一樣。
因此之前提到的兩難的困境，一方面，作為競爭力的來源，當新興市場企業需要的時候，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是一個可行的選擇。這是有關新興市場對外直接投資微觀層面的思考。另一方面的考慮是在宏觀層面。大多數新興市場都認為它們是資本的進口國，而不是出口國，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地確是這樣的。這應該歸因于它們是新興市場國家，本身就面臨著收支平衡的約束。在任何情況下，它們的優先選擇應該是發展國內的生產能力和增加國內就業；如果在國外這樣做就會至少被認為是不愛國的。因此允許對外直接投資――不論鼓勵與否――都不是一件自然且合乎邏輯的事情。因此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都實行限制性的對外投資政策，這并不難于理解。
怎樣解決這個微觀層面企業競爭力的需求與宏觀層面政府限制的兩難困境呢?對多數國家來說的一個答案，就是逐步放開對外投資政策，如給對外投資設定一個最高限額(當然這個限額也是可以被提高的)，只允許投資于一些東道國的優勢行業，或者要求達到一定的標準(如考慮對就業和對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影響)等。但即使是階段性地開放對外投資也會引起的很多問題。例如：如何避免資本外逃以及“虛假外資”(先投資國外，再由國外轉投回本國)的現象?(俄羅斯很大一部分投往塞浦路斯的FDI、中國很大一部分投往香港的FDI、巴西很大一部分投往了那些免稅天堂的FDI都屬于這種情況)。這些問題還包括：對國家而言，當開放一些特定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而沒有開放其他行業時，有什麼風險(國家是否選對了行業呢?)?對企業來說，又有什么風險(那些沒有開放的行業中企業的競爭力是否會受到損害)?一個國家應該把目標定位于中性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還是應該像經合組織國家那樣，完全保護或者完全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在朝這個方向發展了)?換句話說，新興市場正面臨很多問題，而我們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也不能提供可靠的政策建議。這個寬泛的領域急需以政策為導向的深入研究。
二、應當如何對待公眾對于源自新興市場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反映?
首先，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尚未成為一個重要問題，這里我們將重點放在“尚未成為”上。因為對于大多數的國家來說，不論是公眾還是政府，對外直接投資的關注度很低。事實上，只有少數的幾個國家仔細地思考過這個領域的政策問題。這些國家包括新加坡，一個靠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經濟騰飛動力的國家；還有正在實行其走向世界的國際化戰略的中國。但是大多數國家是沒有一個清晰完整的框架，即使是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其總統在不久前還宣布希望看到更多的巴西跨國企業的崛起，但卻沒有跟進的政策作為支持。當然這種情況也會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改變，尤其是當對外投資的重要性大到無法被忽視的時候。特別是，當收購發達國家公司成為民族成功的象征的時侯，例如印度塔塔(Tata)集團成功收購荷蘭和英國的康力斯集團(Corus)時，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就會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當然問題在于，有這種成功案例所引發的公眾的民族自豪感在多大程度上會沖淡宏觀層面的顧慮。對公眾而言(特別是工會組織)，新興市場國家畢竟首先是資本的進口國，公司的競爭實力是有限的，對外直接投資到底對作為母國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來說有多少好處?這個問題遲早將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我們對這類問題是十分熟悉的，比如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就由美國工會發起了一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有益的大范圍的辯論；一個更近的例子是美國對服務業對外投資的反應。)上述這些問題需要一場在有充分信息支持下的大辯論，辯論的焦點在于對正在成為投資來源國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角色究竟如何。我們也需要進行更系統的研究來為這場辯論做準備。
對于東道國來說也需要考慮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有趣的是，目前對這些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反應最多的幾乎都是發達國家。之所以我們認為“很有趣”，是因為這些國家傳統上都是帥先倡導國家應該對FDI實行開放政策的。然而，在這些國家里又有一種明確的對外商直接投資實施本國保護政策的傾向，它們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跨國并購方面，尤其來自被新興市場公司的跨國并購。當涉及到國家的戰略部門或國家龍頭企業時，這個反應就更加強烈。當實施并購的企業是國有企業時，更是如此。當那些有巨額可支配資源的投資機構越來越多地在海外尋求投資機會時，這一涉足“國有成分”的并購就會遇到更大的阻力。在美國，對外投資委員會在這方面已經得到了更多的授權?？梢韵胂蠛芏鄽W洲國家(如果不是歐盟自身的話)也會效仿美國對外投資委員會的這種審查方式。原則上，它們會對來自所有國家的并購一視同仁，但非?？赡艿氖牵鼈兊闹饕繕耸悄切┠腹究偛吭谛屡d市場國家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國有公司。
其原因是很復雜的。一方面，他們會擔心新興市場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公司治理上會有所欠缺，或者相對于來自發達國家的競爭者，它們會對社會、環境和人權方面的問題關注較少。對于國有公司來說，更多的擔心是，這樣的公司因為融資比較容易，因此在并購的競爭中會處于較優越的地位。更基本的顧慮是，它們擔心這些國有公司不會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辦事，而是根據其本國政府的政策目標而行事。而且，最最基本的考慮是，新興市場跨國公司是已開始生長的新生兒，既然它們存在了，就必然隨著新興市場的成功發展而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順利地參與到全球的外商投資的市場中來。然而，我們知道，如果把其他方面(特別是它們和其國家之間的關系)也考慮進來，要把新興市場國家的勢力融入到一個已經建立好秩序的世界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意味著，原來已有的勢力如果不會全面消失(例如通過并購的手段)的話，也會被消弱。
由此，對我們來講，挑戰在于要準備好應對公眾對來自新興市場的外來投資的反映。這件事越來越重要，原因在于，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新興市場國家融入世界經濟的一個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新興市場跨國企業的興起，如果處理不適當的話，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對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及相應的開放的政策框架造成負面的沖擊。
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2
2005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呈現出相當大的規模。在2004年增長27%的基礎上，又增長了29%，達到9160億美元。所有主要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出現了增長，有的地區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幅度，聯合國貿發會議涵蓋的200個經濟體中有126個經濟體的流入量有所增長。但是，世界范圍的流入量仍遠低于2000年1.4萬億美元的峰值。與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趨勢類似，近期外國直接投資的強勁增長反映了跨國并購，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并購水平的提高。這一增長也反映了一些發達國家較高的增長率，以及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卓越經濟績效。
2005年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5420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37%，而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則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3340億美元。從所占比例來看，發達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份額有所增長，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59%。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例為36%，東南歐和獨聯體的份額大約為4%。
英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猛增1080億美元，達到1650億美元，從而成為2005年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下降，但仍是第二大接受國。在發展中經濟體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排名與前些年相比保持穩定，中國和中國香港居首位，其次是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從區域角度來看，歐盟25個成員國是最受歡迎的投資對象，流入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達4220億美元，幾乎占世界流入總量的一半。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流入量為1650億美元，占全球流入總量的五分之一，其中東亞次區域占區域份額的四分之三。北美地區排名第二，達到1330億美元，接下來是南美和中美洲，為650億美元。西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為340億美元，但增幅卻達到歷史最高值，為85%。非洲地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310億美元，成為該地區的歷史最高值。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為7790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估計數有出入，原因是各國的數據報告和數據收集方法不同）。發達國家仍然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2005年，荷蘭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為1190億美元，其次是法國和英國。然而，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中國香港排名首位，為330億美元。事實上，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作為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的作用正日益提高。這些經濟體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還很少，甚至是極少，而去年來自這些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達到1330億美元，占全球總流量的17%。
亞洲地區：持續快速發展
2005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達到1650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流入量的18%。其中三分之二流向兩大經濟體――中國（720億美元）和中國香港（360億美元）。流入東南亞次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為370億美元，其中排名首位的是新加坡（200億美元），其次為印度尼西亞（50億美元）、馬來西亞和泰國（各40億美元）。流入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要低得多（100億美元），但其中一些國家的增長幅度卻很大，印度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為70億美元。
一半流入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來自發展中的母經濟體，而且大多是區域內的經濟體。從流入總量中可以看出，這些來源在過去10年的份額大幅增長，從1995年的近44%增加到2004年的近65%，發達國家來源地所占的份額則相應下降。
流入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只是具體地點隨著一些國家沿著價值鏈提升而有所改變。
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也是（發展中國家類別中）新興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2005年的流出量為680億美元。雖然與2004年相比下降了11%，但中國的流出量仍然有所增加，而且今后幾年似乎還會進一步增加。該地區許多國家建立了大量外匯儲備，由此可能形成更多的外向直接投資。
流入西亞14個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猛增了85%，這是發展中國家2005年實現的最高增幅，總增長量達到近340億美元。石油價格居高不下以及由此帶來的GDP迅猛增長是推動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監管制度進一步放寬，其重點涉及外國直接投資的私有化，特別是服務業。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是2005年西亞地區接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為120億美元。其次是土耳其。進入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流向服務業，其中包括房地產、旅游和金融服務業。
西亞正逐步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之一。長期以來，該地區的石油美元一直存在國外，特別是美國的銀行里，或者用之購進組合證券。目前，這種投資的形式和地點都發生了變化。與過去的高石油收入時期不同，現階段的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流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與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亞洲新興巨人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系是導致這一情況的動因之一。但是也有部分投資流入了歐洲和非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保持增長
2005年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040億美元，比2004年略有上升。如果不考慮離岸金融中心，2005年的流入量增加了12%，為670億美元。經濟增長和初級商品價格高漲是推動這一發展的主要因素。該地區2004年至2005年的GDP增長率特別高，25年來首次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對初級商品的強勁需求推動了區域貿易收支狀況的改善。流入該地區的很大一部分外國直接投資是再投資收入，從中反映出公司利潤的顯著提高。該地區各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不盡相同：流入量下滑的有巴西（-17%）、智利（-7%）和墨西哥（-3%），升幅較大的是烏拉圭（81%），哥倫比亞增加了兩倍多，委內瑞拉幾乎翻了一番，厄瓜多爾和秘魯分別增長65%和61%。
從行業角度來看，進入服務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總流量中的份額繼續下降，從2004年的40%下降到2005年的35%――與其他區域相比，這個份額很低。一些跨國公司繼續從該區域撤出，在公用事業領域與東道國產生的糾紛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盡管該區域的一些國家出臺了限制性更強的政策，但是流入初級產品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仍有大幅增長，該領域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占該地區吸收總量的25%。
由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跨國公司主要在電信和重工業領域收購資產，2005年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增長了19%，達到330億美元。由于此類投資的很大一部分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內部運轉，因此也推動了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增加。
非洲地區：大幅激增
非洲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04年的170億美元猛增到2005年的310億美元，創造了新的歷史記錄。盡管如此，該地區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站的份額仍然很低，僅略高于3%。南非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最多，占該地區吸收總量的21%（64億美元），主要原因是英國巴克萊銀行收購了南非的聯合銀行集團（ABSA）。埃及位居第二，接下來是尼日利亞。與以往一樣，除了蘇丹等少數國家外，該地區34個最不發達國家大多只吸引到很少量的外國直接投資。非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仍然是美國和英國，其次為法國和德國，但二者差距甚遠。流入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多數為“綠地”投資。
2005年非洲地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流向自然資源領域，特別是石油行業，但服務業如銀行業也比較突出。制造業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少于自然資源和服務業。然而，一些行業性的動態卻值得重視。汽車業跨國公司在南非設立了出口外向型生產設施，從而創造了就業機會和出口收入。相反，由于市場分化、基礎設施不良和熟練工人匱乏，再加上多纖維協議下確定的配額在2005年結束，造成萊索托等國家的成衣業出現一定程度的撤資。這種撤資表明，（美國的《非洲增長與機會法》和歐盟的《除武器之外的一切產品法》所提供的）優惠市場準入本身在全球化環境中尚不足以吸引和保持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非洲國家要形成國際競爭力，就必須通過在有形基礎設施、生產能力、扶持私人投資的體制機構等方面建立和培育本國能力，從而在出口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之間建立必要的聯系。
東南歐和獨聯體：穩步發展
東南歐和獨聯體在2005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相對較高，為400億美元，比上年略有增加。流入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三個國家：俄羅斯、烏克蘭和羅馬尼亞，它們占該地區流入總量的四分之三。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連續第四年實現增長，達到150億美元，僅俄羅斯一國的流出量就占到了87%。該地區各個國家對流入和流出的外國直接投資有不同的政策重點，反映出它們經濟結構和體制環境的不同。就俄羅斯、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等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體而言，政策問題大多關系到如何掌握好國際石油價格高漲帶來的意外收入，以及界定，或者說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
發達國家：止跌回升
2005年，發達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37%，達到5420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59%。其中有4220億美元流向歐盟的25個成員國。作為2005年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英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650億美元。其主要原因是，英國的殼牌運輸貿易公司（Shell Transport and Trading）與荷蘭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合并，交易價值高達740億美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增長的其他國家還包括法國（640億美元）、荷蘭（440億美元）和加拿大（340億美元）。歐盟10個新成員國共計吸引340億美元，比2004年增加19%，再創新高。美國的流入量為990億美元，比2004年減少了很多。雖然發達國家流入總量的90%以上來自其他發達國家，但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也做了一些可觀的投資，如中國聯想集團收購IBM公司的個人計算機部門。
由于殼牌公司的兼并，荷蘭2005年在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排名中名列前茅，其次為法國（1160億美元）和英國（1010億美元）。然而從總體來看，發達國家的流出量略有下降，從6860億美元減少到6460億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國的流出量有所下降。2004年頒布的《美國就業機會創造法》是造成美國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下滑的原因之一，該法允許對國外子公司轉回美國的收入按低于常規的稅率征稅，導致再投資收入的一次性下降。
從行業分布來看，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第一產業、制造業和服務業三個領域都有上升。與全球趨勢一致，自然資源領域吸引的投資大幅增長。就制造業而言，歐盟的一些新成員國，尤其是捷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伐克作為汽車生產首選地點的地位得到了鞏固。歐盟新成員國的比較優勢（例如，這些國家的平均工資只相當于歐盟老成員國平均工資的30%）很可能還會保持一段時間，它們的汽車產量預計在今后5年內可以翻一番，達到320萬輛。
2005年，發達國家在政治上對外國直接投資諸方面情況的討論很熱烈，有關跨國并購的討論尤其如此。一方面，有些國家，特別是歐盟10個新成員國繼續推行私有化，調低公司所得稅，并且出臺新的鼓勵辦法，以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并購活動增多，一些國家的關注程度也在與日攀升。例如，處于國家安全考慮，中國中海油公司收購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受阻。
發展前景：短期內繼續增長
從世界范圍來看，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在2006年可能會進一步增長。這個預測的依據在于經濟繼續增長、公司利潤增加――由此帶來股票價格上升，從而推動跨國并購價值的提高――以及政策的自由化。2006年上半年，跨國并購比2005年同期增長39%。然而，也有一些因素可能阻礙外國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這些因素包括石油價格居高不下、利率上升，以及通貨膨脹壓力提高，從而制約大多數區域的經濟增長。另外，除了世界某些地區地緣政治緊張以外，全球經濟的各種不平衡也增加了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不確定性。
發展中及轉型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
雖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據主要地位，但研究不同的數據來源可以看出，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正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向外擴展，為有關的母經濟體提供了發展的機會。然而，這種擴展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東道國引起的反應好壞參半。有的國家歡迎更多來自這些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并將其視為資本和知識的新來源之一；另一些國家則將其視為新的競爭。
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30億美元，大約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的17%。不計來自離岸金融中心的外國直接投資，總流出量為1200億美元，創造了新的歷史最高記錄。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大約為1.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1990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50億美元的只有6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到2005年，已經有25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超過了這個目標。
從行業角度來看，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大部分流向第三產業，尤其是工商、金融和貿易領域。然而有報告顯示，也有大量外國直接投資進入了制造業，而且近年來也有部分投資進入了第一產業，如石油勘探和礦業。
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地理構成也有了變化。最突出的長期動態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作為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之一，正穩步增長。發展中亞洲在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轉型期經濟體國直接投資存量合計中所占的份額在1980為23%，1990年增加到46%，2005年上升到62%。相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份額從1980年的67%下降到2005年的25%。2005年，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分別是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俄羅斯、新加坡和中國臺灣。
這些外國直接投資新來源的出現對于低收入東道國或許特別具有相關意義。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在許多最不發達國家成為重要的投資者。對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依賴程度最高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吉爾吉斯斯坦、巴拉圭和泰國，以及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如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老撾、緬甸和坦桑尼亞。事實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占一些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40%以上。
貿發會議的估計數字表明，南南外國直接投資在過去15年中擴展特別快。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不計離岸金融中心）的流出總量從1985年的近40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10億美元。其中大多數流向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或轉型期經濟體。事實上，這些經濟體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從1985年的20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00億美元。南南外國直接投資（不計離岸金融中心）的大部分在形式上屬于區域內投資。事實上，2002―2004年期間，亞洲內部平均年流量估計為480億美元。拉丁美洲在發展中國家類別中位居第二，這主要是受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投資者的推動。非洲區域內流量估計為20億美元，這尤其反映出南非流向非洲大陸其余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區域間南南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從亞洲流向非洲，其次是從拉丁美洲流向亞洲。
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3
關鍵詞 外國直接投資（FDI） 外資準入 國民待遇
一、 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中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其一、國際直接投資超越了國際貿易成為國際經濟聯系中更主要的載體；其二、國際直接投資超過了國際銀行間貸款成為發展家外資結構中更重要的構成形式，各國政府為了爭奪有限的國際資本，紛紛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準入“門檻”，從“原則限制，例外自由”走向“原則自由、例外限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在這場國際資本爭奪戰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發達國家掀起了投資自由化浪潮，促使發展中國家推行以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為核心的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逐步開放其國內市場，實行自由化傾向的外國直接投資政策。12002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開始履行WTO項下的各項義務，我國政府多次強調，將切實履行我國在入世文件中的所有承諾。WTO中諸多與國際直接投資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協議必將對我國的外資法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國入世后應如何對待外國直接投資的準入問題具有其重要的和實踐意義。
二、 中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現狀
（一） 中國吸收FDI的現狀
自1993年以來，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已連續八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但是同時也應當認識到，在整個世界的范圍內，我國的地位有所下降，2詳見下表：
世界、發展中國家和中國FDI流入量的情況
（FDI流入量 億美元 占世界百分比）
年代
世界
發展中國家
中國（凈值）
FDI
百分比
FDI
百分比
FDI
百分比（1）
百分比（2）
1990
2038
100
337
16.54
34.87
1.71
10.35
1991
1578
100
413
26.17
43.66
2.77
10.57
1992
1680
100
504
29.98
110.07
6.55
21.84
1993
2079
100
731
35.16
275.15
13.23
37.64
1994
2257
100
870
38.55
337.67
15.00
38.81
1995
3149
100
997
31.66
375.21
11.92
37.63
1996
3636
100
1380
38.00
417.26
11.48
30.24
1997
4680
100
1720
36.75
510.04
10.90
29.65
1998
6600
100
1790
27.12
437.51
6.63
24.44
1999
8650
100
2080
24.05
404.00
4.67
19.42
注：百分比（1）為占世界百分比，百分比（2）為占發展中國家百分比
資料選自聯合國貿發會議1998、2000年《國際投資報告》
出現這樣的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的投資激勵機制比較單一，而軟環境不過硬；3進入九十年代后，FDI越來越多地以跨國兼并與收購(M&A)的形式出現，這種導向與我國利用外資的初衷存在距離；4我國相關立法的滯后也影響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
（二） 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1、 FDI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一直被認為是推動世界各國經濟的主要力量，但是隨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廣泛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 20年也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逐步增加的20年，實踐也表明，FDI對推動中國經濟的作用十分明顯。
a) 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
長期以來，建設資金短缺一直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5因此，除了充分利用好國內的資金以外，還應該積極地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以彌補我國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
b) 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就經濟理論而言，現代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中一系列推動因素和拉動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在一個經濟開放的國家中，國際資本的流動可以成為一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和拉動因素，從我國的情況看，外國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和投入生產領域，其本身構成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6積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防止FDI的大幅度下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7
c) 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國的國際貿易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出口和進口規模及結構的影響上，在全球經濟逐步一體化的今天，FDI與貿易更多地體現為一種互動的關系。
（1）FDI促進了我國出口的發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曾對52個東道國1995年數據進行的一項統計（可以把它稱為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出口貢獻彈性分析），論證了跨國直接投資流入和其對制造業出口貢獻的正相關關系，對發展中國家，吸收跨國直接投資人均1%的增長，制造業出口增長0.45%，高產品出口增長0.78%，低技術產品增長0.31%。8
（2）FDI促進了我國進口的：外國直接投資者在運營的初始階段由于往往對我國市場和當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進口可能要比后來階段為多，從貿易平衡的角度來說，跨國直接投資對出口市場擴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隨著進口的增多，可能出現負效應，但是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只要這種進口有利于緩解國內供給的不足，特別是中間產品和資本貨物供給的不足，將會增強東道國產品的競爭力，促進其經濟發展。9
d) 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推動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80年代以來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表明，外國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通常表現為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的一攬子轉移。投資者在為東道國帶來資金的同時，還通過引進生產技術設備等方式為東道國帶來其國內所沒有的設備和管理模式。經濟認為，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受經濟利益的驅動，運用新技術在對自身現有的生產經營行為改造、升級的同時，也推動了東道國國內的產業結構的調整。
e) FDI是發展家最大的外部資金來源，最近幾年，特別是在危機時期，FDI比那些追逐收益的間接投資和銀行貸款更具有穩定性。
2、我國吸收FDI的風險
a) 放松對產品出口的最低限額，形成局部壟斷
我國修改前的外資法體系中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生產的產品有著明確的產品出口比例規定。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各國吸收 FDI的競爭加劇以及我國入世談判進程的加快，我國逐漸放松了對產品出口比例的管制。同時，制定了“以市場換資金”、“以市場換技術”的吸引FDI的新戰略。各FDI企業大規模擴大其在華的產品銷售數量，導致了部分行業如飲料、化妝品、通訊產品等形成了相對壟斷的局面。
b) 謀求控股地位，致使中方利益受損
我國的外資法體系中只規定了外國直接投資者在企業中所占的最低比例，在實踐中，各國投資者往往要求能對投資企業擁有控股權，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
同時中方對自身品牌的無形價值往往認識不足，出于對資金的迫切需求，在引資過程中經常發生評估價值過低的現象。在外資控股后，企業往往著力于對外資品牌或新創品牌進行運作，刻意擱置我國的本土著名品牌。這種合資丟牌的現象時有發生。10
c) 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和行業結構不合理
市場機制的作用往往導致外國直接投資偏離我國的產業政策和經濟布局策略。，FDI仍然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一般加工，對于國家大力發展的農業、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的直接投資較少。截止1999年，投資于農業的外資占投資總額的1.76%，科研技術服務只占0.31%。11同時絕大部分的投資集中于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各經濟特區，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吸引的外資較少，這也加劇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平衡狀況。
d) 投機性的外資涌入和撤走，會放大國內資本的流量變化、導致金融動蕩、引起經濟失控。
我國吸收FDI的風險還表現為：引資過程中仍有部分污染產業進入，不利于我國的環境保護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引資過程中缺乏全局性意識，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浪費了的資源；同時我國的外資法體系仍不健全，使得部分不法投資者轉移企業利潤，使國有資產流失。
三、 中國FDI的市場準入立法
資本的國際流動，以有利的投資環境為前提。形成一國的投資環境的因素和條件多種多樣，可以概括地分為有形環境和無形環境。資源、自然環境、勞動力素質、基礎設施等屬于有形環境；社會安定、政局穩定、和經濟體制以及政策的穩定性、體系的健全程度、社會意識的開放程度等則屬于無形環境。而上述的有形和無形的因素中，又以法律因素占主導地位，因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各種因素，往往都是通過法律的形式表現，并直接對投資者的利益產生作用。
在外資立法上，通常把外國投資活動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外資準入階段(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和外資經營階段(Op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12其中，外資準入階段是先決條件，歷來為各國立法所重視。13所以，要規范外國直接投資的，首先要研究的就應該是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相關法律。
在研究外資準入的過程中，往往也會牽涉到另一個相關的概念——外資待遇。外資準入與外資待遇其實是一個的兩個方面。外資待遇是前提和基礎，外資準入則是外資待遇的具體表現。14我國現行外資法紛繁復雜，但從整體上看，對外資的待遇表現為一定范圍的國民待遇、優惠待遇和差別待遇三個方面。15
改革開放后，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權掌握在政府手中，采用行政審批的方式，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
a) 三資的“超國民待遇”。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長期以來我國對三資企業實行了內外倒歧視的“超國民待遇”，形成了我國企業界特殊的內松外緊的二元體制。16使得國內企業與三資企業處于不平等競爭狀態。
b) 外資的準入掌握在政府手中，企業自主權小，對外資偏于審批管理，忽視市場手段?！爸惨P”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最時髦的口頭禪，“招商引資”成為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7這些提法正說明了政府在中的地位還難以替代，另一方面說明企業至今還未能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
在投資措施方面，雖然2000年10月和2001年3月，分別對三部外商投資企業法進行了修改，直接廢除了為TRIMs協議明確禁止的外匯平衡要求、貿易平衡要求、出口實績要求和當地采購要求等投資措施，這不僅標志著中國外資法的重大進步，表明中國外資法已經與國際多邊規則接軌，而且這些改革措施必將有利于中國的外資準入環境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外資法中還存在其他與TRIMs協議精神不符的規定。
四、 WTO協定中對外資準入問題的相關規定
作為“經濟聯合國”的WTO中，直接和間接涉及投資規則的各協議都處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投資問題越來越多地受到WTO體制的調整，而且，投資規則的自由化傾向也會越來越明顯，同時，我們也不能輕易排除WTO演變成全面調節國際投資問題的場所的可能性。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歷經幾年努力未能達成一個全球性綜合性多邊條約的背景下，已經有學者建議在WTO體制內談判締結綜合性投資條約，試圖將WTO演變成國際投資的國際組織。18
從總體上看，WTO法律規則都是圍繞著開放市場和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人為干預的主題，目的是促進貨物、服務和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從WTO協定中具體的多邊協議的角度看，《與貨物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無疑都是對外資準入自由提出了更高要求。TRIMs協議首次在多邊貿易體制中對各國采取的投資措施進行了規范和約束。通過兩種立法，TRIMs協議事實上對外資準入的自由化提出了要求。
首先，TRIMs協議中的概括性立法對準入規則提出了要求。TRIMs協議第2條規定“在不妨礙1994年關貿總協定中其他權利和義務的情況下，各成員國不應適用與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3條規定不相符的任何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同時第2條還規定“在不妨礙關貿總協定中其他權利和義務的情況下，各成員國不應適用與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11條第1款規定不相符的任何投資措施”。19TRIMs協議第2條對投資措施的概括性禁止，事實上可以約束各國隨意將投資措施用作外資準入的條件或障礙做法的，從而，TRIMs協議第2條也可以是一種外資準入自由化規則。其次，TRIMs協議附錄的解釋性清單中，明確列舉了為TRIMs協議禁止的5種投資措施，20值得注意的是，TRIMs協議只對5種投資措施進行了明確禁止，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TRIMs協議的調整范圍不會有所拓寬，事實上，早在TRIMs協議談判過程中，不少西方國家就主張寬泛地明確禁止各種履行要求。21而且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投資措施包括投資鼓勵和投資限制，只要是政府的行為造成了扭曲貿易的效果，都應當受TRIMs協議的約束，因為TRIMs協議約束的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并未限制于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限制措施，22因此，有西方學者認為，TRIMs協議可以和烏拉圭回合達成的反傾銷反補貼協議相互配合，共同對東道國實施的一系列投資鼓勵措施進行約束。23
如果說TRIMs協議只是間接涉及投資準入的話，那么，GATS則是以更加明確的方式對國際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問題進行了規定。GATS第三部分為“承擔特定義務”，包括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附加承擔義務。GATS的市場準入從性質上看，正是一種逐步自由化的市場準入，即在WTO框架下，各成員方只能分輕重緩急對各種服務貿易進行談判，以制定逐步減少直至最后消除對服務貿易市場準入產生不利的規章、制度和措施。強制性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可能會影響有關國家的宏觀和政策的自主權，若外資對本國服務業市場并無積極作用，東道國可能不愿意讓其進入服務市場。
五、 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立法的基本立場及改革對策
（一）我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基本立場
綜觀各層面的投資立法，外資準入自由化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從單邊立法層面看，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在不少行業部門禁止或限制外資準入；在雙邊立法層面上，所有的雙邊投資協定（BIT），包括美式的BIT在內，都不敢否認東道國對外資的管轄權。在多邊立法層面上，TRIMs協議和GATS等WTO框架下的投資協議都帶有GATT體制長期以來形成的特色——“有規則必有例外”。24 WTO框架下的投資協議的準入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而且，協議中有不少條款對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需求給予了適當考慮，在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的世界里，各國外資自由化的程度和范圍是受到限制的，不可能立即出現各國一致認可和接受的統一的高度準入自由化規則。發展中國家只要還沒追趕上發達國家，就有不同于發達國家的需要，需要不同的和政策空間。25
1、 國民待遇并不意味著禁止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準入領域給予“低國民待遇”。
盡管外資待遇發展的趨勢是實行國民待遇，但這并不意味著內資和外資的絕對平等，或者說任何主權國家都不是對外資實行絕對的國民待遇，而是可以根據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傳統民族產業、特殊資源等需要，保留國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這并不違背國民待遇的義務。在外資準入領域內，不存在純粹的國民待遇，每個國家都會劃定一些部門作為外資的禁區。即使是號稱對外資最開放的美國，其在國內航運、原子能、水電等行業中同樣禁止外資進入；在通訊與航空、礦業等領域則只允許外資擁有少數股權參與。26從總體上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外資準入領域方面限制要嚴，且傳統上各國禁止或限制外資進入的部門多屬服務性產業。27
2、國民待遇并不意味著禁止對外國直接投資在準入條件上給予“超國民待遇”。
對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其關鍵是給予外國投資者以不低于本國投資者的待遇，但并不等于不能給予外國投資者某些優惠待遇，畢竟相比發達國家，我國在機制、市場、基礎設施等方面的不足，需要優惠政策加以彌補。28但應逐步從以稅收激勵機制為主的優惠政策轉向以公平競爭機制為主的優惠政策，即由基于激勵型的FDI政策轉向規則性的FDI政策。
（二）我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改革對策
外資準入自由化是一種趨勢，中國應冷靜地看待和適應這種趨勢，并找出相應的對策。一方面，減少投資障礙，加強投資保護、放松投資管制、減少政府干預的確是中國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所需，另一方面，對外資的非市場經濟性質過多的要求和過濫的刺激、鼓勵應予以廢除。應結合考慮以下各項對策：
1、 進一步廢除明顯違背WTO各與投資有關的協議的相關條款的國內立法或國內立法中的相關條款和規定。清理過多過濫的FDI“超國民待遇”和“低國民待遇”，實行“國民待遇”。并根據WTO的公平透明度原則加強投資軟環境的建設。
2、 在不違背WTO協定要求下，通過合理的市場準入限制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市場準入限制是范圍最廣、數量最多的“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29這其中包括原產地規則、國家技術標準、特定產業部門的貿易限制、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等。30這些措施一般限制或通過其他方式阻礙競爭，從而增加直接投資取得市場準入的吸引力。
3、 立法改革要具有長遠眼光，要密切關注世界立法的動態。WTO將使真正進入全球市場，市場經濟法則將成為最重要的競爭規則，因此，中國今后的外資法改革應當著重貫徹和推行的原則是政策法規的透明度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和減少政府干預推動公平競爭原則；
4、 認真調查新形勢下中國經濟實力和各部門、各領域接受外資競爭的承受能力，分階段、分部門、分層次地開放市場，、透明地立法，不能搞一刀切，立法要減少不必要的“模糊”條款，貫徹WTO制度下的透明度原則，當然出于特殊的利益，我國也可以援引WTO有關協定的例外條款，暫時背離國民待遇的義務，依法維護自己的權益。當然，如果暫時背離國民待遇義務是為了扶持國內幼稚產業，則對幼稚產業的保護要適度。31 對能夠開放的領域和部門，要痛下決心，將真正推向市場，讓它們徹底擺脫對政府的依賴。
5、 簡化采用國際通行的并購方式進行外國直接投資的手續。在過去的20多年中，跨國并購發生額大約以年均42%的速度遞增，現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式。而我國作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國，20多年來引資方式卻沒有大的變化，仍然以合資、合作和獨資形式為主。隨著我國日益同WTO聯系加深，應轉變我國吸引FDI的思路、與時具進，順應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式，大膽采用跨國并購方式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提高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32
六、 結語
我國入世將給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帶來新的契機，但同時也會給國內帶來巨
大的壓力和挑戰。我們要抓住機遇，按照我國在入世議定書中做出的各項承諾，修改并完善我國對于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相關立法，給予外國直接投資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待遇，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一定會上一個新的臺階，也必將為中國經濟的注入新的活力。
1 都毫：“論國際投資法的發展”，《當代法學》2001年第6期，第67頁。
2 唐以今：“外國直接投資的新特點和我國引資環境的重整”，《國際論壇》2001年第5期，第51頁。
3 王國安、楊小華、林龍澤：“中國入世與外商直接投資”，《決策借鑒》2001年2月號（第14卷第1期），第29頁。
4 前引唐以今：“外國直接投資的新特點和我國引資環境的重整”，第55頁。
5 盧進勇編著：《入世與中國利用外資和海外投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6 騰家國著：《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7 張宏：“跨國并購和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第17頁。
8 吳國生：“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的”，《商業研究》2001年第7期（總第231期），第133頁。
9 前引吳國生：“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的影響”，第135頁。
10 如廣東省嶺南餅干廠1999年將60%的國有資產作價3000萬元與香港遠東公司合資時，廣東著名商標“嶺南”牌卻是無償地讓給合資企業使用；樂凱公司與外資合作時，“柯達”這一洋名牌作價116億美元，而“樂凱”僅作價6.3億人民幣。
11 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風險防范”，《財經與實踐》2001年3月號（第22卷，第110期），第70頁。
12 徐崇利：“外資準入的晚近發展趨勢與我國的立法實踐”，《中國法學》1996年第5期，第67頁。
13 楊鵬慧：“世貿組織法框架下我國外資準入制度研究”，《投資研究》2000年10月號，第43頁。
14 徐箐：“加入WTO與我國外資法的完善”，《法學》2001年第1期，第67頁。
15 鄒立剛：“TRIMs協定與我國對外資的待遇標準”，《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第59-60頁。
16 前引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風險防范”，第69頁。
17 同上注。
18 Thomas L. Brew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Evolving Regim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w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Vol.26， 1995， pp.658-662.
19 外經貿部國際經貿關系司與關貿總協定上海中心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最后文件》，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頁。
20 前引劉筍：“外資準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結合WTO和入世進行研究”，第578頁。
21 David MAC Dougall&Peter Cameron， "Trade In Energy and National Resources，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Focus o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4，Vol. 28， p.174.
22 劉筍：“論如何正確認識TRIMs協議”，《法學》1999年第6期，第97頁。
23 前引劉筍：“外資準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影響——結合WTO和中國入世進行研究”，第579頁，轉引自Pierre Sauve， "Qs and As on Trade， Investment and the WTO，"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1， p.56-63.
24 曾令良著：《世界貿易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5頁，轉引自J. H. Jackson， World Trade and the law of GATT， 1969， p.533-534.
25 前引瞿宛文：“自由開放有利于——如何看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第40頁。
26 參見姚梅鎮著：《國際投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修訂版，第43-57頁。
27 前引楊鵬慧：“世貿組織法框架下我國外資準入制度研究”，第44頁。
28 盧進勇編著：《入世與中國利用外資和海外投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頁。
29 余勁松：“論‘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中國法學》2001年第6頁，第115頁。
30 前引余勁松：“論‘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第123-125頁。
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4
【關鍵詞】 外國 直接投資 經濟增長 計量分析
1.我國外國直接投資現狀
《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4年外國直接投資的全球流動性出現2%的反彈增長。而中國在2004年以61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額,繼續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外資流入國,位列全球第三。亞洲和大洋州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最為顯著,這使得它們在發展中地區更受投資者青睞。這些地區的資金流入高達148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50%。
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跨國投資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中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依然保持穩定,連續12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居發展中國家和亞洲地區首位。
2.我國外國直接投資(FDI)與經濟增長的計量分析
針對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應用協整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經濟增長與FDI的關系,目的在于揭示三個方面的問題,即GDP與FDI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GDP與FDI之問相互影響的程度如何、GDP與FDI之間短期的動態關系。此處選用的指標是GDP與FDI,所用1980～2004年的數據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而成,其中GDP與FDI均以現價形式表示.使用1991年為基期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兩個變量進行縮減,以消除物價因素的影響。另外為消除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分別對兩個變量取對數。其相應的差分序列為LnGDP和LnFDI。
由于這兩個變量是時間序列數據,可能存在非平穩性,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方法來檢驗變量的平穩性。
從上表的輸出結果中可以看出LnGDP變量的檢驗統計量-2.16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小于所對應的臨界值-1.9583,而LnFDI的檢驗統計量-2.708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小于所對應的臨界值-2.6457,也就是說LnGDP和LnFDI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也即LnGDP和LnFDI是不平穩的,LnGDP和LnFDI是I(1)序列,由于不平穩的時間序列不能直接進行簡單回歸,需要通過協整檢驗來驗證各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也即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由于是考察LnGDP和LnFDI兩者之問的協整關系,這里選用E-G兩步法進行檢驗,其原理是如果多個I(1)或I(0)變量存在協整關系,那么用儔統的計量回歸對變量進行回歸后,其殘差應該服從I(0)過程。由于上述變量是I(1)過程,故可以運用E-G兩步法進行回歸分析,先用最小二乘法對LnGDP和LnFDI進行回歸分析,然后將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根據殘差序列的平穩性來判定協整關系是否存在。回歸方程與殘差序列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LnGDP=7.651+0.585 LnFDI
協整分析中小括號內為標準差,中括號內為t統計量,從協整分析的過程可以看出,殘差序列檢驗統計量值為-1.777小于顯著性水平為10%時的臨界值-1.624,因此可認為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表明LnGDP和LnFDI具有協整關系,從協整方程可以看出,FDI每變動1個單位,將會促進GDP增長0.585個單位,協整向量為(7.651,0.585),誤差修正項ECM=LnGDP-7.651-0.585LnFDI。
在確定協整向量后,便可以對VEC模型進行估計。去掉不顯著的變量后,得到關于LnGDP和LnFDI的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LnGDP=0.106+0.1266LnFDI-0.255 EC(-1)
(0.0098)(0.0252) (0.0357)
[10.813][5.019][-7.144]
上式中,EC(-1)表示滯后1期的均衡誤差修正項,小括號內為標準差,中括號內為t統計量。EC(-1)前的系數包含著變量的過去值對現在值影響的信息,該系數為-0.255符合反向修正原理,該系數t統計量絕對值為7.144表明該系數顯著,意味著上一期的均衡誤差修正項在決定變量的當前增長中起重要作用;各解釋變量差分項前的系數表示模型的短期動態性質,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短期彈性是0.126。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雖然我國的GDP和FDI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序列,但兩者之間的線性組合卻是平穩的,也即兩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FDI的引入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從長期效應來看,FDI每變動1個單位,將會促進GDP增長0.585個單位,而短期彈性只有0.126,這說明FDI的長期效應大于短期效應,在引進FDI的過程中我們要長遠考慮,要注重FDI的質量而不是片面的強調數量。
從計量分析可以看出,FDI確實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將FDI的各種經濟效應與我國利用FDI的進程結合分析,人們心中也許會有疑問,不同的發展階段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是否存在差異,這一章的回歸分析結果是否是較準確的反映了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這也是這一計量分析的缺陷所在。
3.結語
以上模型及計量檢驗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只是提供了一個思路和分析框架,進行了初步的計量驗證,得到的結論還有待于今后以更充分的數據樣本為基礎的進一步檢驗。
參考文獻
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5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激勵政策；溢出效應；激勵成本
[中圖分類號] F831.48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外國直接投資（FDI）激勵政策的概念最初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于1983年提出的，即“激勵措施或限制措施應理解為任何旨在影響某項投資決定，并可增加或減少該潛在投資所獲利潤或改變其所涉風險者?！?989年，經合組織再次闡明激勵政策是：旨在影響投資決策、增加潛在投資的利潤、或轉移潛在投資風險而采取的一整套政策措施。”然而，從歷史上看，出于對本國經濟控制權的擔心，發展中國家曾經對FDI持排斥態度，他們寧愿舉債也不愿意進行股本融資或接受FDI。此后，發展中國家對FDI的政策傾向始終在微妙變化中：從20世紀40―50年代的允許政策到60―70年代的限制政策，從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到90年代以后演變為激勵政策甚至是競爭吸引政策。各國政府紛紛降低外資準入門檻，并對外國投資開放新的部門。為了鼓勵外商投資，越來越多的東道國政府出臺了各種形式的投資激勵政策。
本文將從經濟學的視角探尋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采取這些激勵措施的動因及其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是，在開支方面上的代價是否合理，并從理論分析的結論出發，對我國當前的投資激勵政策效應進行探析，并從中得出相應的啟示。
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激勵政策的動因
（一）外國直接投資具有溢出效應
由于掌握和使用新技術在市場競爭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個廠商目前的新技術研究和開發活動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將來的市場競爭地位。各國對FDI的態度和政策改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知識溢出的前景為基礎的，這些利益以各種外在性或“溢出”的形式存在。因此，通過采取各種不同的優惠手段政策，發展中國家希望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以期促使跨國公司的無形資產與關鍵技術在向子公司轉移過程中擴散到當地企業。根據Maguns Blomstrom和Ari Koko（1996）的論述，溢出效應是指由于跨國公司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企業所獲得的生產效率方面的進步。具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產業內的溢出效應，也稱示范效應，主要是指當地企業迫于競爭壓力，通過學習、模仿跨國公司的技術和管理提高效率；第二類是產業間的溢出效應，也稱產業關聯效應。主要指跨國公司通過為當地供應商和客戶提供技術指導和業務關聯，帶動相關企業的發展；第三類是人力資本流動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即在跨國公司工作過的人員流向內資企業后，將其在跨國公司接受的培訓、學習的技能和經驗帶到內資企業，進而提升內資企業的人力資本。
如果外國廠商和本地廠商的區別在于外國廠商擁有某種可溢出到本地廠商的特有的無形資產和關鍵技術，就可以證明這類激勵政策是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外國投資者的個人利益比社會利益（包含溢出效應）更低，除非激勵措施來補償外國投資者，否則外國投資的總量會低于其最優數量。對外國投資者進行政府補貼的動機，在于消除私人和社會回報之間的差距，從而促進更多的FDI流入。
（二）投資激勵政策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重要的決定因素
跨國公司投資區域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是東道國的經濟基礎，比如市場規模和實際收入水平，其次還包括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其它資源的可用性。此外，貿易政策、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而投資激勵政策過去一直被視為是對FDI決策影響相對較小的決定因素。而當今世界，投資激勵已遍及全球，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任何形式的激勵的情況下，能參與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競爭中。投資激勵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激勵（如給外國投資者免稅期和更低的稅率）、金融激勵（如為外國跨國公司提供補助金和優先的貸款權）以及其他的政策激勵，如市場優惠，甚至還有壟斷權等。
盡管跨國公司的高層習慣于貶低激勵的作用，認為這可能隱含政府試圖掩蓋該經濟體對投資者保護的不足和投資環境方面的欠缺，以政府激勵當作抵補投資風險，但現在也樂愿承認激勵政策在投資決策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而最近有關對FDI進行激勵的效果，特別是對財政優惠的研究結果表明投資激勵已經變成國際投資流動中重要的決定因素。不過，政府與投資者對激勵重要性的認識還不盡相同（見表1）：
由此可見，投資者在某個地區內的數個備選地點之間作選擇時，激勵政策的影響在國家間爭奪FDI競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外國直接投資激勵政策效應的理論分析
政府對FDI的政策決定著FDI可能扮演的角色，外國直接投資激勵政策的目的是要促使FDI進入并實現其技術的外溢效應，但現實中這種誘導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
（一）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之間的競爭
如果某國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對外國投資者抱有偏見，那么，為了克服外國投資者面臨的各種障礙，FDI激勵政策也許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跨國公司擁有比東道國企業更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們的進入往往排擠了東道國企業，降低了其所占市場份額。競爭效應促進國內企業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是內外資企業具有相當的競爭能力。外資的進入對一國研究開發活動是產生了激勵效應還是替代效應，是刺激了東道國的技術進步還是強化了東道國的技術依賴，其中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還在于國內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競爭能力?，F實中，某地或某國大量外國公司存在的本身或許就是本地工業薄弱的一個信號，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廠商可能不僅不能吸收任何生產能力的外溢，反而會被迫將市場份額讓給外國公司。
隨著FDI的流入，最初的投資激勵成本在時間推移中因經濟增長而得到補償。然而，要在經濟增長、就業和稅收等方面對預期的未來收益做出可靠的計算是困難的，而這是確定補貼額的必要條件。在FDI項目是受東道國的投資政策激勵而不是經濟基本規律驅動的情況下，問題就變得更復雜了，原因是這些投資者是相對自由的，在第一個地點內的預期利益還未實現時，他們可以輕易地決定轉移到其他政策更優惠的地方。因而，外國直接投資激勵政策很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二）引資國之間或引資國內部的激勵競爭
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都積極地參與引資競爭，以激勵政策為基礎的競爭日益加劇。在汽車等大型投資項目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激勵成本呈現上升趨勢。不同的是，在發達國家中，財政激勵更為普遍，每個與FDI有關的工作職位的補貼通?？梢赃_到數萬美元之多；而在發展中國家，除了基礎設施和土地享受補貼的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園，還更加傾向于采用建立免稅區和其他金融補助，而實際上，財政優惠政策作為一項重要的投資激勵，已經成為國際投資中更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此外，模仿效應導致各東道國激勵政策越來越相似。當一國政府看到競爭者采取的措施時，會努力追上甚至超過。在激勵政策措施方面，每個東道國都希望區別于競爭者，使自己擁有更多的優勢。競爭的結果導致各東道國FDI激勵政策所必須支付的成本越來越高。
即便所有的政府都有避免這種惡性競爭的意愿，但是單個政府采取行動可能會造成FDI從本國流向激勵更多的國家，競爭中“囚犯兩難”常常使得政府輕易不敢削減已有的激勵政策，政府越來越感到這種“錦標賽（Bidding War）”帶來的壓力，不得不競相提高給投資者的公共補貼和優惠水平，或者放寬對環境保護和工人權利保護的限制，直到最后這種成本可能超過FDI所能夠帶來的技術外溢等方面的收益。而且，從投資者來講，在確定幾個備選的投資地點以后，可以和投資國政府就投資環境和可能的激勵等方面進行談判，要求最好的報價。各國政府不得不考慮激勵競爭的可能結局，即東道國之間的競爭使得利潤和社會福利更多地轉移到跨國公司的手里。
“囚徒困境”博弈使FDI的激勵競爭有時不但不會提高反而會降低一個國家的福利水平。在對過去15年來30個國家、183個FDI項目的評估中發現，有25%～45%的項目對一個國家的福利水平具有凈負面影響。雖然FDI激勵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勵FDI進入，但是從整個社會看，政策帶來的損失常常大于收益。
四、我國外國直接投資激勵政策的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迅速，累計吸收FDI近8000億美元，2008年我國在全球吸收FDI排名第4位，2007年排名第3位，2009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00.3億美元，達到全球第2位，僅次于美國。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資本的積累，早期對外資實施的一系列優惠政策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
（一）FDI的外溢效應與我國的吸收能力不協調
FDI的進入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技術外溢。首先，外商投資對內資企業產生負向溢出效應的渠道主要是市場和產品的競爭，而產生溢出效應的關鍵是內資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和吸引外資企業員工的可能性，那些自身技術水平較高和對人才有較強吸引力的內資企業才更可能獲得來自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我國許多地區和行業的人力資本還未達到有效吸收國際技術溢出的水平，間接獲得的“技術溢出”也相當有限，因此出現了外資對中國技術進步作用“有產業而無技術”的現象。目前，較低的人力資本能夠很好地與FDI結合，但大多數是勞動密集型FDI，本地企業在人力資本積累未達到門檻臨界值時，盲目利用外來技術資本、模仿新產品、新工藝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本地企業由于過分依賴外來技術而抑制了自身的研發活動，對本地企業的技術創新產生了負面影響。
（二）FDI擠出效應帶來“貧困化增長”
雖然FDI可以提高一國的GDP水平，但對整體的社會福利而言卻未必是一件好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得知，中國1993―2003年間年均GNP要低于GDP大約114億美元，這意味著外國投資收益會隨著外商投資規模的增加而增加，造成了中國國民財富的流失。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年平均利潤率為16%～18%。假設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所獲得的年平均利潤率為17%，那么根據截至2005年底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6224.05億美元，可以推算出外商2005年從中國大約賺走了1058億美元的利潤。如果再考慮稅收優惠政策，外商投資企業所賺取的利潤還要高。
許多實證研究表明，在國內缺少吸收能力的情況下，FDI對國內投資存在擠出效應，其中相對低效率的FDI通過各種制度性優勢（如各種優惠政策）取代了更高效率的國內投資。我國的外商投資稅收優惠政策對所有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不加區別地實行優惠稅率，這使外資企業不必采用先進技術就獲得了對內資企業的競爭優勢，削弱了外資企業采用先進技術的動力，誘使大量的外資積淀于一般的生產、加工、消費性等行業，造成了這些行業的過度發展，相對地阻礙了外資向高精尖產業的流動，形成了外資結構不合理的現象。由于外資進入的主要是競爭性行業或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外資企業因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在國內市場獲得競爭優勢，擠出了相對具有更高效率的國內企業。
（三）地方政府間FDI投資激勵競爭造成“囚徒困境”
我國不同地區之間以爭奪FDI為目的的稅收優惠競爭，導致了過度“慷慨”的稅收優惠、土地優惠等，這不僅造成大量財政收入的減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扭曲了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2008年前，國家規定外資企業可以享受基本稅15%以及“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但是很多地方均以各種方式突破了這一政策底線。由此造成的缺口最后不得不由財政補貼。除此之外，針對FDI的稅收優惠政策還會誘發資本外逃、政策性尋租、轉移利潤和逃避稅等行為，這些非直接的、隱性的成本也是不容忽視的，甚至它們會占到優惠政策總成本的很大比重。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政府意識到對外資的過度優惠尤其是稅收優惠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并在2008年正式實施“兩稅合并”，對于外資的針對性優惠被取消，外資與內資企業在稅率上回到了同一起跑線。然而，在現實中內外資在實際稅負水平上并不一致。因為地方政府在稅率、稅基、減免權等征收管理方面卻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并可以通過先征后返、稅前抵扣、財政補助等方式予以企業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這使得外資企業在“兩稅合并”后仍能享受到相當程度的稅收優惠；此外，地方政府還可以針對外資提供各種其他方面的優惠政策，包括地價、水價、電價以及勞動力價格等，全國各地針對外資的各種優惠“土政策”仍層出不窮。2008年7月我國稅務部門對開發區進行了稅收清查，結果清理出不符合稅法規定的地方違規涉稅文件多達88份，這也充分說明，“兩稅合并”并不足以有效調節地方政府的引資行為，這種引資沖動更多地來自于地方政府在現行體制下的激勵競爭。
五、啟示
FDI能否有效地促進引資國經濟增長取決于各國的自身特點，因而不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和相關結論。盡管中國連續多年成為最“吸金”的發展中國家，但也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如土地成本、環境成本、擠出國內投資、加大地區發展水平差距等。因此，有充分理由對投資激勵僅僅集中于外國投資者的問題持謹慎態度。外資帶來的只是學習條件和可能性，而不是學習本身。我們應該強調要變“優惠政策”為“開放政策”。任何激勵政策必須以規則為基礎，而且在同等條件下所有投資者（本國和外國）都可獲得，而不是以自由決定的政策為基礎。除了激勵性政策外，一國的總體產業政策是影響FDI流入的重要決定因素，完善基礎設施以及改善整體商業環境作為其投資激勵政策的一部分，這樣不僅可以吸引FDI的流入，還可以促進國內企業的發展以及增加通過與外國公司競爭而獲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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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6
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鐕镜慕洜I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