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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含義范文1
根據普通高校對新生科學文化素質的要求，參照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中學教學大綱》，并考慮中學教學實際，可制定以下四項目標。
1．對自然科學基礎知識的理解能力。重視能力和素質的考查是新一輪高考改革的一個特點，雖然在高考中強調了對能力的考查，但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仍然是基礎?？寄芰﹄x不開知識的載體作用，離開了知識的積累，能力就無法形成。強調對自然科學基本知識的考查，并不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自然科學的某些專業名詞、術語，而是要求學生能夠解釋和說明所學自然科學基本知識的含義，并能用適當的形式(如文字、圖或表)進行表達。
2．設計和完成實驗的能力。自然科學是實驗性科學，科學概念、原理和規律都是由實驗推導和論證的。教學過程中的實驗有助于加深學生對自然科學概念、原理和規律的理解，實驗能力也是學生將來從事工作研究的基礎。自然科學的重要知識常伴有實驗是現行高中教材的一個重要特點。
3．能讀懂自然科學方面的資料。人們對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和規律通常是用文字和圖表來描述的。與文字相比，圖表描述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直觀形象的特點，因此常被各類科研文章采用，要讀懂自然科學方面的資料，能看懂圖表所包含的信息，并能從中找出規律是非常重要的。
4．對自然科學基本知識的應用能力。學習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僅僅停留在理解上是不夠的，還要能在理解的基礎上，應用這些知識去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社會的生產和人類的生活，必須懂得自然科學知識的實用性和社會價值。
現實中人與自然、社會發生的聯系，實際上都是綜合性問題，所以整體或綜合的思路非常重要。以筆者理解，“X”卷包含的知識點難度并不會比以往的要求更高，但要求全面地考查學生的閱讀理解、綜合思維、信息處理及表達能力。由此，中學學科教育也不妨受此啟發，換換思路，重視知識的梳理和融合，鼓勵課堂討論增加實踐機會。
二、打開圖書館、閱覽室的“門”，打開學校的“門”
物理教學必須聯系實際，在抓基本知識點教學的同時，有意識地聯系生活、生產和科研實際，充分利用圖書館、閱覽室的資料，組織學生課外閱讀，拓寬知識面。開設講座，講物理史故事，講現代科技新成就，如激光的廣泛運用，全息照相的妙用，光纖在現代通信中的作用等，既激發學習興趣，又增強現代意識，提高學生素質。
三、具體做法
第一，整體規劃教學，打高考總體仗。對理科總復習，大體上分為三大階段：（1）用80%左右的時間復習好本學科的知識。物理學科要根據學科的特點進行復習，抓好“必修課”和“選修課”。（2）用20%的時間，理化生三科教師坐在一起探討，哪些可以作為切入點，分工合作，編寫一些有一定綜合性（2科、3科）的練習卷。（3）考前留有一定時間對學生進行考試心理訓練教給他們一些應試技巧。
第二，講練并重，精講精練。要堅持講解與練習有機結合的原則，既不能“以講代練”，也不能“以練代講”“精講精練”，使學生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講：針對性要強，除重點、關鍵外，側重講單元練習方法和應注意的問題。注意知識的綜合交叉，突出能力的培養，培育應變能力。
練：以定時作業為主要形式，讓學生在解題的能力、速度等方面適應高考的要求。
自然科學的含義范文2
［關鍵詞］ 哲學;創新;根據;原則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2)02-0076-05
一、生存智慧的追問根據與實事求是原則
哲學,從其古希臘語的詞源意義上講,是人們熱愛智慧、追求智慧的一門學問。哲學所追求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千百年來,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其實,蘇格拉底早就指出:“正義和其他德行都是智慧”［1］193,或更為簡單地講“德性就是智慧”［1］6,這和中國的智者老子的看法不謀而合?！翱椎轮?惟道是從?！?老子?第二十一章)在老子看來,至善的道德就是人們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而人們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就是人生的大智慧。因此,簡單而言,智慧就是人們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
許多人將聰明與智慧混為一談,實際上,兩者之間有很大不同。大而言之,知“道”曰“明”,合“道”曰“智”或“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早就明白無誤地告訴了人們,安身立命的根據是知“道”與合“道”,僅僅知“道”是遠遠不夠的,生活中聰明反被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不難看出,知“道”的聰明只是合“道”的智慧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最后的合“道”才是智慧的關鍵所在。
“道”是公認的中國哲學的最高范疇,作為中國哲學最高范疇的“道”既具有西方哲學本體、本原之含義,又有法則、規律之含義,當然還有其最初的路徑、方法之含義。
人們如何才能獲得智慧或者說人們如何才能獲得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這首先就需要人們通過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來求道、得道,并在此基礎上按照法則、規律的要求形成正確的路徑、方法以妥善解決人們生活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哲學研究或創新要想完成人類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學科任務,首先應該堅持的原則就是實事求是。
哲學研究中的實事求是所求的“是”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客體存在或客觀事物的規律或規律性。正如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所言:“‘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人們要想達到合“道”的智慧,首先要對規律性的“道”作形而上的探求與把握,進而達到知“道”的正確認識,這是人們行為合宜或智慧的理性前提,沒有知“道”,就無法自覺合“道”,人生和社會實踐活動的許多鬧劇或悲劇多由這種不知“道”的無知進而跟規律或法則對著干的愚蠢所造成的。
哲學研究中的實事求是所求的“是”其次是求“善”,即求得主體存在或主觀行為的合宜性或合理性。其實,“在人文社會科學范疇內,‘實事’是指現時代條件下獲得的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內的自然事實和社會事實,‘求’是指研究(包含探索),研究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就是實事中的規律系統與合乎規律的規范系統。簡言之,實事求是就是對于主客觀事實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獲得對象的規律性知識和規范化技術?！保?］
由此不難看出,哲學研究中的實事求是僅僅求“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哲學不僅要為人們提供“解釋世界”的理論說明,更要為人們提供“改造世界”的方法指導,因此,哲學研究中的實事求是不僅需要有形而上求“真”的理論探求,更需要有形而下求“善”的實踐關懷;不僅要通過認識實事中的規律系統、獲得對象的規律性知識而形成正確的世界觀,更需要依據正確的世界觀確立合乎規律的規范系統或規范化技術即正確的方法論約束、指導人們的社會行為,使人們的行為基于自然、依據必然、達到應然,達到“德性”即“智慧”的境界,也唯有如此,哲學才能與一般科學區別開來。
總之,哲學是一門以探索世界的本原、本質、共性或絕對、終極的形而上為形式,以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內容的社會科學,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有機統一。人們通過這種實事求是的哲學努力所形成的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有機統一，才體現出人們正確的生活態度或生活方式的生存智慧。論哲學創新的根據與原則二、具體科學的基礎根據與立足科學原則
作為人類最為高深的學問,哲學首先要研究、把握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人自身以及人類思維在內的整個世界的普遍的本質和規律,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它的研究對象是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人自身以及人類思維在內的整個世界的普遍的本質和規律。在求“真”的目標上,哲學與具體科學攜手并肩,因此,哲學與具體科學的相互關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哲學依賴于具體科學,具體科學的進步推動著哲學的發展。離開了具體科學,哲學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而也就會枯竭。
自然科學的含義范文3
關鍵詞：學科屬性；科學性；人文性；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從科學的內涵以及科學研究的目的來看，經濟學本身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因為經濟學本身也是有助于認識、預測經濟現象乃至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體系，但問題是，經濟學的科學性與自然科學所崇尚的科學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體現在它的數理程度上或者體現在客觀性的“硬”度上呢？當前主流經濟學極力崇尚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但經濟學果真變得更加客觀和科學了嗎？按照達斯頓的看法，客觀性的理解本身有三個角度：本體論的客觀性是關于世界的，機械論的客觀性是關于壓制普通的人類判斷傾向和審美傾向的，透視法的客觀性則是關于消滅個人（或偶爾是團體的，正如擬人論的民族風格類型一樣）的特質的；而且，透視法的客觀性，既在概念上也在歷史上區別于追求現實最終結構的客觀性和本體論方面，也區別于禁止在對科學的結果所做報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斷和解釋的客觀性的機械論方面。顯然，達斯頓的看法了一直將“科學”等同于客觀性的普遍認識，客觀性的含義本身就是多重的，從而揭示了數量經濟學中潛含的修辭。事實上，透視法的客觀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紀后葉的道德哲學中而不是自然哲學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它將對客觀性的關注重新納入到社會環境和研究者所凸現的民族精神之中。當然，主流經濟學中修辭以及透視法的客觀性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相對應的，西方的自然主義將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視為有其內在客觀規律的，它都是上帝創世時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認為，“客觀性這個觀念與西方歷史上對擬人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禁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始自于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對將人類的屬性歸因于上帝的批評，并且作為一種對活力論、目的論和自然神學的一種逃避繼續進入現在時期”［1］。
然而，正是對于自然哲學的狂熱造成主流經濟學對“客觀性”的追求，并且，還逐漸把這種客觀性導向了機械論的客觀性，從而扭曲了對客觀性的理解。事實上，自從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之后，由于受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自然科學視為經濟學的發展之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2］。為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試圖通過將經濟思想的數理模型化以及實證分析的客觀化來發展成一門硬科學，另一方面則盡量避開倫理判斷而公開聲言要“價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同樣，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3］。正是在極端強調客觀和中立的情況下，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下試圖運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而自20世紀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以來，國內那些自稱從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就把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奉若神旨，極力排斥經濟學的思辨性和倫理學內容而強調實證分析，并大肆宣稱他們所構建的數理模型和實證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觀的。問題是，這種“客觀性”真的存在嗎？米洛斯基指出，“現在是放棄‘科學’以解決客觀性問題這一思想的時候了，這主要是因為不存在單獨的這樣的問題要解決”［1］。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社會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與其他現象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所宣稱的客觀性，其中首先就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他相關特征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雙重屬性及其研究思維
由于科學僅僅體現為主體基于特定視角對客體的認知，因而科學必然具有主觀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學所面臨的對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學所體現的主觀性又存在某種差異。特別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這兩大研究客體存在明顯不同的特點，有關它們的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正因如此，學術界又進一步把科學分為兩大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關注由人與人之間互動產生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是內在于人之認知的，其背后的規律也主要體現人類的理想及由此產生的互動行為，人們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順或改進社會現實關系以更好地實現人類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相反，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則是自然現象及其背后的規律，這種自然現象是相對外在于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也具有獨立性，人們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適應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規律，因而它往往被視為更具客觀性的學科。同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這兩個關系層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大領域。因此，經濟學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性，這也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定位以及經濟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程度之所以常常會引起爭論的原因。一方面，盡管經濟學涵蓋廣泛，但不同學者所關注的主要領域和觀察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學者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就會產生差異：例如，有的學者關注物質資源配置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因而他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自然科學；而另一些學者則關注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他也必然更傾向于把它看作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問題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所呈現出來的特性也就會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古典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建設，因而古典經濟學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性；而新古典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資本的問題，因而新古典經濟學表現出強烈的自然科學特性。
當然，盡管對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特質的認知往往隨不同主體以及不同時代而有所差異，但是，不管在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經濟學都不能直接歸入自然科學的范疇。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1）無論是人與自然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根到底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而與其他社會科學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認為科學認識有兩個不同領域：自然科學和人類行動的（社會）科學，經濟學顯然應該歸屬后者。（2）主流經濟學極力鼓吹把自然科學所走的道路視為經濟學的未來之路，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經濟學本質上不是自然科學，否則就用不著模仿了；更不要說，在西方自然科學也是其他社會科學仿效的對象，實際上，長期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存在著能否將社會科學在某種意義上看成介于科學與文學之間的第三種學科的爭論。（3）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經常把經濟學稱為介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這里也是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以及基于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強調，根本原因在于，盡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與物以及人與人這兩個關系層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物的內容方面。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屬于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研究的是由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經濟現象本身又是與認知主體分不開的：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會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此，對經濟學的定位還是要從社會科學來考慮。進一步地，由于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往往都潛藏著改造社會和指導實踐的目的，因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存在兩個明顯的階段：一是有關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預設，這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對社會事物的本質認知以及社會理念和觀察視角的總結，因而帶有濃郁的主觀性；二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這體現了認知主體的邏輯推理、檢驗論證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強的規范性。
顯然，正是由于不同個體在認知視角和研究思維上存在差異，對經濟現象背后之規律的探索途徑也就會存在差異；特別是，不同個體著重研究的問題也存在差異：有的人關注目的和預設的合理性，有的人則熱衷于邏輯推理的嚴密性。結果，在不同認知主體眼里，經濟學這門學科也就呈現出了相差極大的兩個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開自然科學的考慮，那么對經濟學的理解也會存在這樣兩個研究視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①。一般來說，“人文科學”強調的是人文性，就經濟學而言，它側重于對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討，顯然，它把人作為思維的主體，存在終極的價值判斷，因而帶有某種感觀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辯和溯源。例如，韋伯就指出，“任何一門關于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就要求“通過揭示并在邏輯上相互關聯地闡明構成或者能夠構成具體目的之基礎的‘觀念’，能夠使他根據聯系和意義認識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目的”。相反，“社會科學”更為凸顯的是科學性，就經濟學而言，它關注的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如何嚴密而合理地得出更為廣泛的結論，顯然，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基本路徑就是向自然（科學）靠近。例如，韋伯也指出，在目的設定以后的價值判斷和批判也具有科學的性質，因為“這種批判只能具有辯爭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對在歷史給定的價值判斷和觀念中出現的材料作出的一種形式邏輯上的判斷，是根據所希求者的內在無矛盾性的公設對理想所作出的一種檢驗。由于它為自己設定了這一目的，它能夠幫助希求者對作為其希求之內容的基礎的那些終極公理、對他不自覺地由以出發或者必須由以出發的終極價值標準作出自我思索。當然，使人意識到這些彰顯在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的終極價值標準，是它不用涉足思辯的領域就能夠提供的最后的東西。至于判斷主體是否應當遵循這些終極標準，是他個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與經驗知識無關”［4］。
進一步地，對經濟學兩個階段的研究以及對經濟學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根據人文（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研究主體的整合、判斷，往往萌發于書房、圖書館等讀書的地方，因而注重對前人文獻的梳理；同時，他們認為，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而行為，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個人的認知，因而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和規范性，尋找對既有事實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據（社會）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數據的處理和客觀的實驗，往往萌發于實驗室、實踐調查等能夠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同時，它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指導一切人的行為，從而經濟學的學習獲得一種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客觀性和實證性，試圖通過新的事實和材料來發現理論。正因如此，相應于這兩個基本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學領域從事理論研究的兩種方法：厚積薄發和成規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視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識的繼承和積累，并試圖通過旁征博引而從更全面視角來分析問題和解釋現象，因而強調厚積薄發的研究態度；而且，由于這種思路試圖憑借主體的知性來剖析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以及現狀產生的內在機理，而對本質的認知本身就體現了觀察主體的主觀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規范性的學科。而基于科學的視角而言，它試圖從某些定理或模型出發，通過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來發現規律，這往往被稱為成規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規范，并相對集中于某些特定對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實證性質的科學甚至蛻變為應用數學的分支。
其實，對經濟學的這兩個認知視角或認知階段及其認知差異也可以從經濟學說史中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與社會制度有關，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同時，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并以此為參照系來考察現狀以及剖析現象對本質的背離及其原因；顯然，由于本質本身體現了觀察主體自己的認知和觀察視角，本質也提供了已經被異化的事物回歸的基點，因而古典經濟學特別是仍然流傳至今的經濟學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規范性的科學。相反，隨著西方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的相對完善，人們就逐漸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尋求個人資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來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就逐漸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個人領域，關注個體如何理性地處理物的問題，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也正是由于著眼于個體行為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開始把現存制度當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關系或者雙方的力量博弈來分析現狀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現存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并且，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價格、貨幣等數字之間的邏輯分析，從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強烈主張經濟學的科學化之路。顯然，因為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需要知識的沉淀和積累，因而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科學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訓練和扎實的數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學領域。
當然，需要指出，即使這里把經濟學歸為社會科學，也主要是強調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科學化努力以及人們在社會認知過程中的演進性特征；但卻并不否認，在作為社會科學的科學特性與自然科學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差異，因為任何社會科學都有一個預設的目的，這個目的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米塞斯就寫道，“當我們從外部接近自然科學的主題，我們觀察的結果是確立功能性的依附關系。關于這些關系的命題構成我們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們構建了這些原理的體系，我們作了我們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類行動的科學中，我們從內心理解現象。由于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能理解人類行動的含義，即行動者賦予他行動的含義。是我們能形成用以解釋性的現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對含義的這種理解”［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經濟學中“人文性”和“科學性”的認知也體現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相應階段：“人文性”主要體現在第一階段，它需要以廣泛的知識為基礎對前定的目的首先進行判斷，并選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第二階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對達到前定目的的手段進行分析。而且，這兩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和要求與自然科學都是不同的，因而我們在從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時就必須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個理論所設定的目的，并對這種設定目的進行判斷，這就需要非常廣泛的知識，顯然，這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邏輯進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刻提防把人的行為邏輯等同于物和數的邏輯，這也是與自然科學極不相同的。
可見，盡管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兩個目的上看，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成熟的經濟學可以為理解和改造社會提供一個相對系統的認知體系，但是，由于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其理論研究的程序和特點都不同于自然科學，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來限定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經濟學需要對理想目的以及假設前提進行確認，而這體現了主體的認知和理想。所以，筆者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對社會的認知，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關鍵在于對理論目的和理論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預設確定之后，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需要進行嚴密的邏輯進行分析以獲得更為廣泛的結論和認知，顯然，此時就需要借助各種分析和表達工具，但其表達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種具有人文性的修辭。例如，麥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潛藏在經濟分析過程中的三個命題：（1）“經濟學中的數學理論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質，而且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2）“經濟學推理中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連正統的修辭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實際上，在麥克洛斯基看來，“經濟學不是通過求助于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或是任何其他科學哲學發展出來的優先方法論來實現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無序的學科一樣，經濟學被合法化的過程就是檢驗其參與開放的進行中的對話或語言的程度，而每一個參與者都被置于哈貝馬斯所說的對話氛圍中。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中，經濟學家們的任務就是說服觀眾，這其中包括同行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6］。
三、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階段都充滿了主體的認知，而要能夠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論上有所創見，那么就需要豐富的知識素養：一方面，要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作系統的梳理以能夠真正領悟人類所積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對其他學科的知識作充分契合以對客體有更為全面而系統的認知。事實上，經濟學說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馬克思以及馬歇爾等大師們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淺顯的知識，都是建立在龐大的知識基礎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襲前人知識的基礎上，斯密做了系統化的簡單表述，從而寫出了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富論》。相反，如果沒有對理論的正確認識，沒有廣博的知識，即使能夠建立比較優美而復雜的數理模型，它們也是流傳不遠的，實際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發表了眾多的文章也仍然沒有自信，就像當前的那些學者一樣。正因如此，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厚積薄發式的研究途徑是基本的，只有通過積累深厚的科學知識和個人知識，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認知，從而使得理論更具說服力；同時，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條件，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數理模型或者進行有的放矢的實證分析，否則，后續的一切行為都將沒有任何意義，至多成為一種我向思考的邏輯游戲或者材料堆積的數字游戲。
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方面，影響社會經濟現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復雜多樣的，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反射，同一事實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識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認知；正因如此，社會科學的“科學”并非是確定不變的，相反必須將理論與主體的認知視角和認知目的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畢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為等由“人”引起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經驗性而非先驗性的，從而也只有在基于人類實踐的經驗分析的科學中才可以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正因如此，經濟學理論也必須具有經驗性的內容，經濟學的科學化必須建立在社會經驗的基礎上，正如實用主義創始人詹姆斯所說的，“唯有直接與生活發生關系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7］。事實上，正因為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往往是基于主觀的理解，不同的認知會導向不同的行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可以確保某種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動模式或行動秩序得到型構，但是，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卻并不足以決定這種行動模式的具體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們說，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分析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僅僅是數理模型這一種方法，甚至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徑；事實上，哈耶克就把經濟理論研究與法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道德科學等聯系起來，而強烈反對經濟理論數學化。
顯然，正是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從而才會形成迥異的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導假定，以致迄今為止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都無法形成一個“能夠結束所有爭論的最終標準或裁決者”；同時，由于引導假定本身是難以被證偽的，因而盡管經濟學的理論不斷變化以及每種思想也都在經歷重復的興衰輪回，但卻很少會完全消逝。事實上，不僅“弗里德曼的信念――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爭論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特定爭論都將通過實證檢驗而解決――尚未得到證實。同樣，熊彼特觀點――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大都會被系統性拋棄――也沒有成為現實”。因此，經濟學中，“在對經驗證據、倫理因素、硬核命題、意識形態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許多類似問題的解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并非只在經濟學中有分歧，在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中分歧至少同樣廣泛、深刻和顯著。甚至連物理學也有著這種沖突，而且實際上，物理學比其通?？磥淼囊洝枚唷保?］。也正是由于經濟現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以及經濟學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學。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經濟學希望模仿其他科學，即便模仿的是數學或物理學這樣偉大的科學，它也應當更加開放，以容納更多的談話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盡管從廣義上講，作為一個具有知識體系的探究學問的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科學，并且，這種科學本身是具有強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學”一詞首先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義思維，并拓展到社會科學領域。結果，時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了經濟學內在的這種學科特性：它不但舍棄了經驗性的內容，而且也因執著于數字的游戲而把理論與生活分裂開來，甚至連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標也搞顛倒了。正因如此，厚積薄發式的學習和研究路線往往只是為非主流經濟學者所遵循，而主流經濟學則逐步走上了嚴密的專業分工道路，把經濟學僅僅視為對手段的實證或者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功能聯系，從而日益偏重于成規定式的研究路徑。正是基于這種研究線路，主流經濟學試圖運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結果，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瓦爾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頓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從早期到現代不斷激發一般均衡理論的提倡者的靈感不是‘科學至上主義’，而是完全數學化的目標”［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義思維，并在追求客觀主義的抽象化科學思維的指導下，這種自然主義思維進一步擴展到人類精神方面的領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觀點往往認為，即使在生活世界“嚴格的科學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小心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排除一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及其文化構造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探問?？茖W的、客觀的真理只是確證：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12］。
事實上，就當前西方社會而言，“對科學之上主義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經）成為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美國社會科學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學術上對大陸哲學的摒棄，連同二戰以后統計學技術與自然科學實踐之間的混淆，（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的內在統一性，‘科學’本身成為了一種適用于任何社會研究（無論是經濟學、文學批評或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別是，“二戰以后，美國社會科學的霸權將任何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的痕跡統統勾銷了”［1］。正因如此，當主流經濟學的困境逐漸暴露，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探究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性質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已經不知道“爭論的問題是什么”，“社會”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學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了如此嚴重的演化謬誤：它把人類世界也視為一種靜止的狀態，而科學研究僅僅探詢如何將這種靜態世界擺弄得更有序途徑，因此，不僅是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也都在努力發揮理性的能量來設計和改造社會制度。
顯然，正是出于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理性的強調，整個社會科學界充斥了求新求變的氛圍，這在經濟學界尤其明顯。胡塞爾就曾指出，“如果科學只承認以這一方式客觀地可確證的東西為真的，如果歷史只教給我們精神的一切形態，人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和規范，……它過去是如此，并將永遠如此的話，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我們對此能平心靜氣嗎？我們能在一個其歷史無非為虛幻的繁榮和苦澀的失望的不盡鎖鏈的世界中生活嗎”［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國內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經濟學者也極力強調經濟學的數理化，認為只有這種經濟學才是科學和客觀的；但殊不知，現代主流經濟學大肆鼓吹它的科學性而不敢承認自身的內在缺陷，并為了維護其主流的話語權而刻意地用數學符號來掩蓋其內含的價值觀和主觀性，因而這些主流經濟學者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恰恰使得經濟學退化為一門“偽科學”。 事實上，當今甚囂塵上的主流經濟學已經越來越符合"偽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達不到其宣稱的那種科學要求卻極力宣傳它的“科學”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學說中缺陷或者用各種方式來掩蓋。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筆者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規范性以及推崇厚積薄發的思辨路徑，強調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注重經典文獻的梳理和推敲，但這并不是要像阿萊所批判的那種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層次上的詭辯游戲：“不斷使用誤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經定義的語詞，那些詞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斷變換，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嚴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帶有比喻的表達方式，沒有精確的含義，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無人能提出異議；使用的表達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一致性，同時要求與經驗事實相一致。事實上，筆者一直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并不是不要數學，相反，要研究經濟學也必須充分夯實數學和邏輯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專業化訓練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數學在表達、交流和傳播上的精確性，因此，數學作為工具在經濟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是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另一方面，數學語言的運用也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獻大多是主流經濟學提供的，他們掌握了經濟學的話語權，其中思想的遞進也大多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表現出來。
不過，盡管將經濟學知識上升到理論層面而運用數學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明晰地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把一種理論建立在公理化的論述上就足以說明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特別是，要防止經濟學從傳統的文字描述走向數理化過程中的另一種極端傾向，因為正如杜蘭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發展成為謬誤；而每一美德都會因過分而成為邪惡，沒有什么比過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們對數學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作用必須有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通過使用數學來精練理論，也必須注意到條件的成熟性問題，否則必然會“欲速則不達”［14］。這正如科斯寫道的，“我對建立模型的問題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觀點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認為，當你的知識特別貧乏時，你不可能很準確、很迅速地估計所發生的情況?！菍⒛阒溃ɑ蛘吣阏J為知道）的早期階段的變量簡單地納入你的模型中，事實上，這可能產生更多的誤導，將會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現”［15］。顯然，就當前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傾向而言，數學已經被嚴重濫用了，哈耶克寫道：“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8］。
可見，盡管我們常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科學，但這與自然科學中對“科學”一詞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經濟學又是一門獨特的科學，不用說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動、從而要用人的行為的原因和動機來解釋‘事情的原由’，這和物理學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關于人的活動的嚴格的、演繹的理論而和社會學、政治學這樣的科學不同，因為在其他的人類活動學里而是缺少嚴格的、演繹的理論的。簡而言之，經濟學家的解釋是科學解釋大類里的一個特別的種，因此這種解釋也就呈現出某些疑難的特征”［16］。在這里，筆者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差異，不應該過分強調他的客觀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麥克洛斯基就特別強調無論是數學還是物理學都不是經濟學可借鑒模式，為此，他還對大行其道的現代主義科學哲學持深深的懷疑態度，因為這些哲學往往以物理學的方法論作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經濟學朝更為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呢？豪斯曼建議，“第一，經濟學家應該參與越來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經驗性工作：他們應該努力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第二，對于理論框架的選擇而言，這個學科應該更加開放，不應堅持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的現狀”［17］。
四、簡短結語
無論是在科學的內涵、研究的目的還是研究的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很大差異：經濟學注重思辨性，其理論也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規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積薄發，注重知識的積累和契合，因此，盡管我們強調經濟學要朝科學化的方向發展，但其科學性的麥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事實上，正如韋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語大詞典》對“science”所作的定義，社會科學并不是真正的“科學”，而只是在一種在對“科學”一詞的“轉借”和“隱喻”（metaphor）意義上來說的；不過，那些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家們，卻試圖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經濟現象的“觀察”、“實驗”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然）科學（式）地”“推理”和“證明”，來把經濟學做得一種像物理學、化學那樣一種實證的“分科的知識體系”［2］。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卻試圖以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理論特征來要求經濟學，從而嚴重誤解了經濟學的“科學”內涵，也窒息了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以至布坎南說，“正因為我深信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我發覺自己更贊同解釋學家的批評，而不贊同我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同事的意見，少數幾位屬于現代奧地利人學派的經濟學家除外”。而且，布坎南還重新解釋了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行為方式：科學家的行為是發現，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將想象力運用在探索過程中，他不宣稱也不應宣稱創造了某種新的東西；相反，藝術家盡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創造某種原來并不存在的東西，并且一旦藝術創造完成，每個人都對創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釋方式。［17］在布坎南看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介于兩者之間，社會科學家的活動更加類似于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但他的動機與科學家而不是與藝術家相一致，他希望社會互動的改進最終將由人們在診斷結論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樣，布萊克則強調，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文科學特別是文學批評所使用的中心修辭手段比如暗喻要優于自然科學，因而經濟學的科學化發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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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含義范文4
康德認為，在哲學上要著手認識世界的本質，必須首先對認識的性質和能力進行探討，否則，就像飛鳥試圖超越自己的影子一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分析的歷史哲學對歷史認識論的研究，其出發點也可以說與康德的思想基本相通。在歷史學中，不首先考察歷史認識的性質和能力，就不可能認識歷史本身的性質及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如科林伍德所強調的：“歷史哲學(這里特指分析的歷史哲學――引者)就是對歷史思維的研究……歷史思維是人們思考客觀世界時所采取的許多態度中的一種態度……歷史哲學應當是對這種態度、對歷史思維的前提和含義的一種批判性的探討；是為發現歷史思維在整個人類經驗中的位置、它與其他經驗形式的關系、它的起源及其有效性所作的一種嘗試?！庇谑?，對歷史學家進行歷史思維和歷史解說的本質予以揭示，對歷史認識的理論予以總結，將歷史哲學的立足點由追求客觀意義上的歷史本體轉移到探索主觀意義上的歷史認識上來，一方面是歷史思想及史學理論長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推動學術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梅杜舍夫斯卡婭教授的這部文集本身，就成為了俄羅斯史學史及歷史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梅杜舍夫斯卡婭(1922－2007)，從1950年開始在莫斯科國立歷史與檔案研究所從事教學工作，1952年取得歷史學副博士學位，1976年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1979年晉升為史料學與歷史學輔助學科教研組教授。1991年莫斯科國立歷史與檔案研究所被改組為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之后，她繼續擔任該校歷史與檔案研究所教授，直至去世。她還是俄羅斯科學院古文獻學委員會的成員。
在《歷史認識理論》這部文集中，編輯者主要選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生前在關于歷史認識的理論與方法、當代人文學科認知體系中的史料學問題以及歷史人類學和歷史地理學等方面的所思所想，體現了作者將歷史學著重作為認知科學去研究的重要理念，而這種理念在俄學術界已被公認為具有范式的特點，是分析的歷史哲學在俄羅斯的一面旗幟。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有不少學者認為當代人文學科認知體系存在著兩方面缺陷：一是缺乏適應自然科學發展狀況的理論，二是缺乏能夠界定各領域知識的概念。因此，針對歷史認識論的問題，俄學術界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歷史認識客體本身的特點――人類內心世界的波動性及不易被認知、個人及團體的外部行為無法體現人類的本質屬性、實驗及直接觀察所能開展的范圍極其有限――決定了純粹意義上的歷史認識不可能實現，即在任何情況下，歷史認識成為嚴肅的科學是不可能的。然而，梅氏的研究成果則通過界定人文學科各知識領域的理論與方法，揭示出認知科學本身的邏輯方式，對歷史認識論的問題以新的哲學觀點給予另外一種回答。梅氏認為，歷史學期望獲得理想的成果，就必須遵循科學的認知方式；而只要存在真實的、能夠被重新詮釋的客體――歷史進程，并以能夠客觀反映客體狀況的數據、素材等史料為支撐，那么客體便具備了為主體所認識的必要條件，最終以經典史料學為方法論基礎即可實現準確可靠的歷史認識。在這種狀況下，歷史學作為發現人類現象系統屬性的知識體系，便能夠被認為是一門嚴肅的科學了。同時，作為關于人類思維的科學，認知歷史這種思維，除了通過歷史學家所創造的精神產品展現自己之外，還通過人類有目的行為的信息產物展現自己?？梢?，梅氏對歷史認識論的見解是20世紀在俄國得到充分發展的經典史料學方法論與新興信息理論的綜合。它反映了分析的歷史哲學在跨學科研究中所取得的實踐經驗，指明了俄羅斯學術進步的方向。
自然科學在19世紀的發展，既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又極大地轉換了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人類知識體系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進步，與自然科學家們注重事實、嚴格實證的態度密不可分，這一點同時也對人文學科領域尤其是歷史學家們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在歷史學研究中，遵循與自然科學同樣的方法，即通過對史料的搜集和考證實現對歷史真實狀況的描述，從而將歷史學建設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的觀點，在當時的歷史學界幾乎成為一種共識，這便是實證主義史學思想的形成。受其鼓舞，歷史學家們開始懷著飽滿的信心和充分的熱忱，積極投身于搜集、鑒定歷史檔案和批評、考證歷史資料的工作中，“結果是詳盡的歷史知識大量地增加起來，根據對證據的精確的和批判的考訂而達到一種史無前例的程度”。不過，盡管實證主義史學思想提升了歷史認識的水平，但它將歷史學簡單等同于自然科學，把歷史研究僅僅降低到史料的搜集和考證這一高度，實際上是將具有復雜內在邏輯的歷史進程和歷史認識過于簡單化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喪失方向感的理論危機。
進入20世紀，實證主義的思潮在學者們的反思中開始退卻。新康德主義歷史哲學，以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為代表，其主要集中在對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關系方面的批判上。在區分人類知識體系上，文德爾班提出“一種純粹方法論上的、以嚴格的邏輯概念為依據的經驗科學分類法”。在文德爾班看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目標、方法和結果都是不同的：“自然研究與歷史的分別，首先開始于利用事實來構成知識的時候。這時候我們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規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態。在自然研究中，思維是從確認特殊關系進而掌握一般關系，在歷史中，思維則始終是對特殊事物進行親切的摹寫。”李凱爾特繼承和發展了文德爾班的思想，在學科間關系上更重視形式原則。他強調：“自然科學致力于用它的概念去把握為數眾多的、甚至可能是無限多的各種各樣的對象，而歷史學則力求使它的敘述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個與所有其他對象不同的對象?！备爬ǖ刂v，弗萊堡學派的主張反映了當時的學者一方面試圖從實證主義那種機械闡述社會現象的束縛中解放出
來，另一方面對個人內心世界和自主性的研究開始予以關注。然而，由于過分強調歷史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特殊性，歷史思維被個體性所封閉，進而走向不可知主義，歷史科學仍舊不能真正被建立起來。
到20世紀末，對上述觀點進行修正，已成為學術界十分迫切的需要。修正的主要關注點集中在對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所遵循的認識論原理存在何種程度統一性這類問題的探索上。在《歷史認識理論》中，梅杜舍夫斯卡婭教授就以“認知一信息”理論為基礎，提出了獨創的歷史認識理論，作為對以往歷史哲學觀點的修正。梅氏認為，在新康德主義歷史哲學那里已經脫節了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必須以確定的方式使其共同性得以復原；而無論歷史學還是自然科學，離開了基本質料――人類在從事有意識活動中所取得的發現――便無法對其所記錄的有關自然與文化等各類現象的必要信息予以解析。因此梅氏強調，“在探索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各自認識論原理的共同性過程中，兩類學科領域研究方向的交叉點顯示為：歷史史料”。在這里，“歷史史料”應被理解為研究人類思維和擬定還原該思維方法的基礎?？梢?，梅氏對新康德主義的修正，并非是對實證主義的簡單回歸，而是對史料學和檔案學中具體分類原則和結構功能方法進行的重構。
梅氏所主張的以經典史料學為核心的歷史認識理論，除了上述使歷史學及其他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在認知理論共同性基礎上的綜合得以實現之外，還使得界定不同文化在認知形式的統一性、重建其相互關系中時間和空間的概念等更廣泛意義上的學術發展都成為可能。同時，針對史料學的研究對象，梅氏還強調：“史料學不應該僅僅囿于純粹的史料，還應該著眼于這樣一種關系系統：人一作品一人。這種三位一體展現了人類文明的普遍現象：一方面，個人可以借助本身的接觸與他人建立直接的聯系；另一方面，聯系又可以借助個體所創作的能夠反映其自身個性的作品來建立，這種聯系則毫無疑問是間接的?！币虼?，個體之間可以通過作品建立起相互了解的聯系，而具體到歷史學，則這種聯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體兩端的時間間隔。在《歷史認識理論》中，編輯者對體現了上述深刻思想的梅氏生前最后的研究成果，的確給予了應有的重視。
自然科學的含義范文5
一、自然哲學復興的背景
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和科學哲學、自然觀的深入研究，人們發現，形而上學的幽靈是無法驅除的。在自然科學方面，相對論否定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而以時空四維連續統以及物質消弭于幾何結構的觀念代之，量子論在微觀領域引入了不確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頓—拉普拉斯完全決定論的自然觀，表明規律在宏觀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觀層次，具有偶然性；熱力學引入了物理過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時間的方向性；系統科學探索復雜性，強調自然界的整體性，反對將整體還原為部分之和，這與牛頓自然觀強調自然的簡單性，原子構成性形成對照；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論和超循環、混沌學探索從混沌到有序的自組織過程，表明了自然過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學內部重建其形而上學基礎而言，生命科學強調層次性，堅持用物理化學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對將有機體還原為純粹的物理化學過程。生態危機與生態學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人類與其生存的環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任一環節的缺失或破壞，都將危及人類自身。傳統的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理論上，受到了現代物理學的挑戰，現代物理學把人、把觀測者引入到認識自然的背景、乃至圖景中，而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實際中誤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把自然當作其征服和掠奪的對象。從而受到了自然界的報復，人們在痛定思痛后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有序的思想是一種大智慧，是我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準則。
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中，人們發現科學理論有一個本體論的承諾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表明，我們的自然圖景，是作為人的認識又包含了對人的認識，是內在于自然的對自然的認識，是一種本體論的框架又具有認識論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認識主體由于本身也是客體的一部分，也參與客體的顯現，也規定著客體的基本特征，因而與客體本質上不可截然區分。認識的這種人類學特征和內在特征，也決定了傳統科學追求終極主體地位和絕對客觀性的不可能性?？茖W哲學作為哲學最首要的任務是，追究科學的存在論基礎，科學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學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對此的遺忘已引起科學整體上的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自然哲學的研究重新熱了起來。
二、關于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相對獨立而又確定的研究對象，自然哲學當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學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又是什么呢？
吳國盛認為，自然哲學有兩種含義，第一，指一門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這個學科是哲學的分支學科，是第二哲學；第二指某種哲學理論形態或哲學思考的某種趨勢和傾向，這個意義上的自然哲學不是第二哲學，而是第一哲學，如謝林的自然哲學。他本人主張第一哲學，認為不必以自然科學的目標和價值取向為自己的目標和價值取向。哲學不再是求知的事業，它不再創造關于實在的知識體系，而是透過知識與文明的厚厚積淀層，追尋人類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學不再是關于外在自然的概念體系和知識體系，而是在技術時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業。
李章印認為自然哲學的復興需要轉換“范式”——從對象到家園，舊自然哲學，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牛頓的自然哲學，還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都是把自然作為外在的對象來把握，也可以說作為存在者來認識，然而，以存在者為對象的認識早已成為科學的專利，近代以來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學成為多余的了。作為第一哲學的新自然哲學不能象作為第二哲學的舊自然哲學那樣，以自然物為對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為對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為己任的自然哲學，怎么能不把自然作為對象呢？哲學不能局限于對象性的科學認識，在對象性思維以外，還有人與自然的另外的關系，在這另外的關系中，人不是作為主體，自然也就不是作為客體，從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不是主客關系或對象性關系。非對象性的關系就是“天人合一”的關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來領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為家園。這種家園是人的寄托和歸宿，心靈對這種家園的追尋、認可、領悟和回歸就是自然哲學的事情。
胡新和認為新的自然哲學必須立足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規定、包容、依賴的關系來構筑自然觀念和圖景，也必須不僅涵蓋人類對自然的理論認識，更關注人類對自然的實踐活動，為制定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行為準則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認識上，人類作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員而與之構成對話者的關系，這種對話關系，提供了人類認識自然的一種新的視野、新的模式；在實踐中，人類與自然則是共生共榮，互相依賴的伙伴和朋友。
三、關于歷史上的形而上學理論
張華夏認為歷史上的形而上學也即自然哲學，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質及其變化的知識領域，根據其所用的表達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們大體上可以區分出四種形而上學：（1）模糊形而上學，其特點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語言來表達本體論的問題，因而它的語言是違反清晰的邏輯語法的。（2）思辨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是關于存在的最高概括，嚴格經驗主義的方法失效，此種形而上學強調思維的自由創造與想象。這種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經驗根據，同時受邏輯一貫和系統協調的約束。（3）分析的形而上學或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由于語言系統本身包含有某種本體論的承諾和本體論的預設，因此，通過語言分析，我們能夠得出有關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過語言分析來研究本體論，我們稱作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它是分析哲學的一個新的分支。（4）綜合的形而上學。通過概括各門系統科學，建立系統哲學，首先是系統本體論，系統本體論的產生，不是直接思辨的產物，也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概念的推廣，而是通過系統科學找到跨學科的共同語言，來建立描述一般物質、一般系統、一般事物的理論模型，運用這個模型綜合各種自然科學描述物質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進化圖式。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新的形而上學叫做綜合的科學的形而上學。拉茲洛的廣義綜合進化論和邦格的系統世界觀主要屬于這種形而上學，是一種更加接近數學自然科學方法的形而上學。
張華夏主張拒斥作為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學，贊成思辨的但卻清晰的形而上學，贊成分析的以及綜合的形而上學，后面三種形而上學的發展和整合，便是當代新形而上學或當代新自然哲學的興起。
四、國內自然哲學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論觀點
金吾倫提出了生成哲學。象系統整體論那樣的整體論雖然力圖擺脫以實體主義為基礎的構成論，但仍帶有構成論的色彩。系統只是放大了的實體，基礎還在要素的分離與結合。整體論不同于構成論的地方只是，前者考慮到了要素間的聯系與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慮這些聯系與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卻是實存的。生成論與此不同，它強調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質的地位。沒有生成就沒有要素。其自然科學依據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從無到有的過程。生成論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質特征是動態性和整體性。這兩個基本特征由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1）潛在性；（2）顯現性；（3）全域相關性；（4）隨機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論認為宇宙及宇宙間的一切都是一個生成過程；這個生成過程是整合的，即從潛存到顯現過程中將相關因素都整合在其中，從而生成具有個體性的新事物。生子論是生成論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時持續的，空間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質，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轉化成物質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組織性。這種自主性和自組織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變的。生子與原子的區別在于：（1）原子是實存的，生子則是潛存的；（2）原子是空間上定域的，它在空間中通過某種作用力而運動，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運動。（3）原子運動的改變要靠外力，它自己不會發生變化；（4）事物的變化是由組成它們的原子分離和結合的結果；生子自身具有內在的能力，事物的變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轉化的結果；（5）原子是機械論的，生子是有機性的，由原子構成的是一只機械大鐘，生子則組成一個有機整體。
宇宙萬物及我們人類自身處在不斷的生成，演化過程中，這個生成過程的機制大致為：潛在的道實在具有雙重結構，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學語言說，它是對稱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開始。生子不是實體，它在時序上先于實體。它可以生成實體。當全局存在在一定條件下“凝聚”到某一點時，實體生成了，生子就轉成實體。
朱葆偉認為20世紀科學中發生的一個根本性變化，是用機體的模型取代機械的模型作為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基礎，并廣泛采用了“關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變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種廣義的“價值”成為把萬事萬物聯結成一個有機整體的組織因素和自我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量進入世界科學圖景乃至一些學科的基本概念、假設和問題中，這直接影響了哲學價值論的研究。但所有這些不能為價值研究中的自然主義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機論科學圖景的深刻啟發意義在于提供了一個可以容納目的性、自主性、能動性、選擇、反饋等關于活動的機制和邏輯的啟發性概念框架。這一概念框架更為接近人的活動的實際，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動的實際，借助于它，我們可以更為深入地理解人類實踐的機制和邏輯?！翱赡苄钥臻g中的選擇”和“反饋”這兩個范疇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動和活動結果的相互作用、反饋循環，使得活動系統參與到所在的世界中，通過活動本身不斷地為自己開辟新的可能性，也通過反饋—放大機制不斷地為自身確立存在的條件和根據。這一活動結構中展示了一種類似于艾根“超循環”的特殊邏輯，也即“活動實踐的邏輯”。在這里，活動本身成為實在的要素，成為可能向現實、偶然向必然，以及實然向應然、未來、理想推移、轉化的必要環節：對于活動——參與者來說，現實實在不僅是以往活動的結果和制約我們現實選擇的可能性空間，而且是要聯系于不確定的未來，聯系于我們的目的和價值觀念才能獲得確定的意義；另一方面，未來不是給定的，人的活動、實踐參與在現在向未來的推移過程中實在地起著作用，它使可能性轉化為現實，并納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軌道，理想、價值、規范等也就在此而聯系于現實事實，轉化為現實事實，這種邏輯的另一個基本內容，是兩個在邏輯上相互獨立的因素求真和趨善自我確立，又相互生發、催化。
自然科學的含義范文6
一、高中化學教學中有效性的兩個維度
只有理解了什么是有效，才能有一個打造有效教學的思路。顯然，這里所說的有效不能只是讓學生考得好，因為事實已經多次證明，要讓學生考得好，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題海戰術。而在筆者看來，這里所說的有效，實際上已經超越了讓學生考好的層面，而是將目光鎖定在學生化學素養的提高上，學生的應試能力是處于化學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基本素養之一，除此之外，至少有兩個維度的內容需要教師在教學中予以關注。
其一，教學內容與方式的科學性?；瘜W是一門自然科學，經過了初中一年學習的學生在進入高中之后，首先要讓學生認識到的就是化學學習不是化學知識的堆砌，而應當是從化學知識與化學實驗當中發現自然科學發展的智慧。同時教師也要注意，化學教學要遵循教學與化學兩個方面的發展主線，即既要尊重教學的規律，又要注意作為自然科學的化學學習的特點，“科學”應當成為化學教學的主要思想之一。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化學實驗是化學教學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對于一個實驗應當怎樣設計，往往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有時根據教材、教參所設計的思路未必是最佳的選擇，需要教師結合學生的認知特點與化學發展規律進行適當的改造。如氫氧化鐵膠體的制取，常規思路就是在沸騰的純水中加入飽和的氯化鐵溶液，在添加的過程中不斷振蕩并不斷加熱。而事實上這一實驗要遠比這樣的描述更為復雜，因為很容易出現沒有膠體而產生沉淀的現象。怎么辦？很簡單！擴充實驗的思路，不追求實驗唯一生成膠體，而是將生成膠體還是沉淀作為一項研究課題，來讓學生進行探究。這樣雖然花費了時間，但過程實際上卻更為科學，學生對這個實驗所能了解到的知識也更豐富。顯然，這是更為有效的教學。
其二，教學的技術性與藝術性?；瘜W作為自然科學，自然需要技術的支撐，這里的技術包括兩個含義：一是化學自身的實驗技術，二是教學維度的教學技術。而教學的藝術性，主要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感覺與知覺感受，看學生能夠充滿智慧地學習。上文已經說過，化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而自然科學在發展的過程中是充滿著很多有趣的事情的，這里所說的有趣不僅是直觀角度的有趣，也包括科學家辛苦付出后突然有所收獲的情形。高中化學學習的內容豐富，與真正的科學發現的距離更近，因此有機會、有條件在教學中充分地關注技術與藝術。也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鈉的幾種重要化合物”的教學中，教師都知道這幾種重要的化合物是氧化鈉、氫氧化鈉、碳酸鈉、過氧化鈉等，問題是這些如何被學生認識到呢？這就需要教師精心設計，讓學生在對氧化鈣的聯系中、對碳酸鈉與碳酸氫鈉的比較中去發現這些性質，這其中，“聯系”“對比”就是重要的教學方式，也是教學藝術的一種體現，而教學技術在其中可以發揮具體的圖象支撐作用。
二、高中化學有效教學實現的基本策略
那么，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如何實現這種有效性呢？筆者以為這也需要進行理性思考，而不是在原有經驗基礎上進行深耕，因為視角的廣度要求往往優于實施的深度要求。對此，筆者的理解是這樣的：
首先，要注意教學的系統性。根據筆者的教學經驗，發現在教學中如果能夠更多地注意知識之間的聯系，那學生學起來就更為輕松，對知識的理解與記憶也會更為全面。為了解釋這一現象，筆者翻閱了相關的教學書籍，結果發現這與系統論之間有密切的聯系，系統論認為在學習的過程中，系統性越強，則學生的效果越好。這就提醒我們在教學設計與實施的時候要高度重視教學的系統性，要努力注意前后知識的聯系，以及新知識學習所需要的條件，判斷新知學習需要經歷的是一個順應的過程還是同化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