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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1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176
1引言
2014年中國政府為了應對經濟總體下行趨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帶一路”和“走出去”戰略，其中“走出去”戰略將再次推動中國企業開始新一輪的對外直接投資。2015年1月，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鐘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029億美元，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同比增長141%，繼續保持世界第三位，將很快成為凈對外投資國。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對外投資規模將很快超過吸收外資”，實現歷史性轉變。
針對中國ODI區位選擇問題，目前國內的研究學者主要集中在中國與東道國之間雙邊貿易量、當期匯率和東道國經濟規模等相關經濟因素的影響方面。如程惠芳和阮翔[1]應用引力模型深入研究了東道國的經濟規模、人均國民收入及雙邊貿易量對中國ODI區位選擇的影響。同時，有一些學者認為，除經濟因素外影響中國ODI區位選擇的還包括東道國制度因素、對外商投資的政策及東道國的治理水平等。例如陳松和陳海云[2]采用2007―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超過1000萬美元的75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研究了東道國治理水平對中國ODI區位選擇的影響。另外，還有一些學者研究了文化差異對中國ODI區位選擇的影響。
但是，中國ODI區位選擇不僅僅受到經濟、制度和文化差異因素的影響，還受到東道國教育水平、科研技術水平、人力資本等因素的影響。
2014年我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同比增長較快的事實也從側面說明我國ODI更傾向于科研技術和人力資本較成熟的國家和地區。目前，國內缺乏針對東道國科研水平和人力資本對中國ODI區位選擇影響的研究，文章嘗試從這方面入手，探究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2文獻回顧
針對技術獲取型O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較早開始于1991年，Kogut和Chang對日本于1976―1987年在美國直接投資的現象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日本企業進駐美國是為尋求美國的先進技術和人才，然后將吸收的新技術應用到國內。
在實證方面，Braconier利用瑞典跨國公司及其OFDI的面板數據，將FDI技術溢出效應與ODI技術溢出效應進行對比研究，結果表明東道國的研發水平對母國獲取東道國科學技術有重要影響。
目前國內已有文獻中，常健聰[3]在研究中發現，超過1/3中國在美國的高科技投資是為了獲得美國的科技、品牌和銷售渠道等戰略性投資。即中國企業積極在美國和歐盟等科學技術成熟、人才集中的發達地區或國家投資以獲得中國所缺乏的國際高尖端技術和人才的支持，從而促進產業的轉型和升級。黃穎[4]通過對“中國企業在美國技術獲取型投資”的研究，認為中國政府應該鼓勵中國企業加入到對美國的技術獲取型投資中，并且應加強對美國技術聚集地與產業集群地的區域布局，從而實現技術獲取和創新并重。
張宏和趙健[5]選取研發機構比較集中的13個東道國的反映科技發展狀況的變量、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宏觀變量以及制度性變量，構造混合面板數據，對我國技術獲取型ODI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東道國已有科研成果對我國技術獲取型ODI影響顯著，而東道國研發投入和科研潛力具有一定影響。
目前國內對O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制度方面、政治穩定方面及文化方面，對東道國科研水平和人力資本方面的研究較少。文章主要利用2007―2013年中國在9個主要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凈額、反映東道國科技發展狀況的變量，及一些其他影響因素的變量作為截面數據，實證研究在其他控制變量下，科研水平較高、人力資本較豐富的發達國家對中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程度。
3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
31被解釋變量
衡量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指標有兩種，第一種為每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第二種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文章被解釋變量選用的是中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的流量。
32解釋變量
321東道國投入的研發經費
一個國家研發的投資力度衡量了該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及未來經濟發展質量，同時也促進了投資企業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有利于提高投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目前國際上衡量一國研發力度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科研經費的絕對額，另一個是研發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相對數（Gerd/GDP）。文章采用第二個指標衡量東道國投入的研發經費。
322東道國擁有的科研成果
一個國家科研水平的另一個表現是發明專利的授權量。研發是過程，而專利發明是成果。不管是技術方面的革新還是產品方面的發明都能給某個產業甚至某些產業帶來提高和轉型，從而推動本國企業的發展。一個國家的發明專利授權量較高時，更便于外來投資企業獲取先進的技術。對外來投資者來說，已有的科研成果能帶來更直接的收益。因此，文章采用東道國發明專利授權量作為衡量東道國科研成果的變量。
323東道國人力資本水平
如今科技迅猛發展，國家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間的競爭。他們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并能進行創新性勞動，為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一國人才的儲備程度也間接反映了該國未來的發展潛力。文章采用東道國每百萬居民中研究人員人數來反映東道國人力資本水平。
33控制變量
331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經濟因素
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經濟因素有很多，包括東道國的GDP、兩國之間的貨幣匯率以及雙邊貿易量等。但相較而言，兩國雙邊貿易量對吸引外資更為重要。因為兩國雙邊貿易量的大小決定著母國在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進行投資經營，很容易獲得市場的認可和回報。文本選擇母國對東道國進出口總量作為衡量兩國間雙邊貿易量的指標。
332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制度因素
中國企業選擇對外投資的國家時，制度因素也是重要的考慮條件之一。相對而言，中國企業更愿意到治理水平較高、投資環境較好的國家進行投資經營。反映東道國治理水平的指標有政府清廉程度、政府效能、法治水平及政權穩定性等。文章采用Kaufmann等人構建的“全球治理指標”中的“司法有效性”作為衡量東道國治理水平的指標。
333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化因素
企業所處社會環境對自身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兩國文化差異越大，投資企業在東道國經營和管理的阻礙越大，同時越難迎合東道國的市場需求。因此，中國企業在決定投資國家和地區時，文化因素也是必須考慮的內容。文章采用通常所使用的Hofstede指數來表示雙邊文化距離。
4模型設定及結果分析
41模型設定
綜合各種文獻，文章設定了如下模型：
其中，代表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凈流量；代表東道國研發經費的投入量；代表每年東道國發明專利的授權量；代表東道國每百萬居民中研究人員的數量；代表東道國與母國雙邊貿易總量；代表東道國政府的治理水平；代表東道國與母國的文化差異。
文章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局年度數據、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教科文組織網站以及世界知識產權官網數據資料。文章用Eviews軟件對混合面板數據應用OLS方法進行回歸分析。
42結果分析與解釋
下表為混合面板數據應用OLS方法輸出的結果。第（1）列基準組，模型中沒有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第（2）、（3）、（4）列逐一把經濟因素中的東道國與母國雙邊貿易量、制度因素中的司法有效性、文化因素中的兩國文化距離加入模型中并進行回歸，詳見下表。
從上表的結果看，各變量的估計系數基本是顯著的。只有第（4）列中每百萬居民中研究人員數量和兩國文化差距是不顯著的。另外，從表中可以看出東道國專利授權數量和每百萬居民中研究人員數量多的國家能夠吸引中國企業去當地投資經營，而東道國投入的研發費用與中國對外投資呈負相關。這個結果與我們理論上的研究結果相反且顯著，這可能意味著研發費用的投入而獲得成果并沒有那么顯著，或者在目前的科研狀態下，跟過去十年、二十年相比，同樣比例的研發費用的投入，獲得的研究成果較少或獲得的研究成果能帶來的經濟效益較低，甚至得不到任何科研成果。所以，東道國研發費用的投入比例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負面影響。另外，第（2）、（3）、（4）列東道國專利發明的授權量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負相關，表明與兩國雙邊貿易量、東道國制度因素相比，東道國專利發明授權量對中國企業的吸引力并不明顯。但是東道國每百萬居民中研究人員的數量對中國企業卻有很大的吸引力。研究人員數量越多，中國企業雇用高素質、高水平人才的比例也越大，企業通過直接學習和模仿能給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
5結論和政策建議
文章應用2007―2013年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新加坡9個科技發達國家的混合面板數據，對東道國科研水平和人力資本對中國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從回歸的結果來看，兩國的雙邊貿易量、東道國治理水平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顯著的正影響。相比而言，東道國研發費用的投入及專利發明的授權量對中國企業到本地投資的吸引力較小。而東道國每百萬居民中研究人員數量的影響卻比較顯著。
從上述分析結果來看，文章認為對于我國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如IT、航天等跨國大企業，應該選擇科研經費投入規模較大、發明專利授權量較多及國內高素質、高水平人才較集中的國家進行投資經營，通過技術的逆向溢出效應，對母國企業有提升作用，從而增強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企業在實施研發國際化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應著重考慮環境因素帶來的正效應，并強調研究領域的跨國交流對本企業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另外，對科技含量不高的民營企業來說，應著重考慮東道國經濟及制度因素帶來的影響。除此之外，再考慮東道國科研水平與人力資本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政府應該鼓勵企業多進行科研與技術交流，加強自主創新，從而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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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松，劉海云東道國治理水平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基于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6）：71-78
[3]常建松中國對美國高科技產業的投資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2015（2）：83-87
[4]黃穎中國企業在美國技術獲取型投資的實踐與戰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9）：86-90
[5]張宏，趙健我國技術獲取型O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C].第九屆中日經濟國際研討會，2010
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2
在2008年10月的金融海嘯泛濫時,中國央行與他國央行聯手,利用備用信用證融資來化解中國國內的外資銀行2008年底出現的流動性風險。這是可以記入國際金融史上的精彩的一筆。而在當前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與收購的潮流中,備用信用證亦起到極大的助推作用。這一在中國一度盛極而衰、歸于沉寂的金融工具,再次引人注目。
何謂備用信用證
備用信用證(stand by letter of credit),亦有人稱之為“備付信用證”,是一種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常見的金融工具,最初源自美國。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解釋說:“備用信用證實質上是擔保的一個類別,通常與商業票據的發行相聯系。備用信用證是一種信用證或者類似安排,構成開證行對受益人的下列擔保:一是償還債務人的借款或者預支給債務人的款項,二是支付由債務人所承擔的負債,三是對債務人不履行契約而付款。由此可見,銀行開出備用信用證的行為與傳統的商業信用證不同點在于,它并不需要銀行進行實際的融資,僅當申請人無力償還時才需要銀行承擔債務責任?！?/p>
簡而言之,備用信用證是一種由開證銀行承擔第一性付款責任的見索即付的保函。
然而,它與傳統上的銀行保函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而且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均明令禁止銀行對外開出保函。
從歷史上看,早在1879年,美國的聯邦法律及各洲法律均已禁止美國的銀行為其客戶的商業行為提供擔保,即明令禁止銀行不能為客戶開立保函――不能為客戶交易行為提供擔保。
如此規定,是因為銀行畢竟是一個負債經營企業,以廣大儲戶的資金(資產)為依托去開立見索即付的銀行保函,將產生極大的操作風險與流動性風險,并極易引發銀行資金鏈斷裂甚至倒閉的嚴重后果。
善于金融創新的美國銀行家繞開法規的限制,一種新型的金融工具――用客戶自籌保證金作押委托銀行開出的備用信用證便應運而生,并成為今天在國際金融領域里得到不斷完善與發展的一種廣受歡迎的融資擔保工具。
備用信用證按用途分,通常有如下幾種。
一、履約備用信用證(Performance Standby L/C),用于擔保履行責任而非擔保付款,包括對申請人在基礎交易中違約所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保證。
二、投標備用信用證(Tender Bond Standby L/C),用于擔保申請人中標后執行合同的責任和義務。
三、預付款備用信用證(Advance Payment Standby L/C),用于擔保申請人對受益人的預付款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四、直接付款備用信用證(Direct Payment standby L/C),用于擔保到期付款,尤指到期沒有任何違約時支付本金和利息。
盛極而衰
備用信用證在中國的出現并廣泛應用,源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規模吸引外資的時期。
當時,許多港澳臺等外資企業老板來到珠三角、長三角一帶辦廠,其中又以“三來一補”的中小企業居多。
這些工廠的廠房是租來的,機器因是免稅進入而被海關監管“鎖定”,不許轉讓與抵押(以防走私逃稅)。
此時,這類小工廠若急需流動資金而向當地銀行申請貸款,幾乎沒有任何可用做抵押的資產;而中國的銀行對這些初來乍到的、陌生的、沒有任何信譽記錄的企業,也斷不可貿然發放信用貸款。
于是,這些急需資金的外企老板回國找到其境外的往來銀行籌措資金,境外銀行開出的一張小小的備用信用證,使他們很快便從當地的銀行貸到了急需的款項。
備用信用證的具體操作流程,一般是境外的公司以其自有資金、信用額度甚至不動產向境外的銀行作押,然后境外的銀行依從約定向境內銀行開出一張一定金額、見索即付、不可撤銷的備用信用證,境內銀行憑此擔保向境內企業發放貸款。
這個貌似簡單的融資過程,在中國的金融實踐中卻生發出多種意想不到的波折與結果。比如,備用信用證融資成了海外“熱錢”進入國內的便捷通道。其操作過程如上所述,只不過是境內外企業從一開始謀劃該筆備用信用證擔保的境外融資操作時,便已決定到期不歸還境內銀行發放的貸款了。
于是一筆急于進入國內的“熱錢”,便由境外公司通過境外及境內銀行的備用信用證輸送給了境內公司。
此類情形在備用信用證擔保項下的人民幣貸款業務方面尤為突出,即境外公司押給境外銀行的是美元、港幣等外幣,而境內銀行憑此(外匯)備用信用證擔保發放給境內企業的貸款則是人民幣。結果是境內企業拿到這筆“借貸”而來的“熱錢”時,省去了結匯的步驟。
業內人士戲稱,備用信用證為“熱錢”進入國內的“綠色通道”。
由于備用信用證所具有的銀行擔保付款的特殊融資功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內吸引外資的中,成了眾人相爭的“香餑餑”。
當時,許多資金掮客憑多張不同版本的備用信用證,與當地患上“投資饑渴癥”的諸多機構搞“合資經營”,向國內銀行借款來搞開發、上項目。
但是,這些備用信用證的開證行,有的竟是一些位于東南亞甚至南美、北非一帶的聞所未聞的小銀行,甚至還發生了國內銀行向這些境外銀行索款時遭到拒付的案例。
因此,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總行等國內銀行均發文要求其下屬分行在辦理該類業務時,嚴格審核境外銀行開出的備用信用證的資格,要求開證行必須是近幾年英國出版的《銀行家》雜志所列的世界前300名的國際大銀行。
但這仍不能杜絕問題發生。
1993年,中國農業銀行河北省衡水中心支行在兩位美籍華人資金掮客的欺詐下,對外開出了共200張、總金額達100億美元的備用信用證。這一事件,成為那段亢奮與躁動年代的“巔峰之作”。
針對開出備用信用證融資引發的如此亂象,中國金融監管當局曾連續發文,封殺該類金融產品。國家外匯管理局1998年的《關于加強資本項目外匯管理若干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境內中資外匯指定銀行不得開具無貿易背景的遠期信用證”。
此后,中國各大銀行紛紛發文,嚴令屬下分行自行對外開出備用信用證。
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的《關于加強境內金融機構外匯擔保項下人民幣貸款業務管理的通知》也規定,“境內中資外匯指定銀行向境內中資機構提供人民幣貸款時,不得接受外資銀行和境外機構提供的各種外匯擔保(含備用信用證)”。
由是,曾在中國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的大潮中喧囂一時的備用信用證歸于沉寂。
重獲生機
2008年10月,金融海嘯泛濫,業務上冒進的數十家在華外資銀行的貸存比普遍超標,有的甚至高達500%。
與此同時,出于對境外歐美銀行倒閉潮蔓延的恐懼,境內中資銀行幾乎在一夜之間停止了向在華外資銀行拆出資金。在華外資銀行資金頭寸告急,面臨流動性枯竭的金融風險。
于是,中國央行通過與相關數國(地區)央行(金融監管機構)協商,采取了紓困措施。
首先,讓在華外資銀行的境外母行將一定數額的貨幣(本、外幣)、黃金、債券或相關的其他經認可的金融資產質押給所在母國(地區)的央行,該境外央行據此向中國央行開出一張美元金額達數以億計的備用信用證,中國央行再憑此證向在華急需資金救援的相關的外資銀行發放巨額借款,尤其是十億、百億的人民幣的借款。
這一舉動,及時化解了多家陷于資金鏈斷裂的在華外資銀行面臨的流動性風險。這一舉動,是可計入國際金融史的精彩一筆,也體現了備用信用證這一金融工具的價值。
事實上,在今天,這一工具亦可助推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與收購。
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以高達21316億美元位居全球首位,比屈居第二的、在世界各地有大量海外投資的日本的10192億美元外儲高出了1.1倍。
2008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剔除金融業投資)為407億美元(若含金融機構以股權投資為主的對外直接投資余額則為1694億美元),與2002年只有1.43億美元比較,其間增幅高達284倍,可以用暴增來形容。
近期的金融政策、外匯法規,也在為中國經濟布局的全球性、國際化而綢繆在先,為國內資金的外流開閘放水。
今年7月15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了《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該文件的第11條即列明“境內機構可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和其他相關規定,向境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商業貸款或融資性對外擔保”(即對外開出備用信用證)。
如果結合該局此前5月的《關于調整部分資本項目外匯業務放款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6月的《關于境內企業境外放款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來考慮,這三個月內連發的三份文件都在從不同的角度與途徑表達著同一層意思,即中國的外匯管制正在由“寬進嚴出”的管理模式轉變為“均衡管理”。
而這一切,也與中央做出的“利用中國豐厚的外匯儲備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國門”的戰略部署相吻合。
國務院總理曾在今年7月20日北京召開的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一字一頓地向外宣布:“我國將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把外匯儲備運用與企業走出去結合起來,把對外投資與商品出口結合起來?！?/p>
企業實施對外投資,是一種資金的流動,除了中國的金融政策要作出相應的調整、金融機構的有效配合,金融工具的恰到好處地運用則尤為關鍵。
由于備用信用證廣泛運用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債權債務清償、融資擔保、國際工程承包、進出口貿易結算等多個領域,慣于“師夷長技”“洋為中用”的中國銀行家們,有望在中央“走出去”的戰略決策中力推備用信用證。
從中國目前企業走向海外投資的幾種模式看,備用信用證可堪稱進退有據、擔當重任。
首先,從今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案看,如中鋁收購力拓、五礦收購OZ礦業、華菱收購FMG等,前期談判甚至簽約階段并不需要攜現金支票前往,而是讓交易對手對你的資金實力有所了解,此刻一張履約備用信用證則是最好的責任保證了。即便是收購案發生變數,該備用信用證亦不過是“備而不用”、自動失效而已。
其次,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中國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及生產能力,而近年來中國的勞務輸出漸由零散的輸出勞工,轉變為以企業法人為主去境外承包工程,因此,在參與世界各地工程投標時,攜一張投標備用信用證是再好不過的了。
第三,如中國企業在海外設廠生產,急需流動資金維持生產、開拓市場,則可憑中國的銀行開出的備用信用證在當地銀行融資。此刻,中國是把國內企業的信用狀況帶到海外去使用了。
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3
通用電氣、西門子、英特爾……這樣的公司并不是一兩家。在衡量成本、風險、客戶和后勤等諸多因素以后，越來越多的公司認為，中國不一定是制造業的最佳地點。
東南亞地區以更低廉的勞動力成為歐美外資企業的首選陣地，此外，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更也先后提出“實業再造”言論……中國制造在享受了近30年來低成本勞動力粗獷增長的人口紅利之后，靠規模制勝的時代或已走向終結。
何謂“+1”
所謂“+1”，此前可能指印度、印尼，也可能是束埔寨、越南，而當前，歐美、日韓自身也日漸加入了“1”的大軍。
實施主體：
此前，眾多歐美跨國企業是“中國+1”的主力軍。摩托羅拉、通用電氣、西門子、英特爾、柯達、利樂、思科、GE、飛利浦、諾基亞等企業陸續宣布在印度、越南等地投資計劃，計劃投資額幾乎都超過5億美元。
2006年11月，英特爾公司跑到越南開建它的新工廠，最初的投資承諾是3.5億美元，可很快，整個投資就痛快地變成了10億美元。
中國芯片同行嫉妒地發現，發生在越南的10億美元投資，竟然跟英特爾過去10年在中國投資的數額一樣多。同月，雷諾汽車宣布，將在印度投資數十億美元建造一家整車制造工廠和發動機工廠，此前已經停頓的中法東風雷諾轎車項目，重新啟動的日子因此變得遙遙無期……
2010年以前，中國是耐克運動鞋最大的生產國，但從2010年開始，越南“上位”，取代了中國的“老大”位置。
2011年，美國品牌COACH宣布，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從中國轉移50%產能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同時加大在華銷售量。
如今，日韓企業也加入到“中國+1”行列中來。日本歐姆龍公司不久前決定，從2014年起，重啟本土的電子血壓計生產線，減少部分在海外制造的產品份額。無獨有偶，作為蘋果公司面板供應商的日本顯示器公司JDI，去年已開始籌劃將部分產能遷回日本的茂原工廠，這一計劃預計今年就將完成。
“+1”：
東南亞地區以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拔得頭籌，但歐美、日韓等國家和地區重啟“再工業化”過程的決心也不容小覷。
很多利潤微薄的外資企業往往會選擇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的附加風險承擔國，以日本為例，日資企業大規模進軍東南亞國家及市場的帷幕似乎業已開啟，越南、馬來西亞甚至是緬甸等國家和地區都成了日資覬覦即刻進入的主要目的地。
此外，日本“再工業化”的現實路線也是倚重現有制造業的再發展一一在原有的技術密集型及資本密集型制造類產業的基礎上，不斷融入能夠引領國際先進技術發展趨勢、富有核心競爭力的知識創新力。
潛在原因
中國日益上升的原材料價格和工資水平推高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但其并非外資謀求其他代工廠的唯一原因。
梯度轉移的必然性：
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產業布局，將加工生產線轉移到加工成本低的地點，這其中要考慮的因素還包括環境、資源、運輸和安全等，但勞動力成本是最重要的因素。
近年來中國工人的工資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在增長。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2010年，中國工人工資水平漲幅達69%。在同樣條件下，越南的生產成本比中國低15%至30%。此外，人民幣升值壓力，導致外企在華成本全面上升。
越來越多的制造業開始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梯度轉移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屬于自然趨勢。
投資門檻升高：
有研究發現，中國東部的蘇州、無錫等長三角富庶地區都提高了投資門檻，對新進的外資企業，不僅沒有專門的優惠政策，甚至還對其產業類型、節能減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稅收上，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正在失效。
運營環境惡化：
在中國向高新經濟體的轉變過程中，企業的商業模式將會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企業盈利數據寥寥無幾。部分人士認為，對于眾多行業來說，中國已不再是一個“新興市場”，企業維持高利潤率（15%～20%）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本土企業崛起：
研究指出：中國正孕育出一批實力強大的本土領軍企業，與它們展開競爭是跨國公司面對的新現實。這些本土企業更接近和了解消費者，重點生產價廉物美的替代產品。
“再工業化”進程重啟：
以日本為例，當前快速復蘇日本國內經濟的重要板塊就是重振日本國內的制造類產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可以視為日本的“再工業化”。由此，似乎就不難理解日本企業回歸本土的做法，直接動因就是為“再工業化”添磚加瓦。
連環影響
從直觀層面來說，中國制造業將遭受一輪不小的打擊，而更值得警醒的是，中國經濟增長或將因此放緩。失業率上升：
2010年數據顯示，在外商投資企業就業的勞動力（直接就業和間接就業）超過4200萬人，約占全國城鎮勞動力總量的13%。如果10%的外商投資從我國市場轉移，即使不考慮外資企業的就業結構，也會減少大約420萬勞動力就業，使城鎮失業率上升1.3個百分點。
出口下滑：
外商投資企業是我國對外貿易的主體，外資企業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55%以上。如果外商投資企業轉移10%，外資企業出口同步下滑，則使我國出口增速下降5.5%。
財政稅收減少：
近年來，以外商投資稅收為主的涉外稅收占全國工商稅收總額的比重超過20%。如果外商投資轉移10%，將使全國稅收總額每年減少1100億元以上。
路在何方
著名宏觀經濟學家向松祚指出，目前中國制造業大多仍處在中低端，競爭對手太多，利潤空間很小，因而正處于重要轉型階段，從“高速”向“高端”轉變是大多數制造業目前的重要任務。
依托產業鏈和龐大市場：
中國優勢仍在。我國制造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產業鏈以及工業體系，特別是沿海地區，產業之間的協作和產業內部的配套都比較完善，這是東南亞一些國家在短期內難以建立起來的。
中國市場依然是外企布局重點：
由于中國生產要素成本普遍提高，對于一些成本敏感型企業來說，這的確可以成為重新考慮在華布局的理由，這是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不會因為中國生產成本的提高而改變，因為中國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消費市場，而制造者必須靠近市場，才能更好地開發出迎合消費者胃口的新產品。
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4
關鍵詞：量化寬松 熱錢 資產價格上漲 輸入性通脹 人民幣升值 外匯儲備縮水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文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2-016-04
為進一步刺激美國經濟復蘇，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宣布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 2，簡稱QE2）貨幣政策，計劃“在2011年第2季度結束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大約每月購進75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同時把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區間不變。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出臺后，全球一片嘩然，新興經濟體國家頗有微詞，就連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提出批評。除對這樣的政策能否幫助美國實現經濟和就業復蘇表示疑慮外，人們更擔心的是這一政策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與美國和全球經濟有著廣泛密切的聯系，美聯儲這輪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其影響途徑又如何？這些是本文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一、何謂“量化寬松”
盡管早在2001年3月，為應對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日本先于全球其他國家實行了為期5年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但該政策得以在全球廣泛實行還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國家陷入實質性全面危機之后。在傳統貨幣政策應對危機難以湊效之際，為避免金融系統崩潰和經濟繼續下滑，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開始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到目前為止，“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尚無嚴格統一的定義。按照市場的普遍理解，“量化寬松”，是指在利率接近或者達到零的情況下，央行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利率杠桿這一“傳統手段”不同，量化寬松一般只在極端條件下使用，因此經濟學界普遍將之視為“非傳統手段”。中央銀行利用憑空創造出來的貨幣在公開市場購買政府債券、借錢給接受存款機構、或從銀行購買資產，這些都會降低政府債券的收益率和銀行同業隔夜拆借利率，銀行從而坐擁大量只能賺取極低利息的資產，央行期望銀行會因此較愿意提供貸款，從而緩解市場資金壓力。
二、二次“量化寬松”出臺背景
（一）貨幣政策是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不二選擇
一般而言，當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可以通過實施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來振興經濟。但就目前來看，美國政府已無力透過財政政策渠道來扭轉經濟頹勢。不但聯邦政府赤字高企，各級州政府中不少也處于破產的邊緣，比如加利福尼亞州和伊利諾伊州。美國財政部報告表明，2010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到1.3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9%，而美國累計債務已經達到13萬億美元，逼近其GDP的90%，這分別遠超過國際境界線3%和60%的水平。在此背景下，選擇貨幣政策已成美國的不二選擇。
（二）“量化寬松”是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主要舉措之一
金融危機爆發后，除連續下調聯邦基金利率，并于2008年12月下調至0-0.25%歷史最低水平外，美聯儲還推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一輪量化寬松始于2008年底2009年初。在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倒閉后，為維護金融系統穩定，降低市場融資門檻和成本，美聯儲緊急推出量化寬松政策，采用多種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向金融系統注入流動性，這包括（1）為妥善處理處理貝爾斯登、AIG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的破產，親自入市收購缺乏流動性和風險較高的資產；（2）大量購買金融機構持有的長期政府債券，使金融機構有更充裕的資金去發放貸款；（3）創新一系列貨幣市場工具，來延長貼現貸款的期限、擴大貼現貸款的對象范圍和抵押品范圍。在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中，流動性注入規模高達2.8萬億美元，其中，包括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2500億美元的機構債，1萬億美元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工具（TALF）以及1.25萬億美元的抵押支持債券（MBS）。
（三）首輪“量化寬松”尚未實現經濟復蘇
首輪“量化寬松”雖然穩住了金融市場，拯救了銀行業，但美國經濟復蘇步伐依然緩慢，企業投資低迷，出口也鮮見起色。從房地產市場來看，美國房市至今沒有走出低谷，房地產在中短期內無法拉動美國經濟增長。2010年10月，美國20個大中城市平均房價水平仍然比危機前的高點2006年4月低28.8%；房屋成交量持續萎縮，新建房屋許可停滯不前。美國傳統制造業也因勞動成本高缺乏競爭優勢，而清潔能源等新技術產業化也需時日，這使得奧巴馬政府所寄以厚望的通過“再工業化”過程來振興經濟的目標也難以實現。在金融領域，美國政府雖然成立了處理有毒資產的機構，但只是處置了部分資產，仍然還有1萬億美元的問題資產需要處理，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仍沒有實質性恢復，完全消化金融領域在過去幾年產生的大量虧損也尚需時日。在出口方面，除中國經濟實現恢復并以較高速度增長外，包括歐、日在內的美國主要出口對象國經濟復蘇緩慢，因此，美國也難以透過出口途徑引領其經濟恢復和增長。
（四）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者信心不足
從圖1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失業率也快速攀升，失業率從2007年7月的4.7%，上升到2010年10月的9.6%。11月份美國新增就業崗位數僅為3.9萬個，不僅遠低于10月份經修正后的17.2萬個，也大大低于市場此前預計的16萬個。受失業率高企的影響，美國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自2007年8月跌破90后至今尚未升至危機爆發前的水平。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10年上半年雖有所回升，在下半年卻沒有繼續反彈，而是出現了下滑，在10月份跌至67.7，這反映出消費者對美國經濟復蘇進程信心仍然不足。
（五）物價水平低位運行是重要實施前提
美聯儲在謀求實現經濟恢復性增長，增加就業時，必須考慮當前物價水平，以及新的貨幣政策執行后對物價水平可能造成的影響。如果經濟不景氣，或者經濟尚未實質性恢復，物價水平就呈現高位，或者快速上升態勢，美聯儲可選擇的貨幣政策將大受掣肘。正是由于金融危機爆發，甚至在首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美國物價水平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美聯儲實行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顧慮才得以消除。從圖1可以看出，在2008年全球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作用下，美國CPI在經歷短暫上漲后快速回落，進入2009年大部分月份甚至為負，較2008年同比增長僅為1.1%，創下44年來新低，這使得美國經濟面臨通貨緊縮風險。進入2010年，CPI雖有所回升，到7月份不到2%，尚無通貨膨脹風險。
（六）與奧巴馬政府謀求連任直接攸關
重現美國經濟擴張繁榮景象，一改其在世界經濟中不斷下滑的劣勢，不僅關系美國國計民生及其世界龍頭老大地位，還與奧巴馬政府能否實現連任直接攸關。2010年11月2日執政的在中期選舉中丟掉了眾議院的控制權。奧巴馬政府認識到實現經濟復蘇，增加就業已成為其挽回政治敗局的重要前提。所以，在中期選舉后的第二天，美聯儲就啟動了二次“量化寬松”。不難看出，本輪“量化寬松”的推行具有明顯的選舉因素考量。
三、二次“量化寬松”對中國的影響
作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和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再次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必然通過利率、匯率波動來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和進出口貿易，從而將其貨幣政策效應溢出到與之有經濟往來的國家。中美之間經濟關系密切，相互依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本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必將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
（一）美元貶值影響出口有限，對外貿易順差或將擴大
美聯儲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直接目的是，通過購買長期債券的方式，增加市場貨幣供應量，以降低市場長短期利率，進而降低企業投資及居民消費信貸成本。企業投資及居民消費行為，不僅僅取決于投資、消費成本，還受企業投資預期收益，居民預期收入的影響。如果企業對經濟復蘇，投資前景樂觀，居民對就業及未來收入看好，那么，企業投資、居民消費信貸就會增加，經濟復蘇步伐就會加快，這也是美聯儲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根本動機所在。作為全球商品消費大國，當國內商品需求增加時，美國對全球商品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美國是中國最大出口目的地，如美聯儲二次量化寬松政策，確實能夠推動其國內產品市場，帶動國際產品市場，那么這對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將是利好消息。
但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一把雙刃劍，該政策在通過促進美國投資、消費來帶動對華進口的同時，也會因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國對美出口。此外，鑒于中國絕大部分出口均以美元計價結算，美元貶值將對中國向其他國家出口造成不利影響。然而，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究竟會使中國出口增加還是減少，將取決于美、日、歐等中國貿易伙伴進口需求價格彈性。鑒于中國對美、日、歐等主要貿易伙伴出口以日用消費品為主，進口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美元貶值對中國出口將不會造成較大影響，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將或將擴大。
（二）資本套利空間放大，熱錢加速加量流入
當前，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復蘇緩慢，同樣面臨著失業問題，國內市場低迷，而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在積極宏觀政策的刺激下，通過提高國內投資、啟動內需已快速進入經濟復蘇軌道，投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有著良好的盈利前景。另一方面，這些新興國家面臨著國際、國內流動性過剩所帶來的通脹壓力，已紛紛上調利率。如巴西于2010年4月上調基準利率75個基點至9.5%，中國于2010年10月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至2.5%，印度2010年連續六次加息，基準借、貸利率分別上調至6.25%和5.25%。美國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利差倒掛現象的存在，將使得資本流向中國等新興國家存在相當大的套利空間。
同時，這些資金流往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將加大其升值壓力，從而進一步放大外來資金套利空間。在此背景下，資本的逐利性會使更多熱錢流往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201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28473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7%。第四季度外匯儲備大幅增長1990億美元，創下1997年以來單季新高。由于四季度順差額為625億美元，匯率變化導致外匯估值變化對外匯儲備增長的作用很小，外匯儲備增加可能主要源于資本的大量凈流入。由于美聯儲在2010年11月公布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有理由相信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預期導致了“熱錢”的加速加量流入。
（三）貨幣供應快速增加，資產價格或大幅波動
熱錢流入中國，擴大了外匯占款規模，直接導致我國基礎貨幣供應的被動增加。在銀行高昂的放貸熱情下，外匯占款增加又會引起經濟中廣義貨幣（M2）供應的快速增加。12月份，我國新增外匯占款4033億元，較11月多增837億元，環比增長27.03%，為2010年內第二高點。廣義貨幣同比增長19.72%，增幅為近6個月的新高。
在人民幣升值預期與資產升值的雙重作用下，這些熱錢除部分會流向實體經濟外，還有相當部分流向我國房市、股市等市場，并有可能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上升。而一旦美聯儲因經濟好轉，通脹壓力增大而提高美元利率，或者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預期不確定性增加，熱錢大量流出將會使一些投機氛圍較大的市場價格大幅波動，如房地產價格迅速回落、債券價格以及股票市場大幅震蕩等。
（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
國際大宗商品如大豆、玉米、橡膠、石油、礦產品等均以美元計價。美聯儲二次“量化寬松”所增發的大量貨幣將在第一輪量化寬松的基礎上，在使美元進一步貶值的同時，也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面臨上漲壓力，而作為保值首選的黃金價格也會進一步上漲。事實上，在美聯儲宣布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當天，美元指數下跌0.8%，擊穿76關口；紐約商品交易所12月份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3%；黃金期貨價格盤中最高漲幅3.4%，逼近1400美元關口；銅、鋁、鐵等金屬和大豆、玉米、橡膠等大宗商品價格漲幅明顯。
中國是一個進口大國，也是國際大宗商品的主要買家，對能源、原材料及部分農產品進口嚴重依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不僅使購買大宗商品所需外匯支出大幅增加，也會使中國面臨輸入性通脹壓力。在預期進口商品價格將要漲價時，中國的微觀市場主體將對其經濟行為進行相應調整，消費者將擴大或提前消費，投資者將加大短線商品投資，廠家將提價銷售，從而使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數據顯示，11月份，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PPI），以及原材料動力購進價格分別上漲了6.1%和9.7%，漲幅比上月擴大了1.1個和1.6個百分點。
（五）外匯儲備面臨縮水，長期國債收益下降
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外匯持有國，美聯儲二次“量化寬松”政策推行，將會使中國外匯儲備面臨大幅縮水風險。中國外匯儲備超過2.6萬億美元，其中美元儲備約占70%，中國所購買美國國債超過9000億。美聯儲“量化寬松”舉措將使中國的美元資產損失嚴重。從2010年6月至11月上旬，美元對人民幣貶值3%，使中國外匯儲備和所持美國國債分別損失546億美元和270億美元。同時，美元貶值，也將導致中國持有的美國長期國債收益下降。
四、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美國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將通過匯率和貿易渠道對中國經濟與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梢灶A期，在未來一兩年內，中國通貨膨脹壓力加大，資本市場價格上漲，外匯儲備面臨縮水。據此，我們提出如下幾點對策建議。
（一）堅持外匯儲備多樣化，實現安全與收益平衡
盡管目前美元和美國國債的信用仍然是首要選擇，但長期來看依然存在外匯儲備單一化的巨大風險。中國近期已和世界銀行達成一致，購買其金融公司發行的債券，中國也表態支持IMF可能發行的債券。在外匯和黃金之間的儲備平衡，也將是中國可以考慮的選擇方案。國際商品價格以美元計價，是基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當美元信用和結算貨幣地位動搖時，黃金的流通功能和價值尺度仍然是重要的選擇。中國可適當降低美國長期國債的持有量，增加短期國債頭寸，增加流動性，可保持外債處理的靈活性，并在長短期國債的收益上得到兼顧。此外，中國可以要求美國對中國購買債券進行擔保，使新增國債收益率與通貨膨脹率掛鉤，可能的情況下將無擔保的國債置換成有擔保的國債。
（二）深化匯率機制改革，加大熱錢流入查罰
通過進一步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可以逐漸實現人民幣對美元等貨幣之真實匯率的均衡，降低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壓力和預期，國際游資進入中國的激勵和預期收益也將隨之下降。另一方面，加大對違規資金流入的查處和懲罰力度，對地下錢莊、網絡炒匯等外匯違法違規行為開展打擊行動，對“熱錢”流入形成一定威懾力。同時，健全監測預警體系，完善跨境資金流出入應急預案，形成對資本流出入的雙向監測、預警與應急反應機制，密切防范國際收支風險，切實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三）投資海外戰略資源，謀求經濟長遠發展
目前大宗商品價格總體仍處于低位，中國可以利用現有的外匯儲備，購買目前仍處于低位的石油、有色金屬、鐵礦石等戰略資源。同時，要鼓勵中國企業對國外資源性公司的收購，對于技術先進的企業也可以在危機時進行收購和兼并，銀行應該通過擔保和提供資金，幫助企業在海外的收購。國家基金也應該充分利用金融危機帶來的投資機會，在海外尋求資源投資，可抵消未來可能產生的通脹影響。此外，從長遠來看，工業化和城市化在全世界還是一個必然趨勢，資源價格還是會保持在高位，我們這時候購買戰略資源是有利的。
（四）嚴控貨幣供應數量，管好通貨膨脹預期
目前中國已經出現貿易順差、直接投資和熱錢大幅增加的趨勢，新增外匯占款再度成為人民幣投放的主渠道。央行應該嚴密監控貨幣數量，多種手段并舉，加大力度沖銷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溢出效應，防止貨幣增加超過實體經濟需求。同時，要加強對國內大宗商品、股市、樓市等容易受到熱錢炒作的領域監管，防止其對上下游領域造成漲價擴散沖擊，降低來自價格渠道的國際通脹溢出效應，管理好通脹預期。
（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推動內需增長
加快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促進三次產業結構更加協調地發展，降低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波動對國內的影響，減少經濟發展中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從而降低對能源、原材料等的進口依存度；改變過去那種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發展方式，將經濟增長的動力真正轉移至依靠消費和內部需求拉動上來。很顯然，作為內因，在降低國際環境變化如美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的影響上，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最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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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5
關鍵詞：國際貨幣；衰落；影響因素；韌性特征
作者簡介：韓文秀(1963～)，男，河北贊皇人，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2-0049-05 收稿日期：2008-09-16
生命有周期，國家也有生命周期(金德爾伯格，2003)，國際貨幣同樣有生命周期。也就是說，一種國際貨幣有其發育、壯大、衰落甚至消亡的過程。從羅馬帝國貨幣到英鎊、美元的變遷，都證明了這一點。本文著重考察國際貨幣衰落的影響因素及其“拒絕”退出歷史舞臺的韌性特征。
一、國際貨幣衰落的主要影響因素
一個國際貨幣的形成，有賴于諸多主客觀條件的支撐；一個國際貨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也歸因于這些主客觀條件的弱化或消失。這里擇其要，從歷史變遷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經濟的國際地位從上升轉為下降
對于既有的國際貨幣來說，其母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在全球的地位下降，將帶來致命性的不利影響。英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英鎊的命運與英國經濟的衰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英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份額從1870年的9.1％下降到1913年的8.3％和1.950年的6.5％(麥迪森，2003)。20世紀上半期，英國經濟在世界上仍名列前茅，但早已失去西方世界第一的位置，1950年的經濟總量降至僅相當于美國的24％，這是一個質的變化，相應地決定了英鎊的國際地位也出現質的下降。實際上，荷蘭盾、法國法郎等貨幣在更早的歷史上也曾經有很大的國際影響，但后來隨著荷蘭、法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相對下降而式微甚至退出國際舞臺。從美元和美國經濟的情況看，當前既不是處于蒸蒸日上的階段，也不是處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階段。其特征是：第一，20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測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年美國GDP占全球的份額為19.1％，1950年上升到27.3％，到1970年下降到22.3％，在20世紀80、90年代以及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GDP份額進一步下降到21％左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按照匯率法)，1985年美國GDP占全球份額曾達到32.6％，1995年下降到24.6％，但到2000年又升至31.4％(世界銀行，1990)。目前美國經濟占全球的份額仍在25％左右，這與30年前的比例幾乎相當。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征，也是與過去英國經濟地位盛極而衰、快速跌落極不相同的一個特征，即盡管美國GDP的份額不斷波動，有時下降得還比較快、比較明顯。但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并未丟失，如果從19世紀末算起，美國占據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時間已經長達100年。這對于美元的國際地位是最強有力的支撐。第二，當今世界其他經濟大國與美國的地位尚難以等量齊觀。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2007年GDP規模為4.38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8.1％，僅相當于美國的約三分之一。20世紀50―80年代是日本追趕美國的時代，但在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出現“失去的10年”以來，日本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低。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不升反降，可以說日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歐元區整體來看，2007年其經濟總規模不到9萬億歐元，相當于美國經濟規模的約88％。從發展變化趨勢看，美國的經濟活力和增長速度總體上都強于歐元區。2000年～2007年歐元區經濟平均增長2.1％，美國經濟平均增長2.5％。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不同于1870年前后，當時英、美、法、德經濟旗鼓相當、群雄逐鹿，4國占全球GDP的份額比例在6.5％～9％之間，差別并不懸殊。而當今世界，可以說無論日本還是歐元區，都尚未對美國地位構成真正的挑戰；無論日元還是歐元，也都未對美元的國際地位構成真正的挑戰，日元等其他貨幣在國際貨幣格局中只能擔當次要的配角。第三，美國經濟的實質性衰落可能剛剛開始，今后一個時期會表現得更加明顯。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可能是美國經濟地位持續走下坡路的一個轉折點。這并不是說美國經濟不會從當前的金融危機中復蘇，相反，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時間早，也許比其他國家恢復更快些。關鍵在于，中國經濟已經趕了上來，目前GDP規模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接近日本，而且在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后，不會像日本那樣停滯，而是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還會繼續上升，在2020年之后趕上乃至超過美國，從而使美國的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從其他一些經濟指標看，美國經濟地位的下降更加明顯：一是國際貿易。從1948年到1973年，美國出口占世界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1.7％下降到12.3％，到2007年進一步下降到8.5％，位居世界第三。已落后于德國(9.7％)和中國(8.7％)。二是制造業。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例在三分之一以上，1970年占全球的35.1％，到1987年下降到24.4％(世界銀行，1990)。此后這一比例保持在大約四分之一的水平。目前美國經濟對虛擬經濟的依賴程度偏高，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可能使虛擬經濟過快發展的勢頭減弱。展望未來，美國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對美元國際地位的支撐能力相應減弱。
(二)從債權國轉為債務國
19世紀英國是最大的債權國之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大蕭條，成為最大的債務國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法國等為了戰爭籌措資金，除了賣掉國外資產外，還在國外大量借款。一戰結束時。僅英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戰爭債務就達到41億美元(金德爾伯格，2007)。大蕭條時期，英國欠外國債務達6.4億英鎊(1931年6月)，結果是英鎊被擠提，英國被迫放棄恢復不久的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對美國援助的依賴程度更加提高。戰后為了恢復，英國繼續要求美國給予援助，經過艱苦的談判，在戰后國際貨幣和貿易體系等方面安排上不斷讓步的情況下，英國從美國得到44億美元的貸款援助。這標志著英國與美國的債務國、債權國地位的根本轉換，也是英鎊淡出國際舞臺、美元地位加快上升的重要轉折點。何其相似的是，戰后美國也經歷了從最大債權國到最大債務國的地位轉換。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連年出現大量貿易赤字。1971年商品貿易赤字22.6億美元，到2007年擴大到8194億美元?？鄢召Q易盈余后，商品和服務貿易赤字從1970年的13億美元擴大到2007年的7003億美元。美國
經常項目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1980年的0.17％上升到2007年的5.29％。與此同時，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赤字需要發債來融資，導致美國的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根據美聯儲資金流量表數據，美國的債務總額(包括政府、企業、家庭)從1956年的5758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12493億美元，目前債務總額相當于GDP的約2.2倍。在美國的債務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債權人是外國投資者。據美國國家經濟分析局統計，2007年美國擁有的海外資產為17.64億美元，而外國在美國擁有的資產為20.08萬億美元(包括直接投資和購買美國債券等)，外國對美國投資形成的凈資產達2.44萬億美元，從另一個角度講，這可以看作美國對外凈負債。近年來，中國是美國國債的重要外國投資者。據美國財政部報告，2008年9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增加到5850億美元，日本為5732億美元，至此，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者?？梢哉f，美國消費是負債消費，美國經濟是負債經濟，這種經濟模式之所以能夠運轉。有賴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但這種經濟模式的發展如明顯越過合理的“度”，勢必爆發危機，難以良性循環，道路越走越窄，并損害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根基。
(三)貨幣可兌換性或價值儲藏職能出現危機
貨幣的可兌換性可謂一諾千金，它關系到一種貨幣的市場信譽，關系到一種貨幣的國際地位能否得到維護和鞏固。從英鎊到美元，經歷了金本位制、美元匯兌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制等不同的貨幣制度，并都曾遭遇貨幣匯兌或價值儲藏只能的困境甚至危機。從英鎊看，從19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曾出現三次危機，但結局不同：第一次，是在英鎊和金本位制的黃金年代。金本位制下，各國貨幣均規定了含金量，相應地，各國貨幣的匯率也就確定下來。如1英鎊含有113.0016格令(Grain)黃金，1美元含有23.22格令黃金，則英鎊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通過黃金含最而確定下來，即1英鎊=113.0016／23.22=4.8665美元。19世紀上半期，英鎊曾經幾次遇到擠兌事件，但通過與歐洲大陸銀行的合作(借黃金等方式)都化險為夷，這反映了當時英國經濟實力很強大。足以應對英鎊的匯兌危機。第二次。是兩次大戰期間各國嘗試恢復金本位制時期。當時英國的經濟實力已明顯衰落，債務不斷積累，黃金儲備下降，但英國卻主張按照戰前的平價恢復金本位制，這實際上高估了英鎊的價值，結果1931年英鎊遭遇擠兌，許多歐洲銀行紛紛把手中持有的英鎊兌換成黃金，由于兌換規模很大。英格蘭銀行難以承受，英國被迫于1931年9月宣布英鎊與黃金脫鉤，恢復金本位的努力歸于失敗，這對于英鎊的國際地位是一個致命性打擊。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對美國援助高度依賴的時期。在戰后美國對英國提供貸款援助協議中有一個條件，即英鎊恢復自由兌換。英國于1947年7月16日按照協議要求實現了英鎊自由兌換，但僅僅維持了7個星期。其中原因很多，根本在于英國經濟當時處于窘困狀態，難以支撐英鎊的自由兌換。從此，英鎊的國際地位日漸衰落，再未重現昔日的輝煌。
美元危機，從歷史和邏輯的角度可以分為可兌換性危機和價值儲藏危機兩類。首先是可兌換性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最基本的特征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并規定1盎司黃金=35美元，事實上是一種美元本位制。這種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內在的矛盾和不穩定性。正如“特里芬兩難”所描述的那樣：一方面，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只有通過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才能為他國提供儲備手段；另一方面，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需要穩定堅挺，這又需要美國有長期貿易順差。如果美國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外國出現大量美元結存，遲早會發生美元兌換黃金的困難和美元貨幣危機(特里芬，1997)。實踐的發展應驗了特里芬的擔憂。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國際收支狀況持續逆轉。黃金儲備大量減少，按照規定價格將美元兌換成黃金的能力不斷減弱，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撕裂和崩潰。先是1968年3月倫敦市場被迫實行黃金價格雙軌制，即對私人的黃金買賣價格浮動，而各中央銀行之間的黃金交易仍按每盎司35美元的價格進行。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至此，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此后國際貨幣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再來看價值儲藏危機。在金本位制下，持有一定的美元就是持有可預見、可評估的一定規模的財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美元可以有無限的可兌換性，但如果長期持有美元相當于持有一張沒有價值的廢紙，那么這種可兌換性就沒有多大意義，人們把美元作為儲備貨幣、作為價值儲藏手段就會面臨很大的風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兌主要貨幣的匯率跌宕起伏。對日元從360跌至最低時的80日元兌換1美元，對歐元也曾從歐元誕生時的0.8947美元兌換1歐元跌至約1.6美元兌換l歐元?？傊?，貨幣的可兌換性是國際貨幣的魅力所在，也是陷阱所在。在固定匯率制下，可兌換性是一種國際貨幣的信譽和地位的試金石。一旦貨幣的兌換性出現危機，必然導致貨幣的信譽掃地、地位降低。而在浮動匯率制下，可兌換性對于已有的國際貨幣而言已經構不成挑戰、沒有多大風險了，但持有該國際貨幣的人面臨的匯率風險明顯加大了。國際貨幣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更加向有利于國際貨幣的母國傾斜。當前人們不再懷疑美元的可兌換性，但對持有美元能否保值的疑慮大大增加了，這勢必會削弱人們對于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信心。
(四)國際貨幣地位的濫用
何謂國際貨幣地位的濫用，并沒有統一的定義。我們可以界定為，國際貨幣的發行國無視國際貨幣客觀上具有的國際公共產品性質，在缺乏有效外部約束的情況下，違背他國或世界經濟發展的共同利益，單純從本國需要出發實施不合理的貨幣政策，造成損人利己經濟后果(也可能兩敗俱傷)的情形。在金本位制和固定匯率制下。國際貨幣受到按固定價格兌換的硬性約束，缺乏濫用的體制條件，或者說濫用的余地很小，一旦濫用，很快就會面臨兌換性困難而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可能通過被其他貨幣替代而加以糾正。因此，在金本位制下的英鎊和美元很少有濫用的可能。而是“戰戰兢兢”、努力維護自身的信譽。應當說，國際貨幣地位的濫用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各國普遍采用浮動匯率制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獨特現象，是當代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專利”。近來國際社會討論很多的一個問題是，美國的過度負債消費和經常項目逆差何以持續多年并發展到如此惡性循環的地步。顯然，只有當美元具有主導性國際貨幣地位時，美國才能走到這一步。其他國家則不可能走到這一步，因為過多的貿易逆差和對外負債必然面臨國際支付危機，而美國則不用擔心這一問題，因為美元直接就是國際支付手段，多印制美元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至于美元泛濫會帶來什么外部效應，美國貨幣當局似乎并不特別在乎。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經常
項目逆差必然意味著美元的流出，但美元的國際地位又決定了流出的美元必然回流到美國，歸美國使用，為美國融資(赫德森，2008)，因為外國順差形成的美元外匯如果只是拿在手里，就是資金的閑置，就沒什么意義。既如此，美國自然傾向于在國內政策需要的情況下放松甚至放任其負債和逆差規模，而國際社會沒有依據(如國際條約)和手段(如兌換黃金)來約束美元和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可以說，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既是對一些金融機構和金融衍生產品缺乏監管的結果，也是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缺乏監管的結果。
二、國際貨幣地位的自我修復機制和衰落中的韌性
國際貨幣的生命周期，可以用如下循環路徑加以表示：一國經濟實力上升一貿易順差擴大一對外投資和債權增加一一國貨幣國際化一國際貨幣地位支撐國際收支逆差和債務積累一國際貨幣繼續流向海外一進一步的貨幣國際化一國際收支逆差和債務繼續擴大并超出臨界點一國家經濟地位下降一國際貨幣的信譽下降和份額降低一貨幣非國際化甚至退出國際貨幣舞臺。這是國際貨幣生命周期的簡單路線圖，現實中國際貨幣的命運特別是其衰落的歷程，往往更加跌宕起伏、復雜多變。從國際經驗看，固定匯率制(金本位制或金匯兌本位制等)和浮動匯率制下國際貨幣衰落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固定匯率制下，國際貨幣的生命很可能嘎然而止。因為一旦不能按照承諾的匯率實現自由兌換，馬上就會出現貨幣危機，該貨幣就不再有資格擔當國際貨幣職能。當然，也可能進行一次性的貶值，以適應新的形勢。但貶值的幅度多大合適往往難以把握，而且一次性的、有限的貶值通常難以挽回貨幣的頹勢。與此相反，浮動匯率制和虛擬經濟發展的新特征為既有國際貨幣維護自身地位、延長生命周期提供了極大的空間，致使一些弱勢國際貨幣可能“垂而不死”，還可能卷土重來，即使最終退出歷史舞臺。也是“淡出”，但卻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梢哉f，當代國際貨幣在衰落過程中具有很強的韌性，甚至具有“不倒翁”特征。這主要源于三個因素。
(一)浮動匯率制使得國際貨幣具有特殊的自我修復機制
在國際貨幣面臨困境的情況下，這一自我修復機制可以表示為：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和債務擴大一經濟增長乏力一國際貨幣地位弱化一貨幣貶值和降低利率一國際收支狀況改善一經濟活力增強一貨幣轉為強勢一再次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和債務擴大……。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經常項目差額與美元匯率指數之間總體上呈現比較明顯的反向變化。1973年～1977年，美元匯率指數從100上升到106(升值)，美國經常項目從連年順差轉為143億美元逆差。1977年～1980年，美元匯率指數從106下降為95％，結果經常項目從逆差轉為1980年～1981年的順差。此后美元匯率上升到1985年的133，結果連年出現經常項目逆差，1985年逆差1182億美元。到1991年，美元指數下降到88。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則逐步減少，甚至在1991年出現29億美元的順差。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常項目都是逆差，特別是近幾年逆差過大，可以說玩火玩大了，但這一自動修復機制還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2001年～2007年，美元匯率指數從近108下降到近78，前幾年逆差還在擴大。但實際上從2007年開始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的總規模和比率都在下降，可以預期今后一段時期仍然如此。多年的實踐表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具有一種特殊的自我維護、自我修復機制，通過這種機制，可以“自動地”彌補自己的缺陷和弱勢，實現由弱到強的反轉。這就造成一種特有的效應：在一段時期內，隨著一種國際貨幣的信譽和地位下降，人們逐漸滋生選擇其他替代貨幣的愿望，但等到下決心放棄使用原有的國際貨幣時，該國際貨幣通過自我修復機制又開始恢復生機和活力了，因而許多人就會放棄選擇新的替代貨幣的想法。石油替代產品和石油價格之間的關系與此類似。當石油價格迅猛上漲時，人們開始尋找石油替代產品和節能技術。但這需要科技創新和很長的過程，等人們被石油高價逼得真要下決心上馬石油替代產品和節能技術時，由于石油投資和產量增加等原因，油價又開始回落了，人們只好還走老路，繼續依賴石油等化石燃料。如果人們毅然決然地放棄石油、改用其他燃料，或者節油技術實現革命性突破，那對于中東等石油輸出國將是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人們在國際儲備、國際貿易中毅然決然地放棄使用美元，那對美國來說也將是很大的損失。總之，當代國際貨幣不與黃金掛鉤、不實行固定匯率的“特殊優勢”，典型地表現在通過貶值和升值的交替使用而具有自動校正修復功能。既然不再掛鉤，也就不用脫鉤，也就沒有失敗。這給一定程度的國際貨幣地位濫用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也表明，美元等國際貨幣不會輕易退出和被替代。
(二)全球化和現代信息技術使得金融市場發展可以更加超越國界和脫離國內經濟基礎
金融市場是一個龐大的系統，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對金融市場進行分類，但通常談論較多的大都是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市場、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場，等等。這些市場的最重要參與者是金融機構，價格信號則由利率、匯率及指數構成，是金融工具發行和交易的場所(黃達，2004)。就是說，金融市場是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場所。從歷史上看，金融市場往往有一定的地域范圍，首先是為本國經濟服務，其發展程度也以國內經濟為基礎。隨著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擴大，國際金融也相應發展起來。20世紀下半葉以來，金融市場國際化突飛猛進。據有關資料，全球投資于海外的資本供給額，從1980年的2.8萬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5.5萬億美元，外國資產相當于全球GDP的比例從1960年的6％上升到1980年的25％和1995年的62％。從1984到1998的15年間，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2.34％，遠遠超過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3.37％和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6.34％。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到1998年，該比重急劇上升，其中日本為91％，意大利640％，美國230％，德國334％。同時，海外債券市場、證券衍生交易市場的規模都有了突破性發展。到2l世紀的今天，金融市場國際化更是受到經濟全球化和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的強力推動和支撐，其發展態勢日新月異。令人瞠目結舌。金融市場國際化大大延伸和強化了國際貨幣的作用，因為國際化的金融市場產品和服務大都是以國際貨幣來計價和進行交易的。國際金融市場(中心)的發展就可以更大程度地超越國界、超越本國經濟的基礎。英國和美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非常能夠說明問題。先看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證券種類，除股票外，有政府債券，國有化工業債券，英聯邦及其他外同政府債券，地方政府、公共機構、工商企業發行的債券，其中外國證券占50％左右；擁有數量龐大的投資于國際證券的基金；運作著4個獨立的交易市場，
超過550家外國銀行和170家全球證券公司在倫敦沒有辦事處，不僅是歐洲債券及外匯交易領域的全球領先者，還受理超過三分之二的國際股票承銷業務。倫敦證券交易所外國公司股票的交易量和市值都超過了本國公司的股票，這在其他交易所是罕見的。截至2007年4月，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1585家，市值達45.67億英鎊；其中外國公司320家，市值25.83億英鎊，外國公司的市值達到交易所上市公司總市值的56％。再看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于2007年4月與泛歐證券交易所合并組成紐約一泛歐證券交易所，紐約泛歐交易所集團為發行人、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現金股票、期權及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交易基金、債券、市場數據以及商業技術解決方案等。紐約泛歐交易所集團近4000家上市公司總市值高達27.3萬億美元／17.3萬億歐元(截至2008年3月31日)，是其他任何一家交易所上市公司總市值的4倍以上。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中有70個在紐約上市。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有54家來自中國(包括香港、臺灣)。紐約證券交易所首席執行官鄧肯?尼德奧爾認為，在未來的5到6年內，世界上將出現4到6家全球性的交易所集團，擁有絕對地理意義上的全球網絡并提供多元資產級別的產品，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可預見的未來。這必然導致國際金融市場(中心)的高度集中和壟斷，而這種趨勢與既有國際貨幣的地位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促進、相互加強的關系，國際金融市場(中心)和國際貨幣都超越本國經濟規模的局限而使自身的地位得以鞏固。
(三)金融創新使得虛擬經濟的發展可以更加脫離和超越實體經濟的發展
虛擬經濟是相對實體經濟而言的，但對虛擬經濟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界定。馬克思提出虛擬資本概念。認為虛擬資本是在借貸資本和銀行信用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包括股票、債券等(馬克思，1975b；原版，1894)。虛擬資本可以作為商品買賣，可以作為資本增值，但本身并不具有價值；它代表的實際資本已經投入生產領域或消費過程，而其自身卻作為可以買賣的資產滯留在市場上。有學者認為，虛擬經濟就是從具有信用關系的虛擬資本衍生出來的，并隨著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而發展(劉駿民，1998)。我們這里所說的虛擬經濟，是指經濟中由金融特別是其衍生產品所形成的經濟形態、經濟部類。從全球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虛擬經濟超越實體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全球金融資產與全球年產出的比率由1980年的109％飆升至2005年的316％。據估計，對沖基金的數量已經由1990年的610家增至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所管理的資產總額達1.6萬億美元。高收入國家的居民擁有的國際金融資產和債務與總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由1970年的50％升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100％，2004年又升至300％。近年來全球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從2000年到2007年。全球GDP總值從31.8萬億美元增加到54.3萬億美元。而金融衍生產品合同總額則從95.2萬億美元擴大到595.3萬億美元。金融衍生產品與全球GDP的比例從2000年的3倍，上升到11倍。虛擬經濟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超越實體經濟的大發展，多以國際貨幣為依托，甚至可以說是國際貨幣在為自己量身定做金融產品，實現以國際貨幣為中心的金融市場(或虛擬經濟)的自我循環、自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