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1
一、中國與美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的比較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從緩慢到迅猛，再到平穩發展。這實際上是對我國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條件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下面，本文將對中國、美國、日本對外投資的目標進行對比分析。
1、美國憑借壟斷競爭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
海默1960年就提出了以壟斷優勢來解釋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并與金德爾伯格共同創立了壟斷優勢論。他歸納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兩個條件：第一，企業必須擁有壟斷優勢，以抵消在與國外企業競爭中的不利因素；第二，存在不完全市場，使企業擁有和保持這種優勢。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憑借具有壟斷優勢的產業：投資重點是高新技術和壟斷產業，而不是以價格競爭為基礎生產標準化產品的產業；以技術密集而非以資金密集為基礎，依靠工業產品差異化戰略取勝。這種壟斷優勢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壟斷性的產業或產品，從而獲取高額利潤。
日本學者小島清在分析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時指出，它的主要特點就是依靠新產品的技術差距，為獲取壟斷利潤而進行海外投資。具體地說，其一，這種直接投資是高度技術革新和高度壟斷的產業，而不是以價格競爭為基礎生產標準化產品的產業。因此，大部分跨國企業要在研究開發和宣傳方面花費許多資金，所以多數又是巨型企業。其二，從美國工業品貿易的地位看，其在技術革新上具有比較優勢，美國資本豐裕并不是原因。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更多地依靠價格的競爭力，而美國的出口則主要依靠產品的差異化。
2、日本依托邊際產業轉移的對外直接投資。
日本學者小島清20世紀70年代以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為對象，通過對美國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邊際產業理論。他認為，一個國家應該從己經或者即將失去比較優勢、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日本企業是通過對鄰國進行直接投資以利用鄰國較低人均收入的比較優勢的先行者，如1985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吸收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存量的19%，而相比之下只吸收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存量的6%，歐盟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存量的3%，正是這種投資方式引起了“雁行”發展模式，且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主要是非制造業。這是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它與日本戰后一段時期的產業結構有關，當時的日本主要向發達國家投資，目的在于確保對其經濟至關重要的初級產品的進口并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小島清認為，日本型海外直接投資實際上是資本、經營能力和技術知識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因而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一方面，可以對發展中國家的天然資源、農產品和初加工的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另一方面，可以將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工業從日本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對其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海外投資的主體是中小企業。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這是以后最有希望的出路，也是中小企業遇到困難時調整產業結構的突破口”。他認為，日本處于比較劣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指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中小企業，如果投資國首先將與東道國技術差距最小的產業移植過去，那么，中小企業就容易成為海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力量。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春風催發了對外直接投資這個新生事物。那時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將觸角伸向國際市場，了解國際市場的行情和國際競爭的規律。從國際經驗看，一般都把對外直接投資概括為美國型和日本型。如果以美國型或日本型為標準，我國還不完全具備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從整體上說，我國既沒有壟斷性的產業，也不需要向國外轉移邊際產業。但是，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不可能在單純的國內競爭中得到提高，而必須在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過程中得到提高。所以，為了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使之盡快成長為國際性的跨國公司，也為了更好地利用國外的資源、資金和技術，我國企業必須盡決走向世界，在學習和演練中成長壯大。這種學習和演練的企業，投資規模比較小，整個國家的投資總額也比較少。1996年以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200萬－1300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僅為100萬－300萬美元左右。
我國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成長需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國際合資合作中學習國外企業的先進理念、技術、管理及營銷方法；第二階段是在條件不完全成熟的情況下進入國際市場去演練，提高素質和拓展市場；第三階段是在積累能力和優勢的基礎上到國際經濟競爭的大舞臺去跟具有國際水平的跨國企業較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企業與國外企業進行合資或者合作，還有少數企業到境外進行合資或合作，通過在合作中學習，初步掌握了國際市場競爭的規律和國際企業管理的方法?，F在，在學習的基礎上開始進入“演練”階段，要獨立地到國外市場和經濟環境中去演練和拓展。這就是我國的演練拓展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從現階段看，它立足國情，符合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要求。
二、中國的綜合性優勢和不成熟性特點相結合的特征
與多元地區結構、經濟結構和技術結構相聯系的大國綜合優勢，是我國所特有的現象。它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其他的發展中小國，而是綜合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和優勢。在這里，本文將對我國與發達國家及其他發展中小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進行比較。
1、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
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有以下特點：（1）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資金、技術及規模等方面的壟斷優勢，高投入和高技術產生高效率，加之母公司和子公司交易的內部化，可以節約大量的交易費用；（2）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往往以獲取高額利潤為目標，利潤再投資的比例也比較高；（3）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主要是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及廣闊的市場；（4）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呈現軟化趨勢，其重點在于高新技術產業、知識型服務業和被高新技術改造后的傳統產業。
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存在許多不同之處，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同之處。從不同的方面看：其一，我國企業規模相對較小，規模經濟和內部化優勢不明顯。據統計，我國海外投資項目的投資額約100萬美元，而發達國家約為600萬美元。其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尋求技術或市場，而非勞動力資源，到發達國家投資是為了尋求技術與市場，到發展中國家投資是為了尋求市場與自然資源。從相同的方面看，我國也在走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道路，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在逐步走向高級化。
2、中國與發展中小國的比較
從一般的情況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1）利用成熟的適用技術開發傳統產業，適應小規模市場；（2）以傳統和習俗為紐帶，開發特色產品，以適應特殊的市場環境；（3）利用較低成本優勢，節約勞動力、管理及營銷方面的費用，形成較低價格優勢。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普遍具有上述特征，但發展中小國與發展中大國有所不同：前者是僅僅具有這些特征，而后者除了具備上述特征以外，還具有發達國家的某些特征。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表現出一些類似于發達國家的特征：其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既面向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面向發達國家。特別是隨著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以及尋求技術動機的加強，對發達國家投資的增長將快于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增長。其二，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既重視開發傳統產業，又重視開發高新技術產業。隨著企業發展目標的高級化，我國的跨國企業開始重視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如海爾、華為集團就加大了對技術和項日研發的投入。其三，我國也開始實施企業集團化經營，以獲得某些內部化優勢?？鐕瘓F的工貿一體化經營，通過行政組織形式及組織內部交易節約運行成本，體現了組織的內部化優勢。
3、綜合性的優勢和不成熟性特點相結合
我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四個基本特點：其一，總體的條件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很明顯的優勢，因而不可能以充分的成熟的條件和優勢為依托；其二，局部的條件是成熟的，某些企業和產業具有明顯的優勢，因而有可能以局部的成熟條件和優勢為依托；其三，不是完全以微觀主體的經濟效益為目標，而且以國家利益為目標，以潛在效益和“演練”的綜合性效益為目標；其四，并不完全以市場為驅動，還存在一種政府政策的驅動力，是市場驅動和政府驅動的統一。
然而，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沒有優勢的。我國是一個大國，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都具有差異性或不平衡性：在某些方面具有發達國家的高技術優勢、壟斷優勢，在有的方面又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適用技術優勢、比較優勢，可以概括為大國綜合優勢。是通過整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優勢。具體來說，我國現階段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2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 發展 我國對外投資 影響
由于我國開展對外投資的時間較短，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目前還無法對我國現在的對外投資模式及相關原因進行完整全面的解讀，因此，我國必須要結合國家發展的實際情況，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力求研制出一套符合我國企業及國家需求的，科學的對外投資理論，全面促進我國對外投資的順利發展。本文主要結合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發展與我國對外投資的現狀及理論發展淺要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投資的影響。
一、國際投資理論的發展
雖然早在十九世紀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就已經被提出，但具體詳細的國際投資理論產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者海默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奠基人，由他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持續發展的標志。同一時期，卡森、巴克萊和拉格曼的市場內部理論及維農強調的貿易理論被相繼提出。
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學者鄧寧提出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該理論強調，企業進行國際投資的行為要包含以下幾個要素：所有權優勢。換句話說就是，企業所擁有的國外企業無法得到的，唯一的某種資產，促使企業擁有生產技術及組織管理等優勢；內部化優勢。市場交易無法避免信息不對稱及競爭等因素的存在，而這些都是造成中間產品及最終產品缺乏競爭的關鍵因素，因此為了保存企業所有權優勢，當該企業通過進行內部轉移而獲取的利益大于市場交易實際收益的時候就是該企業能夠選擇對外投資的時候；區位優勢。生產要素、運輸成本及地理所在等方面因素是企業在進行投資地點選擇時的考慮關鍵。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經濟逐步全球化，發展中國家也陸續加入探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行列，且發展中國家具有越來越強勁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將國際生產體系所涉及的范圍不斷擴大，于是部分工業化國家為了獲取更大收益，便想借此勢頭開展對外投資，且對外投資欲望越演越烈。同一時期，很多針對發展中國家，且比較著名有效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相繼出現，例如日本學者小澤輝智提出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
二、我國對外投資的現狀及相關理論認識
我國跨國企業所采用的對外投資方式與許多發達國家相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區別。發達國家的企業對外進行直接投資是出于資本過剩，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只是利用對外直接投資來進行國家的資本輸出，以獲取更大的經濟收益。但我國企業一般都是在企業經濟稍見起色就開始對外進行直接投資，與資本過剩毫無關聯。并且，由于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國內沒有充足的國家建設資金，因此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加強外資合作，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國家經濟的發展?？梢钥闯?，無論是在動因方面還是在對投資所獲收益進行價值判斷方面，我國的對外投資都與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存在很大的差異性。
當國內的產業結構已經相對穩定且到達了一定的高度，發達國家才會開始進行對外投資，這樣能夠很好地在各個微觀經濟主體面前展現出自身的國際生產體系所具備的絕對優勢。但是我國的經濟還處于發展狀態，產業結構并不健全，需要不斷完善，加上國家整體上的產業素質偏低，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國的對外投資也具有其獨有的特點。也就是雖然國內的生產結構還存在很大程度的缺陷，且位于中低層，無法與高強度化的發達國家相比，但我國懂得對國際生產體系進行反向利用，使其不斷提升我國生產結構的層次。
三、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對我國對外投資的影響
（一）發達國家對我國直接投資的結構形式
經過早起掠奪及工業機械化的飛速發展，發達國家積累了雄厚的國家資本，伴隨著資本邊際使用率地不斷遞減，當國內資本效益處于低靡狀態時，發達國家為了實現資本利益的最大化便將資本流向具有更高使用效率的國際市場，屬于發展中國家，且勞動力量雄厚的我國就是發達國家資本流入的主要市場。二戰之后，新技術獲得高速發展，工藝流程及現代技術成為國際分工的基礎，發達對我國進行直接投資的結構也逐漸趨于復雜化和多樣化。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1）水平型投資。這種投資模式是指，對外投資企業將國內不同規格及不同品種的同類產品的產品經營和生產拓展到我國合資企業或子公司，以實現國際生產分工的形成，主要體現在食品、服裝及機械制造等行業；
（2）垂直型投資。這種投資方式主要是指對外投資企業到我國建立子公司，且該子公司與其國內產品的生產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從而實現子母公司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合作。垂直型投資還可細分成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子母公司生產的產品不同，但具有一定關聯性，例如加工行業與資源開采行業。對外投資企業將資源的開采和提取工作放置在我國，加工工作放在工業化國家，銷售工作則由母公司全權負責。另一種是子母公司生產相同產品，但各自所承擔的生產工序不同，例如汽車及電子行業。
（3）混合型投資。這種投資方式是指對外投資企業到我國建立與國內經營和生產完全不同的子公司。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對我國對外投資的積極影響
首先，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促進了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龐大的資本，這些資本流入中國的生產領域，對中國資本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程度的促進作用。同時，國外跨國企業在中國建立的子公司及合資企業的各項生產與經營活動增加了中國的稅收，使得中國資本存量不斷增加，刺激國家經濟增長。其次，國外投資企業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使得科學管理的經驗及先進技術在東道國大范圍擴散，從而創造了有利的中國技術現代化條件，加快國家經濟的發展。最后，國外投資為我國公民就業創造了更多機會，其對廣大勞動者進行的培訓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國勞動力的整體素質。
（三）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對我國對外投資的消極影響
首先，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國外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就威脅到中國的經濟，甚至危及國家的經濟安全。其次，部分國外企業會利用直接投資將污染嚴重的產業生產放入中國，從而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再次，對外投資企業一般都是選擇中國相對發達、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的區域進行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最后，大量外資的涌入會對中國政治、傳統及文化產生影響，嚴重時會使中國社會環境遭受污染，形成不同程度的社會問題。所以，中國要采取有效的規則與政策，在積極引進外資促進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抑制其產生的消極影響。
四、結束語
我國對外投資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相當喜人的成績，許多企業都已經將產品推向了世界各地，不斷地壯大了企業自身規模，強力刺激著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想要使我國的對外投資保持長久發展及不斷進步，我國相關部門及相關人員必須潛心投入對外投資理論的研究，力求在遵循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及各項審批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出與我國國情及發展實況相匹配的對外投資理論，促使我國在對外投資這條道路上走得更穩，更持久，不斷加強我國金融貿易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從而增強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1]程偉力，張亞雄.當前國際直接投資特點及我國政策建議[J].發展研究，2010，（6）：22-24
[2]桑百川，靳朝暉.國際投資規則新發展及對中國的影響[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5（3）：224-228
[3]王倩，游滔.略探法國對外直接投資法及對我國立法的影響[J].法國研究，2012，（4）：69-74
[4]王爽.日本對外投資新趨勢及對我國的影響[J].東岳論叢，2011，32（2）：146-150
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3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收支；外商直接投資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涵義
外商直接投資（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也叫國際直接投資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是與國際間接投資相對應的一種國際投資基本形式。國家統計局定義：外商直接投資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一般外商直接投資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合作開發等方式存在。
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外商直接投資是造成貨物與服務貿易賬戶、收益賬戶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改善經常賬戶的情況，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平衡有重要意義。
（1）外資來源單一。我國當前的投資來源比較單一。2009年我國外商投資總額603.25億美元，其中亞洲地區的投資為357.2億美元，占50%以上，北美地區為37.3億美元，歐洲地區為56.4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資來自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日本、歐美等國對我國的投資雖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仍然很?。ㄒ姳?）。
（2）優惠政策引發負面效應。首先，優惠政策使外資企業相對于國內企業來說有著諸多優勢，使原本資本和技術實力就落后于外資企業的國內企業在政策方面又處于不利的地位，直接限制了國內企業的發展。其次，由于外資企業享有的稅收政策不同與國內企業，出現了數額巨大的“假合資”，即內資為了享受外資的待遇，有的企業便設法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然后以“外資”的身份流回國內，套取各種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形成了許多“假外資”企業。（3）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分布不平衡。而我國的外資產業分布格局是第二產業比重偏高，占70%以上，其中多以制造業為主，第一產業僅僅占2%左右，第三產業占20%左右。在第三產業中，房地產占了吸收外資的首位，約占了第三業的2/3，而金融、保險、商業、外貿、信息服務業等行業外資流入的數量有限。從地區分布來看，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及閩南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中西部地區起步較晚。
三、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建議
（1）提高外商直接投資質量。保持外國直接投資適度規模是提高質量的前提，對于實現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義。在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引發了有關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適度規模討論的熱潮，提出了其適度規模的概念。適度外國直接投資規模具體是指在國家自我經濟發展控制權的條件下，在一定時期內，能為經濟發展所消化吸收，并能促進經濟。（2）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取向。重點支持先進技術，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于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同時鼓勵外商對我國農業的投資，加快農業的發展和農業產業化的進程，提高我國初級產品的國際競爭力。（3）有針對性地打擊外國直接投資熱錢流入行為。首先針對貿易項下存在著進口價格虛報、假借貿易名義融資等行為，在不限制其用匯條件下加強真實性審核，提高監管的效率。其次，嚴格限制資本項目的借匯，對外資企業外債實行審查備案制度，對其資本項目外匯實行有條件結匯。對資本項目不按規定渠道審批和結匯的各種違法行為進行查處。最后，嚴格進行收支憑證的審核和實施法人負責制。要防止利用境內外母公司和子公司及關聯公司之間的財務關系進行資金的投機炒作，嚴格進行收支憑證的審核和實施法人負責制。
參考文獻
[1]王博雅．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J]．價值工程.2011（22）
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4
Abstract: The breakout of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globally fortunately demonstrate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s FDI abroad. This paper surveys the theory of FDI firstly (the theory of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fast growth of China’s FDI abroad recently. Then the paper expounds the drawbacks of China’s FDI abroad, which is followed b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原因 問題 對策
Key Words: FDIReasons Drawbacks Countermeasures
作者簡介:李國(1974-),湖南人,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世界經濟。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國際資本流動、跨國投資與并購活動急劇萎縮,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下降14%。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不但沒有放緩腳步,反而飛速增長。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到559億美元,首次突破500 億美元大關,較上年增長一倍多。2009年前三季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328.7 億美元,同比增長0.5%,其中第三季度當季對外直接投資204.7億美元,超過了前兩季度的總和,同比增長190.4%。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歷史機遇,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情況并未因此得到實質性的好轉。對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
(一)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述評
傳統國際投資理論以海默、巴克利、卡爾森、鄧寧為代表,主要強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必須以擁有特定的優勢為前提,認為在外部市場不完全的前提下,企業只有擁有了足以彌補其海外經營所產生的額外成本的優勢時才能開始對外直接投資。鄧寧進一步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劃分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Dunning,1981),認為企業之所以能夠到國外經營,是因為企業擁有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壟斷優勢;而企業之所以愿意到東道國經營,是因為企業在東道國結合當地要素投入來利用其優勢時比利用其本國要素更有利;企業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資方式,是因為企業使自身優勢內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給外國企業更有利,并且強調只有當企業同時擁有上述三種優勢時才能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按照“優勢論”的觀點,一國企業在沒有建立起足夠彌補國際化運營成本的優勢前,不能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皟瀯菡摗睂τ谥袊笮推髽I向相對后進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有一定的解釋力,相對于后進發展中國家,中國大型企業具有技術和資金優勢,擁有了某種程度上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但“優勢論”觀點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無法很好地解釋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二)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機
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大量直接投資,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全球研發活動蓬勃興起,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跨國并購取代新建投資成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方式等,傳統國際投資理論受到了挑戰。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產生有時并不需要同時具有傳統國際投資理論所強調的三種優勢,某種情況下具備一定的局部優勢也能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大多數中小企業對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是學習國外的技術與市場運作,目的在于彌補自身的不足以提高競爭力。
美國哈佛大學威爾斯教授認為,保護出口市場是發展中國家制造業企業對外投資最為重要的動機,其他投資動機還包括謀求低成本、分散資產、母國市場的局限和獲取先進技術等。也有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競爭優勢,以此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重構自身資源和能力基礎,通過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去尋求和獲得重要的創造性資產,如創新技術、商業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通過主動從事國際化經營尋求創造性資產,不僅可以避免被鎖定于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環節,而且還可以“以小搏大”,在未來競爭中贏得優勢。復旦大學與IBM中國商業價值研究院的聯合調查顯示:開拓新市場、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規避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被認為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 。
另外,發展中國家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動機:尋求自然資源。由于在經濟的高速發展過程中,本國的自然資源無法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客觀上要求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取國外的自然資源以支撐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尤為必要。
二、金融危機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有了大幅度增加,投資選擇的動機主要有尋求創造性資產、尋求自然資源、貿易壁壘增加客觀要求對外直接投資。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條件。
(一)金融危機背景下,國外跨國公司大量低價出售其創造性資產
創造性資產主要是指如研發能力與研發產品、設計能力和品牌等特殊資產。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通過承接國外大量的加工貿易,已經成長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但并未出現大量的世界級制造業企業,主要原因在于我國企業大多數都處于產業鏈的下游,從事的都是低附加值產品的加工,未能形成強大的產品研發能力和著名的產品品牌。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中的諸多泡沫被擠破,全球消費需求急劇萎縮,這對于近年來進行大規模擴張經營的諸多跨國公司是雪上加霜,產能過剩導致其資金鏈斷裂,處于破產的邊緣。面臨此種困境,大多數企業實施瘦身計劃,出售企業資產(包括部分核心資產),收縮企業生產經營戰線。中國企業可以利用這一有利機會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收購跨國公司所出售的創造性資產,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清科集團的《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并購市場研究報告》顯示,第一季度中國跨國并購保持相對活躍、尤其是中國企業發起的跨國并購比重增加,占跨國并購總數的53.8%。比如,四川民企騰中重工集團收購了通用汽車旗下公司的悍馬品牌,獲取了企業所需的重要創造性資產;吉利集團準備收購沃爾沃汽車集團,以獲取沃爾沃的品牌和技術,有利于吉利集團品牌價值、技術研發實力的提升。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發達國家加大能源、礦產資源的出售
近年來,我國能源、礦產資源需求急劇上升,能源、礦產資源的價格成本在我國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中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源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多年來,我國外匯儲備位居全球第一,這為我國大型國有壟斷資源型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企業所控制的部分自然資源不得不對外出售,一些能源、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急需大量資金穩定本國的金融市場,這為我國企業獲取急需的能源、礦產資源提供了很好的機會。2009年6月,中國五礦以13.86億美元成功收購澳大利亞OZ礦業公司。2009年7月,中石油購得伊朗南阿扎德甘油田70%股權,該油田原油總儲量高達420億桶。2009年8月,中國石化集團宣布成功收購瑞士Addax石油公司,這是中國石油企業最大一筆海外并購交易。
(三)貿易保護措施的實施客觀要求對外直接投資
金融危機下,危機國國內經濟危機重重,消費需求大幅減少,失業率大幅提高,為了緩解國內的政治壓力,危機國必然會重拾貿易保護主義,加大我國貨物出口的成本;危機國采取貨幣貶值的政策,人民幣被迫升值,使得產品價格上升,競爭力下降。美國參議院不顧國際媒體“貿易保護”的指責,于2009年2月初以口頭投票方式通過了“購買美國貨”修正案作為美國經濟復蘇計劃的重要部分;印度也于2009年年初無理由地宣布半年內禁止中國玩具進口;2009年9月,美國對中國出口輪胎加征35%的關稅。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的被迫升值是對我國出口貨物貿易的雙重打擊,但是,人民幣的相對升值卻會降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在這種背景下,我國企業減少商品的直接輸出,轉而對出口國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不失為一條解決當前困境的路徑。
三、目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存在問題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獲得了快速的增長,但從總體來看,我國的對外投資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對外投資的規模、結構、主體和總的政策環境還存在著諸多的問題。
(一) 投資總額少,企業規模小
首先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明顯偏小。目前中國境外投資金額僅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0.15%。據統計,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而中國僅為1:0.09。因此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
其次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偏小。目前中國海外企業平均投資不足140萬美元,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平均600萬美元的投資水平,同時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450萬美元的水平。由于規模偏小,中國的跨國企業很難獲得規模優勢,難以進行有效地研究和開發,無力支持銷售和售后服務,從而導致了惡性循環,即有限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小規模生產較高的生產成本低質量低價格較低的市場占有率更小的規模制造。從而難以適應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變化,使企業喪失許多市場機會,增大企業經營風險,減弱國際市場融資能力,難于與世界大型跨國公司相抗衡。
由于對外投資比較容易受母國經濟規模的影響,用絕對份額簡單進行比較并不說明全部問題。為此,UNCTAD開發了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OND),以反映一國對外投資的相對份額。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用一國對外投資流量(FDIi)占世界對外投資流量(FDIw)的份額與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i)占世界生產總值(GDPw)的份額的比率來表示。OND反映了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兩種決定性因素: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因素。比較中國和印度歷年的OND排名,除了在2003年以前和2005年度,中國排名超過印度,其他的年份都落后于印度,由此可見,中國FDI的總體規模和績效,都與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并不相稱。
(二)對外投資結構不盡合理
1.地區分布結構不合理
我國海外企業大多數集中在港澳地區和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泰國、歐洲諸國,數量占境外投資企業總數的一半,而其中對美、加、澳三國的投資額占我國對外投資總額的40%左右。在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雖在近幾年有所增長,但從總體上看還偏少,影響我國海外市場多元化戰略的實施。雖然FDI的資本逐利性本質上要求其區位選擇具有很大程度的集聚特征,然而,中國的FDI區位分布確顯得過度聚集。投向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三大離岸金融中心的虛假對外投資占據了對外投資總額的80%以上,而美國投向離岸金融中心的資本僅占9%。另外,據統計,僅港澳地區和美國、歐盟、日本等20多個發達國家,就集中了中國約70%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中國FDI的大多數都集中于北美、歐洲等發達國家,而對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相對較少。這種過于傾斜的區位分布格局使中國FDI的未能發揮應有的效益,這種FDI區位分布過度集聚于少數地區也帶來很多不利影響:第一,投資于主要離岸金融中心的虛假投資和資本逃逸,不僅不能發揮大量資本的經濟效益,反而從很大程度上導致國內資金不足和財富流失等等問題。第二,不同的技術和產品具有不同的適應性,投資過度集中于發達國家,將不利于中國企業技術和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中國企業的主要優勢在于適用技術、中等技術和某些進入成熟期的產品,而這些技術和產品在發達國家不具備競爭力。如果將它們用于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充分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第三,發達國家某些生產要素,如土地、廠房、礦產資源和勞動力等價格昂貴,可能導致企業產品成本上升,同時,發達國家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外來投資企業很難進入主流市場。這是造成中國境外企業績效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FDI過度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很大程度上會造成進行交叉重復投資和相互惡性競爭。
2.產業分布結構較單一
從產業構成來看,中國企業多集中于運輸、建筑、石油、鋼鐵等行業,這些行業的總的特點就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低廉,使這些行業在國際市場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而金融、電信等服務性行業,一方面由于在國際市場上存在準入壁壘,另一方面競爭又十分的激烈,中國企業雖然在國內擁有一定的資本,但還不具備較強抗風險的能力。隨著我國對外接投資的發展,今后應該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逐步搞一些如科研設計、咨詢、醫院、銀行、房地產等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資本輸出,以改善對外投資企業的行業結構。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政策尚不健全,企業缺乏清晰發展戰略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政策支持相當不足。首先,多頭審批,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多頭審批管理是個較突出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多層審批不僅手續繁雜,加大項目成本,且時間長,易錯過最佳投資時間。其次,外匯管制過嚴。過嚴的外匯管制使得境外企業面臨強有力的市場競爭需要擴大投資時,或當市場前景看好而需要擴大經營規模時,企業卻沒有自由支配的資金。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盡管在有關部門出臺的政策和條例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沒有上升到立法高度,政策便缺乏系統性,難以長期,穩定地對境外投資起到保障作用,從而限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發展。至今仍沒有一部專門調整海外直接投資的法律。法律法規數量偏少,還沒有形成系統、全面、完整的體系。
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往往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具有完整的全球戰略,以世界市場作為角逐目標,對再生產周期的各個環節實行全球化安排。而我國大多數企業尚不具備大規模FDI的實力,也缺乏全球性發展戰略,沒有融于世界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還不能站在企業長期生存和發展戰略需要的高度去規劃自己的海外投資行為。有些企業只是將海外投資作為轉移舊設備、獲取投資補貼、建立境外考察的接待站或享受優惠政策的短期行為。一些海外投資企業由于缺乏明確的投資目標,投資決策的隨機性和隨意性很大。如我國某石油集團在新加坡的子公司為了短期盈利在沒有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盲目從事期貨交易等高風險業務,結果造成5.5億美元的損失。
(四)對外投資企業缺乏高素質人才,經營管理水平不高
在海外創辦企業要求具有大批高級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金融財會人才和法律人才,這些人才要能用外語處理有關業務和糾紛。按照這樣的要求,我國海外企業干部隊伍的素質和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有些外派經營管理人員經常抱有臨時觀念,缺乏跨國經營管理人員應有的素質,相當一部分管理人員不具備國際金融貿易知識,不懂當地法律,以致海外企業經營業務難以順利開展,影響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國的海外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不高,對自身優勢和競爭對手缺乏比較性研究;另外人事管理中缺乏一套科學選人、用人、輪換的制度,這主要是由于很多單位將外派員工到海外投資企業工作作為一種待遇。
四、利用金融危機契機,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策
金融危機為我國的對外投資發展提供難得的機遇,不斷增強對外投資企業自身的實力并從政策上給予支持卻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因此,針對我國對外投資的諸多問題,我們應該著力做好如下幾點:
(一)不斷提高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自身素質
國家應從國內現有企業中,選取具有一定規模,管理較好,實力雄厚的企業重點扶持,開展跨國經營。同時,某些生產性企業也可考慮與國外大公司進行強強聯合,組建成大型跨國公司,進行優勢互補。例如中國石化總公司,一汽等。雖然這些企業在國內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國際市場上尚缺乏知名度。這主要是由于這些企業缺乏國際營銷經驗,沒有形成自己的銷售渠道,因而沒有打開市場。而與國外公司聯合,不僅可以學習他們先進的管理經驗,還可以借現有銷售網絡進入當地市場。建立起完善的內部市場和產供銷一體化體系,提高企業知名度,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以改變我國跨國經營企業規模小,效益差的狀況。培養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就是企業發展的潛力,企業必須根據市場的變化創造條件,促進自己核心競爭力的提高。
(二)調整投資結構,進一步拓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多元化
除中國已進行投資的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以外,從中近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經濟增長較快,并且中國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另外,周邊國家如東盟與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比較接近,又有“10+1”自由貿易協議的簽訂,更可成為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伙伴和對象。綜合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推行,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可以以湄公河次區域為考慮的重點。交通的便利減少了運輸成本,經濟合作推行的領域為投資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從已簽訂的合作協議來看,中國愿與次區域各國共同努力,建立次區域貿易和投資信息服務機制,實現信息共享,為貿易商和投資者提供服務,以促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最終形成。
(三)完善對外投資的相關政策法規
首先,進一步擴大和提升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規模與技術含量。在宏觀上,要加強調控對外投資的力度,健全對外投資的管理機制,尤其是應加強有關對外投資的立法。至今中國還沒有出臺一部比較完善的對外投資法,還沒有形成完善的對外投資法律體系,因此,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制定和建立專門的法律,如《海外投資法》或《海外投資保險法》,以鼓勵和保護中國企業進行國際化的動力與利益;其次,在微觀層面,對外投資企業則要大力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從而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再次,要改革審批制度。我國應進一步簡化海外投資的審批環節,提高工作效率,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后減少行政審批,并對行政審批制度進行改革的要求。如制定中國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分類管理,避免重復審批;同時,適度放松外匯管制。在跨國企業創業初期,應允許企業外匯資金在內部調整,在追加投資方面有較大的自。對境外項目投資效益較好且已產生外匯的企業,對其增資額不足部分,允許購匯解決增資缺口。逐步允許有好的投資項目,但無自有外匯資金的企業購匯進行境外投資。
(四)培養合格的跨國經營人才
管理是企業永恒的主題,海外企業也不例外。由于我國企業整體管理水平普遍偏低,當前必須強化海外企業的內部管理,強化海外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能力,加強海外企業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盡快提高科學決策水平,盡快建立和完善海外企業的各項管理規章制度。然而,這些工作都需要人來執行和完成,所以說國際企業之間的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興辦海外企業需要大量的復合型高素質人才,要求他們既要精通外語,熟悉國際慣例、國際市場,又要具備較高管理技能、較強的公共關系技能和適應能力、強烈的開拓精神和獻身精神。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采取多種途徑不拘一格地去發現和培養跨國經營人才;另一方面還要加強企業外派人員的在職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業務知識、國際經營技能和外語水平,使他們能盡快適應國際化經營的需要。我國應制定人才培養戰略,通過各種渠道,大力培養跨國經營的人才。
五、結論
以加入WTO為契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是相對于我國經濟實力來說規模還很小,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遠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與其他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相比較也處于規模低的水平;我國應該加大鼓勵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以實現獲取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的目的,同時釋放漸趨飽和的國內生產能力;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以合并和收購為主,絕大多數是獨資企業,合資合作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受到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過于集中,根據投資目的引導投資流向的多元化。在目前國際化的發展進程中,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基礎。在這次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應該把握機會,不斷探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法和策略,以促進中國經濟向國際化方向發展。開展跨國經營,在中國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嶄新事業。
參考文獻:
[1]DUNNINGJ 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 : Allen & Uniwin , 1981 : 34- 35
[2]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省略/
[3]劉易斯?威爾斯著: 第三世界跨國企業,葉剛、劉宇光譯,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6 年,第21 - 27、19 頁
[4]劉陽春.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理論與實證研究. 中山大學學報,2008 (3) :17
[5]趙偉,古廣東,何元慶.外向FDI 與中國技術進步:機理分析與嘗試性實證.管理世界,2006
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5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母國經濟增長效應； 面板數據；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
基金項目：教育部課題（10YJA79006）；江蘇省教育廳課題（2011ZDAXM020）；南京審計學院課題（NSK2009/B243）；獲江蘇省政府海外訪學計劃以及江蘇省“青藍工程”科技創新團隊的資助。
作者簡介：馮彩（1977-），女，安徽碭山人，南京審計學院金融學院講師，博士，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主要從事國際投資研究；蔡則祥（1958-），男，江蘇新沂人，南京審計學院金融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金融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6-0046-06收稿日期：2011-12-14
一、文獻綜述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即OFDI的母國經濟增長效應有2個相反的理論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如果OFDI是國內（區域內）投資的替代，那么本國OFDI的增長將會引起母國經濟增長的下降（Stevens et al，1992）。另一種觀點認為，如果OFDI與國內生產之間存在相互補充關系，那么OFDI的增長將會促進母國經濟增長上升。Desai等（2005）研究指出如果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生產過程中使用了母國的投入品則會促進母國產出的增加。Dunning等（1998）認為到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可能引致先進的技術轉移到母國以獲得新的技術。但上述逆向技術轉移效應關鍵取決于母國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Travares et al，2005）。Herzer（2008）綜合了以上2種相反的理論觀點，認為如果母國國內資源稀缺，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導致對本國國內投資的下降，進而引致母國產出的下降。但與此同時，他也認為如果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企業能夠進入新的市場，并且以更低的成本在東道國生產產品，母國從東道國進口這些低成本的產品以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就可以促進母國經濟的增長。Denzer（2011）使用內生增長模型對OFDI的母國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理論分析，結論表明OFDI正向地影響一國經濟發展這一假說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是該結論是建立在跨國公司可以沒有任何障礙地將外國知識轉移到母國的極端假設之上的。
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和發展較晚，因此對中國OFDI的研究則是在近年才逐步興起。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第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研究；第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貿易、逆向技術溢出和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研究；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研究。對中國OFDI 發展階段的研究部分地涉及到了OFDI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只是分析了GDP對凈OFDI的決定，并沒有涉及到O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李輝（2007）基于IDP理論使用了1980年～2005年數據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以及其他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的決定作用，結論表明：人均GDP增長1%時，人均對外直接投資增長1.433%；而且該研究也表明中國已經處于IDP理論的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的中間，已經走上成為對外投資的大國之路。但是這一研究并沒有分析中國O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在本質上還是屬于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
魏巧琴等（2003）率先使用年度數據研究了中國1982年～200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論表明二者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肖黎明（2009）使用中國1980年～2007年度的數據進行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小，其長期彈性僅為0.0364。但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研究的是OFDI對中國經濟的總體增長效應，其不能反映O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區域效應；而且使用的數據沒有能夠反映近年尤其是次貸危機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的事實。筆者在對OFDI和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以中國省級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以期進一步探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經濟增長的長期和短期效應及其區域效應。
二、模型、數據和研究方法
1.模型
筆者使用中國省級對外直接投資（OFDI）的數據研究其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效應，并將省級區域進一步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以進一步比較OFDI的區域經濟增長效應是否存在區域差異及其差異大小。
筆者所用的被解釋變量是各省級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解釋變量為各省級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以上述雙變量為基礎建立雙對數模型進行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和回歸分析，反映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建立模型（1）。
LnGDPit=αit+βitLnOFDIit+εiti=1，2...N； t=1，2，...T（1）
其中，LnGDPit表示第i省在第t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對數；LnOFDIit表示第i省在第t年的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1）式采用的是雙對數模型，βit測度的是國內生產總值對OFDI的彈性。需要說明的是（1）式是基本模型，具體的回歸模型將依據F檢驗和Hausman檢驗確定是采用混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
2.數據
本文的數據區間為2003年～2010年。本文所使用的省級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所使用的省級2003～200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統計公報，2010年各省級GDP的數據源于2011年第2期的《中國經濟景氣月報》?！吨袊鴮ν庵苯油顿Y統計公報》于2003年開始，因此省級對外直接投資數據最早始于2003年。但是由于一些省份在某些年份的數據不可得性，為了保證研究的時間跨度和連續性，本文的樣本刪除7個在某些年份缺少OFDI統計數據的省份，這些省份是海南、重慶、貴州、、寧夏、青海和新疆。因此，本樣本的研究對象共24個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云南、山西、甘肅。
為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區域經濟增長效應的差異，本研究將上述24個省份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域。對于東中西部的劃分，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筆者依據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標準劃分上述三大區域。其中，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廣東共10個省級行政區；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8個省級行政區；西部包括內蒙古、廣西、四川、云南、陜西、甘肅共6個省級行政區。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僅研究大陸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經濟增長效應及其差異，因此本研究樣本不包括港澳臺地區。
本文中的國內生產總值統計單位為億元，而OFDI的統計單位為美元，為此將國內生產總值按照年度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年平均價轉換成美元計價。為了剔除價格變化對OFDI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筆者采用上述24個省份的年度CPI的同比數據將同年度的名義OFDI和名義GDP轉換成實際OFDI和實際GDP，在此基礎上分別對實際OFDI和GDP取對數即得到LnOFDI和LnGDP。2003年～2009年各省份的年度CPI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統計年鑒，2010年各省份的CPI數據來自《中國經濟景氣月報》2011年第2期。2003年～2009年的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平均價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統計年鑒，而2010年的平均價則根據《中國經濟景氣月報》2011年第1期所公布的數據進行平均計算得到。
3.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Eviews6.0軟件進行實證研究。本研究將進行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協整檢驗反映OFDI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而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反映OFDI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具體來說包括4個步驟：
第一，單位根檢驗，以防止虛假回歸的出現。為得到一個較為穩健的結果，筆者使用Summary檢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方法包括LLC檢驗、Im-Pesaran-Shin檢驗、ADF-Fisher檢驗以及PP-Fisher檢驗。
第二，協整檢驗，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由于本文的面板數據的時間跨度僅為8年（2003年～2010年），使用Fisher檢驗存在數據不足的問題。筆者采用基于Engle-Granger的Pedroni檢驗以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第三，回歸分析。根據Pedroni檢驗方法，如果協整檢驗能夠通過，則需要進行變量之間的回歸分析?；貧w模型方程（混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模型）的選擇主要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進行。
第四，誤差修正模型檢驗，以確定二者之間的短期關系。筆者僅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因此這里的誤差修正模型僅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單向短期效應，對于經濟增長對于OFDI的短期影響則不進行研究?；谀Ｐ停?），構建誤差修正模型（2）。
DLnGDPit=λ1i+λ2iDLnOFDIit+θiECMit-1+uit（2）
其中，D表示一階差分；ECMit是誤差修正項，等于使用模型（1）進行回歸的殘差εit；θi 是誤差修正項的系數，其表示對長期均衡偏離的調整速度。
三、實證檢驗結果
本研究中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該結果可知，不論是全國還是分區域（東部、中部和西部）的LnGDP和LnOFDI都是非平穩的序列，但是LnGDP和LnOFDI的一階差分則全是平穩序列。因此，不論是全國還是分區域（東部、中部和西部）的LnGDP和LnOFDI是同階單整的，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表1LnGDP和LnOFDI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變量LLCIMPADF FisherPP Fisher結論全國LnGDP-4.9236***
（0.0000）2.7101
（0.9966）28.8859
（0.9869）33.4074
（0.9457）非平穩DLnGDP-8.3356***
（0.0000）-4.2473***
（0.0000）103.585***
（0.0000）101.576***
（0.0000）平穩LnOFDI-5.3617***
（0.0000）1.1752
（0.8801）45.906
（0.5590）61.8574*
（0.0863）非平穩DLnOFDI-13.8164***
（0.0000）-5.0594***
（0.0000）121.152***
（0.0000）162.039***
（0.0000）平穩東部
LnGDP-5.5636***
（0.0000）0.2417
（0.5955）20.0659
（0.4538）21.1776
（0.3867）非平穩DLnGDP-5.1856***
（0.0000）-3.1270***
（0.0000）44.4566***
（0.0013）37.4359**
（0.010）平穩LnOFDI-0.5173
（0.3024）2.0011
（0.9773）10.6874
（0.9539）14.0453
（0.8282）非平穩DLnOFDI-8.5405***
（0.0000）-3.2881***
（0.0005）50.6801***
（0.0002）63.3559***
（0.0000）平穩中部
LnGDP-0.2998
（0.3821）2.800
（0.9974）4.6539
（0.9972）8.4601
（0.9340）非平穩DLnGDP-5.4156***
（0.0000）-1.9216**
（0.0273）30.9251**
（0.0138）27.191**
（0.0394）平穩LnOFDI-5.7280***
（0.0000）0.0305
（0.5122）21.4312
（0.1625）26.0186*
（0.0538）非平穩DLnOFDI-8.6278***
（0.0000）-3.5666***
（0.0002）46.3838***
（0.0001）73.4801***
（0.0000）平穩西部
LnGDP-2.3300***
（0.0099）1.8779
（0.9698）4.1661
（0.9802）3.7696
（0.9872）非平穩DLnGDP-5.5364***
（0.0000）-2.2435**
（0.0124）28.2037***
（0.0052）36.9491***
（0.0002）平穩LnOFDI-3.9410***
（0.0000）-0.2475
（0.4022）13.7874
（0.3145）21.7935**
（0.0399）非平穩DLnOFDI-6.5261***
（0.0000）-1.7450**
（0.0405）24.0836**
（0.0198）25.2032**
（0.0139）平穩注：（1）檢驗形式為包含截距項，但不含趨勢項；（2）每一個檢驗統計量下方括號內為p值；（3）***，**以及*分別表示在1%、5%和10%顯著性水平拒絕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4）各檢驗的最大滯后時期由Eviews軟件依據Schwarz準則自動確定。
筆者基于Pedroni方法進行協整檢驗，其原假設均是不存在協整關系。本研究中的時間跨度T僅為8，屬于小樣本，因此以Panel ADF和Group ADF作為最主要的準則判斷LnGDP和LnOFDI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全國和分區域的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的結果可以得知：第一，對全國24個省級數據的Pedroni協整檢驗結果有5個顯著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因此，使用24個省級數據的協整檢驗表明OFDI和經濟增長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第二，從東部地區10個省級協整檢驗結果來看，Pedroni協整檢驗結果有4個顯著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分別在5%和1%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因此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第三，中部地區8個省級數據的Pedroni協整檢驗結果有4個顯著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分別在1%和10%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因此中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第四，使用西部六省數據進行的Pedroni協整檢驗結果中僅有1個在10%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均接受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
上述結果表明：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即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還不能促進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受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相對較小，因而還不能成為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重要途徑之一。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2011）對2008年～2010年對外投資企業樣本的調查表明，我國對外投資的企業大多數是東部地區的企業，已對外投資的企業中，有76%來自東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企業比例分別為14%和10%，而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東部地區的企業仍將是對外投資的主體。根據Stevens等以及Travares等的研究結論，還可以得知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部分代替了當地的生產，而且西部地區非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難以承接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對該地區的逆向技術溢出，從而使得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經濟增長效應并不存在。
基于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長期均衡協整關系的結果，本部分將對全國、東部和中部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基于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贔檢驗和Hausman檢驗的檢驗結果表明：全國、東部以及中部地區隨機效應模型更優于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見表3）。因此，筆者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全國及其東部和中部地區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2LnGDP和LnOFDI的協整檢驗結果
檢驗方法統計量全國東部中部西部
Pedroni
檢驗
Panel vStatistic1.3342
（0.1638）0.2695
（0.3847）0.7179
（0.3083）1.8654
（0.0700）*Panel rhoStatistic-0.3883
（0.3700）0.1814
（0.3924）-0.8263
（0.2836）0.1862
（0.3921）Panel PPStatistic-3.3376***
（0.0015）-2.3341
（0.0262）-2.9344***
（0.0054）0.0384
（0.3986）Panel ADF
Statistic-3.3274***
（0.0016）-2.3421**
（0.0257）-2.9325***
（0.0054）-0.2084
（0.3904）Group rho
Statistic1.7912*
（0.0802）1.1502
（0.2059）0.5832
（0.3365）1.4241
（0.1447）Group PP
Statistic-3.0533***
（0.0038）-2.6765**
（0.0111）-2.1722**
（0.0377）-0.1430
（0.3949）Group ADF
Statistic-3.0315***
（0.0040）-2.9122***
（0.0057）-1.9556*
（0.0589）-0.0452
（0.3985）注：（1）Pedroni檢驗的滯后期依據Schwarz準則自動選擇，最大滯后期也是自動選擇；（2）Pedroni檢驗的形式為有截距但沒有時間趨勢；（3）括號內為每一個統計量所對應的p值；（4）***，**，*分別表示在1%、5%和10%顯著性水平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
表3面板數據回歸模型的判別
F檢驗統計量P值Hausman檢驗Chi-Sq.統計量P值結論全國30.09490.00000.78770.3748隨機效應模型東部35.81410.00000.20350.6519隨機效應模型中部6802.630.00001.86140.1725隨機效應模型
從回歸結果可知，不論是全國還是分區域的東部和中部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回歸系數均較為顯著，其中基于24個省級行政區的回歸系數為0.2594，東部地區的系數為0.3174，中部地區的系數為0.2298。從回歸系數可以得知，東部地區的系數顯著大于中部地區的回歸系數。從方程的擬合度來看，均在60%以上，其中東部地區的回歸方程的解釋度為70.46%，高于全國和東部地區回歸方程的解釋度。這是因為東部地區不僅是吸引外資的主要區域，同時也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區域，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要要遠大于中西部地區。依據Denzer的研究結論，可以認為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內部門之間的聯系多于中西部地區，因而其OFDI對區域經濟增長就會產生更大的正向效應。更為重要的是，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在資金、規模、研發和人力資本等方面要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因而東部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顯著提升了當地的生產效率，進而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增長。李梅等（2010）使用2003年～2008年各省級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顯著提升了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但是對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則無顯著影響。這一實證結果支持了本文的結論。因此，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彈性，其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1%，GDP增長0.3174%。
表4全國、東部、中部LnGDP和LnOFDI的
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LnGDPit）
系數全國東部中部截距αit4.7223
（32.3322）4.3210
（16.0789）4.9779
（22.5799）LnOFDIit0.2594
（20.0828）0.3174
（13.6943）0.2298
（10.2959）R20.68000.70830.6277Adjusted R20.67830.70460.6217注：（1）R2、Adjusted R2以及 D-W Statistic均是加權以后的統計量；（2）括號內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
為了進一步確定上述回歸結果是否穩健，需要對上述回歸結果的殘差序列εit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據該表可知，LLC、ADF Fisher以及PP Fisher的檢驗結果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全國、東部和中部的殘差序列εit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而全國、東部以及中部地區的回歸殘差序列在水平值上都是平穩的，不存在單位根。根據上述殘差序列單位根檢驗的結果可以進一步確認上述基于全國、東部和中部的回歸分析結果是穩健可靠的。
協整檢驗和回歸分析僅僅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更確切地說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存在長期影響。為進一步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筆者使用模型（2）所建立的誤差修正模型進行進一步的檢驗，檢驗結果分全國、東部和中部分別報告，結果如表5所示。
表5殘差序列εit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全國東部中部LLC-4.3062***
（0.0000）2.6580***
（0.0039） -5.7003***
（0.0000） ADF Fisher122.771***
（0.0000） 43.1688***
（0.0019） 59.2562***
（0.0000） PP Fisher116.293***
（0.0000） 48.4600***
（0.0004）42.4265***
（0.0000）注：（1）檢驗方法仍然采用Summary方法；（2）檢驗形式采用的是沒有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檢驗形式；（3）括號內為p值；（4）***表示在1%顯著性水平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5）最大滯后期根據Schwarz準則自動選擇。
全國誤差修正模型為
DLnGDPit=0.1863+0.0099DLnOFDIit-
t=（39.700） （2.4413）
0.0906ECMit-1
（-4.6120）
東部地區誤差修正模型為
DLnGDPit=0.1857+0.0036DLnOFDIit-
t= （19.0297）（0.2705）
0.1162ECMit-1
（-2.7611）
中部地區誤差修正模型為
DLnGDPit=0.1868+0.0036DLnOFDIit-
t=（23.2344） （0.5617）
0.0436ECMit-1
（-1.1945）
上述結果表明：第一，全國、東部和中部誤差修正模型中的誤差修正系數均為負。這說明存在反向的修正機制，即經濟增長一旦偏離長期均衡狀態就會有一個負向的機制將其糾正到均衡狀態，其糾正力度的大小取決于誤差修正系數的大小。第二，DLnOFDIit的系數表示短期內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率變化的影響。從全國誤差修正模型來看，DLnOFDIit的系數為0.0099，t值為2.4413，這表明短期內OFDI每增長1%會引致經濟增長0.0099%；東部和中部的誤差修正模型中DLnOFDIit也為正，但是統計上并不顯著。與基于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所得到的系數（見表4）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不論是全國還是東部、中部地區的DLnOFDIit系數均小于長期回歸模型中LnOFDIit的回歸系數。這說明OFDI對經濟增長的長期促進效應大于短期促進效應，而且統計上也更為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增長正向效應的實現需要一定的傳導機制和渠道，這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在長期內，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效應就會發生更大的作用，因而長期內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大于短期內效應。
四、結論
第一，對外直接投資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由于部分數據的不可得性，本研究使用的中國24個省級行政區的數據代表全國總區域，并將其進一步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協整檢驗的結果顯示：全國、東部以及中部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說明該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未能有效地促進當地的經濟增長。因此，在“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各地區必須因地制宜地制定適當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地區正向經濟增長效應的實現。
第二，對全國各省級、東部區域以及中部區域進行的回歸分析表明各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在長期內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與Herzer（2008，2010）以及Ghosh等（2009）的研究結論相近。但是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在不同區域之間存在差異。從全國來看，該系數為0.2594；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174和0.2298，因此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最大。
第三，誤差修正模型中DLnOFDIit系數反映了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從全國省級數據的模型看，該系數為0.0099，遠遠小于長期效應系數（0.2594）。東部和中部各省的誤差修正模型中DLnOFDIit為正，但統計上并不顯著。這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大于其短期效應。
綜上分析，在全國、東部地區以及中部地區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長期促進效應顯著地大于短期促進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效應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具體表現為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效應大于全國和中、西部地區。
參考文獻：
李輝.2007.經濟增長與對外投資大國地位的形成[J].經濟研究（2）： 38-47.
李梅，金照林.2010. 國際R&D 、吸收能力與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10）：124-136.
肖黎明.2009.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經濟增長：以中國為例[J].財經科學（8）： 111-117.
魏巧琴，楊大楷.2003.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11）： 93-97.
DESAI M A， FOLEY F， HINES J R. 200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capital stock[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 ： 33-38.
DENZER A. 2011. The effects of outward FDI on economic growth—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Z].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y Tuebingen， Working Paper： 1-30.
DUNNING J H. 1981.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19）： 30-64.
GHOSH M，WANG WEIMIN. 2009. Does FDI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the OECD experience based on panel data estimates for the period 1980-2004[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9（4）： 1-21.
HERZER D. 2008.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ward FDI and domestic outpu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Economics Letters， （100）： 146-149.
HERZER D. 2010. Outward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37 （5）： 476-494.
STEVENS G V G， LIPSEY R E. 1992. Intera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Money and Finance， （11）：40-62.
TRAVARES A T，YOUNG S. 2005. FDI and multinationals： patterns， impacts and polic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12（1）： 3-16.
（編校：薛平）
The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n on Hom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Study from Panel Data of Provincial Level
FENG Cai， CAI Zexia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210029； Nanjing ， 210029， China）
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6
一、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理論興起的背景及其內涵
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理論(Antidump-ing-induced FDI thbery)源自關稅誘發直接投資理論，即Tariff-jumping FDI theory,而此理論認為企業為繞開東道國的層層高關稅，應該直接到那里去投資設廠，這樣一方面可以規避開東道國的關稅障礙，另一方面可以使本國企業與當地市場直接接觸，以便更好地提供服務，提高與東道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反傾銷作為傳統貿易保護壁壘的替代措施，和關稅一樣大大影響了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而且這種影響趨勢正在進一步加強。與其他貿易限制措施相似，反傾銷也有誘發國際投資的作用，尤其是誘發對外直接投資(An-tidumping-Induced FDI)。因為反傾銷在立法的規定、執行、操作等具體環節方面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隨意性，因此，在誘發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甚至還超過關稅。其次，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又是企業行為理論。布魯斯A.布羅尼根利用1980-1990年的數據，在對遭受美國反傾銷調查的所有企業的誘發投資行為進行了計量統計研究后表明，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行為只是發達工業國跨國公司的現實選擇。根據海默的跨國公司行為論，由于貿易壁壘或其他人為因素造成國際市場的不完全，同時企業也力圖尋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所以采取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兼并國外企業或者以一定的股權參股等形式，以便化企業外交易為企業內交易，降低貿易壁壘等對市場的限制程度。由此理論可以進一步得出，當一國的特定行業面臨反傾銷時，如果該國存在著具有較大競爭優勢的大企業集團或跨國公司，繞行投資就成為一種理性的選擇。
二、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研究現狀
對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的探討，學者大致從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
首先，在相關理論方面，較早的可見Webb(1987)的論述，他提出企業為了規避反傾銷措施而要重新選擇生產地址。Ronald D.Fischer(1992)則從理論上分析了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如何決定在哪里生產以及是否出口的問題，由此推導出企業面對不確定的反傾銷保護下的行為。而對研究反傾銷誘發投資具有重大啟發意義的Markusen(19921認為，貿易稅較小幅度的變動會導致企業重新選擇生產地點，從而誘發投資。Brace A.Blonigen和Kasaundra Tomlin(2002)采用案例分析法，并進一步將直接投資的類型以及反傾銷結果細化，分析了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對東道國企業盈利水平的影響。Jan L.Haaland和IanWooton(1998)則選取博弈論的視角，分析了反傾銷所引起的企業和政府的戰略性決策行為，即企業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如何決定“生產多少”和“在哪里生產”，從而使企業選址成為其分析的中心問題。
其次，對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大多數學者都集中在了對日本的分析上。相對于其他國家，日本在二戰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后，出現了大量對歐美投資的跨國公司，同時，該時期歐美國家對日本實施了大量的包括反傾銷在內的貿易保護措施，再加上日美間貿易和投資在統計口徑上也可銜接，故而學界對日本企業尤其是機電企業的研究也相對多了些。Belderbos(1994)論證了日本機電產業在歐盟的投資與歐盟不斷發起的對日本該產業的反傾銷調查有關系，但他還沒有將AD作為一個專門的因素變量來分析。Pugel etal(1996)則證實了像VERs這樣的貿易限制措施促使日本向歐美直接投資。Ren 6 ABelderbos(1997)立的微觀計量模型人手，分析了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調查以及其對反傾銷法規定的差別，并據此研究了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在這兩個地區的誘發性直接投資行為。Ren 6 A.BelderbosandLeoSleuwaegen(1998)通過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電子企業在歐盟的繞開反傾銷壁壘直接到那里投資，在實證的基礎上得出了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的替代關系，從而很好地驗證了貿易限制和投資間的替代性理論。Roger Farrell，Noel Gaston和Jan-Egbert Sturm(2003)用1984―1998年的數據分析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認為日本國內的宏觀因素和東道國的日益增加的反傾銷調查是其中的關鍵。RayBarrell和NigelPain(1998)利用日本20世紀80年代在歐美國家的總量投資數據，通過跨部門時間序列的年度分析，以歐美各國對日的反傾銷總案例數為解釋變量進行計量統計，認為在剔除市場份額和相對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該時期日本在歐美的投資主要緣自貿易限制(TradeRestraints)，其中尤其包括東道國政府對其發起的反傾銷調查。Paul Azrak和Kevin Wynne(1995)更詮釋了17年間日本在美國制造業上的直接投資與美國在該時期對其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之間的關系，認為貿易保護措施是使市場不完全的因素，而日本企業繞開貿易壁壘直接投資是為了實現內部化優勢，這是典型的跨國公司理論的―個分支，實證的結果是，實施反傾銷和反傾銷威脅都會很明顯地影響受調查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另外，Tariff-Jumping FDI理論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而為quid pro quo FDI理論，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化解實施反傾銷措施威脅的一種工具，用它可以降低潛在的調查威脅以保持原出口的市場占有率。在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Azrak和Wynnne(1995)以及Bruce A.Blonigen和Robert C.Feenstra(1996)，前者利用整體數據對美國反傾銷威脅是否影響日本制造業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進行了實證研究，其中所用的數據是日本制造業14年來對美國進行的58項直接投資，得出的結論證實了保護的威脅的確影響FDI的流向。后者則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推進，首先他們利用1981-1988日本年間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和同一時期日本遭受的美國對其反傾銷的措施四分位的產業分類的數據，論證了事實保護措施和保護威脅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力的差異，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保護的類型(事實保護措施和保
護威脅)在企業應對保護威脅時效果的差異。
三、日本企業的實踐：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例
從20世紀70年末起，隨著總體關稅水平的降低和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興起，美國對日本企業開始實施反傾銷、反補貼、自動出口限制等措施以及免責條款，以應對日本企業的“不公平競爭”，限制日本對美國的出口，保護美國日漸喪失競爭力的行業。而在這幾種措施中，美國使用最頻繁的還是反傾銷措施。研究發現，在1980-1988年間美國對日本共發起52起反傾銷調查，平均每年近7起，最終導致征稅的占總數的63％。在兩分位的行業統計標準下，20個制造業部門中由14個部門發起過對日本的反傾銷調查，從而使得日本成為美國該種貿易壁壘的最大受害者。而與此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對歐美的直接投資逐年遞增，直到90年代初才有所收斂。從總量數據來看，日本在歐美的直接投資帶有明顯的繞開反傾銷壁壘的特征，這一趨勢從下圖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從20世紀70年代很低的水平激增到1991年價值為180多億美元的巨額直接投資，而且流向美國的約一半的日本直接投資都集中在制造業部門。而20世紀80年代時，日本國內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已經和美歐相似，到歐美國家投資并不具備成本優勢。
布羅尼根(2002)利用微觀數據即企業數據對面對美國的反傾銷調查的日本企業反應進行了統計，發現日本企業對美直接投資和美對其的反傾銷調查之間存在很好的正相關關系，同時計量統計的結果也很顯著。
上表顯示，在受到美國調查的國家和地區的企業中，日本企業繞開反傾銷壁壘而到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的動機和行為事實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在反傾銷調查的3年內，抽樣的97家企業中竟有41家企業到美國投資，占總數的42，3％，而在反傾銷調查案發生3年之后，仍有企業到日本去投資，綜合起來，共有50家受到反傾銷調查的企業到美國投資，即有51，5％的企業遵從了反傾銷誘發投資的行為準則。另外，在加拿大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中，受到美國反傾銷調查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加拿大和新加坡分別有1家和2家日資分支機構采取了對美直接投資的做法。如果將預期性的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行為(arIticipatory tariff-jumping FDI)或者補償性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Quid pro quo FDD也考慮進去的話，也就是說，如果考慮日本企業在美國發起反傾銷調查之前，預期到或為了補償美國因存在可能對其進行反傾銷調查威脅所造成的損害而事先到美國直接投資的話，則日本企業的誘發直接投資行為就更為明顯了。日本受到調查的企業大都是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大型企業，具有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這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出，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行為更多針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來說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這一行為則不明顯。
如果將日本對歐美國家的制造業投資在進一步劃分的話，日本機電企業的出口受到的反傾銷調查和其他的貿易限制措施的阻礙是最大的。從1987-1997年10年間，日本共受到來自全世界的反傾銷調查132起，而機電行業占到了49起之多，同一時期世界所有國家在機電行業受到的反傾銷調查共有295起，日本就占了16，6％的比例，居各國之首。歐美各國對日本機電企業的反傾銷訴訟大多都發生在1979年之后，自1979年起，歐美各國進一步修改其反傾銷法和反傾銷的具體實施措施，以滿足國內反傾銷申訴者的利益。由于歐盟和美國在有關反傾銷的許多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如反傾銷的機構、傾銷確定的標準、征收反傾銷稅的方式以及各自對反傾銷規避行為的反規避措施都存在差異，因而對日本機電企業在歐美各國的直接投資也存在不同的特點。比如反規避規定方面：一般來說，企業對反傾銷的規避往往會采取兩種方式，其一是在第三國直接投資，再從該國出口到反傾銷發起國；其二是直接在反傾銷發起國建立一個制造基地。這些都成為企業對反傾銷的規避行為，而歐美各國對這種規避行為都采取一定的措施進行反規避。對第一種規避行為，歐美反規避措施在規定上區別不大，而在本文所涉及的第二種規避行為的規定上，卻存在較大的差異。1987年之前，歐盟沒有這方面的規定，直到1987年6月，歐盟引入“螺絲刀工廠”條款，該條款規定，國內企業可以對受到反傾銷調查的產品提起反規避調查的要求，且一旦成立，所征稅也同樣適于在歐盟內組裝的產品，在此規定下，共有7起申訴，都是針對日本企業。而美國在相似(like)產品的規定上更具靈活性，包括對被調查產品的配件和主要零件，即美國對日本某種機電產品的反傾銷措施也同樣適用于從日本進口的零配件，1984年，美國對日本的電子產品就實施了兩起該種反規避，即對進口的這兩種零部件不需再進行反傾銷調查，而直接征收反傾銷稅。1988年，隨著貿易和競爭法案的推行，這種規定更為正式和規范，對有可能造成同樣威脅的企業所生產的零部件也同樣適用，從而使得美國在反規避措施上比歐盟更具有威懾性。從機電企業對歐美的直接投資來看，在美國的要少于在歐盟的直接投資。
四、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較以前有了令世人矚目的變化，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了。但另一方面，我國經濟改革中存在很多的滯后環節，比如市場秩序混亂現象嚴重，大中型企業“改而不活”現狀仍存在，政企分開仍不能完全實現，企業定價和競爭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等，這使得我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不斷受到來自世界各國的反傾銷調查，中國事實上已成為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而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的國家，除了傳統的反傾銷大國外，還確許多和中國有著密切經濟聯系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印度、墨西哥、智利等就比較顯著。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637起涉及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及特別保障措施調查。上述案件中，反傾銷調查占573起，反補貼有2起，保障措施調查51起，特保調查11起，涉及4000多種產品，影響了我國約186億美元的出口貿易。對此中國企業應該有所作為。
第一，中國應該進一步發展大中型企業，盡力培育一些能夠走出國門的跨國公司，進一步實施“走出去”戰略。從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理論和實踐來看，能在反傾銷前站穩腳跟，規避高額的反傾銷稅和繁冗的調查程序的，是那些在國際市場上有過經驗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而且布羅尼根和歐諾認為，在出口市場上競爭的企業具有不同的繞開反傾銷貿易保護的能力，從而使有能力繞開壁壘的企業通過傾銷誘發其他國家也傾銷，在當地政府構建反傾銷保護時，他們就可以到出口市場直接投資，而不能到國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只能在承擔高額的代價和退出市場中選擇其一。這種行為被稱為“構建保護的貿易”(protection-building trade)。目前，中國的跨國公司還很少，而具有積極市場反應的制造業跨國公司更是寥寥無幾，對此中國企業不僅應有足夠的認識，還應在提高企業競爭意識、增強企業自身實力方面扎實踐行。
第二，中國企業除了積極應對國外的反傾銷調查外，還應變被動為主動，直接到國外市場上投資設廠，更好地服務當地消費者，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事實上，有些中國企業已經走上了這條路，并且發展速度很快，已初見規模，呈現多元化的對外經營格局。截至2002年底，在對外投資方面，中方平均投資從2001年的252萬美元提高到281萬美元，中方投資額在1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有65個。中國累計設立境外非金融類企業6960家，協議投資總額138億美元，簽訂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1148億美元。中國對外投資辦廠和加工裝配業務已擴展到160多個國家和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