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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經濟范文1
從1978年開始，中國實行全面的經濟改革，逐步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為什么要實行市場經濟?因為計劃經濟存在許多弊端，其中之一是計劃經濟造成生活必需品的極度匱乏，或曰短缺。當時的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供應，如糧票、面票、油票。這種供需之間的緊張狀態許多人都經歷過。不僅中國，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與東歐都普遍存在這種情況。而實行市場經濟可以使企業根據市場的需要進行生產，生活必需品逐漸豐富起來，人們在商品的數量和種類方面都有了更多的選擇。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對勞動力配置的直接控制減少了，勞動力市場漸趨形成。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勞動者，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找企業。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形成一種契約關系，這種關系需要靠法律來規范和調整，雙方發生爭議通過仲裁或訴訟解決，而不再象過去那樣通過“領導意志”來解決。為了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頒布，這部法律在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制度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
除了從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角度理解《勞動合同法》外，還需要把《勞動合同法》的出臺與宏觀經濟背景聯系起來。前已述及，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這個論斷是有依據的。因為中國GDP增長的40%-60%是靠出口拉動，而出口的產品多為服裝、鞋帽、玩具、電腦硬件，這些產品為什么能出口，因為價格低，為什么價格低，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墒?，靠勞動力成本低來推動出口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進口國要保護本國的產業不受排擠，他們想方設法阻止中國產品的進入。比如，美國和歐盟至今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樣，中國產品的價格就要和他們認為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價格進行比較，比如和印度比，和新加坡比，一比就發現中國的產品價格低，因為印度和新加坡的勞動力成本比中國高，這樣中國產品出口就被認定為傾銷，于是，美國、歐盟就有理由采取反傾銷錯施。這給中國經濟敲響一個警鐘，就是要使中國的產品有競爭力，不能再走廉價勞動力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條提高技術，改善管理，提高勞動者待遇的產業轉型和升級之路，所以，以側重保護勞動者權益為目的的《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施行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
實際上，當《勞動合同法》甫一出臺，便遭到企業的廣泛抵制。例如，深圳華為公司動員7000多名工齡在8年以上的老員工主動辭職，給予一次性補償，如果不愿辭職，那么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工齡從零算起;廣州番禺一家消防企業集團讓200多員工先填寫離職協議，再重新填寫入職申請，目的也是重新計算工齡;家樂福全國4萬多名員工，除已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之外，不論工齡長短，合同是否到期，都要在2008年1月1日之前與公司重新簽訂為期兩年的新合同。豎他們為什么這樣做?原因是抵制和規避《勞動合同法》關于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企業方認為該規定抬升了用工成本并且限制了企業用工自主權。那么如何看待這股抵制風潮呢?前已述及，中國的產業結構需要轉型和升級，如果認為《勞動合同法》抬升了用工成本，企業就要想辦法在別的方面降低成本，如提高技術水平，改善管理水平等，這才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正道。所以，我們希望《勞動合同法》以及將來整個勞動法律體系的完善對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發揮應有的作用。
對于提高勞動力投入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經做過實證分析。該組織曾于2005年對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7個主要發達國家做過一個全面分析，結果發現，在1960-1995年期間，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是7個國家中最高的，因為其勞動力投入、勞動力素質和勞動生產率在7個國家中均位居前列。此外，經合組織成員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開始思考經濟結構轉型問題，并聯合制定了一個以勞動力政策為主的方案，包括健全勞動力市場機制，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等內容。之后，成員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走出了一條提高勞動力投入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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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與勞工問題
“體面勞動”是國際勞工組織為應對經濟全球化下的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勞工問題而提出的。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增長，同時也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某些勞動問題。而勞動問題所反映的，并不是社會經濟不發達或財富不充分，而是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利的分配不公。這種狀況，是由于經濟全球化的性質所決定的。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一種新的世界經濟格局。在這一格局下，世界已經形成為一個共同的市場，經濟貿易活動打破了國家和地區的界限，不僅商品，而且資本的流動也打破了國家和地區的界限-資本無國界，市場經濟的規則和慣例，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經濟和貿易活動的共同的價值取向。WTO的宗旨是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下的無差別待遇和市場的不容干預，這對于推動全球范圍內“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的實現具有無可否認的積極意義。然而，這種推動是以資本的擴張為目的和手段的，而資本擴張的直接要求是對于勞動的壓制。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迅猛發展，社會問題和勞資矛盾也日益突出。這主要表現為：富人成為全球化的收益者，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分化，失業工人大量增加，社會保障不足，勞動條件惡化，相當多的工人陷于貧困之中。這些問題不僅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而且開始蔓延到發達國家。
中國加入WTO，對于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并以正式身份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一意義將會在中長期的經濟發展中體現出來。但同時，中國加入WTO后，勞動問題也將會更加突出。首先是在就業方面，由于新進入的外資企業的競爭優勢，以及根據中國加入WTO協定中的產業和關稅的調整，將會使中國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面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而內資企業缺乏競爭力的直接結果，是會加劇中國的失業問題。而失業問題的加劇，又會使得工資、社會保障和勞動保護等問題更加突出。在勞動力供過于求的情況下，更應呼吁勞動者權益的保障。
經濟全球化使勞工問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因而，以勞工為主體的反對全球化的運動，也和全球化的進程同時并進，特別是以1999年12月的WTO的西雅圖會議同時發生了大規模的反對全球化的公眾抗議，抗議者以“保護工人權利”和“反對不公平競爭”為號召，要求解散WTO.此后從魁北克美洲國家組織首腦會議，到歌德堡歐盟峰會和熱那亞八國集團峰會，都伴隨著以勞工為主體的反全球化的公眾抗議。隨著反全球化運動在全球愈演愈烈，顯示出全球化所帶來的勞資矛盾已經發展到相當激烈的程度。
然而，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WTO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也無法替代和動搖。但如果不正視和協調日益加劇的國際性的勞資沖突，WTO的宗旨和目標也無法實現。勞工問題的解決，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而且，也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內容。因為全球化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不平等，而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將是不斷擴大的不平等造成的不穩定。一個現實的選擇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將勞工權益保護同時作為全球努力的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在推行WTO基本宗旨和貿易規則的同時，必須同時貫徹國際勞工公約所規定的國際勞工標準。
國際勞工組織與“體面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極力推動WTO宗旨與勞工保護的并存和結合。
在1994年國際勞工大會上，國際勞工組織主張將基本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規則聯系起來，對違反者或達不到者給予貿易制裁。對這一建議，與會國分成明顯的兩派意見。在1996年12月新加坡的WTO首屆部長級會議上，經過激烈爭論后通過的會議宣言中，“核心勞工標準”以顯要的位置作為新議題被列入宣言之中。該宣言宣稱：“我們再次承諾，遵守國際承認的核心勞工標準。國際勞工組織（ILO）是建立和處理這些標準的機構、我們確認我們支持其促進這些標準的工作?！?998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關于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明確地規定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要保障勞動者四個方面的權利，即：結社自由并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勞動；有效廢除童工；消除就業歧視。
在這些活動的基礎上，國際勞工組織在1998年第87屆國際勞工大會上，由國際勞工局長索馬維亞提出了“體面勞動”（Decent work）這一國際勞工組織的戰略目標。體面勞動的目標，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國際性口號。
體面勞動作為一種全球性的戰略目標，包含有四個方面的內容，即促進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促進就業、促進社會保護、促進社會對話。
關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是指1998年6月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及其后續措施》中所規定的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包括有：對結社自由和對集體談判的有效承認，消除所有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有效廢除童工勞動，以及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在這次會議上，國際勞工組織174個成員國-事實上包括了每一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承諾尊重這些基本勞動權利。
關于促進就業。就業權利是勞工權利最基本、最前提的權利。就業問題，已經是全球化下一個世界性的社會經濟問題。保障勞工的就業權利，包括自愿選擇就業方式、培訓就業的機會、公平就業和平等待遇，以及獲得生產性工作的機會和體面的報酬等內容。
關于促進社會保護，主要是指要對于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工群體，提供避免遭遇風險和傷害的社會性的保護措施。社會保護包括社會保障和職業安全兩個方面的內容。社會保障包括對于勞動者失業、年老、疾病、工傷等方面的社會保險，也包括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而職業安全則主要包括為工人提供在職業和衛生方面的安全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
關于社會對話。社會對話是溝通和協調勞資關系的主要手段，社會對話的社會意義在于避免勞資對抗，實施勞資合作。這在勞資矛盾和沖突日益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有著極為重要的社會意義。在企業和產業的層面上主要是實施集體談判和職工的民主參與，在地方和國家的層面上，則主要是實施勞方、資方和政府就勞工問題和勞工政策所實行的三方協商。協商和參與，是社會對話的基本手段。
如國際勞工組織所認為的，“體面勞動”的提出，其意義在于它是一項反映了全體人民共同愿望的目標，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個政策框架，它也是組織計劃和活動的一種方法，并且它為外部對話和伙伴關系提供了一個講壇。
體面勞動在我國的實施
我國政府積極支持和響應了勞工組織提出的體面勞動的這一口號。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提出：實現體面勞動的關鍵，是改善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勞動者群體的就業環境和勞動條件。在中國實施體面勞動，最直接的意義是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權利保障提供了一個目標和標準，而這一目標和標準的實施，將會直接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并保障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隨著產權關系的多元化和勞動關系的市場化，勞動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期最為突出的和普遍的社會經濟問題。
勞動問題的實質即勞工權益問題。這一問題的出現，如果說是歷史過渡中的一種歷史過程，也許可以說是無可避免的，但這決不應是一種歷史定位和歷史結果。因為我們所追尋的改革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要我們不放棄社會主義這個前提，那這個社會就必須要把勞動者的權利保障放在中心地位，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勞動者的社會。即使是從純粹市場經濟的角度，我們也應將勞動者的權利保障作為改革的目標之一，因為市場經濟的自身發展，也需要具有一種完善的勞動者的社會權利保障機制。
然而，在我們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傾向，這就是在生產要素的配置中，重視資本和管理而忽視勞動。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兩極分化迅速形成并不斷加劇，基尼系數目前已經達到0.43.忽視勞工權利和勞工保護的傾向，已經影響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調整和完善有關政策，已經成為改革和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緊迫需要。而實施體面勞動這一目標，正是調整和完善勞工政策的重要契機。
應該說，我國在勞動法律和勞動政策中，已經初步構建了勞工權利保護和勞工標準的基本框架。體面勞動所提出的目標、原則和要求，與我國的勞動法律的目標、原則和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我國實施體面勞動，即是要以國際勞工標準和體面勞動的內容要求為參照，完善我國的勞動法律體系，并在改革的過程中，嚴格遵守和落實勞工保護的各項規定和要求。這些規定和要求主要有：
加強勞動者基本權利的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主要是指國際勞工組織在其8個基本勞工公約中所規定的權利。通過工人組織工會與雇主集體談判來保障勞工權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協調的主要方式。這種方式即是集體勞動關系調整的方式。集體勞動關系的形成，關鍵是要有一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如何通過保障工人的工會組織權，并實現中國工會群眾化和民主化的改造，是實現集體勞動關系法律調整的最主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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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說明和理論假設
（一）主要概念說明
1．小城鎮。本文所指的小城鎮主要是指建制鎮，包括縣城所在地的城關鎮，不包括非建制的場鎮或集鎮。
2．鄉鎮企業。這里是指鄉鎮集體、村和村民小組、鄉村聯戶和農戶個人投資興辦的各種經濟類型的生產經營活動單位，包括雖然領取的是農村個體工商營業執照，但雇工8人以上的企業。
3．農村剩余勞動力。這里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本文所指綿陽市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用已經外顯的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從業人員來代替，沒有包括從事農業生產但利用不充分的隱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4．經濟勢差。這里是指居民現實或預期的收入差距。城鄉勢差是指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鎮鄉勢差是指小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理論假設
第一，城鄉勢差與鎮鄉勢差的大小決定農村勞動力的流向。第二，農村勞動力流動受制度條件的制約。第三，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的修復必須借助于大中城市的輻射或外資的刺激。
二、西部內陸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
（一）理論分析
在西方的人口流動理論中，劉易斯和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人口）流動的機制：農村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且收入水平低，從而對勞動力產生巨大的外推力；城市預期收入較高，對勞動力產生強大的吸拉力。這兩種力量形成的合力可產生出類似于河水流動所仰賴的“勢差”，且勢差越大，流速越快；沒有勢差或勢差太小，就不能或很難流動。
在農村的外推力一定的情況下，小城鎮要吸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有比城市更大的吸拉力，形成比城鄉之間更大的鎮鄉勢差；如若不然，就只能通過行政的力量，在城鄉之間筑起一個制度屏障，人為地阻斷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而把他們圈囿在小城鎮。
勢差的大小取決于兩個因素，即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和預期收益。流動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直接成本，即遷徙費用；其二是機會成本，即勞動力流出所放棄的其它收益。預期收益由兩個因素決定：其一是就業概率，其二是預期工資水平。農村勞動力總是選擇成本低、預期收益高的地方作為流入地。
很顯然，農村勞動力流入當地小城鎮的成本是最低廉的，不僅遷徙費用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照顧家庭，不耽誤農活，機會成本也很低。所以，如果單純從流動成本方面來看，農村勞動力流向當地小城鎮是最經濟的。但是，從收益方面來看，由于西部內陸地區的小城鎮產業水平低，就業容量很有限，就業崗位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要求，就業概率很低，況且即使能夠就業，其工資水平也明顯低于大中城市。這樣，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的差值即勢差較小。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流入大中城市，不論是直接成本還是機會成本都可能較高，但大中城市的就業概率和工資水平高于小城鎮，城鄉勢差較大。所以，農村勞動力在選擇流入地時，較多地選擇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鎮。
（二）綿陽市的實證分析
綿陽市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東北110公里，幅員面積20249平方公里。根據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數據為1997年1月1日的時點數），綿陽市有建制鎮122個，農村住戶人口417．6萬人，除縣城所在地的建制鎮外，其余115個建制鎮，平均每鎮占地面積1．5平方公里，鎮區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677人。
綿陽市農村住戶的從業人員共有298．7萬人，他們的從業分布情況是：農業從業人員238．9萬人，非農業從業人員59．8萬人。在非農從業人員中，在城市從業的有31萬人，在農村從業的有28．8萬人。在農村的非農從業人員中，有15．3萬人被非農鄉鎮企業所吸納，其中，有6．8萬人分布在建制鎮的鄉鎮企業，有5．1萬人分布在自然村的鄉鎮企業，有3．4萬人分布在非建制的場鎮或工礦區等的鄉鎮企業。
1．小城鎮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狀況。很多學者和決策者都認為，發展小城鎮有利于鄉鎮企業集中，而鄉鎮企業基本上是以農村勞動力為吸納對象的（米增渝、鄒范鳴，2002），所以，只要小城鎮發展起來了，農村剩余勞力就會被其吸納。但是，只要我們分析一下鄉鎮企業的分布狀況，就會發現，靠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小城鎮是不樂觀的。有關調查表明，目前全國鄉鎮企業僅有7％分布在建制鎮（米增渝、鄒范鳴，2002），其從業人員只占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20．8％（江濤，2001）。綿陽市的情況與全國其他省區不完全相同。綿陽市有鄉鎮企業3072個，其中，有1701個鄉鎮企業分布在自然村，占鄉鎮企業總數的55．4％；有1035個鄉鎮企業分布在小城鎮，占鄉鎮企業總數的33．7％；有36個鄉鎮企業分布在大中城市，占鄉鎮企業總數的1．2％；有300個鄉鎮企業分布在集鎮或工礦區，占鄉鎮企業總數的9．8％。從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來看，綿陽市本地的鄉鎮企業只吸納了15．3萬人，占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25．5％。其中，小城鎮的鄉鎮企業僅吸納了6．8萬人，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11．3％（占農村全部從業人員的2．27％）；自然村、集鎮和工礦區的鄉鎮企業吸納了8．5萬人，占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14．2％；綿陽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51．9％在大中城市就業。
小城鎮是否能夠通過集中分散于自然村落和小集鎮的鄉鎮企業而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呢？筆者對綿陽市T鎮J村的一個磚廠的調查表明，該磚廠不愿建在更不愿搬遷到鎮區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鎮區的土地占用費較高；第二，鎮區沒有可供掘取的荒地作原料；第三，鎮區對污染控制較嚴格；第四，鎮區的工資成本較高；第五，非正規制度的成本較高，人際關系復雜。筆者通過對綿陽市其它自然村的鄉鎮企業的調查還發現，它們不愿搬遷到小城鎮的原因還涉及產權分割和歸屬、搬遷費用等問題。事實上，西部內陸地區分布在自然村和小集鎮的鄉鎮企業，一般都有就地取材（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生產規模小、經營層次低、污染嚴重等特點，因而，這些鄉鎮企業最好的生存環境就是自然村和小集鎮。如果離開了特定的環境，它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J村的磚廠老板就說到，如果該廠建在鎮區，僅土地占用費和治污費兩項就會置該廠于死地。所以，要把它們集中到小城鎮去，困難是非常大的。
2．鎮鄉勢差和城鄉勢差分析。如果能夠縮小城鄉勢差并擴大鎮鄉勢差，則不僅可以把“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可以把分散在自然村和小集鎮的剩余勞動力吸拉到小城鎮上來。然而，根據綿陽市城調隊提供的資料，從1980年至1998年，城鄉勢差不論從相對數還是絕對數看都在不斷擴大。盡管鎮鄉勢差也再擴大，但畢竟小于城鄉勢差，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如果以綿陽市1997年初小城鎮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全部剩余勞動力的比重（11．3％）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小城鎮的就業率，以在城市就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全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重（51．9％）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率，并以此分別近似地代表小城鎮和城市的就業概率，則會發現轉移到小城鎮的預期收益（就業概率×工資水平）僅為421．72元（以人均收入代替工資水平計算）。這不僅大大低于轉移到大中城市的預期收益2476．67元，而且低于農村的現實收入1824元。即使農村勞動力在小城鎮就業的機會成本為零，即每年仍然可以獲得農村人均純收入，1997年轉移到小城鎮的總預期收益也只有2245．72元；而轉移到城市的預期收益既高出農村現實收入652．7元，又高出零機會成本的轉移到小城鎮的預期收益230．95元。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城市作為流入地，而不選擇小城鎮作為流入地。
三、小城鎮的區位特征與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相關性分析
筆者按距離綿陽市城區距離的遠近，將小城鎮分為3組：第一組，20公里以內；第二組，20公里至70公里之間；第三組，70公里以外。然后，筆者分別在3組中隨機抽出3個小城鎮，采用農業普查資料并結合實地調查來分析其區位特征與吸納勞動力的相關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如此之大的差異呢？
四、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辦的機制缺陷的修復：大中城市的輻射或外資的刺激
從全國來看，蘇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的小城鎮發展勢頭良好，不僅吸納了大量當地和外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縮小了城鄉差別，加快了二元社會的一元化進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人們不難發現，除原有基礎較好、起步早、得到過政策扶持外，它們更得益于當地大中城市的輻射和外資的刺激。蘇南和蘇北小城鎮發展的歷程和現狀正好說明這一點。蘇南大中城市密集，大中城市通過對周邊地區的投資、技術擴張和企業聯營，發揮著巨大的輻射效應。蘇南不僅受區域內城市的發展帶動，而且受上海大工業的強勁輻射；而蘇北大城市稀疏，城市的實力薄弱，輻射效應差，這是導致蘇南和蘇北小城鎮發展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劉葆金等，2001）。西部內陸地區小城鎮發展水平較低的原因，與蘇北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
從綿陽市的情況看，絕大多數小城鎮建設仍然是政府行為，而非農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覺的行動。通常的做法是，在政府和地方部門的資助下，先搞好基礎設施，再通過優惠的政策吸引農村人口到小城鎮居住。這種在政府主導下的小城鎮很難形成自己的特色，產業基礎十分薄弱，有鎮無市的空殼現象比較普遍。2002年初，筆者對綿陽市區附近的3個小城鎮進行了調查。W鎮是全國小城鎮建設示范鎮。從外觀上看，該鎮高樓林立，街道整潔，設施配套；但進一步調查發現，相當一部分樓房是人去樓空，鋪面關閉，商業蕭條。例如，鎮區紅極一時的鄉鎮企業——飼料廠和印刷廠正頻臨破產；原來有一定優勢的農產品集貿市場雖然被修葺一新，但攤位閑置，門可羅雀，全然沒有年關的繁華景象。據當地官員說，Y鎮是歷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地。據說該鎮每逢趕場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但筆者看到的牲畜交易地卻是在陳舊的木板房之間的一條狹窄的街道，除街道兩邊屈指可數的店面外，幾乎沒有象樣的鄉鎮企業。該鎮區人口除政府、醫院、學校的工作人員外，多為原來的場鎮居民。近幾年，該鎮鎮區幾乎沒有吸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以致于該鎮至今沒有一個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T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1999年前要么到綿陽市區打工，早出晚歸作鐘擺式流動，要么遠走他鄉常年在外務工，要么留在本村在城鄉之間搞販運，很少流向鎮區就業或定居。1999年以后，綿陽市區向外擴展，T鎮鎮區被劃為經濟試驗區，這使該鎮遇到了一次極好的發展機遇。筆者去該鎮調查時看到了對比鮮明的兩種景象：老場區冷冷清清，新場區一片繁忙。當該鎮官員向筆者介紹情況時，從他的言談話語中筆者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鎮區的前景充滿了信心。確實，我們沒有理由不贊同該鎮官員的憧憬，因為試驗區建成以后，T鎮鎮區將與綿陽市區聯為一片，屆時，T鎮將成為“城中鎮”。當然，它也就不再具有一般小城鎮的代表性了。
針對同樣在距離綿陽市區20公里范圍內的永興鎮和塘汛鎮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存在的較大差異，筆者于2002年6月對兩鎮進行了調查研究。筆者發現，城市工業的輻射效應是小城鎮發展和吸納勞動力的關鍵，城市的輻射效應在點上的表現比在面上的表現更明顯。也就是說，小城鎮單靠城市的面上的輻射，其發展速度通常較慢；相反，如果城市大工業的觸角直接伸向某一小城鎮，該鎮若能抓住機遇，則可能形成一個經濟的生長點，從而會得到快速發展。永興鎮就是這樣的例子。20世紀90年代初期，永興鎮的鄉鎮企業開始與市內幾家大型國有企業聯姻，生產配套產品。90年代中后期，該鎮抓住在綿陽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和長虹集團新區建設的機遇，使鄉鎮企業上規模、上檔次，直接為高新區內的企業（包括長虹集團）提供配套生產和服務，鎮區的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同時，也吸納了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1997年初，該鎮有鄉鎮企業70個。其中，59個鄉鎮工業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占該鎮全部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88．58％；分布在鎮區的32個鄉鎮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占該鎮這59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65％。而塘訊鎮在1999年以前則沒有這樣的機遇。1997年初，該鎮有16個鄉鎮企業。其中，有鄉鎮工業企業14個，這14個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僅占該鎮全部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38．4％；鎮區僅有3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僅74人。該鎮有一個建筑類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1．1萬人，占該鎮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60．44％，但該企業并沒有建在鎮區，而是在綿陽市區，所以，它對鎮區的發展和直接帶動的作用不明顯。
通過調查筆者還發現，很多學者所認可的小城鎮第二產業的發展會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吸納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觀點，在綿陽市小城鎮的現實中很難得到驗證。究其原因，主要是小城鎮的規模較小，常住人口少，多數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是“離土不離鄉”、早出晚歸的農民，第三產業缺乏服務的對象，故其從業人員的比重很低。像永興鎮這樣發展較好的小城鎮，其鄉鎮企業中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僅有79人，占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1．59％。
從目前的情況看，由于西部內陸地區發展小城鎮的輻射源——城市工業相對落后，輻射力較弱，因此，多數小城鎮不能直接得到城市工業的帶動，外資刺激的可能性則更小。所以，要修復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尚需時日。
五、結論與思考
我們必須承認小城鎮建設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在蘇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基礎較好且有外力刺激的地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那里，小城鎮不僅縮小了城鄉差別，加快了城市化進程，而且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那里的成功經驗是否適應已經邊緣化了的西部內陸地區呢？對此筆者表示懷疑。
對于廣大的西部內陸地區而言，由于大中城市的密度較小，實力相對較弱，而小城鎮的數量多，并且很分散，能夠直接得到大中城市輻射的小城鎮畢竟是極少數，所以，絕大多數小城鎮的非農產業（特別是工業）基礎是非常薄弱的。正因為如此，缺乏產業支撐的小城鎮自然不能很好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更難吸引農民去定居。
再則，隨著我國戶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城市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城市流動的制度屏障正在逐漸消除，從而為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條件。同時，隨著農民驅利避害的市場意識的增強，其流向的選擇也更加理性。
勞動與經濟范文4
關鍵詞 人口自然結構 變動 勞動經濟參與
一、前言
當前，我國社會發展進入了全新的階段，人口自然結構變動以及經濟結構轉型正在深入進行，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密切關聯凸顯出來。勞動經濟參與率的變化受到人口自然結構變動直接影響，教育年限的延長、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以及嚴峻的就業形勢，都是導致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的因素，不利于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從人口結構、勞動年齡人口、經濟活動人口進行綜合分析，有效掌握人口與經濟之間的規律。
二、我國人口自然結構的現狀及特征
（1）年齡結構。人口老齡化是當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最顯著的體現，同時還存在著性別結構失衡的狀況。0～14歲少年兒童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減少，而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在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形勢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會持續增加，而勞動人口會隨之減少，勞動經濟參與率降低，這是當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主要特征。
（2）勞動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勞動人口結構。綜合分析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特征，包括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的多個方面的因素，25～44歲年齡階段的人口為主要勞動力，45歲以上年齡人口則視為年老勞動力。近年來，25～44歲年齡階段的勞動人口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而45歲以上年老勞動人口則在呈現上升的勢頭，我國的勞動人口結構也開始出現老齡化的趨勢。勞動人口結構老齡化，導致了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下降。根據我國的而經濟結構和發展形勢來看，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1]
三、我國勞動經濟參與的現狀及特征
（1）勞動經濟參與率的變化趨勢。勞動人口和經濟活動人口是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重要因素。從改革開放為起始點，我國的勞動經濟參與率最開始呈現出上升的勢頭，然后逐漸趨于平緩，最終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這與我國勞動人口和經濟活動人口的變化有著很重要的聯系。1978～1990年階段是我國勞動經濟參與率持續增長的時期，從1990年開始下降，進入2000年后，我國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的速度加快。在勞動經濟參與率伴隨著勞動人口和經濟活動人口的變化發生改變時，我國社會的發展，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另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勞動經濟參與率與社會體制有著一定的關聯，我國的勞動經濟參與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高于美國等發達國家。[2]
（2）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主要因素。勞動人口的年齡、性別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主要因素。近年來，我國各個年齡階段的勞動人口的勞動人口有著不同程度的下降。15～24歲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幅度最大，25～44歲和4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程度接近，下降幅度不大。從近年來我國勞動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的形勢來看，有著十分明顯的年齡區別。女性勞動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幅度要遠遠高于男性勞動人口。尤其是在4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當中，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比例大幅下降。勞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近幾年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來看，初中文化程度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最高，要高于本科、研究生等高學歷人群。在高學歷人群當中，大學本科勞動經濟參與率最低，這與大學本科生占據相對高學歷人群的人口比例最高有著一定的關聯。另外，城鄉間、地區間勞動經濟參與率有著很大的差別，農村勞動經濟參與率要遠遠高于城市。受到各地區不同經濟結構和發展形勢的影響，地區間的勞動經濟參與率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都有著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相鄰省份勞動經濟參與率接近，下降幅度差別不大。[3]
四、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對勞動經濟參與的影響
（1）人口自然結構變動的影響。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對勞動經濟參與有著密切的關聯，對微觀勞動經濟參與決策以及勞動經濟參與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微觀個體年齡的影響。勞動人口在參與勞動經濟的過程中，不同階段對于參與勞動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是不同的，在不斷積累經驗的過程中你，其勞動所獲得的回報也在增加，這個階段參與勞動經濟的積極性更高。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體力和精力下降，參與積極性不高。因此，受到勞動力個體年齡變化的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也隨之發生著變化，進而影響著勞動經濟參與決策。其次，宏觀人口自然結構變動的影響。由于勞動經濟參與率受到人口年齡變化的影響，從宏觀整體來看，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極大地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即宏觀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影響著勞動經濟參與水平。當前我國社會呈現人口老齡化趨勢，45歲以上的年老勞動力人口比例增加，削弱了宏觀人口自然結構整體的勞動力。受到年齡的增長，體力、精力以及參與積極性下降的影響，勞動經濟參與水平會隨之下降，勞動生產率較低。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培養新生勞動力投入到勞動經濟活動當中，加快新老更替的速度，以有效緩解由于勞動人口老齡化而導致的勞動生產率，保持良好的勞動經濟參與水平。積極鼓勵女性投入到勞動經濟活動當中，改變傳統觀念，提升勞動經濟參與率，平衡勞動力比重，使勞動經濟參與率能夠積極適應宏觀人口自然結構的變動。[4]
（2）社會因素的影響。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受到多重社會因素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勞動經濟參與率。宏觀勞動經濟活動是由微觀個體行為組成的，同樣也影響著勞動生產率。而社會因素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是很大的。其一，受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影響其個人的行為能力和人力資本，決定其在勞動經濟活動當中的貢獻以及獲得的回報，影響其參與的積極性。其二，家庭因素。家庭成員組成、家庭成員的收入、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等多個方面的因素都會影響到勞動經濟參與率。其三，收入因素的影響，工資率越高，則勞動經濟參與水平越高。[5]
五、結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國的人口自然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轉變。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影響著勞動經濟參與，同時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結合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和勞動經濟參與的現狀及特征，有效掌握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了解人口自然結構變動與勞動經濟參與之間的規律，探究其影響因素，采取有效的策略，促進人口與經濟的平衡發展。
（作者單位為SMC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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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經濟范文5
關鍵詞：勞動法 經濟補償 支付標準
一、經濟補償的重要作用分析
經濟補償是勞動法中具有特色的一個法律制度，經濟補償是為了實施勞動保護與勞動關系調整而設置的一項制度。經濟補償具有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性質，對于確立勞動法的基本原則，構建更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經濟補償可以發揮對弱勢群體勞動者的保護，體現了國家發展穩定和諧關系的目標。經濟補償是對弱勢群體的一種保護手段，從單個勞動者的角度來看，經濟補償是對勞動者權利的保護，個別勞動關系形成了整體勞動關系，而整體的勞動關系形成了社會勞動關系。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經濟補償是國家調整勞動關系的調整手段，通過利益驅動和分配與調節，可以引導勞動合同當事人的行為，促使其行為向著國家設定的目標行為，得到穩定勞動關系的目標。
勞動法的中的經濟補償制度在調節勞動關系中發揮重要的經濟杠桿作用，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的通過經濟杠桿的調整達到調整各方利益的木包。通過運用經濟手段可以刺激相關的經濟主體遵循誠實守信的原則簽訂勞動合同，善意的履行合同以及合法的解除合同。通過經濟補償可以降低經濟補償的總額，節約相關的經營成本，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經濟補償的建立了連接了勞動合同當事人與經濟利益之間的互動聯系，通過合同主體的利益驅動推動合同主體的誠信行為，從而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重要手段。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經濟補償制度作為一種現實的調節勞動關系的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在經濟補償制度執行過程中，經濟補的適用范圍與支付標準是兩個作為基本的問題，因此本文在下面的內容中進行詳細的分析和探討。
二、經濟補償的使用范圍與探討
（一）經濟補償的使用范圍
2008年1月1日新勞動法對經濟補償范圍做大了一定的拓展和豐富，將經濟補償的范圍規定為：用人單位存在主觀過錯的勞動者可以隨時解除勞動合同，并可以獲得經濟補償；因新增新增因固定期勞動合同期滿而終止勞動合同的情形為經濟補償適用范圍之列；新增因用人單位主體資格喪失而終止勞動合同的情形為經濟補償適用范圍之列。新勞動法針對經濟補償的有一些的新的改變，并且從實施這4年多來的實踐來看，取得了不錯的實施效果。具體來看，擴充勞動合同解除的情形入經濟補償適用范圍與將勞動合同終止的法定情形也納入經濟補償適用范圍等都極大地從法律層面改善了雇傭主體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
根據我國現行5勞動合同法6的規定，經濟補償的適用范圍概括為六種具體情形，分別是：用人單位存在主觀過錯，勞動者被迫辭職（包括即時辭職和立即辭職）；用人單位動議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無過錯，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亦稱之為無過失性辭退）；經濟性裁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期滿終止，用人單位不能以不低于原勞動條件的標準續訂勞動合同；因用人單位主體資格消滅而終止勞動合同，還有一個兜底性的概括性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這為今后勞動立法進一步擴充經濟補償適用范圍預留了空間。
（二）關于經濟補償的使用范圍的探討
現行的法律對于經濟補償的范圍雖然做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勞動解除和終止的情況下，勞動者都有權利要求用人單位支付一定的經濟補償。同時用人單位也有權利和義務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新勞動法將經濟補償的使用范圍擴大到了合同終止的法定情形，這反映出了勞動法的不斷完善和遂平的提高，符合勞動法發展的大趨勢，但是這種規定也帶來一些問題，例如如何界定合同的終止時期，合同的終止需要具備哪些認定的的法律要件，勞動者如何通過終止合同來保證自己的權益，都是需要探討的問題。此外針對勞動者死亡情形，新勞動法對于經濟補償使用的范圍需要進行再拓寬，在勞動者死亡的后，現行法律認為因勞動者主體資格自動消失而導致合同終止，因此用人單位一般給予人道上的經濟補償，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的經濟補償，這種情形與勞動法設置經濟補償條款的初衷不相一致，也與其他使用經濟補償的其他情形不協調。原因是勞動者不是獨立的特體，每個勞動者都聯系著一個家庭，勞動者不僅是為用人單位創造價值的個體，而是與其家庭，用人單位，社會高度統一的共同體，是一個基本的社會組織單元。因此在經濟補償的各種法定情形規定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這個因素。
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勞動者死亡不適合經濟補償，經濟補償作為無過錯弱勢群體的保護手段，在勞動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宣告失蹤的情形下，勞動者因為違法犯罪而死亡或者失蹤的個例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多的，勞動者在勞動合同期限內死亡，多數情況下是因為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比如疾病、交通事故、自然災害等，勞動者并無主觀過錯。在勞動者死亡時如果沒有經濟補償，那么，那些依靠勞動者生活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需要撫養的人的生存將受到威脅，而勞動者死亡本身對其近親屬已是不幸，如果生存再由于勞動者的死亡而面臨困境，更為不幸勞動者死亡是勞動者家庭最需要幫助撫慰的時刻，經濟補償在這個時刻送到勞動者家屬手中，無異于雪中送炭，不僅可以緩解勞動者家屬經濟上的燃眉之急，而且可以撫慰勞動者家屬受到傷害的精神。雖然經濟補償可能不能完全解決勞動者家屬的困難，但是，經濟補償多少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者家屬經濟上的拮據，撫慰其精神上的創傷，這與經濟補償保護弱勢、無過錯勞動者的性質完全吻合一致，與適用經濟補償的其他法定情形渾然一體，形成統一體系，彰顯出勞動法保護弱勢勞動者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減少了遺漏，同時也并不違背經濟補償調整勞動關系的目的。
三、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問題
（一）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問題
關于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問題，是一個既要量化又需要進行情形認定的問題，在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上，要對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兩者之間存在的關系以及所發生的情況進行具體的認定。在具體的計算上，新勞動法規定：勞動合同法規定，經濟補償金計算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六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不滿六個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勞動者月工資高于用人單位所在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
目前關于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在不同的情況下解除勞動，適用于不同的標準，分別是：
1、十二個月封頂標準，適用這個標準的時候，用人單位根據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年限，每滿1年發給相當于1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但最多不超過12個月。即使工作年限超過12年，也只能得到12個月工資的補償。工作時間不滿1年的按1年的標準發給經濟補償金。主要適用兩種情況：一是經勞動合同當事人協商一致，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二是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
2、不封頂標準，用人單位根據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年限，每滿1年發給相當于1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不做最高限額的規定。即工作了多少年，就可以得到多少個月工資的補償。主要也適用兩種情況：一是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二是用人單位瀕臨破產進行法定整頓期間或者生產經營狀況發生嚴重困難，必須裁減人員的。
3、雙標準，用人單位除支付經濟補償金外，還支付醫療補償金。主要適用：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按其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每滿1年發給相當于1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同時還應發給不低于6個月工資的醫療補助費?；贾夭『徒^癥的還應增加醫療補助費，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醫療補助費的50%，患絕癥的增加部分不低于醫療補助費的100%。
在勞動者嚴重違反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規章制度，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時，勞動者無權要求經濟補償。這可以理解為在此情形下仍然適用經濟補償，但是經濟補償的標準為零，勞動合同法已經為考慮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時雙方當事人的主觀狀態以確定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問題開了立法的先河，但是這種考慮是不全面的，有待進一步細化。在勞動者即時辭職的情形下，用人單位是存在主觀過錯的，這種主觀過錯就其程度而言具有區分性，即一般過錯和嚴重過錯。嚴重過錯是指用人單位使用暴力或者威脅甚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來強迫勞動者進行冒險作業，這就是嚴重過錯。其余情形可稱為一般過錯。在這兩種不同的過錯形態下，勞動者解除勞動后，對于以上三個標準可以分別根據情況采取適用的標準。采取不同的標準可以有效減少用人單位對于勞動者的的惡意剝削，構建更為和諧的勞動關系。
（二）經濟補償支付標準的完善
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經濟補償數額的確定是一個固定的公式，即，按勞動者在用人單位的工作年限折算成月數與其最近十二個月的月平均工資的乘積。這就是說，經濟補償金數額的確定僅與勞動者的工作年限以及他最后一年的月工資水平有關，而與勞動者離職的具體情形等其他因素無關。筆者認為，這既是勞動貢獻補償說產生的法律制度依據，也是勞動貢獻補償說影響的結果。經濟補償不僅僅是法律保護勞動者的一種保護手段，同時還是法律調整勞動關系的一種調整手段，經濟補償是保護手段與調整手段的統一。經濟補償數額的確定僅與勞動者工作年限、工資水平掛鉤是不夠的，至少還應該考慮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雙方有無主觀過錯、勞動者需要幫助的程度以及用人單位的經濟狀況等主客觀因素。經濟補償既是法律用以保護弱勢勞動者的特殊保護手段，保護以被保護者需要保護的程度為依據，即以勞動者需要幫助的程度為據，同時亦應考慮幫助者（用人單位）的經濟能力，量力而行"完全無視勞動者的困難程度和用人單位經濟能力的傾斜保護措施可能與設立此項制度的初衷不一致。
根據現行勞動合同法規定，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的確定依據僅僅是勞動者的在用人單位的工作年限和離職前十二個月月平均工資水平兩個歷史性客觀因素，而與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時，勞動者、用人單位雙方主觀過錯無關，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現實性客觀經濟狀況也未予考慮。這與經濟補償作為勞動者保護手段和勞動關系調整手段的法律性質是有一定距離的，因此，現行經濟支付標準的確定過于簡單，有待進一步細化。
參考文獻：
[1]董保華：勞動合同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
勞動與經濟范文6
[關鍵詞]非均衡增長；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經濟增速
[DOI]10.13939/ki.zgsc.2017.15.050
1 引 言
鮑莫爾在1967年提出了簡單的兩部門非均衡增長模型。他指出，由于服務業的生產率增長滯后，勞動力就會逐漸轉移到服務業部門，服務業就業份額會增加，并且最終導致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下降。與此同時，富克斯（1968）通過對美國服務業就業分析，得到其較快增長的主因是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相對滯后。綜合來說，鮑莫爾―富克斯假說可概括為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導致服務業份額提升并最終帶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現象。
因為現有研究中，多數學者只分析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對其就業份額增長的影響機制，并沒有探究服務業增長滯后與經濟增速的相互關系，因此本文將系統地分析服務業增長滯后與經濟增速兩者之間的關系。
2 模型建
我們對Baumol的兩部門非均衡增長模型進行一定拓展，假定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不恒定。在這里同樣假定經濟中只有兩個部門，進步部門（制造業部門）和停滯部門（服務業部門），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分別為rm、rs。在這里假定rm>rs>0，同樣假定勞動為兩部門的唯一投入要素，那么，兩部門的生產函數分別為：
由總產出的增長率公式可以得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總體的增長率將越來越趨近于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經濟增速放緩。
3 實證分析
由上述拓展的Baumol模型我們得出，由于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經濟增長率越來越趨近于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即隨著時間的變化，兩個增長率之間的差值會變小。因為模型中假定只有制造業和服務業這兩個部門，并且假定總勞動數量保持不變，所以模型中的經濟總體的增長率實際為非農業部門（只包含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因此，下面我們通過計量模型分析服務業增長滯后對非農業部門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值的影響來探究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與經濟增速的關系。
3.1 計量模型
由表1可以得到，模型中因變量和自變量序列本身不平穩，但兩者都是在滯后一期后平穩，都屬于1階單整序列，所以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我們進一步通過協整檢驗來分析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與非農業部門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值兩者間的關系。
3.3 協整檢驗
3.3.1 計量模型估計
計量模型的回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由公式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到，R2值為0.63，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較好，模型能夠較好地分析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與非農業部門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值兩者間的關系。α的估計值顯著為正，為0.54，說明服務業增長越滯后于制造業，非農業部門與服務業勞動的生產率增長率的差值就會越大。因為在1984―2015年期間，非農業部門勞動的生產率增長率整體上要更大于服務業部門，所以，我們得到非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并沒有趨近于服務業部門，而是相距越來越大，即非農業部門的經濟增長速度并沒有放緩。鮑莫爾―富克斯假說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導致經濟增速放緩的效應在我國并不成立。
3.3.2 殘差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通過對計量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我們可以得到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與非農業部門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值，兩者間的關系是長期穩定的。
4 結 論
本文通過拓展的鮑莫爾非均衡增長模型得到經濟增速最終趨近于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通過構建計量模型分析服務業增長滯后與經濟增速的關系，最終得到，在我國，服務業增長滯后并沒有引起經濟增速的放緩。鮑莫爾―富克斯假說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滯后導致經濟增速放緩的效應在我國并不成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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