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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重要性范文1
關鍵詞：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功利主義；關懷倫理；方法論啟發
中圖分類號：F061．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3-0025-05
對許多非經濟學專業的人士甚至許多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學這門學科好像是超越了與婦女權利運動相關的政治和社會斗爭。畢竟，經濟學總是力求成為一門客觀的科學，其模型和方法的設計保證了經濟分析的嚴密性。盡管有些經濟學家承認以往的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別歧視，但是他們認為其中大部分已經被克服。然而，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女性主義者卻認為，現有的經濟學知識本身也折射著價值判斷和權力關系。女性主義對經濟學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全面而嚴厲的批判，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由男性創建的、反映男性社會信念的學科(注: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批判， 參見參考文獻［11］。)
福利經濟學是從倫理的層面來闡述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新古典經濟學是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這一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面貌出現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主要包括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來的社會福利函數理論、社會選擇學派福利理論等。女性主義者認為，盡管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理論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為藍本，二者成為當代諸多國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也正是由此來批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競爭）市場（即信息對稱、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沒有外部性、沒有規模收益遞增和擁有標準性偏好的市場）會帶來產品（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因此，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主張建立市場機制，這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所提倡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社會分配狀態）都可以通過完全競爭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來實現，人們所應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進行某些初始的總量再分配或進行合理的總量稅調節。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思想是在女性主義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為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認為，每一個人一生都離不開關懷和被關懷。從作為類的人來說，如果失去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就無法生存和延續下去。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標準是以功利主義倫理原則為基礎的，不管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標準、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卡爾多―?？怂固摂M補償福利標準，都是以功利主義的福利觀為基礎的。這種福利觀崇尚市場價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準則，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內在價值層面，貶低甚至是無視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生產活動的價值，割斷了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進而割斷了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和諧關系），從根本上違背了女性重視關系導向、以關懷為主的倫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以關懷倫理為基礎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批判和挑戰。
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挑戰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挑戰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是市場，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實質上是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效用最大化。換句話說，以效用為核心的市場價值標準構成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當“效用”達到不可改善的規模時，社會成就最大，社會的幸福程度達到頂點，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也被稱作帕累托經濟效率。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效用最大化當作福利的全部內容，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率目標，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活動(注:當然，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后，隨著女性加入到勞動力大軍中，這種情形有所改變，但是婦女所承擔的家庭勞動份額仍然很重，同時即便這一點不存在了，家庭勞動本身具有內在價值，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價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類福利源泉的事實，從而使福利經濟學陷入了效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把由婦女完成的家庭勞動看作是生產性活動，國民經濟核算（GDP）完全不考慮家庭生產的因素,從而排斥和貶低了婦女的非市場勞動對人類社會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其功利主義福利觀切斷了人的福利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切斷了人與其母體之間的關聯，違背了女性的關懷倫理福利觀。
從更高的層面來對關懷倫理加以拓展，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遠遠超出了家庭的范圍，從而包括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的關懷，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的關懷。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缺乏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特別是女性）的關懷，無法解決公平問題，因為符合帕累托最優標準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極度不均的，因而可能會把所有的產品或資源分配給某個人或某個特定階層（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從地位。并且，由于測算帕累托最優必須考慮（男性）社會成員對產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們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時的（男性）富人在最終分配中至少也必須是同等富有，而窮人（包括女性）始終在貧困的邊緣上掙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生態環境看作是人類經濟的一個外生變量，僅僅是從環境能夠給人帶來效用的層面來界定環境的福利影響，忽視甚至無視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因而缺乏對生態環境的關懷。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通過忽視婦女的家庭價值將人類所依賴的自然生態環境外部化的，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態環境所固有的內在價值為人類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是以狹隘的功利主義福利觀為基礎，它只注重市場效率，從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態環境等問題置于邊緣化的位置上，從而忽略了家庭生產、社會公平和生態平衡的福利內涵。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挑戰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暗含著（經濟）效率問題和（公平）分配問題可以分開解決的“可分離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論：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場來實現生產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則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改變收入初次分配來實現。雖然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明確地把公平（分配）問題當作福利問題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方法卻是以“惟效率標準”為目標的，把公平問題推托給稅收政策而草草了事。盡管現實中效率和公平的分離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離性方法論在很多情況下被看作是一種恰當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經濟）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主張歸根到底是一種男性本位的務實性、工具性價值判斷。也就是說，當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 (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對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給予了嚴厲的批判， 他指出總額稅的缺失和委托―問題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為幻想。)是一個偽命題的時候，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強詞奪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離開來，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含有的務實性價值判斷，而這一務實性價值判斷是男性本位的，因為所謂的效率問題實際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場經濟效率問題?？煞蛛x性方法論追求市場效率標準而忽視家庭內部的公平分配問題，特別是婦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所宣稱的價值無涉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僅有終極性的價值判斷，即信奉“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男性本位意識形態，而且還有務實性的、工具性或稱現世性的男性價值判斷，這兩種價值判斷都背離了女性的關懷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存在價值判斷和道德倫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客觀性亟待加強。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挑戰
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以理性經濟人、完全競爭、信息對稱、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為基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無法解釋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照護勞動和權利（如自立的權利、免遭歧視待遇和免遭騷擾的權利等）的內在價值的重要性。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這兩個主要的福利議題為基準而展開的。
1．照護勞動（caring labor Care (關照) (注:一詞有兩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護活動(caring activities)， 如換尿布或者提供“傾聽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關懷情感(caring feelings)，如關心者所表現出的關愛。 從內在關系上來說，照護活動是關懷情感的體現，關懷情感是照護活動的靈魂。從廣義上來說，照護活動包括對老、幼、弱、病、殘的照護，包括對生態環境的照護等等，同樣關懷情感也包括對人與自然等的關懷。 ）
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第一要務就是對家庭中照護工作和照護勞動的分析，因為照護勞動傳統上主要是由婦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沖擊最大的領域。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核心論題是市場，并把市場化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邊界的標準，把市場活動當作福利的惟一源泉，從而忽略了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的價值，也就否定了照護勞動作為人類福利重要源泉的價值。當然，福利經濟學的不斷發展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意識到家庭生產、特別是照護勞動的重要性，試圖把照護勞動當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組織來提供。但是，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照護勞動是一種旨在為他人創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勞動，很多時候都是完全受到內部動機的激勵而完成的。照護勞動由受到非貨幣動機激勵的個人（如父母）提供時，它具有獨特的屬性。照護勞動的受益人（如兒童）通常情況下不具備辨別其質量的能力或不具備訂立合同而獲得這一服務的資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根本就無法解釋照護勞動的生產、組織和質量問題。如果強調兒童獲得優質的照護勞動和社會資本（表現為誠實、信譽、市民責任、互惠、遵紀守法等）生產的關系來說，照護勞動明顯具有公共品的屬性。同時，人力資本的形成依賴于可行能力（由照護勞動創造）的培養，而可行能力的培養具有正外部性。這種正外部性不僅使受照護的個人受益，而且還為社會培養了有涵養、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提供了創新資源，從而使整個社會受益。
照護勞動的復雜性特征意味著解決公共品和外部性問題的傳統方法已經不適合關懷照護勞動的分析。為了促進照護勞動的生產，就必須培育市場對照護勞動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來自于照護勞動的受益人、照護勞動的供給者或者說來自于整個社會。但是，許多照護勞動的直接受益人卻沒有能力對照護的價值做出估價或不夠資格來進行照護勞動供給的交易（因為他們是兒童或患有疾病）。向這些受益人或其人進行收入（資源）轉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護勞動的市場供給量和提高照護勞動的質量，但是那些急需照護勞動的群體如果沒有有效需求，那么結果就不是最優的。
2．權利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還以權利為基礎從法律的角度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進行了批判。權利，比如關于墮胎、訂立合同或被雇傭等獨立決策的權利或者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可以根據這些權利如何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樣確保婦女享有平等的機會等可交易性層面來進行分析，也就是說它們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按照功利主義的傳統，婦女享有的墮胎、訂立合同、被雇傭等獨立決策權以及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它東西（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確保婦女擁有平等機會）的工具。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權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價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的“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因此，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盵12]
權利不僅僅是獲得其它產品的工具，權利展示的是一種社會、政治和道德身份與地位，是尊嚴和平等關系的象征。具體說來，享有免遭騷擾權利的價值與免遭騷擾本身的價值大大不同，因為享有免遭騷擾的權利隱含著社會大眾（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職權的人）的承諾和責任。享有權利賦予個人使用國家公共權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對壞事或不道德行為的知情權和起碼揭發壞事的權利。權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場來生產和交換。
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方法論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挑戰，這些挑戰對于正確理解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缺陷、對于福利經濟學的重新定位、對于正確理解市場活動、非市場活動和福利之間的關系及重構福利經濟學，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人類福利、特別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貨幣或非市場經濟是人類特別是女利的重要來源，獨立、自由、權利本身構成了人類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傳統上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等家庭價值是人類福利極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能只研究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福利，還必須研究以家庭、社會、法律、倫理等為基礎的非市場福利。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現代福利經濟學應該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1998年諾獎桂冠得主阿馬蒂亞?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為福利標準、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基礎，這一福利框架不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的福利主題和內容，還可以用來分析照護勞動、（性別）不平等、正義、貧窮、權力關系、婦女權利、獨立和自由等與女利息息相關的福利議題。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啟發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以可分離性方法來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的?？煞蛛x性方法實際上是只關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問題簡約為簡單的收入分配問題并推脫給稅收政策來解決，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惟市場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本質。女性主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的研究說明：當研究特定的法規政策對經濟中照護勞動供給的影響時必須完全拋棄可分離性主張。社會政策、法律或法規采用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率標準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在該領域不適用，而是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理論本身就是失敗的。這一啟發有著廣泛的影響。現代公司治理經濟學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效率標準，表現為實現股東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問題對于工作場所的組織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對于照護勞動的供給更有深遠的影響。照護勞動的獨特屬性意味著不能僅僅實現股東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潤最大化），然后通過收入再分配來實現照護勞動的社會最優水平，意味著必須在同一個層面上來實現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樣，工作場所的規章制度――工作時日法，產假政策，最低工資制等――必須從效率標準和社會對照護勞動生產和質量的需求兩方面來估價，絕不能僅僅依賴效率標準。拋棄可分離性主張有助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社會價值，依據照護勞動在生產寶貴的社會人力資本的作用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效率?？煞蛛x性主張傾向于暗示人們：通過再分配來調整市場配置資源的惟一目標是調整個人之間的財富和消費水平。對于照護勞動進行更詳細的經濟分析使社會認清產假政策和工作規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還使人們意識到從根本上對社會有益的東西。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權利特別是婦女權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經濟學解決正義、性別不平等不公平問題也必須拋棄可分離性方法。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主張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來改變收入初次分配這種純經濟杠桿而不是通過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稅收政策這種經濟杠桿僅僅實現了法律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法律權利所體現的婦女尊嚴和平等關系等內在價值被忽視了。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層次的拓展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和權利兩個福利議題的研究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要么忽視照護勞動和（婦女）權利等非市場產品的福利價值，要么只關注產品的工具性價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是一種狹隘的“福利主義”福利觀。以可分離性主張的惟市場效率福利標準為基礎制定和實施的法律、法規、政策，僅僅實現了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權利的內在性價值（即權利作為權利所產生的價值）無法通過可分離性主張得以實現：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政策來糾正權利最終生產和分配中的市場扭曲問題。同樣，照護勞動的內在性價值（人類關愛、關懷、特別是女性的關懷倫理）也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的轉移支付等手段來實現。金錢不是萬能的。即使金錢（收入再分配）可以買到權利可以買到的東西，但是金錢買不到權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通過把平等、照護勞動等規范性的問題當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問題來解決，也就是說只通過收入轉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執法來解決，暗含著權利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或者照護勞動的供給是照護勞動提供者在勞動／休閑之間做出的選擇而已。
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對福利問題研究做出了貢獻，但是沒有解決根本的福利問題。因為通過總量再分配或總量稅而實現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種以效用或者功利為基礎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過轉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無法達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無法真正地使有關公正或公平的觀點和政策得以實施，也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權利和照護勞動等問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在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標準基礎上把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實現、公平、自由、良好的社會關系、生態平衡等作為人類福利的終極目標，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層次，彌補了功利主義的缺陷，體現了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福利觀和人類的終極關懷。
參考文獻：
［1］ Hadfield, Gillian K．Feminism, Fairness and Welfare: An Invitation to Feminist Law-and-Economics［J］．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Annual Meetings, 2005．
［2］ Hadfield, Gillian K．The Dilemma of Choice: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Limits of Freedom of Contract［J］．Osgood Hall Law Journal,1995，33（2）．
［3］ Hilary Charlesworth．Feminist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Law［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93）．
［4］ Kaplow L, Shavell S．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3: 667-81．
［5］ Kaplow L, Shavell S．2001．Fairness versus welfare［J］．Harvard Law Review．114: 961-1388．
［6］ Kathleen Lahey．Gender-Based Analysis in Law, Research and Policy: Strategies to Mainstream Womens Equality．Materials Prepared of Gender Workshops Canada―China Womens Law Project, 2002．
［7］ Martha Albertson, et al．Feminism Confronts Homo Economicus:Gender,Law & Society, (eds)［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Posner, Richard A．Economic Analysis of Law［M］．(5th ed．199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Stiglitz, Joseph．The Invisible Hand and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641．
［10］ Wooley, F．R．The feminist challenge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7）：487．
［11］ 朱成全，崔紹忠．社會性別分析方法論和女性主義經濟學研究［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6,(5)．
勞動經濟學的重要性范文2
【關鍵詞】新結構經濟學 比較優勢 經濟增長
二十世紀20年代結構經濟學誕生，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便是對經濟結構進行研究的先驅，他最早提出產業結構的理論學說，并且第一次揭示了產業結構的演變階段，經濟中制造業的生產在工業中的比重越來越低，而資本品工業的生產比重則越來越高，直到最后階段占據主導地位，此時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來自英國的經濟學家克拉克（1940）指出了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移動規律，出現勞動力移動的原因是三次產業的勞動力收入水平之間存在差距，他們共同成就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發展經濟學的早期思想舊結構經濟學派是二戰后的拉美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該學派大都強調結構變化的重要性，將結構變化的缺乏歸為市場失靈，建議通過政府的干預來糾正這些市場失靈，其中最主要的戰略是進口替代[1]。發展中國家多次對進口替代的嘗試都失敗了，因為它們的目標產業與國家的比較優勢相背離；優先發展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的競爭市場中往往不具備自生能力；它們的投資和持續經營更多的是通過依賴政府進行多種與經濟規律相違背的保護和補貼來實現的。
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帶來了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新的思想浪潮。在經濟界普遍關注世界經濟如何穩步復蘇，以及國內新一輪增長應注重拉動內需之時，他“不合時宜”地提出“新結構經濟學”作為四年世界銀行經歷的“畢業論文”[2]。
新結構經濟學產生華盛頓共識之后，華盛頓共識是主張發展思想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之后由布雷頓森林體系給出的政策改革的結構調整方案，此方案主張鼓勵發展中國家政府消除市場扭曲，徹底改革社會計劃，避免使用產業政策，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最小的參與，因而更多體現由市場來發揮作用。華盛頓共識同樣未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林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精髓在于：對各國經濟增長過程的現代分析?，F代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續的技術革新和結構變化[3]。經濟體在任何時點上的最優產業結構是能夠讓其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實現最強競爭力的產業結構。最優的產業結構是由該經濟的比較優勢決定的，而比較優勢又是由該時間點的經濟要素的稟賦結構來決定。由于基礎設施條件的約束，政府應該發揮作用來提高基礎設施條件以便于比較優勢產業發揮更大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的三大支柱包括：它包含了對一國比較優勢的理解，且這種比較優勢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而不斷演化；在發展的任一階段市場都可以作為最優的資源配置機制；政府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應該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林毅夫同時為實踐提出了兩軌六步法，依次是選擇正確目標，消除約束障礙以利于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吸引全球的投資者，支持成功自我發現的企業壯大規模，用工業園模式解決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的不足，政府向正確的產業提供有限的激勵措施。
國內外同樣出現了很多新結構經濟學的反對論點。國內劉海影提出政府本身不存在于理論的真空中，政府及其人擁有自身利益考量。政府不能保證自己對投資項目選擇具備經濟合理性，政府主導投資意味著對社會資源的濫用，其資金的來源將擠占民間資金的利益。他還提出，所謂的比較優勢不是一個單一的加總值，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往往是發展的障礙而不是動力。他認為制度與政策導致的扭曲和導致的宏觀管理失敗是阻礙欠發達國家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劉勝軍同樣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政府主導往往逃脫不了腐敗，同時，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是目前社會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根本的發展動力還是市場經濟的活力，是民營企業追逐利潤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員劉遠舉提出：“中國模式”這種政府主導并不擅長創新型超越，政府應該通過建立一個有穩定預期的制度來導向良好的市場秩序，促進分工的深化和市場范圍的擴大，并不需要新的“強勢政府”理論。張夏準與林毅夫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他認為比較優勢雖然重要，然而只是一個基線，國家想要產業升級，就需要違背其比較優勢?？紤]到要素積累過程的性質和技術能力的建設，一個落后的經濟幾乎不可能在新產業中積累起技術能力，除非違背他的比較優勢，并在他擁有“正確的”要素稟賦前進入這個產業。
國外對于新結構經濟學的爭論點也很多。世界銀行凱聞提出，中國式的經濟決策方式需要政府有強大的執行能力和適應能力，但是這要求政府有善意有能力且不腐敗。中國社會嚴重的“信任赤字”可能導致政策的執行與初衷相違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安妮·克魯格認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實施較為困難，新結構經濟學似乎支持工業和城市偏向，而這個偏向本身在許多國家就是很大的扭曲，并且林毅夫把單個企業或產業卷入基礎設施投資決策又賦予了它們過大的影響力[4]。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認為林毅夫推薦的政府政策旨在抵消市場扭曲，然而預期效果則是誘使企業做出背離比較優勢的選擇，事實上，政府不是總能準確地甄別出市場失靈，也不是總能找到有直接針對性的解決方式。他基本同意林毅夫的觀點，只是在某些細節有爭議。哥倫比亞大學的斯蒂格利茨認為市場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認為的更加嚴重，即使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體本身都既不穩定又不有效。他與林的重大分歧在于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方面，他覺得更重要的是知識的增加，即技術的革新。賓夕法尼亞大學霍華德·帕克認為，林提出的選擇富裕的參照國再甄選出比較優勢產業是有問題的，較富裕國家的經濟結構有可能是因為扭曲性的政策產生的，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個龐大的政策集，需要解決這么多問題可能會超越政府的能力。
綜上，反對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大都表現為對政府能力的不信任，對當今腐敗狀況下政府作為的堪憂。然而，新結構經濟學作為舊結構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之后的新理論，依然有著它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來證實新結構經濟學理論。
參考文獻
[1]馬穎.2002，論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思路，《世界經濟》2002年第4期：25-37.
[2]林毅夫.2012：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林毅夫.2012：新結構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勞動經濟學的重要性范文3
關鍵詞：空間經濟學；流通經濟學；流通產業；區域經濟一體化；流通先導
論空間經濟學理論基礎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包括兩方面，其分別為壟斷競爭力和規模收益遞增。張伯倫在1933年最先提出壟斷競爭理論，1977年迪克希特將壟斷競爭理論和一般均衡建模技術融合應用，其認為消費者對商品的多元化需求會影響規模收益遞增。也有部分研究者側重于研究多樣性的中間投入，并據此提出了規模效應與生產過程之間的關系。由于壟斷與規模收益遞增緊密關聯，因此為了獲取高額利潤，生產者往往會采取單一的經營戰略，其會強化具有規模收益遞增優勢的部門，并通過打造和維護自身品牌，以成為行業的壟斷者。現階段，在各個行業都能發現壟斷的特征，這些存在壟斷特征的企業并非源于政府支持，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進程逐步產生。與此同時，也存在大量的潛在企業正約束著這些壟斷企業的經濟行為。
流通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一）傳統流通經濟學的研究背景馬克思的《資本論》對商品流通有著專門的論述，其將流通提升至了經濟運行層面。馬克思將流通定義為“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其將社會分工視為流通的基礎，社會分工通過流通連接生產與消費。馬克思流通觀認為，流通和生產緊密關聯，生產是流通的前提，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對流通的性質、深度具有決定作用。流通維持著生產的社會分工，其制約了生產的發展。隨著社會分工趨于復雜化和精細化，生產技術持續提升，生產對流通的依賴性逐漸增強，流通范圍和流通規模將直接影響生產的效率。同時，流通具有中介功能，其能影響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從而能夠推動各個產業優化升級，進而滿足多元化的消費需求。由此可見，商品流通歷經了不同社會形態的變遷，形成了復雜多樣的流通模式，是社會再生產的關鍵步驟，因此，對流通經濟的研究必須基于現實情況。在建國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階段馬克思流通觀是我國研究流通經濟的理論依據。隨著社會環境變遷，我國逐漸過渡到市場經濟模式，同時隨著網絡技術興起，商品流通的方式和渠道都發生了巨大轉變，流通在再生產中的地位愈加重要，流通產業的發達程度甚至決定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因此，為迎合經濟發展現狀和需求，流通經濟學研究必須持續更進，打破傳統理論框架，積極創新理論內容，從而通過形成具有時代價值的現代流通經濟理論體系，推動我國流通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現代流通經濟學的研究進展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其對流通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全新要求。尤其是隨著供求關系變化，即賣方市場逐漸向買方市場轉變，流通的重要性日益顯著，其甚至對生產環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流通產業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流通先導論”思想開始出現，這一思想是對傳統流通觀的發展，其認為在當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時，市場經濟趨于成熟，流通與生產之間的關系會發生轉變，即“生產決定論”被社會實踐推翻，商貿流通成為了影響經濟運行的關鍵力量，即出現了“流通決定生產”的局面。流通產業在投資、就業、利稅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因此必須注重流通產業結構的調整。隨著市場經濟進程加快，第一、第二產業逐漸喪失原有優勢，并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持續降低，第三產業逐漸成為主導性力量，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更體現出這種變化。我國流通產業受多元因素影響，未能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極大優勢。因此，優化流通產業結構一方面能夠開發流通產業自身潛力，另一方面還能通過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推動國民經濟均衡、有序發展。流通產業的具體優勢體現在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擴大內需等方面。同時，流通產業與各領域關聯甚密，其能夠促進不同產業經濟要素的互通。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流通產業成為了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其體現出了一定的戰略性。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流通產業發展水平偏低，其限制了產業自身進步，并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開展流通產業轉型升級是必然趨勢。此外，基于“流通先導論”，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流通經濟的內涵更加寬泛，其屬于全要素、全過程流通，借助互聯網技術，虛擬經濟造就了全新的流通空間，商品的流通范圍擴展至全球市場，流通產業的繁榮反映著國家的競爭力。同時，除勞動力和資本之外，技術、信息也被納入流通資源的范疇，其打破了妨礙生產資料廣泛流通、融合的壁壘，使現代流通產業的布局范圍得到極大擴展，從而形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態勢，這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對此，應當擺脫傳統流通觀的桎梏，從社會經濟現實出發，基于多元化視角開展現代流通經濟研究工作，從而通過完善流通經濟的理論體系，指導我國流通產業發展。
空間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分析
（一）循環累積因果鏈大部分空間經濟學模型都涉及循環積累因果關系，就宏觀層面而言，經濟活動空間分布受兩種因素影響，一方面是排斥力，即由于市場競爭所形成的離心力；另一方面是聚集力，即本地價格指數效應與市場效應。在某種震動的作用下，某地市場規模會由于企業聚集而擴大。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在確定生產區位時會重點考慮市場規模，當區域內聚集大量企業后，本地產品足以供應市場需求，此時外地產品輸入的種類和數量將非常有限，其會耗費大量貿易成本，這種情況下會使該地產品的均衡價格指數偏低，這將對勞動力產生極大的吸引力，從而體現出價格指數效應，價格指數效應會與本地市場效應形成因果關系，從而會進一步擴大震動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二）本地市場放大效應在部分外生沖擊下，消費需求會發生空間變化，其將引導企業放棄原有區位并逐漸在該區域聚集，最終形成產業發展的規模效益，這即為本地市場放大效應。本地市場放大效應會引發產業聚集效果，其可視為經濟在空間維度上的集中發展，這一聚集效果能推動經濟集中化發展。
（三）突發性聚集在對稱均衡且貿易成本偏大時，產業區位不會受貿易自由度的影響。但是，一旦貿易自由度超出臨界點，突發性聚集便會出現，這符合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主要表現為，在貿易自由度逐漸提升的過程中，雖然存在一定的約束力，但部分要素的流通性仍會持續加強，其會與約束力逐漸趨于平衡，此時適當地增加自由度，便會產生質變的后果。在這種情況下，約束力為零即為發生質變的臨界點，這也是空間經濟學模型的重要特點。
（四）區位黏性該結論基于“路徑依賴”理論，是借用物理學的慣性原理闡釋社會制度、技術發展方面的演進規律。在空間經濟學視域下，區位黏性是指某產業對某種發展路徑的依賴。其具體表現為，受到各因素之間相互交織的影響，某產業在發展歷程中會逐漸形成固化的經營方式和分布特征，這種對固化模式的依賴就是區位黏性。由于慣性作用，企業想要調整自身原有經營模式非常困難，其需要極大成本，或極強的外生沖擊。這是由于固有模式處于均衡狀態，僅依賴企業的內生力量很難做出調整，因此只有全新的政策或環境發生極大變動，其才會通過對均衡狀態產生強烈沖擊進而改變產業發展的固有路徑。同時，為確保調整效力，外生沖擊力不能小于產業結構內生的約束力，若依靠政策手段加以調整，則必須把握好政策力度。此外，基于區位的黏性特征，其會使某一地區的經濟維持相對平衡，而在區位黏性不足的情況下，其就無法確保地區經濟的穩定性，此時經濟政策也會喪失價值?？臻g經濟視角下的流通經濟學研究內涵與定位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發展逐漸打破了區域、國別之間的限制，其體現出開放、協調、共享的發展趨勢。隨著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經濟活動空間布局的重要性不斷加強，其關系到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對此，應深入研究空間經濟學，從而為我國流通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撐?？臻g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和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其一方面從宏觀上闡明了經濟活動的聚集原因，另一方面從微觀上探究了影響企業選擇生產區位的因素。在主流經濟學中，空間經濟學研究的范疇并不涉及空間布局問題，這源于兩方面因素：第一，主流經濟學并未顧及空間經濟的基本特征，即生產和消費的遞增收益與運輸成本；第二，主流經濟學認為空間具有外生性，其將運輸成本納入生產成本之內，并對其不做單獨研究。而在空間經濟學中，運輸成本則被視為重點內容，其與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具有一致性。在“流通先導論”中，流通決定生產，其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先導性力量，對此應從多維度視角出發，對現代流通進行分析和研究。空間經濟學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其包含運輸成本、空間區位、空間布局、資源聚集等理論，能夠分析出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從而有利于優化產業空間結構，確保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基于空間經濟學視角，結合我國的社會經濟現實，能夠確定現代流通經濟學研究的內涵。對此，應圍繞流通過程進行研究，并將其視為研究的著力點，同時要將流通產業、流通企業納入研究范疇，從而基于空間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確保研究的系統化和專業化?；谏鐣洕F實，現代流通經濟在內涵、模式等方面不同于傳統認知，因此不能從單一維度對其進行闡釋。對此，要從多元化視角出發，賦予流通經濟更具時代性、合理性的定位，同時要將流通經濟視為產業空間布局、結構調整的基本依據，進而利用空間經濟學的方法、理論對其分析。這一分析的重點體現為現代流通經濟與經濟波動、擴張之間的關系，以及流通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由于現代流通經濟對國民經濟、國際關系具有重大價值，其有利于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因此必須在原有理論基礎上開展理論創新工作，從而通過形成科學的理論框架，優化流通理念、技術、渠道，進而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勞動經濟學的重要性范文4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傊轮贫冉洕鷮W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p>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笨扑苟ɡ硎钦J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扑苟ɡ碚f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尋找答案的路徑：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扑惯@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币苍S，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毙轮贫冉洕鷮W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币簿褪钦f，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結論
勞動經濟學的重要性范文5
內容摘要：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都探討個人與社會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某種反思。但二者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以及企業性質、企業規模和邊界、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等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本文通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的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用于指導我國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實踐，對于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學者逐漸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介紹并引入中國（如張五常）。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中的一些范式，如“產權”“交易費用”“委托―關系”等，對于我國傳統的企業運行機制的弊端具有較為充分的解釋力，因而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較為廣泛的研究興趣。與此同時，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在企業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卻被忽視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曾被淪為某些自我標榜為“”的極“左”思想的實現載體。因此，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應用于我國企業運營的實踐中，對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型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張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沿著他的思路，繼續探討企業的本質、企業能夠實現交易費用節約的規模邊界范圍以及合理的企業內部權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結構等。馬克思經濟學具有深厚的古典經濟學淵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樣也是其核心問題。雖然馬克思經濟學并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理論，但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關于企業性質、規模及其內部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理論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反思，都是在探討個人與社會相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礎。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蜻吔纭⑵髽I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筆者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與一定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一方面，在實質層面看，企業提高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有利于創造更多價值；另一方面，從形式層面看，私人勞動在企業中由于分工協作的存在提高了社會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卻走向片面化，勞動者在企業生產中逐漸失去了獨立完成整個產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勞動是作為資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企業成了資本實現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從流通領域來解釋企業存在的原因，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的組織形式。從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與中心締約人之間訂立契約可以節省他們之間分別訂立契約的數量，從而節約了交易費用”這一說法，到威廉姆森將資產專用性程度作為說明選擇企業或者其他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依據，再到詹森和麥克林將知識作為一種要素引入企業組織結構，新制度經濟學在企業性質觀上始終徘徊于用交易組織成本說明人與人之間組織關系存在的必然性，這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企業作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其存在理由應當從人們組織經濟活動的生產性目的中尋找，而不應將流通領域內的某些特點作為企業的根本規定性。企業一體化的維系力量不是交易費用的節約，而是生產技術上的有機性。
企業的規?；蜻吔?/p>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其中缺乏支配企業發展的動態性因素，僅局限于對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在解釋企業長期規模調整狀況時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業規模的方法論特點上，馬克思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應用了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只是停留于企業規模邊界的規范分析。
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企業內部基本結構與關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背景，用統一的邏輯脈絡說明資本主義企業形態的發展及資本與勞動關系變遷的歷史必然性。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針對現代企業關系，力求在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間尋求合適的剩余權利分配關系；而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代企業中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分離，經濟發展的趨向應當是由各種形式高級的、全面發展的勞動者聯合占有非人力資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發生產效率。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比如對知識資源在企業中的重要性的論述等可以成為馬克思經濟學有力的補充。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參考文獻：
1.許光偉，張威.國內學者的馬克思企業理論研究：一個述評[J].經濟學家，2007 （1）
2.宋憲偉.馬克思企業理論與交易成本企業理論之間的互補性[J].云南社會科學，2010（4）
3.黨宏偉.馬克思企業理論與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的比較研究[D].四川師范大學，2008
4.施皓明.馬克思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觀差異的根源分析[J].財經研究，2000（7）
5.王仕軍，李向陽.馬克思研究企業理論的三個獨特視角[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9（5）
6.王銘潔.論《資本論》中的企業性質―馬克思企業理論與西方企業理論的比較分析[J].現代物業（中旬刊），2010（4）
勞動經濟學的重要性范文6
關鍵詞：主觀價值論 政治經濟根源 勞動價值論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理論淵源
主觀價值觀念，即效用價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與勞動價值思想同時出現。邊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觀價值論的哲學基礎。17世紀英國的巴爾本就認為商品價值是由效用決定。18世紀中葉，瑞士數學家伯努里提出邊際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業與管理》中，從物品的稀缺性論述效用，他認為效用隨物品的稀缺性而變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為邊際分析開了先河。西尼爾則從供求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效用，把效用歸結為人的主觀感受，效用的大小取決于商品供求關系，效用隨供給的增加而減少。意大利經濟學家孔迪亞克在1778年出版的《談商業與政府關系》一書中，就提出了效用價值觀，他認為價值是經濟學的中心問題，而效用則是價值的源泉?？椎蟻喛怂^的效用是消費者基于商品消費所得的滿足感而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梢哉f孔迪亞克是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開山鼻祖，孔迪亞克的這種經濟思想迅速地傳播到法、德、英等國，并得以深入和發展。重農學派的杜爾哥和法國經濟學家薩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價值看成人們對產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不過，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30年代，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古典經濟學占支配地位，效用價值論僅緩慢發展。19世紀30年代以后，古典經濟學的衰落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和刺激。英國的勞埃德被認為是明確以邊際效用來說明價值決定的第一人。愛爾蘭的朗菲爾德提出了邊際成本和邊際需求的概念。法國的古諾較多使用了邊際分析方法。并且是數理經濟學的鼻祖。德國的屠能也使用了邊際分析法，并對馬歇爾產生重大影響。戈森被視為邊際學派的直接先驅者。他1854年發表的《人類關系法則及人類行為規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效用最大化規律(邊際效用相等規律)，為邊際效用學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創立與發展
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法國的瓦爾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幾乎同時并獨立地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效用價值論，該理論首先從價值理論開始。然后推進到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進而引發了幾乎整個西方經濟理論的變革。他們認為價值具有主觀性，從而把經濟財貨的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并提出用主觀價值(即對人類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觀交換價值(即購買力)來替換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認為主觀價值決定客觀交換價值。奧地利學派在考察價值尺度或主觀價值量的測定時，引申出了邊際效用量決定財貨價值的規律。邊際效用學派認為，價值不取決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是取決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決于消費者主觀心理上感覺到的邊際效用。效用價值論包括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兩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個邊際效用學派都是在基數概念的基礎上建立效用理論。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區分了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這兩個概念，并系統地提出了序數意義上的效用理論，即假設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這樣的序數來計量，從而使邊際效用理論“擺脫”了“主觀感覺不可計量的批評”。而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則標志著邊際主義學說的完成。20世紀初邊際學派已從異端和支流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價格論的創立可看作是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發展。馬歇爾在其供求論基礎上對各種相關的價值論進行了綜合：他將效用價值論當作需求的基礎，通過需求價格的引進將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轉化為邊際需求價格遞減規律。推導出需求曲線；將生產費用當作供給的基礎，把實際生產費用看作是勞動的“反效用”和資本的“等待”的總和，通過貨幣生產費用的引入，在邊際生產成本遞減的基礎上推導出供給曲線；然后，由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的市場均衡價格來解釋價值決定問題。后來，?？怂估眯驍敌в谜撏茖С鲂枨笄€并擴展了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而最終的集大成者是薩繆爾森。
二、主觀價值論的政治經濟根源
(一)主觀價值論的政治根源
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主觀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產生的政治根源。19世紀70年代，在政治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由于未能合理地解決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和平均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兩大難胚。已遠遠落后于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并且最終全面崩潰，經濟學內部發生了深刻的危機。而薩伊的客觀效用價值論也已經不能滿足大資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紀末，由于的廣泛傳播，各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資產階級急需一種和勞動完全脫鉤的價值理論來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西方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邊際革命。以邊際效用學派為代表，在理論內容上把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作為商品的價值實體，而人的主觀評價是由人的趨利避害心理決定的，所以價值是由人的心理規律決定的。他們借助于當時的心理學的發展成果，將心理分析引人經濟學研究領域，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商品的邊際效用。所謂邊際效用。按照邊際主義經濟學家的觀念是：消費者在消費某種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或每增加消費一個單位商品或勞務時)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是一種主觀心理上的東西，商品的價值就是消費者以邊際效用為依據賦予商品的一種主觀的評價，從而形成一種主觀效用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價值論是“邊際革命”時期西方經濟學乃至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們繼承了其辯護性的固有傳統，表現在更加敵視和反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他們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觀定位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上。這樣一來，商品的價值就和勞動徹底脫鉤，不會留下任何口實說社會的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資產者得到的部分是對工人的掠奪和欺詐。邊際效用價值論被西方經濟學家奉為經濟學全部理論的基礎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
經濟建設的需要是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19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古典經濟理論已經不能很好解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與現實問題。與此同時，勞動價值論的產生與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對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
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資本主義已經向世人充分地證明了其相對于封建主義的種種優越性?，F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現有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來增加社會財富，提高公眾的生活水平，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光大。即如何搞好經濟建設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對消費者來說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獲得最大的滿足)。這一問題實際上又是微觀經濟管理問題，即社會對既定的資源量，企業(個人)對既定的資源量如何進行管理。要實現這一點，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往的各種經濟理論都無法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而邊際效用價值論可為這種分析提供理論基礎。于是以理性經濟人和資源稀缺性的假設為前提。研究在現有生產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始終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標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它從需求和效用角度，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原則，研究為達到效用最大化的資源和產品在生產與配置中的最優數量和途徑問題：從微觀層次，通過對個人消費者、單個廠商的行為分析，尋求單個產品市場的均衡問題。
總之，邊際效用價值論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價值理論，從其發展、演變的軌跡看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勞動，以效用解釋價值。邊際效用價值論旗幟鮮明地表現出西方庸俗經濟學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發展服務和辯護的特征。
三、對主觀價值論的評價
(一)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錯誤與缺陷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根本謬誤在于，把價值歸結為一種沒有社會歷史內容的主觀的永恒范疇，一筆抹殺了價值范疇的社會規定性和客觀性，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性和剝削性。不僅被用來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且具有強烈的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色彩。
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論體系中。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人對物品的效用(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觀評價。價值來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為前提，其尺度是邊際效用。不能滿足人的欲望的生產資料價值由其生產最終消費品的邊際效用決定。物品的市場價格是供求雙方物品主觀評價達到均衡的結果。效用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商品的主觀的使用價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財富的效用到邊際效用。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幾點：(1)效用不能計量。效用價值論的根本錯誤在于違反了確定交換比例的原則。因為，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是消費者對物品滿足自己需要的一種心理感受和主觀評價。不同的人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是千差萬別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也是千差萬別的。不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通常沒有也不可能用基數或序數來計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無法計量的。(2)效用不能說明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因而不能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生產中耗費的價值應在交換中得到補償，這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帶來的滿足程度的評價，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是多少，勞動耗費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轉移。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產品的效用決定生產它的生產要素的效用，相應地，產品的價值決定要素的價值，這在現實中顯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換中決定。價值理論的任務是要解釋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價格的確定?，F實情況表明，凡是參與交換的商品，都必須有明確的價格。不存在沒有交換比例或價格的交換活動。但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卻不能在交換中確定，只有在消費者實際開始消費商品后才能做出評價。至于邊際效用，更要等到消費足夠數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結果。但事實是，消費者在消費他通過交換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經支付了商品的價值或價格，
邊際效用價值論將邊際效用混同于商品價值的基礎和實體，并以此錯誤的理論基礎來證明其系統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這就使整個理論推理過程充滿矛盾、混亂，使得“邊際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經濟學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借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