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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1
一、前言
進入21世紀后，特別是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紡織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國紡織業海外投資呈現多區域、多行業和多形式加速推進的態勢。最近各種研究資料和數據顯示，自2009年到2014年，經商務部核準的中國在境外設立紡織服裝企業的境內投資主體數量為689家，其中紡織企業509家，服裝企業179家。紡織工業對外直接投資中，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項目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含了東南亞、北美、歐洲、澳洲、非洲等區域，海外投資的企業主要來自江蘇、山東、浙江等東部省份。生產環節涵蓋從棉花、麻等原材料，到棉紡、毛紡、化纖等整個服裝產業。中國紡織企業對外投資形式包括了綠地投資、股權并購、資產收購和合資等典型的FDI形式。
二、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的動因
（一）國家產業政策的鼓勵
中國政府在原有鼓勵海外投資的優惠政策，如境外加工貿易提供優惠貸款基礎上，為了更好地支持中國紡織企業“走出去”，為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制定了許多指導性政策。目前，中國政府已正式簽署了11個自貿區協定，正在積極進行7個自貿區談判，通過談判力爭消減東道國的進口關稅，為企業開拓市場創造條件[1]。特別是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并在2015年3月正式《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標志著推進中國資本和產能進行全球布局合作上升為國家戰略[2]。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新設金融機構和融資平臺，加上本來已經存在的中非基金等，從國家層面鼓勵和促進資本輸出。
（二）國際紡織品市場競爭的壓力
面臨發達國家在價值鏈高端以及發展中國家在低端制造領域的雙重競爭的挑戰。發達國家在研發、品牌、營銷渠道等價值鏈高端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紡織品同發達國家的高附加值和高技術紡織產品相比不再具有競爭力。同時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發展戰略，制造業回流。發展中國家方面，以東南亞、南亞的國家和地區為主，憑借其成本、資源和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優勢，正在挑戰中國紡織工業的傳統優勢，特別是低端制造領域，擠占中國出口市場。這些發展中國家銷售的紡織品與中國接近，目標市場相似，競爭激烈。越南、泰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印度、南斯拉夫、馬來西亞等8個主要的紡織品服裝出口國家在歐盟、美國、日本紡織品服裝進口總額中的比重分別從2008年的110%、282%、90%，上升到2012年的133%、302%和149%。
（三）生產成本的增加
紡織行業的生產成本最主要的：一是原料和能源成本，二是勞動力成本。紡織行業本來就是低附加值產業，利潤空間較小。從2011年開始，國家為了保護棉農利益，開始實施棉花臨時收儲制度，這一制度的實施造成了國內市場棉花價格的高位運行，紡織企業苦不堪言。自2007年以恚企業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由于人民幣升值、勞動力、能源、土地、原材料等各項生產要素上漲，企業不能通過產品價格轉嫁成本，降低了企業利潤空間。東渡、AB、聯發紡織、華瑞國際等已經紛紛把部分產能轉移或者新設在柬埔寨和越南，主要考慮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有企業計劃赴美或越南投資，也主要考慮廉價的能源和棉花價格，江南化纖目前慈溪工廠很多聚酯原料從美國進口，在美設廠能省去運費和原材料差價，將大大削減成本。
（四）利用市場準入和規避貿易壁壘
歐洲、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了保護本土企業，頻繁使用關稅、反傾銷、特別保障措施、貿易壁壘等手段對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設置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紡織品貿易摩擦加劇。而發展中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與發達國家簽訂雙邊紡織品服裝貿易優惠協議，這些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紡織品服裝出口享受關稅進口等優惠，沒有配額限制，如越南已加入了8個自由貿易區，包括6個區域性自貿區和2個雙邊自貿區。2012年又參與TPP談判，并將啟動與歐盟雙邊自貿區的談判。作為越南的主要出口行業，紡織業目前的平均關稅為172%，加入TPP后可能下降為0%[3]。
（五）企業戰略發展的需要
在價值鏈提升上，企業開始重視整合全球優質設計研發資源及市場營銷渠道資源，中國紡織企業越來越重視在全球紡織產業價值鏈中地位的提升?！白叱鋈ァ睂τ谝恍﹥炐闫放萍徔椘髽I來說不僅是為了降低成本以獲取更高的利潤，而是出于企業提升產品附加值，向價值鏈高端躍升的轉型升級需要，同時擴大對外開放、加速企業產品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進而提升企業的國際化水平。為了使企業獲得更多生存和發展空間，紡織企業需要在維持制造環節優勢的同時，提升國際競爭優勢，逐步從世界的OEM企業發展為ODM、OBM企業，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型企業。一批行業優勢企業開始建設海外生產基地，也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并購的方式整合國際原料資源、設計研發資源、品牌和營銷渠道資源，不斷提高自身的跨國資源配置能力和國際化品牌運營。
（六）產能過剩
國內紡織行業產能結構過剩，需要尋找產能釋放空間。受金融危機后國內政策大力刺激投資的影響，2009～2011年，中國各大行業包括紡織工業中的部分行業，特別是上游棉紡、化纖行業企業經營者對未來行業發展景氣的預判過于樂觀，投資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造成近年來行業上中下游全產業鏈新增產能呈現慣性增長。過剩產能短期內難以被市場消化，產業鏈上游企業無論是生產PTA、PET、滌綸紡絲，還是化纖織造坯布、棉紡紗線、棉紡布，都屬于原料性和中間性產品，對終端市場反應靈敏性不強、產品價格傳導滯后。另一方面是終端產品服裝、家紡市場需求增長放緩甚至下降，導致產能過剩壓力由下游終端行業向中上游行業逐級傳導，最終的結果就是中游和上游環節企業庫存增加、產品價格走低、企業利潤明顯減少甚至虧損。
（七）貨幣升值的壓力
自2007年開始，人民幣持續升值，從一美元折合人民幣75215，到2013年底一美元折合人民幣61042，上漲1884%，這使得低價競爭模式的紡織品出口利潤空間變的更狹小，企業如果提高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報價，就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低價競爭優勢[4]。一方面發達國家很少出現通貨膨脹，美國等發達國家服裝商品的市場價格長期以來沒出現過明顯上漲的走勢。中國出口產品多以滿足日常消費需求的大眾消費品為主，屬于市場價格變動空間相對較小產品，人民幣匯率如何變動，進口商的采購價格幾乎都是不變的。另一方面，中國紡織企業過去發展重點在于加工制造，在營銷渠道建設方面的投入不足，目前對于海外營銷渠道缺少控制力，與國外采購商之間的議價能力不足，由人民幣升值引起的結匯損失由紡織企業自行承擔。
三、結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是多元的，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國際紡織品市場競爭壓力、國內生產要素成本剛性提升和規避貿易壁壘。而企業戰略發展需要、產能過剩、貨幣升值壓力等考慮在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也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此外，東道國的優惠措施吸引紡織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需要結合自身條件（如企業規模、技術水平、資金能力）和東道國相關因素（雙邊如文化距離因素和東道國政策管制措施）等多N因素進行綜合考慮、理性選擇，帶動行業整體向產業價值鏈的高附加值領域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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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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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3
一、價值鏈與價值鏈區位選擇的意義
“價值鏈”最早是由美國戰略學家波特在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的，他把企業內外價值增值的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基本活動涉及企業進料后勤、生產、銷售、發貨后勤、售后服務。支持性活動涉及人事、財務、計劃、研究與開發、采購等，基本性活動與支持性活動組合構成了企業完整的一條價值鏈。
在價值鏈概念提出之前，學術界更多地把對外直接投資看成是在海外設立“企業”――一個在境外獨立生存和競爭的、具有完整的價值創造功能的實體的問題來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現實并不符合?，F實情況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設立的并非總是具有獨立生存和競爭能力的“企業”，更經常的情況是，所設立的僅僅是一個在企業價值創造全過程中承擔某一單項功能的“部門”或分支機構。也就是說從價值鏈層面看，對外直接投資實際上就是企業價值鏈的某一個(些)環節的活動被安排到了境外，比如在境外設立生產基地、研發機構或銷售中心等。顯然，從價值鏈特定環節而不是從總體企業整體層面來考察和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符合現實情況。價值鏈概念提出有著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它使得我們能夠從價值鏈的每一個具體環節，而不必停留在企業整體層面來考察企業競爭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我們能夠從價值鏈區位的跨國安排，而不是企業整體區位選擇的角度來揭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本質。
企業實質上是一個在全球動態競爭環境中謀求長期生存和發展的競爭主體，對外直接投資是謀求企業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升與企業競爭優勢長期保持的源泉，是對企業未來競爭力的戰略性投資，這才是企業對外投資的本質動因和核心目標，而傳統意義上所說的優勢驅動型動因(或者說是利潤驅動)和優勢創造型動因(包括市場驅動、自然資源驅動、信息資源驅動、學習驅動等)只不過是企業謀求國際競爭力提升的一個直接動因，或者說是傳導動因，是企業動態競爭力循環中的一個具體環節而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本質動因是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優勢，區位選擇的“價值鏈”理念，就是圍繞著如何增強企業競爭力來對區位選擇及其布局進行設計的。將企業創造價值的各個環節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區位，賦予不同區位在價值創造中的獨特作用，圍繞增強競爭力來展開，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區位的分布上能最大化的符合企業投資“動機”要求，從而使投資區位決策有明確的目的性和長期性。在實踐上，區位選擇“價值鏈”管理的核心是將區位選擇及其布局納入“一體化”管理的框架。通過一體化管理，使區位選擇及其布局在企業統一戰略目標的指導下有計劃地進行。各區位之間相互促進、相互配合，形成有機整體，產生整合協同效應，使企業獲得最大化投資收益，增強企業競爭優勢，從而使區位選擇實現優化。
因此，“價值鏈”理念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優化提供了一條現實的路徑，通過對我國企業區位選擇“價值鏈”管理，有利于減少我國企業區位決策的盲目性和價值鏈環節過于集中的問題，彌補區位決策的盲區，強化決策目標的明確性，從而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具有合理性；有利于增強區位結構的協調性，產生整體的協同效應，使我國企業應對區位環境變化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得到增強。
二、價值鏈區位安排與對外直接投資
在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企業的價值創造功能相互不同，相應地，各個環節所要求的生產要素投入和環境條件也就各不相同。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產品研發、售后服務環節具有高人一籌的優勢；我國、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在產品的生產、組裝上具有相對優勢；印度在軟件開發、金融服務產業上具有其特有的優勢。如果再進一步細分，我國在勞動力價格上具有比較優勢；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產品設計和完善上領先其他國家；日本在產品生產運做效率上一直處于領先；歐美國家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有優勢明顯。因此，由于世界各國、各地區具有不同的要素稟賦優勢，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優勢就能夠轉化為企業價值鏈特定環節的競爭優勢。跨國公司就會綜合東道國區位在價值鏈某一環節的相對優勢(與其他各國比較)與母國的某一環節相結合。由于一種產品的各個生產工序間是無法貿易的，因此要想在價值鏈上獲得價值增值最大，就需在對外投資過程中選擇合適的東道國，將價值鏈不同環節分布在不同區位，以獲取競爭優勢。
在極端情況下，各區位的要素稟賦差異充分大，以至于跨國企業必須為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尋找一個最佳區位，如表1中的“”所示(即最優區位選擇)。當然在現實經濟中，企業價值鏈的某一特定環節可能同時安排在多個區位，如表1中的“”所示(即次優區位選擇)，跨國公司在多個國家地區(A、C、E)設置裝配中心；也可能把多個價值鏈環節集中在某一個特定地區，如表1中“”所示，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常常也是R&D、生產、營銷和售后服務中心?！啊痢北硎井斍皼]有或很少選擇的區位，“”箭頭方向代表不同的價值鏈環節投資區位流向。
這樣，傳統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址問題，實際上就深化為價值鏈環節的區位選址與實現路徑問題。由于不同國家的初始條件和不同企業的投資動因上存在差異，因此價值鏈環節的區位選址與實現路徑問題就會有所不同。典型的表現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價值鏈區位流向的差異。一般來說，對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而言，優化生產區位以提高成本優勢是首要任務，因此在價值鏈投向上選擇發展中國家建立生產組裝基地，以降低生產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提高技術研發能力是首要任務，因此在價值鏈投向上選擇發達國家建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以縮小技術差距。實踐上，近年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大舉向中國、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投資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向發達國家如美國、西歐的學習型投資也部分說明了價值鏈投向上的差異，但他們的本質動因都是一樣，就是協調與優化價值鏈全球區位分布，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
三、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價值鏈
區位戰略
就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言，由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生存發展的時間還很短，競爭意識和競爭戰略的規劃和實施能力還很弱，只有較少企業能夠有意識地從價值鏈層面考慮投資區位選擇與安排問題，多數民營企業目前仍然受“一企、一廠、一地”(即一個企業、一個工廠、一個地區)傳統模式制約，從而不同價值鏈環節在對外投資區位布局上往往呈現出過度集中傾向。一直到最近幾年，在電子和信息產業中的一些民營企業能夠充分利用不同區位的獨特優勢，在全球布局價值鏈環節，從而有效增強了企業技術和產品創新能力。如聯想集團等目前已形成了技術開發一大規模生產一銷售維修網絡垂直一體化的對外直接投資體系。聯想在紐約設立集團總部，在北京和美國羅利設立全球運營中心，在美國硅谷、香港、深圳、北京設有研究開發以及生產中心，各中心有不同的分工：硅谷是情報信息站，實時監控世界最大電腦市場的最新技術商業動態；香港承擔主機板的新產品的開發與試產；深圳直接為香港服務，承擔大批量的主機板生產，主要為降低人員開支。在銷售環節，北京聯想擁有國內銷售網，香港聯想擁有國際銷售網并在其他14個國家建立了25個子公司，形成一定規模的國際銷售網絡。
可將“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大型的高科技民營企業，以聯想、華為和中興通訊為代表；另一類為非高科技(適用成熟技術)民營中小企業，以“走出去”的溫州民營企業為代表；同時將企業價值鏈簡化為研究開發、生產與裝配和銷售與售后服務三個環節。
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高新技術民營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外國跨國公司有顯著的區別。我國民營高新技術企業所處的母國是發展中國家，海外投資東道國區位主要是發達國家，而外國跨國公司所處的母國是發達國家，海外投資東道國區位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這種區位上的不同，導致了中國民營高新技術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價值鏈各環節的區位選擇與外國跨國公司有很大的不同，同時與中國其他非高新技術民營企業價值鏈各環節的區位選擇也有很大的不同。從表3中可以看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已全面建立了全球化經營的戰略，在全球各個區域進行價值鏈的安排，整合全球資源進行研發、生產和銷售。其價值鏈區位戰略可以概括為：在發達國家研發，在發展中國家生產，在全球銷售。而從表5中可以看出，中國民營適用技術企業的價值鏈各環節的區位選擇：除在母國進行研發、生產和銷售外，生產組裝環節基本上不會安排在發達國家，有部分中低端非自主創新產品也在發達國家或地區銷售。但相比之下，我國民營適用技術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價值鏈區位戰略是以在發展中國家(東道國)建立生產和銷售中心，以發揮民營企業的成熟適用技術優勢，獲取最大利潤與市場空間。如溫州雙合盛鞋業有限公司到尼日利亞投資開辦制鞋企業，是將價值鏈的最后一道工序搬到當地完成，而出口由原先的成品改成半成品。又如東鷹家紡(納米比亞)有限公司是中國企業在納米比亞經營比較成功的一家民營企業，該公司從國內進口棉布等原材料和加工設備，從南非進口棉芯，在納米比亞設廠進行棉被、窗簾、枕頭等紡織品的加工，產品主要銷往南非、博茨瓦納等周邊國家，是比較典型的按價值鏈進行區位布局的民營企業。
從表4中可以看出，我國民營高新技術企業價值鏈各環節的區位選擇是：研發在母國和發達國家東道國齊頭并進，生產在母國進行為主同時不失時機的兼顧發展中國家生產，銷售則基本定位在發達國家市場，母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海外投資前期階段較少涉及。顯然，從表3與表4和表5的比較中，可以得出我國民營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動因與外國跨國公司和中國民營非高新技術企業有很大的不同。民營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產品當前也很少銷回母國，同時也很少銷往其它發展中國家，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到發達國家投資的動因主要是學習國外知識、技術與管理經驗，其試用開發的高端產品還不具備大規模生產條件；另一方面，在前沿技術戰略基礎上研發出來的創新產品(如華為公司的3G技術產品)在我國本土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的空間還相對較小。
當然隨著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消費需求的升級和產品生命周期的延續，高端創新產品可以在下一輪消費中實現規模化生產，從而在滯后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得到前期對發達國家投資消耗的補償。另外，高新技術民營企業創新產品中很少在發展中國家東道國進行生產，很顯然，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具備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中的成本優勢，加上對母國的環境熟悉，創新產品的銷售當前也不在發展中國家，所以沒有必要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另外，也可看出，由于技術創新的風險大，研發過程尋求全球合作非常重要。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與外國跨國公司一樣，基本上采取了國內國外齊頭并進，同步研發的戰略。
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4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①(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①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②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③。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本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②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③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①。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
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①(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②。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5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集群式投資 區域網絡 民營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6.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225-03
引言
近年來，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以及國家鼓勵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等投資環境的變化，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浙江以萬向、雅戈爾、吉利、華立等為代表的一批民營企業，積極實施跨國經營戰略，提高跨國經營能力，初步顯露出浙江本土跨國公司的雛形。截至2009年10月底，浙江省累計核準境外投資企業3 830家，總投資40.7億美元，境外投資企業數量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遍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一方面，浙江民營企業在海外建立銷售市場或營銷網絡，擴大浙江產品出口；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參與并購具有全球營銷網絡的知名品牌企業和擁有核心技術的高科技企業。此外，浙江產能過剩的產業為減少國內市場的過度競爭，避開海外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轉移不斷加快。因此，加強浙江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從全球范圍內引進稀缺的戰略資源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對于提高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文獻評述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1988）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其經濟發展階段和該國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他把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動機劃分為資源導向、市場導向、效率導向和戰略資產導向四種類型，并認為前兩種類型是企業初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后兩種類型則是企業追加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美國哈佛大學劉易斯?威爾斯（Wells，1983）教授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主要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優勢、就地取材優勢以及接近市場和低價產品營銷的優勢，這也使得他們能夠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競爭。日本小島清（Kojima，1973）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是投資國國內已經失去比較優勢，而在投資對象國卻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學者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面也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楊德新（2006）認為，對外投資是中國企業在組織活動方式選擇上的變化，這種變化與企業的制度環境變化緊密相關，其核心是充分獲取網絡效益。王躍生（2007）認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可以分為尋找低成本型、擴大市場型、尋求資源型和利益驅動型。邱立成（2008）認為，國內的資源消費、制造業工資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系，而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則是相互替代的，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以資源導向、成本導向和市場導向型為主的。上述學者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動因以及類型等方面做了比較詳盡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獻尚缺乏對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策略以及融入當地投資環境實現持續成長等問題的深入研究。
二、浙江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式
目前，浙江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式由主要設立貿易公司和辦事處為主，向設立境外生產企業、資源開發、研發機構、營銷網絡以及商品專業市場等轉變。浙江民營企業已經從參與低層次國際分工向高層次發展，從市場國際化向要素國際化發展，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
1.建立境外加工基地，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浙江傳統優勢產業如紡織業、機械業、服裝業、建筑業和礦產開發業等不僅在國內占有主要市場份額，在國際上也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也是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產業基礎。近年來，浙江民營企業紛紛通過開展境外生產加工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和原產地的多樣化，減輕國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轉移本地傳統優勢產業的過剩產能，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開展境外生產加工也可以有效地規避貿易壁壘，緩解貿易摩擦，并且利用東道國提供的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截至2009年3月，浙江已成立了831家紡織服裝類境外投資企業，境外投資7.63億美元。例如，寧波海天機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個國家設立境外加工企業，已成為亞洲舉足輕重的塑料機械生產商。
2.構筑境外營銷網絡，培育國際知名品牌。浙江民營企業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構建海外營銷網絡，形式包括海外銷售辦事處、貿易公司、連鎖店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專業市場和海外商城。如康奈集團在美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十多個國家開設了100多家康奈皮鞋專賣店，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此外，通過實施海外并購，也可以獲得外國企業已有的成熟銷售網絡。如萬向集團在歐、美等八個國家設立、并購、參股了19家公司，構建起涵蓋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營銷網絡。到2012年，浙江擬在境外建設50個省內優勢行業的地區營銷總部，重點扶持100家龍頭企業建設營銷網絡，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廣、售后服務和物流配送。
3.設立境外研發機構，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浙江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在境外設立研發機構，充分利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人才和資金等方面的諸多優勢，繞開知識產權壁壘，迅速獲取國外先進技術、人才和信息等資源。截至2009年3月，浙江民營企業在境外設立31家研發機構，總投資1.12億美元。如溫州正泰集團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建立戰略聯盟，并在美國硅谷建立了電氣前沿技術研發中心。
4.實施海外并購，占領國際市場。隨著企業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也在逐步升級，一些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實施海外并購。通過海外并購，可以獲取有效的人力資源和國際知名品牌，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此外，實施海外并購還可以減少投資成本，借助現成的經營網絡和社會關系，迅速打開國際市場，降低管理難度和經營風險。例如，雅戈爾集團公司斥資1.2億美元收購美國五大服裝企業之一Kellwood公司旗下兩家公司100%的股權，成為世界最大的男裝生產企業，壯大了企業自身的實力。
5.進行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獲取產業集聚效應。 所謂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是指在政府引導下，通過資金補貼、進出口銀行政策性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支持相關聯的產業或者一條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鼓勵這些企業在國外建立經濟貿易合作區，以避免企業惡性競爭，形成規范的產業環境來吸引國內企業集體對外投資的一種投資方式。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載體就是在各個國家和地區興建的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如浙江華立集團、康奈集團、溫州協力皮革和吉利控股等已經分別在泰國、俄羅斯、越南和墨西哥建立四個國家級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占全國總數的20%，數量位居全國第一位。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和工業園區的建立，為民營企業提供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推動一些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帶動一批與其有著密切上下游產業關聯的企業（如供貨商或客戶等）跟隨遷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技術創新，尋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此外，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也會帶動同類企業的競相模仿，產生強烈的示范效應，加之商會或行業協會的影響，民營企業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意愿和動機會日益強烈。
三、浙江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
戰略學家波特認為，一個企業可以通過差異化戰略或成本領先戰略獲得并保持競爭優勢。民營企業也可以采取成本領先、差異化以及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等策略，提高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1.實施成本領先對外直接投資策略。成本領先對外投資策略是指通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獲得新的發展空間，以尋求廉價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充裕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寬松的環境管制以及各種稅費優惠政策等，實現企業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如民營企業建立境外加工基地等。成本領先對外投資的動因源于本地日益高昂的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經營成本以及狹小的生存空間制約，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使企業更接近原材料產地、接近勞動力供應地或接近銷售市場，降低企業的生產經營和交易成本。
成本領先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可以使民營企業獲得新的競爭優勢。然而，成本領先對外投資的競爭優勢是建立在特定資源優勢之上的，隨著投資地生產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場競爭的加劇，這種低成本競爭優勢是難以長期維持的。此外，對外投資企業與當地區域文化的融合、管理理念的變革以及新生產關系的建立等本地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隱性成本也會不斷涌現出來，因此，這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跨國經營往往面臨著諸多困境。
2.實施差異化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差異化對外直接投資策略是指通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尋求區域優勢、人才優勢、技術和信息優勢等，獲取戰略性資源，構筑企業的核心能力，以實現企業從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高端環節升級的擴張性策略。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是企業價值鏈的某個環節或整個價值鏈的再區位選擇，進而謀求價值鏈增值，獲得核心競爭優勢。企業價值鏈中設計、生產和營銷等各環節具有跨區域分布的空間特征，這些活動在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對資源的需求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民營企業應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配置于最具資源優勢的地區，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建立國際營銷網絡、境外研發機構和實施海外并購等對外直接投資形式都是差異化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的具體體現。建立國際營銷網絡可以拓展市場空間，樹立國際品牌，提高市場占有率等；建立境外研發機構則可以聚集更多科技人才、科技信息和創新資源，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堅實保障；而實施海外并購可以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得資金、技術能力、管理經驗和營銷渠道等戰略資源，逐漸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不斷向客戶提供有別于其他企業的優質產品和服務。
3.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是指民營企業為了尋求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合作、規模經濟、創新擴散效應以及交易成本節約等企業集群競爭優勢而進行的群體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目前，浙江許多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已經逐漸由個體投資向群體投資變化。一方面，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更好地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近幾年，浙江高新技術產業的規模不斷擴大，電子及通信業、醫藥制造業等一批新興產業逐步形成，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日益下降，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轉移的步伐不斷加快，這一趨勢使民營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了尋找更加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而發生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另一方面，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得產業集群規模經濟的競爭優勢。浙江民營企業普遍規模較小、資金有限，承受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能力不強，而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實現專業化分工和相互協作；信息、基礎設施和服務共享；增強對外談判能力，節約采購成本；降低海外投資風險，避免惡性競爭等效果（衣長軍，2008）。浙江民營企業通過創辦并依托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和工業園區，充分發揮產業集聚效應，可以有效地增強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
四、浙江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發展對策
1.構建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區域生產網絡。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ina，簡稱GVC）是為實現商品價值而連接生產和銷售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涉及到從原料采集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的生產和分銷，直至最終消費者的整個過程。通過建立境外生產基地、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以及工業園區等，民營企業可以更好地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某個或某幾個“戰略性環節”。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初期，應將價值鏈的部分環節嵌入當地價值鏈，采取成本領先或差異化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當價值鏈環節充分嵌入當地環境以后，應向更深層次發展，逐漸形成區域生產網絡。區域生產網絡能超越企業邊界進行資源配置，從而實現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此外，能夠使民營企業獲得基于專業化分工的報酬遞增、企業間的互動學習和合作創新等優勢，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2.構建融入當地創新環境的區域創新網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民營企業應在建立區域生產網絡的基礎上，通過設立境外研發機構、營銷網絡等積極開展創新活動，與當地企業進行合作創新，最終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形成促進技術創新和資源分享的動態創新網絡。此外，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或工業園區為區域創新網絡的形成搭建了有效的平臺，通過企業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原有的創新合作關系仍然得以維持，并在當地開始拓展新的創新網絡關系。創新網絡內各行為主體之間在地理上的集中，不僅有利于高度專業化的技能和知識的累積，而且由于溝通的便捷性，如現場參觀、頻繁的面對面交流，使學習變得更有效率。在這種環境下，各行為主體更容易通過創新網絡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和創新風險，提高創新效率。此外，網絡成員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習慣、相近的社會關系以及共同的社會準則有利于企業間建立信任，增強企業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
3.構建基于信任與合作的當地社會網絡。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是指某一特定產業區域內的企業，借助于產業相關資源的流動、彼此間形成的各種正式或者非正式關系，包括市場交易關系、社會紐帶聯結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對民營企業外直接投資具有深刻的影響。浙江民營企業在國外的生存、發展和融入當地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親緣和地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信任關系。然而，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初期，很難直接從當地社會網絡中獲取社會資源的支持，因此，必須以血緣、地緣這些原有的社會關系為紐帶。浙江民營企業對血緣、親緣以及地緣的認同，使得社會網絡關系可以從家族關系擴展到同鄉關系，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信息、知識和社會資源的支持。隨著民營企業與當地文化的融合，這種社會關系網絡也會逐漸拓展至當地特有的更大范圍的社會網絡之中，并從中獲取資金、技術、人才等關鍵資源，進而實現民營企業的持續成長。
結論
本文剖析了浙江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模式，如建立境外加工基地、營銷網絡、境外研發機構、實施海外并購以及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等。提出浙江民營企業可以采取成本領先、差異化和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來獲取國外的戰略性資源，形成自身的競爭優勢。并且認為民營企業需要嵌入當地生產網絡、創新網絡和社會網絡進行跨國經營，逐漸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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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6
一、我國能源面臨的安全形勢
（一）國內能源供需之間的缺口巨大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能源需求與日俱增。近年來，我國經濟對石油需求的年增長速度已達到16%左右，遠遠超過世界6-7%的水平，預計到2010、2015和2020年，石油進口依存度將分別上升到45.3%、50.1%和55.4%，自給率分別下降到54.7%、49.9%和44.6%。
從表一可以看出，2005和2006兩年，中國對各種能源的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同時我們可以從表二看出，我國國內能源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我國對能源的需求，從預測數據來看，2010、2020和2050年我國的能源需求仍然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而國內的供給卻增長緩慢，甚至供給量有減少的趨勢，以至于我國大部分的能源需要通過進口來滿足。由此可見，我國能源供需缺口巨大。
（二）國內能源進口來源單一
由于我國的能源資源增長有限，我國能源消費尤其是石油的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呈現周期增長的規律，自從1993年和1996年，我國先后成為成品油、原油凈進口國以來，石油進口量逐年增加。目前，我國的進口依存度高達40%以上。我國石油進口的一半來自于中東地區，四分之一來自非洲，其它來自俄羅斯、中亞和越南等地。我國對中東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原油進口過多集中在中東，存在相當大的風險。中東歷來是世界的“火藥庫”，其油氣生產隨時都有遭受嚴重破壞危險。尤其是海灣地區早已被發達國家納入“關建利益”帶，使我國在此處的能源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我國的能源安全將沒有保證，從而會使我國的經濟遭受重大的損失。能源基金會副主席楊富強認為，未來的比例應該調整到中東45%，俄羅斯15%，中亞10%，非洲20%，南美5%，其他地區5%。同時，我國能源進口主要依靠海洋運輸，并且線路單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能源運輸的風險。
（三）全球能源競爭加劇
正是由于全球能源分布的不均衡，導致了各國對能源的激烈爭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大國對戰略資源尤其是對石油能源的爭奪和控制比過去更加激烈。美國通過伊拉克戰爭加強了在中東的戰略地位；通過軍事手段加強了對石油運輸通道的掌控；通過超大型跨國公司的活動加強了對全球戰略資源的控制。俄羅斯是一個能源大國，普京通過對能源資產重組，恢復了國家對能源部門控制，掌握了全國石油產量的67%，僅國家控股的俄羅斯石油公司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就掌握本國1/3的石油、9/10的天然氣資產。歐盟和日本由于本土資源匱乏，長期以來奉行進口多元化政策，利用其發達的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滲透換取油氣，成功地保證了能源供應。日本為資源問題正在與鄰國不斷發生摩擦。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對油氣的需求不斷增加，進口依存度越來越高。強勁的需求，成為引發“中國”的原因之一。由于石油資源的不可再生性、稀缺性和其對一國經濟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各國政府在加強對本國油氣資源的掌控的同時，積極尋找并控制海外的油氣資源，世界范圍內的能源爭奪愈演愈烈。
由此可見，在國際能源爭奪背景下，主要能源消費大國都在積極調整國家能源戰略，都在積極進行“能源擴張”，積極參與到國際能源開采中，實行能源方面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保障本國國內能源的安全、穩定供應。
二、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現狀
由于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受到我國企業整體對外投資的影響，所以在介紹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之前，我們首先對我國企業整體對外投資的現狀作一個介紹，在此基礎上再分析我國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現狀。
（一）我國企業整體對外投資狀況
總體上來說，我國對外投資增勢強勁，2006年我國對外投資流量金額突破兩百億美元。而對外投資存量更是達到了906.3億美元。在2002-2006年五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60%。
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和流量的增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的國家（地區）也有所增加，共分布在全球172個國家和地區。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布的國家（地區）比上年增加了9個，它們是:中國臺灣、挪威、多米尼克、格林納達、牙買加、伯利茲、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馬紹爾群島、盧森堡。
表四是我國近五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的統計數據，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幾年增長迅速，200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只有27億美元，但是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卻達到了211.6億美元，可以說，增幅巨大。
（二）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狀況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企業整體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伴隨著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我國能源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有了巨大的增長。由于采礦業主要是指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這里的分析把采礦業的數據看作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的數據。從表五中可以看出，我國采礦業對外直接投資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從2003年的48.4%下降到了2006年的40.4%，但是我國采礦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從2003年的13.8億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85.4億美元，比例相對下降是由于我國商業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飛速增長，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采礦業所占比列的下降而忽視我國采礦業即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
經過1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我國三大石油公司已在全球30多個國家經營著70多個油氣投資項目，每年獲得的原油權益產量近2500萬噸，天然氣權益產量近40億立方米，海外油氣生產初具規模，已經形成了從油氣勘探開發、煉油化工、管道運輸到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國際油氣貿易和裝備出口等多元化經營格局。
同時，2006年末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三十家公司的排名，前三位分別是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由此可見，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巨大發展。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有了飛速的發展，不少人認為我國的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我國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是由政府主導的，認為我國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主要是實現政府的控制資源的目的，而忽視了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的其他因素。鑒于此，下文將對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的動因進行詳細的分析，從而找出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的動因，尤其是從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威脅的角度進行深入的分析。
三、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
總結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近幾年來的快速發展，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解決我國能源供需矛盾是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面對國內與國外能源的復雜形式，我國能源安全面臨著巨大的威脅，而能源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極其重要的。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對能源的對外依存度的不斷上升，國民經濟對國際油價的波動將會更加敏感。根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研究報告分析，未來10年內，隨著我國進口原油數量的增加，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對我國GDP增長速度的影響逐步增大。據測算，國際油價波動對2000年GDP增長速度的影響是1997年的24.28倍。2010年國際油價波動對GDP增長的影響是1997年的31.88倍。所以，我國就積極的尋找較為可靠的能源來源。目前，主要有三種方式保證我國的石油供應:一是加大國內的勘探開發力度，二是依靠進口，三是加大海外石油投資，利用資金或技術等優勢分享世界石油資源。對于第一種方式，由于我國國內沒有大的油田發現，而且國內油田開發的難度逐漸加大，成本也不斷增加，所以這種方法不太可行。至于進口，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已經發現單純依靠進口所帶來的隱患，所以這種方法也不失最佳的選擇。
所以，在對這三種方式進行比較之后，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伴隨著全球能源對外投資的良好趨勢，我國能源企業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加大企業對外投資與開發的力度。由此可見，能源企業海外投資不僅是我國企業走出國門，主動參與國際競爭的一種嘗試，更是我國實施能源來源多元化戰略、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穩定和有效解決我國能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徑。從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的現狀可以看處，在三種能源解決方式中，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目前發展良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于保障我國能源安全供應作出了突出貢獻。并且正因為我國能源需求與供給之間差距很大，能源相對不足，巨大的需求使我國能源企業具有廣闊的市場，能源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國外的能源以滿足國內的需求。從能源的國內需求這個角度看，中國能源企業選擇對外投資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而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是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所以說我國能源安全所面臨的特殊形勢使得我國能源企業選擇了對外直接投資。
（二）能源富裕國能源產業的對外開放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另一原因
我國能源安全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使得我國企業有巨大的動力去海外投資，但是，如果沒有能源東道國政府的對外開放政策，能源作為一個關系國家經濟安全與發展的特殊部門，我國企業就不可能去海外進行直接投資，所以說，能源富裕國的能源部門的對外開放是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和原因。
事實正是如此。進入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的能源部門對外開放了。例如亞太地區的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加大了石油對外開放力度;拉美地區的委內瑞拉、巴西、秘魯等國，近幾年頻頻進行石油對外招標;中亞和俄羅斯隨著私有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了對外開放的步伐;中東國家也不同程度的打開了國門。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每年都有幾百個勘探開發的招投標機會，以及大量雙邊談判的機會。在爭奪資本市場和石油資源市場的雙重機制作用下，已形成了全球性石油資源開放的局面。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與廣大的資源國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關系，我國與這些國家有著比較一致的利益關系，所以這些資源國對我國實行開放政策，歡迎我國前往投資，為我國海外能源開發提供了可能性，這也成為我國能源企業加大對外投資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謀求企業自身發展是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力
對于企業來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其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負面影響是指“入世”后我國將按WTO要求承諾減讓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給予外國公司石油、石化產品貿易權和分銷權，中國石油石化企業將面對來自跨國公司的巨大競爭壓力。國外跨國公司將利用“入世”的條件，憑借其在資金、管理、技術、產品、市場營銷、服務上的優勢，傾力打入中國市場，以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為目標，與中國石油石化企業展開競爭，“國內市場國際化”的趨勢更加明顯。正面影響是指入世不僅有利于中國能源企業在WTO多邊貿易機制內享受國民待遇，而且還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經營合作與競爭，更便捷地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促進企業技術更新，裝備改造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能源經濟全球化和能源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中國能源企業參與國際合作提供了一定條件。
這兩種影響的效果就是我國企業只有參與國際競爭，擴大海外能源投資別無退路可言。只有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揮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不斷提升企業競爭力，才能真正與這些老牌的世界能源公司相競爭和較量。所以，從企業自身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國能源企業也需要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總體而言，我國石油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才剛剛起步，無論規模、渠道、市場、經驗、國際化人才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等方面，都尚與世界大能源公司有很大的差距。同時在近10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也得到了不少經驗教訓，例如在進行海外投資的過程中面臨著內部經營管理上的不足的問題，以及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中不可避免的與美國等能源需求大國發生沖突，尤其是美國一直把我國當作能源上的競爭對手，再加上國際上各種不安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國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面臨著諸多挑戰。相信隨著我們能源企業海外投資活動的進一步開展，能源企業自身的國際化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國能源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會逐漸增加，為我國的能源供應及能源安全做出突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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