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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方法范文1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和發展，在我國職業院校中開設的有關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方法以及在這種教學方法下的教學質量，逐漸受到現今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關鍵詞：
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教學方法
近幾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我國考古活動也不斷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國現今發展階段，在高職院校內設立的考古專業課程中，有關考古文物保護技術課程教學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漸受到我國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方式，本文經過研究，特得出以下結論。
一、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現狀及成因
1、我國職業院校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現狀
在我國現今社會的發展階段，為了更好的適應社會新時期發展的潮流和需求，我國各大職業院校開始選擇在本校內開辦和設立有關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的相關課程內容。但由于我國各大職業院校在考古專業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知識的課程教學上，沒有足夠的教學經驗和良好的教學理論做支持，導致我國現今階段各大職業院校，無論是在有關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課程教學的教學方式、教學師資還是辦學理念上，都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和不足。
2、我國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教學現狀的成因
我國的職業院校的辦學理念不同于本科院校，在注重理論知識教學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對于學生相關專業知識在綜合實踐能力上的培養，是我國職業院校最為顯著的辦學和教學特點。但現今階段我國職業院校考古專業在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專業知識課程的教學過程之中，大部分依然采用中國傳統的專業知識教學方式，對于文物保護技術相關專業理論知識上的側重程度較深，普遍忽視了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實踐教學，即對學生考古文物保護技巧的綜合實踐能力的培養上重視力度嚴重不足，嚴重影響了我國職業院?？脊艑I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課程知識的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1]。除此之外，在我國現今社會的發展階段，全國范圍內的職業院校中負責考古相關專業的授課教師，在考古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方面的專業知識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和完善。教師教學經驗的不足以及相關專業知識水平低下等方面的內容，是直接導致我國職業院校考古專業中對學生文物保護技術相關知識內容的教學效果不能很好的達到授課教師最初的心理預期的主要前提原因之一。
二、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
1、建立文物保護技術培訓實驗基地，提高學生實踐應用能力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和發展。我國全國范圍內的各大職業院校為了更好的適應時展的需要，更多的選擇在學校內的考古專業課程安排中引入和設立有關文物保護技術方面相關專業知識的授課課程。但由于我國的職業院校在有關考古專業的辦學經驗方面還比較薄弱，在大多數時候，對于學?？脊艑I的學生，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方面知識的教學過程中會選擇參照或者沿用本科院校中相關專業課程內容的教學方式，而本科院校傳統的專業知識授課方式更多的注重理論知識的教學特點嚴重違背了職業院校旨在培養實踐能力較強的綜合應用型人才的教學理念，最終導致職業院?？脊艑I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方面專業知識的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嚴重低下。想要更好的解決這一教學弊端現象的出現，我國的職業院校就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培訓機制，建立與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相關專業課程知識相匹配的實驗培訓基地等一系列的硬件設施。在有效保證學生對于相關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和掌握的基礎上，最大限度的為學生提供更多的綜合應用實踐機會，為最終培養出更加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綜合應用型人才提供堅實的客觀保障條件。
2、回聘退休考古專業文物保護專家，提高教學質量
在現今社會的發展階段，由于受到我國國家教育局以及相關部門有關指導政策和工作精神的影響，職業院校的專業在職授課教師與本科院校相關專業的授課教師在相關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和運用水平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職業院?？脊艑I負責文物保護技術相關專業知識的在職授課教師，普遍存在因考古專業相關知識掌握程度不夠深入而最終導致教師的授課質量低下，學生學習效果不能達到社會對于相關考古專業人才在專業知識水平高度上的需求，嚴重影響了職業院?？脊艑I有關文物保護技術方面的教學發展進程。我國的職業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改善考古專業在對文物保護技術相關專業知識的教學現狀，可以將已經退休的文物保護方面的專家和資深學者回聘到學校之中。在不影響學生對于相關專業課程知識學習的課程安排的基礎之上，適當的舉辦專家講座或者專家親臨授課相關方面形式的教學活動。在更好的為學生拓寬有關考古專業在考古文物保護技術的知識面廣度的同時，通過一系列的講座和培訓安排，更好的提升學校考古專業相關在職授課教師對考古專業知識的掌握水平，最大限度的改善教師專業知識掌握不夠全面的教學現狀。
3、改善教學方式，靈活教學方法
雖然在我國現今社會的發展階段，在職業院?？脊艑I之中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方面的課程，是在參照和效仿本科院校授課過程的基礎上設立的，但為社會培養具有更高水平綜合應用實踐能力的新型就業人才是我國職業院校的辦學宗旨。傳統本科院校過于注重理論知識教學的教學方式不能更好的適應職業院校在當今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需求，教學質量和學生的學習效果受到嚴重阻礙。我國的職業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完善和改革校內考古專業有關文物保護技術方面相關知識的專業教學實踐效果，就必須及時有效的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趨勢，改變傳統古板理論化的教學方式，在教學過程中合理有效的應用更加靈活的教學方法。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最大限度的提升學生對于考古專業有關文物保護技術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習積極性，有效的激發學生對于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習潛力和自主學習能力，最終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2]。
三、結論
總而言之，在考古學專業中，有關對于文物保護技術方面相關知識的學習，是對學生科學理論知識的掌握能力以及綜合實踐的應用能力的綜合考察。只有我國現今階段開設考古相關專業的職業院校，有效的擺脫學校傳統的專業知識教學方式，更好的掌握靈活、科學的教學方法，才能夠為社會培養更多更好的綜合應用型考古人才，相關授課教師的教學才能取得預期的理想效果。
作者：姬穎 單位：洛陽科技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考古學方法范文2
關鍵詞：教學考核；工程類項目評估；改革；應用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24-0188-02
一、引言
建設項目評估學作為工程管理及工程造價等專業的基礎核心課，是將工程技術、經濟學、管理學等各學科融合在一起的綜合性廣、應用性強的多學科交叉型課程。該課程在培養工程建設領域項目決策和全過程管理的復合型高級管理人才的專業目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政府、銀行、工程咨詢及工程造價等單位具備工程項目咨詢知識、能熟練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及進行項目評估的應用型技能型人才不可缺少的專業知識。
目前，該類課程的教授大多采用“教師講授，學生接受”的傳統教學模式。筆者多年從事項目管理及評估類課程的教學，發現使用傳統的教學模式教授該課程，絕大部分學生對本門課程內容只有初淺的了解，無法將所學知識前后融通并應用到日后的工程咨詢評估實際工作過程中。針對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本文將結合工程類項目評估課程的特點，以建設項目評估課程為例，提出“3+2”教學考核方法，“3”是指“3階段教學方法――理論授課+案例分析+模擬評估”，“2”是指“2種考核方式――理論考試+編制可研報告”。實踐證明，按照這種教學考核方法對工程類項目評估課程的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創新，能夠提高教學質量，增強學生的知識應用及創新能力，使學生將所學知識與日后的實際工程咨詢工作相結合，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二、課程特點
《建設項目評估》的課程特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系統性。建設項目評估是建設項目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環節和步驟，它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礎上，對擬建項目的工程、技術、經濟、市場、環境、社會等方面的可靠程度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評估，課程內容前后聯系緊密。
2.綜合性。建設項目評估實質內容是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以及技術與經濟效益等進行評估，通過評估在不同的建設方案中選擇最佳投資方案并提出更優的方案或措施。本課程是在借鑒工程經濟學、管理學、建筑工程技術相關課程等諸多相關學科知識的基礎上，闡述建設項目評估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論和指標體系，并具有較強的綜合性。
3.實踐性。建設項目評估是對來自于社會及生產實踐的具體項目進行評估，是以客觀真實的項目案例為背景，對項目建設的必要性、市場調查與預測、項目生產條件、項目的技術方案、項目的財務狀況、項目的國民經濟等方面進行評估與預測，與生產實踐密切相關，對生產實踐具有指導作用。
4.政策性。建設項目需要以國家、地方、行業和部門的有關政策、規劃、法規及參數作為依據進行評估，政策性強。
5.信息化。建設項目評估強調現代化、信息化輔助評估手段，主要表現在結合計算機技術的運用，諸如基于Microsoft Excel工具及各類投資項目經濟評價軟件的應用。
三、傳統教學方式存在的問題
基于《建設項目評估》課程的特點，傳統教學方法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1.課堂教學方法單調。傳統的教學方法往往習慣于用“滿堂灌”的方式增加學生的知識量，只注重授之以魚而非授之以漁，其結果限制了學生對項目評估學自覺能動性的發展。針對項目評估這種綜合性廣、系統性和實踐性強的課程，按照大綱要求既要完成基本理論的講授，又要引入項目評估的實訓操作，幫助學生初步學會項目可行性研究、項目評估等實務操作，難度相當大，學生對教師的單調的課堂傳授知識感覺理解難度大、缺乏興趣、缺乏耐心，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2.課程標準注重理論?，F階段我校建設項目評估課程標準重視理論知識的完整性，注重學生對理論知識的掌握，而忽視了學生實踐能力的提高。項目評估課程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以及政策性，并且評估方法和相關軟件更新較快?，F行的課程標準將完成認識性任務成為課堂教學的中心目標，其次才是發展能力，不符合職業技術教育培養面向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的技術、技能、實踐型人才的培養目標。
3.忽視了課程的實踐性。本課程是實踐性極強的一門課程，需要通過結合實際建設項目案例講解及模擬分析使學生掌握相關技術、經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但在傳統教學模式下，通過反復灌輸、加大練習作業量或者考試手段來驅動學生掌握課程內容，而忽視了學生對于項目評估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和實踐性的發揮。
四、課程教學考核方式改革方案
鑒于傳統教學方法的局限性，結合課程及職業教育技能型人才培養的特點，通過不斷總結、摸索，我?！督ㄔO項目評估》課程組提出了“3階段教學方法和2種考核方式”，即“3+2”教學考試方法?！?階段教學方法”是把課程劃分成理論教學、案例分析、模擬評估三個教學階段，教學過程按由易到難，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層層推進、環環相扣?！?種考核方式”是把理論考試和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相結合作為考核學生的依據。課程改革研究框架見圖1。
（一）3階段教學方法
1.理論教學階段。該階段是整個課程教學的基礎階段，通過教師布置明確的學習計劃及內容、課堂教授、分組討論、答疑等方式，以達到構建課程知識體系的教學目的。
2.案例分析階段。該階段通過教師精心準備的實際生產項目案例庫，幫助學生鞏固第一階段的學習成果。教師在此階段必須做好案例教學的組織管理工作，提前分發案例資料并做好案例教學設計，課中及時引導和組織，并做好案例點評和疑難講解，課后做好評價及總結工作。
3.模擬評估階段。該階段是課程教學的提升階段，通過確定項目、自行分組、角色扮演、虛擬職位、自主學習、自行論證、課堂答辯及競賽等環節，目的在于培養學生對知識的綜合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
（二）2種考核方式
把理論考試成績和編制報告成績相結合作為期末考核學生的依據。其中，期末理論考試成績占總成績的50%，期末考試方式從閉卷考試改為開卷或半開卷考試，重點考察學生綜合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編制報告成績占總成績的50%，其中包括平時成績（25%），考察學生工作態度及小組的協調團結能力；設計成績（25%）包括報告設計的語言表述、邏輯結構、評估過程說明以及評估報告的撰寫。
五、“3+2”教學考核方法的應用
現以課程“資金的時間價值”內容為例，具體介紹“3+2”教學考核方法在建設項目評估課程中的應用，見表1。實踐證明，這種教學考核方式使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成為一個循序漸進的連續過程，促使學生重視每一次實踐性案例設計，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從而可以增強教學效果，提高教學質量，可有效推廣并應用到工程類項目評估課程中。
參考文獻：
[1]李保嬋.基于CDIO理念的《投資項目評估》課程教學方式改進的探討[J].職業教育，2011，（6）：195-196.
考古學方法范文3
【關鍵詞】學科互涉 美術史學 考古學 關系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時代，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學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學科互涉”的性質，形成了美術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此學科兼具美術學和考古學兩方面的特點，對美術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研究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方法論和結構，探討二者之間的滲透和交叉關系，對各學科的研究邊界進行討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古物學對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影響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多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較為明顯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學的重要影響。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習慣，中國古代存在著“玉府”等收藏古物的專有機構；外國的皇族對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當時古物學發展的動力。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真正開始交叉滲透的時間是在18世紀中期，溫克爾曼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其著作《古代美術史》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美術的發展歷史。該學者在編寫的過程中，從美術史的角度出發，對促進民族發展的古物和記載美術史的古物文獻展開了研究。正是因為該學者將古物學和美術史學、考古學結合起來，才發現總結出美術的發展歷程，促使了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成熟，溫克爾曼也因此被稱為“美術史學之父”和“考古學之父”。無論是溫克爾曼的稱謂還是其著作的特點，都向我們反映了一個信息：美術史學與考古學之間都受到古物學的影響，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聯系。
二、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相互滲透和了解
不同學科之間跨越了邊界之后就會產生互相滲透，即產生我們所認為的“學科互涉”。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滲透是必然的，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叉主要體現在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等方面；學科的指導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學科相關的社會和技術問題；與其他學科產生的滲透和交叉性；學科內外的定義等。美術史和考古學學科互涉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
無論是考古學還是美術史學，在對相關的方法和對象進行論述和解釋時，都涉及大量的說明和闡釋，此特點表明了人文學科的鮮明特點。若根據研究對象來進行劃分，美術史學屬于美術學的范疇；若根據研究體系來看，美術史學又屬于歷史學。在美術史學的發展中，人類的審美情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較為濃烈，理性認識的實現也需要通過感官來進行。我們可以將美術史學的研究實質歸結為：通過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風格來認識美術家或者是史學家的思想感情，從而探索其中蘊含的發展規律[1]。
與美術史學的不同之處在于，考古學直接強調理性在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人類的發展，通過分類描述遺留的物品來對古代社會的存在形式進行研究，并研究遺留物品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相關的功能，此外，對遺留物品的發展和改變進行研究和分析，能夠了解古代社會發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關發展的具體意義。無論是探索背后的規律還是直接將理性思想運用于分析和調查中，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的發展和研究都是將探索和研究物質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和方向來實現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產生的交叉
考古學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研究地層和器物的類型。20世紀中期的考古學主要局限于單純的研究和記錄，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內容就是對地層以及器物的類型進行研究和總結。直到1960年之后，丹麥的著名學者克里斯丁在對古典的器物進行研究時，融入了情境，并對器物的裝飾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不僅對考古學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對美術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之后蘇秉琦也利用了美術的圖案分類將美術的寫實與寫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學中。
在美術史學中也有考古學的滲透，例如，廣泛應用于年代和類型的研究方法同樣能夠為美術史學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對美術的風格進行研究時，法國的夏皮羅采用了層析法進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層析分別是對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間的關聯進行的研究，與考古學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圍內，這種學科互涉的現象都非常普遍，外國學者溫克爾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學科互涉。在我國的古代，學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為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貢獻[2]。
（三）研究對象的滲透和交叉
從研究對象來看，美術史學和考古學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滲透。美術史學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美術的作品以及美術作品的創作者，尤其是在對古代的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時，涉及的研究對象往往都屬于考古學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由此可見，考古學和美術史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畫、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藝品等等。對人類古代遺跡進行研究和保存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
（四）學科結構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術史學與考古學在自身的學科結構等方面也有相似之處。
若根據美術史學的學科性質來進行分類，可以分成歷史和藝術等方面的課程，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大類：美術基礎實踐，主要是指對美術的基本技能進行的練習和創作等，目的是加強素描、繪畫等基本的美術技能；美術史論，是指對美術的歷史和評論等方面的學習，目前出現的課程分類主要包含文物的保護以及鑒定、藝術作品評論、藝術作品鑒賞、文藝理論等方面，其中的文藝理論課程和文物相關的課程都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相關數據表明，美國早在20世紀中期就開設了多種美術和藝術史課程，涉及的范圍也較廣，初步統計已經達到了800種。這些新設立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并設立的，為學生學習文物的維護和修復提供了一定的美學基礎[3]。
從考古學的結構出發，除了對基本的文物展開研究之外，對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術知識。此外，考古學涉及社會、文學、美學等多個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種其他學科，例如地質學、建筑史學、體質人類學、醫學等，對多個學科的發展都有著相互促進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學就包含在美術史學中。因此，二者在結構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4]。
三、美術考古學的形成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的發展背景下，學科互涉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就目前而言，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時，已經涉及了大量的美術史學的資料和方法。同樣的，美術史學家在對美術歷史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用了考古學中的大量資料，各專家的研究視角越來越廣，概念也越來越寬泛。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實踐，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滲透已經促使一個新的學科形成，即美術考古學。該學科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廣泛全面的研究內容、對象以及方法論。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逐步發展，各個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流會越來越頻繁，信息化的發展為學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今的學者必須利用好各種有利的條件，加深對各個學科邊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進各學科的共同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賈玉平.從“學科互涉”看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淺談美術考古與環境藝術之聯姻[J].美術大觀，2013（08）：71.
考古學方法范文4
關鍵詞：考古學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開篇指出文章內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學文化這一考古學家的主觀行為而引發的一些分歧需要確立對其命名的原則及程序以盡可能的使它規范化。為了避免分歧達成共識，我們需要確立考古學文化命名準則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個部分，分別為“夏鼐‘命名四原則’”；“命名分歧”；“考古學文化‘三要素’”；“‘命名確認’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則’”先簡要概括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所經歷的變化過程并轉述了夏鼐先生20世紀提出的一個成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三原則”。第一，一種文化必須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類型的一直最好發現不止一處；第三，必須對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作者在三原則之后綜合學術界主流觀點，考古學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觀點，歸納出第四個命名條件：以首次發現的典型遺址的小地名命名。強調“確定考古學文化的名稱，既要求是第一次發現的遺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遺址，面對幾種選擇時，定名要適當”①。關于作者自己總結的第四條原則，安志敏先生在《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中也有提到：“根據考古學研究的慣例，一般是用最初發現的典型地點或富有特征的遺跡、遺物來命名”②。這不乏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與實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時也說：“盡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發現的典型地點為原則， 由于某些特殊情況也出現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臺文化舉例說明。這就是第二部分要講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學界對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并無明顯異議，但在理解過程和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舉例分別列舉了幾種分歧現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嚴文明先生強調約定俗成但應在新發現和認識基礎上重新進行概括這樣一個觀點。嚴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中談到：“考古學文化史客觀存在的，對一個考古學文化的發現與認識卻是逐步完成的”④。嚴先生認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典型遺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來會發現其實它不處于此考古學文化的中心地帶。其次談及張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強調“第一次發現的典型遺跡”中得“典型”。張先生嚴格規范了典型遺址的標準尤其強調其中第三點：考古工作必須有一定的質量及規模。
上述兩種觀點是在贊同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細部的分歧。近年來，不乏有學者否定這種以典型遺址命名的方法。像張國碩先生認為，在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命名時，應堅持以首次發現的遺址命名，避免“典型遺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遺址的選擇很難把握，但首次發現的遺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來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對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則”的一點看法。作者認為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不夠具體，“例如他沒有明確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沒有強調一個器物群至少應包括幾種器型”⑤，并指出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圍越劃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作者以仰韶文化為例，對中國考古學中文化命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尤其重點討論了對仰韶文化的類型研究中有的學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賢先生認為仰韶體系過于龐大，提出的一個解決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認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關中地區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臺文化發展而來的客省莊二期文化；河南地區由裴李崗文化發展而來的龍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晉南關中東部由磁山文化發展而來的后崗二期文化和廟底溝二期文化，并依次對其命名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學文化‘三要素’”先通過羅列夏鼐，安志敏，張忠培，嚴文明等學者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學者們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基本沒有分歧，并通過柴爾德對考古學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時間，空間，特征。作者認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過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時空維度常常是通過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導出來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論證了要研究透徹“三要素”之后才為某支考古學文化命名是不現實的。表明“特征的確認，才是考古學文化確立的關鍵”并且用這個觀點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該以首次發現命名還是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問題。答案就是看此遺址是否體現所要命名的考古學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確認’程序”是作者個人對命名確認提出的一系列具體實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學者們對考古學文化內涵無明顯分歧，在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在具體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問題，隨后提出自己的設想：作者認為考古學界應該建立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委員會”，給予其審定命名的權利。只有通過審定的考古學文化命名才可以公開出現。筆者認為此種設想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考古學文化的純潔性。對“‘命名確認’程序，作者提出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首先必須在原則上進行審查，并且依據進程適時調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學者提出命名申請命名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如有異議可暫緩議決或采取投票表決對考古學新文化的命名審議通過后要“命名確認書”之類的公告。隨后作者談及考古學界關于命名確認的現狀，夏鼐先生和尹達先生提過用群眾路線解決考古學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見實行。對于如何解決命名分歧問題，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對于新發現的考古遺存……如果產生爭議， 也可以通過討論或學術會議的裁定， 來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⑦這些年的考古學文化命名一直處在一種較不規范的學術環境中。
最后，作者說道：“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在事實上還能通過淘汰過程實現優化……但是這個自然淘汰過程顯得過于漫長”⑧。筆者個人也很期待考古學界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建立起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權威機構，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設想的那樣，使今后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在規范的學術環境下進行。
綜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一文結構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個關于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整體框架，環環緊扣，用整理歸納出來的學者觀點將其充實，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匠心獨運，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看法，例如建立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委員會”，有助于解決考古學文化命名分歧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5][6][8]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4] 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考古學方法范文5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亞洲動物考古的研究進展
(一)西亞的領先地位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西亞的動物考古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無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本土的專家，都非常重視現代動物考古學理論的應用，這一地區的動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在某種程度上趕上了國際同行的步伐。從表2的統計不難看出，大多數動物考古學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論的探討(82%)。其中生存對策研究文章占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較低，如馴化(14．5%)、宗教(12．2%)，埋藏學(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發表(6．0%)。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較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層次的成果占60．2%，基礎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題具有多樣性特點。因此，與國際同行相比，西亞動物考古研究的主體處于中高等層次。
(二)南亞及東南亞的積極努力從對南亞和東南亞與動物考古相關文章的一般統計來看，高層次研究成果占20%，較高層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層次的成果占50%，基礎性成果占27．1%。中等層次研究中生存對策相關研究占較大比例，達到34．3%，研究主題涉及面較廣，表現出較強的學術進步勢頭?？傮w上看，本區高等及較高層次研究略遜于西亞，研究水平要高于東北亞和北亞，處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層次。
(三)北亞的保守性基礎工作基于表2的綜合數據可見，北亞動物考古工作的主體多涉及方法論和理論領域，調查與報告約占文章總數的1/3。在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將近35%的文章屬于生存對策主題，其中近1/4與馴化有關。也就是說，將近72．6%的工作已經達到中等水準，但是基礎研究所占比重較高(達27．4%)，而且缺少高層次研究。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題與其所覆蓋的空間地域和所經歷的考古學文化變遷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題比較有限，表現出明顯的保守性，總體上處于中等研究層次。
(四)東北亞的提升空間從表2中的數據不難看出，東北亞動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處于基礎性研究水準，其中絕大多數屬于基本生物學信息(33．6%)以及基本鑒定過程(11．2%)的積累。在東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1/3略強的工作與中等層次的研究密切相關。包括宗教宴饗、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在內的高層次研究成果僅占6．1%，較高層次的綜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學、動物馴化、生存對策、環境學和適應行為時空分布在內的中等層次研究成果卻占33．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基礎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綜上所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層次還很低，但是研究主題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卻是本區動物考古活力和未來快速發展的預兆?？傮w上看，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亞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更不必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了，因此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五)亞洲動物考古的整體觀察基于數百篇國內外動物考古文獻資料進行的有關亞洲動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簡單統計分析似乎毫無意義，但事實上通過這種量化分析會使我們易于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做了什么，處于何等研究層次，進而意識到為了與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筆者無法將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選極少數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參考文獻名錄，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統計表中所列數據，是建立在權威性雜志上發表文章的大樣本量統計和分析基礎上得到的，具有統計學意義。亞洲動物考古工作主要開始于20世紀晚期，但是大多數高水平的研究結果出自21世紀頭十年。一般來講，目前西亞動物考古已經進入全球動物考古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南亞和東南亞主體動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處于第二階段，也有部分成果屬于第三階段的較高層次;北亞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整體上卻還停留在第二階段，其動物考古理論與實踐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參見表1、表2的數據)。學者們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北亞有關生存對策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東北亞就這一主題的研究應當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這是達到更高研究層次的堅實基礎。另外，東北亞在生物學和古代環境信息方面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這為深入的動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礎性平臺。與亞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展的工作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就諸如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等高層次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在亞洲(尤其是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開展的古DNA考古，在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來自加拿大的楊冬亞等)和亞洲本土學者(如日本的奧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進展，為深入開展更高層次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自然科學基礎。
亞洲動物考古的未來之路
根據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開的第11屆國際動物考古會議的議題，結合上述有關動物考古研究層次的分析，可以將目前的主要研究議題歸納為下述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參考。
(一)較高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與宗教活動相關的葬禮用牲動物研究，國家形成過程中動物資源的強化利用狀況研究，就動物考古對人類社會探究所做貢獻的綜述性研究，鹿科動物、豬、馬、牛、羊(綿羊和山羊)等對經濟形態轉型(如跨時代畜牧業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影響和作用研究，動物考古的專業性研究，動物遺存所反映的人類社會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所涉及的較高層次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外來貿易與生物入侵研究，副產品開發研究(如副產品革命新標志、乳制品制法的發展等)，方法論研究(如形態測量與相似屬種比較相關的動物資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學的動物遷徙性研究、與現代人類起源研究相關的各個氧同位素階段的人類狩獵行為多樣性探究等)，古代人地關系研究(通過動物遺存開展的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度研究等)，與遺址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的埋藏學新探索，與人類遷徙問題相關的島嶼動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舊大陸古人類的生存對策研究，動物和人類食性與人類行為和食物加工技術相關性的綜合分析，動物資源獲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觀、環境及其變化研究，生存對策研究等等。這些是今后應當加強研究的中等層次動物考古學問題。
(三)基礎性研究所涉及的問題按地域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動物考古，環極地動物考古，新熱帶區動物考古新進展，舊大陸各時段動物群時空分布總結與研究，中東歐動物考古研究)，按動物類別進行的專題研究(如舊大陸的駱駝、古寄生蟲、軟體動物考古，猛犸絕滅的環境與人為因素研究，鹿科動物與社會)，數字化動物考古，實驗動物考古等成為未來應進一步加強的基礎性研究。其他常規的基礎性研究包括畜牧業基礎信息、信仰系統食物加工以及食譜和營養性疾病狀況、文化交流等。上述相關的基礎性研究的加強，將有利于亞洲動物考古水平的穩步提高。四、結語總體上看，亞洲動物考古的發展在時空兩個方面都還表現出相當的不平衡;來自不同國家的同行之間通過共享數據庫進行的交流還遠落后于快速發展的動物考古的需要;動物遺存基本鑒定的訓練以及國際通用語言的運用也顯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教育與技能的訓練還無法滿足該領域未來發展對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需求。這些不利因素都制約著亞洲動物考古的健康發展。鑒于擁有農業起源和動物馴化發祥地的重要地位，亞洲就經濟形態轉型為主題的動物考古研究應當以綜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進一步加強。為了進一步提高研究層次，我們應當結合對來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遺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學和古環境重建信息的積累(其中富有遺址形成過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學研究方面，文化層和自然地層應當同時加以考察，并盡量配合成系列的測年數據，以便于在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從生存組合到發掘所獲材料經歷的變化過程。中亞和北亞是需要我們投入更多努力的區域。在這樣廣大的地區，亟待就更廣泛的議題開展國際合作性動物考古研究。尤其是從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類生存對策轉型以及馬的馴化這些重大考古學問題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結合與周邊地區的大量比較所開展的多學科、多遺址、跨區域、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動物考古研究。鹿科動物遺存廣泛出現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地區，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無論是古生態環境重建，還是狩獵經濟的主要狩獵對象，都離不開對這類動物的深入研究。中國的鹿科動物遺存的深入研究，必將有力地促進經濟形態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等高層次考古學問題的研究。
考古學方法范文6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葉以來，考古學的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通過對中外考古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學理論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學理論在以后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道路上一定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們一定要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它決定著我們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響，而且也決定著考古學以后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們對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懷。其中有人們對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對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對古代事物的喜歡，等等。這也許是科學考古學形成的原因之一?？茖W考古學在形成之后就在技術和理論的影響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論的發展過程更是曲折，可以說考古學的理論是在不斷的否定基礎上前進的。下面就談一談關于考古學理論方面的認識。首先有這兩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第二，考古學理論是什么？
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猶如廢話，可是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它確實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那么無論我們在這上面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那都只會是徒勞。結合我國考古學的形成和早期的發展來看，考古學的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張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時間與傳統》的中文譯本的序中提到，最近兩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固然是對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里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范疇。可見，“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的考古學的研究中沒有被引起足夠的重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現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當時受國內的“五四”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史籍中對早期國家的記載提出了質疑，于是這就遭到傳統史學派的反對，但是他們又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所以，雙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實物。其次，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學生也陸續回國，他們大部分在國外學的是地質古生物學。李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人類學，并獲得了博士學位?；貒院笥捎诟鞣N原因他決定開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進行初步調查，并與1926年10月到12月開始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發掘。關于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的動機我們可以在《李濟文集卷二》里找到，受當時安特生在對我國進行的一些考古發掘基礎上形成的對我國史前文化的認識和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李濟先生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調查與考古發掘找到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考古發掘為我國的田野考古發掘掀開了帷幕，也正是他的這一動機或發掘目的使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向了歷史學的范疇，其在發掘過程中對地層和出土物的觀察和分類的方法還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并受了現代考古學的專門訓練。1930年夏季畢業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掘，其主要貢獻之一是依據考古地層學的證據，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間的關系，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由于這些早期的學者將中國考古學堅定的放在了歷史學的范疇之內，將考古學引上了一條有別于西方考古學的發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學研究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學有著共同目標的證經補史的道路，也就是說考古學的發展是為歷史學提供服務的。它的目的只是通過考古發掘來填補歷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國考古學所運用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都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脊艑W理論在我國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對于考古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積累，這其中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獲取考古材料的途徑，二是對獲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礎性的研究，為后面的進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礎。第二是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關于第一個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調查與發掘以及對發掘現場遺跡和遺物的基本信息的獲取，在發掘過程中對考古地層學的應用以及對出土遺物所進行的類型學的分析，而且從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歷程來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發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掘和河北滿城漢墓的發掘都是在無意中發現的。所以在第一個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積累方面對考古學理論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對考古學的理論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具體理論的指導，那么對考古學的解釋可能就會停滯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學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積累的多少。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學科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積累現象而不去總結規律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些對后來影響巨大的定理?？脊艑W之所以能夠成為是一門學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學科一樣在于探索在某一領域的規律，而考古學要探索的規律不只是簡單的還原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類在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圖探索考古現象產生的原因，并解釋社會文化發展的規律。換句話說，如果古代人們的生活是現象，那么我們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導致這些現象的發生。而我們現在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全部遺留。由于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質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導致了我們現在所發現的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的全部遺留物。所以我們要通過僅存的不完整的遺存去探索古代人們生活的規律，其難度無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沒有理論的指導，那么其結果就微乎其微。我們可以把考古發掘的遺留物劃分為物質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對于物質生活方面的遺留物，對精神方面的遺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對象，它反映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學探索的問題被西方考古學家用6個“W”來表達，它們是Who（誰）、What（什么）、When（何時）、Where（何處或從何而來）、How（怎么回事）和Why（為什么）。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考古學家把他們研究的重點越來越放在了后兩個方面，也就是對產生事物內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而不是對事物外在方面的觀察和總結，所以考古學的理論是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來越被重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