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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發展史范文1
山東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現，如今經過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為深化這一區域的考古學研究創造了條件。伴隨著山東地區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該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山東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統的研究則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吳詩池概述了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2)，隨后又系統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狀況(3)。隨著考古發掘資料的不斷增多，吳詩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對山東地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資料進行了綜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關于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在整體分析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區域性的系統研究，如石敬東利用出土文物資料研究了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5)；房道國概述了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6)。同時，這一時期的單個文化的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得到了發展，有學者在系統梳理海岱龍山文化生產工具資料的基礎上，對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的生產工具進行了類型學的考察，并進而對區域間的生產方式的差異進行了解釋(7)。另外，還有學者綜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農具，認為岳石文化的農具較之龍山文化農具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散見于各類有關經濟、環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進入二十一世紀，山東地區的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文章鮮見于各類刊物之上，綜合系統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成果則未見發表。
從以上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研究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尤其是生產工具的個案研究。區域性的農業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域還有待擴展。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基礎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存在的幾個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這些問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發掘資料中，多數側重于陶器的統計分析，對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查資料中，鮮有對石器的全面系統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掘器物的數量上體現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表的資料中陶器數以萬計，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量上的巨大差距說明了學者們以往對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然，這可能是時代的原因造成的，因為過去學者們偏重于對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越性。另外，山東地區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和簡報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過去多從生產工具入手來研究農業的發展狀況。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業生產發展的本質。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側重農業發展史的研究，缺乏農業發展動因的合理解釋；農業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鍵。農業考古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用是必然趨勢。史前農業考古研究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資料進行分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考古學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研究領域中正呈現"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趨勢，農業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外一些先進的技術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也相應地擴展了研究的領域。農業考古學應該以此為契機，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技術方法。這其中民族學、經濟學、數學統計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中有關原始民族以及現代晚進民族的資料是進行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業研究提供參考；經濟學中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研究的原理，對史前農業發展進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學中統計方法對史前農業進行量化研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去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而個案深入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業的發展進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時期的農業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為量化分析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各種因素的比例關系，發現隱藏于實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因。例如，我們過去將目光過多地集中于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上，從生產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變化發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工具在農業生產中并未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農業考古研究不僅要復原古代農業發展史，還要對此進行解釋。既然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史前遺址的發現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現的遺址數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在農業生產工具沒有質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達1300余處，表明此時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象還需聯系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龍山文化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等級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的歷史實際進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反映在農業生產的分工協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擴大了農業生產。另外，農作物栽培技術的改善也會相應的增加產量，促進農業發展。因此可以說農業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梢?，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因。
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無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換傳統的研究視角，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出發，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中國農業發展的規律，闡釋中國文明的本質動因。
三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實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得到改善?，F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掘者在意識上形成主動收集農業考古學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去從事考古發掘工作?？脊虐l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資料的關鍵。近年來，有關考古學分支學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掘者的主觀意識是分不開的。在農業考古學研究中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等分支學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為研究的深入對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考古學資料中有些是無法獲得的。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的開展(12)，為加強農業考古學資料的收集工作創造了條件。無疑新方法的應用擴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業考古學資料收集的精細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能夠了解個別區域乃至整個山東地區生產工具的特點和具體的生產方式，不同地區、不同地域的生產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以及環境有直接的關系，而只有深化個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間的差異。其次是農業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業是如何起源的問題歷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山東地區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其區域的系統研究必將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這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程中的綜合應用，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最后是農業與文明的關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農業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保證，但農業的發展不一定就能導致文明的產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解釋文明的產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發展過程并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生與發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問題還相當多，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業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的改進。國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是在總結西方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實踐的檢驗。因此，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在應用這些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對總結中國自己的農業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陳文華：《簡論農業考古》，《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池：《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池：《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農業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生產工具的類型學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養豬業》，《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濟》，《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期自然環境的考古學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原始農業初探》，《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的原始農業》，《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青銅時代農業生產工具的考古發現及其考察》，《農業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山東地區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業經濟特點》，《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植物遺存及其在環境考古學上的意義》，《考古》1999年第7期。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2
一
十九世紀中葉，丹麥著名的考古學家湯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學中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分期法作為歐洲史前技術發展史的三個階段，通過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質料的演變，說明原始社會的發展歷程。這一分期方法具有較強的科學性，為考古學界普遍接受。湯姆森的三期說于1848年被譯成英文出版后，對歐洲考古學的發展影響巨大。時隔半個世紀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學思想的影響，梁啟超首倡"新史學"，激烈批判中國傳統史學，并擬撰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在《中國史敘論》中，他說明了編寫中國史的理論、思想、體例和分期等問題，其中第五節"有史以前之時代"即介紹了當時正在歐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學理論--湯姆森的三期說。"1847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為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又分為新舊兩期，此進化之一定階段也。雖各地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梁啟超將石器、銅器、鐵器三時代劃分理論與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相比附"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現，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為過。據此種學者所稱舊新石刀兩期，其所歷年代最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sì＠①，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之前者斷然也。"（注：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9年。）很遺憾，梁啟超未能運用史前三期說寫出一部中國通史的遠古時代篇，但是，他相當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學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發掘的作用。這種用歐洲近代考古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確實是一種十分進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學在中國古代被稱為金石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宋代以來就很發達，漸漸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降及清朝，金石學隨考據之風的興盛而蔚為大觀，尤其是乾嘉以來的學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銘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輩出，著述如林。梁啟超在《清代學術》第十六部分專論清代的金石學。他認為"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種學問"，并列舉了一些研治金石學的犖犖大家，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名家名作。梁啟超把清代金石學研究分作幾派：其中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為考證經史之資料"；黃宗羲一派從金石中"研究文史義例"；此外尚有翁方綱一派"專講鑒別，則其考證非以助經史矣"；包世臣一派"專講書勢，則美術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學范圍擴大，考證商周銅器的"金文字興，而小學起一革命。"因為"儲器文字既可讀，其事跡出古經以外者甚多，因此增無數史料。"同時對美術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啟超特別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雖然"惜文至簡，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變遷異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簡牘的發現，不僅擴大了金石學的研究范圍，而且為傳統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的轉變起了推進作用。
此外，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論史料》中評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對于歷史研究的重大價值。他說意大利龐培古城發現后，"意人發掘熱驟盛，羅馬城中續得之遺跡，相繼不絕。而羅馬古史乃起一革命，舊史謬誤，匡正什九。"對中國古代遺跡遭到破壞則深表惋惜。例如鉅鹿城"茍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學的整理，則吾儕最少可以對于宋代生活狀況得一明確印象。"（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在這里，梁啟超把史料的獲得分作兩部分：即在文字記錄以外者和文字記錄者。前者的性質，又可分三類：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及遺下之古物。這些史料均屬于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的范疇。梁啟超不僅重視歷史文獻，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這在當時實具先鋒意義。 轉貼于
1922年10月22日，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訪問中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中外學者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關于考古學的論文。受聘于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時在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的梁啟超也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做了《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0一?！。┑闹v演，在這篇演講中，梁啟超首先回顧了中國考古學的萌芽時期，即北宋的金石學，列舉了幾位著名的金石學家及其著作。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金石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呂大臨《考古圖》等。接著，梁啟超重點介紹了清代金石學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學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類，分別概述了各類研究對象，內容及成果。最后，梁啟超作了展望，認為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仍很幼稚，可以發展之處很多，進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強田野考古發掘，并圈定中國幾處最有潛力的發掘地區（新疆、黃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墳墓、大城名都、廢墟等）；二是方法的進步，包括繼承傳統金石學研究方法，引進西方考古學新理論（如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等）。最后，梁啟超希望不久的將來，全國高等教育機關均設考古學科，以期開辟中國考古學的新紀元。
三
"現代考古學，最要者為田野工作，包括遺址的搜尋和發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學基礎》，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啟超還非常關注田野發掘。1926年冬，清華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共同組織，李濟、袁復禮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考古發掘，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發掘。梁啟超對此次合作極感興趣，并給予大力贊助。他曾兩度親筆寫信給山西軍閥閻錫山，請他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給予官方支持。李濟后來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范省長閻錫山。"（注：李濟：《安陽--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這次考古發掘非常順利。1926年12月10日，梁啟超在寫給時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和人類學專業的兒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濟的田野發掘，"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陜西）正采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愿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外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問題。"（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來梁思永在美國留學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掘，寫信給父親梁啟超，表示想回國實習并搜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這時，李濟也從山西發掘地回到北平，開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華園與梁啟超相見，兩人談及邀請梁思永回國參加考古發掘事宜。后來，李濟把西陰村發掘所得實物的一部分在清華大學校園內做公開展覽，王維國、梁啟超參觀了展覽，并與李濟做了熱烈的交談。
1917年1月10日， 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歡迎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掘的勝利歸來，舉行了茶話會。梁啟超出席并聽取了李濟、袁復禮二人所作的長篇報告。當天晚上，梁啟超興致極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梁思永。信中他首先報告了西陰村考古發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談到出土的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等，還提到了著名的半個繭殼，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梁啟超特別提到了這次考古發掘的重大意義："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指李濟、袁復禮二人）想翻這個案。"并認為"（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不錯。"建議梁思永回國"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時局動蕩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掘，在室內整理那76箱東西，"也斷不致白費這一年光陰。"（注：上引均見《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中華書局，1994年。）梁啟超還打算讓梁思永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多參觀幾個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后再去歐美深造幾年，一定會受益更多?！?轉貼于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3
20世紀初，瑞典學者安特生（圖1）主持發掘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文化遺址（圖2），不僅翻開了中國考古學史的第一頁，拉開了探索中華文明的序幕，同時也揭開了中國史前陶器文化神秘的面紗。此后的幾十年里，特別是近三十年，隨著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的增多和考古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的考古工作者把雜亂無序、錯綜復雜的各地區史前遺址分為幾個大區系和幾十種文化，使中國史前陶器文化發展脈絡非常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仙人洞遺址（圖3）地處贛東北萬年縣大源鄉的東南角，距長江南148公里，地質上屬于喀斯特地形，高低起伏的石灰巖峰巒環繞著一塊狹長的山間小盆地。仙人洞洞口呈外弧內凹狀，開闊并向前平鋪伸展，外高內底，入口處2米高，最寬2.5米，洞穴深40米，洞內面積較大，分成南北4個支穴。洞外郁郁蔥蔥的灌木林覆蓋了整個山體，洞穴周圍樹木林立，小河流淌，山清水秀，一片片隨風搖曳的油菜花在陽光的映照下，熠熠地閃爍著金色的光芒。很難想象20000年前我們的遠古先民就居住在這座洞穴里，那時這里還生長著茂密的森林，滿布湖泊、沼澤，他們主要靠漁獵為生，采集野生植物果實和螺蚌一類水生動物充饑。盡管居住環境十分險惡，生活非常艱辛，先民卻憑藉著粗笨的石器和棍棒，依靠群體的力量，堅忍不拔的毅力，英勇無畏的精神和智慧，同心協力，與大自然抗爭，頑強地在這座洞穴里生存了下來。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考古人員就對遺址有過大規模的發掘，1993年、1995年、1999年和2000年由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安德沃考古基金會（AFAR）組成聯合考古隊先后進行了五次發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動物骨骼，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標本就發現于此。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吳小紅教授、張弛教授、曲彤麗博士與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歐弗?巴爾?約瑟夫教授、美國波士頓大學考古學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維.科恩（David Cohen）博士等2009年在重新清理出來的考古地層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測年樣品和地層微結構樣品，確定碳十四測年樣品與陶片的地層等時關系，證實以前發掘的考古地層是人類活動形成的原生堆積，不存在自然過程或者后期活動的攪擾，所測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層位陶器的年代。由此證實仙人洞遺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發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圖4），并將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國的《科學》雜志上，入選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北京大學新聞網）。
經過對地處中國長江以南的江西仙人洞、吊桶環和湖南玉蟾巖早期陶器測年結果表明（圖5、圖6），其年代都不晚于公元前16000年，中國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現最早的地區，并在冰期時才傳播到日本和遠東等鄰近地區。此后，陶器在中國一直延續使用發展到今天，始終就沒有中斷過。當仙人洞陶器制成時，地球正處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時期，陶器是由采集狩獵者制造，最初可能是被用作炊煮器，因此，測定顛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來臨后才出現，并帶動了農業、家畜馴養以及磨制石器發展的觀點。那時顯然還沒有農業，人類應該處于狩獵或漁獵階段。所以，仙人洞陶器的發現在早期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為探討現代人應對環境變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類社會發展演化中的作用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也確立了中國史前陶器在人類陶器文化發展史上獨特的地位。
陶器是為了適應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和遠古先民穴居生活的需要而逐漸產生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有“神農耕而作陶”或“神農作瓦器”、“女媧摶黃土做人”的動人故事。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從“攝取性經濟”過渡到“生產性經濟”，迎來了新石器時代的曙光。在太陽升起的東方，人們已積累了用火的經驗，他們從偶然的發現中認識了水、土、火相融的特點，又從葫蘆和枝條編成籃、筐的方法中獲得了靈感，用原始模制技術和泥片貼塑法、泥條疊筑法開始制陶，燒制出了大量造型各異、美觀實用、絢麗多姿、獨具東方韻味的生活器皿、工具、禮器、樂器、人物、動物、玩具等陶器。
從簡單到復雜，從幼稚到成熟，中國史前陶器經歷了長期探索、反復試驗、不斷改進、逐漸完善的漫漫歷程，延續發展了16000多年。
公元前18000～公元前6000年是中國史前陶器的早期――萌芽初始期。
屬于中國史前陶器早期的遺址有：地處長江流域的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仙人洞、吊桶環兩遺址和湖南省南部道縣玉蟾巖遺址、浙江上山遺址，北方地區的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遺址、陽原縣的泥河灣虎頭梁遺址，華南地區廣西桂林市南郊的甄皮巖遺址、大巖遺址、嶺南貝丘遺址，柳州大龍潭鋰魚嘴第一期文化，廣東翁源青塘幾處洞穴遺址、潮安石尾山等。而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是人類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陶器。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4
關 鍵 詞：設計史教師 文化素養 作用
高等院校藝術設計專業藝術設計史課程，在整個教學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設計史課程不僅為藝術學其他課程的教學提供理論上的支撐，同時也為其他課程的學習作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識的鋪墊。然而，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設計史所體現的多學科交織的特點、部分與整體的關系、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多元性”與“開放性”等問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些問題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設計史教師的文化素養在教學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值得探討。
一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對設計史教材的整體把握。設計史課程的特點首先應該是歷史，歷史學的素養在設計史教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歷史的一般規律性的認識對設計史的學習和研究具有指導作用。古代設計的發展史與古代歷史的發展演變的線索、脈絡基本上是一致的，盡管設計的發展不以社會性質的變遷和社會變革為依據，但是影響設計發展的決定作用應該是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和變化。歷史上的社會變遷和人口遷移對設計的影響也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
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介紹設計發展的歷史條件，對于正確理解設計發展的內在動力與源泉是十分必要的。設計發展史同這一時期政治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關的。相反，設計運動的迭起、設計探索的推進，與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演進是分不開的。阿伯特·博姆認為：“傳統的藝術史把物象孤立起來研究，把它作為幾乎獨立存在的現象來對待。而社會藝術史在探索把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置于廣泛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背景中來研究。”①因此，具有社會歷史學的理論素養，就可以對設計史的內容進行高度綜合和概括，進而在宏觀方面對其內容進行把握。
二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對設計史和設計作品的時代特征進行正確的闡釋和評價。對傳統文物藝術品及物質文化的學習和研究不僅僅是教學過程中的背景知識，而且還是準確理解和闡釋設計史有關問題的必要知識。藝術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認為：“有些藝術教員不單向學生展示歷代的藝術作品……把孤立的畫家及作品和時代、地域聯系起來，這樣理解藝術史就有了基礎?！雹跉w根到底，藝術設計是通過藝術與科學共同的合成手段，創造著人們的全新生活，其中體現的就是一種文化。
中國古代的藝術設計與當時的時代特征密切相關。夏商周的禮制性設計藝術，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關系是其設計的內在根源。中國古代藝術設計的發展變化在許多歷史時期都和周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統治有關，形成了多個時期藝術設計的多元交融的時代特色。這種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對當時手工業的發展和藝術設計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在設計史教學中，教師應該對藝術設計史中的多種文化因素進行分析和評價，才能完整而透徹地闡釋影響藝術設計的深層次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學生才能在一個較高的層面上理解當時的藝術設計。可以說，設計史教師文化品位的高低是決定設計史課程教學質量高低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三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設計史文獻史料和設計史術語的正確解讀。在教學和研究中，設計史課程也要使用多種學科的教學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國古代設計史的內容和材料大多為考古出土的藝術品，對考古藝術品的研究離不開文獻史料，設計史學與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具有直接的連帶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術考古學所研究的內容有相當的部分與設計史研究的內容相重合，其對新興的設計史課程的教學與研究的參照作用不言而喻。
對設計史的研究離不開文獻史料，而對文獻史料的準確理解又需要歷史文獻學的相關知識，所以，歷史文獻學對中國古代設計史的研究與教學就顯得非常重要。在設計史教學和研究中經常會遇到很多難以解讀的史料。因此，設計史教師加強歷史文獻學的學習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設計史教學中還會遇到很多考古學、古生物學、神話學及歷史文獻學等學科的專有名詞和術語，對這些專有名詞和術語的解釋，關系到學生對設計史內容的正確理解和教師教學任務的圓滿完成。鑒于此，對多學科和交叉學科知識的學習和研究，是設計史教師應該負有的責任。
四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對設計思想和設計觀念的理論概括與升華。藝術設計包括多方面的內容，既涉及材料、技術，又涉及方法、觀念；既是藝術，又是科學；既有人文學科的屬性，又與自然科學相關；既有實用功能的限定，又有審美的心理的要求；既有文化的傳承，又要求創新。因此，如何對以往的設計思想進行概括與提煉，關系到在教學中能否達到因材施教、深入淺出的良好教學效果。
對設計思想和觀念的理論概括與升華，教師必須掌握和了解哲學、美學、宗教學等學科知識。陳樂民先生說：“任何學問就像剝筍一樣，一層一層地剝下去，剝到核心，是哲學?！雹酆谄潬枴た低舱f過：“雖然對于設計史不同領域的劃分反映了設計者的專業結構，但是在實踐和理論中，各個領域之間都存在著很多聯系?！雹茉趯Υ龤v史文化與藝術傳統上，不能采取斷章取義的態度，應該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綜上所述，藝術專業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與教師的文化素養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從長遠來看，學生的理論水平和創意能力的培養要比技能教育更為重要。設計史是一門多學科交叉的課程，尤其是文史哲諸學科，對這些學科的學習和了解是設計史教師提高文化素養、達到良好教學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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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艾迪斯·埃里克森著.宋獻春，伍桂紅譯.藝術史與藝術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5
在群星璀璨的區域文化中，河洛文化無疑是其中一個耀眼的明星。與三晉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點?又如何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成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對本報記者的提問進行了一一解答。
區域文化中的核心區域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種區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圍涵蓋哪些地方?我們應該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華歷史文化中的位置?劉慶柱：河洛文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區域文化之一，學術界一般認為河洛地區以今洛陽為中心，地理范圍包括今豫西、晉南一帶。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國古代區域文化，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區域文化中的核心區域文化，屬于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謂核心區域文化，就是影響整個國家的文化;所謂根文化，就是國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區南部山區一帶，近年來發現了多處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遺存，這些舊石器時代的重大考古發現被評為當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豫西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是中國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當今中國地理范圍之內考古學文化影響最大、最深遠的史前區域文化。廟底溝文化(即廟底溝類型)孕育出河南龍山文化，繼之又在廟底溝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基礎上產生了夏文化及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夏。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河洛地區考古發現的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被學術界認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遺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國家的政治統治中心、軍事指揮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是古代國家歷史的縮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國家的中心地區，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遺址充分證實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區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區。從河南龍山文化時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遺址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說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龍山文化，而從河南龍山文化發展到夏文化的主要歷史平臺就在河洛地區。如果說廟底溝文化在河洛地區孕育了華夏文化，那么華夏文化的形成與早期發展，則在河洛地區夏商都城遺址得到考古發現的科學佐證。從三代的華夏文化，到漢唐時代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河洛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漢武帝時期，伴隨著函谷關從靈寶東移至新安，促進了漢唐時代河洛地區與關中地區的一體化，使漢唐兩京成為漢唐盛世的中心。漢唐時代河洛地區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禮制建筑與宗教遺存等許多重要考古發現，使我們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形成與發展中的歷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陽城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國歷史上的很多都城誕生在河洛地區，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對我國古代都城建制的影響?劉慶柱：從中國古都發展史看，河洛地區考古發現的二里頭宮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國古代社會歷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的都城以宮城為核心的布局，宮城之中宮殿與宗廟的二元格局，宮廟政治性建筑的一門三道與一門四塾規制。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中最早的擇中而立的典型，它們確立的范式一直為中國古代歷代王朝都城之宮城所延續。作為從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國家歷史物化載體的中國古代都城，河洛地區的東漢雒陽城從漢長安城宮城與亞宮城并存發展為雙宮城至單宮城，都城從西漢時代的坐西朝東改為坐北朝南。與古代都城變化相對應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從西漢帝陵的坐西朝東改為東漢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園結構由西漢帝陵陵園的帝陵與皇后陵的同塋不同穴、二者各置一個陵園，變為東漢帝陵的帝后同穴。東漢都城與帝陵的上述規制變化影響深遠，為東漢以后歷代王朝所基本繼承。
夏商周時代的華夏文化，至秦漢時代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帝國的建立，中華民族文化形成。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河洛地區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們集中反映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時從長城地帶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陽，開創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發展的政治、文化格局，從華夏文化發展而來的中華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區被北魏王朝認同，河洛文化也成為多民族形成的國族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鮮卑人統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區，無疑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有著里程碑意義。孝文帝營建的北魏洛陽城，由宮城、內城和郭城組成，北魏洛陽城三城制取代魏晉洛陽城、兩漢都城與先秦都城的雙城制，從古代國家層面完成了從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的根本性轉變(作為帝國時代的兩漢都城與魏晉洛陽城的雙城制和帝國時代的時間差，應該是物質文化與政治文化發展中的相對滯后性決定的)，并為此后隋大興城、唐長安城、宋開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襲。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6
關鍵詞：春秋時期；美金，惡金；青銅；
一、問題的提起
“美金”、“惡金”二詞，出自《國語》等先秦古籍?！秶Z·齊語》載：“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鞺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詛、夷、斤、斫，試諸壤土。甲兵大足”。相似的文字，還見：廠《管子·小匡》：管子答曰“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澜鹨澡T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詛、夷、鋸、斯，試諸木土”。《管子》的記述，約源出于《國語》。文中所記，乃春秋中葉齊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與管仲的問答之語。
關于文中“美金”、“惡金”之所指，1952年郭沫若先生在有關中國奴隸制時代的論述中曾做了如下解釋：“所謂‘美金’是指青銅。劍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銅鑄造的。所謂‘惡金’便當是鐵。鐵，在未能鍛煉成鋼以前，不能作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銅貴美，在古代不用以鑄耕具”。[2]（P33）來，郭沫若先生又多次重申這一解釋，“美金是指青銅，惡金是指鐵，也是毫無疑問的。鐵在未能鍛煉成鋼之前，品質趕不上青銅，故有美惡之分”。[2](P203)并以鐵器的出現和使用作為春秋戰國之交奴隸制和封建制分界的一個鐵證。此外，還有不少學者持與此類似的觀點。如李劍農先生也認為：《國語·齊語》的“所謂美金，即為青銅器，惡金當為易于酸化之鐵?！秶Z》所言若可信，則在春秋時期，農器已有用鐵為之者”。[3]（P26）楊寬先生也贊同此說。[4]史學大家的上述解釋，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之者甚眾。對于這樣的解釋，雖然也有考古學家提出過質疑，認為：《國語》所言之“美金是指優質銅，惡金是指劣質銅”，[5]但終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那么，先秦古籍中的“美金”和“惡金”究竟應當做何種解釋呢?尤其是“惡金”究竟是指青銅還是鐵呢?雖然有三國韋昭“惡，粗也”的注釋，但僅僅從文獻到文獻進行考證，現在看來已經難以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釋。有鑒于此，這里擬從考古學上對“美金”和“惡金”進行新的解釋，作為一種嘗試，以就正于學術界。
二、“美金”是青銅、“惡金”也是青銅的考古學闡釋
將“美金”釋為青銅、“惡金”釋為鐵的立論依據，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其一，先秦時期，劍、戟等上等兵器都是用青銅鑄造而不用鐵制造；其二，青銅貴美，在古代不用以鑄農耕具；其三，未鍛煉成鋼的鐵，品質不如青銅且易于氧化，故有美、惡之分。如果歷史事實確如此，將“美金”和“惡金”分別解釋為青銅和鐵未嘗不可。然而，大量考古發現所反映的歷史圖景，卻與上述認識相去甚遠，甚至是相反，促使我們不能不對前人的解釋進行反思。
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我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就中原地區來說，①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銅器的冶鑄已趨向成熟，從而進入到青銅器時代。[6]至于我國古代的人工冶鐵，就中原地區來說大致始于公元前8世紀初的西周晚期，春秋戰國之交的公元前5世紀進入到高速發展時期。[7]因此，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5世紀的春秋時期，是我國鐵器時代的初期階段，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銅鐵并用時期”。齊桓公和管仲主要活動于春秋中葉，《國語·齊語》所記管仲相齊之事正發生于這一時期。因此，本文對有關考古發現的梳理和考察即以春秋時期為主，前后兼及商代、西周和戰國時期。
首先，考察先秦時期的兵器。在我國古代，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兵器就開始了它的青銅器化進程。在整個青銅器時代，無論是戈、矛、劍、戟、斧、鉞還是箭鏃等，各種兵器主要都是用青銅制造的。即使進入到鐵器時代的初期階段，各種兵器仍然主要是青銅制品。這已經為大量的考古發現所證明，是毫無疑問的。但不容忽視的是，隨著人工冶鐵的出現和鐵器時代的到來，兵器隨之開始了它的鐵器化進程。我國目前發現的中原地區最：為古老的人工冶鐵制品，主要是兵器。如河南省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的3件人工鐵器，年代為西周晚期，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鐵制品，其中包括玉柄鐵葉劍、銅內鐵援戈和銅骰鐵葉矛各1件，均為兵器。[8](P126、530)就整個春秋時期的鐵器來說，鐵兵器也有相當數量。據初步統計，迄今發現的可辨器形的春秋鐵器計51件，其中鐵兵器為18件，約占總數的35％左右，包括鐵劍、銅柄或金柄或玉柄鐵葉劍、銅內鐵援戈、鐵鋌銅鏃等。長沙楊家山65號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鐵劍，整器用碳鋼鍛造加工而成，[9]是目前所知最為古老的全鐵制兵器，說明春秋晚期全鐵制兵器已經出現。進入戰國時期，兵器的鐵器化進程大大加快，到戰國晚期鐵兵器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全鐵制劍、戟、矛、殳等大量應用，并且出現了鐵制防護裝備——胄。如河北易縣燕下都戰國晚期的44號墓，就一次性出土鐵胄、劍、矛、戟、短劍等鐵兵器51件。[10]正是西周晚期以來鐵兵器的逐步發展，為我國古代兵器在漢代基本實現鐵器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1]這就表明，商代、西周的金屬兵器的確主要是青銅制造的，但西周晚期隨著人工冶鐵的發生，鐵制兵器也隨之登上了歷史舞臺；春秋戰國時期，兵器不僅用鐵來制造，并且隨著鐵器工業的發展，鐵制兵器的種類和數量都在與日俱增，開始了逐步取代青銅兵器的進程。
其次，考察先秦時期的青銅農耕具?？脊虐l現與研究表明，我國商周時期創造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青銅冶鑄業獲得了高度發展，但青銅農耕具的發展相對遲緩。我國青銅時代的開始雖然始于公元前2l世紀前后，但早于公元前16世紀的青銅農耕具迄今在中原地區尚未被發現。商代和西周時期，與青銅禮器、兵器及車馬器的普遍應用相比，青銅農耕具無論種類還是數量雖然都十分有限，并且在當時的農耕活動中沒有大量應用，[12]但青銅農耕具的確是存在的，主要是用作砍伐的斧和錛，用于土作和田間管理的鏟、鍤、鋤、鑊、鎬和犁鏵等，以及收割工具鐮刀和铚刀等。尤其是到了春秋時期，青銅農耕具的種類雖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這一時期青銅農耕具的考古發現地點大大增加，出土數量明顯增多，類型也趨于多樣化了。[13]譬如，江蘇六合縣程橋2號春秋晚期墓出土青銅鍤、鏟、鑿、齒刃鐮刀各1件；[14]安徽舒城縣九里墩春秋晚期墓出土銅斧、錛、鏟、齒刃鐮刀等青銅工具計15件；[15]安徽渦陽圣方樓一個東周時期的銅器窖藏出土銅鍤、鑊、鐮刀和侄刀等農耕具80余件以及其他青銅器。僅就青銅鐮刀來說，春秋時期既有鋒刃鐮，又有齒刃鐮，僅齒刃鐮刀(據1985年的統計)就至少在20多個地點發現55件以上，并且包括三種不同的形式。[16]到了戰國時期，青銅農耕具才同其他非金屬農耕具一起，隨著鐵制農耕具的逐步普及而趨于消失。很顯然，青銅雖然貴美，但在商周時期同樣用于農耕具的鑄造——盡管其種類、數量及應用程度遠遠不及青銅禮器、兵器及車馬器等，尤其是春秋時期青銅農耕具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是農耕活動中金屬農耕具的主體。
最后，考察先秦時期人們對青銅和鐵是否存在“美”與“惡”的認識問題。一般說來，未鍛煉成鋼的鐵，其性能的確不如青銅且易于氧化，這是事實。但如上所述，鐵器出現之后的春秋時期，青銅和鐵同樣都用于兵器和工具的制造，由此看不出當時的人們對青銅和鐵存在著美與惡的認識，因此也就無法得出青銅是美金、鐵是惡金的結論。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西周晚期虢國墓出土的玉柄鐵葉劍和銅膠鐵葉矛，經金相鑒定，鐵葉部分均為塊煉滲碳鋼制品，也就是說至遲在西周晚期我國先民已經掌握了煉鋼技術。[17]所以，以為春秋時期尚未掌握將鐵鍛煉成鋼的技術而將鐵指稱為“惡金”的推論，顯然不符合當時冶鐵技術發展的歷史實際。
————————
① 這里的中原地區，是相對于周邊地區而言、以黃河中游為中心并包括長江中下游等周圍地區在內的廣義的中原地區，亦即東周列國的統治區域。
考古發現的鐵器的出土狀況，為我們了解當時的人們對鐵的認識和鐵器的使用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信息。三門峽虢國墓地西周晚期的2001號墓為一座七鼎墓，并附葬一座埋葬13輛車和64匹馬的車馬坑，墓主人為虢季，是虢國的一代國君。該墓出土玉柄鐵葉劍1件，發現于槨室西南隅，與銅箭矢等銅兵器放置在一起；銅內鐵援戈1件，與其他銅戈一起混放在槨室西北隅。三門峽虢國墓地2009號墓出土銅內鐵援戈、銅膠鐵葉矛、銅銎鐵錛和銅柄鐵削刀各1件，墓主人為虢國一代國君的虢仲。甘肅靈臺景家莊春秋早期的1號墓，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有銅柄鐵葉劍工件，以及銅鼎、甎、戈等銅禮器和兵器等，墓主人為秦國貴族。[18]陜西寶雞益門村春秋晚期的2號墓，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兵器、工具、裝飾品及馬具等隨葬品計200余件，其中包括金柄鐵劍3件、金環首鐵刀13件、金方首鐵刀2件、金環首料背鐵刃刀2件等鐵器20件，以及大量黃金制品和玉器，墓主人為秦國貴族。[19]河南淅川縣下寺春秋晚期的10號墓為一槨兩棺墓，隨葬有銅鼎4件、編鐘兩套17件、石磬13件等170余件隨葬品，附葬一座車馬坑，墓葬的南側棺室內出土玉柄鐵匕首1件，墓主人為楚國貴族。[20]山東長清縣仙人臺春秋早期的6號墓，葬具為木制棺槨，隨葬有銅鼎15件、簋8件、編鐘兩套20件、石磬10件等大量禮樂器，槨室內出土1件鐵援銅戈，墓主人為鄰國的一代國君。[21]其他出土有鐵器的春秋墓葬，也大都是貴族墓。上述各墓中的鐵制品，都是作為隨葬品與其他青銅禮器、兵器和工具等一起被隨葬的，并且墓主人都是貴族，甚至是一國之君。相反，春秋時期的大量小型墓葬中，卻很少見到用鐵制品隨葬?；蚩烧J為，在春秋時期的人們看來，鐵不僅不是粗劣的“惡金”，反而可能是一種貴重金屬，為大小貴族所喜愛。在戰國時期，鐵制品仍為貴族所喜用。河南信陽長臺關戰國早期的工號墓，墓葬主室木棺內入骨近旁出土鐵帶鉤5件，形制各異，大小有別，或鑲嵌有金板和玉片，或用金粒和金銀絲錯出夔龍、卷云、蟬紋等精美的圖案，墓主人為相當于士大夫的貴族。[22]湖北江陵望山戰國中期的1號楚墓，墓主人身份為下大夫，墓葬的槨室中出土鐵質帶鉤2件，均用金片和金銀絲鑲嵌出精美的花紋。[23]類似的錯金銀鐵帶鉤，在河南汲縣山彪鎮、鄭州二里崗、輝縣褚邱村、山東曲阜魯故城等地的戰國墓中也有發現，并且這些墓葬大都屬于大小貴族墓。墓葬中發現的這些鐵帶鉤，與一般的隨葬品有所不同，它們是作為墓主人的服飾穿戴在死者身上被埋葬的，一般說來是墓主人生前的實用物品。很明顯，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鐵并不是一種劣質金屬，否則，人們是不會在鐵制品上鑲嵌美玉或用金銀錯飾出精美花紋的，統治者更是不會日常使用的。
綜合起來看，在春秋時期，戈、矛、劍、戟等兵器不僅大量用青銅鑄造，而且同樣用鐵制作；鐵被用于農耕具的制作，青銅同樣也用于農耕具的鑄造，尤其是當時的金屬農耕具主要是青銅制品；[24]（P12）隨著西周晚期煉鋼技術的發明，人們不僅沒有把鐵視為劣質金屬，反而在一定情況下可能將其視作貴重金屬，至少是與青銅等而觀之的。因此，把“美金”和“惡金”分別解釋為青銅和鐵，尤其是把“惡金”解釋為鐵，顯然是缺乏歷史根據的。
那么，“美金”和“惡金”究竟所指何物呢?或許所指皆青銅也。一方面，春秋時期人工冶鐵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人們對于鐵的認識還不夠完善，鐵器的生產和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還有限。另一方面，春秋時期社會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屬仍然主要是青銅，青銅冶鑄技術和生產發展到了高峰階段，人們對青銅的認識已經相當成熟。《周禮·考工記》“金有六齊”的記載和現代冶金史學對青銅器合金成分的研究表明，當時的青銅工匠對青銅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間的關系已經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并能根據不同的需要通過控制銅、錫和鉛的配比鑄造出具有不同性能特點和用途的各種青銅器，[25]（P72—74）青銅器在材質上是有優劣之分的。有鑒于此，或可認為《國語·齊語》中的“美金”和“惡金”指的都是青銅，“美金”是優質青銅，“惡金”是劣質粗銅。
三、余論
如果上述關于“美金”和“惡金”分別是指優質青銅和劣質粗銅的考古學闡釋可以成立，那么就提出了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即先秦古籍考釋的方法問題。
我國的先秦古籍數量大，內容豐富，是我們研究先秦歷史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從總體上說，先秦古籍大多言有所據，是可信的。但是，有不少先秦古籍或因為所記之事年代久遠，或因為成書時間較晚，致使材料真偽雜糅，論述有同有異，或者語言過于簡略而語焉不明，雖經漢代以來歷代史家對先秦古籍不斷進行整理、注疏和?？?，但仍有不少內容不甚明了或不知應作何種解釋，成為學術界對某些歷史問題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物質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近代考古學產生之前，對先秦古籍的研究只能采用從文獻到文獻的辦法去注疏、辨偽和考據。在考古學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并不斷發展的今天，采用文獻記載與考古學成果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先秦古籍，一些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或難以解決的難題，可能就會易于解決了。
自王國維先生提出以地下實物資料與歷史文獻資料相互印證研究古史的“二重證據法”以來，研究先秦歷史的史學家們，已經越來越多地注重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結合了，并且實踐證明這種研究方法是科學的，有效的。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的：充分運用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將能開拓出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26]（P19）同樣，在先秦古籍的考釋上，盡量吸收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并與傳統的方法有機結合，應當說是實現先秦古籍研究不斷創新的重要途徑和方法，有必要大力倡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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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good metal" and "bad me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