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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前提范文1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略目標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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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前提范文2
論文摘要：經濟法自其誕生之日起與傳統的民法、商法在法律部門劃分上產生了交叉和沖突。特別是上世紀即年代傳入我國后，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者的關系和各自的定位更是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然而，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始終存在著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對三者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滯。文章致力于以三法的功能契合作為切入點，對三者關系進行研究，并對三法在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位!進行新的界定。
自1890年美國率先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義的經濟法—謝爾曼法以來，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問題就為世界各國學者所關注，特別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概念傳人我國后，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者的關系和各自的定位更是引起了學界的極大爭論。遵循著法律部門劃分是法學研究重要途徑的研究思路，這種爭論甚至陷人了孤立和靜止的泥潭，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在對三法的研究中，曾經都出現過“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徑。這種研究方法帶來的后果是部分研究更多關注民法、商法與經濟法的共性，而一些則更為強調三者間的差異。眾所周知，任何兩個不同事物都必然會存在聯系，也一定會相互區別，這種研究方法為法律部門的劃分確實提供了一定的標準。然而，這里卻忽略了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實際是由多個法律部門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一種新法的誕生有可能會創設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甚至開創一個新的法域，可它卻絕對不會游離于一國的法律體系框架之外。本文擬從一個新的角度出發，探尋三法在保障和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過程中各自的功能及其定位。
一從法的起源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法的產生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人類社會的演變從來都是沒有停息過，經濟基礎亦同樣發生著與之相適應的演變和變化。這種演變有時表現為前進，有時表現為停滯，甚至是倒退。相應地，法律在各個歷史時期也顯現出不同的內容特點和形式安排。具體到民法、商法及經濟法上，我們發現三法從出現時間上恰巧是一一順次出現，從法的功能上體現出后法對前法的修正和補充作用，一定程度上極為突出地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的演進及經濟基礎的變化。
近代民法一語，是從羅馬法之Juseivile一語沿襲而來，故羅馬法之市民法，為今日各國民法之語源。羅馬奴隸制經濟制度是古代奴隸制的最高形式。以大農莊為代表的土地所有制，先進的生產技術的推行及普及，奴隸勞動深人社會生產各個領域，眾多手工業部門的形成，四通八達的海陸交通，帶來了商品生產和商品貿易的不斷發展與繁榮;而新興城市的興起，則進一步拓展了商業并刺激了消費領域，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同時，奴隸制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經濟生活與經濟關系的復雜化。這就要求相應的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來進行規范和調整。羅馬法正是在這種經濟條件和矛盾中有的放矢地對商品經濟中最本質的關系做出了規定。因此，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社會的生產條件和沖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為適應當時社會相當發達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換的要求，羅馬法對諸如民事主體、私有財產、買賣、借貸等契約以及其他財產關系都有詳細和明確的規定。這其中很大一部分為現代民法所繼承和保留。然而，羅馬法就像一個早產的嬰兒，被表面上繁榮的商品經濟催生在古羅馬大地上，它雖然具有現代民法的某些基本特征，但適應其生長的經濟基礎存在時間并不長。川特別是由于羅馬的商業基礎是脆弱的，其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始終是農業的從屬;它的商業更加依托戰爭這種變數很大的因素，因而是不理性的，只能是暫時的和階段性的，它突然興起也會突然消失;并且羅馬從來沒有建立起重商的傳統。雖然從法律上認可了商品交易的正當性，但從制度安排上對交易的形式及程序規定嚴格、要求繁瑣，未能更好地推動整個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伴隨著日耳曼人征服西羅馬帝國，整個歐洲大陸進人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在基督教會及莊園制經濟的雙重鉗制下，這一時期僅存在著小規模的以滿足生活需要而進行的作為莊園制經濟補充的商品交換;而以獲取利潤為最終目的的商業活動根本不存在。羅馬法，換句話說，民法的發展進人了一個停滯的階段，幾乎接近衰亡。
然而，回顧既往，中世紀的前半期也可以被視為一段為期太長的休耕期，通過衰敗和調整，它為更有活力和更為平衡的經濟結構鋪平了道路。川公元十一世紀，隨著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農耕、航海等新技術的發明和大規模使用，城市化的加速及基督教神學思想實質上的變化，歐洲社會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商人階層。商業的發展需要一種更加高效率和更加獨立的法律，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求從民法市民法原理的內部進行修正，同時也要求對民法外部作補充。環境的壓力導致了初始的商業法?！澳睦镉匈Q易，哪里就有法律”成了一條普適的規律。日益繁榮昌盛的商品交易活動必然要求有相應體系化、邏輯化的交易規則予以規范。根據伯爾曼先生的歸納，在這一時期商人創制出了:動產與不動產法截然分離;更換較古老貨物交付的要求，以便用一種象征性方法轉移所有權;承認動產買賣口頭協議的有效性;信用、票據制度等十七類商人法。這大大便捷了商品交易，提高了交易的效率，滿足了商人們彼此間商品交易習慣的客觀要求。商人法的誕生是歐洲經濟條件發展到十一世紀這一階段的必需，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對相應法律規范的要求，是對民法的第一次修正和補充。
此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進人一個高速發展期，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和杰出代表亞當·斯密提出:要跨進本國的富強，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建立一種使“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都能發揮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他認為政府無須干預經濟，只應成為一個“守夜人”。在其自由經濟思想的指引下，體現了“自私的動機，私有的企業，競爭的市場”的私法制度得到充分的發展。[8]然而，當時間來到十九世紀末，在自由經濟思想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進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由于市場自身先天存在的缺陷而導致的經濟危機頻繁而周期性地發生，其結果不單影響到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導致社會財富的浪費，而且直接動搖了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在作為商品經濟條件下一般性法律規范的民法對解決此問題力不從心時，為克服市場調節機制本身的缺陷，保障市場環境和市場條件，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放棄其傳統的單純“守夜人”角色，主動以公共權力介人經濟生活，以各種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管理、調控及其他形式的干預。同時，為適應建立由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需要，一種新的法律理論和法律部門出現了。這就是介于私法和公法領域之間，被普遍認為開創了第三法域—社會法域的經濟法。作為商品經濟條件下，以提供市場條件保障，進行市場行為矯正，幫助市場行為引導和市場行為促進為目的的法律，經濟法的出現對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是對商品經濟條件下的一般性法律規范—民法的又一次修正和補充。如上所述，在對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的最初起源進行一系列考證之后，我們不難發現，三者從誕生之初就體現出了它們在功能上的相互補充作用，并最終形成民法、商法、經濟法這一法律體系的有機統一。
二從法的價值取向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原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準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民法是以個人為本位的法，它假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或“理性人”，并由此而得出三個基本判斷:1、平等性。認為一切民事主體都是平等的;2、互換性。主體的身份會在出賣者和購買者之間頻繁互換;3、最佳性。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有學者稱這種“經濟人”為“生活理性人”。這就決定了民法的公平是一種個體的公平、形式的公平和條件的公平，即強調人人均在同一起跑線上，是起點的公平和機會的公平。該原則體現和要求的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有均等的機會參與經濟能力，要求一切市場主體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實行差別待遇，保證人們在機會公平條件下，以自身的能力和努力獲取與自身相對的利益。對于個體間的差異與政治上或社會中的不平等則不予考慮。因而，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
商法的最高價值目標是效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商法起源于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縱觀由此開始而經變遷的十七、十八世紀的近代商法及十九世紀最終形成的現代商法，其共同的本質特征就是營利性。作為商法所主要調整的商人具體行為，其最根本的目標就是追求個人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商法的根本任務就是通過維護商事交易的自由和便捷，促使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尊重和保障商事主體目標的實現。當效益與公平、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可能發生沖突時，商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犧牲公平，側重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
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利益至上，追求實質的公平和結果的公平。首先，在對公平的追求上，經濟法追求的是一種實質的公平，它是對民法形式公平的一種補充和修正，是對形式公平的一種揚棄，它注重強調個體間的差異性，通過法律規范和制度安排，保護弱勢一方，比如在反壟斷法領域，通過打破壟斷，禁止少數大企業憑借其經濟優勢支配他人經營活動，進而甚至強制拆分壟斷企業，使中小企業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恢復，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從而保障和實現了強、弱主體間的機會公平。另外，不同于民事法律強調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的公平，經濟法更加重視財富的再分配領域。比如，通過稅法對所得稅率高低及“起征點”的不同規定直接“剝奪”高收人者的財富以及社會保障法直接給予低收人者救濟來實現社會財富二次分配的實質公平。其次，在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上，經濟法不同于商法以個人至上作為基本價值判斷，而是以保障個人利益下的社會整體利益至上作為最高價值追求。還如前文所談到的，十九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經濟由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生產力迅猛發展，出現社會化大生產。社會化大生產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社會化大生產使全社會經濟日益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每個經濟個體對社會經濟有機整體依賴性更強，生產社會化要求每個經濟個體遵守法律和市場規則，否則會導致災難性后果;二是經濟個體在社會化大生產中是自發的、盲目的，他們為追求個人利益會不擇手段，這勢必會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整體利益。因此，社會化大生產迫切需要一個最有權威、最有力量的組織—國家來協調各種利益之間沖突，追求公平的競爭秩序，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經濟法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從其誕生時起，就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己任。
如上所述，我們發現，從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的基本價值判斷上，三法的價值取向又一次體現出一種相互補充和修正的有機統一。
三從對社會關系采用的調整方法上看三法的功能契合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基本方法是規定人們行為準則(模式)，規定出人們違反或遵守準則所導致的后果。行為模式包括:命令或禁止人們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強制性規范;允許人們為或不為，這樣為或那樣為的任意性規范;以及提倡、鼓勵人們為或不為，這樣為或那樣為某種行為的提倡性規范。法律后果則規定出人們違反法律規定時應承擔的責任及其方式，以及遵守法律規定時法律的態度和采取的措施。法律一方面運用強制性、任意性或提倡性規范方式規定人們的行為，同時又規定法律責任和法律制裁或獎勵等形式的法律后果。法就是采用這種基本方法來調整社會關系，以實現其任務。
具體到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時，依據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差異，立法者在制度設計上采用了不同的規范模式。在民法中，任意性規范的設計占據了絕大部分。民法是純粹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由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設定權利和義務，不予以過多的干預，最大程度地體現和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商法中，法律規范體現出一種以任意性規范為主，強制性規范為輔的特征。商法是私法，任意性規范是其基本規范形式。盡管隨著當代國家對商事主體及商事行為的要求更加嚴格，出現了大量的強制規范，甚至有了所謂“商法公法化”的提法，但我們認為，商法的私法本質屬性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就決定了任意性規范依然是其主要規范形式，同時，這種強制規范多是為了便于具體實踐中操作而對技術性規則的一種強制性規定。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商法以便捷交易、提高效率為己任。在尊重當事人意思的基礎上，對主體行為的具體實施予以一定的技術性保證，也正符合商法目的的題中之意。在經濟法中，強制性規范和提倡性規范是主要的制度設計。一方面立法者通過在具體法律中頻頻使用“禁止”、“不得”、“必須”等命令性口吻阻止行為人為特定行為。另一方面，又通過提供一定的獎勵或優惠鼓勵當事人為、不為或按某種特定的方式為立法者所希望其為之的某種行為。在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提倡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間存在著一定的區別。提倡性規范可以說是任意性規范以一定特例的形式存在。例如:國家鼓勵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經營者安置殘疾人就業，但對是否為此行為僅是一種任意性要求，即可為也可不為(任意性規范)，同時又規定對為此行為的企事業單位、個體經營者實行稅收減免，并在生產、經營、技術、資金、物資、場地等方面給予扶持，即一旦為此行為國家就給予相應的獎勵或優惠(提倡性規范)。 轉貼于
另外，在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主動性上，三法也顯現出不同的特點，民法在調整社會關系上采用的是“被動式”的方法，“不告不理”是民事訴訟的基本特征。商法較民法制度而言向前邁出了一步，采用了“半主動式”的調整方法，對部分行為在事前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主動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一面。而與上述方法不同，經濟法大都采用了“主動式”調整方法。例如: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國家機關有權直接進行調查處理，對可能形成壟斷，破壞市場公平競爭條件的企業并購須報批，并對已經形成的壟斷企業有權以行政或司法手段直接予以拆分等，反映出國家干預社會經濟運行的迫切需要。
由此，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在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方法上再一次呈現出一種相互補充和修正的有機統一的功能契合關系。
基于以上理由，我們清晰地看出民法、商法及經濟法在保障和促進市場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上構成了一個統一、完整、有機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各自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對三法各自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所處的位置進行一次定位，以期對我國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及準確理解和適用各法提供一些自己的意見。
筆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應建立在以民法為主體，以商法、經濟法為兩翼的三位一體法律制度基礎上。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民法是以個人為本位的私法，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這一點已是學界共識，對此本文無意再加以過多論述。經濟法是以社會為本位出發的社會法。市場經濟的本質就允許、鼓勵和保護人們去追求私人私利。我們根本無法人為地消滅私利。人類迄今為止(也許永遠)都只能生活在一個物質資料稀缺的世界中，自然界并沒有為人們提供取之不竭的豐富物資，人類自身的生產力也沒有達到充分滿足自己需要的程度。因而，人具有一定自私的本性也是必然的。我們沒有理由去責備人本性的這種不完善，正如我們沒有理由去責備人類生存的社會狀況不完善一般。歷史已經證實:不顧客觀事實的人為地美化人，拔高人正是我們的不幸所在。正如臺灣民法學者王伯琦所指出的:“社會觀念必白個人觀念始，從而社會利益之觀念，必自個人權利之觀念始”，社會本位法制的基本出發點亦“未能脫離個人及權利觀念也。觀之將來民法之趨向，唯有在個人與社會之間，謀求其調和，法律一日為人類之規范，個人觀念、權利觀念必有一日存在，可斷言也。”圈因此民商法與經濟法價值本位的差異決定了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以民法為主體，以商法和經濟法為兩翼的格局。
(二)在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的廣度及深度方面。民法的調整規范貫穿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平等主體間發生的經濟關系，民法均可加以調整。民法設計了最基本的民事主體制度、契約制度、物權制度等制度框架。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民法是無人不涉、無事不涉、無時不涉的行為規則，是人們邏輯思維的前提、言談舉止的準則、定紛止爭的根據，因此，民法“具有準憲法性質”。商法所調整的范圍僅是針對經濟生活殊的商主體和商行為的部分。與民法是一種特殊與一般、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與此同時，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也是有著極大的局限性的，其調整范圍主要是國家作為主體一方，以公權力干涉私域時所形成的相應社會關系，目的是為國家權力進人私域提供一種途徑和渠道，并對公權的行使劃定相應的范圍并予以限制。從功能上看是對民法功能缺陷的一種補充。另外，鑒于三法在干預社會經濟生活范圍上的交叉與滲透，在具體實踐中難免會出現具體規范的缺失與沖突，筆者認為在處理這種實際情況時也應以民法的一般性原則及規定加以彌補和化解。這再次提示我們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應遵循民法為主體，以商法、經濟法為兩翼的制度框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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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前提范文3
關鍵詞：虛擬經濟 實體經濟 金融市場
十六大報告指出,要正確處理好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這說明虛擬經濟在我國已經在發揮著巨大作用,并且在將來一段時期內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正確地界定虛擬經濟,研究世界經濟中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與趨勢,探索虛擬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的影響以及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方向對我國經濟在加入WTO后盡快融入世界經濟的潮流非常有現實意義。
一、虛擬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分析
虛擬經濟是一個現實,是總體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個現象。馬克思關于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初級階段的論述非常精辟。貨幣的功能主要是價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經濟社會中,支付環節和實物環節發生了分離,貨幣經歷了信用化、資本化的進程。從實質上講,其屬性利功能己發生了變化,它具有與實物或實體經濟相互聯系、又相互分離的兩重性。實體經濟突然成了貨幣信用的天然載體。
兩者一旦分離,貨幣在經濟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實體經濟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狀態和運作體系。虛擬經濟的發展便突飛猛進。經濟發展到規?；彤a業化以后,資本積累和生產集中成了生產力的內在需求,資本市場便以資金集中的體系出現了,大量的社會閑散貨幣轉換為股票、債券等各種有價證券。它是貨幣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的信用化,使以資金利資本流動為代表的金融業對與實體經濟超越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航運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又為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化金融市場形成提供了發展的基本條件。二戰以后,世界貨幣體系幾經變動,使得金融資本市場的影響力日趨擴大。
該體系的發展源于實體經濟,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體系的運作規律也部分地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限制,反過來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縱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如何認識這種背離,使之更好地為我所用,也許是我們對虛擬經濟最本質和最具實踐意義的理解。
二、虛擬經濟發展的階段
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會后提出了虛擬經濟發展的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閑置貨幣的資本化,即人們手中的閑置貨幣變成了可以產生利息的資本。第二個階段則是生息資本的社會化,即由銀行作為中介機構將人們手中閑置的貨幣借入,再轉貸出去生息,人們還可用閑置貨幣購買各種有價證券來生息,這是人們手中的存款憑證有價證券也就是虛擬資本。第四個階段是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即虛擬資本可以跨國進行交易。
以上的階段論客觀地描述了虛擬經濟發展的過程,對人們把握虛擬經濟的運行趨勢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三、何為我國所提倡和追求的虛擬經濟
當前,在西方“虛擬經濟”一詞往往是指電子商務等“網上經濟”活動。
國內一些學者也贊同這一概念,以有形、無形來確定和劃分實物和虛擬兩種經濟形態。電子商務的興起作為一種新的重大的經濟現象,其本質也是經濟活動信用化的表現。
十六大以來,我國學界關于虛擬經濟的爭論很多,大多集中在虛擬經濟的界定上。關于虛擬經濟代表性的論述圍繞著信用制度展開,認為虛擬經濟的內涵是信用制度膨脹下金融活動與實體經濟偏離的那一部分形態,不能將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動視為虛擬經濟。有學者認為:虛擬經濟是指信用膨脹形成的金融資產和金融市場中與實體經濟沒有直接聯系的金融交易活動。上述界定本身并沒有經濟學理論上的含義,僅僅是為了便于對經濟現象的描述,這種觀點比較接近主流觀點。國內還有一種觀點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來劃分,把非物質生產活動統統視為虛擬經濟。這一劃分引出了關于價值和財富創造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在認識虛擬經濟的本質上很有幫助,但是并未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論及虛擬經濟的具體運用。關于虛擬經濟,我國的資本市場運作體系不完善,社會閑散資金投資渠道缺乏,風險投資進入和退出架構尚未具雛形,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資金支持,中介服務組織極度不發達。只有以這些事實為基礎出發點,才能論及虛擬經濟的實質和其重要性。
四、關于我國發展虛擬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的良性運行的幾點建議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要發展的虛擬經濟內容和功能應該區別于世界上虛擬經濟發展的現狀,結合我國的國情和虛擬經濟的一些發展經驗,筆者認為完善的市場體系建設、有力的法律保證、適時的政策調整是成功的關鍵。
1.盡快建立健全風險投資體系,推動民間資本運營的良性擴展。我國產業的結構還未實現高級化,集中表現在產品的附加值特別是科技含量不高,體現在產業發展上就是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相對滯后。而制約其成長的主要因素是投資渠道的不暢。美國的硅谷產業群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先進版本,它的成功應該歸功于風險投資體系的完善。我國的創業資本投資已經起步,但普遍面臨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困難(平均資本金不足100萬元)。為此,我國應逐步建立和完善創業投資機制以拓展中小企業創業投資的資金渠道,特別是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業投資問題。
實現這個目標,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盡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場,為風險投資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間資本,使投資主體多元化。我國的居民儲蓄已經突破10萬億,沒有多樣化的投資方式,既會造成社會范圍內資金利用的低效率,也會對銀行的經營形成巨大的壓力。
2.大力發展中介服務組織,增強社會的風險意識,嚴格控制泡沫經濟的過度膨脹。我國證券市場上的各類中介機構如投資銀行、審計機構、證券分析機構、咨詢機構等數量比較少,并且相比較國外相關機構水平也比較落后。
我認為發展我國中介組織,要明確三個方向:一是增強中介組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這在美國有安達信事件的教訓。建議采取審計評估輪換制,規定每個審計機構對同一公司審計的員工連續年限,并嚴格執行責任追究制。顯然審計成本會微有增加,但其社會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機構的服務范圍。將更多有潛力的個小企業、高新企業納入中介機構的服務體系,為風險投資等行為創造更好的外在環境。三是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經濟分析和咨詢機構,同時,將大學研究界學者和社會體機構有機地聯系起來。學界的人力資源是寶貴的財富,內部的爭鳴可以讓人們更好地認清某經濟現象的發展規律和趨勢。我國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待提高。
市場經濟的前提范文4
關鍵詞：農村宅基地；拆遷；補償；救濟；安置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土地利用中產生的矛盾不斷增多，土地糾紛已經成為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焦點。
在近年來所反映的三農問題中，農村土地問題占68.7%居首位。其中，農村宅基地的征收問題更是占了相當的比重，究其原因則主要可以歸結于在征收農村宅基地過程中補償程序的不規范和補償機制的不合理，這些都成為了問題引發的源頭。
一、北京市農村宅基地拆遷補償現狀
（一）補償程序不規范
在征收農村宅基地的過程中，補償程序的不規范導致房屋的所有權人無法得到合理的補償和安置。
1、監管不利導致審批不規范
在征地初期，由于監管機制的不完善，市公路局對地區鄉政府提交的拆遷和安置方案，以及補償預算缺少一些詳細的審查過程，沒有做好重建宅基地的保障工作。例如，關于重建宅基地的選址和重建時間等問題，導致農民房屋在被拆以后，鄉政府選定農耕地等非法地塊作為重建地。在重建時由于違反了國家建設農業住宅的相關規定，得不到建設用地批準，引起地區鄉政府與地方人民的矛盾。
2、權威濫用導致村民補償權益無法充分落實
補償方式由地方政府單方定價，拆遷補償價格與市場價格相距甚遠，補償權益無法落實常歸因于行敗。在農村宅基地被征用的過程中，農民的知情權、監督權、表達權、參與權被無形地剝奪了，更不要說利益的補償。在權力失控的情況下，行政機關就較容易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對行政權利的約束顯得尤為重要。例如，李遂鎮鎮政府未在村民在房屋拆遷之前告知村民重建宅基地的地址和重建期限，并且在公告發出之后沒有聽取村民的任何意見，于規定日期拆除了村民房屋，侵犯了村民的知情權、監督權、表達權、參與權等等。
3、急于求成導致強制拆遷變為野蠻拆遷
為了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上級下達的拆遷任務，地方政府常常在農民不愿搬離自己的居住地時實施拆遷，這種行政權力與農民的權利的沖突將會愈演愈烈，其表現就是強制拆遷，一旦協商不成，便采取越權行為，強制執行拆遷，在戶主不在家時就拆房或將戶主從其住所中驅趕出來。
根據《北京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在區、縣國土房管局公告的搬遷期限內，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沒有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經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申請，由區、縣國土房管局裁決。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屆滿被拆遷人拒絕搬遷的，屬于征地拆遷宅基地上房屋的，由區、縣國土房管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二）宅基地補償機制不合理
宅基地使用權是用益物權，由農民以戶為單位享有。在宅基地征收過程中，因政府的征收行政行為造成各種權利的消失或損害，都要給予權利主體以充分補償。而對于征用農民宅基地的補償方面，由于補償機制有待完善，沒有統一的補償標準，實踐中北京市各地區對農村宅基地使用權被征收，農民是否應獲得補償或者應該獲得怎樣的補償作法不一，從而埋下諸多補償糾紛隱患。
1、對被征收者的救濟措施規定不足
根據《土地管理法》的規定，被征收者在征地范圍、補償標準等方面存在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準征地的政府裁決，該裁決為終局裁決，并沒有規定被征收者向司法機關獲得救濟的權利，導致征地糾紛被拒于司法審查的大門之外。這種制度安排，給征收者以過大的權力，而被征收者連起碼的司法救濟權都沒有。權利失衡，無法通過司法權來制約政府征地行為，也不能有效地維護被征收者的利益。
2、補償標準不一
據悉，北京市用于各項征地建設的款項是一定的，因而對某些大項目能夠提供大量資金，或對于用地較少的項目投入資金相對充足，以致對這些項目征地過程中征地的補償相對較多，甚至達到使農民暴富的現象。例如，北京市順義區T3航站樓的農村征地項目，使當地擁有大面積農村宅基地的所有權人得到了大量的補償金。而對一些占地面積大但是卻資金投入小的小項目中，農民宅基地征地所得補償則非常少。
3、補償救濟暗箱操作
國家征收耕地等的補償具有具體的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但對于征收農村宅基地并沒有具體的標準。在現實當中，國家征收城市郊區或者“城中村”農村宅基地的情況并不在少數。由于沒有具體的補償機制，各地方政府為了自己的小金庫而截留一部分補償金額，或者為了引進外資而降低補償費用而導致補償不合理，而使得農民的利益受損，從而引起農民與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糾紛不斷，甚至影響社會穩定。
4、住宅安置辦法有待解決
北京市房地產價格近幾年來持續攀升，居高不下。這對于失地農民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負擔。北京市宅基地按照地理位置可分為兩類：郊區土地；城中村土地。對于城中村土地的征用，政府大多經過長久的考慮與規劃，使得補償標準較合理。但對于郊區，由于近年來修建公路和基礎設施日益增多，并且農村居住土地面積日趨不足，因此鄉政府的補償一般都是采取一次付清安置費用，村民自行解決居住問題。然而，由于經濟補償不到位，補償救濟不足以及地理位置的限制，農村人口的安置問題常常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從而引起了一系列土地征收上訪問題。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全國民間調解的宅基地房屋糾紛數量，近十年來每年約55.2萬件，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攀升。
5、農民被征用宅基地后的生計問題
由于國家建設用地需要，可供重新建設宅基地的土地面積日益減少。對于那些無法得到重建宅基地的農民，一些當地政府會考慮在給予了合理的補償金之后，為當地農民辦理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但由于大多數農民在拆遷之前以耕地為生，并沒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專業技能。對于較為年輕的農村人口來說，還可以繼續學習專業技能或靠勞動力尋求新的生活來源。而對于年齡較大的農村人口來說，學習與再就業顯然并不現實，這些人很難在戶口改變之后尋找到一份可以維持生計的工作。
二、合理化建議
（一）加強宅基地補償機制的合理性
1、加強補償程序的公正性
合理的補償機制需以公正作為保障，公正則涉及征地利益相關人的知情權、參與權、救濟權等。因此，為了確保被拆遷人對補償程序的參與權利，在拆遷活動的關鍵環節，如立項、規劃等環節，建議引入聽證制度。同時，對過渡期內農民的安置問題做出更具體的規定，并設專門審查機構，確保拆遷人在具備安置條件的情況下才能開始拆遷。賦予農民作為被拆遷人時的訴訟主體資格，使農民能夠通過訴訟獲得司法救濟。
2、完善補償方案的制定原則
補償方案的制定是土地征收補償實施的前提和基礎。征地方案確定后，征收者與被征收者應對征地的補償標準等問題進行談判、協商，由政府和農戶選派的代表組成委員會共同確定征收補償方案，意見不一時，由批準征收土地的政府裁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訴，由法院裁定，以保證補償方案的公正性。然后，對補償方案進行公告，這是土地補償的必經程序，也是有關地方政府的義務和職責。這些建議有利于減少土地征收補償中的不公平性，使雙方可以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和平衡化。對征地補償進行公開，讓征地補償透明，同時讓從村民眾了解到自己的法律權利，既保護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知情權，方便了國家機關、社會團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監督，又可以避免因土地權屬不清等而產生的糾紛。
3、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
根據《征用土地公告辦法》有關規定，土地征收補償方案公布以后，有關市、縣政府土地主管部門應當認真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對土地征收補償方案的意見和建議，以保證土地征收補償的公平與合理以及土地征收工作的順利進行。最后，公布補償費用的收支狀況。補償費用分配是否及時、合理，使用是否正確，關系到每個農民的合法權益，因此，法律賦予并保障政府部門和農民的依法監督權，任何單位和個人均不得阻撓和干涉。
4、提高農村人口的法律意識
合理的補償機制，也需要農村民眾有一定的法律意識。針對農民的法律知識薄弱的現狀，為保障農民一系列權利的視線，政府應加大對農民的法律知識教育，安排專門人員為農民提供法律指導、法律咨詢和法律援助，引導他們通過正當、合法的途徑解決糾紛。當拆遷人與拆遷人之間，對有關補償安置協議履行中的糾紛，應以對方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如果是對政府有關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可以向其上級主管機關提起行政復議，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提高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補償
1、提高補償金額
雖然北京市已出臺宅基地房屋拆遷補償規則，即房屋拆遷補償價＝宅基地區位補償價×宅基地面積＋被拆遷房屋重置成新價，但關于“宅基地區位補償價”、“被拆遷房屋重置成新價”還應結合當地具體情況予以確定，因此，政府應盡快出臺該價格的制定的相關細則，并增加制定方案的透明度。
2、落實住房安置問題
對于有條件的農民集體，應鼓勵由所在村組重新安排被拆遷人的宅基地，供原宅基地使用權人自建房屋；對于所在村組安排宅基地確實有困難的，考慮到農村人口主要以耕種為工作的原因，宅基地的喪失不得不是一部分農村人口到縣城或城市購房，政府可以考慮提供廉租房或兩限房。
3、解決被征收宅基地后農村人口的生活問題
為解決農村人口拆遷后的生計問題，可以參考國外通行的做法，以市政建設為目的進行拆遷時，在市政工程項目如公路等建成后，分配給拆遷戶合理的股份，以股利分紅對其進行補償，這種做法在深圳市的拆遷工作中已得到較為成功的運用。僅給予數萬元的安置、保養費用，不如給予股利分紅，更有利于農民的生存利益?；蛘咄ㄟ^采用發行土地債券的方式，解決農民宅基地補償低與國家建設用地征地成本高的矛盾，也使農民可以獲得較長時期的土地收益，并獲得生產自救和發展所必需的資金。
三、結論
為了完善農村宅基地征收補償機制，針對執行者，在土地征收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要增加透明性，進行公示并向公眾或者相關利害關系人隨時提供可查閱的相關文件報表，以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進行有力制約，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征收權濫用；針對拆遷房屋的所有權人，則應加強協商性，注重被征收者在征地行為過程中的參與，讓他們在征收目的性、征收范圍、征收補償安置和征收補償安置費用的使用、管理等方面都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并能采取足夠的措施及時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此外還要明確可訴性，設置科學、合理的救濟措施，保證在被征收者存有爭議時，可以通過多種救濟途徑，有效地維護自身合法利益。允許被征收者采取復議、申訴或者訴訟等救濟措施，在條件成熟時，還可設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征地仲裁機構，主持有關征地過程中產生的異議仲裁，以更好地維護被征收者的合法利益。
參考文獻：
1、高勇.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探討[J].經濟學家，2004(1).
市場經濟的前提范文5
關鍵詞：市場經濟；道德體系建設；均衡發展
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中道德體系建設現狀分析
市場經濟道德體系是指道德的各種表現形式即各種道德現象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而不是像計劃經濟一般由國家所引導。道德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道德體系是指道德的各種表現形式即各種道德現象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從人類社會的進程來看，經濟現象和道德現象是共存的，二者和諧發展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并實現高度發展的基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對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關系根源上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由于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是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沒有放松對道德體系的建設。一方面，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期實現科技強國，同時也期望通過提高國民知識素養為道德體系建設打下基礎。另一方面，不斷推進法制建設完善法律體系，用法律保障道德建設，同時用道德體系為經濟快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只有法律和道德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才能保證社會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
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中道德體系建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從積極意義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僅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打下了深厚的物質基礎，而且增強了人們的民主意識、競爭意識、環保意識、誠信意識和創新意識，對提升國民公民意識和民族素養起到了重要作用，對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起到了有力地推動作用。但是，由于市場經濟是利益驅動型經濟，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就是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對物質利益的過度追求，往往會導致社會各層次人群道德標準的迷失，表現為享樂主義、以自我為中心、拜金主義，以及小部分公職人員和企業管理層，、等現象的出現，這些問題阻礙了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正常建設。
二、我國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道德問題
1.我國傳統道德觀念的喪失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基本內容主要通過道德規范表現出來，其基本思想是天下為公、為政以德、德教為先、修身為本、推崇仁愛等，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歷史悠久，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當然，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期，國民經濟處于高速發展中，其中一些道德準則已經不能適應當今經濟發展的要求。對于這個問題，有些人，并不能正確的認識，他們鼓吹將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全盤否定，大肆渲染其中的不足之處，對其中優秀精華部分只字不提，完全拋棄了傳統道德觀。還有一部分人主張完全打破傳統的道德觀，建設全新的倫理道德體系，用全新的道德觀念認識評價當下社會；還有一部分人認為西方在經濟發達的同時道德體系也是完善先進的，我們應該將道德標準全盤西化，只有全盤學習西方才能讓我們快速有效地解決經濟建設中出現的道德問題。
2.西方道德觀念對我國道德體系建設的沖擊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確立和不斷發展，我國與西方國家的交流日益加深，一些西方價值觀念的傳入，人們的傳統觀念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沖擊。第一，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發生沖突。封建社會兩千年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結構、家長制的社會等級制度等，讓中國人形成了以集體利益為重、注重整體的觀念。但是，市場經濟尋求效益的最大化原則，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第二，仁義為先與個人利益至上的兩種觀念發生沖突。中國傳統道德觀歷來崇尚仁義為本，而市場經濟中個體之間是競爭關系，個人往往不擇手段謀取利益。第三，德治理念與法治理念發生沖突。中國傳統道德認為，天下為有德者居之，治國當以德為先。而市場經濟國家一切事物運行應以法律為基礎，依法治國。西方這些道德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的出現，阻礙了我國道德體系建設的經濟快速發展。
3.市場經濟發展與道德體系建設失衡
改革開放30年來，開放的市場環境，合理的政策支持，正確的經濟策略等使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與世界各國經貿合作不斷深入，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但是，道德體系建設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兩者發展呈現不均衡的態勢。近年來，國人的道德和公德意識可并沒有像經濟發展那樣快速提高，唯利是圖、自私自利、誠信缺失、拜金主義、個人享樂主義等現象開始出現。這些不道德現象不斷地沖擊著國人的道德底線，并在全社會范圍造成了不良的氣候。經濟發展與道德體系建設發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經濟的不健康發展又內在的影響了道德體系的完善，最終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的模式，兩者失衡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
4.道德體系建設監管體制缺失，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不足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德治，講求以德治天下。受德治傳統思想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現實情況的影響，目前我國的道德體系建設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監管體制，基本上是一種區域型的自由建設局面。由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需要和現行政府政績考核制度，各地方政府將經濟發展放在第一位，埋頭發展經濟，而忽視了道德體系建設。而且，政府缺少負責道德體系建設的專門部門，一般是幾個不同的部門共同管理這項工作，這就導致了部門之間權責不清，互相推諉，政策執行力低下。最終造成了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不足，無法進行綜合的協調建設，許多政策沒有落到實處，也造成了道德體系建設配套資源的浪費。
三、市場經濟運行中的道德體系建設的對策分析
1.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道德文化
認為，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和傳統道德文化的產生和發展， 都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在整體上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超時空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傳統的道德文化，其中既有精華部分，也有糟粕。同樣，我國的傳統道德文化也有同樣的特征，對于傳統道德文化我們要批判地繼承。一方面，對傳統道德文化的精華部分要繼續發揚光大，如推崇集體主義精神，講求仁愛，尊師重孝，知行統一等。而且要將這些思想與、創新精神和時代精神有效的融合起來，努力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另一方面，而對傳統道德的糟粕部分要堅決摒棄，如三綱五常、等級觀念、故步自封、封建迷信等。
2.以審視的目光對待以西方為代表的外來道德觀念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確立，以西方為代表的道德觀念開始傳入我國，西方道德觀念是在西方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與西方的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的，有其缺陷和局限性。但是，它也有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現代生活相適應并促進其發展的一面，包含著合理的可鑒的內容。我們應以審視的目光看待這些外來的道德觀念。第一，尋找途徑促進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有效整合，是兩者互為補充，共同發展。第二，積極的引導人們的價值取向，努力實現“義”與“利”的整合，使人們能夠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心和體貼的溫暖。第三，正確對待以西方為代表的外來道德觀念。在建設我國道德體系的過程中，我們應借鑒這些外來道德觀念的合理內容，并加以改造吸收。對其缺陷和局限性，我們也應進行積極研究，從而少走彎路。
3.道德體系建設與市場經濟發展互為支撐，均衡發展
道德體系建設與市場經濟發展是辯證統一的，經濟發展為道德體系建設提供物質基礎，道德體系建設是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條件。如果市場經濟發展拋開了道德倫理，那么社會將會走向腐化和墮落，經濟發展最終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倒退；同樣，道德體系建設離開了市場經濟，那么也將成為毫無意義的教條而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所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形勢下的道德體系，需要對兩者進行合理的權衡，努力實現兩者的均衡發展。市場經濟發展應為道德體系建設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撐，提供道德體系建設所需的必要資源，社會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道德體系建設規定著經濟發展的目標和運行秩序，可以為經濟建設提供良好的環境和信念支持，兩者應互為支撐，互相促進，均衡發展，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實現健康的、可持續的發展。
4.強化輿論的監督，實現道德體系建設制度化
在道德建設中，要充分認識到輿論監督的力量，其別要注意大眾傳媒的作用。大眾媒體承擔著傳播文明、教化民眾道德意識的使命。我們可以通過樹立先進人物、先進家庭、先進單位，來宣傳和促進社會范圍內道德范式的推廣，如近年來的全國道德模范與中國好人評選活動就是一種非常好的方式。另外，還可以通過輿論對一些社會上的不道德現象進行批判，提醒人們引以為戒，否則就會收到社會輿論的譴責。
市場經濟既是一種法制經濟，又是一種德性經濟。經濟的社會形態往往引導著道德發展的方向， 同時，經濟發展也必然把道德作為重要的動力機制和價值衡量標準。因此，道德體系自由散漫的建設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度化建設勢在必行。我們在加強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同時， 也要建立健全道德體系建設制度化的機制，將道德體系建設規范化、制度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構建一個既有時代氣息又有民族特色的、一元價值導向與多元價值觀并存的中國道德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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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前提范文6
關鍵詞：場景故事 用戶體驗設計 任務流程 用戶研究
中圖分類號：TP393 文獻標示碼：A 文章編號：1003―0069（2014）09―0174―02
講述場景故事是人們做設計時很常用的工具，但是在實際的設計流程中場景故事很多情況下被運用地不得當或者跟設計環節脫節。有一些故事本身不合理不真實，有一些故事是在設計完成后為了迎合設計編寫的，有一些故事甚至僅僅是為了設計流程的完整性而出現，和產品之間是脫節的。其實如果場景故事運用得當，會讓設計事半功倍，用戶體驗得到提升，因為它會切實的建立起用戶與產品之間的聯系。場景故事在用戶體驗設計的過程中可以說貫穿始終，作用不可小覷。本文將結合實際案例淺談―下場景故事在設計過程中比較重要的四個環節。
一 從用戶的生活里收集故事
好的場景故事來源于觀察訪談和一些其它的調研方式，并不是憑借設計師自己的想象直接創作出一個場景故事。因為好的故事要讓用戶聽起來內心產生共鳴，用戶真的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存在這樣的需要，依據生真實故事設計出來的產品才能解決用戶切實的需求，符合他們的期望。
筆者曾經參與一個智能冰箱觸控面板設計的項目，項目需求是設計觸控面板的操作路徑和信息架構。因為大多數家庭使用的冰箱還沒有觸控面板，所以設計團隊要先收集用戶們的故事，一是為了洞察出一些需求機會，二是為了記錄用戶使用冰箱的行為習慣，包括目的、途徑等。在入戶收集故事的時候收獲了非常多的靈感和驚喜。
有一位訪談用戶講到她的冰箱里會放很多名貴的食材，有的一開始不舍得吃，放置一段時間就忘記了，之后發現時可能已經過期了。前幾天她剛扔掉一大包朋友從四川帶過來的桂圓。她說道：“在冰箱里放了很久了，我也不敢吃了，有些心疼?！绷硪晃挥脩襞藡寢尲乙灿蓄愃频墓适拢谒驼煞蛉ネ獾爻霾畹臅r間里，家中冰箱里好多東西過期了。她回來的時候進行了大清理。這些故事都對后來設計冰箱的食品管理和過期提醒模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張女士在講述她的冰箱故事時，這樣說道：“我對這個冰箱很滿意，用了它十幾年了，從來沒有惹過麻煩。我需要時，它就像一個聽話的幫手；不需要時，它就靜靜的站在那里?！边@句平淡的敘述成為了后來我們為新冰箱制定的用戶體驗策略，因為這就是用戶需要冰箱提供的體驗。
訪談用戶的過程中，傾聽和觀察很重要，因為很多行為習慣是用戶自己意識不到的，要靠設計人員去觀察記錄。在冰箱項目中，設計人員對訪談用戶都進行了詳細的觀察，記錄了用戶每次使用冰箱的目的和步驟以及一些小細節。用戶在什么情景下使用冰箱最頻繁，使用的時候有什么習慣，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這些都可以收集起來，對接下來故事的重新編寫和設計起著直接的指導作用。
二 根據項目的具體情況重新編寫故事
收集來的素材并不是都要運用到設計中，那些故事往往帶著一些冗雜的描述，有很多部分也和產品關聯性不大。設計人員要把這些故事理解消化一遍之后改寫成能夠激發設計創意，有助于理解體驗需求的故事。故事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是無論故事風格是復雜的還是簡單的，都不能改變故事的真實性，保證用戶的真實需求一直蘊含在故事里面。設計人員可以根據每個項目的具體情況有目的有傾向地編寫故事，哪里需要具體化，哪里需要概括化都是視情況而定的。在智能冰箱項目中，設計人員寫了上百個故事，因為設計師不想漏掉用戶的重要需求。下面是其中一個比較具體的故事：
雅惠是一個全職太太，她非常熱愛烹飪，也很注重家人的健康情況，所以她不僅留意如何把飯菜做得更美味，也很注重飲食的搭配是否合理健康。這幾天剛剛立夏，她在家中考慮晚飯吃些什么能夠消暑解熱，家中老人有高血壓，夏季他們又需要吃些什么呢？雅惠平時會看烹飪和健康的電視節目，有時會做一些記錄。她翻看小本子，發現都是前一陣子的菜譜，沒有適合本季度的。于是雅惠上網查了幾道菜譜，有爆炒螺螄，蓮子炒豬肚，雅惠到廚房看了看，發現這些食材不全。她又回到屋子里，繼續搜索。她看到百合炒肉片可以消暑降壓。正好冰箱里有百合和豬肉。她記下了這道菜的詳細做法。之后雅惠到廚房從冰箱里拿出了豬肉和百合，按照記錄的方法炒了一盤鮮美的百合炒肉片。
這個故事寫得比較具體，因為它捏合了幾個用戶的情況，設計師希望看看這些任務是否可以在一個流程中完成，寫得詳細也是為了便于提取用戶的任務和動作。這很容易讓設計人員洞察到機會點，雖然故事里冰箱并不是主角，但是做飯是一件和冰箱關聯很大的事情。如果這家的冰箱是放在廚房里的，她是不是需要一個菜譜在冰箱上，這樣菜譜、冰箱、做飯的地方在一起，這位主婦就不用跑來跑去了，另外因為這個故事來自于真實的用戶敘述，所以它反映了用戶對菜譜的需求，包括菜譜的種類，菜譜的使用場景，他們獲取菜譜的渠道等等。
三 將故事轉化成任務流程應用到設計中
如果一個場景故事寫得好，設計的流程會變得簡單起來，很多設計構想跟隨著故事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了。故事如果夠詳細，并且有一個敘事的順序，稍微拓展―下就可以加工成產品如何使用的場景。而這些順序正是用戶完成一個產品任務的流程。他帶著怎樣的目的，以怎樣的方式動作去完成這個任務，遇到了什么問題都可以直接轉化到產品設計中去。在智能冰箱項目中，故事最直接的轉化就是用戶操作冰箱的任務流程。整個冰箱的信息架構，操作層級來自于這些故事。用戶最常提到的故事一一和買菜做飯有關的任務就要放到較高的層級上來，因為他們常要進行這些操作，如果層級埋得深了，用戶每次使用都要經過好幾步操作，操作的流程就變得復雜了，體驗恐怕就變得麻煩了。比如關于冰箱留言板的故事是這樣編寫的：
李阿姨的兒子放學回家想吃糖醋排骨，可是他馬上又要到同學家討論，他聯系不到媽媽，于是寫了紙條貼在冰箱門上，“媽媽，我要吃糖醋排骨。”李阿姨下班回家之后準備做飯，當她想打開冰箱門看看有什么食材時，看到了兒子留的紙條。于是李阿姨準備做排骨。
從這個故事里可以抽取一些用戶的動作，依次是用戶甲想留言、用戶甲留言、用戶甲將留言貼到冰箱門上、用戶乙查看冰箱、用戶乙看到留言。接下來對留言板的設計只要遵照用戶使用的習慣就可以了。首先留言這個功能作為一個冰箱的附屬用途，它必須直接，必須顯而易見，故事中的用戶都是在沒有開啟冰箱門的情況下完成了這件事，不需要尋找它在哪個層級，馬上就能留言和接收留言。所以留言板有一個快捷入口存在于主頁面上，點擊圖標之后出現的任務就是留言、留言提醒、查看。除此，不同于一個人使用冰箱的故事，這個故事里出現了兩個用戶，李阿姨和她的兒子。所以這個任務實際上包含著一個“人一機一人”的交互模型，這又關系到這個任務所營造的體驗氛圍可能不同于其他任務。
四 把設計帶到故事中進行驗證
故事在設計過程中的使命還沒有結束，伴隨著產品的誕生，它要幫助設計力臻完美，起到檢驗評估的作用。最直接的應用就是把故事作為用戶的體驗任務來進行測試。因為故事來自于用戶，所以如果一切都是真實的，這些任務的動機和目的應該可以作為測試的起點。直接把故成可用性測試的任務布置給用戶，看看他們是不是真的需要某些功能，完成任務的情況是不是流暢，他們是不是喜歡這個產品。這樣可以檢驗產品在設計過程中有沒有失掉和用戶的相關性，有沒有偏離用戶最初的需求，也可以檢驗這個信息架構的層級設計和流程是不是符合用戶的行為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