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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范文1
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皡^、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區、系、類型”中的“區”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而且“區、系、類型”中“區”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脊?a href="http://www.www-68455.com/haowen/226123.html" target="_blank">學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脊艑W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皡^、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系、類型”中的“區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即海岱地區;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的一個亞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則包含了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因此“區、系、類型”的“區”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等。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中“區”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律可尋?！皡^、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生的突變。因此,“區、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系、類型”的“區”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的“區”“,區、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脊艑W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同一律?？脊艑W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翱脊艑W文化的區、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因此六大區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啊脊艑W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
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范文2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積極參加五四，創辦《新潮》雜志，宣揚“民主”、“科學”等西方新思想、新學理，名震一時。1920年初啟程赴英國、德國留學，初攻實驗心理學，后治哲學，兼讀歷史、數學、物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比較考古學等科。1921年底回國，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學長及國文、歷史兩系主任，后受命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所長一職長達三十余年，直到去世為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國考古史上多次重大發掘，如安陽殷墟、城子崖等。期間，該所繼續在西南、西北等地從事考古活動，并在整理、研究考古發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為建立科學的考古學蓽路藍縷。傅斯年倡導的“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即是建立在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他廣延人才、培植新秀，為考古學的薪火相傳嘔心瀝血，體現了一代學者對考古學的關心與重視。本文主要探討傅斯年在考古實踐，即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間對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推進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的特殊貢獻，借以說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歷盡曲折，經過眾多學者長期不懈、共同奮斗的結果。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的發皇地
“傅斯年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恐怕應在于他創辦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ㄗⅲ簵钪揪琳Z。轉引自《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史知識》，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該所是從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單位，舉其犖犖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與山東、河南兩省地方政府分別組成古跡研究會，發掘了山東城子崖和兩城鎮遺址，河南?？h辛村衛國基地，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東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臺等遺址?？箲鸨l后，時局動蕩，中國東南半壁河山淪入日本之手。該所仍在大后方堅持考古發掘不輟，先后組成幾支考察團，發掘了云南大理、蒼洱地區的古代遺址，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關中地區進行調查發掘，獲得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下面僅以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為中心，說明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所擬定的工作計劃包括范圍相當廣泛，共列有九組：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以上屬歷史范圍；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以上為語言范圍。后在正式成立時合并為三組：（注：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設人類學，（第四組），1946年又設立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分別聘請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為各組主任。從先前把考古學納入歷史范圍，到將其與歷史學、語言學并列，視為一門獨立學科，體現了傅斯年對考古學的重視，代表了世界考古學發展的趨勢。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畢業生、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主持人李濟領導考古組，并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作為考古組的口號。當時的傅斯年，剛過三十，年富力強、精神飽滿、意氣風發，渾身充滿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于歐洲近展的歷史、語言、心理、哲學都有精深的認識，“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濟：《安陽一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因此，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開始了震驚國內外學術界的安陽殷墟發掘。
有學者認為，仰韶村、周口店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以重建古史為目標的殷墟發掘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注：參見張忠培：《關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事實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國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應是安陽殷墟，并以此為契機，揭開了中國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單位即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長的傅斯年，在這次發掘中表現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
早在李濟就任考古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賓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并做了第一次試掘，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初戰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選擇安陽殷墟，是基于“安陽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現所謂龜甲之字者。此種材料至海寧王國維先生手中，成極重大之發明。但古學知識，又不僅在于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識，乃為近代考古學所最要求者。若僅為取得文字而從事發掘，所得者一，所損者千?！舜纬醪皆囂?，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從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理解很徹底全面。因此，李濟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發掘。比起第一次來說，這次發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學的標準，除系統地記錄和登記發掘出的每件遺物的準確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物情況和層次之外，還要求每個參加發掘的工作人員堅持寫下個人觀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發生的情況的日記，因而第二次發掘的成果更為顯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盤統籌之下，考古組排除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既有經濟上的資金不足，又有政治上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總是想方設法加以克服，保證了殷墟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
隨著考古發掘規模的不斷擴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動吸引了一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來加入的吳金鼎、夏鼐、馮漢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實踐也培養了一群中國自己的考古學家，包括董作賓、郭寶鈞、劉耀（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石璋如等。他們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安陽殷墟發掘共進行了十五次，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壯舉，在世界考古學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重要考古發掘之一。國家學術界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可與十九世紀希臘特洛伊(Troy)古城的發掘和二十世紀初克里特島諸薩斯(Crete Knossos)青銅文化遺址的發現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安陽發掘活動被迫中斷。
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按照李濟的說法，“有三點特別值得申述：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實性。這一點的重要常為一般對甲骨文字有興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實富有邏輯的意義。因為在殷墟發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實性是假定的。就是沒有章太炎的質疑，（注：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近有掊得龜甲骨，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貿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保┛茖W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它當著頭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語所的發掘，這批材料的真實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讀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門人傳出來的；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但傳世的甲骨文卻是真假難分。在殷墟發掘以前，最有經驗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騙的。有了發掘的資料，才得到辨別真假的標準；第三，與甲骨文同時，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實了史學家對于殷商文化知識的內容，同時也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可以把那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推進一個有時間先后的秩序與行列?！保ㄗⅲ豪顫骸陡得险嫦壬I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種重要工作的回顧》，收入《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發掘的結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啟下，具有連鎖性的考古資料，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把史前的文化與歷史的文化作了強有力的聯系，為世界所矚目，引起各國考古學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漢(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極大關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親臨安陽發掘現場參觀。張光直也強調了安陽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和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用現代科學方法作長期發掘的遺址，所以在殷墟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所經驗出來的心得，對以后本世紀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它對于中國史前和歷史時期間的關系的了解上，便發生了承先啟后的作用”。（注：張光直：《安陽·序》，收入《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可以說，殷墟的發掘及甲骨文的發現，開辟了中國學術研究的新紀元。
1937年“七七”后，安陽殷墟的發掘活動匆忙結束，從此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歷史語言研究所有21萬冊圖書，大半屬于文史方面，另外還有一大批考古發掘物和金石拓片，轉移起來非常不易，而其幾次播遷，先南京、歷長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裝箱，派員押運到香港，交與商務印書館，存在九龍倉庫中?？上?，這部分珍貴的資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時，全部被炸毀了，這是一筆無法彌補的損失。參加殷墟發掘的考古人員遂轉入對安陽發掘物的研究。李濟負責對安陽陶器的裝飾和器形進行詳細的研究，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靜心從事研究工作，與傅斯年的支持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戰時的重慶，物價飛騰，經濟十分拮據，生活尚成問題，更不用說進行調查發掘和出版學術專著了。傅斯年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盡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參加各種學術調查和發掘活動。如大理南詔文化遺址的發現、四川彭山東漢崖墓的挖掘，都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同時，他還千方百計將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經費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學術精品，其中包括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趙元任等編輯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勞干的《居延漢簡考釋》、董作賓的《殷歷譜》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賓所撰著的《殷歷譜》。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辭按占卜日期排列起來進行綜合研究的排譜方法，從卜辭中整理出商王按嚴格規定的日程逐個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謂“五種祀典”制度。這種根據甲骨卜辭所反映的禮制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辭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釋的重要現象，對于甲骨文的斷代研究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傅斯年慧眼識英才，多次勸勉督促董作賓寫印《殷歷譜》，并親自籌劃印刷出版事宜。董作賓回憶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見詢，此書其若干字，印若干頁，需若干紙，曷早為之計，物價且飛漲也?！保ㄗⅲ憾髻e：《殷歷譜·自序》，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關注下，董作賓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終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歷譜》，并手寫石印出版。傅斯年為這部不朽的巨著撰寫了序言。高度評價了董氏的學術成就，指出董作賓在歷法研究中廣泛應用新技術，并用現代天文學關于日月食的記錄加以檢驗，澄清了商朝統治時期的順序。最后他寫道：“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董作賓字彥堂）；其人必默識歷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注：傅斯年：《殷歷譜·序》，載《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年。）就《殷歷譜》的學術價值而言，這種評價是絲毫不過份的。
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對此，鄧廣銘有極中肯的評述：“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斯年，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注：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傅斯年不僅在考古實踐上有突出貢獻，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樹。他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蘭克(Ranke'L'von)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蘭克學派的主要理論是提倡“科學的史學”，深信史學可以而且必須客觀化，其中不能摻入一絲一毫個人的主觀見解。在蘭克看來，史學最后可以發展到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高度的科學性，落到實踐的層面，則是借重語言學的知識從事考證，以史料學為史學在史料范圍的擴大和考訂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期間，在主修哲學的同時，廣泛涉獵其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尤精于科學方法論。他受到兩種科學空氣的影響：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論；二是德國歷來引以為榮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在這種學術氛圍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蘭克學派在中國的積極倡導者。他在中山大學和顧頡剛一起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中就明確提出：“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恰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個分工”。（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關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確的說明：“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這無異是傅斯年史料學思想的宣言書，蘭克學派的影響已初見端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結尾處，更可以明顯地地看出來：“一，把些傳統成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注：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這確是蘭克學派歷史主義的基本見解。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再次重“申史學只是史料學”“這一思想：”此中皆史學論文，而名之曰‘史料與史學’者，亦自有說。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點?！?。（注：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二種，《史料與史學》，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學的史學，是乾嘉考據和蘭克實證主義二者的總匯。誠如臺灣學者趙天儀所作的評價：“（傅斯年）把史學當作跟自然科學、經驗科學一樣，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態度，以確切的方法、材料和證據來從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說是把中國的學問，尤其是史學等部門，從國故的故紙堆中引到更廣大的田野工作上，而獲得更真實、更有意義的結果”。（注：見《傅斯年思想綱要》，收入《中國前途的探索者：中國思想家》第八輯，臺灣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中的史料一詞包涵的范圍極廣，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古籍之外，還包括田野考古報告（如《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報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匯編》二種），以及人類學集刊、中國人類學報告等考古人類學方面的原始資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創立到1948年遷往臺灣，共出版了大量歷史、考古人類學、語言研究考著和論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項的成就最為突出。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載的考古學論文外，還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1-4冊）、《中國考古學報告（1-4冊）、《城子崖》等發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圍就含有方法論的意義。無獨有偶，李濟曾發起編寫一套《中國上古史》，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系統地說明了編撰這部書的一些基本想法，列舉了編寫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種材料：第一種是與“人類原始”有關的材料；第二種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發掘出來的“人類的文化遺址”；第四是體質人類學；第五是“狹義”的考古發掘出來的屬于有文字記錄時期的資料；第六是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第七是“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注：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人的共通之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這種建立在考古發掘資料之上的史料學思想，為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學的方法論，曾著有《史學方法導論》。他主張用盡可用的材料，聯系所有可以聯系的工具，把各個材料的內涵，各種材料間的關系講透徹。這里所說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應邀作《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在報告中，傅斯年批評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方法整理發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學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考古學離不開人類學和民族學，要注意人體測量，根據比較的方法來推測當時人類的身高及其變化。研究年代學有比較和絕對的兩種方法，用來推定發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陽殷墟發掘為例，著重談了地層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作用。（注：參見《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講的考古學新方法，并不是傳統金石學家所推崇的文字訓詁、名物考訂、音韻等項，而是西方考古學中使用的地層學、年代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新方法，這在總體上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歷史語言考據學是蘭克學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嚴肅謹嚴的方法與乾嘉考據大師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蘭克史學中應用歷史語言學批判考訂史料的實證主義同乾嘉考據學兩派融匯起來，構成“科學的史學”的基礎。應當說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僅是蘭克學派的部分觀點，其他如蘭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則鮮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學術交流融合最活躍的時期，西方各種研究方法紛紛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如宣揚的實驗主義，何炳松翻譯魯濱遜(J·H·Robinson)的《新史學》等。傅斯年受到嚴謹治學精神的訓練，提倡先從專題入手，搜集、考訂史料，經過排比之后，再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敘述出來。這種風格與考古學所要求的科學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學得以建立的關鍵所在。傅斯年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學問廣博，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先進的理論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視野開闊的集中體現。他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時，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爭，各學皆然，舊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愿此后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鑒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目廣也”。（注：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處在世界學術潮流影響下的中國考古學，更不能抱殘過守闕，固步自封，而要采納新方法，引入新理論，方能開拓考古學的美好明天。
三、余論
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范文3
就學科名稱而言，音樂考古學是一個合成詞，它反映了“音樂”與“考古”二者的交叉與聯系，清晰地表明“音樂”與“考古”是構成其學科概念的二元結構。
1982年初，筆者在初用“音樂考古”一詞時，曾嘗試著解釋為：“音樂考古，是利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音樂文物和文獻對古代音樂所進行的研究，是古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環節，也是音樂史界、考古界共同開辟的一個科學新領域?！边@只是對一個新興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詞強調了考古之于音樂考古的重要關系。
更多學者先后從學科的高度定義“音樂考古學”，大多數也凸現了這種關系。
秦序：“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出土和傳世的古代音樂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它既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換言之，它是考古學與音樂史學相互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發展起來的專門學科。”
蔣定穗：“‘音樂考古學’是近年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音樂文物大量出土和音樂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而逐漸形成的一門‘潛科學’”?！耙魳房脊虐l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學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樂史學方法研究出土樂器，也已顯得不夠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相互結合而形成的新學科。……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中遺留下來的音樂方面實物，運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古代音樂歷史的學科?！?/p>
譚若冰、黃翔鵬：“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的一個新興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圍與考古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對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與美術考古、絲綢考古、陶瓷考古、青銅器考古等學科并立的，國際上稱為音樂考古學。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范圍?！?/p>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展歷程及其規律的科學?！薄白鳛橐魳肥穼W的一門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容?！?/p>
李純一：“從研究對象、方法和目標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乃至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獨立性?！?/p>
王子初：“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是根據與音樂有關的實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的歷史的科學?！?/p>
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和考古學的交叉學科，它要求從業者不僅具備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學、音樂形態學和樂器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掌握歷史學、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掘作業的全部技能與經驗?！?/p>
李幼平：“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科”，“考古學與音樂學研究應該是它的兩個基本立足點。”
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界之驥尾?！薄耙魳房脊艑W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門跨學科的邊緣學科?！魳房脊艑W是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其時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以及考古學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音樂學的理論應該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p>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主要是考古學與音樂學尤其是音樂史學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的雙重性質，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薄爸袊魳房脊艑W則從普通考古學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滋養下本土化的產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也受到了考古學和音樂學（尤其是歷史音樂學）的雙重影響?！?/p>
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是音樂考古學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的基礎，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之一，等等。
這種深刻的認識，基于音樂考古學萌芽期的實踐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界在文物、考古學界的幫助和推動下，創立了音樂考古學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科已經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培養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國際性的學術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音樂考古學呈現著繁榮、活躍的學術景象。
不過，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科發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認同。在考古學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影響所產生的特殊考古學分支現已包括了諸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
在實踐上，中國現行的考古事業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才有考古發掘權。以音樂學學術身份出現的中國音樂考古學家從身份和職業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田野考古發掘領域。而在考古事業的機構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在田野發掘的交叉重合區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脫節。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學術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掘項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工作。
這種情況對于兩個學科和藝術及文化遺產事業都是不利的。
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范文4
關鍵詞：人類學；考古；本科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07-0215-02
體質人類學是廣義人類學下的分支學科，是研究人類的體質特征和類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和規律的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分為對現代人的體質調查和對古代遺骨的研究，從而獲得更多的人類學信息[1]?？脊艑W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來研究人類古代情況的一門科學，其研究對象是古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遺存，目的是透物見人，認識當時人類的社會發展狀況，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習俗等信息[2]。兩個學科之間的研究對象都是以人為主體，前者是直接的以研究人類遺骸為對象，分析其體質特征，了解當時的人類學信息，更多地認識到的是人類的自然屬性特征。后者是通過研究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東西，間接地去推測過去的社會情況，人類生存和生活環境，側重于了解人類的社會屬性。中國考古學按縱向劃分為若干個分支學科，如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商周考古、戰國秦漢考古、魏晉隋唐考古和宋元考古等。不管哪一個考古學階段，研究對象的主體都是當時進行社會活動的古代人類。因此，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是貫穿于整個考古學研究的始終的。
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大體上可以分為對古人類化石的研究，對古人種的研究和對現代人的研究，以及新興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等。不同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領域在不同的考古學階段中都有所體現[3]。舊石器時代考古中出土的人類化石為人類學者們研究人類的起源和現代人的起源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和材料，新石器時代以后的人骨多用于研究古代人種的形成、分布、遷徙和消亡的過程?？脊艑W可以為體質人類學提供研究材料，無論是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還是新石器時代及以后各個歷史時期的人類學標本均要靠田野考古發掘來提供。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也有助于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古人類化石可以作為舊石器時代考古中判斷底層年代的一種依據：對古代人骨的性別、年齡鑒定有利于人們對當時的社會性質、勞動分工等情況的探討；對古代居民人種歸屬的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為解決考古學文化的譜系淵源和族屬等問題提供若干參考的佐證[4]。
一、透骨見人
所謂的透骨見人就是通過觀察和測量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分析其體質特征和類型，獲取當時人類的人類學信息。具體地講，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對其性別的鑒定。人類學家們根據骨盆、顱骨的形態觀察和分子生物學的方法，準確地判定其性別。其次是對人骨死亡年齡的鑒定，通常專家們根據牙齒的萌出時間、磨耗程度、骨縫愈合情況、恥骨聯合面的關系等多項參數，判定人骨的死亡年齡。我們要做到對性別和年齡最為準確的判定，就要結合各項參數，并結合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方法綜合分析人骨標本，慎重地給以結果[5]。
另外對人骨身高的推算和病理、死因和食譜的分析也是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身高的推算一般借助于股骨矢狀徑的長度和其他長骨參數相結合的模式，而最近也有學者提出用第二、第三掌骨的矢狀徑長度的推算身高的方法也能達到近九成的正確率。病理和死因的研究，則主要依據人骨某個部位的變異和缺失情況而判定。通過研究人骨內含微量元素的變化，對一些諸如骨質疏松、氟骨癥、營養不良等古代疾病也提供了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通常對死因的判定，主要劃分為是因骨傷骨病而早年夭折的，還是屬于非骨傷骨病而自然死亡的兩大類。
對一定數量的人骨進行食譜分析，可以為了解當地人的經濟生業模式提供重要的線索，目前食譜分析方法主要是分析遺留在古人類牙齒上的食物殘渣，和對人骨成分的微量元素進行分析，來確定當時人類的主要食性。
二、透人見骨
透人見骨研究對象是現代人群。我們通過對現代人群體質特征的形態觀察和測量，按照一定的遺傳學特征劃分為若干個人種類型。如蒙古人種、歐羅巴人種和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在我國對現代人體質特征的調查多結合民族學材料，探究民族起源、遷徙以及彼此的基因交流等重要課題。但是我過現在的人種學研究方面還有許多空白領域有待填補，現代各民族的體質調查工作還沒有全面展開，人種學研究的力量就顯得更加薄弱。如果我們將來能夠在時間和空間兩個范圍內搞清楚我國各民族人民的人種構成方面的來龍去脈，以后必將會加深人們對我國古今民族的起源、發展、分化和如何問題的了解，進而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統一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三、透骨見骨
透骨見骨是將不同個體或不同群體的人骨標本各項體質特征參數相對比，從而確定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遺傳學關系，對判定人群的遷徙、融合、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學根據。人骨的體質特征的觀察主要集中在對顱型和面型的測量和形態學觀察上。在此研究的基礎之上劃分出一個可以比對的標準。將不同組人群的體質特征進行想必對后，確定其關系的遠近以及族群之間的基因交流情況。
四、透人見人
透人見人的研究對象也是現代人群。是以研究人群和人群之間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人類學研究領域。即我們在各民族的體質調查和古代文化譜系、種族情況的認識基礎之上，把某個或某些現代人劃入某些已知共有的遺傳學特征的地域或民族中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根據這個人的形態學特征，可以推測他就是“四川人”等。在此，也需要提一下朱泓老師在1996年提出的將我國古代居民的人種成分劃分為幾個古老的類型，并解釋了其源流過程。我們對現代中國民族的研究，也要認識到其古代人種類型和特征，了解其演變過程，對“透人見人”的認識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對大學本科考古專業學生教學過程中，我們要弄清楚現代人的人類學結構，不只需要對現代人進行體質調查，也需要對古代材料有一定的把握，知其淵源和變遷，從而才能更好地解釋各民族形成的人類需基礎。
參考文獻：
[1]朱泓.體質人類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2-106.
[2]科林?倫福儒，保_?巴恩.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第6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21.
[3]邵象清.人體測量手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34-56.
[4]周亞威.論體質人類學研究解決的若干考古學問題[J].江漢考古，2015，（6）.
[5]周亞威.北京延慶西屯墓地人骨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范文5
（1）通過強化采集來保證食物供應；（2）增加勞力投入；（3）強化領土意識；（4）減少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人類借鑒動物覓食的習性和規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過嚴密組織、強化勞力投入、利用各種技術來開拓、利用和儲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時代是利用經濟向農業生產經濟轉變時期，是農業的發軔。究其原因，正如美國考古學家博賽洛普《農業發展的條件》（1965年出版）和美國考古學家科恩《史前期的糧食危機》（1977年出版）的論點：農業起源是對資源短缺和人口壓力的一種反應。
二、農業起源的發展階段。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經過人工篩選后成為栽培植物，該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變化不大。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成為先人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進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農
業的興起。
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最早從理論高度闡釋農業起源的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分辨出8個農業起源的中心，它們是：中國（136種植物）、印度（117種植物）、近東（83種植物）、委內瑞拉高地（49種植物）、安第斯山（46種植物）和蘇丹—阿比西亞（38種植物）。中國的農業起源，一是以種植黍和粟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二是以種植稻谷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脊殴ぷ髡咄ㄟ^碳十三與氮十五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選法等，對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和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研究結果證實，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過對內蒙赤峰西遼河上游地區興隆溝遺址的研究，目前學術界認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鋪地黍或野糜子，這四種植物都是現今常見的田間野草。興隆溝遺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
總之，農業起源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影響是使人口大規模的集聚，利用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來改造自然，促進社會結構向高層次演進。
參考文獻
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范文6
論文關鍵詞：農業起源考古
論文摘要：中國農業的起源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先人們在自然環境和人口壓力的條件下，采取半定居、定居的群聚方式，模仿動物的覓食習性，通過長期對植物的研究、篩選，開始了由利用經濟向農業生產經濟的轉變，發明了農業。農業的發明促進了社會結構向高層次的演進。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能夠繁衍生存，得益于農業的發明。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考古學研究的進展使農業起源研究成為高層次理論探討的一個熱門課題?？脊艑W、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許多學者參與其中，通過孢粉學、糞化石、民族植物學、植物硅酸體分析、人骨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對了解我們的先人吃什么以及農業如何起源問題帶來了希望。
一、農業起源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這片莽莽大地是塊肥沃的田園。這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千萬年的故鄉。眾所周知，早在四五十萬年前，在北京周口店一帶就已經發現了猿人，叫“中國猿人”或“北京人”或“中國猿人北京種”。從古猿人到廣東曲江縣的“馬壩人”（介乎于猿與智人間的過渡人類），再到內蒙古的黃河套地帶的“河套人”（智人）及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真人），他們已經懂得制造和使用石器。他們用制造的石刀石錘，來與野獸像鹿、豹、熊、虎、土狼、野豬等搏斗，獵取食物。為了避免風雨等自然現象和野獸的侵害，群居于洞穴。古史稱“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整個舊石器時代的經濟是簡單的狩獵采集經濟，其特點是：（1）通過流動來保證資源供應；（2）通過分裂來緩解人口資源的壓力；（3）領土占有意識較弱；（4）強化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中石器時代，先人們在石器的制造、捕獵能力等方面的技術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隨著獵物的不斷減少，人口的不斷增加，獵肉儲存困難以及季節變化等因素，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只能靠野生植物沖饑，生存環境十分惡劣。久而久之，先人們就漸漸的嘗試保護、種植可食植物，來彌補肉食之不足。然而開啟了農作物種植之先河，這是一個比狩獵更艱辛、更漫長的過程。因此，中石器時代的“廣譜革命”是因生態環境和資源變化的影響，食物資源的絕滅、消失和遷徙迫使人類探尋新的生存資源。廣譜經濟的特點是：
（1）通過強化采集來保證食物供應；（2）增加勞力投入；（3）強化領土意識；（4）減少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人類借鑒動物覓食的習性和規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過嚴密組織、強化勞力投入、利用各種技術來開拓、利用和儲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時代是利用經濟向農業生產經濟轉變時期，是農業的發軔。究其原因，正如美國考古學家博賽洛普《農業發展的條件》（1965年出版）和美國考古學家科恩《史前期的糧食危機》（1977年出版）的論點：農業起源是對資源短缺和人口壓力的一種反應。
二、農業起源的發展階段。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經過人工篩選后成為栽培植物，該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變化不大。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成為先人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進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農業的興起。
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最早從理論高度闡釋農業起源的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分辨出8個農業起源的中心，它們是：中國（136種植物）、印度（117種植物）、近東（83種植物）、委內瑞拉高地（49種植物）、安第斯山（46種植物）和蘇丹—阿比西亞（38種植物）。中國的農業起源，一是以種植黍和粟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二是以種植稻谷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脊殴ぷ髡咄ㄟ^碳十三與氮十五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選法等，對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和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研究結果證實，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過對內蒙赤峰西遼河上游地區興隆溝遺址的研究，目前學術界認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鋪地黍或野糜子，這四種植物都是現今常見的田間野草。興隆溝遺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總之，農業起源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影響是使人口大規模的集聚，利用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來改造自然，促進社會結構向高層次演進。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