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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1
[關鍵詞] 民族考古法；學科獨立性；邏輯體系；專業語匯；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 K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學是20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一種研究方法，主要通過利用現代民族志與考古學材料進行類比，再現古代人類社會文化面貌，從而進行考古學或民族學研究的方法。它“被視為新考古學的戰斗吶喊”，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民族學與考古學相結合而成為新的一門學科”。也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是從“新考古學”發展來的一門分支學科。但筆者認為，把它定義為一門學科還是為時尚早，因其學科獨立性尚缺，使其難以突破依附性，而帶有明顯的學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學的學科獨立性
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前主席馬丁?施爾在對于博物館學的學科性時言“博物館學要成為一門學科，必須有專業的語匯體系，有自己的邏輯系統，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對于任何科學的學科性考察明顯也是有借鑒意義，對于民族考古學的學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標準衡量。
從研究對象來看，有學者闡釋“民族考古學的學術領域是中國古代民族的考古學文化，它的研究資料，可分為氏族遺址、民族古遺物及與民族遺址、民族古遺物相關的古氣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環境等的遺跡或遺留”。但稍稍對比于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即“遺跡和遺物”，可發現兩者是有重疊的，民族考古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獨立性很明顯的依附于考古學之上，也可以說只是考古學的小范圍研究對象，而不存在獨立研究對象。
二、邏輯體系
至于邏輯體系，側重是指用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來解決屬于自身領域的問題，民族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還是處于混沌狀態的?！睹褡蹇脊艑W概論》提出的幾點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層學、器物形制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民族志與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層位學”、“類型學”及“文化區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則主要是用民族志類比法，而這恰是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學概論》則認為主要應用的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這些包括有：進化論、文化的傳播、文化圈理論、文化輻合論等。
可見，民族考古學并未具有獨立的邏輯體系，而只是借鑒考古學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學的類比法，加以利用人類學的文化人類學理論。陳淳先生認為“民族考古學的分析一般有兩種模式，其一是直接歷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學研究對象與考古學遺存有歷史淵源關系的分析；而后者則是用民族學研究一些具有規律性的現象來分析并無淵源關系的考古發現”。
顯然，“民族考古學”缺乏自身的邏輯體系，卻帶有很強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將其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層位學”和“類型學”也同樣可以成為一門學科，這很明顯混淆了學科研究方法與獨立學科的范圍，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專業語匯體系
專業語匯體系的構建，前提是需要有專業研究隊伍的存在。筆者認為，就目前而言，研究隊伍是存在，因為對民族文物或是遺存進行研究的學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兩位先生的研究，但專業語匯體系卻還未形成，而只是借鑒了考古學的語匯體系對考古學文化進行闡述，如“城址”、“居址”、“窯藏”、“墓葬”之類術語。
專業語匯體系的建立，還需在大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起來。而實際卻是標榜為獨立學科的“民族考古學”，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學或民族學門類之下，而只作為一個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專業之中，這同“沙漠考古學”、“水文考古學”類似，如中山大學也只是將其列為考古學的一個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學的博士生導師許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學并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是考古學的一種闡釋方法論。這種方法對于闡釋考古遺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遺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種方法，不可偏廢，實有完善、充實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將其作為獨立學科為立場而進行著作的撰寫，如《民族考古學概論》之類的出版，筆者認為，是帶有明顯的投機性，因其根本觀點即對民族考古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闡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懸浮性，未能提出屬于學科的語匯體系，而完全依賴于考古學與民族學兩學科的支架之上。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一個學科的建立就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專業的研究隊伍。顯然，民族考古學還是缺乏學科所需要的獨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與“類型學”、“層位學”的研究方法帶有明顯的類似性，因此，將其稱為“民族考古學”法而從屬于考古學研究方法之列顯得較為合適，而將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帶有牽強性。同時，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結合緊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學科互滲的結果，但我們不能阻止兩者互滲，我們要做的在認同考古學須和民族學結合下，讓兩者可以得到有進一步的發展，才會有更寬的拓展空間存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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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博物館理論研究的再出發[J].中國博物館，2001，（01）.
[3]陳淳.談談民族考古學[N].中國文物報，1990-5-10.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2
就學科名稱而言，音樂考古學是一個合成詞，它反映了“音樂”與“考古”二者的交叉與聯系，清晰地表明“音樂”與“考古”是構成其學科概念的二元結構。
1982年初，筆者在初用“音樂考古”一詞時，曾嘗試著解釋為：“音樂考古，是利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音樂文物和文獻對古代音樂所進行的研究，是古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環節，也是音樂史界、考古界共同開辟的一個科學新領域。”這只是對一個新興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詞強調了考古之于音樂考古的重要關系。
更多學者先后從學科的高度定義“音樂考古學”，大多數也凸現了這種關系。
秦序：“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出土和傳世的古代音樂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它既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換言之，它是考古學與音樂史學相互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發展起來的專門學科?！?/p>
蔣定穗：“‘音樂考古學’是近年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音樂文物大量出土和音樂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而逐漸形成的一門‘潛科學’”?！耙魳房脊虐l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學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樂史學方法研究出土樂器，也已顯得不夠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相互結合而形成的新學科?！魳房脊艑W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中遺留下來的音樂方面實物，運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古代音樂歷史的學科?！?/p>
譚若冰、黃翔鵬：“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的一個新興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圍與考古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對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與美術考古、絲綢考古、陶瓷考古、青銅器考古等學科并立的，國際上稱為音樂考古學。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范圍?！?/p>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展歷程及其規律的科學。”“作為音樂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容?！?/p>
李純一：“從研究對象、方法和目標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乃至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獨立性?！?/p>
王子初：“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是根據與音樂有關的實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的歷史的科學?！?/p>
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和考古學的交叉學科，它要求從業者不僅具備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學、音樂形態學和樂器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掌握歷史學、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掘作業的全部技能與經驗。”
李幼平：“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科”，“考古學與音樂學研究應該是它的兩個基本立足點?！?/p>
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界之驥尾?！薄耙魳房脊艑W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門跨學科的邊緣學科。……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其時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以及考古學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音樂學的理論應該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p>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主要是考古學與音樂學尤其是音樂史學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的雙重性質，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薄爸袊魳房脊艑W則從普通考古學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滋養下本土化的產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也受到了考古學和音樂學（尤其是歷史音樂學）的雙重影響?！?/p>
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是音樂考古學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的基礎，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之一，等等。
這種深刻的認識，基于音樂考古學萌芽期的實踐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界在文物、考古學界的幫助和推動下，創立了音樂考古學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科已經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培養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國際性的學術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音樂考古學呈現著繁榮、活躍的學術景象。
不過，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科發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認同。在考古學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影響所產生的特殊考古學分支現已包括了諸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
在實踐上，中國現行的考古事業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才有考古發掘權。以音樂學學術身份出現的中國音樂考古學家從身份和職業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田野考古發掘領域。而在考古事業的機構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在田野發掘的交叉重合區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脫節。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學術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掘項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工作。
這種情況對于兩個學科和藝術及文化遺產事業都是不利的。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3
在科技考古這個名稱尚未出現以前,這方面的研究一般稱之為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有時還稱之為實驗室考古。20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這個詞,20多年來科技考古這個詞已經基本上被學術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確地意識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全部內容。但是,這個研究必須以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為指導,必須帶著考古學的問題開展研究,對研究結果的認識必須結合考古出土背景進行分析,即考古學研究的意識必須貫穿于整個科技考古研究的過程之中。在當今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中,科技考古正在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科技考古研究歷程的角度回顧夏鼐先生當年憑借大科學家的學術敏銳和淵博的知識,努力推動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歷歷往事,同樣由衷地感受到這位學術泰斗的偉大之處。本文試圖依據重讀《夏鼐文集》里收錄的有關涉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經典文章及其他資料,首先介紹夏鼐先生對中國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導作用及親身實踐,認識他發揮的無與倫比的作用。其次闡述自己對于如何沿著夏鼐先生規劃的宏圖,加倍努力,建設好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
的豐功偉績
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大致可以分為作為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領軍人物,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作為大學問家,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幾個方面。
(一)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來一直以中國考古學領軍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推動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的建設。
比如,他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年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測定實驗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訊》上介紹20世紀50年代初,由美國科學家W. F. 利比(Libby)發明的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議在國內建立實驗室進行測定工作(2)。這篇文章距離利比發明這個方法的時間只有5年,距離介紹這種測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時撰文介紹國際考古學研究中應用碳十四斷代這個最新成果以外,20世紀50年代末,夏鼐先生經楊承宗先生介紹,從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進仇士華和蔡蓮珍兩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積極組織實施在考古研究所籌建碳十四斷代實驗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斷代實驗室開始測定出第一批標本的年代數據。到1972年《考古》復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測定年代數據(3)。
除了建立碳十四測定年代實驗室以外,夏鼐先生對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設其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也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不斷吸引多個領域的專門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領導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開始籌建常量化學分析實驗室,1961年開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體質人類學研究組。1963年開始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動物考古研究組。1975年籌建熱釋光年代測定實驗室。1978年成立實驗化驗室。1978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發射光譜分析工作。1980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實驗化驗室籌建穆斯鮑爾譜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動下,當時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范圍已經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測定、熱釋光測定年代等年代學的研究,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動物考古學的研究,陶器、青銅器等器物的物質結構和化學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構建起一支具有多個領域的研究團隊,在當時全國考古學界起到了很好的領軍作用,發揮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內大力推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以外,還努力加強與所外多個科研和教學機構的專家們的合作,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如石興邦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視考古發掘中古動物與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勵大家盡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各種標本,以便更確切地鑒定人類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氣候狀況,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對古人類文化的影響(4)。
何天相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肅敦煌西漢時期的簡牘殘片、棺木接榫、甘肅武威唐朝時期的馬鞍,并把這些珍貴的木質材料送給他進行樹種鑒定研究(5)。這屬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圍。
夏鼐先生與北京科技大學(原名為北京鋼鐵學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向柯俊院士領導的“中國冶金史編寫組”提供過不少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標本和鐵器標本,請他們進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鑒定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及時發表在《考古學報》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與柯俊院士合作,對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的商代銅柄鐵鉞進行研究,證明這件鐵器是用隕鐵制成,這項研究成果在當時的國內外學術界都引起極大的反響(6)。
夏鼐先生還十分關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周仁所長對考古發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進行科學分析,提供科學性的技術鑒定。并在《考古學報》上發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當周仁先生等撰寫的《景德鎮瓷器的研究》一書出版后,夏鼐先生專門為此寫了書評,詳細介紹此書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鎮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鎮瓷器質量的改進和中間工場生產試驗;鈷土礦的撿煉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強調此書對于考古人員研究古代陶瓷的啟發作用(8)。
(二)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
夏鼐先生在與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寫的“考古學”里,專門強調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都與考古學相關,比如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和生態學等,主要是協助研究遺址所在地區的地史和天然資源,從各個方面復原當時的自然環境。生物學(動物學和植物學)和體質人類學,主要是用以鑒定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動物和人類的骨骸,并判定它們的年代。物理學和化學則應用于對遺址的勘探,對遺物成分和性質的分析,并測定它們的年代。在工程技術科學方面,建筑學和土木工程學應用于對遺址的發掘、測量、制圖,對發掘出來的遺跡進行復原或在現場加以保存等。采礦冶金學、陶瓷學和染織學應用于對工場址、礦址、窯址等遺跡的考察,對銅器、鐵器、陶瓷器、玻璃器、紡織品等遺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學則專門應用于對發掘出來的造船工場遺址和船舶的遺物進行考察和研究。他們還以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體質人類學為例,用較大的篇幅詳細討論這些學科的原理、在考古學中應用的具體方面及其學術價值。他們還圍繞方法進行介紹,如在測定考古資料的絕對年代時可以應用的多種自然科學方法;在判別各種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產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時,除普通化學分析之外,還有多種利用自然科學儀器設備進行測試的方法等(9)。
今天我們懷著敬仰之心重新閱讀夏鼐先生當年的論述,仍然對其包含的科學性、前瞻性、現實性而肅然起敬,這些論述涉及到我們今天科技考古學科形成的基礎。比如,對比科技考古研究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研究,他們都使用同樣的儀器設備,依據同樣的分析原理,運用同樣的技術手段,研究對象是同樣的生物種屬或由同樣的物質結構和化學元素組成。他們的不同主要表現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對象是考古遺址發掘出土的資料或屬于古代的資料,而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研究的對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現代的資料。另外,前者的最終目的是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的行為,探討當時的歷史,而后者是認識物種的特征及物質的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
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分屬于不同的學科,分別有自己的研究目標、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這就意味著學科之間的結合不是簡單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夠解決問題的,學科之間的有機結合需要把握好核心問題,需要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一起探討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認識碳十四年代測定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員在涉及有關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時要注意三點。第一,有兩個計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數據不能夠互相比較,如果要比較,必須先換算成使用同一個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濃度是有變化的,對碳十四年代的數據需要作樹輪校正。第二,碳十四斷代實驗室給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減號和數字是統計學上的標準偏差,無論是一個標準偏差還是兩個標準偏差,實際年代有可能在這個偏差范圍之外。第三,除統計學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標本本身的特殊性質等多種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誤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價值的,而一兩個孤零零的數據是沒有多大意義的(10)。
這三點認識涉及到如何科學地、客觀地、全面地認識和應用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也涉及到在考古現場采樣時就要防止標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種原因可能引起的誤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當年提到的這些認識仍然是我們考古研究人員要時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除了詳盡地論述在具體的碳十四年代測定方面需要注意的問題外,夏鼐先生還就整個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問題提出總體思路。他認為考古學中有些問題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沒有能力解決的,只能提供資料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進行鑒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確提出想解決什么問題,以便別人能夠配合我們進行研究。我們提供實物標本時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況。如果科技專家科學分析的結果,產生難以解答的新問題,對提供的資料產生疑問,我們考古工作者便應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標本時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況沒有搞清楚,或者不夠確切,最好我們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強調了考古研究人員在提供樣品時要有考古學的思考,這樣才能把握好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專家進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學的思考來主導樣品采集、測試的目的,這是當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還強調了考古出土狀況如何決定了材料的科學價值如何,因此對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須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視考古材料出土狀況的科學性,這是最終提出科學結論的基礎。夏鼐先生曾經幾次提到有些所謂重大發現,實際上來自被污染的樣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樣品,這樣的教訓永遠應該引以為戒。夏鼐先生的這些認識可謂是從宏觀上把握住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核心問題。
(三)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經常強調一點,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狹義的歷史學(包括文獻學和考據學)、民族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生物學、化學等等(12)。從現在的思考而言,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內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僅是這個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體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個領域,有些方面的論述至今尚無人望其項背。
比如在碳十四測定年代研究領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發表以后,發表了著名的《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認為從前對于有文字記載以前各種文化的絕對年代是沒有辦法作正確的斷定,史前的年代學幾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觀臆測和推論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測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他還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學者的話,把放射性碳素斷代法稱之為20世紀史前考古學中的大革命(13)。后來,他自己也進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區的各種新石器文化有了時間關系的框架,使中國的新石器考古學有了確切的年代序列而進入一個新時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經測定的、經過審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個數據,全面整理了幾個舊石器時代遺址及中原地區、黃河上游甘青地區、黃河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測年數據,另外還整理了華南、西南和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文化的遺址,基本上把當時所知的中國史前各個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個階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觀點,否定了原來起源于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然后向四周傳播的舊說(15)。
在天文學領域,夏鼐先生依據自己的淵博知識,對河南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12幅星象圖及河北宣化遼墓的星圖進行解讀,詳細闡述了中國二十八宿的由來及特征,指出盡管依據文獻記載,二十八宿體系在中國創立的年代最早是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但可以根據天文現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紀。同時,也介紹了起源于巴比倫、完成于希臘的黃道十二宮的特征,并探討了其傳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是和天文學中其他成果一樣,最初起源于生產實踐。中國和西方的勞動人民累積生產實踐的長期經驗,分別創立這兩種體系來劃分天球,以便于觀測日、月、星辰等運行的位置,從而規定季節歲時,以便利于季節性的生產活動(16)。
在冶金考古領域,夏鼐先生圍繞湖北黃石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進行研究,確定古礦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巖和火成巖(花崗閃長斑巖)的接觸帶上,依據各種遺跡現象認識古代人為挖取礦石而開拓巷道時,專門制作了木質的不同形制的礦井支架,構建相當完整的排水系統,依靠井口高低不同產生的氣壓差所形成的自然風流確保礦坑下的氧氣供給,使用轆轤提升礦石等等。依據熱釋光測年,將幾座古爐的年代定為春秋時期。當時冶銅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銅等含銅品位很高的礦石。通過煉銅模擬實驗,對實驗結果進行化驗,與出土遺物的化驗結果進行比較,對當時正常的冶銅生產需要具備的條件、古煉爐的性能、春秋時代的冶銅業達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大致復原了當時的整個冶煉過程(17)。通過請相關研究人員對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進行重新鑒定,應用密度測定、光譜分析、X射線物相分析和電子探針等技術開展研究,確定它們都是銀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說的鋁,糾正了 “晉代已經存在金屬鋁”的錯誤說法。另外,還依據此墓曾經被盜掘的事實,認為以前檢測發現的碎鋁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紡織技術研究領域,夏鼐先生通過對新疆尼雅遺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綺、錦和刺繡開展研究,從經緯線各自的數量、經線起花、鎖繡法等織造技術的分析入手,探討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發展史以及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19)。他依據對考古資料的判斷、對養蠶技術及蠶絲的物質結構的認識、對古文字資料的理解、對文獻資料的解讀、對紡織技術的把握等等,再現了漢代和漢代以前中國絲綢生產技術的一般狀況,為認識中國絲綢在世界的影響及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奠定了很好的基礎(20)。
夏鼐先生通過對宋代的杰出科學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與考古學》為名撰文介紹,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強調的具備多學科的知識開展考古學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學原理解釋古劍,用光學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學材料來比較漢畫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學來研究漢代及秦漢以前的長度和容量等。甚至談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氣候的變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現代的所謂“環境考古學”(21)。
夏鼐先生還依據考古發掘出土的各種遺跡和遺物,相當全面地闡述了古代人民創造的天文和歷法、數學和度量衡、地學、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紡織、陶瓷和冶金、醫學和藥物學、農業科學等等,強調了中國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創造才能以及對于世界科技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22)。
(四) 小 結
由于自己孤陋寡聞,才疏學淺,在介紹夏鼐先生當年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時,肯定還有遺漏之處,尚祈前輩學者及同行們多多補充,我在此先感激不盡。我個人深深體會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構建全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填補多個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空白。當時的考古研究人員全力以赴,在許多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通過認識發掘出土的各個遺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歸納出由一群遺址組成的一個文化或類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依據這些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總結出各個地區、各個時期的各種文化之間的異同,從中尋找各種物質文化成分在歷史進程中變化的線索。夏鼐先生當時為領導這方面的研究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樣的學術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經高瞻遠矚,看到了日后考古學發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設置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研究的領域,推動全國有條件的研究或教學機構開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的研究;從理論上闡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重要性,幫助考古研究人員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體力行,用考古學家的思路,凝練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成果。他的這些所作所為,為后來中國科技考古的大發展做好了思想準備、人才準備、資料準備和實驗室準備等等。大科學家的大思考、大決策、大舉措、大手筆在此可見一斑。
二、 沿著夏鼐先生開辟的道路繼續前行
考古學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其研究內容已經由原來通過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確定一個遺址、一個類型或一個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任何一個區域、任何一個遺址的考古學調查和發掘,都是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現處在特定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內的自然環境狀況,人類社會的生存活動、生活方式、制作工藝、社會組織、禮儀制度、喪葬習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如果說當年通過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形態特征進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現其當時的原貌,從時空框架上把握各個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系,那么現在通過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等研究則可以科學地再現當時的自然環境狀況與演變及人類與之相適應的互動關系,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群的體質特征和風俗習慣,古代人類采集、狩獵、種植、飼養等一系列獲取食物資源方式的演變過程,各個時期的人的食物種類和數量比例,不同時期和不同等級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異,不同時期的人進行隨葬和祭祀活動時所使用的各種動植物種類和特征,古代人類制作各種器物的原料、技術與方法及發展過程,文化與文化之間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時,還能提高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科學性。夏鼐先生當年開始籌劃構建的科技考古學科已經在兩個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個方面是對遺跡和遺物進行鑒定、測試和分析,開拓了傳統考古學所不能涉及的多個研究領域。另一個方面是確認遺址、遺跡的位置、面積、布局,對各類考古資料進行定量統計和分析,極大地提高了考古學研究的效率與精確度。在考古學中強調科技考古是時代向考古學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學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決定把原來的實驗化驗室、體質人類學研究組、動物考古研究組、繪圖室、修復室、照相室等部門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為考古科學技術實驗研究中心,曾改名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運用自然科學方法與技術從事考古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機構。15年來,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確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點扶持學科、重點學科和6個重點研究室之一?，F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備多個實驗室,擁有一批活躍在國內外學術前沿的專家學者,主持完成過多項省部級以上課題,出版了多本具有開創或完善學科建設價值的專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國內外的核心期刊上發表過數百篇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多個實驗室建成了系統規范的標本庫、資料庫和數據庫,獲得了多項省部級以上獎勵。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體實力在亞洲地區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從更大的范圍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形成一個建設、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機構的,拉開了中國科技考古大發展的序幕。這具體表現在多家國家級的科研和教學單位中專門成立了包括多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機構,不少省級文物考古單位里都有專人從事科技考古不同領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學單位中都開始培養專門從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碩士生?？萍伎脊叛芯恳呀洿笾驴梢苑譃榭脊趴碧?、年代測定、環境考古、人骨研究、動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計算機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等多個領域。基本上每隔2年舉辦一次的全國性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已經連續召開了十次會議。一批科技考古的專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認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發展科技考古與強化科技考古已經成為整個考古學界的共識。
今天,能否在考古學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尺。我個人認為,對照夏鼐先生當年的諄諄教導及身體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強與考古學的有機結合
夏鼐先生曾經說過,考古學是利用古代留傳下來的實物來研究古代人類的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況和它們的演化過程?？脊艑W研究的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脊艑W上的有些問題是需要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解決的(23)。我們要做好當前的考古學研究,就要強調科技考古全面、系統地參與到每項考古調查、發掘中去。即在考古調查和發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共同參與設計和規劃,在考古研究人員的主導下,結合不同的考古實際狀況制定各種切實可行的技術路線,同時要一起開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結合探鏟鉆探,大致搞清楚遺址內的布局,為合理地布方、有計劃地開展發掘提供思路。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要有計劃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樣品,保證碳十四年代測定的科學性。要對古代遺址形成及廢棄過程中的自然環境狀況進行研究,認識當時人的各種行為的自然環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動植物遺存,開展形態學、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學地把握當時人的體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現象在內的各種信息;認識當時人的食物資源的種類、比例及獲取方式,了解當時人利用動植物進行祭祀、隨葬及戰爭的行為。要對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內的殘留物及特定環境里的土壤進行各種物理和化學分析,認識有關古代人類生產工藝、原材料來源及當時人的一些行為特征等內容。上述的各項認識都應該輸入地理信息系統,再結合考古學發掘、研究的內容,進行各種分類或綜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學研究為主線,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內的多學科研究的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全面認識古代社會。
(二)從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成為復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對考古研究人員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知識。其實,從本質而言,這個要求也適用于那些對考古研究感興趣的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他們也需要對考古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內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脊叛芯咳藛T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分別屬于不同的學科,這些不同的學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進,考古研究人員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互相都有一個學習對方的過程。考古研究人員要認真了解自然科學研究人員探討物質世界的各種方法和原理,開拓研究思路,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則要注重認識考古研究人員是如何去解釋古代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充分利用多種儀器設備的性能,開發各種考古資料的價值。研究人員只有通過這樣一個知識結構更新的過程,才能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運用在勘探、考察、鑒定、測試、分析各種與考古相關的資料中,而這樣的研究結果才能與考古學的目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充分展現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學術價值?，F在一些科研和教學機構已經培養或正在培養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今后,有條件的大學還要加強對本科生的教學工作,開設科技考古的課程,系統地培養復合型人才,引導他們以新的思維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開展工作,為在全國范圍的考古實踐中廣泛開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礎。
(三)以考古學文化的觀點為指導開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研究考古學文化必須要注意三點,第一點是一種“文化”必須有一群的特征;第二點是共同伴出的一群類型,最好是發現不止一處;第三點是我們必須對于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25)。這些研究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對于指導我們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可以幫助我們把對特定遺址的某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具體看法,放到這個遺址所屬的由多個遺址組成的考古學文化層面上去認識。如果屬于同一個文化的其他多個遺址已經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們要把新認識和從其他多個遺址里已經得出的認識進行比較,把握他們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以求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認識。如果其他遺址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遺址數量不多,我們則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在屬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遺址開展工作。從考古學文化層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結果,必須建立在對一定數量的遺址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統總結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某個科技考古領域研究的基礎上,開展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文化與文化間的同一領域的比較研究,從中歸納他們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關聯性、變異性、差異性等,以求在全國范圍內全面認識這一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如果其他考古學文化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還不夠,我們則要努力去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從全國的范圍內、在大跨度的時間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個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要建立在對多個文化內的同類遺存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動考古學研究方法的創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種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技術開展考古學研究(26),這已經涉及到考古學方法創新的問題。通過總結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等方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據考古學實踐的需要,借鑒別的學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實踐中不斷完善、充實這些方法,使之逐步適應考古學的研究,成為考古學自己的方法。重溫這些方法的形成過程對我們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通過借鑒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球科學和數學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結構分析等諸多研究領域,獲得了一系列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這些成果再一次證明科技考古的應用價值,科技考古對深入開展考古學研究是一個極大地促進,科技考古的實踐過程正在帶動考古學方法的進一步多樣化,我們要以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的形成及發展過程為鑒,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識地補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種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個研究領域里分別包括的野外調查、采樣、鑒定、測量、實驗、化驗等多種研究方法的規范化,積極推進考古學方法多樣化的創新過程。
三、 結 語
今天,中國科技考古學科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這得益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決策和身體力行,得益于前輩學者們的大力開創,得益于廣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員的刻苦鉆研,得益于學習科技考古的青年學子們的勤奮努力,也得益于全國廣大考古研究人員的積極參與。相信只要堅持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扎扎實實地開展工作,我們獲取的信息資料就會越來越豐富,我們涉及的研究領域就會越來越廣闊,我們得到的研究成果就會越來越精彩,考古學的明天就一定會更加燦爛輝煌。
注釋: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編:《科技考古論叢(第二輯)》,第-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0年。b. 趙叢蒼主編:《科技科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楊晶、吳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陳鐵梅:《科技考古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劉慶柱主編:《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第425~466頁,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應用》,《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興邦:《論古文化與古環境》,周昆叔主編:《環境考古研究(第一輯)》,第5頁,科學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國之古木(二)》,《中國考古學報》1951年第五冊,第217~293頁。
(6)、(7)、(11)、(12)、(24) 夏鼐:《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評周仁等著〈景德鎮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星象圖》,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銅綠山古銅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鑒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盒刺繡》,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與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學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4
關鍵詞：考古學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開篇指出文章內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學文化這一考古學家的主觀行為而引發的一些分歧需要確立對其命名的原則及程序以盡可能的使它規范化。為了避免分歧達成共識，我們需要確立考古學文化命名準則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個部分，分別為“夏鼐‘命名四原則’”；“命名分歧”；“考古學文化‘三要素’”；“‘命名確認’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則’”先簡要概括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所經歷的變化過程并轉述了夏鼐先生20世紀提出的一個成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三原則”。第一，一種文化必須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類型的一直最好發現不止一處；第三，必須對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作者在三原則之后綜合學術界主流觀點，考古學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觀點，歸納出第四個命名條件：以首次發現的典型遺址的小地名命名。強調“確定考古學文化的名稱，既要求是第一次發現的遺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遺址，面對幾種選擇時，定名要適當”①。關于作者自己總結的第四條原則，安志敏先生在《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中也有提到：“根據考古學研究的慣例，一般是用最初發現的典型地點或富有特征的遺跡、遺物來命名”②。這不乏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與實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時也說：“盡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發現的典型地點為原則， 由于某些特殊情況也出現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臺文化舉例說明。這就是第二部分要講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學界對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并無明顯異議，但在理解過程和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舉例分別列舉了幾種分歧現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嚴文明先生強調約定俗成但應在新發現和認識基礎上重新進行概括這樣一個觀點。嚴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中談到：“考古學文化史客觀存在的，對一個考古學文化的發現與認識卻是逐步完成的”④。嚴先生認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典型遺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來會發現其實它不處于此考古學文化的中心地帶。其次談及張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強調“第一次發現的典型遺跡”中得“典型”。張先生嚴格規范了典型遺址的標準尤其強調其中第三點：考古工作必須有一定的質量及規模。
上述兩種觀點是在贊同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細部的分歧。近年來，不乏有學者否定這種以典型遺址命名的方法。像張國碩先生認為，在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命名時，應堅持以首次發現的遺址命名，避免“典型遺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遺址的選擇很難把握，但首次發現的遺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來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對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則”的一點看法。作者認為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不夠具體，“例如他沒有明確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沒有強調一個器物群至少應包括幾種器型”⑤，并指出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圍越劃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作者以仰韶文化為例，對中國考古學中文化命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尤其重點討論了對仰韶文化的類型研究中有的學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賢先生認為仰韶體系過于龐大，提出的一個解決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認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關中地區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臺文化發展而來的客省莊二期文化；河南地區由裴李崗文化發展而來的龍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晉南關中東部由磁山文化發展而來的后崗二期文化和廟底溝二期文化，并依次對其命名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學文化‘三要素’”先通過羅列夏鼐，安志敏，張忠培，嚴文明等學者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學者們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基本沒有分歧，并通過柴爾德對考古學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時間，空間，特征。作者認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過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時空維度常常是通過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導出來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論證了要研究透徹“三要素”之后才為某支考古學文化命名是不現實的。表明“特征的確認，才是考古學文化確立的關鍵”并且用這個觀點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該以首次發現命名還是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問題。答案就是看此遺址是否體現所要命名的考古學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確認’程序”是作者個人對命名確認提出的一系列具體實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學者們對考古學文化內涵無明顯分歧，在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在具體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問題，隨后提出自己的設想：作者認為考古學界應該建立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委員會”，給予其審定命名的權利。只有通過審定的考古學文化命名才可以公開出現。筆者認為此種設想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考古學文化的純潔性。對“‘命名確認’程序，作者提出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首先必須在原則上進行審查，并且依據進程適時調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學者提出命名申請命名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如有異議可暫緩議決或采取投票表決對考古學新文化的命名審議通過后要“命名確認書”之類的公告。隨后作者談及考古學界關于命名確認的現狀，夏鼐先生和尹達先生提過用群眾路線解決考古學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見實行。對于如何解決命名分歧問題，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對于新發現的考古遺存……如果產生爭議， 也可以通過討論或學術會議的裁定， 來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⑦這些年的考古學文化命名一直處在一種較不規范的學術環境中。
最后，作者說道：“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在事實上還能通過淘汰過程實現優化……但是這個自然淘汰過程顯得過于漫長”⑧。筆者個人也很期待考古學界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建立起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權威機構，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設想的那樣，使今后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在規范的學術環境下進行。
綜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一文結構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個關于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整體框架，環環緊扣，用整理歸納出來的學者觀點將其充實，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匠心獨運，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看法，例如建立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委員會”，有助于解決考古學文化命名分歧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5][6][8]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4] 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5
一、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是我國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個考古學系，至今已有50年的歷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擁有雄厚的師資力量、豐富的圖書文物資料、良好的教學實驗設備，學科水平居于國內外領先地位。
二、吉林大學：
吉林大學考古專業以中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和田野考古為基礎，將中國北方、中國東北及東北亞地區的考古作為教學和科研的重點，把培養學生田野考古操作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放在首位，為考古學注入新鮮血液。
三、中山大學：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6
家養動物的起源多年來一直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重視。中國家養動物的起源和出現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古代居民在與一些野生動物長期相處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們，將其馴化成家畜，其中以狗和豬為代表。另一種是古代居民通過文化交流，直接從其他地區引進已經成為家畜的動物，其中以馬、牛和羊為代表。家牛的出現，除了使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來源多樣化，在精神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在歷史時期廣泛應用的用牛犁地，牛耕極大地提高了古代農業勞動的生產率，帶動了古代農業經濟的發展，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正因為家牛的出現意義重大，所以一直是中國從事動物考古學研究及考古學研究的人員關注的熱點。《再論中國家養黃牛的起源》一文圍繞家養黃牛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傳入的路線、喂養的方式和出現的動因等四個方面進行討論，是迄今為止國內研究家養黃牛的最為全面的學術論文。此文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圍繞2013年底中國學者在國際著名的《自然――通訊》上發表的《中國東北地區全新世早期管理黃牛的形態學和基因學證據》一文開展商榷。那篇文章提出中國在10000多年前就已經存在對黃牛的管理的觀點，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較大的轟動。大家讀完《再論中國家養黃牛的起源》一文，應該對《中國東北地區全新世早期管理黃牛的形態學和基因學證據》一文中存在的帶有根本性和原則性的問題有一個清楚的認識?，F在總在提倡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我們從事考古學研究的學者，應該加強中外的學術交流，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吸取國外學術界有益的思路、觀點和方法。我們認為，依據現象歸納新的發現，尤其是涉及轟動世界、改變迄今為止國際學術界公認的發現，一定要嚴謹、一定要科學、一定要反復驗證、一定要經得起推敲。
二、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學意義――粟的作物加工實驗》
我們強調在研究古代生業時注重“將今論古”的理論。在考古遺址中發掘出土的帶有各種形狀的人工遺跡和遺物，完全是古代人類的行為所致，在現代很難找到與之形狀對應、質地相同、用途一致的物體。相比之下，生業研究中涉及的對象，不少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比如農作物是古今一致的，在人類的農業生產活動中，同樣的行為作用于同樣的對象，往往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如果對這樣的過程開展實驗性研究，其結論對于我們認識古代的現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實證性啟示。從這一點看，《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學意義》中重點討論的粟的作物加工實驗對于植物考古學研究就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我們認為，在生業領域的研究中，這類將今論古的證據越多，在開展討論和凝練結論時，考慮得就會越全面。
三、 《內蒙赤峰巴彥塔拉遼代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考古學研究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開展工作。西遼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稍顯薄弱，而植物考古學研究主要圍繞新石器時代開展工作，歷史時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數。歷史時期的文獻資料中記載的史實往往較多地涉及政治、社會和文化，關于生業方面的記載較少?！秲让沙喾灏蛷┧|代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一文通過植物考古學研究，指出該遺址遼代先民的生業經濟應屬于以種植粟、黍、蕎麥、大麻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農業，同時還兼營牧業，首次為我們認識遼代的生業狀況提供了實證性的資料。另外，從這篇論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歷史時期的文獻資料對于植物考古學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還有，在植物考古學研究中兼顧動物考古學研究的成果，對于全面認識當時的農業狀況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 《陶寺遺址出土泥質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與研究》
相比考古學研究、動植物考古學研究主要以形狀作為判斷的依據，中子活化分析則以對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作為研究方法。這種對物體成分的分析一般應用在自然科學中的環境、生物、地學和材料等領域，但是，其在考古研究中也能發揮獨到的作用?！短账逻z址出土泥質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與研究》一文就給我們帶來了在考古學研究中可以推測，但是單純地依靠考古學研究，無法進行科學證明的認識。陶寺遺址貴族使用的陶器和平民使用的陶器出自不同的考古背景，盡管他們在質地上和形制上難以區分，但是通過中子活化分析，可以發現它們在成分上區別明顯。考古研究人員通過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研究，已經對遺址中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有了明確的認識，而對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結果，則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為界定陶寺遺址的社會復雜化性質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依據。
五、 《新疆多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