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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派政治思想范文1
【關鍵詞】先秦諸子；哲學；探究
一、先秦哲學的產生和發展
學者梁啟超認為：“先秦之學，即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定論。”①先秦哲學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中國哲學的萌芽、諸子前哲學和諸子哲學3個階段：
哲學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聯系的，主要表現為相信靈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發觀念。在殷商奴隸社會就出現了上帝神權觀念，周朝時期出現了天命主宰一切，以及出現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經》和《洪范》為代表的早期陰陽、五行觀念尚未完全擺脫宗教神學的束縛，表現了科學思維的萌芽同宗教、神話幻想的一種聯系。
諸子前哲學是發生在西周末至春秋時期，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出現了危機，天命神權也發生了動搖。在《詩經》中出現了疑天、責天的思想。出現了原始的陰陽、五行觀念，對自然界的變化作了某些唯物主義的解釋，表現出無神論的傾向，同時發展了樸素辯證法的思想。用陰陽學說基本的理論框架去闡釋《周易》，正是沿著孔子解《易》的發軔而構建了“新儒學”的“天人合一”的哲學體系。梁啟超先生曾評論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雹陉庩栁逍凶鳛橹艽摹霸跽軐W”，被諸子解構后落實在古代文化哲學的系統之中，成為人們對待世界的一種有著重要影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及結構理論與思維模式。
諸子哲學大致形成于春秋末年，那時候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儒家學派獨領，也使得中國哲學進入諸子百家之學的開端。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社會處于大的變革當中，先后出現儒、墨、道、法、名、陰陽、雜、農、小說家等十二個重要學派，圍繞著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以及名實、禮法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哲學論辯，學派之間既互相斗爭又互相吸取，每個學派內部也不斷分化和發展，使這個時期的思想斗爭呈現出錯綜復雜的情況，從而促進了哲學的繁榮。
二、先秦哲學的諸子哲學思想
先秦哲學是中國哲學的發端，是形成學派和建立哲學體系的重要歷史時期，在這個社會大變革，諸侯爭霸，群雄割據，戰爭頻繁連年不絕的年代出現了時代的新生力量。百家之學說應運而生“九流”、“十家”異說紛呈，學術思想在當時的年代里別有一番韻味。主要派別有：
⑴儒家：儒家創始人孔子早期孜孜求索于西周的禮樂文化和道德精神，來建構他的以“禮”“仁”為核心的、具有實用理性精神的倫理型哲學體系。儒家思想提倡以“禮”、“樂”來約束人的行為，陶冶人的性情。主張以禮義治國，恢復西周時期的德治。而社會各階層人士應恪守本分，以達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局面，這種觀點更加契合了哲學思想上的意識能動性作用，使人們能夠樹立“仁”“禮”意識，從而恪守古代的人倫制度。儒家思想還對對鬼神之說抱著“存而不論”的態度，主張“敬鬼神而遠之”，但卻十分重視祭祀祖先。把原始陰陽說中粗淺的陰陽對立統一的觀念升華為宇宙的普遍規律，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對待與解釋世界的對立統一辯證觀及理論致思的結構模式與思維方式，從而使儒學完成了宇宙自然（天―）與社會人事（人）比類合一的系統和完備的哲學體系。
⑵道家：道是老子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独献印芬婚_篇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③道家的理論的鼻祖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經》流傳了上下五千言，書中的形上學義、人生智慧義，提出一種有物混成且獨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論，同時也提出了世界存在與運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動”的本體論思想。老子的思想是復雜的，他還提出了一個以“道”為核心的系統完整的宇宙觀，既有唯物主義的意向，又有唯心主義的內容。在老子看來，道先于物質世界而存在，并且獨立于物質世界?！坝形锘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睆拿枋鰜砜?，他的道與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十分相像，既先于物質世界而存在，又是物質世界的本原。他的部分觀點還透露出樸素辯證法的觀點，他認為事物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事物之間，無此則無彼，無彼則無此。
⑶墨家：墨家的創始人是墨子，尚賢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綱領。墨家以強力非命論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天命論”墨子的強力非命的思想， 從人與自然關系上看， 其實質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否定了天的超自然的神性， 強調了宇宙萬物起源和變化的自然本體性。他提出的“實先名后”及其“三表法”的思想，首先肯定了認識對象的客觀實在性， 將認識的外部世界看作是獨立存在的。然后在《墨經》中又將客觀實在的外部世界概括為“物”， 這在先秦來說是對認識論的一大理論貢獻。
⑷法家：法家是在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主張“以法治國”，法家非常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嚴格落實法律制度。這樣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興功懼暴”。法家的一系列措施和嚴厲的酷刑。是封建時代為了加強統治而采用的一種實用的取實用主義哲學觀，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體系。
⑸兵家：兵法的關鍵是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兵家作戰從政治、軍事、天時、地利等客觀的具體情況去考慮戰爭的勝負，而不是靠天命迷信，或從主觀的臆測出發，戰爭的勝敗除了客觀條件的對比外，還決定于主觀指揮的正確與否。而且還要從戰爭與其它事物的普遍聯系中來觀察戰爭、分析戰爭。有時還得從事物的正反兩個方面看問題，看到事物相互矛盾的兩重性。這一連串的作戰方法都體現出與哲學的息息相關。除上述派別外，先秦諸子百家之學還有陰陽家、農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等學派。他們的哲學意義也同樣不容小覷。
綜上所述， 當前的諸子哲學研究不僅要有新的視角，轉換傳統探究中孤立性和片面性的缺欠，而且要把握住諸子思想的實質內涵與哲學意義。不僅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先秦諸子哲學發生發展的脈絡。而且有助于現代中國在哲學上的借鑒。
【參考文獻】
[1]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
儒家學派政治思想范文2
一、儒家哲學：入世
春秋中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與已成體系的周禮制度產生不相容的局面，如勢力強大的諸侯變王天為私田、變分封制為郡縣制，政權不斷下移，周天子權威失墜，諸侯競相爭霸，戰亂連綿而至民不聊生，社會一片混亂，整個時代遭遇禮崩樂壞。這時，為了挽救崩潰的社會秩序，儒家的主張作為諸子思想之一跳出來，為病態的社會開出藥方。
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入世”情結尤為突出。
首先，從為學的角度來看，孔子從小聰敏好學，他自己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然而，在他的意識里，“入仕”才是他學習的最終目的，也是學習的最大動力，所謂“學而優則仕”，因為他對分崩離析的社會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想將其施展開來，企圖改變現狀，這自然就把“志于學”和“志于仕”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孔子為學，其實是為為仕作準備，為其服務。
“為學”是修身的過程，是完善個人情志的途徑，從而向仁人靠攏。自己做好了，可以影響更多的人，然而孔子最想左右的卻是君王的思想，想利用其推行自己的“仁政”，從而恢復禮樂秩序。有人曾問孔子為什么不做官，他說：“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彼南敕ㄊ?，推行孝順之道與兄弟友愛，再把這種風氣影響到政治上，也算是參與政治。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在個人、家庭中提倡“孝悌”、“仁”、“愛”的背后，其實有著更遠大的打算。即使不能為官，也想從其他方面摻入到國家政治中。
其次，從為仕的態度來看，孔子對其的渴望更是明顯。從孔子周游列國的行徑也可以看出，他總是期待進入并干預這個社會，介入國家政治生活，借助君主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子貢問孔子：“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者而沽諸？”孔子亟不可待地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借美玉喻己，渴求得到善者（君主）的賞識，其對入世的迫切之情躍然于紙上。即使是后來如孟子的儒士，也都在徘徊齊梁之間表現出這種熱烈的救國之心。由此可知，儒家其實是有著強烈的入世情懷的。
再次，從其思想來看，儒家哲學一直是主動、積極地為統治者指出為國之道。首先是勸誡君王自己要“仁”，要“德”，進而在國家事務管理上勸導君主實行仁政、德政。“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倡導修己安人。這些主張在《論語》中是以孔子的口直接講出來的，即使在統治者面前也不拐彎抹角。他恨不得自己就位于高位，快速直接地付諸行動，而不用再“累累如喪家之犬”地游走于各國之間，擔憂著遭受迫害的同時又放不下理想，在君王面前費盡口舌。
孔子就是懷著這顆澎湃的入世之心而開創了儒學的，后來的學派發展者都無不朝著這個方向向前邁進。曾子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是整個儒家學派的共識。
二、道家哲學:無為地入世，逍遙地游世
我們比較熟悉的道家學者有老子和莊子，有人看到老、莊主張“順道”、“無為”、“逍遙”，加上都是道家學派的，都會覺得他們兩個都持出世態度，進而得出“道家哲學是出世”的結論，其實并不然。道家的統一在于他們認為宇宙本源是“道”，“道”存在于“自然”當中。老子在《道德經》里明確地從時間本根和邏輯本根兩個方面闡述了“道”的含義：
①時間本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明了“道”是產生萬物的造物者。
②邏輯本根?！叭朔ǖ?，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世界萬物存在的依據。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著有《道德經》。從其主要內容來看，所講的是“君人南面之術”（《漢書·藝文志》），即告訴君主統治百姓、治理國家的方法與途徑。顯然，老子對話的對象是君王，是統治者。因此，老子的哲學是入世的。
老子認為“道”是萬物之宗，因此我們人為的行事必須順應“道”，而又由于“道”無形而變化無常、由世間的“自然”所牽引，所以他一再強調“柔”和“無為”，以適應不固定的、自然而然的“道”。這兩個主張也是老子的統治之徑，貫穿整部《道德經》。
首先是“柔”。什么是“柔”？老子的“柔”不是一種實力的表現，而是一種處事的態度，具體表現為謙卑遜讓、內斂含藏、以退為進。他言：“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道德經·七十六章》），“柔弱勝剛強”（《道德經·三十六章》），認為柔弱的人其實比表現突出的強者更強，因為“揣而銳之，不可長?！保ā兜赖陆洝ぞ耪隆罚?，鋒芒畢露的人往往容易招惹禍害，不可持續，不得善終。對于那些善于柔弱的人來說，柔弱不是他們的目的，而僅僅是通向某個目的的工具。就如人們都想到達同一個目的，都認為直線走去是最近的，但同時很多人走這條路，會導致大家互相拉扯排擠，反而走得更慢；懂得柔弱之術的人往往不走直線，而走彎路，在適當的時候向別人示弱，那他就不會成為眾矢之的，反過來會比走直線的人更快達到目標。因此，這些人通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正所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就是這個道理了。
接著來看看老子的“無為”。為什么要“無為”呢？這不是要世人消極地“無所作為”嗎？其實也不然。老子認為“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大概可以理解為萬物產生發展得順應的不受人為力量牽制的規律。舉個例子，把種子撒在土地上，人大可以對它撒手不管，而它最終也能發芽、成長，這個過程不需要其他不相關的力量參與，順其自然就好了。這剛好與儒家哲學要求人們的行為語言遵循道德禮節等“有為”做法不同，如果是儒者來處理這顆種子的話，一定是每天澆澆水、施施肥、除除草?！盁o為”不像儒家的“有為”那樣要求強迫人們的行為必須遵循禮法，因為老子認為所謂的“禮法”“道德”都是人規定的，不是人本身心性的自然體現，所以表現出來的“道德”都不是人的自然情感；“無為”就是依循天道來展開行動，不肆意妄為。
就上面這兩點，老子的入世哲學內涵和方法論就與儒家的入世哲學的大不相同。儒家提倡以“仁”“德”來規范個人言語行為，從而使社會保持和睦狀態；老子則呼吁返璞歸真，摒棄刻意的“有為”。老子曾經根據“無為”思想提出很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主張：“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保ā兜赖陆洝に氖隆罚┊a生、發生的一切，不侵為己有；有所為而不為已，所以不恃之以為資產；身居高位卻不以主宰自居而專制橫行。這些思想表現就是玄德。有權力的人總有以權力征
服他人的沖動，愛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任意支使在下面的人，而無為則意味著對權力的節制和對占有欲與支配欲的消解。這是老子入世哲學的主要方向。
（二）莊子
莊子反對出世與入世，卻愛游世。游，若即若離不即不離也，介乎“避”與“入”之間。
那些拋棄社會與自身的責任義務而隱逸山林、完全不問世事的避世者（出世者），最為莊子所不齒，因為他們借“凈心”之名，拋棄了基本人倫，把作為人最起碼的責任與義務都推卸得干干凈凈，事實上是一種極度自私的行為；另外，這樣過于刻意，甚至更有人將其作為一種沽名釣譽的工具，后諷之“終南捷徑”，實屬虛偽。
儒家學派政治思想范文3
哲學是客觀環境在人們的思想中產生的投影,不同歷史時期政治哲學側重點都不同,但是都表達了人們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觀。思想哲學就是這個時代的精神,人類對現實的理解與認知就是哲學發展的根基與動力。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隨著社會的發展思想政治哲學都不斷進步。比如,西方從古代希臘社會的形而上學社會政治哲學基礎,到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神學,再到歐洲各國政治變遷的“君權神授”思想;儒家、佛家、道家三派思想是我國古代政治哲學主體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影響最為深遠,政治上強調“君權神授”,社會統治上以“仁、義、禮、信、智”等作為道德規范基礎,我們不難發現,古代政治哲學以統治階級為服務對象,不斷發展與完善以更好地維持統治秩序。近代以來,“社會認識論”成為政治哲學的基礎,人類的理性是政治的基本觀點,這時的政治哲學開始追求社會的平等、公平和正義,在人類社會中表現為追求獨立自主與民族自由。而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政治哲學思想的現代政治哲學,完全是按照科學主義來理解、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理論地位上有一定的獨立性。
二、中國政治哲學發展脈絡
我國思想政治哲學發展了幾千年,大致分為了三個階段,即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政治哲學思想雖然屬于社會意識反映社會物質現實的范疇,但在興起與發展的過程中都具有較大的差異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特點。古代思想政治哲學針對的社會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其哲學思想以及社會實踐手段都是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權力的統治制度,以維護少數人的統治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來,傳統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國社會遭遇巨大變遷,社會現實導致新的社會政治思想產生,在認識論的的基礎上開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會的理性,尤其是資本主義與思想,它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地積累和深化;隨著社會科學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人們對于社會規律的認知程度越來越高,科學的唯物主義已成為我國現代的思想政治哲學的主流,在政治哲學中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們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三、中國古代思想政治哲學概況
我國自西周時期開始便產生了思想政治哲學,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現實、對人生對道德、對宗教的關注,并對后世產生了長期且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是為政治服務的,在處理社會關系中表現為追求國家的長治久安。由于中國古代社會政權變遷劇烈,朝代更替頻繁,維護社會穩定以及政治穩定就是人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思想家、政治家最為關心、最為迫切的任務便是如何構建一個統一而有序的國家的問題。因而,從政治哲學形成的起初,社會不同學派的政治哲學家、思想家圍繞著這個中心而不斷地創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論,從而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基本內容。
中國古代思想政治哲學的基本觀點,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觀念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學家們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國”既是統治階級對自身施政方式的闡述,也是對社會上下親和關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創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觀。周公認為:“惟命不于?！?“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就是說,“天命”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來,夏商的滅亡,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敬德保民”。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戰國時期,即奴隸制衰亡到封建制社會興起時期,子產提出“以寬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對后世的影響較大。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子產的“以寬服民”思想,強調“德主刑輔”,孔子是從“禮”與“仁”相結合的思想出發,極力提倡“德治”,認為統治者如果能“為政以德”,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統治。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賦予儒家思想理學的思辯形態,把正統的儒家思想發展到了最高階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但他們的基本理念都來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學說更穩居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地位。
而在中國古代社會“法治”思想雖然并未占據社會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始終便隨著政治統治而執行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但是受階級的局限性,我國古代的法治卻也只能作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而難以達到“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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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術史；先秦雜家；存在
在學術史上，先秦雜家到底存在與否?是一個到現在還未解決的問題。由于對“雜”及“雜家”認識上的偏見，秦漢以降的歷代學者對先秦雜家鮮有研究且一味貶斥，發展到明清時期，甚至直接將雜家作為容納儒家正統學術之外其他學派和異端學說的皮囊了。二十世紀初，在的推動下，諸子學再度興起，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對先秦雜家均有論及，諸如章太炎、蔣伯潛、羅根澤、呂思勉、郭沫若、侯外廬、馮友蘭、錢穆、任繼愈等，在結論上分歧也很大，但這可能給我們繼續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啟示和鼓舞。筆者通過讀博期間以及近幾年的研究探索，認為先秦時期從宏觀意義上來看，雜家學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學者那樣，認為先秦除了“儒、墨顯學”和道家之外再無學派。筆者認為，先秦雜家有自己的學術宗旨、理論方法、思想體系、代表作品及學術傳承，因此，雜家在先秦是成其為一個學派的。
一先秦雜家的學術宗旨
一些學者否定先秦有雜家學派存在的一條主要理由就是，雜家沒有學術宗旨。侯外廬先生說：“《呂氏春秋》因為它是‘調和折衷’的緣故，所以任何一說都沒有徹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沒有學術主旨。馮友蘭先生認為：“《漢書·藝文志》他們所說的‘蕩者為之’，其實就是雜家的本質。雜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沒有一個自己的中心思想，這就是‘無所歸心’”而錢玄同在《中國學術論文集要》中更是說的很明白：“雜家之書，傳于今者有《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二書皆成于眾人之手，蓋集合百家之說，初無宗旨可言?！蹦敲?，先秦雜家真是沒有自己的學術宗旨嗎?筆者以為不然，此點值得商榷。自從《漢書·藝文志》在書中始列“雜家”于諸子百家之屬，并著錄雜家著作二十種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書·經籍志》也列“雜家”著作于其中，著錄雜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稘h書》和《隋書》如同司馬炎在《論六家之要旨》中將先秦諸子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樣，將先秦諸子分為“九流十家”，并且也將各家的學術從淵源、旨歸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評述。《漢書·藝文志》說：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隋書·經籍志》說：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其實，在《漢書》和《隋書》里面，他們都講到了雜家的學術宗旨，《漢書》說雜家的宗旨是“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隋書》說雜家之書均以“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為主旨。對于《漢書》中有關雜家宗旨的解釋，呂思勉認為：“諸子之學，除道家為君人南面之術，不名一長外，余皆各有所長；猶人身百骸，闕一不可；故曰知國體之有此。雜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謂能攬治法之全。所以異于道家者，驅策眾家，亦自成為一種學術?！?，即探討“治法”的“王治”之道才是雜家的宗旨。根據司馬遷著作《史記》之目的“通古今之變”，是為了以史為鑒，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服務于現實政治?！端鍟氛f雜家之書的主旨是“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其實也就是以史資政的“王治”精神。近人張琦翔也說：“雜家者，雜取眾說而能自立宗旨，雜而能成家也，此所謂雜即調和意義。調和并非湊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眾長，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為一，此之謂調和，雜家之意以大矣?！?/p>
先秦雜家之所以以“王治”作為融合百家思想的學術宗旨，主要原因在于現實的政治形勢和政治需要。戰國中期以后，天下一統的趨勢越來越清晰，為了適應封建社會走向統一的形勢及前所未有的政治需要，學術和文化上也形成了融合的潮流，黃老道家和雜家正是其顯著的代表。因此，侯外廬先生說雜家“頗傾向于統一思想的路數”，筆者以為雜家以思想學術的“統一”應對政治的“統一”，這正是它們的“路數”；其次，從學術發展規律來看，諸子之學皆為“道之一端”各有短長，從爭鳴中都發現了各自學術上的不足，學術從分到合、主動或被動地融合，也是學術發展的規律和方向；其三，各學派及其學者的歷史使命感，讓他們要設計出未來大一統社會和國家的思想與文化，以利于統治，同時他們也想讓本學派或自己的思想在未來國家社會中占據有利地位。至于馮友蘭先生認為的“放者為之”就是雜家的本質，并以此證明雜家“無所歸心”就是沒有主旨，筆者不敢茍同。其實，在《漢書》和《隋書》中所說的“蕩者”和“放者”，是就那些浮學之輩，而不是真正的雜家，是班固、魏徵等對他們進行批判而言的。
當代一些學者，如任繼愈、熊鐵基、陳麗桂(臺灣)等，將秦漢雜家著作《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稱為“新道家”，他們認為以上兩書不是沒有思想主旨，而是認為它們的主旨是“道法”，并從漢代高誘的《呂》書注疏起。筆者以為，混淆雜家和道家為一的歷史根源，在《漢書·藝文志》對道家的評述和《隋書，經籍志》對雜家的界定中，《漢書》說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隋書》也說雜家：“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從學術淵源和學術宗旨上，似乎《隋書》的雜家在向《漢書》的道家看齊，而《漢書》說雜家是“出于議宮”，《漢書》和《隋書》有關雜家的學術淵源上好像是矛盾了。筆者以為，從學術淵源上來說，諸子百家皆為周代“禮樂”文化的新芽和碩果，按班固的說法，諸子“九流十家”似乎都能對應周代的一種官職，實際上無論是“史官”也好，“議官”也好，他們都是周之文官，都傳承“禮樂”文化并予以批判創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章太炎、劉師培宣揚“諸子出于王官論”和“九流學術皆源于史”，一時之間眾多治諸子學的學者多從其說。則針鋒相對地提出“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并以同名撰文論證“以為諸子之學起于救世之弊，應時而興”。在學術淵源的論述上，班固可能失之于極端，章、劉、胡等人可能失之于偏頗。雜家和黃老道家既源于“禮樂”文化，在學術宗旨上也有著“救世之弊”的考量。雜家在學術宗旨上和黃老道家是有相似之處，但是無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之要旨”中，還是《漢書·藝文志》的補述里，黃老道家和雜家還是有明顯的不同的。
二先秦雜家的理論方法
戰國中期以后，百家后學的發展有兩個主題，一是由“爭鳴”走向融合，一是從理論的闡述到與現實政治的結合。因此，各家在理論方法上亦表現出汲取他家思想和政治實用主義的色彩。李澤厚說：“自戰國晚期起，它們在長久相互抵制、頡抗和論辯中，出現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趨勢。從荀子到《呂氏春秋》，再到《淮南鴻烈》和《春秋繁露》，這種情況非常明顯。旁及《文子》、《鷂冠子》、陸賈、賈誼以及地下發現的《經法》等等，無不在各種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現出這一綜合趨向?！边@種思想學術的綜合是學術思想本身發展規律的表現，存在著多種形態，“有同一學派內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綜合，有企圖兼取百家構筑新思想體系的綜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綜合，有某專門領域學術思想的綜合?！蓖粚W派內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綜合，比如儒家的《禮記》與《易傳》，彌合了儒家后學中“主內派”(注重“仁”的品德的修養)與“主外派”(注重“禮”的社會功用)之間的紛爭；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綜合，有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韓非子》；專門領域學術思想的綜合，《鬼谷子》、《墨經》等可以歸為這一類；企圖兼取百家構筑新思想體系的綜合，戰國中后期的黃老道家是其代表，黃老道家的《文子》、《黃老帛書》等著作可資證明。而比黃老道家更為晚出并在其基礎上有了進一步推進的則是先秦雜家。呂思勉先生將雜家稱為“此后世所謂通學者之先驅也?！?/p>
百家后學在戰國中期之后都有向關注現實政治方面轉化的傾向，轉變最大的可能要算先秦道家了，先秦道家從“絕圣棄智”、“無為”、“小國寡民”的政治思想，慢慢轉化為“無為而無不為”、以“道法”為主“君人南面”的黃老之學。因此，高正說：“黃老之學是中國古代的法哲學，是先秦道家的殿軍。它的產生標志著由老子開創的道家，已走向了為現實政治服務的道路。黃老帛書正是為曾經有資格與秦并稱東西帝的田齊來制造統一天下理論的作品?；蛟S它還是激發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的原因之一呢?！?/p>
有學者認為，黃老道家是先秦子學向漢代學術轉換，知識與思想轉換的主要載體，并且將雜家《呂氏春秋》和漢初《淮南子》均作為道家作品的經典。筆者認為，黃老道家和先秦雜家它們都汲取了百家的思想，在秦漢之際學術思想文化的轉型過程中，它們都充當了知識與思想的主要載體。我們將《漢書》和《隋書》有關雜家理論方法的論述與《史記?太史公自序》之“論六家之要旨”中有關道家的比較，也許可以發現引起混淆的最初根源?！罢摿抑肌敝姓f：“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睂W界公論《漢書》、《隋書》、《史記》中所言“道家”皆為黃老道家，并非先秦原始道家。三書中，《漢書》說雜家是“兼儒、墨，合名、法”，《隋書》在界定雜家之時說：“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而《史記》在闡述道家之語中則有“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言辭略有不同，但意思一致。這說明雜家和黃老道家在理論方法上都企圖兼采諸子、融合百家。筆者認為，這種理論方法上的相似性，就是歷代學者將雜家認作是“折衷”、“調和”、“綜合”以及將雜家著作與黃老道家著作混淆的原因之一。筆者通過研究發現，雜家與黃老道家在理論方法上是有一定的學術淵源關系的，雜家不僅汲取了黃老的思想，而且在理論方法上受到了黃老的影響。目前學界多認為，黃老道家是以“道、法”為主的思想體系，關于雜家則爭議很大，實際上在理論方法上雜家真的是“學無所主”，對百家思想只是按照政治實用主義的“王治”為主旨去汲取。但黃老道家的產生比雜家早，先秦雜家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最早不會早于戰國中期。金德建先生認為：“尸佼年代較早，開創雜家學派?！稄V澤篇》的說明宗旨，樹義如此明確；足為后來的雜家視為準則?！睉饑R之稷下學宮為黃老重鎮，其對先秦雜家的產生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三先秦雜家的思想體系
先秦雜家思想是融合諸子百家的思想而成的，要容納如此龐雜的思想內容，不建立龐大的思想框架是不可能的。雜家諸子中，從最早的《尸子》到最晚的《尉繚子》，都試圖建立起兼容并包的思想體系，以期“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于一體，將諸子百家的思想盡數囊括。那么，雜家是怎么來構建其理論框架的呢?
筆者以為，先秦雜家是通過陰陽五行和“天、地、人”一體的觀念和思維模式來建立起龐大理論體系的。這從《管子》、《呂氏春秋》和漢代雜家著作《淮南子》中，可以發現這種思維方式的運用。這兩種思想觀念和思維模式本身是否具有系統性呢，如果有的話，其本身的系統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實，陰陽五行和“天、地、人一體”本來就是中國先秦時期兩種系統論的觀念和思維方式。葛瑞漢把這叫著關聯思維。他說：“中國傳統上從未發現關聯體系建構的替代物，關聯體系建構使中世紀與后伽利略科學(Post-Galileanscience)區別開來。因果思維替代關聯思維的偶然的插曲后期墨家像西方前現代的插曲一樣稍縱即逝”關聯思維是一種聯想性的不能以科學驗證的思維方式，有時甚至是充滿了荒謬的幻想，一般產生并盛行于科學和思維均不發達的古代，例如中國近代以前和西方的中世紀及其以前都是以關聯思維為主，而因果思維是建立在科學實證基礎之上的思維方式，它是現代科學的根基。先秦時期的陰陽五行和“天、地、人”一體思維模式就是典型的關聯思維方式。“陰”、“陽”、“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間原來也許根本沒有什么重要聯系，但是古代的思想家們通過性質的對立、相生與相克等等關系的組合，人為地將它們組織成一個系統，來解釋自然和社會，就形成了陰陽五行關聯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疤?、地、人”一體也是一種系統的關聯維方式，天、地、人在自然界中原本只有物質上的聯系，在哲學上也只有自然規律上的聯系，先秦思想家們用關聯的思維方式將其聯系起來構成一個整體體系。天、地、人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作用，天和地相配“化生萬物”(包括人)，這是宇宙論方面的三位一體；天和人相配，人效法天道以從事(事就是人事政治，屬于地道方面的)，形成“天人感應”的思想，也是三位一體的。這在道家、雜家及諸子一些學派的思想中屢見不鮮。因此，“天、地、人”的觀念與‘陰陽’、‘氣’、‘道’等一樣是中國民族普遍承認和應用的共同觀念，……是整個中國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種普遍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顯示出濃厚的東方獨具的系統精神。
那么，這兩種思想觀念和思維模式是如何被先秦雜家用來搭建他們的理論框架，構筑他們的思想體系的呢?在此，僅以先秦雜家的代表作《呂氏春秋》為例予以闡述。呂藝先生在其《論(呂氏春秋)的結構體系》一文指出，呂書是三個結構體系之結合。他說呂書的總體結構：“(根)據‘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來設計，這與其思想體系的主導傾向正相表里。在這樣的總體結構下，十二紀，六論和八覽分別依照‘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的方法論三要素，構建成三個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結構系統。三者聯系的樞紐，在于天道、地理、人紀相通，揆天驗地最終都落實于人事……十二紀按‘天日順’的規律安排人事，六論則按‘地曰固’的特性廣加推繹；至于八覽，則按‘人曰信’的要求，參照《洪范》‘五事’分門別類地論述人事行為規范……”從而使呂書無論是在結構上還是在思想上都顯得很有系統性。洪家義先生撰《論(呂氏春秋)的性質》一文，他說：“《呂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陰陽、五行兩種模式建構起來的。天、地、人好比一片大屋頂，陰陽、五行好比梁柱，二者結合，構建了一座理論大廈。前者體現了篇章的整齊部勒上，后者主要體現在《十二紀》和《應同》、《召類》等篇中。這座大廈既有天、地、人的和諧統一，又有陰陽、五行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制約?！币虼?，牟鐘鑒先生說：“《呂氏春秋》確實能夠自立體系，自成一家”《呂》書在編排結構上有兩大特色：一是靠集體力量按預定計劃寫成，事先定好門類、子目，這種有主編、統一計劃、統一體例而集體完成的理論著作是中國思想史的首部；二是處處構成體系，具系統性完整性。
四先秦雜家的代表作及學術的傳承
根據《漢書·藝文志》雜家之屬所列著作，先秦時期的雜家著作共有七種，包括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繚》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余十四種為漢代著作，最顯名的就是《淮南子》。而在《隋書，經籍志》里，共錄有先秦時期的雜家著作3部，即《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由于年代久遠，先秦時期的許多典籍都已佚失，先秦雜家也不例外。目前所能見到比較完整的就是《呂氏春秋》了，雜家《尉繚子》、《尸子》只是后世學者輯佚的殘篇斷章，或者是發現的一些殘簡可資研究了。這幾本著作的學派歸屬，目前在學術界雖然還有爭議，但筆者認為將其歸為雜家更符合歷史實際，而且從上文所述雜家的宗旨、理論方法、思想體系的特征等去分析，它們是具有雜家的共性的。
除此之外，在近幾年的研究中，筆者還經過考證認為，先秦的《尹文子》、《管子》、《鷂冠子》和漢代的《淮南子》按照筆者以上對雜家新的界定，都應該是屬于先秦雜家的著作(考證略去)。而且筆者的考證和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與一些專家大學者的論斷不謀而合。例如：呂思勉先生說：“管子，漢志隸之道家，隋志隸之法家，然實成于無意中之雜家?！蹦茬婅b先生認為，先秦雜家的發展演變又一個歷史的線索，而且，先秦雜家和漢代雜家從《管子》、《呂氏春秋》到《淮南子》有一個傳承的線索，在這里筆者引述其原文，并深表贊同：
第一次在齊國的稷下學宮，那里既有齊國自身深厚的文化傳統，又集合了各諸侯國眾多人材，成為全國性學術中心。于是形成《管子》一書，其作者非一人，其內容極廣博。有對老莊哲學的“道”與“無為”的發揮，有對儒家禮樂仁義的論述，有對法家重法任刑的說明，有陰陽家的四時與五行相配的思想。書的編纂者欲將儒、法、道、陰陽幾家學說相結合的企圖是明白無疑的。由于成書不在一時，又無權威學者主持，且是初次嘗試，造成《管子》一書的駁雜。
第二次在戰國末年的秦國，統一全國的前夕，呂不韋招攬各國學者，形成一個重要的學術活動中心，于是產生出《呂氏春秋》一書。該書博采諸子之長，兼有道、儒、陰陽、法、墨各家思想。作者的指導思想更加明確，就是要全面總結先秦百家之學，造就統一的理論體系。
第三次在西漢前期的淮南，劉安好文學之士，招收各地學者數千人，形成當時最大的學術中心，于是有《淮南子》出現。
以上三部分都是適應封建社會走向統一的總形勢，努力推動文化走向統一。三部書都可稱之為綜合家著作，它們對先秦文化的總結，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條理。如果說《管子》一書內容較為散亂(當然也有自己的傾向性)，《呂氏春秋》就已經初步有了自己的體系，《淮南子》作了進一步的精雕細刻。三者一個繼承一個，都有保存先秦文化之功。
儒家學派政治思想范文5
關鍵詞：儒家音樂思想 孔子 音樂文化
一、前言
中國素以“禮樂之邦”稱著于世,具有悠久的樂教傳統?？v觀悠遠流長的中國音樂教育史,我們不難發現在音樂教育中,音樂更多地承載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它備受歷代統治階級的關注和推崇?！耙魳匪枷?即音樂觀,是指對音樂的看法”。從古至今對音樂的看法可謂眾說紛紜,而儒家學派的音樂思想對我國音樂文化的影響最為深遠。
二、儒家音樂思想的基本觀點
1.主張善與美、仁與樂的統一
“美”(其最重要的本質就是“樂”)“善”(即合乎孔子“仁”的政治思想)合一,是孔子基于對音樂的體驗而提出的對音樂的基本認識、要求?！抖Y記·樂記》說:“樂者樂(Le)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睒?Yue)首先能帶給人以感官上的“樂”(Le),這是音樂“美”的基礎。孔子對此十分重視、充分肯定,因為這也是孔子把音樂作為教化手段的基礎。但是正如《史記·樂書》所說:凡作樂者,所以節(節制)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Yue)其如此也。所謂“和”,實指各種異質的諧和統一,各種對立性質的消解。音樂的功能正在于和合人心,當然只有“美”、“善”統一,“仁”、“樂”結合的音樂才具備這樣的功能。強調“美”與“善”、“仁”與“樂”的和諧統一,是孔子為人生的藝術的最重要基礎。
2.主張“禮”“樂”并重
所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把“禮”“樂”“刑”“政”同舉,認為“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史記·樂書》)?？梢姌繁毁x予了何等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當然,“樂”與“禮”與“刑”“政”發生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因為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是也。樂者圣人之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荀子·樂論》)“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因人心之樂(而以樂導之,,就是陶冶的功能。以美善合一,合乎“仁”的要求的音樂陶冶教化人,可以讓人心之樂(le)成為追求“仁”的力量,使得出治道也?！边@就達到了樂(yue)的目的。
3.提倡樂通倫理
儒家向來強調“修”(修身)、“齊”(齊家)、“治”(治國)、“平”(平天下),認為知識分子的個人修養通于天下,這是儒家的傳統?！霸姟?、“歌”、“舞”是構成音樂的基本要素,和人類的其他藝術相比較,這三者是不須借助于別的客觀事物就可成立的,所以說“三者本于心”。因此金石絲竹這些樂器對于音樂而言本質上是第二義的,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應當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而得出的結論,所以中國傳統器樂缺乏獨立性,有人說中國音樂史幾乎就是一部“歌曲史”。更重要的是,儒家認為樂為“德之華”,樂“通倫理”,同時儒家又認定良知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美好的道德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現,“德者情之端也”,又說“樂者德之華也”,“樂者,所以象德也”。君子作樂用來陶情養性,教化萬民,移風易俗,當然就是本乎情性的最自然的事。
三、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發展及其主導地位
孔子在音樂上總結先秦以來的美學思想,形成了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精華,這些思想精華在后世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展,并逐漸成為一種主導地位。
儒家學派政治思想范文6
關鍵詞：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呈現出橫向多極化與縱向深度化的發展態勢。從出土文獻的辨析考證到經典文本的創新詮釋，從儒家義理的開顯到道家思想的探索，從身心性命的探討到理想之治的追問，可謂碩果累累、精彩紛呈。筆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顧2011―2013年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的轉載論文的基礎上，對近年來國內中國哲學史研究情況略作分析和總結，以期對學界未來的研究有所啟發。
一、近年來中國哲學史的主要研究內容
2011―2013年的《中國哲學》一共轉載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內容為出土文獻、《周易》及易學思想、先秦諸子、宋明理學、近代哲學及現代哲學等幾個方面。具體的論文數量分布如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對先秦儒、道、墨、法等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點，一共144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學研究，共98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21.3%。出土文獻研究共18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3.9%。《周易》及易學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12.9%。近、現代哲學研究共60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13.1%。其他諸如中國哲學史通論、兩漢經學、魏晉玄學、清代哲學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17.4%。下面筆者就根據部分重點轉載文章對近年來國內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作簡要述評。
（一） 出土文獻。簡帛文獻的研究，依然是中國哲學研究持續不斷的熱點。廖名春在《清華簡〈保訓〉篇“中”字釋義及其他》中認為，清華簡《保訓》篇里的“中”，其義涵當為“和”?！侗Ｓ枴菲爸小钡膬群c《論語?堯曰》之“中”、與中庸哲學里的“中”頗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訓》篇的“中”論與孔、孟的德治思想則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訓〉的“中”與“中庸”》中也指出，《保訓》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爸小钡囊馑际莾?，指內心而言?！侗Ｓ枴贰爸小焙汀爸杏埂弊鳛橐环N方法論，無論是從內涵、條件還是其適用范圍來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簡帛〈五行〉篇“”概念的義理結構》中認為，簡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為出發點，為“仁”、“義”、“禮”、“智”、“圣”這5種道德價值尋找根據和說明；尤其是“以為天道”，把“”同“天道”、“天”、“天”結合起來，顯示出了內在的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銳在《郭店簡〈唐虞之道〉中出現的“性命”與〈莊子〉內篇早出的問題》一文中質疑唐鉞先生和劉笑敢先生的一些觀點。唐、劉二先生認為在《莊子》內篇中出現的一些單字概念，在《莊子》外、雜篇中組合成為了詞，如性、命合成為“性命”等，據之認定《莊子》內篇早出。李銳根據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篇出現的“性命”以及相關傳世文獻否定了這一說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與功用――論楚竹書〈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學思想》中對《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認為，“察一”是對“察道”的深化和具體化，“察一”、“得一”與“守一”是一個連續的工夫過程。王博在《西漢竹書〈老子〉與嚴遵〈老子指歸〉》一文中分析、討論了西漢竹書《老子》與嚴遵《老子指歸》在文本上的關系，并對《老子指歸》所注釋的《老子》文本和現存文本之間的關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損之又損之”――北大漢簡〈老子〉研究的一個問題》中認為，北大簡《老子》下經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經第十一章的“損之又損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現象，兩者有著必然的關聯?！靶中笔且环N不斷減損、否定的工夫論，是朝著“道”的方向不斷接近的過程?！靶中焙汀皳p之又損之”更容易解釋后世“雙遣”說、“重玄”說產生的合理性。
自上個世紀末與中國哲學史相關的出土文獻不斷問世以來，大量新鮮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學史的研究內容得以豐富，一些長期以來被人忽視的傳世文獻也再度進入學界的視野。出土文獻為學界注入了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使得一些人在極度興奮中顯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甚至見諸報端。隨著簡帛研究的深入開展，學者們日趨冷靜，加之出土文獻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認識到，目前的出土文獻只是從局部上改寫或補寫了哲學史而已。近年來的高水平簡帛研究論文大多是在一個個細微的局部豐富并充實了舊有的哲學史學術框架，這個框架依然建立在傳世文獻的基礎上。若論對此框架的和顛覆，還遠遠談不上。在出土文獻的研究中，由20世紀幾代哲學學人所建構的“中國哲學史”的主要話題和概念，依然在場而且舉足輕重。
（二）《周易》及易學思想研究?！吨芤住返慕泜餮芯?，歷來是專家及學者研究的基礎。劉大鈞在《孔子與〈周易〉及〈易〉占》中認為，通過對新出土易學文獻的研究，可以證明孔子與《周易》確實具有密切的關系?！兑菲坝馁澏_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反映了孔子從學《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歷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辭三議》中認為，爻辭“或躍在淵”長期以來存在誤讀，需要重新解讀。陳居淵在《“易象”新說――兼論〈周易〉原有〈象經〉問題》一文中，對古代典籍所載“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讀。認為所謂“易象”，僅是當時《周易》的另一種稱謂而已，“易象”與今本《象傳》沒有直接聯系。因傳本《說卦傳》之前三章見于馬王堆帛書《衷》篇，故一些學者或據此認為《說卦傳》原本無前三章，或認為《說卦傳》形成于帛書《易傳》之后。梁韋弦在《傳本〈說卦傳〉部分章節之間的聯系》一文中否定了這一觀點。吳國源在《〈周易〉本經爻辭“小”義新論》中通過對萃六三、噬嗑六三、蠱九三、屯九五等四條爻辭的全面討論，進一步明確了“小”義在本經卦爻辭中的獨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極”的概念及時間涵義》中認為，“太極”作為易學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時間哲學意蘊，其所內涵的“本原”和“無形”分別表示時間發生的可能和無時間的永恒境域，并統一為時間之源。
對易學史及易學人物的研究，一直是當代學者研究的重點。林忠軍在《論鄭玄以〈禮〉注〈易〉方法》一文中認為，以《禮》注《易》是鄭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禮解《易》是以與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獻解讀《周易》，這種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現《周易》文辭的真實意義或作者的固有意義。王新春在《易學視域下的象山心學》中認為，象山心學有著深層易學根基之支撐。金生楊在《論南宋合州陽氏易學》中認為，南宋合州陽氏易學反對章句義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講求體悟，并于象數圖書之學多有自得之見，折射出程朱理學在南宋晚期重踐履、朱陸合流、易圖學蓬勃發展等新動向。吳正嵐在《焦〈易筌〉對吳澄易學的沿革及其學術史意義》中指出，明代焦《易筌》多引元吳澄易說，尤重視其中的象例和訓詁，這與焦氏的推崇漢易學相表里。姜廣輝在《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商榷》中認為，高亨治《易》既不講象數也不講義理，通解《易經》所立之論，表面看似有訓詁學之根據，實則以文字訓詁為包裝，而作光怪陸離之論，故所得極少，所失極大。
《周易》與宗教思想的關系近年來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有不少佳作問世。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李剛的《論〈周易參同契〉的“變形而仙”說》、邱高興的《澄觀華嚴思想的易學解釋模式》以及楊平的《耶穌會傳教士〈易經〉的索隱法詮釋》等等。
近幾年的易學研究呈現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新出土文獻對《周易》本經及早期的易學研究意義重大，相關研究成果頻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證，更多屬于研究者的假說和猜測。因此，今后的簡帛易研究方面應該建立在更科學更確證的基礎上；二是傳統的解經體例得到延續，近年來的易學研究佳作在繼承經學傳統上都可圈可點，但也有待于在當前新的時代背景下進一步創新；三是傳統易學與當代哲學研究之間仍然比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僅現代新儒家們的易學思想研究者甚少，運用傳統易學資源來呼應當今世界發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題者也很鮮見。
（三）先秦諸子研究。就時代而言，先秦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領域，最近幾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為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為源頭活水的先秦儒學自然備受研究者關注。龐樸在《說“仁”》中，從字形、字義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學體系中最基本的范疇 “仁”。陳衛平在《人道與理性：先秦儒學的基本特征》中，認為儒學人道原則與理性原則相結合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諸子思想的過程，這是儒學在百家爭鳴中取得理論優勢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與“見（現）民欲” ――簡本〈禮記?緇衣〉“上人疑”章補釋》中認為，簡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與體現“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論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說所見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認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絕非一種單純為人君謀的統治之術，而是體現出了一種高遠的政治理想和切實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國良在《儒家賢能政治思想與中國賢能推舉制度的發展》中認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對賢能政治的具體內容作出了充分論述，對當時的社會進步與人才解放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喬清舉在《論儒家自然哲學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態意義》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學“究天人之際”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疇對于當今建立生態哲學具有重要意義。郭美華在《人性的順成與轉逆――論孟子與告子“杞柳與杯”之辯的意蘊》中認為，杞柳與杯之間、人性與仁義之間，都不單單是“戕賊”（轉逆或否定）的關系，也涵著“順成”（肯定）的一面，是轉逆與順成的統一。陳少明的《仁義之間》通過對“仁”與“義”這兩端關系的檢討，尋求對儒家對待惡或者說對待道德負面現象的態度的理解。陳立勝《子在川上：比德？傷逝？見道？――〈論語〉“逝者如斯夫”章的詮釋歷程與中國思想的“基調”》中對《論語?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題，進行了三種解讀：“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傷逝”的旋律是“向后的”，“體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續的”。梁濤在《“親親相隱”與“隱而任之”》中認為學術界圍繞“親親相隱”問題引發的討論更多的是一場“立場之爭”而非“學術之爭”。他認為，對于“親親相隱”這一復雜的學術問題，辨明“事實”比作出“評判”更為重要，“立場”應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之上。沈順福在《孟子與“疑經”時代》中研究了孟子對待經典的反思、質疑與懷疑的態度和意識。東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論儒家“價值優先”立場之證成》一文中認為，荀子之“所止”觀念，一方面凸顯和理論化了孔孟以來儒家的“價值優先”立場，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純知心靈之缺乏。丁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試解》中認為，朱子、焦循、牟宗三對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說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誤讀，理解差異主要是由于時代常識造成的。
一直以來，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為道家不如儒家那樣代有傳人、賡續不絕。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對于先秦時期的老子與莊子的研究卻并不比中國歷史上其他思想家為少，近幾年的老莊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陳鼓應在《莊子論人性的真與美》中以性真為主題，論述了莊子學派的人性之真與美。趙汀陽在《道的可能解法與合理解法》一文中質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現代解讀。他認為，“可道”應解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義是“有規可循之道”。羅安憲的《老子“虛心”說簡論》討論了老子“虛心”說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內容：虛民心、虛君心、為道者之虛心。馬德鄰在《古文“上”字的哲學蘊含――以〈老子〉文本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詞“上”，以及以“上”所組詞語的運用，表達了老子哲學深刻的形上意蘊，彰顯出《老子》哲學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學的運思方法和獨特的學術魅力。吳根友在《莊子〈齊物論〉“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創的“由字通詞，由詞通道”的廣義語言學方法，以及“一字之義，當貫群經”的整體字義解釋學方法，對“莫若以明”一句給出了新解。鄧聯合在《巫與〈莊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異功能者》中通過考察先秦巫文化的歷史流變，并深入解析《莊子》的相關文本，認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應與當時的民間巫者群體有密切關聯，莊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隱或顯的巫魅印記。劉康德在《“游刃”與“鑿”辨析》中討論了“游刃”與“鑿”這對意義相反的語素，并認為莊子褒“游刃”而貶“鑿”并不是要拋棄毀絕“鑿”，而是希望限制知識理性的負面作用。陳在《“渾沌之死”與“軸心時代”中國思想的基本問題》中對《莊子?應帝王》無法脫離帝王政教史觀加以解讀。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農家等學派的思想，在近幾年的成果也頗為可喜。這其中，鄭杰文的《論戰國墨家學派發展的四個階段》、章啟群的《論〈管子〉與鄒衍學派――從占星學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論》、詹世友的《韓非“德”論的邏輯結構及其內部不自洽性――兼論韓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東的《〈公孫龍子?指物論〉新詮》、高華平的《農家源流與楚國的農家學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諸子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四）宋明理學研究。近年來對宋明理學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話題還是圍繞著各大家而展開的，其中也不乏新見。陳來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對〈洪范〉皇極說的解釋》認為，皇極說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個論述，也同時可以看作其哲學太極論的相關部分，在后世發揮了持續的影響。向世陵在《“性之本體是如何”――朱熹性論的考究》中認為，朱熹主張“性之本體”與“性”的“二性”和“繼之者善”與“人性善”的“二善”說。性之本體是先天完具的仁義禮智，是實理，性兼理氣而善專指理。弄清性之本體為何并由此去構筑其理論，是朱熹理學基本的考慮。金春峰的《對朱熹哲學思想的重新認識――兼評馮友蘭、牟宗三解釋模式之扭曲》認為，馮友蘭、牟宗三以柏拉圖式共相思想解釋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錯誤在于混淆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區別，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學體系中與解釋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謝曉東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學視角的考察》認為，以《大學》的“新民”觀念為中心，朱熹重構了儒家政治哲學，朱熹的新民理念為儒家政治哲學勘定了邏輯邊界。樂愛國的《朱熹對張載“民胞物與”的詮釋――一種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認為，朱熹對“民胞物與”的詮釋，強調尊重自然萬物的特殊性，以實現對自然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實際上是一種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許家星在《朱子道統說新論――以孔顏“克復心法”說為中心》一文中認為，朱子明確提出的孔顏“克己復禮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統說中占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張汝倫在《朱陳之辯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與陳亮的著名辯論在古人眼里是性命與事功之爭，而到了某些現代學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義儒家對正統儒家的挑戰，然而西方的“功利主義”概念根本不適合用來指稱陳亮的立場。
張立文的《司馬光的潛虛之學的價值》認為，司馬光的《潛虛》一書是基于心思的理論思維，不僅合象數結構、義理解釋、時空圖式為一體，又攝天道與人道，和合形上與形下、價值理想與意識形態。魏濤的《張載〈東銘〉之思想史意義及其價值發微》認為，《西銘》與《東銘》之關系就是道德理想與道德實踐之關系，且《東銘》與張載思想整體有著更加緊密的關聯，它從強化心的環節入手將張載哲學賦予實踐化的落實與擔當。文碧芳在《程顥“識仁”之方辨析》中討論了程顥理學思想的重要內容與為學宗旨“識仁”，程顥以“識仁”為方法的“新仁學”展示出一個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從而將孔子“仁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肖永明的《張〈論語解〉的學風旨趣與思想意蘊》認為，張的《論語解》宗奉二程的特點十分明顯，他的《論語》闡釋表現出專注于闡發義理、追求義理連貫和意義圓通的特色。陳迎年的《良知的界限與匹夫的責任――王陽明圣賢有分說的法哲學闡釋》認為，王陽明的圣賢有分說完全可以成就一種“匹夫道德”，讓人們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質，又保有道德的立體自由獨立性。賈乾初的《愚夫愚婦：平民儒學語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場的考察》認為，泰州學派平民儒學使“愚夫愚婦”從一種抽象的指稱走向具體，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強調的“愚夫愚婦”主體自覺從根本上說只是一種道德主體性自覺，并不能真正成為社會政治主體。張學智的《王夫之〈乾〉卦闡釋的兩個面向》認為，王夫之將乾所代表的主動性、根源性、健順一體性與“道”會通起來，旨在建立一個健動、主有的本體，這是王夫之總結明亡教訓，重建健動篤實的中國文化這一意向的鮮明體現。許蘇民的《晚明西學東漸對王夫之政治哲學之影響》認為，王夫之政治哲學受到晚明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權力合法性來源理論、權力制衡理論和法治學說的影響，至少在9個方面與西學有驚人的相通之處。陳明的《王船山〈洪范〉詮釋中的政治思想》對王船山由天人關系問題著眼，對于《洪范》所蘊含的政治思想進行的深入發掘作了評析。
（五）近、現代哲學研究。近年來的近、現代哲學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視角從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全局出發對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對具體的哲學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審視。宋志明的《論中國近代本體論轉向》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維模式，選擇了主客二分的哲學思維模式，試圖建構有近代色彩的本體論學說，對世界的客觀性作出哲學上的解釋。景海峰的《簡論中國哲學的現代敘述方式》認為，作為現代學科形式的“中國哲學”，既不同于傳統的經學或者子學，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學，而是綜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元素，容納了中國和西方不同的特點，在史與論、學與思之間經過復雜的融合與調適之后的結果。方克立的《從曲高和寡到主流話語――張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歷史命運》對20世紀中國政治史和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張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為分析哲學在中國的著名代表人物，卻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來批判分析哲學。胡軍在《論金岳霖對羅素哲學的批判――以〈羅素哲學〉一書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論上的自覺，這種轉變來源于他對于哲學中辯證唯物理論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干擾，他的思想轉變在理論上存在著較大問題。在建構道德存有論的過程中，牟宗三認為“覺他”的思維方式即是康德所說的智的直覺。楊澤波的《“覺他”的思維方式不是智的直覺――牟宗三的“覺他”與康德的智的直覺之關系辨析》一文質疑牟宗三的這一觀點。李維武在《開辟現代新儒學走向生活世界之路――關于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認為，徐復觀所開辟的現代新儒學由抽象的形而上學走向現實的生活世界之路，體現了現代新儒學開展的另一種方向。楊少涵的《論馮友蘭之中庸觀》認為，馮友蘭之中庸觀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現實欲望作為理論起點，二是其理性主義態度。方勇的《“新子學”申論》討論了“新子學”與“新儒學”的三點不同，他認為 “新子學”是探索當代學術發展方向的一種主張，著力思考的是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化途徑。
（六）其他。有關中國哲學史的通論及方法論等方面，雖然轉載的文章數量不多，但大都為難得一見的精品佳作。楊國榮的《具體的形上學》一文，以歷史考察與哲學沉思的交融為前提，闡述了他的“具體的形上學”觀念。他認為，與抽象形態的形而上學或“后形而上學”的進路不同，“具體的形上學”以存在問題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與成物的歷史過程為指向，通過考察存在之維在真、善、美以及認識、價值、道德、自由等諸種哲學問題中的多樣體現，以敞開與澄明人的存在與世界之在。李承貴的《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的三原則》一文總結了過去百余年理解、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的三大原則，即“返鄉原則”、“開放原則”、“相契原則”。何中華的《“哲學”語義嬗變與“中國思想”屬性》認為，西方現代哲學顯示出了哲學的最高境界同邏輯及論證的分離之可能性和正當性，這一參照使我們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國思想”在達成“哲學”目標上的優長之處。蘇德超的《中國有怎樣的形而上學？――中西比較哲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認為，中西形而上學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并沒有所謂的“中國形而上學”。這一結論，不會讓我們落入西方中心論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觀念史何為？》認為，即使以單一的觀念為對象，觀念史也不能只敘述“觀念單位”的編年史；批判的觀念史關注來自文明史的多種因素，而譜系學方法和邏輯分析同樣重要。黃玉順《中國學術從“經學”到“國學”的時代轉型》認為，國學應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質而論，國學既非西方的“漢學”（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經學”，而是一種現代性的中國學術；就其作用而論，國學作為一種學術，并非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所謂“學科”，而是一種具有“柔性國家意識形態”性質的理論或學說。
此外，吾淳的《中國古代“天”觀念與知識的關系》、李友廣的《“俟時”與“用時”――先秦儒家與漢儒政治態度之比較》、何麗野的《從語境看董仲舒義利觀的一段學案――兼論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語境意識”》、康中乾的《裴“有”論在魏晉玄學中的思想貢獻》等文章對中國哲學史的概念、命題及相關歷史事件進行了翔實的考證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特點
回顧《中國哲學》近年來的重點轉載文章，我們可以看到，當前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著力于發掘古代哲學家們自身最關心的問題，力求將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用現代的哲學術語進行還原和解析。當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們，更為注重的是哲學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體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哲學觀念。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重建中國哲學自我認同的意識得到進一步加強，中國哲學的特質逐漸得到彰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也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與西方哲學以知識、真理、實體、共相等概念為核心話題的研究不同，中國哲學所探究的主題最后總是要落實到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對存在或天道的體驗上來?！疤斓佬悦迸c“工夫實踐”的探討彰顯著中國哲學的特色。因此，近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逐漸回歸古代哲學的內在理路，力求還原哲學家自己的問題及語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運用西方哲學的資源對中國哲學史進行恰當、貼切的詮釋，仍然是我們現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