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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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1

【關鍵詞】儒家文化;四合院;別墅;影響

1儒家思想對社會人居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我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思想對人們的價值觀、認識觀以及行為規范和準則都有深遠的影響,在建筑人居中,儒家思想的影響也非常深遠。儒家禮制在建筑人居中主要是一種君臣關系、尊卑有序以及嫡庶關系的表現。因此在討論我國傳統文化對建筑設計的影響方面很多時候都是在討論儒家思想對建筑設計的影響。儒家思想講究“天人合一”的風水文化,追求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講究等級秩序。對建筑的影響,突出體現在選址、規劃、設計和布局上。

現代一般認為,風水文化是當代地理學、地質學、建筑學、人體工程學、生態學等多學科交融的一門自然科學。建筑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舒適、怡人的居住、工作、活動環境。風水文化是儒家推崇的文化。在中國傳統的八卦理論中,“風”代表的是元氣和場能,“水”代表流動和變化。風水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堪輿地勢、地形、選址、朝向以及建筑風格來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目的。 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仁”,在建筑物中,正房即是“仁”。從另一個方面也是等級秩序在建筑中的體現。等級秩序首先體現在規劃上的中軸對稱上,每個城市的中軸就是最高權力當局的建筑物,體現了最高當局的核心作用和地位;其次體現在四合院的主房比其余的房子要高,體現了主人的地位最高。

2別墅建筑中儒家思想的體現

現代別墅的設計很多源于古代庭院府第式建筑風格――四合院。廳是屋的中心,常見的“廳屋組合式”四合院有“四扇三間”,即一明二暗的三間房。明間做廳,暗間做室,廚房、廁所、儲物、牲口舍等一般需要傍房搭建或另建。廳屋組合式民居基本組合單位是以“兩堂”或“三堂兩橫”式房屋為基礎,向前后左右不斷擴建。小的是民居式四合院,大的可以為富商貴胄府邸,再大者則為紫禁城。不管是民居式四合院還是紫禁城都遵照著儒家思想而建?,F代的別墅建筑中也大量的運用了儒家思想。

2.1 嚴格的宗法制度

我國有著悠久的帝王制度時期,在封建王朝時期,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家族都遵循著嚴格的宗法制度。這種嚴格的宗法制度不但體現在禮儀和日常生活中,在建筑中也有體現。在我國早期的文物考古中曾經發現一座院落由周圍的四座房屋圍繞而建的格局,這種格局中的方位一般也是嚴格的按照東西南北的方位格局,中間的院落稱之為“天井”。雖然漫長的時間侵襲了這些,但是遺留下來的痕跡仍然能夠讓我們精通其工藝水平和建筑風格方面的內涵。在一般的四合院建筑中,主要有二進院、三進院、四進院等。四合院的建造完全講究坐南朝北,整個院落屬于對稱結構,甚至可以說是南北對稱,東西亦對稱。在一個完整的四合院型別墅中,院落的南北中軸線是建設的起點,然后按照折條南北中軸線分別建造正房和左右對稱的附房。然后再以左右對稱的附房的中心為主建造南邊的房屋。在更加大型的院落中,除了建筑有最中心的主院外,在住院的南北及東西兩側還有對稱分布的跨院,是名符其實的“深宅大院”。

2.2 門第等級制度

“門”是我國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作用除了供人出入和防衛外還體現了封建社會嚴格的等級制度。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無論是國家還是家族,都形成了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其中儒家封建禮制中“門第相當”“門當戶對”的等級制度對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在我國古代的宅門建筑中,最多的是屋宇式大門和墻垣式大門兩種。墻垣式大門更多的適用于低等小院,如北京較小的民居四合院。而屋宇式大門的更多的應用在皇親國戚以及富商貴胄。屋宇式大門根據等級的不同更分為王府大門、廣亮大門、金柱大門、蠻子門、如意門等等?!伴T第相當”“門當戶對”這樣的詞用在這里,再也恰當不過了,可以這么說,四合院型別墅的大門就是宅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2.3 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制度

儒家極力推崇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觀念用以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際關系和行為的道德手段。在四合院的建筑風格和建筑群命名來說,北屋因為坐北朝南,冬暖夏涼為正房,為尊。在東西方向的房屋中,因為“左為上”的思想,東廂房的等級次之,其次為西廂房,南屋因為背對陽光、陰暗寒冷,等級最低。在格局上,所有的房屋(包括附房)皆圍繞著北屋(正房)建造,而且在房屋的朝向、房間的大小、房間的高度、門窗的大小以及裝飾程度及風格來說都低于正房。正房以基臺柱石增加高度使其成為全院中高度最高、面積最大的房屋,以便達到這個四合院型別墅建筑的重心突出,主次分明,井然有序。

2.4 內外有別的制度

儒家的社會根基是宗族家長制度,四合院又是合族而居的代表,為了維持正常的家庭秩序就要有一系列的倫理道德來約束人們的言行。陳元靚在《事林廣記》中稱“凡為宮室(住宅)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四合院的建筑風格決定了其各房屋的作用。在比較大的四合院中,一般以垂花門分為外院和內院,垂花門以外的房屋建筑是家族接待賓客的場所,垂花門以內的正房、廂房、耳房等,是供自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不允許外人進入。充分的把“內外有別”的封建禮制的表現了出來。

3結語

四合院的建筑風格體現了儒家思想對社會人居的影響。四合院型別墅從儒家思想來建筑,充滿深厚的文化底蘊并具有寬廣的發展空間。本文通過分析四合院型別墅蘊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仁”思想,揭示了儒家嚴格的宗法制度、門第等級制度、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制度和內外有別的制度,是現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活化石”。

【參考文獻】

[1]王暉,張越,孫洪軍.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在四合院中的體現[J].遼寧工學院學報 .2007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2

關鍵詞 儒家思想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中圖分類號:D64文獻標識碼:A

The Promoting of Confucianism to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ZHOU Y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Confucianism is profound,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hina, and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o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t contains positive elements, can be taken as a valuable resou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lay a role pf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ontent of which there will be serious constraints of feudal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nly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rrect guidance, do keep the essence, remove the dross, to make Confucianism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Confucianism;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 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神

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它未曾止息的發展使它擁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使它沉淀在中華民族的心靈深處,不僅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處事,更是中華民族發展、復興的深層次精神支柱。同時也構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系統,其主要精神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觀??鬃釉诶^承殷周對天的敬畏的同時,把天的人格內涵變成具有必然性特質的命運,其中既包含宗教的色彩,又包含人的道德與天的規律性的合一。孟子則在此基礎上更多的強調人界定天,而不再強調天的主宰性和宗教意義。天人合一的思想發展到漢代,演變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他將陰陽五行的學說引入了儒學,由此提出“人副天數”之說,鼓吹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天人合一論。張載則把“天人合一”看成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協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繁雜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既有正確的觀點也有錯誤的理論,但是從其對民族文化推進作用和深遠影響來看,其思想是在充分肯定自然界與精神的統一,以及對人類行為與自然界相互協調的關注。

第二,“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儒家不僅維護“禮治”,而且還提倡“德治”,非常重視“人治”。 儒家認為國家是否有序應取決于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 “禮”是法的一種形式,它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如果違反了“禮”所設的規范,就必須受到“刑”的懲罰。 其“德治”主義則是主張通過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不是通過外在的綱條而是通過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知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種積極的方式可以從源頭上來解決問題,而這一點也正是法律制裁所不能從根本上辦到的。 儒家的“人治”主義,是把人當作具有復雜變化性和有主動選擇性以及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對人的特殊性、可能的道德發展及同情心的重視,“德治”強調道德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教化者本身的道德水平,所以這也是一種賢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著巨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又發展為了“為政在人”等過于極端的“人治”主義。

第三,“忠恕”、“五倫”的處事原則。“忠恕之道”即推己及人的仁愛之心是孔子處理人際關系問題總的指導原則,所謂“忠”指忠誠待人。所謂“恕”,指寬厚待人,這是仁者愛人的兩個不同方面。孟子將全部人際關系分為五大類,提出“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成為調整社會人際關系的準則。儒家思想中嚴重的等級觀念及男尊女卑的觀點是典型的封建殘留,是與當代社會完全不符的,應當被摒棄,然而其中的仁愛思想等一部分卻又是可取的,這些正確道德行為取向兩千多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道德觀。

第四,“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儒家思想主張義和利的結合,他們強調“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義然后取”的原則,反對 “不義而富且貴 ”的行為。 儒家義利觀強調的是重義輕利,重公義,輕私利,當利和義發生矛盾時,把義放在首位,舍生取義。

第五,中庸原則。歷代儒家都把中庸看作是道統正傳,它在儒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強調中和、和諧, 反對過猶不及,反對固執一端而失之偏激或片面,“叩其兩端”來把握事物,這種中庸的思想不僅成為了儒學的主要思想方法,同時也成為了儒學的道德原則。當人的心性修養能達到“中和”境界也就能與天地萬物相和諧。而儒家和諧觀的重要內容也正是以中為度,中即是和。

2 儒家思想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推動作用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就是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儒家思想作為在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深深影響著人們人生觀、價值取向、行為標準的形成,我們若能將其積極因素發揚,必然能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1)發揚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使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推動有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發展,推動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進程。

儒家很倡導憂國憂民的思想,并且重視將這種憂患思想轉化成為愛國愛民的積極行為,政治上的人治與德政。儒家清楚地提出來治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礎是修身、齊家,對于每個人而言,道德是立身、事業、理想這三者之本。儒家同時還非常注重執政者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帶頭領導作用,要求執政者先正己后正人,要忠于職守和潔身為民。當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就需要各級領導的帶頭作用,在法治的同時做到以德服人。

(2)積極倡導仁愛思想,追求克己為人,有利于建立安定和諧的人際關系。儒家思想認為可以通過一個人對待父母的態度來推斷他對國家、社會、他人的態度,家庭倫理可以作為教化社會的工具用來推己及人,提倡在全社會形成仁愛之風。儒家主張平等待人,提倡寬容精神,在處理人際關系的時候,強調自責與自律,與人為善,不與人為惡,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的這些思想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人們的人際關系面臨著更加多樣復雜的考驗,更多的年輕人成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這些進入社會的八零九零后大多數都是集萬千寵愛于一身,他們身上缺少的儒家思想中的仁愛、寬容精神,在處理人際關系中不夠成熟,沒有一個正確的方向,而儒家的仁愛、平等、寬容的精神正好可以給他們正確的指導,處理好各種人際問題,建立安定和諧的人際關系,提高其道德素質,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3)倡導重義輕利,反對利己主義,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多元化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開始復雜多樣,利己主義乘風而上,儒家思想中重義輕利,重公義,輕私利,當利、義兩者之間發生矛盾時,把義放在首位,舍生取義的精神早就被人們遺忘,在物質水平飛速提高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設更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將儒家重義、重公利思想融進市場經濟的個人意識中,可以抑制利己主義,更有利于引導人們在不損害國家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個人利益,使人們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有一個正確的心態,建立正確向上的人生觀,從長遠方向取得生產經營的成功,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共同發展。

(4)提倡中庸精神,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中庸精神就是適度把握,按照適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個合情合理的范圍之內。中華民族長久以來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都有著貴和尚中的觀念上,對實現和保持和諧局面的都有著共同的期盼,這是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做事不采取極端方式,求大同而存小異,對于集體利益的著力維護,保持人際關系的和諧發展,是普遍中國人的行為準則。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各領域發展的趨勢,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人口的環境的矛盾問題等等,必須要建立起合理的發展觀是能繼續健康的發展,儒家中庸精神的適度思想,以中和的方式做事,以維護各方面的和諧發展的觀念正好可以為當今構建社會起到一定的思想指導作用,使人們在發展中循序漸進而非采用極端方式,構建和諧持續的發展觀,使人們在積極進步的同時保持一個平和的心態,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推動精神文明建設的開展。

(5) 加強誠信建設,是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儒家思想中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即崇尚信義,重視誠信。在當今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誠信早已不僅僅是個體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更是體現作為個體的人與作為整體的社會之間是否能融洽、協調的重要標準,更是整個中華民族素質的重要體現,更是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然而,隨著物質文明的提高,誠信問題不但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反而成為了社會健康發展的阻力,誠信問題影響著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是當前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加強國人的誠信意識,大力弘揚儒家誠信思想,全方位各方面地開展以誠信為中心的道德建設。首先要加強各級政府,各行政執法部門,各級公務員的誠信建設,對全民起到帶頭作用,同時要加強學生誠信教育,從小培養正確的道德觀,然后,對廣大人民要做好誠信宣傳工作,把幾千年來中國儒家中的誠信教育推廣開來,讓人們在回歸傳統文化的時候理解到誠信的重要性,大力推動誠信教育,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有力的保障。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古代的主流意識,幾千年來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一直都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但是由于中國意識形態的多種原因,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對儒家存在著偏見,不少人仍然認為“儒家思想”是“四舊思想”而需要破除,不可否認儒家思想中存在著一些不可取的封建思想,但是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其中仍然有著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在儒家思想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那一部分推動社會發展的思想保留發揚,創造出由中國特色、民族精神的精神文明,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同時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更適合自己的發展思想與理論,得到更好的推動。

參考文獻

[1]李明輝主編.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3

 

關鍵詞:儒學 法律思想 司法實踐

一、儒學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

(一)對法律指導思想的影響

先秦時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繼承和發展了西周以來“禮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維護禮治,重視人治的法律觀點。最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觀點,基于此呼吁“為政在人”“德主刑輔”的觀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學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德主刑輔”的法律指導思想一直保留著,從漢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國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諧,以人為本是沒有變化的,這也是其區別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鮮明特征。

(二)對法律制定的影響

1.在刑法上

中國傳統法律步入封建社會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后,根據德主刑輔的原則,刑法原則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殺”的指導思想。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廢除肉刑,這是儒家人治對法律的具體影響。此外,刑名的減少,封建制五刑的確立和不斷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復審的創立無不閃耀著當政者以民為本的儒學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對古代刑法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其家庭本位的觀點對使古代法律倫理化。孔子從“親親”的家庭主義原則出發,提出了“父子相隱”,這不僅是引禮入法的表現,也深深影響了后世的刑法適用與訴訟。從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帶有明顯親情原則的刑法規定,如“親親相隱”“存留養親”“寬縱復仇”。此外,這種法律思想還體現在男尊女卑對法律適用的影響以及愛護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國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發達,這與儒家主張的息訟有很大關系,但儒學還是深刻的作用著傳統民法的發展。孟子是儒家學派中對法律與經濟關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稅產”“制民之產”,告誡統治者不要暴斂,重賦。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為民事的基本原則和富國之策。

儒家思想畢竟是與封建大一統相適應的,在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中也要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利益。具體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堅決貫徹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嚴格的戶籍賦稅制度。本著重農抑商的原則,在商業發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會最為發達開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點,固定的時間開放。在婚姻繼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這種狀況一直沒有改變。

3.關于行事法律

中國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卻飽含了儒家的特色。從選官制度看,漢代舉孝廉強烈的體現了儒家重孝對社會的影u向,而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門第,區分,維護封建等級制的表現,隋唐后科舉的出現不僅體現了儒家“為政在人”的思想,科舉其本身也促進了儒學的發展,鞏固了儒學的統治,因為國家以儒學考生,舉人都是因儒學而致世。而在為官之上,儒學影響也頗大。舉例來說,官員的品級不論多大,父母去世都要棄官守喪,否則有悖倫常,遭人譴責。連明朝首輔張居正也不例外,其不為父守喪雖有皇帝奪情,也不免他人非難。

(三)對法律解釋和司法實踐

1.在法律解釋上

儒學并不是一開始就獲得統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確立經歷了很多過程,而其中法律解釋的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知道一種學說成為法律思想,不單單是一部法律就能達到的,它必須通過解釋使大多數人了解,接受,并通過此使法律更好的適用于實踐。儒學在漢代確立后,就是通過以經斷律和以經注律使儒學法律化,再經過后世納禮入律最終到《唐律》一準乎禮,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實踐中

儒學對司法實踐影響的最大體現就是《春秋決獄》,將儒家經典直接作為律文案例指導實踐。此外,儒家思想講究天人合一,運用到司法實踐中,從刑獄時令到災異赦宥,都有濃厚的對自然與和諧的考慮。另外,秉承儒家一貫的等級觀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規定了特權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也遵循著不平等的原則。而且行政與司法不分,這也是中國傳統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學對中國傳統法律影響的利弊

儒家思想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向來主張“禮主刑輔”,使法律與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緊密結合,并且儒家主張阿“禮樂刑政”并舉,這些對我們今天建設自己的法律體系都有深刻影響。而且儒家一直教導人們經世致用,有一種“天下為公”的無私精神和“先憂后樂”的奉獻精神,這些都是我們應當繼承的瑰寶。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4

關鍵詞 儒家思想 韓國飲食 文化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和韓國隔海相望,互為近鄰,四季分明,氣候相似,文化淵源深厚。因此,不管是在傳統文化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由于自然環境、地理位置和社會背景的不同,相異之處也顯而易見。特別是韓國人的飲食雖然形成了很強的民族特色,但由于中國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它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本文重點討論儒家思想在韓國的傳播,及其對韓國飲食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1儒家思想的發展

儒家思想也成儒教或儒學,由春秋時期思想家孔子創立。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主張以愛人之心調節與和諧人際關系。到了戰國時期,經過孟子和荀子的改造,儒學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秦朝時,由于“焚書坑儒”,儒學遭到沉重打擊。漢代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于百家,形成新的儒學體系。儒家思想從此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魏晉南北朝時,儒學發展受到佛教、道教的影響,到隋唐時期出現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北宋時,儒學者展開了復興儒學、抨擊佛道的活動,同時又融合佛道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形成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理學”,也稱“程朱理學”,代表人物有程頤、程顥、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南宋時期,理學家陸九淵把“心”作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張,認為天地萬物都在心中。明朝中期以后,封建專制統治陷入危機。王陽明成為心學的集大成者,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學說。明朝中期以后,陸王心學得到廣泛傳播。宋明理學歷經幾百年的發展,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末清初,社會內在矛盾空前尖銳,儒家中以正統自居的理學家,把儒家經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經典理論。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三大進步思想家則對傳統儒學進行批判,促使我國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儒家文化持續發展到滿清政權時期,仍然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一直影響到現在。儒家思想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不僅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也有深遠影響,尤其在韓國和日本。

2儒家思想在韓國的傳播過程

儒家文化在韓國的傳播已有兩千多年,最早傳入的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高句麗于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于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后,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同時還大量派遣留學生到唐朝學習儒學,出現了很多著名儒學者。高麗王朝建立后,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并且出現了私學。武臣集權時期雖然儒學發展萎縮,但高麗末期隨著程朱理學的傳入,經過鄭夢舟、鄭道傳、李w、權近等儒學者之后,則開始了朝鮮時期儒學的大發展。朝鮮時代推崇尊儒抑佛政策,確立了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朝鮮時期在中央設立國家最高學府成均館,地方各道和邑設鄉校。還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朝鮮社會程朱理學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出現了以李輟⒗疃為代表的性理學學派,他們根據本國國情和獨到見解形成了韓國儒學,被稱為韓國“朱子學”。所以整個朝鮮王朝在儒家思想的主導下呈現穩定發展的態勢。

3儒家思想對韓國飲食文化的影響

3.1“天人合一”思想

漢儒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背蔀閮汕陙砣寮宜枷氲囊粋€重要觀點。“天人合一”有兩層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則是一個小天地。二是天人相應,或天人相通。是說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所以人們的飲食也要融入到大自然中,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

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飲食習慣也順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相應是指人體的飲食應與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相適應。所以不同地區的飲食習慣常與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韓國三面環海,空氣濕度大,多潮濕寒冷,為了祛除寒濕,韓國人常會在飲食中適量地加入一些辛辣食物,增強機體御寒能力,這就是韓國飲食多用辣椒的原因。天人合一思想還強調人作為小宇宙要和天地這個大宇宙協調統一,如果順應自然環境的變化,人體抵抗力就會增強,反之則人體抵抗力就會減弱。夏天天氣炎熱,人體溫度要順應大自然溫度增高的變化,就要相應地進食一些熱食物,所以韓國人在夏天多喝參雞湯。冬天天氣寒冷,人體溫度要順應大自然溫度降低的變化,就要相應地進食一些冷食物,所以韓國人在冬天多吃冷面。另外,“身土不二”理念也是體現天人合一思想的典型表述。“身土不二”最早的出處是大乘經,韓國醫學家許浚在1610年完成的醫學名著《東醫寶鑒》中也提出過,“人身和土是不能分離的,人生活在土地上食用土地上長出的東西,如果適應環境就會身體健康”,與“天人合一”思想一脈相承,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受這種思想的影響,韓國人在飲食用料上多購買本地農產品,強調吃本土食品。雖然韓國進口食品比較便宜,正宗的國產食品價格很高,但韓國人仍對本國食品趨之若鶩。例如國產牛肉價格是進口的澳大利亞牛肉的雙倍,可韓國人還是愛吃“韓牛”,理由是外國牛肉“不適合烤著吃”。這些都是天人合一思想在韓國飲食中的體現。

3.2飲食尊卑觀念

孝,指對父母要孝順、服從;悌,指對兄長要敬重、順從。“孝悌”講的是長幼有序,和人性博愛。孝悌所要求的子弟敬重父兄,晚輩善事長輩,作為一種社會道德風尚,自古來就受到人們的重視,這些道德規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一部分。

韓國崇尚儒家思想,尊敬長老,有著長幼尊卑、男女差別的等級觀念。在同一餐桌就餐時,入座應按照等級來坐。先迎接長輩坐上座,長輩就座后再按照長幼依次入座,男女都應席地而坐,坐姿要端正。用餐時首先要等長輩動筷后晚輩才能動筷。吃飯前后晚輩要向長輩問好示禮,經常會說“我要開始吃飯了”“我會好好吃的”之類的話。用餐過程中,長輩給晚輩添菜,以示關心,晚輩無論是否愛吃,都不能用手擋住碗拒絕,長輩給晚輩添菜時,晚輩一定要起身但不用站起來,以深深點頭示意鞠躬答謝。晚輩不能在長輩吃完之前先放下筷子,要配合長輩的用餐速度。用餐完畢后要等長輩把餐具放下后自己才能放下,并放在用餐前的位置上,保持原樣。同樣也要向長輩問候表示感激之情。例如“我吃完了”“我吃得很好”等。長輩離席后自己方可離席。

3.3飲食禮儀規范

自古以來中國就被稱為“禮儀之邦”,非常注重禮儀和禮儀教育?!抖Y記?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比寮艺J為,一個人必須知禮義,懂禮儀,禮儀教育的作用在于使人知道如何端正儀容身態,表情適當,言辭恭順,只有做到這些,才能使君臣名分確立,父子關系親密,長幼上下和睦?!岸Y”是修身做人的基本準則,是國家政治制度、人倫道德秩序的基礎。所以人們要學禮、知禮、懂禮、行禮、尊禮、好禮。

禮儀是文化的表現,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文化特質,不同的活動方式和行為準則,故有不同的禮儀規范。韓國受中國儒文化影響頗深,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找到儒文化的痕跡,韓國的飲食文化也不例外。韓國人在飲食上有很多的禮儀規范。韓國人一般都是席地盤腿坐在矮腿方桌周圍,入座后切勿用手摸腳、伸直雙腿或是雙腿叉開。就餐前不要擺弄筷子,弄出聲響或隨便走動。就餐時不要同時把湯匙和筷子拿在手里,韓國人的就餐順序一般都是先用右手拿起勺子,盛上一口湯喝完,再用勺子吃一口米飯,然后再喝一口湯、再吃一口飯后,便可以隨意吃任何東西了。韓國人吃飯喝湯要使用勺子,夾菜時要使用筷子。不夾菜時,兩根筷子攏齊放在右手方向的桌子上,三分之二在桌上,三分之一在桌外,便于拿起再用。另外,共享的食物要夾到各自的餐碟上才能享用。就餐過程中不要把筷子和勺子搭放在碗上。不要端起碗吃飯喝湯,也不要用筷子撈湯里的菜。不要用嘴直接觸碰飯碗,也不要讓勺子和筷子碰到碗而發出聲音。若遇有不能咽的骨頭或魚刺,應該悄悄吐進紙巾內包裹,而不要胡亂吐在餐桌上。用餐時不要隨便發出聲響,咀嚼聲盡量要??;不大聲說話,盡量不談商業話題。吃飯時不要隨便發出聲響,更不許高談闊論。打噴嚏或咳嗽時需轉身用手絹或紙巾掩嘴,不能打擾別人用餐。用餐后要保持勺子、筷子和碗的潔凈,不能粘著食物,勺子和筷子放在開餐時的位置擺好,用過的餐巾要疊好放在桌子上。

4結語

儒家思想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不僅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也有深遠影響。受儒家文化影響頗深的韓國,結合本國的自然環境、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形成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熟悉并了解韓國的飲食文化特點,有助于加強中韓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促進中韓兩國間的經濟發展, 對于新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再構建和擴大國際影響,也能產生一定的助益,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 劉辰.論儒學在韓國的發展[J].學理論,2014(3).

[2] 廖新竹.淺析韓國飲食文化[J].科學中國人,2014(2).

[3] 郭海燕.淺談韓國飲食文化[J].中國校外教育,2012(6).

[4] 王書明.中國傳統飲食文化對韓國飲食文化的影響[J].科技信息,2011(7).

[5] 樸英愛.淺談韓國飲食文化[J].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16).

[6] 李d平.論韓國儒學的特性[J].孔子研究,2008(1).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5

儒家思想 傳統音樂 影響

一、儒家思想打開了我國傳統音樂發展之門

春秋戰國墨家學派的墨翟(約前480—前420),提出了“非樂”的主張。認為音樂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樂。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國家的治理,下不中萬民之利。因此,他主張“圣王不為樂”(《墨子·三辯》),圣明的君主是不要音樂的。在墨翟看來,音樂愈進步、愈發展,國家的治理就愈難,“樂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認為,音樂對治國平天下毫無用處。墨翟的見解,從其同情下層民眾、反對“王公大人”過分的音樂享受來說,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與墨家學派相對立有儒家孔丘、荀卿、公孫尼等人。

儒家音樂思想以公孫尼子的《樂記》為代表。他繼承、發展了儒家音樂理論,使之適應新興的封建社會制度的需要,并形成了一個較完整的體系。他的見解被保存在經過漢代學者整理的音樂論著《樂記》里。《樂記》首先談到音樂與現實的關系,對它做了樸素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音樂是客觀世界的主觀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就是說,“樂”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響,激動起來,便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規律組織成的聲音和舞蹈動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現出來的。正因為如此,作者進一步論證了音樂的內容只要有真實根據,便具有深刻的認識意義。通過對《大武》的分析,說明“樂者,象成者也”(音樂,是反映已經完成的事物的)。音樂是不能矯揉造作、弄虛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實的思想感情,即“唯樂不可以為偽?!背浞挚隙艘魳穼ΜF實的反映。

儒家音樂進一步明確論述了音樂和生活、政治的關系,認為音樂必然表現社會的政治,為政治服務?!稑酚洝诽岢觯悍惨粽撸诵恼咭?。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就是說音樂與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時代的音樂一定充滿安樂,政治也修明、和美;禍亂頻仍時代的音樂一定充滿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國家將亡時代的音樂一定充滿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稑酚洝氛J為,音樂作為人們思想感情的語言,它會與欣賞者內心的感情發生共鳴,所以有什么樣的音樂,人們聽了就有什么樣的感受,又會產生什么樣的行為,從而對現實政治也會產生批判或贊助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樂記》發揮了孔丘重視音樂社會教育作用的觀點,強調音樂對人們心靈的巨大感染力量。

儒家音樂認為,音樂要充分發揮其教育功能,必須強調其政治、道德的標準,所謂“德成而上”,就是說有了合乎“禮”(封建的統治秩序與道德規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藝術標準在這種意義下是次要的,所謂“藝成而下”。但是,作者并不認為“藝”是無關緊要的,它指出音樂是“德”開出來的花朵,它要引人喜愛,總不能沒有艷容與芬芳。所以音樂必須要有藝術性;必須“治其飾”,就是說要用美的形式表現出來。要使曲調(“聲”)、歌詞(“文”)及各種美的形式和表現手法(“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都符合內容的要求,能感動人們的向“善”之心。在《樂記》看來,凡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的作品,才是應該提倡的“德音”“和樂”,否則,就是應該反對的“溺音”“樂”。由此可見,儒家強調的正是音樂與現實人生的聯系,是情與理的統一,是音樂為社會政治服務的實用功利,而這一點也是其他學派所沒有論及的。

二、儒家思想對中國古典音樂進程的影響

古典音樂是封建社會中后期培育起來的綜合性藝術樣式,儒家思想對音樂的浸染也是不可避免的。古典音樂的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都與儒家思想有著多方面的聯系。

儒家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雖然不能涵蓋傳統文化之全部,但毋庸置疑,儒家文化是傳統文化的主導成分,是核心內容。它否定了商周以來把音樂從屬于“神”的傳統觀念和種種否定音樂存在的見解,肯定了音樂與現實人生的聯系,奠定了我國音樂的現實主義傳統。但過分強調音樂的實用功利,往往會束縛藝術和審美的發展,使音樂失去美感和動人心魄的力量。這方面,道家“有無相生”的思想則成為它的對立和補充。它以超脫一切的力量(想象、情感、美,還有較晚出現的傳神、意境等,都是這種思想的延伸與發展),給中國音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儒家的“道統”長期獲得官方的支持。宋元以降,張揚“道統”的理學成為“顯學”,凡是與“道統”不合的學派,一律受到排斥。儒家的禮義之學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三綱五常是君臨天下的倫理規范,封建統治階級以“孝”治天下,我國素有“禮義之邦”的美稱,儒家思想的核心——倫理道德是封建社會塑造整個中華民族靈魂的主要的精神力量。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儒家學派的禮教文化,儒家思想對我國古代社會影響的廣泛性、持久性和深刻性,是其它任何一個思想流派都無法比擬的。

儒家重實際而黜玄想,重視歷史經驗。被歷代王朝所尊崇的“史官文化”蘊涵相當豐富,這一文化成果及其所蘊涵的文化精神給古典音樂以深刻影響,導致音樂與歷史的緊緊“纏繞”。

三、中國古典音樂的表現形式

儒家思想是入世思想,注重人生種種現實的問題,尤其在處理人的關系,所以看待藝術也從其助教化的積極作用著眼,于是就有了“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樂記》)、“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的觀點。儒家希望利用音樂來成就道德人格并強調音樂必須表現道德和至善境界的風格。因此,在它影響下,有一類琴曲的內容都與“德”“仁”等有關。

徐青山的《溪山琴況》,雖然是琴學專著,但他總結的二十四況,卻可以視為中國傳統音樂的全部審美要求。這二十四況是:和、靜、清、遠、古、淡、恬、逸、雅、麗、亮、采、潔、潤、圓、堅、宏、細、溜、健、輕、重、遲、速。這二十四個字,除去幾個古琴的技法而外,幾乎適用于中國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文人音樂中的絕大部分及民間音樂中的一部分。這種美學觀的確立,是儒家思想要求的結果。儒家音樂美學把“中正”“平和”“淡雅”“肅莊”作為基本原則。儒家的“樂”要為“禮”服務,音樂要服從政治。

歷史故事和傳說是古典戲曲重要的題材來源,僅就現存元雜劇而論,取材于史傳,以歷史人物(帝王將相)和歷史事件為描寫對象的劇作就有四十多部,約占現存元雜劇總數的四分之一。中國古典音樂又恰恰隨著戲曲而得以傳承。以史傳為載體的史官文化大體上屬于儒家文化,主要體現儒家思想和統治階級的思想意志,然而,即使是取材于史傳的歷史劇真正以傳達史傳所昭示的勸諷意義的作品卻并不是很多,大量的歷史劇以傳達作者現實的生存體驗為主旨,這種體驗大多是史傳所沒有的。

古典音樂主要融儒道二家思想的影響,儒家從道德而主張樂而不、言之有物,道家從體道而主張無為、逍遙,因后者以逍遙的眼光觀宇宙;以超然的姿態看人生,因而在藝術的實踐上其影響尤深。但都巧妙地殊途同歸,確立了琴曲清和淡雅、優雅恬靜的風格?!昂脱拧焙汀扒宓?,可說是古琴音樂一直以來所推崇的審美情趣和理想風格。由此可見儒道思想在古典音樂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的古琴音樂最擅長用“虛”“遠”來制造出一種空靈的美感。其常用的虛音,是在左手實按之后移動手指所發出的延長變化音,這種滑行幾個音位的長滑音則往往造成琴樂若斷若繼、若有若無的音樂效果。另外,震音、吟、揉的運用若超過三至四次以上,其余音便會轉弱或消失,只余手指在琴面上轉動,這“無聲之樂”便形成了音樂進行中的空間感,和那種飄逸、秀麗、禪境式的空靈。從虛、清、遠的氣韻直至“平淡天真”是一種“化境”,平淡到極處,才有宇宙萬象的涌動;天真顯露,才有活潑生機往來的空靈和變化。心中廓然無一物,真實的生命直與宇宙自然真純的元氣淋漓混融,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成熟的琴師作為一個藝術家作為一個徹悟者共有的精神上的完全解脫。

古代許多學者認為,中國音樂是非獨立的審美藝術(獨立的審美藝術,與非獨立的審美藝術的重要區別,在于它是否從屬于實用功能。非獨立藝術,一般都從屬于社會生活的實用需要)。他們認為,中國傳統音樂始終是“移風易俗”“使人無欲、心平氣定”等政治教化作用的工具?!皹氛撸煜轮簖R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睆娬{音樂的社會功能和倫理價值,音樂應在道德上感化人,表現善與美,要合乎道德和平、中庸的原則。這些觀點和言論成為中國音樂理論的主流,長期桎梏了中國音樂創作的主體精神。中國傳統音樂博大精深,又有眾多形式、流派、風格。中國傳統音樂美學,除去與政治的緊密聯系外,它的純審美的要求,卻是有著相當穩固的一貫性的。

音樂家在創作過程中,或者把自己幻想成作品中的事物,或者酒酣操琴,任樂思奔涌,目的都是為把主觀思想感情移入客體,使主客體雙向交流。在這個過程中,音樂家常常物我不分,或物我兩忘。創作中的這種心理能力,既不屬于邏輯思維,也不屬于形象思維,它來自心靈深處。在人的整個心靈與自然交合的直覺體驗中,悟本窮源,得到終極真理。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主導成分,對中國古典音樂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春秋戰國儒、道兩家已經初步奠定了我國音樂美學的思想體系,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對我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文化所體現出的倫理精神及由其形成的史官文化,導致了古典音樂與歷史的緊緊“纏繞”,使歷史故事和傳說成為中國古代音樂的重要題材來源。儒家“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人格所張揚的循禮守制、貴賤不逾而又以睦相守的程式化生活,賦予中國傳統音樂以程式之美。

參考文獻:

[1] 陳迎輝.儒道兩家思想對中國審美文化的影響.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

[2]安吉鄉.從儒、道、佛的視角論中國繪畫藝術.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1).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化范文6

【關鍵詞】日本;倫理體系;忠;孝

《菊與刀》為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熬铡笔侨毡净适壹一?,“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并非從此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并指出日本幼兒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稱為“恥感文化”以別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眾多讀者,本文作者對于該書第六章“報恩于萬一”論及的“忠”、“孝”思想頗感興趣,由此聯想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忠、孝”,并加以比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淵源

簡單地講,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于中國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發展在明治維新前就與中國緊相關聯。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紀,但見于史書記載的是《日本書紀》:公元285年,儒教傳入日本。“百濟使阿直歧來貢良馬,帝即命之養焉。阿直歧能通經傳,皇太子師之。”后來王仁渡海至日本,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學焉”。日本“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從中國引入了儒家思想。圣德太子親擬的《憲法》十七條,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語為骨干的,采用了大量四書五經中的典故、成語和資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寶律令》規定把儒學作為重要課程,在全國講授,以《周易》、《尚書》、《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為教本,將《論語》、《孝經》定為必修課。公元137年開始祀孔,行釋奠之禮。到奈良時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個階層。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詔,令全國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經》,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貞婦”,地方官吏要隨時奏聞以便表彰。國家考選官吏,試題幾乎都是儒學、漢學內容。從鐮倉幕府到江戶時期,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尤其是江戶時期,儒學在日本達到鼎盛。日本的儒學學說,以中國的儒家思想為“藍本”,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標,因而受到日本統治者的重視,并作為統治與管理國家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對日本的倫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形成日本的文化傳統、道德習俗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成為日本倫理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忠”和“孝”在日本倫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倫理體系是圍繞“恩情”來建構的。日本人“總自認是歷史的負恩人”,他們“承認對過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僅如此,他們欠的恩情不僅是對過去,而且在當前,在每天與別人的接觸中增加他們所欠的恩情。他們的日常意志和行為都發自這種報恩感。”日本人強烈的責任感也正是根源于這種報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義極其廣泛,幾乎包括了一個人所負的債務和恩情,例如,“義務”、“忠誠”,“關切”、“愛”等。恩主是多層次的,上至“他那個生活圈的最高上級”,這個人物隨著時代而變化,曾經是各地的地頭、封建領主或將軍,現在側是天皇?!岸鳌笔莻鶆?,而且必須償還。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類,依其地位可列為:皇恩――親恩――主恩――師恩――一生中與各種人接觸時所接受的恩。對恩的報答構成不同道德體系:義務和情義。依次為忠(對天皇、法律、國家的義務)――孝(對雙親、祖先的的義務)――任務(對自己工作的義務)――對社會的情義(即對主君、近親、他人、非近親的義務)――對自己名聲的情面。在日本的倫理體系中,“忠”、“孝”處于最高位。兩者都具強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這種強制性來自傳統,在日本,忠、孝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這與中國大不相同,在中國忠、孝之上還有更高層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應該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時,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義立場。公元7世紀初,日本圣德太子著手引進中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識到,中國那套制度所依據的儒家哲學有與他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于一切,如果統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來反對并他。天子能否永據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職,均取決于他們是否施仁政。因此,圣德太子認為,除非修改這個對中國來說是有效的政治實踐,否則,就不能在未來的改革中保護皇族。圣德太子劃清了中國人的思想原則和他的實踐能力之間的區別界限,小心翼翼地驗證他們的精神是否適合于日本。如果發現中國儒家哲學中的某些成分不適合或不稱心,那就完全拋棄或大加修改。雖然圣德太子熱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國水準,但他并不想接受中國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國有價值的東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圣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無人可以統治全國,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臨危機的時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鎮靜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忠、孝”在日本倫理體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確立。

三、“忠”的內涵及對日本社會的意義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對皇恩的報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為神圣,使之與人間喧囂的現實生活完全隔離,“天皇是遠離一切世俗雜慮的圣父。對天皇盡忠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它必須成為一種對幻想出來的、一塵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誠仰慕?!痹谌毡咎旎适菄窠y一的最高象征,但從未作為實際統治者發揮作用,“為天皇盡忠”成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著人們的行為。在封建時代,日本人的“忠”是對世俗首領將軍、主君的義務。明治維新的先驅及其領導者為了實現日本精神的統一,高呼“忠于天皇”的口號,向幕府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斗爭,終于取得勝利,得以把“忠”的對象從將移到象征性的天皇?!爸摇钡膶ο笾阅軌蝽樌D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間傳說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整個日本歷史上,只有一個皇室,萬世一系,繼承皇位。既然“忠”應當獻給等級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獻給天皇。正是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與中國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國,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統治者。他擁有無限的權力和極強的權威性。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話語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國的封建時代卻是一部經常改朝換代的歷史,一治一替出現?!盎饰惠喠髯?,今年到我家”這句民諺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潛在的取代意識?!俺贾摇辈贿^是種情性的服從,當“”時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國的“忠”是一種以“仁”為前提的,相對動態的“忠”,故有“大丈夫當事明主”,“良禽擇木而棲”之說。日本人對天皇的忠是無條件的,自覺的奉獻,是一種信仰。中國人的“忠”是對統治者正直行為的回應。

四、日本的孝道

日本的“孝”是僅次于“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在與對天皇的義務相沖突時可以廢除孝道,此外,無論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壞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國的孝道更加絕對化,其內涵也更為廣泛。在中國孝的本義為“善事父母”??鬃诱J為“孝”產生于子女對父母之愛的回報?!吧轮远Y,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導的“孝”的根本標準?!吧轮远Y”,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還應當對父母的過失進行恰當的規諫,但不能違背父母的意愿,勉強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見。“生事之以禮”,不但強調孝子奉養父母的外部行為,尤其強調孝子愛敬父母的內心狀態和真情實感;不但強調孝子對父母的服從,而且強調孝子對父母進行一定程度的諍諫。這種“孝”是基于愛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則的行為,是一種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覺行為。“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不但強調孝子對已經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禮儀的規定,更強調居喪祭祀期間的情感態度必須哀戚和恭敬。這種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禮”一樣,亦來自對父母的愛心和敬意,是發自內心的誠摯的自覺行為。

五、小結

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對日本“忠、孝”的詮釋,是建立在“恩”的基礎之上,結合日本的歷史,和對東西文化的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其憑借的是間接資料,可以想象對“忠、孝”的述評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讓讀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實上,日本的“忠、”和“孝”與中國的儒家思想關系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過程中加以變通,形成其獨有的“忠、孝”理念,但歷史是發展的,隨著日本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民主思想的影響,文化全球化的趨勢愈加鮮明。今天的日本人雖然保留這種倫理精神,但其內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嬗變。所以對于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眾,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參考文獻:

[1]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M]商務印書館,2005.

[2] 王家驊 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3] 尚會鵬 中國人與日本人 [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4] 董良,李尚儒.儒家三不孝思想淺見[J]. 求實.2004(11).

[5] 徐暉. 中日近代化進程中的儒家思想的比較[J]. 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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