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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1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環境的影響就進入了會計視野，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環境會計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1992年葛家澍教授發表了《九十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一文，首次將環境會計理論引入我國，引起了我國會計理論學術界的強烈反響。近年來，許多會計理論與實務工作者正在努力對環境會計問題進行研究，目前關于環境會計研究的文獻很多，一些研究基于環境會計本身的計量考核問題[1，2，3]認為環境責任考核主要是會計人員的工作，另一些研究則認為企業是環境污染的主導者，應從企業內部根據市場反應合理配置資源，加強企業環境信息披露[4]來減少環境污染。但是這些文獻的研究多局限于微觀層面，未明確提出環境的控制責任實施。郭道楊教授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會計的全面控制觀”其中內容就包括“會計的全面控制必須把微觀、中觀、宏觀結合在一起”。[5]此后，也有學者研究過宏觀環境會計，但是其研究成果不成體系，未充分體現我國政府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文針對現有研究的缺陷，從宏觀角度研究政府的環境會計控制。通過政府參與將宏觀經濟調控這只大手伸入到污染企業的內部，加強企業對環境的控制與約束的力度，確保環境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建立切實可行的環境會計控制機制，產生宏微觀上的環境會計協同作用，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和控制思想的轉變，確保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會計目標不明確信息公開不夠透明
環境會計的核心是將環境問題對外不經濟納入企業會計核算系統，形成對環境的可靠評估程序。?h境會計作為環境控制的手段方法，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在環境會計目標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上重新定義環境會計目標。環境會計管理控制作為交叉學科的分支，其涉及的理論內容比較廣泛，除在基礎會計的理論基礎上，還應包括可持續發展理論、物質平衡理論和環境價值論等。由于我國在環境會計的研究起步較晚，不同背景不同行業企業面臨的問題又比較復雜，而環境會計作為政府和企業進行環境控制紐帶，必須具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因此建立健全會計理論體系也是實施有效的環境控制的必要前提準備。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其實一直是在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重污染企業就在其中扮演著一個雙重角色，部分重污染企業由于能夠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企業自愿報告的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的全面性和準確性。這時候政府信息公開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就目前來看雖然由政府公開的信息的來源主要是政府統計部門和第三方審計，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局限性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目前的政府信息公開并不能保證信息的及時有效性。
（二）我國政府在對環境控制時未充分考慮其特殊性
為保護生態環境，近年來我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和經濟手段對企業濫用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限制干預，但是環境事件還經常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宏觀調控中未充分考慮我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行政體制，我國中央政府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性的控制力，因此，我國的環境控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大部分資源與環境歸國家所有，政府是進行環境控制的主體，政府環境會計能否發揮有效作用對環境管理控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國實施科學合理的環境控制必須充分考慮我國政體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照搬國際現有的理論研究成果。此外，我國疆土遼闊，東西南北發展程度差異大，地理情況行業水平也是千差萬別，這也增加了我國實施環境控制的難度。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存在局限性
我國政府采用的環境控制機制包括日常性控制和非日常性控制兩大類。[6]日常性控制是指環境控制主體即政府通過法律法規以及制定的相關標準對企業進行的一般性控制，其控制內容比較簡單，例如排污收費，管理收費，征收環境稅，補貼環境保護費用，環境責任保險等。但是這種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的例行性和程序性，存在很大弊端。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長期而言政府對企業環境控制偏差就會出現量變積累轉為質變的環境事件，這時候政府就需要采用除日常性控制以外的方式即非日常性控制來彌補這種質變，例如，進行強制性大規模檢查，加大懲罰力度，提高指標標準等。但是這種控制多屬于事后控制，而且這種控制方式需要具體的面對宏大眾多的監管對象，這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限于政府能力也不可能監管到所有監管對象。因此即使這兩種手段結合控制環境問題也存在明顯不足。
三、基于我國政體特殊性提出針對上述問題的建議
（一）明確宏觀環境會計目標，健全會計信息公開體系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下，自然資源的權利必須通過國家的主體即各級政府來行使。因此，我國環境會計的核算應建立兩個核算體系一是政府環境會計宏觀環境會計，二是企業環境會計微觀環境會計。這兩者應該是互相補充，共同提供環境核算信息。我國政府作為全國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政府環境會計應該以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為目標，而進行政府環境會計的核算首先就要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集中客觀核算與反映。鑒于企業自愿報告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質量，建議構建政府主導的環境會計信息系統，通過法律手段強制要求企業直接向該平臺提供反應在各種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環境信息，政府可以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和第三方審計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驗證，確保環境信息的可靠性、客觀性、及時性。驗證后的信息可以儲存上傳數據庫，由政府官方網站提供給各個信息用戶，讓立法機構、各級政府決策層與企業、公眾都能通過政府環境會計信息清楚地意識到資源與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可以進行更加全面合理科學的環境控制，為當代人的決策提供環境信息與成本價值的引導，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會計理論和基礎，實現企業環境會計的外部生產和企業環境保護工作與政府環境控制相結合，達到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用綠色GDP去除一味地發展經濟
國家在擁有環境資源所有權的同時也承擔對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和提高綠色GDP的推動和監管責任，其中提高各項目工程的經濟效率合理性是政府統籌管理的最終目的。以大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工程為例，生態補償可能會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而達不到預期理想效果，這時集權制中央政府的調節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國中央政府雖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的控制力，同時又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補償實施的過程中應避免政府一家獨大造成的腐敗貪污現象。這就要求在實施生態補償項目中增加社會監督，提高項目運營的透明度，加強市場參與度。同時生態補償政策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也是一種激勵機制，就目前來看，經濟建設依舊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中之重，GDP也一直是對地方政府和官員進行考核的核心力量，這就導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計后果的發展當地經濟，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壞，違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隨著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單純的GDP考核顯然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采用綠色GDP考核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為目標來判斷地區發展，而是將生態環境考核納入其中，提高地方官員晉升標準，這將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員進行生態保護的積極性，進而對環境保護工作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集中專業化
在生態保護和經濟效益達到雙贏的會計目標下，又限于政府能力，我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一直是在進行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筆者認為應該盡可能的消除非日常性控制以減小環境控制的成本，?D而著重專注于政府的日常性控制，通過制定更加全面的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做好企業信息披露工作，減小控制偏差，進而使環境事件出現概率降低同時也就減小了例外性控制存在的必要性，在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中達到政府環境控制的最大效果，實現生態經濟效益。
四、結語
在我國社會主義中央集權制下的資源所有權與資源經營管理權分離的背景下，政府對生態保護、環境管理、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起著主要推動作用，對企業環境污染信息披露承擔著監督責任。利用我國政府管理控制的先天優勢，明確政府環境會計目標，進行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制定規則，從而科學的管理控制環境資源和進一步有效的治理環境污染問題。
目前政府環境會計的應用方面還存在各種阻礙和問題，本文在研究中還存在許多不足，例如沒有對政府環境會計與企業環境會計的宏微觀協調統一管理控制問題進行研究，這也將是筆者在以后學習工作中繼續研究的重點方向。
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2
在方法使用方面，從基于辨別分析的開創性論文開始，就有大量關于預測企業失敗但是沒有引進宏觀經濟變量的辨別分析，由Shumway(2001)擴展的多時期Logit模型，加入了宏觀經濟變量，來測度宏觀經濟變量和企業破產率之間的動態相互關系，包括Bruneau（2012），使用法國的大樣本非財務公司的會計數據，在行業層次上使用多期logit模型來估計企業財務脆弱性指標，因為樣本大，跨度時間長，所以可以考慮到企業財務狀況逐步惡化至破產清算的過程。之后又有學者使用了持續期間模型，盡管這種模型有上面提到過的主要優點，但由于左截斷問題仍然存在局限性，當觀察期很短時，資料庫里的絕大多數企業在觀察期之前就成立了。除了以上幾種模型外，還有很多計量方法估計企業的財務脆弱性指標，同時也包含了宏觀經濟變量，比如Hamerle等人使用了一個隨機效應的Logit模型來評估德國的破產企業；Bonfim使用了一喝隨機效應的Probit模型評估葡萄牙的破產，Pederzoli等評估了一個依賴靜態的相同的違約模型，區分了擴張時期和衰退時期。Qu使用的是一個固定影響的LSDV模型；而Jimenez等使用隨機效應Logit模型來測量銀行貸款增加對銀行違約的影響。
二、企業的財務脆弱性指標對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
文獻的第二條主線是關注企業財務脆弱性如何影響經濟周期，這樣的一個問題意圖在微觀層面上合并信息來進行宏觀經濟的預測，最初關于微觀企業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銀行來研究的。關于銀行貸款渠道和資產負債表渠道那個是影響宏觀經濟的，其贊成和反對的證據在辯論中仍然是非常多的，但是恢復辯論的資產負債表渠道的研究成果之一是來自Bernanke，其論文中寫道銀行對這些變化所作出的反應就是停止向質量較低的投資者貸款，是對于那些他們以前已經借款過的企業來說，財務部門事件最終影響宏觀經濟的承受力，因為產生更高的有效成本的信貸減少了商業需求為當前期間貨物和服務.其開發了一個小的模型，他們利用借款人資產凈值和投資的成本之間的反比關系來解釋為什么在沒有任何的金融危機沖擊前，借款人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可以是商業周期波動的來源，在相關的研究中Coe使用馬爾科夫切換模型來估算財務危機發生的條件概率，發現在實際產出模型這些估計的概率有額外的解釋力，支持了Bernanke的發現。在相同的論文中，Gertler通過證明借款人的信用變化如何影響投資支出、預期的收益和整體經濟，從而證明了企業的財務因素對宏觀經濟狀況可以有定量顯著的實際效果。Repullo等也開發一個宏觀模型，得出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可以對宏觀經濟有一定的解釋力。后來，Fazzari等從公司財務結構方面也證明了微觀企業的財務信息對宏觀經濟宏波動有重要的影響。Lown也提供了證據表明了由企業失敗來衡量的財務脆弱性指標和信貸標準一起可以用來解釋銀行貸款的增長和國內生產總值。
三、企業的財務脆弱指標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
事實上，目前只有幾篇論文是真正考慮了企業的財務脆弱性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而且主要都是來自國外，國內幾乎沒有相關研究。通過使用聚合的信用風險，隨著時間推移其近似于企業的破產頻率，并發現了在微觀和宏觀角度之間一個有用的鏈接。同時提出了一個向量自回回歸模型，將觀測到的破產作為內生變量引入到模型中，同時還包括其他的宏觀經濟變量。他們還使用一個微觀宏觀模型，從帶有微觀變量的logit模型中估計的破產作為額外的變量引入到外源性的VAR模型中。但是，在后一種情況下，企業破產不再完全是內生的。使用了一個無法觀察成分的多元模型揭示了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失敗在高頻率下的周期性共同運作。使用了一個結構性信用風險模型來計算上市公司的EDF經驗值，并使用VECM模型來研究預期宏觀經濟發展的長期關系。和后面的兩個研究相比，Bruneau(2012)將Jacobson的宏觀模型應用到法國的例子當中，同時使用了向量自回歸模型，強調需要使用大量的微觀企業資料，不只是考慮那些在資本市場上運作的企業，把破產當作完全的內生變量，并在部門層面上考慮兩者的相互關系。同時提供了在持久性經濟周期沖擊下的第二輪效應的數據，從統計學角度和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企業破產對產出缺口產生的巨大影響。
四、總結與展望
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3
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研究目前沿襲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從范式到假設、數學模型都基本沒有變化。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針對他們所遇到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已經相當成熟，側重于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強調實證研究；對比起來，中國學者對于宏觀經濟的研究更傾向于引出政策性對策，更重視規范性研究。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觀經濟學在建立模型時的很多假設與中國現實不相符，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區別地將這類研究結論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在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市場調節力度低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不僅是混亂而更可能是對經濟的嚴重扭曲，這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政府某些宏觀經濟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簡單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對于中國經濟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資拉動的“熱”的趨勢，就采取了提高準備金率的措施。作為一劑猛藥，立即導致貸款額下降，而實際上，很多行業仍然迫切需要貸款資金啟動。如果仔細去看，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討論更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結論似乎有簡單化之嫌。要么言之鑿鑿地認為已經過熱或有過熱的明顯趨勢，要么鐵板釘釘地咬定不過熱。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復雜程度，是很難一以概之地以是否過熱來做結論的。而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似乎也只是提供了這樣一種認識問題的途徑。作為一種理論范式是無可厚非的，但用來指導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就失于簡單了。
國內理論界曾經討論過中觀經濟學，如何界定中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范疇是一個本文不打算探討的問題。然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過于宏觀，對于中觀問題的研究不夠，可能是我們無法有效地利用宏觀經濟學方法論解決實際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我們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時，我們需要搞清楚這些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在中國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而現有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沒有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工具和幫助。
如果局限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方法論，就很難讓我們把視角轉移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現象的構架過程中去。其實，即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在某種經濟構架之上進行討論的，也就是開放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所有假設都源于此。而中國的情況卻很不同，忽略這樣的本質區別，不講宏觀經濟學理論適用的條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結論，是無益于事的。盡管關于是否存在中國經濟學還有很多爭議，無庸諱言，中國經濟的特殊性提示我們，在研究宏觀經濟現象時，不可不顧其是建立在與中國目前不盡相同的社會制度基礎上這樣一個前提。至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的經濟形態與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不同，以及現有的研究方法的適用性，還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國宏觀經濟的特點是以投資驅動為主，工業主導型，而且投資中政府的投資所占比重較大，政府主導投資和行政干預的作用顯著。這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以美國為例，其宏觀經濟體現為消費驅動，服務業主導，投資基本由私人進行。另外，中國的制度演進的步伐較快，而西方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資，金融，法制，人力資源，技術，制度變遷等對宏觀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各方面，中國的情況都與西方差異很大，而且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西方在統一的制度框架下，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環境，而在中國存在著南北、東西、城鄉等地理區域上的巨大差異。這種經濟環境有較大的動態性和發生畸變的不確定性。而我們在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時，往往存在著不比較模型的使用條件，較多采用靜態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難避免的。方法論方面的尷尬，使我們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觀經濟數據，套用現成的靜態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賴以前幾次經濟過熱的經驗，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做出客觀的判斷。所以，各家各派的觀點也就無法統一，甚至無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發點。
但是有些專家還是通過數據和直覺預感到了事情的本質。比如在去年部分行業表現出投資過快，價格上漲幅度和發展速度較高，汽車，鋼鐵，建材，房地產，原油，糧棉等都很熱，甚至出現了水和電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費品的價格仍然在下降，總的價格指數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標特別是生產資料價格在上升，引起學者擔心消費價格指數會在一段時間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貨膨脹。這些看法都來自現有宏觀經濟學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認為現在的特征數據已足夠，用現有模型分析，通貨膨脹必將到來，只是有滯后性，所以不會馬上顯現，但要防微杜漸。反對者也使用同樣的分析工具，但要樂觀很多。正是由于他們觀點雖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卻大同小異，因此，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對于宏觀經濟的判斷成為了數字的估計，不同處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區別而無質的不同。這樣很容易使宏觀經濟研究變成數字游戲，結果只能是看誰估計的更接近實際數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預測家為此大跌眼鏡。
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4
關鍵詞：信息；股票價格；經濟波動；結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Pigou（1927）[1]的理論將居民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作為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隨后發展起來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文獻背棄了這一傳統，并且將技術沖擊作為引起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盡管如此，居民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一直在經濟周期文獻中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些年來，居民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以及關于未來宏觀經濟狀況的信息的沖擊（news shock about future macro economy）在解釋一些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Beaudry and Portier， 2004； Jaimovich and Rebelo， 2006； Christiano et al.， 2008）[2][3][4]。但是，鮮有學者談及關于未來宏觀經濟狀況信息在中國經濟波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期望通過將相關方法和模型應用在中國經濟中來填補這個空缺。
在Beaudry and Portier（2006）[5]中，信息以及信息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是在一個雙變量結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Structural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SVECM）中識別的。在這個識別策略中，結構模型被相繼賦予短期限制條件（short-run restriction）和長期限制條件（long-run restriction）。在短期限制條件中，信息被識別為股價中與技術新息（innovation）不相關的新息；而在長期限制條件中，信息被識別為對技術進步具有長期影響的新息。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推論，如果關于未來宏觀經濟波動的信息在經濟周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么模型中的變量—尤其是技術進步變量—對這兩種信息的脈沖響應函數應當是相似的，而兩種信息之間應當呈線性關系。這種方法在美國數據中的應用支撐了信息驅動型經濟周期模型（news-driven business cycle）。Barsky and Sims（2010）[6]則將信息識別為一些向前看（forward-looking）變量（包括股價，消費者信心指數和通貨膨脹）中新息的線性加權。
中國證券市場雖然起步較晚，但已經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證券市場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逐漸凸顯，證券市場與宏觀經濟方面的聯系也在逐漸加強。譬如說，利用1995-2004年的中國數據，方文全（2009）[7]驗證了中國股市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王曉芳、高繼祖（2007）[8]則利用ARDL邊界檢驗的方法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結論；靳云匯、于存高（1998）[9]則從更加廣義的角度論證了中國股市與國民經濟的關系。所有的研究都證實了中國股票市場與國民經濟的關系與國外股票市場沒有顯著的差異。這意味著股票市場價格中包含了宏觀經濟的有關信息，我們完全能夠利用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驗證關于未來宏觀經濟狀況的信息在經濟波動中的作用，同時利用其策略識別出該信息；這就是本文將要做的工作。
二、模型介紹
1. 信息的定義及其識別中的問題
按照Barsky and Sims（2010）中的定義，以全要素生產率代替的技術進步一般可以表達為兩類沖擊的隨機過程：未預期到的技術沖擊和以前預期到的對當前技術進步的沖擊，其中，以前預期到的對當前技術進步的沖擊就是本文中所要尋找的信息沖擊（news shock）。進一步來說，技術進步一般可以表達為：
這個表達式符合由信息沖擊定義所導出的限制性條件，但是簡單的模型估計只會將兩類沖擊混淆，研究者只能得到兩類沖擊的和而無法分別產生出兩類沖擊序列，因此簡單的估計會產生出誤差，從而影響研究結論。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信息沖擊是無法在單方程的估計結果中獲得的，我們只能利用向量自回歸或者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來估計信息沖擊序列。
2. 信息識別策略
本文的識別策略是遵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模型和步驟。具體來說，假設一個由技術進步和股票價格構成的雙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Bivariate Vector Correction Model）的表達式為：
分別為短期和長期結構沖擊，其方差-協方差矩陣均為單位矩陣。為了保持結構模型和原始模型的一致性，結構模型必須能夠產生原始模型中的方差-協方差矩陣，這就意味著以下的關系式：
和
從上述關系式可以發現，由于包含長期限制條件的模型和包含短期限制條件的模型式從同一個原始模型中估計出來的，所以對于方差-協方差的限制條件是一樣的。由于是對稱矩陣，上述方程中是一個包含四個變量和三個方程的方程組，所以需要提供結構性限制條件來估計參數，這就是下面的短期限制條件和長期限制條件所要做的工作。
本文假設在短期中，股票價格新息對當前的技術進步沒有影響，按照這一假設，短期結構模型中的系數存在條件；同時，對未來宏觀經濟和生產率的信息沖擊可以識別為新息序列。在長期中，依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方法，僅有技術進步方面的新息對技術進步具有長期作用，而股票價格中的新息對技術進步不存在長期作用。該假設條件中，長期結構模型中的系數存在條件。在該識別條件中，股票價格中能夠長期影響技術進步的新息與本文的信息定義較為接近，所以如果宏觀經濟周期波動是信息驅動型的，那么兩類模型中變量對來自新息序列的沖擊反應應當是類似的。本文的模型估計及其分析就是建立在這一分析基礎之上的。
三、數據描述
本文的模型估計建立在我國1995年一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的數據。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中國技術進步數據來源于對中國生產函數的估計，用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來代表中國的技術進步。假設中國的生產函數為步序列可以估計為：
但是，利用該模型估計中國的技術進步需要解決諸多問題。針對相關問題，本文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都做出了相應的處理。
首先，由于本文模型需要估計中國的股票價格中所反映的宏觀經濟信息，而中國的農業由于長期以來發展程度較低，與股票市場的直接聯系也較弱；因此，本文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模型中的總產出由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總產出來代表。然后，從中國的統計數據中可以尋找到中國的月度環比通貨膨脹率，該通貨膨脹率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表示。利用中國的月度環比數據，通過簡單的相乘，能夠計算出中國的季度環比通貨膨脹率，然后能夠進一步計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間各季度建立在1995年一季度基礎上的價格，其中1995年一季度的起始價格假設為1。然后利用統計數據中的名義總產出和各季度的價格指數，本文得到了各季度的實際總產出。
其次，對中國的季度資本存量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計。永續盤存法的估計表達式為，其中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因此，該估計方法要求確定起始的資本存量，各季度的投資價格指數，各季度的名義投資以及季度折舊率。本文中的各季度的名義投資能夠直接由統計數據獲得；而季度折舊率則為1.27%，這與年度折舊率為5%是相一致的（王小魯等，2000；郭慶旺、賈俊雪，2004；陳彥斌等，2009）[10][11][12]。按照喬根森（2001）[13]的思想，本文采用耐用消費品的價格指數來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代替，但是該價格指數僅從2003年一季度開始，對于1995年一季度至2002年四季度之間，本文只能采用總體通貨膨脹率來代替固定資產投資的價格指數。對于各季度的投資，本文采用各季度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總和進行計算。按照所選取的時間寬度，本文將郭慶旺、賈俊雪所估計的1994年底的資本存量作為起始的資本存量，但是這一資本存量是以1978年的價格進行計算的，這與本文所選取的價格基點完全不同。為此，本文首先利用中國年度通貨膨脹率，計算出按照1995年價格計算出的1994年資本存量，然后利用1995年的環比通貨膨脹率，計算出1995年一季度的通貨膨脹率與全年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從而將該初始資本存量轉化為按照1995年一季度的價格進行計算的數值從而滿足永續盤存法的公式。利用所有處理的相關數據，可以估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間的所有資本存量。
再次，對于本文勞動收入份額的處理。由于本文的總產出和資本數據都是來自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因此勞動收入份額數據也最要來自于這兩個產業的估計。因此，本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收入份額數據直接取自1995年至2004年的平均值。為了構造一個統一的勞動收入份額數據，筆者首先利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其總和的比重作為加權值，從而得到歷年的勞動收入份額數據，最后取歷年的數值進行平均從而得到本文所需要的勞動收入份額數據。最終的勞動收入份額約為0.40。
最后，對于（1）式中勞動力的選取，本文將各季度末全部城鎮單位的從業人員數作為本文勞動力的替代，這也與本文的模型中不包含農村部門的生產相符合的。
利用相關的統計數據和經過處理的數據，本文估算出了中國各季度的技術進步。但是估計出來的數據具有嚴重的季節性，所以筆者進一步利用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調整出來的技術進步數據可見于圖1中的虛線。從圖1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技術進步總體來說是增長的，這與我國的經濟發展事實相符合。
對于股票市場的價格，本文采用上證季度最高綜合指數進行替代。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數據處理方法，本文首先將股票價格除以本文中得到的各季度價格指數以及中國各季度15—64歲的人口總數，然后再取對數從而得到本文的股票市場價格指數。本文按照歷年抽樣調查中該年齡段人口所占的比例以及歷年人口總數估算出歷年15—64歲的人口總數，然后假設同一年不同季度之間的人口增長數是相同的，從而估算出各季度內15—64歲的人口增長率，并進而計算出各季度內的人口數量。依據相關處理方法，最終各季度的股票市場價格指數可見于圖1中的實線。從圖中可以看出，中國的股票價格呈緩慢上升趨勢，但是沒有中國的技術進步那么平緩，它是在波動中緩慢上升的，甚至在特定的時間段有一定的下降。
為了檢驗模型設定是否正確，需要對數據進行簡單的分析。擴展的Dickey-Fuller檢驗表明技術進步和股票價格均是滿足一階單整（I（1））的，而Johansen協整分析則表明兩個時間序列數據滿足9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存在協整關系的，這意味著本文所采用的誤差修正模型是正確的，模型的構造符合中國數據的特點。
四、模型估計
利用時間序列分析工具JMulTi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滯后階數利用AIC信息準則可確定為5，第一階段的誤差修正模型采用Johansen的計算方法，第二階段的結構模型利用最大似然法進行估計，在估計中采用自助抽樣法（bootstrap estimation），抽樣期數為2500期。按照本文第二部分中對模型意義的闡述，信息由兩個結構新息和進行刻畫；在估計結果中，模型中的兩個總體變量對新息的脈沖響應圖可見于圖2。在圖2中，兩條實線是脈沖響應的點估計，其中，帶三角形標注的實線表示的是總體變量對新息沖擊的脈沖響應。
圖2（a）繪出了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對兩類新息沖擊的脈沖響應。從該圖中可以看出，全要素生產率對新息沖擊的反應為零；這是與估計過程中所施加的短期限制條件是一致的，即來自股票價格的新息對當前的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影響。但是，該新息沖擊對全要素生產率存在持久的影響，來自當前的一個正的對股票價格的結構性沖擊，能夠對未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帶來一個持續性的增加。而另一方面，通過利用長期限制條件得到的新息序列按照限制條件的定義應該是能夠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持久性的影響，這一點也能夠從圖2（a）中的脈沖響應圖中看出；重要的一點是，股價對兩類新息沖擊的脈沖響應基本是相似的。其中是符合第二部分中提及到的Barsky and Sims（2010）中對信息（news）的定義，即。圖2（a）中的脈沖響應圖表明，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來看，關于未來宏觀經濟的信息完全反應在了股票價格中，同時宏觀經濟的波動在很大的程度上會受到關于未來宏觀經濟信息的影響。
圖2（b）中的關于股票價格的脈沖響應圖進一步證實了上述推論。從該圖中可以看出，股票價格對兩類新息沖擊的脈沖響應圖是完全相似的。短期中不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的正的新息沖擊能夠使股票價格在當期中有所上升，兩類新息沖擊都刻畫了這樣一種狀況。
（a）技術進步
（b）股票價格
（a）短期信息沖擊的解釋力
（b）長期信息沖擊的解釋力
圖3 方差分解
注：該圖表示的是預期誤差的方差在各類模型中被信息沖擊解釋的比例。其中（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和股票價格的預期誤差被新息沖擊η2的解釋比例，（b）表示預期誤差被新息沖擊的解釋比例，因此，圖形表示了兩類新息沖擊在各自模型中的解釋力。
上述的脈沖響應圖證實了一點，即總體經濟（即全要素生產率）會受到關于未來宏觀經濟信息的長期的影響，而相關信息能夠通過對股票市場價格的分析得到。關于這一點能夠進一步通過對估計結果的方差分解得到。圖3中的方差分解表示了各變量中的預期誤差的方差能夠得到相應新息的解釋比例。其中圖3（a）表示股票價格的預期誤差的方差能夠得到新息的大部分解釋，而短期內的全要素生產率預期誤差無法得到該新息沖擊的解釋，但是該新息沖擊能夠解釋長期內全要素生產率的預期誤差。圖3（b）則表示了兩個變量的預期誤差的方差受到新息沖擊的解釋力。從改圖中可以看出，該新息序列同樣能夠解釋大部分的股票價格額預期誤差的方差，同時雖然沒有施加短期約束條件，新息沖擊同樣難以解釋短期內的全要素生產率的預期誤差，同樣它能解釋長期內的全要素生產率的預期誤差，這是與長期約束條件相一致的。
脈沖響應圖和預期誤差的方差分解反應了一點，即中國總體經濟的波動并不是僅僅由未預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沖擊或者投資技術沖擊造成的，關于未來宏觀經濟的信息的沖擊也可能在中國的宏觀經濟波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上述模型的計量分析結果來看，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宏觀模型應當要合理考慮關于未來宏觀經濟信息的沖擊對于當前波動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上述的分析結果也表明，股票市場的價格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關于宏觀經濟的信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市場的“晴雨表”的作用，關注股票市場的價格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義的幫助。
五、結論
Beautry and Portier（2006）通過將信息識別為與股票價格中與短期全要素生產率新息相垂直的結構新息，并與長期限制性條件中所估計出的信息進行比較。本文將這種思想應用到了中國的股票市場價格中，結果發現中國的股價中包含了未來宏觀經濟的信息；因此，通過結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本文對該信息進行了一定的識別。從脈沖響應圖和方差分解圖來看，信息的識別較為成功，其所產生出的結果與長期限制條件下的新息之間是存在較為穩定的關系的，從而造成兩類新息對總體經濟變量的影響是非常相似的。文章結論對于進一步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和宏觀經濟管理具有一定的 意義，為中國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的選取提供了一定的實證基礎。
當然，本文的研究依然是較為初步的，譬如說，本文模型是由雙變量構成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多個變量之間會存在協整關系。這就需要對本文中的雙變量結構誤差修正模型進行拓展，這其中包括模型意義上的拓展以及限制條件上的拓展。這需要更多的工作。因此，為了能夠充分理解信息在中國經濟波動中的作用，中國學術界依然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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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5
關鍵詞：金融不穩定性;宏觀經濟;非對稱影響;分析
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內的大規模爆發，使金融穩定性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聯性逐漸受到學術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歐盟和美國國會分別建立了專門的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金融系統的穩定性監管，中國政府也建立了專門的金融穩定局，并定期向全社會金融穩定報告，與此同時還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分析金融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非對稱的影響作用[1]。
1 金融不穩定性概述
（一）金融不穩定性的相關理論
早期對金融不穩定性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理論研究層面，最早的是Fisher的"債務-通縮"理論，該理論暗含了金融系統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以及金融系統會呈現出周期性的繁榮或蕭條，而且金融繁榮取決于金融機構的過度負債，而蕭條則取決于隨后產生的通貨緊縮。金融不穩定性理論早在Keynesd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就有所闡述，但是系統的對這一理論做出研究則是Minsky在1982年提出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該理論指出金融系統本身很脆弱，且具有不穩定性，金融機構的不穩定性來自于信息不對稱時產生的逆向選擇和存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當金融機構利率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時，利用外部融資的投資繁榮就會被打破，并導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大蕭條。"金融不穩定性假說"的核心觀點是金融系統的穩定性會隨著時間的流轉而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區制狀態，而且經濟體的融資關系還會在金融系統的這兩種區制狀態之間轉移。
與Minsky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相似的理論是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理論"。他指出金融系統能夠放大經濟的周期波動，在投資繁榮的時期，金融機構為了增加自身的盈a利，會不斷增加信貸量，信貸量的增加也創造了一種寬松的信貸環境，導致資產價格直線上升，金融不穩定性狀態逐漸積累，如果沒有人干預這種風險狀態的擴大，就會導致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
（二）金融風險的演變過程
金融風險的演變過程一般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早期萌芽階段，第二階段是不穩定因素的積累階段，第三階段就是全面爆發階段。金融風險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呈現出不同的表現特征，而且特征差異性較為明顯。在早期萌芽階段主要是出現信貸產品價格高漲等現象，之后金融企業不斷適應這種不斷增強的壓力性，最終導致風險的迅速擴散和大規模爆發。最后一個階段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在這個階段，金融機構會出現普遍的經濟損失和功能損害，并導致整個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情況更為嚴重時還會導致其他的實體經濟受到威脅。
（三）金融不穩定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和作用，而且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影響會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產生差異性的作用。金融系統在穩定期和不穩定期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金融系統中的諸多變量受到不穩定性的影響，可能會出現同步的變化。根據金融的區制轉移特征以及金融變量的同步性，可以分析出金融變量中的潛在因素，從而研究金融不穩定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不同的區制狀態下是否會有不同的作用，也就是金融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的非對稱影響。
2 我國關于金融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
縱觀我國關于金融不穩定性研究的文獻資料可以看出，金融壓力指標或金融風險只是在金融的不穩定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呈現的狀態，因此這些指標相對金融穩定性來說比較滯后，也無法客觀的反映金融系統的同步狀態，而且金融機構的信貸價格也不適合作為金融的不穩定性指標，因為它不能全面的反映我國的金融不穩定狀態。
我國關于金融系統穩定性與宏觀經濟影響方面的理論研究比較多，但是在宏觀經濟不同區制階段的非對稱性研究還很少，因此我國關于金融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的非對稱影響作用方面還沒有形成一套系統的理論研究成果。參考Minsky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可以認為金融系統本身具有不穩定性，并且在兩種周期狀態下會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影響金融系統不穩定的因素和變量可能出現同步的變動，根據已有的動態因子模型分析，可以初步認識到影響我國金融不穩定性的潛在不可觀因子，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金融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作用體現。
3 視角分析與模型方法
（一）金融不穩定性的視角分析
本實驗將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歸結為金融系統本身的不穩定性，從該角度出發進行模型建立，并以此作為試驗變量的選取原則。這個根本原因也可以闡述為經濟增長逐漸演變為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專業的投資經理人低估了風險的發生，同時金融系統結構的變化也加劇了這種不穩定性因素的逐漸積累。
（二）模型方法
金融系統中的許多變量都具有同步性，而且這些變量很有可能受到一個共同潛在的變量的影響，那么這個共同的不可觀潛在變量就可以代表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狀態，因此可以結合使用動態因子模型進行數據分析，再根據"金融不穩定性假說"的區制狀態理論，建立區制轉移狀態下的空間模型，得到影響金融不穩定性的潛在共同因子[2]。
（三）變量處理
"金融不穩定性假說"指出，在投資繁榮的狀態也就是金融不穩定區制狀態下，金融信貸產品價格高漲，而在穩定區制狀態下，資產價格往往不高，也就是說信貸產品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因此在分析金融系統的周期性變化特征時可以選取金融機構的信貸產品價格、股票價格、房地產價格這三個變量作為參考進行分析。
4 金融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非對稱影響驗證分析
（一）金融不穩定性的共同不可觀潛在因子
通過上面的模型方法和數據分析可以得到出三個同步金融變量的相互關系，數據分析結果表明：三個變量之間的同期關系高達百分之九十，具有較高的同步性。試驗結果也表明金融不穩定對參考變量的影響比較大，而且對信貸產品的價格影響最為明顯，金融系統在穩定區制下的持續時間要明顯長于不穩定區制狀態下的持續時間，這也說明我國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因素很容易消除，并且變為穩定狀態后會持續較長的時間。
（二）金融不穩定性是金融風險發生的根本原因
金融風險發生或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金融系統總是朝著"資金經理人主導資本主義"的模式發展，金融機構在低風險的信貸環境下利用信貸產品價格這個杠桿來尋求利益的最大化，導致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因素逐漸積累，當金融不穩定性積累到一定程度并對經濟市場產生沖擊時，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連鎖損失，最終爆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三）金融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的非對稱影響
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不僅會給金融造成初始的經濟沖擊，而且這種沖擊還會成為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為了驗證這種影響作用需要將信貸產品價格、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加入到回歸模型中進行計綜合分析。經濟增長一般會呈現兩種發展態勢，即"高速增長"和"適速增長"這兩種對稱性的增長態勢，參考變量對"適速增長"階段的影響程度要明顯小于在"高速增長"階段的影響作用，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看出，我國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在經濟繁榮時期會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在經濟低迷增長的階段，這種影響作用卻沒有那么明顯，也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因此可以看出，我國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的增長會呈現出非對稱性的影響作用[3]。
5 結語
金融系統會呈現出周期性的不穩定變化，并且這種不穩定性的波動也會受到各種財政貨幣政策的影響，而經濟增長又會呈現出"高速增長"和"適速增長"的非對稱性階段，因此為了及時準確的監測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動態變化，需要在金融不穩定性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前就釋放各種風險因子，將其合理的轉移到金融穩定狀態，削弱金融不穩定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保持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曹永琴. 中國貨幣政策行業非對稱效應研究--基于30個行業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上海經濟研究，2011，01：3-15.
關于宏觀經濟的問題范文6
近幾年來，隨著美國貿易赤字的進一步積累和90年代高增長周期的結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到目前為止，有三種主要的分析視角：第一種，關注外部均衡問題，主要是國際貿易層面的分析，把美國貿易赤字的根源歸為匯率和匯率制度方面的因素；第二種，關注內部均衡問題，從美國的居民儲蓄和財政赤字等因素出發，分析貿易赤字的根源；第三種，關注全球經濟增長的聯系，認為國家所采取的特定經濟增長模式以及這種增長模式對美國的依賴性，是導致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基于不同的分析視角，相關研究也針對美國貿易赤字的影響和可持續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傮w而言，基于前兩種分析視角的主流觀點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已經高到不可維持的程度，為了恢復全球經濟的平衡，美元必須大幅貶值，美國必須提高國民儲蓄率。基于第三種分析視角的研究一般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不僅是可以持續的，而且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必然結果；美元幣值調整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而且可能增加金融危機的風險；美國貿易赤字和全球性經濟失衡的調整依賴于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
本文并不想對美國貿易赤字展開全方位的分析，只是希望結合上述三種流行觀點的缺陷和不足，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分析美國貿易赤字的產生原因。在上述三種分析視角中，前兩種延續了傳統的開放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思路，關注貿易賬戶收支余額、匯率調節的效率以及宏觀經濟的短期平衡問題，即開放的宏觀經濟穩定效應。這樣的分析基本屬于短期靜態的范疇，缺乏動態的長期增長效應分析。第三種分析視角關注開放的增長效應，即基于各國經濟增長模式和增長階段的差異性，利用開放這一機制實現各國經濟增長的相互依存，進而為各國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面兩種分析視角的缺陷，但是分析過程過于簡單，不僅理論分析的嚴謹性不夠，而且缺乏足夠的實證數據的支撐。而更為嚴重的是，目前的這些研究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即人為地割裂了開放宏觀經濟的穩定機制與增長機制之間的關系。在目前關于開放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中，一般也存在短期和長期兩種不同的分析視角，它們分別關注短期平衡和長期增長問題。但是在現有的研究當中，開放背景下的穩定性政策和增長政策往往是相互割裂的，對外經濟政策的選擇通常只是服務于兩者中的某一個，被忽略的是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沖突和不一致性。
而實際上，在宏觀經濟的運行過程中，長期增長與短期穩定性之間往往會出現沖突和不一致。一個典型的現象就是，經濟的長期增長需要不斷地進行結構或制度調整，這是經濟增長主要源泉或動力。但是結構調整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同時，也會對宏觀經濟的短期平衡產生暫時的不利影響，會使得就業、物價或產出等總量指標的表現不好。也就是說，在封閉條件下，宏觀經濟的增長機制和平衡機制之間存在潛在的沖突。在這種情況下，開放的作用就不僅體現在為各國經濟增長過程擺脫國內資源約束創造條件，更為各國克服增長機制和穩定機制之間的沖突創造了條件。本文正是從這樣的視角出發，通過分析美國經濟的增長機制和穩定機制之間的潛在沖突，探詢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
二、美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調整
70年代以后，順應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競爭格局的變化，美國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調整。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加大；經過20年的高速增長，汽車、鋼鐵、家電等傳統工業部門在美國的發展接近生命周期的尾聲，對整體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美國開始調整經濟增長模式，包括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引導工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高附加值的工業部門；大力推動服務業的發展，促進整體經濟結構的“輕化”和“軟化”；鼓勵企業新產品和技術研發的投入，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最后則是順應國際經濟競爭格局和國際分工發展的趨勢，對外轉移傳統產業，為國內服務業和高端工業部門的發展創造條件。
具體來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的統計（文中數據均來自BEA統計），在私人部門GDP中，不同行業所占比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與產品生產業（包括農業、林業、漁業、打獵、采礦、建筑業和制造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一、二產業）相比，私人服務業的比重持續上升，從1970年的53.2%升至2004年的67.9%。這反映出美國整體經濟結構的“輕化”和“軟化”。
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中，信息及通訊技術行業在GDP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從1977年的2.5%升至2004年的3.8%。該指標在2000年時達到4.75%，2000年以后受IT泡沫破滅的影響而有所降低。可以預計在未來肯定還會提高。這類產業規模的擴張，反映了美國經濟結構的“高級化”或“信息化”的趨勢。
制造業產出中，耐用產品和非耐用產品的相對比例的變動趨勢不明顯，保持在1.2至1.6之間，圍繞1.4波動。但是在制造業的設備和軟件存量中，信息處理設備及軟件的增長速度最快。2000年以后，信息處理設備和軟件的存量規模與工業設備的存量規模持平。這反映了美國制造業生產結構的深層次變化。雖然制造業產出結構中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相對比重以及高端產品的比例并沒有明顯的增長趨勢，但是資本存量結構的變化卻反映了制造業生產技術的變化。
經濟結構調整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動力。1970年至2004年，美國的GDP從3.7萬億美元擴張到10.7萬億美元，增加了近兩倍，GDP年均增長3.2%。
三、美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及其與產出結構的差異
經濟結構調整為美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動力，但同時也對美國經濟的穩定性形成了潛在的威脅。這表現為美國消費結構與產出結構之間的顯著差異。
70年代以后，美國消費和生產結構在變動趨勢上是相似的。在美國家庭的總體消費支出中，耐用消費品支出的比例增加，非耐用消費品的支出比例下降。70年代初，在美國家庭的消費支出中，非耐用消費品支出是耐用消費品支出的5倍左右；到2000年以后，非耐用消費品支出僅是耐用消費品支出的2倍左右。
在美國家庭的消費結構中，服務消費比例上升，產品消費比例下降。70年代初，產品消費支出是服務消費支出的1.2倍；80年代以后，服務消費支出超過產品消費支出；目前產品消費支出只有服務消費支出的0.7左右。
但由于消費結構和產出結構的變動幅度和速度并不完全一樣，使得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差別。首先是產品產出和產品支出之間的關系。80年代以前，消費結構中產品支出比重的下降快于生產結構的變化；80年代兩者之間的差異先增后減；90年代，在生產結構上，產品產出的比重下降較快，消費結構的變化滯后于生產變化。
其次是耐用品與非耐用品的比例。70年代以來，在美國家庭的產品消費結構中，耐用消費品的比例持續上升，耐用消費品支出與非耐用消費品支出的比例從1970年的0.18升至2004年的0.5。而在制造業產出的產品結構中，耐用消費品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總體上變化較小，耐用品產出對非耐用品產出的比重在1.24至1.6之間波動。由于消費支出的產品結構變化較為緩慢，消費結構和生產結構之間持續存在較大的差異。到2004年，兩者之間的差異達到0.89。至于消費結構變化滯后的原因，目前還很難準確界定。按照一般的觀點，美國這樣的市場應該是變化較快的市場，消費者偏好新產品，也就是在消費行為和生產行為的相互關系中，應該是前者引導后的變化。但是從數據中我們難以找出這樣的趨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消費習慣（habit formation）的影響，導致消費行為和消費結構的調整過程非常緩慢。
上面的比較是以制造業的產品結構來反映美國產出的產品結構，并以此與消費支出的產品結構進行比較。其實，制造業的產品結構低估了美國產出結構中耐用品的比例，因為其中沒有考慮初級產品和建筑業產出的對比。把初級產業的產出看作是非耐用品，把建筑業的產出看成是耐用品?？紤]進這部分因素以后，在美國整體產品結構中，耐用品對非耐用品的產出比率將會進一步提高。這將進一步拉大生產與消費的產品結構差異。
考慮到最終消費品支出占美國GDP的比重維持在82.6%至88.5%之間，生產和消費的結構差異意味著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失衡。如果沒有相應機制解決這種失衡，美國經濟的穩定性將無法實現。也就是說，經濟結構調整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對宏觀經濟穩定性形成了威脅。
四、生產―消費的結構差異與美國的貿易逆差
產品貿易逆差是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從美國的對外產品貿易結構來看，產品貿易逆差主要來自一般制成品。這剛好是美國生產結構與消費結構之間的主要差異。進一步對比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兩者的變動趨勢在80年代中期以后非常類似。
利用1970年至2004年的數據，對產品貿易逆差和產品的生產―消費結構差進行簡單的相關性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貿易逆差與生產―消費結構差之間存在正相關性，但是后者對前者解釋能力很低。改變樣本區間，利用1985年至2004年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表明，80年代中期以后，貿易逆差與生產―消費結構差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在回歸分析中，后者對前者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隨著生產―消費結構的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上述檢驗結果符合邏輯推演的結果。生產―消費結構差的增加，意味著美國的產出與消費需求之間差異擴大，兩者之間的差異必須由對外貿易來彌補。
在美國的產出結構與消費結構的對比中，產品與服務相比處于短缺狀態，非耐用品或一般制成品與耐用品相比處于短缺狀態。反過來說，就是耐用品和服務的相對產出處于過剩狀態。也就是說在美國經濟中，非耐用品存在產出缺口，耐用品和服務存在消費缺口。雖然這兩類缺口都可以借助對外貿易來彌補，但是兩者對貿易的依賴程度卻是不一樣的。耐用品和服務的過剩是相對于消費結構而言，這部分可以由生產過程自身所吸收，即進一步成為生產投入。而非耐用品的國內產出缺口卻只能由進口來彌補。由于缺乏關于美國各產業生產投入的完整數據，在此無法進行實證檢驗。但是只要簡單地看看耐用品和服務產出的構成，就可以看出這個趨勢。在耐用品產出中，包括金屬制品、機器、計算機和電子產品、電器設備和元器件、機車、拖車、集裝箱和其他運輸工具在內的耐用品產出占整個耐用品產出的比重超過70%。
在服務產出的構成中，包括批發、運輸和倉儲、信息服務、金融、保險和租賃、專業和商業服務等在內的服務產出占整個私人服務業產出的比重達到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