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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范文1
[關鍵詞] 區域差異視角；中國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可持續；策略
[DOI] 10.13939/ki.zgsc.2015.03.152
改革開放促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金融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金融市場異常活躍，金融發展速度持續快速升級。但是由于中國國情以及戰略發展需要，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區域差異化現象明顯，導致區域性經濟不均衡，擴大貧富差距及兩級分化程度，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消極影響。因此，構建現代金融發展，推進中國金融發展速度與經濟增長區域均衡的可持續快速升級，是當前中國金融理論實踐重要課題。
1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
金融是現代經濟理論實踐的核心內容，在合理資源配置、信息支持以及風險防控方面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因此，經濟體制的革新最主要的突破口則是金融體制的改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金融發展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經濟增長為金融發展的前提，影響金融發展的速度與理論實踐的完善[1]。
2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量化關系
本文運用內生金融發展理論這一新的理論框架來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是關于區域內金融發展與本地區內部因素關系的理論。根據內生金融發展理論的簡易框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如下函數關系：
Y=AF （1）
公式（1）中，Y表示經濟增長變量，可以用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總值表示，F表示金融發展變量，A表示除金融外影響經濟增長的元素集合。推動金融發展的因素有金融資產規模，金融結構及金融效率，三者與金融發展之間正相關，金融資產規模的擴大、金融結構的演進及金融效率的提升促進金融的正向發展。因此，金融發展函數列式為：
F=FαSC?FβST?FλEF （2）
FSC代表金融發展規模、FST代表金融結構、FEF 代表金融效率。
lnY=lnA+αln（FSC）+βln（FST）+λln（FEF） （3）
為了加強數據分析量化的解釋力度，本文通過固定效應模型開展實證分析。固定效應模型是指比較每一自變項之特定類目或類別間的差異及其與其他自變項之特定類目或類別間交互作用效果的實驗設計。實證分析采用2002年―2013年27個省區數據，為了允許截距的變化，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控制各省區的固定效應。為了分析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特征，按照下述固定效應模型開展實證分析：
lnY=αiln（FSC）i+βiln （FST）+λiln （FEF）i+ Σ2013γt （4）
i=1，2，3…，27，代表27個省區，Σ2013γt 表示時間變量函數，其中t=2002。
3 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表1是通過上述固定效應模型計算出來的各典型省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固定效應值（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交互作用效果的量化值）[2]，從表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效應值。各地區之間差異值很大，其中固定效應最大的山東省與云南省的最低效應差高達約13個系數點，這種巨大的差異性，表明區域性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巨大影響，東部地區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尤為活躍，以此，從一定意義上講可以斷定我國經濟的差異性不是由金融發展及經濟自身為主導性的差異，而是我國實行差異性經濟政策下的產物?；诖?，均衡區域金融發展速度與經濟增長需要政策方面的轉變，實施全面統籌性的經濟發展戰略，才是解決區域性失衡經濟發展的關鍵性環節。
金融發展是某一地區經濟發達的標志，只有在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才會出現金融業的繁榮，反之，金融業的繁榮將會激活地區融資及資本的流通，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山東的經濟比較發達，但其金融規模遠遠滯后于經濟的發展，不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所以要加大力度發展金融業，協調金融與經濟的發展[3]。因此，應在統籌區域發展全局的基礎上，根據各地區的具體實際情況進行調配，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可持續發展。
4 基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實踐下統籌區域經濟發展的策略
4.1 創新金融制度，統籌區域經濟發展
金融發展是區域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布局的關鍵環節，金融的有效發展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的穩步增長。從區域差異的角度，實現經濟的統籌發展，必須先從統籌區域金融發展為切入點。以優化市場資源配置為前提，建立健全金融發展體系，完善金融制度體制。通過金融監管機制的構建，擴大金融的開放力度，創新金融制度，加強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支撐功能。因此，政府應充分發揮統籌指導作用，做好金融制度的創新工作，遵循市場價值規律，推進金融業與國民經濟的統籌發展。
4.2 開放金融管制，拓寬融資渠道
逐步開放金融機構的利率管制，發揮市場對金融利率的調控作用，促進利率的市場化，實現利率真實的反映市場供，引導資金逐漸向中西部流入，有效金融資源配置。加強區域性金融機制建設，實現多層次資本市場，創新金融產品業務。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實現金融和科技創新，從而對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進行規范。
5 結束語
從區域發展差異的角度考量金融發展速度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科學全面性，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量化分析，可以很直觀地看到兩者的緊密聯系，為我國經濟建設與發展以及政府的經濟戰略決策提供理論參考。無論從理論的角度還是從實際的角度，都應該切實推進中國區域性金融的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周麗麗，楊剛強，江洪.中國金融發展速度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基于區域差異的視角[J].中國軟科學，2014（2）：58-69.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范文2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內涵及其價值取向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國民經濟的增長,即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產品數量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如果考慮人口因素,經濟增長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產品數量和服務數量來計算。國際社會普遍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增長的指標。經濟增長包括了三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表現為一國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價格變動的情況下,也可以說經濟增長是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經濟增長最簡單最明了的定義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經濟增長必須以技術進步為支撐,也就是說,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或只有由于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才是現實的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可以說,經濟增長的過程往往也就是技術進步的過程。三是經濟增長與社會制度、社會意識相適應?；蛘哒f,相應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而決定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時期的投資量、勞動量和勞動生產率等。當然,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與這一時期的投資量、勞動量和勞動生產率成正比關系。即投資量和勞動量越大、勞動生產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就越高,所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就越多。反之亦然。
經濟發展是指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持續高級化及其人均實際福利不斷提高的過程。包括國民財富的數量和質量、國民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優化及發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與投入產出對比、國民生活質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與經濟增長相比,經濟發展的內涵比較廣泛,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國家經濟總量與人均GDP或國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同時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且穩定地增長,充分體現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國民財富的增加。二是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機制不斷建全,國民福利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不斷得到提高,人和各種生態環境自然、協調、和諧,社會文明、進步,并且不斷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社會公共福利設施完備,國民工作穩定、生活安逸、心情舒暢,享有極高的滿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種生產要素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如人力資源的開發、使勞動者在其數量增加的同時,質量也得到提升。各類客體投資要素如資本、物質資源等,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能充分滿足社會生產發展的需要,從而有效地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保證國民經濟長期和穩定的增長。四是經濟結構科學、合理,呈現持續向高級化演進的過程,包括國民經濟和企業生產的組織制度性結構、產業經濟結構及其技術結構、社會產品結構與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等。五是經濟制度特別是分配制度不斷完善,國民收入分配趨于公平、合理,財富分配充分體現社會平等,不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居民個人收入及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漸縮小,社會各領域及其國民生活呈現和諧狀況,沒有嚴重的或普遍的對抗行為和現象。六是經濟增長與環境生態相適應,
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自然環境保護三者之間呈現良性循環與相互促進狀況,經濟增長給社會和環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經濟增長給社會和環境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七是人文發展、人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習俗的變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 社會陋習在經濟發展過程逐步革除,而陳舊觀念則得以更新。人的的價值被重新發現并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經濟發展過程產生和形成新的人文價值觀念,并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主導思想。八是經濟運行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相適應,并在不斷調整過程趨于完善。政府職能定位準確,政府行為適當、規范,對國家對社會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斷得以增強,對經濟運行的調制能力、綜合平衡能力不斷得到提升等等。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和聯系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經濟增長僅僅是指一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不僅包括了產品和勞務產出的增加即經濟增長,還包含了伴隨著由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變化及其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質素、國民福利、勞動就業等結構的變化和進步。同時,經濟增長又是一個單純的數量概念,是從“量”的角度來衡量與評價一國經濟發展狀況,但實際上宏觀經濟學所著重研究的經濟增長或其高增長率并不能真正體現和說明經濟發展的真實狀態,而經濟發展則剛好能回答這個問題。與經濟增長相比,經濟發展是一個“質”和“量”相統一的綜合性概念,是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反映一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發展進程,包含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各領域的結構性變化、國民生活質量、一國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的總體狀況和進步等。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就說明經濟發展了。因為衡量經濟增長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長快慢的本身不能說明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或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比如,A、B兩個國家都生產鋼材,A國每生產1噸鋼材需要投入2 噸煤作為燃料,而B國每生產1噸同樣的綱材只需投入1噸煤,如果單純從從GDP或經濟增長角度來說,A國的GDP等于1噸鋼材加上2噸煤,而B國的 GDP為1噸鋼材加上1噸煤。從表面上看,A國的GDP或經濟增長大于B國,但是實際上是A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遠遠落后于B國。也就是說A國的經濟增長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來推動的,而B國的經濟增長則側重于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技術進步帶來的貢獻。顯然,B國經濟發展狀況遠遠優于A國。
雖然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其區別,其側重點及其經濟學意義也不同,但兩者又有其緊密的聯系,經濟發展既包含了經濟增長,同時經濟發展也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不能離開經濟發展這個目的去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則內涵于經濟發展之中,是經濟發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手段。因此,經濟發展不能脫離于經濟增長的實際狀況,而是必須以經濟增長為基礎。可見,經濟發展及其過程是經濟增長與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變化共同構成的統一體。但必須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增長都能有效的推動經濟發展,只有那些經過質態升級和優化的經濟增長,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才能帶動社會和政治的整體進步。如果只是單純依賴高投入、高消耗來實現的經濟增長對經濟發展是無意義的,這種增長其實只是有經濟增長而無經濟發展罷了。
此外,經濟學家們還從各個角度設計了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用于判斷一國經濟發展狀況,如人均國民人均收入狀況、一國文盲率的高低、國民平均壽命的長短、人均每天蛋白質消耗量的多少、醫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變化等等,極大的豐富了經濟發展的思想內涵。
三、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經濟發展的基礎在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在于制度、資源和技術進步。因此,制度、資源和技術進步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首先,是制度變革。制度是規范人們社會行為、政治行為、經濟行為的社會準則。制度在規范人們行為的同時,也提供經濟激勵,決定著一國的經濟增長,包括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內容。對于我國來說,推動經濟增長的制度化動力應該是綜合性的。包括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等,這是經濟增長動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資源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源和資本積累,勞動力資源又包涵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質量兩個方面,是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質量的統一,這兩個方面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本是勞動力大國,在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失業人口反過來約束著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勞動力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應加強對勞動者的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同時,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要求資本的增加數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實現人均資本量的增加,只有實現人均資本量的增加,才能實現人均經濟產出的增加,從而實現人均國民財富的增長。對一個國家來說,在經濟增長的初始階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資本,這時資本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大。此后,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相對減弱,而取代資本作用的是技術進步。但是也有許多事實證明,大凡儲蓄高、資本雄厚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都是較高的。對于我國來說,目前正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期階段,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我國的國情,資本積累和投資仍是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決定性推動力,只不過我國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視和反思的應該是投資結構、投資效率和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即如何優化投資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投資效率問題。 再次,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點是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于經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水平?？梢哉f,技術進步改變了經濟增長方式,推動了世界經濟總量的增長,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現在已達到80%以上。應該努力加快我國技術進步進程,通過技術進步改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和經濟增長的質量,為加速我國經濟全面發展提供有效的物質基礎。
因此,對我國來說,應該努力完善制度、開發資源、加速技術進步,激活經濟增長的動力源。
雖然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但兩者也不是對立或矛盾的,而是有著更多的聯系,也有多種組合模式,如“高增長、高發展”、“高增長、低發展”、“有增長而無發展”等。當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長、高發展”模式了。我們應當避開“高增長、低發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長、無發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始終保持最佳組合,即在經濟增長持續保持低耗、高效、適度、效益的基礎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面且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 侯榮華主編《西方經濟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8年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范文3
【關鍵詞】金融發展 區域經濟 經濟增長
金融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已為現代經濟發展史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所證明，而且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作為區域金融理論的核心研究內容，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上還是在研究視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依次對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和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論述，最后突出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對其進行詳細闡述，在借鑒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實證研究的新方向。
一、區域經濟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發展歷來都受到各國政府和學者的強烈關注。由于各國學者研究的角度、方法、深度都有所不同，自然也就造成得出收斂和發散兩種不同的結論，這也成為如今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因此，我們對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可以歸結為均衡發展理論和非均衡發展理論兩種。
（一）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理論認為：在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通過資源合理調配，各區域經濟體的發展程度將會趨向統一，這種統一還包括區域經濟體內部各產業和各部門的平衡發展。新古典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他們認為，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擁有比經濟發達地區更快的增長速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程度將趨于一致，最終達到均衡發展的狀態。但這一理論也存在一個前提假設，就是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而且資本、勞動、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在地區間的流動是無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二）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理論主張部分地區或者部門先發展起來，再來帶動其他地區和部門的聯動發展，強調重點地區的重點產業和部門。Myrdal（1948）循環累積因果理論認為各區域間的經濟進步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不對等的，區域間的差距通過“積累性因果循環”，使得初始條件較好地區優勢不斷鞏固，而落后地區則越加貧窮，這就導致了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Perroux（1954）提出增長極理論，他強調的是那些擁有支配地位或者國家主導產業的部門成為增長極，進而聯動的影響周圍其他地區和產業部門進一步發展。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隨著一國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區域間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現倒“U”型。就是說，一國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區域間的發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從長遠來看，區域間發展水平始終呈現一種收斂的狀態，即發展均衡。
二、金融發展理論
（一）國外研究歷程
金融發展理論形成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專門研究金融發展以及從金融角度探討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的理論。但對于這一問題，學界尚處于爭論的狀態。從歷史來看，西方古典經濟學家很早便開始了金融發展問題的研究。他們認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即貨幣數量的變動并不能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在其后的幾十年中，一大批經濟學家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其中以弗里德曼的現代貨幣數量理論最為著名。他認為貨幣能夠影響就業、產出等實際經濟變量，因而它是經濟發展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這一理論的提出，了之前古典經濟學派統治多年的結論，為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上世紀60年代以后，許多學者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究。Gurley和Shaw（1984）在《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一書中指出，貨幣是影響產出水平和產出組成的重要因素，并進一步指出了貨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Goldsmith（1969）首次提出了金融結構論，并且他也是第一個運用實證方法來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經濟學家。他通過分析35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和金融結構，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這個概念，并以此作為金融結構發展程度的度量衡，他認為“金融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是平行關系，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它的金融結構規模和復雜程度也會增大”，這項研究雖然存在一定的薄弱點，但它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關系的肯定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到了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種“金融壓抑論”，主要代表人物是Shaw和Mckinnon（1973）。這種理論認為，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現實條件下，利率和匯率價格的扭曲將會極大的阻礙經濟的發展。與“金融抑制”相對，Shaw還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放開過多的金融管制，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場化體制，消除“金融抑制”，更好的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隨著金融深化的展開，問題也隨之而來，過渡的金融自由造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因此，學者們開始尋找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金融與經濟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運用內生增長模型，在此基礎上加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來研究兩者的關系。這其中要以King和Levine（1993）為代表，他們構造了新的金融中介指標，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實證分析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范文4
關鍵詞:教育發展;經濟增長;良性互動;非協調互動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124-02
教育既是一種消費活動,又是一種生產性投資。從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來看,一方面,教育投資拉動內需,帶動相關產業的社會總產出效應,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通過教育能夠改變勞動力的形態,促進人力資本的優化,從而用于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從經濟對教育的反哺作用來看,教育發展依賴于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經濟增長是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先決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速度與規模決定了人才的規模與速度。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有著很強的內生互動性,但二者之間并不總是呈良性和協調性互動,由于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可能存在非協調性互動。
2003年以來重慶市地區生產總值由2003年的2 250.56億元增長至2005年的3 070.49億元,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1.8%;重慶市經濟增長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教育事業也獲得了快速的發展,根據2004―2006年重慶市統計年鑒分析,高中教育階段增加了9.1萬人,增長了14.25%,高等教育階段增加了10.26萬人,增長了40.19%。重慶市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表現在,一方面,在校學生規模擴大帶動了教育消費結構和消費總量的提升,僅學生教育消費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就占全市GDP總額的14.21%[1];另一方面,為未來幾年重慶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保障能力,重慶市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總體上呈良性互動。
但重慶是一個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并存的直轄市,大城市帶大農村的新型直轄市格局形成了重慶獨特的經濟特征。雖然近年來隨著重慶市教育取得較快發展,都市經濟外圈人口受教育覆蓋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升,但勞動力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低。根據黃薇對不同教育程度勞動力對經濟增長計量模型,重慶市不同教育程度勞動力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度僅為7.3%左右,不僅遠低于中部地區41.5%的水平,而且也低于西部地區11.9%的水平[2]。重慶市教育轉化為勞動生率的程度不高,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主要是通過財政性教育投資和城鄉家庭及學生教育消費所產生,經濟增長的軟實力不足,是典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方式。重慶市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呈現出良性互動關系的同時,也呈現非協調性互動。
人力資本奠基人西奧多?W.舒爾茨在《人力資本投資中》中認為,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內容,是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重慶市教育轉化為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
1.教育投資結構需求空間較大,人力資本教育投資總量不足。從教育投資的城鄉結構和體系結構分析來看,教育投資總量仍需較大的增長空間。2005年,財政性教育投入82.68億元(含中央與地方),占當年重慶市國民生產總值的2.69%,至2002年來,財政性教育投資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但在中國的四個直轄市中,北京市財政性教育經費298.35億元,上海228.59億元,重慶82.68億元,天津78.16億元(以上含中央與地方財政)[3],重慶位居第三。從人口總量來看,重慶市人口總數是北京的1.8倍,是上海的1.5倍, 是天津的2.7倍。重慶市人均教育經費遠遠低于北京、上海,而且也只接近于天津的1/3的水平。
2.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且“圈層梯度明顯”,整體教育水平提高緩慢。近年來,雖然重慶市人力資本存量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小學及以前文化程度人口比例減少,高中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但在現有受教育水平中,接受較高文化程度人口大部分集中于重慶發達的經濟內圈,渝西經濟走廊和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圈中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十分小,而且比重較大的是僅受過小學教育的人群,具有高等和中等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低于西部地區平均水平。人口受教育年限低,整體文化素質不高,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十分緩慢,與重慶經濟增長進程明顯不適應。
3.高層次人才培養能力較弱,人才聚集的能力不強規模效應不足。人才聚集與產業聚集現象是相互催生、相互驅動的經濟關系,沒有一定的人才聚集規模也就沒有產業聚集效應。重慶市優秀教育資源及人才資源主要集中于都市經濟圈的九個區內,但經濟內圈的人力資本投資在中國也僅處于中等水平。一方面,經濟發展急需的高層次、高技能、創新型人才短缺。另一方面,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能力還比較薄弱,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骨干企業相對較少,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學生創業園區規模不大,吸納人才的能力又有限。以初等教育水平為主的人力資源結構難以支撐經濟增長需求,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擴張。
4.科技成果與經濟發展結合度不強,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不高。根據有關資料,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75%以上都靠科技進步來實現,其高?？萍汲晒D化率已達80%。重慶市科技成果數量呈逐年遞增趨勢,但科技成果與經濟發展的結合度不夠緊密,產業化難。另外,企業吸收能力不強,相當多的科技成果找不到轉化和實施單位,轉化率偏低,本地產業化率尚不足10%。在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產業處2007年2月的數據中,除港澳臺之外的32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高?？萍计髽I收入總額排名中,重慶市以30 579.10萬元僅位列第十九位。
重慶市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協調互動,一方面既要摒棄“有增長無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純粹的消費驅動增長模式,把教育消費驅動模式和人力資本優化模式結合起來,提高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和知識含量,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通過經濟的平穩高速增長拉動教育發展,實現教育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拓寬投融資渠道,平衡經濟增長與教育投資協調增長。教育投資結構中,地方政府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重慶作為中國最年輕的直轄市,雖然經濟取得長足的發展,但基礎力量仍然十分薄弱。要實現對中國東、中、西部地區教育的追趕和超越,在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總量作為平衡增長的基礎和保障的同時,仍需大力拓寬投融資渠道,把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作為財政性教育經濟的重要補充。2005年重慶市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費5.04億元,教育投資結構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通過鼓勵金融機構介入,建立人力資源投資回報基金等多種方式,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教育,實現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平衡增長。以教育投入增長拉動人力資本提升,以人力資本提升促進經濟增長,以經濟增長促進教育發展,從而穩固實現重慶市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
2.統籌城鄉教育發展,提升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源保障能力。重慶是一個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的直轄市,農村人口占城市人口的2/3,經濟社會運行具有鮮明的二元結構特征,農業主要以手工工具和家庭經營為主的傳統農業,生產規模小而成本高,嚴重制約農村經濟增長。目前重慶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最為缺乏的幾大資源中,最重點的就是人力資源的匱乏。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堅持統籌教育發展,提升重慶市人力資本含量,既是重慶市實現整體發展的一大目標,又是促進重慶市經濟增長重要動力。而統籌城鄉教育發展,最首要的是要協調城鄉資源配置,建立與農村經濟結構相適應的農村教育結構,使農村各級各類教育數量及比例能夠適應農村經濟增長對農村勞動力素質的要求,這既是重慶教育發展實現突破的關鍵,又是重慶市經濟增長的重要人力資源保障。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范文5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實證研究：福建
2009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這標志著福建地區已納入國家戰略范疇，成為當前一系列保增長舉措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認清福建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福建區域金融和經濟發展的方向與政策制定都將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模型的設定與數據采集
(一)參數選擇
1、國內生產總值指數GDP(排除價格因素)。理論界普遍認為，最能充分反映一國或地區的綜合經濟發展能力的指標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因此本文選擇國內生產總值指數GDP(排除價格因素)作為模型的因變量來衡量福建省經濟增長的總量，即GDP(排除價格因素)=GDP/CPI指數。
2、金融相關比率FIR。本文選擇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金融相關比率FIlL作為解釋變量，由于缺乏福建省金融資產和M2(現金、企業活期存款、企業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的之和)的統計數據。無法直接使用這一指標，在此本文用區域金融機構存貸款的數據作為金融資產的近似衡量指標。我們定義金融相關比率為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與GDP之比，即FIR=(DI+L)/GDP。其中，D1、L分別代表全部金融機構存款、貸款。
3、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經濟的增長必然離不開固定資產的投資，因此本文也把福建省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作為自變量之一來構件模型。即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CPI指數。
4、勞動力資源。勞動力資源對GDP的影響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此，本文用全社會從業人數來作為勞動力資源的指標，作為自變量之一。
(二)模型構建
由上述選出的因變量和自變量，構建以下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
其中，y是福建省GDP(排除價格因素)；x1是福建省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x2是福建省全社會從業人數；x3是福建省FIR。
由此，某一年(t年)的公式為：
y1=β0+β1x1t+β2x2+β3x3+et
其中，et是t年的殘差；其余同上。
(三)數據采集
本文選擇1990～200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主要是根據福建統計年鑒，另外還在福建省統計信息網公報等網站獲得相關數據。
二、實證分析結果
(一)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SPSS 13.0 for Windows軟件進行分析。SPSS輸出結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R2為98.4％，說明所有解釋變量聯合能夠解釋被解釋變量GDP變動的98.9％，整個模型擬合效果較好。
(二)非參數檢驗結果
非參數檢驗結果表明，F值為288.393，在99.9％以上該方程式整體非常顯著。
(三)參數檢驗結果
參數檢驗結果表明，3個自變量中x2和x3的t值都很大，非常顯著。這表明勞動力資源和FIR，和福建省的GDP增長密切相關。
從表中雖然也看出X1不是十分顯著，可能的猜測是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的滯后性。因為本次實證分析的著重點是FIR指標，所以就不再因此對模型進行調整。
由此，本文得到了比較合適的經濟模型，各種檢驗基本達到要求。通過模型可以看出，福建的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水平是息息相關的。
三、政策建議
通過對福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定量研究，可以確認，福建省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強相關性。但是我們發現在福建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質量較差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妨礙了金融因素對福建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發揮。要解決這些問題，充分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必須著重在提高金融中介的資產運用質量，發揮金融體系對資源配置效率的積極作用，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場環境
規范的市場秩序和良好的市場環境，可以促進金融業的穩定發展，提高金融資產的總體質量。金融市場環境的改善。需要監管部門協調政策和行動，從法律、政府和措施各個層面，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進一步強化金融監管，完善監管體制，建立和完善市場秩序。
(二)完善金融體系組織建設
加大對民營經濟的資金支持力度，福建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民營經濟的高速增長來支撐。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和健全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組織體系，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制。同時減少對金融機構貸款的政策性干預，樹立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的觀念，真正建立互利合作的銀企關系。政府也要在政策法規方面對中小企業進行金融支持，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方面的服務。
(三)大力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提高福建金融市場化水平
首先必須在政策上對國有銀行與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視同仁，對非國有金融機構應多點支持，少點干預，更多地交由市場來決定非國有金融機構的發展路徑。
其次要加強對非國有金融機構的正確引導，明確各類非國有金融機構的發展方向，實施正確的發展戰略，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為非國有金融機構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最后要規范非國有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加強內部風險控制和管理。
(四)積極鼓勵、推動金融創新
提高金融中介資金運用效益要強化效益觀念，充分利用現有發展基礎和各種資源優勢，盡快開發、設計、推廣高起點、高技術含量、高收益的業務品種，拓寬資金運用渠道，提高商業銀行經營效益。要在積極鞏固現有金融創新業務的基礎上。把滿足客戶的需求作為銀行創新金融業務產品的動力，逐步實現業務處理規范化、辦公事務自動化和決策支持智能化，提高金融中介資金管理水平，改善福建經濟增長質量。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范文6
關鍵詞： 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文獻綜述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被認為在經濟理論史上第一次論述了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金融機構滿足新興企業信貸要求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所在，并強調銀行的功能在于甄別出最有可能實現產品和生產過程創新的企業家，通過向其提供資金來促進技術進步。繼熊彼特之后，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 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新古典學派同樣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什么關系。如Robert Lucas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分析，認為經濟學家過分強調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理性的人們往往可能會在貨幣供給量變化之前就已調整了自己的行為，故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即使在短期內也是垂直的。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對于金融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如Patrick認為，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供給主導”的作用。金融發展在動員儲蓄、管理風險、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對于金融發展究竟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卻存在許多爭論。以Goldsmith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認為，金融發展以金融資產的形式直接增加儲蓄，從而促進了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關文獻均對這一假說提供了經驗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與Shaw為代表的金融壓抑主義者卻認為，現金余額的實際收益率是資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經濟增長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根據這一觀點，經濟增長基礎上的金融發展績效取決于利率的發展績效。因此金融壓抑主義者認為，實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為重要。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Arestis等(2001)使用來自5個發達國家的數據，采取時間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場易變性和銀行體系效應的基礎上，檢驗了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結果也表明盡管銀行和股票市場都可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銀行的效應更大。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賓國強(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分析了我國實際利率、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驗證了麥金農的理論，實際利率、金融深化確實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對金融深化有促進作用，得出結論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