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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商業化范文1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品格；四川銀花絲
1 工藝品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族品格
工藝品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非遺項目中屬于比較特殊的類別，它的生產技藝是“活態”傳承，而成果則是實物展示。工藝品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中表現出了比較一致的作品質量和風格：
（1）從物質載體來看，重視選材。中國傳統手工藝品的選材一般極為考究，多用金、銀、玉石、象牙、犀牛角等珍貴材料，即便是木料、石材等傳統材料，均會首要考慮珍貴品種、奇石等。選材的考究往往意味著對其傳世的期許，表現了中國文化中對于“恒遠”的追求。四川銀花絲的選料為銀，為突出其藝術效果，會采用“嵌寶”等表現手法，所選材料品質很高，器物造型高貴典雅，富麗堂皇。
（2）從表現手法來看，工藝細膩精致。工藝品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現手法細膩多樣，無論是王公貴族用品，抑或尋常百姓之物，其表現形式無一不趨向繁復、精致的極端審美趨勢。中國在漫長的文明發展史中，社會分工日趨細化，工匠在各自領域較為封閉的發展，經過各代的傳承，追求極端的精細，將中國人“內斂”的品格特征借助于器物的精細，表達得淋漓盡致。四川銀花絲技藝最大的特點，是采用“平填”技術，僅“平填花絲”種類就可以分為光絲、麻花絲、滾筒絲、拱絲、水浪絲、桂花絲等十多個種類。銀絲最細直徑可以拉到人一根頭發的一半。
（3）從創作內容來看，追求寫實風格。手工藝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作內容一般為生活中常見的物件，如動植物、瑞獸、祥云等，通過藝術化的加工，真實再現某一種場景、造型、姿態。對于這些內容細致入微的表達，表現出民族性格中“務實”的品格特征。四川銀花絲的創作取材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多為具有實用價值的首飾、胭脂盒，具有裝飾價值的各式擺件。器物造型靈動，但規整，表現手法重寫實而非寫意。
2 商業思維對非遺傳承的影響
工藝品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展示的民族品格很好地展示了中國文化的審美品位，是傳統文化的精粹，國家希望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機制將其繼承發展。但隨著現代社會生活環境的改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所展示的生活方式畢竟失去了現實存在的基礎，工業化的社會發展必然搶占手工業的生存空間，而手工業的發展形勢也非民生發展的方向，因此，淡出社會主流視野也是必然。但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演示和還原其原生態的生存圖景是對歷史及人類文明的尊重，這樣的傳承是一種“活態”傳承。
（1）利用非遺影響，獲取高額經濟利潤，將獲利作為首要衡量標準。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如今的市場中是一塊金字招牌，級別越高，經濟價值相應越大。旅游市場，作為一個完全提供消費服務的行業，與非遺產品有著天然的近緣關系，將非遺項目開發為旅游商品，有著巨大的市場空間。表演性質的非遺項目，如昆曲，體現的是一種參與感受。工藝品性質的非遺項目，因其最終的展現形式是實物成果，易儲存、可轉移，所以更能實現經濟效益。而非遺項目在市場化運作中，能否獲利是資金介入的首要衡量標準。
（2）手工藝品較長的制作周期導致不能實現最大經濟效益。工藝品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在目前高端的商務、旅游市場有著較為旺盛的市場需求。例如，銀花絲，從發展歷史來看，在物質條件豐裕的盛世，總是成為消費市場、收藏市場的寵兒，現在的時代條件更是如此。雖然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但因其是純手工制作，產品生產周期較長，這樣不能迅速滿足市場需求，造成了因稀缺而形成的市場供應不平衡及價格的高昂。這樣的矛盾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未能實現生產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商業思維必然要求擴大生產規模，滿足市場需求。獲利后的市場回報資金并沒有很好地進入傳承機制之中。
3 策略分析
針對前述挑戰，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改進意見：
（1）尋求發展模式，保持獨立品格。對于非遺的發展，在商業化的背景下，要完全放棄與商業市場的接軌，這是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而且與市場的結合能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也有利于非遺的傳承。但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受到商業思維的影響，非遺的傳承會受到較多其他因素的干擾，如為了加快市場推出周期，改變原有的制作工藝；為了迎合大眾市場品位，創作內容庸俗化等。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非遺項目，尤其是需要“幫傳帶”的工藝品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既要實現經濟效益，更要保持其獨立品格，摸索建立一個良好的發展模式。
四川銀花絲在傳承過程中得到了金銀制品貿易公司的支持，目前的發展模式是四川銀花絲的工藝美術大師與公司合作，成立獨立的工作室，由工作室負責銀花絲作品的設計和制作，而由公司負責材料的采買以及產品的市場推廣。這樣的發展模式突出和尊重了傳承人的主體地位，設計和創作相對獨立，而市場推廣又由公司專業團隊運作，取得較好效果。
（2）重視人才培養，注重實踐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傳承是關鍵，傳承人的培養是非遺發展中最重要的環節。因其需要對傳承人的“幫傳帶”，使得傳承人的培養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培訓。實踐操作是培養的關鍵，而非遺項目自身的發展和社會認可度的高低又是推動其傳承的動力，只有通過行業的發展，不斷地創新才能真正推動人才的培養和儲備。
（3）加強推廣宣傳，突出文化價值。四川銀花絲及其“平填花絲”工藝是中國古老、精華、最具有特色而獨樹一幟的藝術，起源于漢代，成熟于唐，明清時期發展至鼎盛。這樣的一門藝術形式，從公眾的認可度來看，知名度卻遠遠小于蜀錦、成都漆器。挖掘文化內涵，加強宣傳推廣的力度，為銀花絲的發展打開局面。另一方面，在外銷產品中，銀花絲因為其獨特的背景，在國際上有一定的認可度，這是宣傳中不能忽視的角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銀花絲所展示的民族的高超、華美的制作工藝應該走向世界舞臺。
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作為“十二五”期間四川省文化強省戰略的重要內容，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四川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總體表現了濃厚的民間文化氛圍，充分體現了中國西南地區民眾樂觀、悠閑的審美心態。雖然目前的傳承環境充滿商業化，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民族品格在傳承中應該進一步的保護和發展，保持其獨立的民族品格。同時，加強傳承人才的培養，注重創新，使得古老的技藝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仍能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1] 張夢.旅游產品核心競爭力的新視角[J].財經科學，2006（4）.
非遺文化商業化范文2
【關鍵詞】民間工藝美術；工匠精神；商業化推廣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11-0146-02
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源遠流長的文明積淀造就了河南民間工藝美術作品的浩繁與豐厚[1]：有被稱為中國木版年畫鼻祖的朱仙鎮木版年畫，有“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美譽的神鎮鈞瓷，還有開封汴繡、南陽玉雕、洛陽宮燈、豫西剪紙、淮陽泥泥狗等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民間工藝美術門類。民間工藝美術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化形態，其傳承與推廣對區域文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民間工藝美術面臨傳承與發展兩大難題
如今，隨著時代的變遷及高科技術的沖擊，民間藝人的生存空間越發狹窄，民間工藝美術的傳承和發展令人堪憂。從傳承層面看，首先，傳統家族傳承和師徒傳承的傳承方式本就制約著生產規模，許多傳承人老齡化嚴重，工藝面臨著后繼乏人的尷尬局面；其次，從業者受教育程度較低，許多作品出現庸俗、粗俗、媚俗的傾向，造成民間工藝美術作品的文化底蘊和美學質感嚴重缺失。從發展層面看，其一，當今社會心浮氣躁，越來越多的人為追求“短、平、快”帶來的即時利益，從業者偷工減序，從而忽略了產品的品質，作品失去價值；再者，潛心做手藝的人，得不到社會的尊重，為保生計不得不轉行，如此惡性循環，發展更無從談起。
傳統民間工藝美術面臨傳承和發展兩大難題。傳承，不僅需要傳承工藝技法，更是對民族文化、工匠精神的傳承；發展，則需要將傳統融入現代文化生活，在傳承中發展創新，以保證工藝品質為前提進行商業化推廣，讓民間工藝美術作品擁有其合理的地位與價值。
二、傳承的精髓是工匠精神和傳統文化
（一）傳承技藝需要堅持匠心
現代的中國生活節奏快、生活壓力大，也消磨了“工匠精神”的延續。不可否認的是，國人對于手工匠人的重視程度低，能夠靠手藝養活自己的匠人屈指可數。
江西婺源虹關村在明清時代是享譽全國的“徽墨”產地，有“徽墨名村”的美譽。但由于現代書寫工具的變革，加之古法手工制墨工序復雜且出品率低，手工制墨工藝漸漸失傳。八零后的詹汪平是徽墨世家的后代，自覺傳承古法制墨。他向伯父和附近村莊的老手藝人請教學習，認真鉆研祖傳的配方，加上對家族里一些制墨老人口述的整理分析，逐步恢復了古時的制墨方法。他自制各種工具，一步步體會摸索，完全不顧煙熏火燎、臟黑苦累，用了十三年的時間終于重新掌握了這門幾近失傳的手藝。古法制墨，是煙的升華凝聚，是對自然的提煉萃取，封印了時間，見證了執著，更見證了不忘初心的匠人精神。
試想一下，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有多少是提倡年輕人去扎扎實實做一輩子的“工匠”的呢？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2]，我們的文化所推崇的，永遠是力爭做勞心者而不是踏實做勞力者。從這點上來說，中國工匠精神的復興，還任重而道遠。
（二）高職教育是傳統文化傳播的沃土
工匠精神缺失的原因是中國沒有建立起尊重工匠的文化氛圍。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基地，無疑是傳統文化傳播的沃土。民間工藝美術的傳承不僅需要專業的歷史文化修養，同時需要良好的審美意識，只有將美學與技藝相結合才能創作出有內涵、有底蘊的優秀作品。
在民間工藝美術傳承與推廣方面，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的做法值得許多高校學習和借鑒。該校踐行“多元融合”課程體系，形成歷史與文化、設計與實踐、材料與技術、市場與管理互動的知識結構；導入社會項目，以項目流程組建教學流程；服務社會，以推進非遺傳統技藝傳承與保護，工藝美術產業轉型與培養行業后備人才為己任；形成以大師工作室為核心的“現代師徒傳承制”人才培養模式，邀請多位專業的民間藝人以特聘專家的形式為學生傳授技藝。通過高校教育的形式將陶瓷、刺繡等多項民間工藝美術完好地傳承，通過創新研發將這些藝術形式更好地推廣發展下去。這無疑是一種良好的校企結合、非遺文化傳承的良好途徑。
三、發展的關鍵需要與時俱進
（一）融入現代文化，注重商業化推廣
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當中，傳統民間工藝美術也需要適應時代的潮流，融入現代文化之中，找到合適的商業化推廣之路，才能得到更好發展。
上海一家名為作物ZOWOO的工坊，突破性地把木工這項民間工藝美術技藝以商業化的形式帶入了人們的視線，成為了第一家開在商業鬧市區的木工店鋪。該木工坊以課程的方式面對普通大眾出售商品，顧客可以選擇喜歡的木制品樣式，在木工老師的輔導下，通過自己的雙手做出成品并帶回家。許多年輕人甚至帶著孩子走進這間木工坊體驗制作的樂趣。這種商業化的經營方式推廣的實際是一種工匠精神，面向普通大眾傳播一種文化，無疑是對木工這種民間工藝美術工種最好的繼承和延續。
（二）樹立品牌意識，注重創新發展
中國需要具有本國文化特色的原創品牌，而民間工藝美術恰恰正是體現民族特色的最優選擇，怎樣利用其優勢樹立原創品牌，則成為我們深思的問題。
緙絲工藝作為中國絲織業中最傳統的一種極具欣賞裝飾性的絲織品，有“一寸緙絲一寸金”和“織中之圣”的盛名。宋元以來一直是皇家御用織物之一，常用以織造帝后服飾、御真和摹緙名人書畫[3]。因其制作工藝難度高、只能手工織造、出品率底，愿意從事這一行業的手工藝人愈來愈少，這門手藝也幾近失傳。
難道手工藝品只能淪落到后繼無人的尷尬境地么？只能要靠國家保護而束之高閣么？手工匠人就一定是默默無聞賺不到錢，滿手瘡痍在黑暗的角落工作么？80后設計師李晶并不這樣認為。為了制作緙絲團扇，曾遍訪蘇州僅存不多的緙絲手工藝人，與他們合作制作緙絲團扇（見圖1）。他刻苦學習團扇的裱框技藝，并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設計扇面，然后經緙絲藝人制作扇面，制銀藝人、流蘇藝人等各類手工藝人進行后期裝飾。李晶創立了自己的團扇品牌，保持傳統的制作工藝，但更注重審美情趣、文化底蘊的設計。他的作品成功地讓四千多年的緙絲工藝走出博物館進入尋常人的生活。比起一味地保護，讓手工藝人們通過自己的技藝，制作出符合現代人審美及生活需要的物品，并把它售賣出去，這種物盡其用的商業推廣理念才是傳承和發展民間工藝美術技藝的最優途徑。
總而言之，傳統民間工藝美術是民族文化賜予我們的瑰寶，需要我們繼續傳承并發揚光大。而傳承與發展需要重塑匠人精神，需要重視文化的傳播，重視匠心的傳承，需要創良品、樹品牌，將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生活之中，用合理的商業化推廣經營模式為匠人帶來經濟價值和社會尊重，從而讓民間工藝美術得到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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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商業化范文3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新模式；創意性保護；文化創意產業
“非遺”是指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簡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相對于有形遺產即可傳承的物質遺產而言的概念。是指各族人民世代傳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好非物資文化遺產對我們的文化傳承有重要作用。文化創意產業是以文化元素的創意與創新為基礎，再經過現代技術的加工形成的創意與文化相結合的產品，從而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且較為有潛力的產業。
1 從搶救帶生產：“非遺”保護的實踐歷程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口頭和傳統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出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我國在2004年加入這個《公約》。該《公約》內容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不再只是歷史文物與歷史遺跡了，還增加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我國在2005年出臺《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這使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的目標以及基準原則得到了明確，且使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制度逐漸形成，2006年，我國設立“文化遺產日”。這些措施使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
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經歷了三種保護模式，分別是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
1.1 搶救性保護
我國最主要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模式是搶救性保護。國家的財政投入會偏向那些瀕臨滅絕的項目，為了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性得到保護，我國推行了文物保護的方式。經濟全球化日漸發展，工業畫、城市化的步伐也越來越快，這使得我國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消失的危機。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國實行了對“非遺”的搶救性保護措施。這幾年，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力度逐漸加大，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名錄體系，制訂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的認定制度，同時“非遺”博物館也開始興起。
1.2 整體性保護
說到最專業、最科學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模式，那就不能不提整體性保護這一模式了。隨著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識越來越強，人們慢慢認識到“非遺”不存在于空中，而是在其本身發源起來的土地上，“非遺”一旦離開它自己的發源地和發展環境，那么想再對“非遺”進行保護就難上加難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整體性保護應運而生。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時候要遵循它自身的發展規律，把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載體，之前都是對“非遺”進行單獨保護，現在還需要對它賴以生存的環境進行保護。經過這些年的實踐證明，這種保護模式是非?？茖W并且有效的。
1.3 生產性保護
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的積極探索是生產性保護這一模式。在對生產性保護模式進行實踐的過程中，整個工作的核心是保護“非遺”的真實性與傳承性，在保證可以傳承“非遺”的這個大前提下，借用流通、銷售等渠道，把“非遺”包裝成文化產品的形式進行保護。在傳統技藝、傳統美術等領域實施的都是生產性保護這一模式。國家文化部在2011年公布了41個國家級的“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這對于展示我國對“非遺”的生產性保護的成果是非常有幫助的。
2 從遺產到資源：“非遺”開發的理論支點
我國一直在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到底采用什么樣的保護模式比較好，結合人類的實踐和對事物的認識不斷地對其進行分析與探討。就生產性保護這個概念而言，理論界仍然有一些人對“非遺”的開發與利用沒有清楚的認識，不明白對“非遺”進行產業化開發的理論依據。所以就不得不提一下人文資源這一個概念了，所謂的人文資源就是指人類在經過文化創造之后留下來的、可以供人類繼續發展的文化基礎。人類從古代傳下來的文化遺產，如果只是靜態不動的或者是存在于博物館中的，與人類沒有聯系、沒有互動，就只能成為遺產，只有當這些遺產與現實生活掛鉤，并且可以聯系社會實際，這才能稱之為資源。可以這么說，人文資源與文化遺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畫等號，當它故步自封，不與外界聯系時，就變成了過去社會的遺留物，就是所謂的文化遺產；當社會生活與之聯系起來時，在具備了可以被文化產業開發利用的價值時，就轉變成了資源，我們稱之為“文化資源”。
從遺傳轉變為文化資源，這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開發得到了較為科學的理論根據。人們漸漸意識到“非遺資源”不只是有歷史價值、審美價值等，還具備潛在的巨大經濟價值。民間社會中早已開始了對“非遺”的開發與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賺取了錢財。并且，“非遺”具備一般資源所沒有的優勢，那就是“非遺”的不可復制性、唯一性以及稀缺性，它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潛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地方在發展特色文化產業時得到了極大的支持。
3 創意性保護：“非遺”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完美結合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別非常多，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十個類別：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戲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與利用，我國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各個地方基于對民俗與節日的開發，大力發展旅游業；二是對傳統美術及傳統技藝的保護。是否與當今的社會生活相聯系，是區別文化遺產與文化資源的最好辦法，然而僅限于上述兩個方面的開發與利用并不能說明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了最大化的開發。特別是如今剛剛發展起來的文化創意產業，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文化創意產業上的發展活力十足，可以說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給“非遺”帶來了第二春，讓它獲得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遇。文化創意產業，即源于個體創意、技能及才能，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用，有能力創造就業機會的產業，涉及的面非常廣，有廣告、工藝、設計、休閑軟件游戲等。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的文化產業相比，其核心要素是人的創造力，即人們對創新的認識，對創造力的理解以及創新一個新事物的能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創意，不能抄襲，必須是原創的、有價值的。踐證明，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創意產業結合起來對彼此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二者相輔相成，為彼此創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首先是“非遺”。“非遺”走進社會和大眾生活的有效途徑，主要在于通過文化創意產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難點主要用于“非遺”很難走進人們的生活，對于人們來說其可有可無，導致活態傳承不能很好地進行。然而“非遺”的文化魅力被河南平頂山的少林寺展現在人們面前。文化創意產業的出現讓“非遺”走向大眾生活，不再無路可走，打開了通向現代世界、新世界的一扇大門。
其次是文化創意產業。“非遺”使得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資源與素材得到了豐富。在我國河南流傳的董永與七仙女的故事在我國家喻戶曉，同時也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員。被國內的影視公司加以改編拍成電視劇后，引起了巨大反響，與此同時也給該影視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是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文化資源相碰撞產生的結果，也是兩者相結合、開發利用彼此資源的成功典型案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文化創意產業可以獲得豐富的資源，這是值得我們驕傲與自豪的。
筆者認為，在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這三個保護模式之外，還存在著另外一種保護模式，即創意性保護。在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結合的這一基礎上，可以通過創意把“非遺”融入如今的社會生活。創意性保護的宗旨是以創意為手段，激活“非遺”的生命力，這是整個“非遺”保護發展歷程中產生的新產物。創意性保護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是改良型，即適應大眾的審美習慣及趨勢；二是創造型，令“非遺”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在原創創意的這個大前提下，創造全新的文化產品；三是融入型，即經過設計等途徑，把“非遺”的關鍵特點與現今社會中的產品結合起來，如服裝設計等。
4 結語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歸根結底，產業追求的是利潤，是如何使效益最大化，如果“非遺”過度的商業化，這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言是非常不利的；應該建立文化創意產業時代對“非遺”保護的監測評估體系，同時設立“文化預警”機制，即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開發與利用之前，相關的部門要先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以防出現過度或者破男緣目發，這在一定范圍內可以使“非遺”受到較小的破壞，對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對文化創意產業時代“非遺”保護的新模式作出了一定探討與分析，但還需要更多的人來探索這個新模式，希望能夠給相關從業人員一定的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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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商業化范文4
今年，文大叔早早就對苗年開始期待，還和鄰居們討論到底會有多少游客來到寨子一起吃長桌宴。他家的民宿從春天路邊野花盛開，一直忙到國慶稻米收割，過去幾十年從來沒有這么多人來到過龍塘。
穿過山中薄霧進村，吃過龍塘魚醬的人，都說“龍塘不錯”。
龍塘是融創中國深度參與鄉村振興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創中國聯合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進駐幫扶，2019年全村脫貧成效檢查通過，2020年幫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創宣布繼續支持龍塘鄉村振興工作。曾經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壯年流失到廣東、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敗、年關冷清的百年老寨，復活了。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是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再向前一步，為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推動“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圖景實現。
融創中國之前積極參與了13省21村的幫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參與鄉村振興，并從龍塘的鄉村振興實踐中總結經驗，在重慶中益鄉、延安萬莊等大量幫扶項目開展中進行補充迭代，歸納了基于企業責任和自身資源的融創鄉村振興模式：通過文旅切入，實現“四推動、五振興”，切實助力鄉村在產業、組織、文化、人才、生態維度上全面振興。
1
以文旅帶動一產、二產，打牢產業基礎，推動鄉村產業結構優化
農村窮，是因為產業弱。據統計，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56，在世界范圍內處于偏高水平，意味著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城鄉產業差距是導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農戶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進一步削弱了鄉村的產業基礎，尤其是在偏僻地區。
建立合理的產業體系，成為改變鄉村現狀，實現鄉村振興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創在龍塘村的幫扶過程中發現，此前因為交通閉塞，龍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資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風貌和苗族的人文環境，具備做文旅鄉村的基礎。
而融創自身在文旅產業方面有技術優勢和運營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為龍塘鄉村振興的第一落點。融創依據龍塘自然人文資源，定制了觀光游+苗鄉生活方式深度體驗的多層次文旅產品體系。
常年在雷山縣城打工、老房閑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貧困戶的房子被融創與友成基金會幫扶項目組整體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糧倉樓，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帶動了村里15戶村民相繼自發改造了自家老房子，開起民宿和商店。
融創又聯合知名設計師孟凡浩建造了“龍塘山房”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產品錯落搭配。大體量民宿形成配套，龍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設施也得到規劃、修整和升級，龍塘也具備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條件。
改造好“硬件”，經過企業自身資源和平臺導流，大量游客涌進龍塘和村民們一起過上苗年、魚凍節。預計2021年全年，龍塘接待游客數量將突破萬人，為龍塘帶來三百萬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產業建立之后部分青壯年回歸，龍塘的產業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礎上，融創聯合友成基金會又對龍塘村產業進行了調優升級。一方面，支持龍塘的農業產業優化升級、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協助龍塘打造“龍塘好物”自有農產品品牌；另一方面，通過消費扶貧方式，打通推廣渠道，帶動龍塘村合作社銷售本地魚醬酸、茶葉、玫瑰花等產品的市場化運轉，形成可持續模式。
農村是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館”，像龍塘這樣的少數民族聚集區不僅具有數百年歷史，還保有有自己獨特的技藝和文化習俗。因此，融創在龍塘挖掘苗鄉非遺文化，通過技藝、技能培訓打造“繡娘團”和扎染、苗繡等文化特色產品，搭建文化產業，增加龍塘產業體系的立體性和體驗感。
建立產業體系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的抓手。通過文旅切入帶動一產、二產，龍塘形成了旅、農、文鄉村“新三產”的跨界深度融合，用產業化思維推動了龍塘產業結構優化。通過產業帶動，一方面增加了農民收入，并打造經營性收入、工資收入與財產性收入的多樣化增收體系；另一方面，調動了村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形成安居樂業的鄉村新生活方式；此外，還通過產業化運作，增加了公益觸點，拓展了公益場景，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到鄉村振興中。
2
建設鄉村治理體系，強化人才支撐，推動可持續運營
2018年12月，龍塘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遠勝看到村里的新變化之后，決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遠勝的父母強烈反對，但他自己則異常堅定。
合作社組織開展了生態稻米種植和銷售試點工作，文遠勝和另外6名村民積極響應。今年他們種植的 6.9畝紅米，5.4畝香米，預計產值可達11.7萬余元。除了村里的經營性收入，種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著家人孩子，文遠勝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組織村民開展生態稻的種植和銷售試點，推動農業產業的生態化發展之外，融創和友成基金會幫扶項目組還以合作社為基礎，帶動成立了非遺發展小組、社區應急響應隊、導賞員小組、民宿發展管理小組等，通過一個人帶動一批人，通過一批人影響一村人。
非遺工坊成立的時候，在外打工的潘曉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龍塘。她很快成為非遺工坊第一批參加培訓的“繡娘團”成員。她們的蠟染、苗繡產品，現在已經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產品。潘曉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遺工坊的負責人，開始培訓更多年輕女性成為“繡娘”。
沒有產業引不來“金鳳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鄉村的痛點。現在的龍塘有了產業體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沒有成長空間、愿不愿意留下來成為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龍塘村，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在融創和友成基金會的指導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為示范，引導村民自發組織了各類經濟、技能培訓、文娛、公益小組。幫扶項目組還展開了一系列培訓，這些培訓包括了餐廳和民宿的運營管理、蠟染和苗繡的技藝技能學習、非遺文化和非遺產品的市場推廣、生態農產品的種植技術，以及合作社等小組的管理知識和龍塘旅游產業發展的各項機制等等，逐步培養提升龍塘村民的運營和市場開拓能力，達到“授之以漁”的效果。
合作社資金互助小組也在融創與友成基金會的推動下成立。通過資金互助的方式解決村民在生產經營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資金問題，同時又將利息收入歸還于龍塘，用于敬老社員的生活改善。
龍塘的生產、管理方面有了組織協作體系，過去農戶自給自足、各自為戰的狀況被改變，村民之間再也不是“小散”關系。通過生產經營管理培訓、職業技能培養、資金互助，龍塘的村莊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體系中找到位置，發揮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續運營能力。
在中益鄉，融創捐贈建設初心學院，聯合清華大學開展黨建引領、組織振興工作。清華大學鄉村振興重慶石柱遠程教學站、清華大學思政課實踐教學基地在初心學院掛牌，面向黨政干部、企業管理者舉辦高層次教育培訓，加強管理人才隊伍建設，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學院探索“黨建引領”，不僅讓中益鄉實現了組織振興和人才振興，教學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鄉和校企資源的長期聯結路徑，形成了開放性的人才培養體系。
融創認為，鄉村振興模式中，產業是實現目標的路徑，人則是一切的基礎和源點，通過人才培養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鄉村的內生動力，推動鄉村產業和治理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這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的關鍵。
3
改善人居環境，復活風俗風貌，推動人文宜居生態
鄉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體現在現代化程度上，但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獨特性，大量民風民俗和建筑風貌還帶有文化的傳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這是融創開展鄉村振興工作的原則性前提。
例如，龍塘是一個擁有千年歷史的傳統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傳統建筑。全村285戶中有苗寨吊腳樓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傳統建筑就有9座。村里還有大量古樹和一口古龍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龍塘人都會去古井挑水取一個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縣武陵山區大風堡原始森林深處的中益鄉，是土家文化的傳承地。融創聯合清華大學設立了非遺研培點，啟動非遺傳承人研培計劃，針對本地百姓和相關愛好者提供技術培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發展。
文化是鄉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內容和身份認同。融創認為，尊重鄉村風俗風貌，才能達成鄉村振興的真正意義，實現鄉村和城市的融合發展。
因此，融創在鄉村振興模式中，會先對鄉村的資源和文化進行摸底和系統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標準化設計，不建“歐洲村”，不盲目推進現代化，重點做人居改造和歷史人文特色景觀帶的打造。
在被幫扶之前，龍塘村委會主任文沖有一個心愿：改造之后的龍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態，不走過于商業化道路，而是做成一個苗家生態核心博物館。”
龍塘幫扶建設期完成并運營迄今的一年內，文沖的愿望實現了。龍塘的傳統習俗和文化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苗年、魚凍節、吃新節等重要節日比以前更加熱鬧，游客們來到龍塘和村民一起跳蘆笙、抓魚、斗鳥、拔河、賽苗歌、斗牛，還喝上了村民自釀的米酒。住吊腳樓、深度體驗龍塘的民俗文化已經成為最吸引游客們的旅游項目。
在重慶中益鄉，融創根據村里的生態和歷史文化，捐贈打造初心學院、畢茲卡里、中華蜜 蜂谷、伴鄉原宿四大項目，帶來了中益鄉基礎設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綿延 6 公里的景觀谷地在“鄉村地文化渲染+旅游產業喚醒”理念中，復原了中益鄉的土家文化和鄉村文化，同時融入紅色主題游，打造旅游體驗和文化教育復合功能空間，讓它成為了被激活的中國傳統村落人文宜居新樣本。
通過鄉村振興復活傳統村落和文化，提供一個區別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樣本，這是融創做鄉村振興看到的另一層重要意義。
4
做好教育幫扶，提供多樣化教育支持，推動下一代看見美好
鄉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但鄉村的教育資源和城市的差距卻顯而易見。因此，教育幫扶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創將英苗培養計劃帶進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讓龍塘的未來煥發生機，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資源，打造“一進+一出+全面探訪”的助學模式，更深度、長線地為龍塘等鄉村的孩子提供多樣化教育支持。
針對鄉村學校教育設施、教學器材等硬件和課程落后、信息“軟資源”鴻溝兩大方面的不足，融創一方面通過捐贈教學器材、改善學校設施，提升學校的課堂教學質量；另一方面通過募集網上名校精品課程，搭建英苗書屋，邀請部分師生代表走出大山體驗外面的世界，開拓師生視野，建立信息獲取渠道和意識；此外，融創還通過教育基金方式給具備特定條件的學校、學生提供更多維度支持。
通過教育幫扶，讓鄉村的孩子親身體會到愛心的溫暖，發現更美好的世界，對未來抱有信心和希望，這是融創做鄉村振興的一點心愿。
非遺文化商業化范文5
[關鍵詞]遺產認同；旅游發展；原住民；元陽梯田；話語分析
[中文圖書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6）00-0000-00
引言
遺產是一種由權威話語（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 主導的話語實踐。在以專家、政府為代表的權威話語體系中，遺產是物質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和國家意義的，其話語來源于國家宏大敘事和專家審美判斷，這種權威話語對遺產保護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通過對過去的修飾，把其轉為抽象的考古數據或歷史文本，而實際上過去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些人真實有情感的遺產和物質現實，會對社區身份認同產生實質性影響；其次，AHD強調精英社會群體的體驗和價值，排除其他群體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體驗，尤其是地方社區的切實經歷。再次，AHD建構的專業科學性遺產，帶來大眾的被動性凝視和無批判消費。最后，AHD片面認為遺產代表所有好的和重要的過去，忽視遺產的多樣性 [1]。在彭兆榮看來，這些是遺產實踐的“模式化”傾向，即以一套標準化、數量化、技術化、法規化和行政化的操作程序，相同的手段對待遺產[2]。此種遺產化運動實質是對遺產主體的置換，使真正的家園遺產主人處于失語狀態，因此與遺產本身的價值相背離[3]。
鑒于此，吳宗杰等人深入遺產的中國本土意義，借鑒傳統歷史書寫方式，挖掘地方志和本地老百姓的遺產記憶，目的是超越“物質原真性” “民族主義” “地方主義” “懷舊情結” “文化資本”等話語，使遺產實踐體現“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及“民德歸厚”等史學精神[4]。然而在當今政治語義迅速膨脹，階級、權力以及民族主義都卷入的遺產現實中[2]，出自人文情懷的敘述性遺產研究略顯無力。作為具有世界價值意義的遺產地 ，到底如何以一種滿足地方、國家和國際訴求的方式來處理， Ashworth和van der Aa認為首先要回答“誰的遺產”問題。這個問題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討論很多[5]，但依舊存在爭議。 如果一個地方遺產不與它們的社區相聯系，那么有關它發展的基本原理可能出問題[6]。因此，本研究擬從社區原住民的視角，以元陽梯田為例分析原住民在旅游發展背景下對自己生活的地方成為世界遺產地的看法，探索原住民對遺產的“非權威的”認同及其與權威話語遺產認同間的差異，并在基礎上討論提高原住民文化自覺性及不同遺產話語主體間對話的可能性。
1 文獻綜述
1.1 從遺產到遺產認同
遺產概念經歷了從有形遺產到無形遺產的過程。遺產原初是作為“父輩傳下的財富”，是個人、家庭或宗族的“遺產”。隨著遺產運動的興起，遺產開始被表述為“國家遺產”。且早期關注的多為物質財富或遺產，之后遺產概念外延發展至精神財富，包括科學、技術、文化成果等，由此遺產物質所承載的精神文化功能也逐漸得到重視[7]。2003年，UNESCO提出把無形價值作為遺產的一部分，并指出無形文化遺產包括實踐、表征、表達、知識、技術和與社區、族群及個體相關聯的文化空間[8]。更有學者認為遺產是一個遺產化過程[1]，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個稱之為“遺產”的事物，它與商業化過程有關。遺產負載著價值觀，本質上是行動主體對現在和過去關系的反思[9]。一旦行動主體發生變化，有關遺產闡釋的參照物也相應發生變化[10]。
認同（identity）一詞有多重含義，一是認為與……一致，二是同一性，三是身份，四是身份認同。身份認同的含義是指個體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對所歸屬群體的認知，以及所伴隨的情感體驗和對行為模式進行整合的心理歷程。影響身份認同的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記憶、社會文化背景、組織和職業特征等，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認同導致不同的行為取向[11]。身份認同可分為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自我認同是指人對自己的本質、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較完善的意識，也即個人的內部狀態與外部環境的整合和協調一致[12]。Tajfel將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進行了區分，他認為社會認同是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觀念[13]。因此本文認為同樣反應集體意識的文化認同、地方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等群體認同概念都屬于社會認同的范疇，它們亦是身份認同的反映。Dick通過對社會認同研究綜述得出員工對組織認同有四個維度：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14]。
遺產與認同有著密切的關系[15]。遺產的價值不僅僅是過去歷史的遺存，更是特定族群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認同構成了遺產政治最重要的表現內容[16]。 Howard認為遺產管理實踐包含著多層次的地理性認同，遺產會強化家庭、鄰里、地方、國家乃至大洲、普世層次上的認同[17]。其中有關遺產與國家認同之間關系的研究最多[18]，因為國家認同被認為是與遺產首要連結的身份認同[19]。Kiriama分析了人們如何利用記憶和遺產來建構他們的身份認同，并發現記憶、遺產和認同是流動的，對其的建構依賴于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20]。也有學者反思目前遺產運動實踐所帶來的當地人的文化認同危機[15]?；谝陨?，本文界定遺產認同的概念包含兩層含義：遺產和身份認同的關系以及行動主體對遺產的認同。前者包括遺產與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的關系，其中社會認同包括文化認同、地方認同、國家認同等，后者包括行動主體對遺產的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等方面。
1.2 從權威話語到多元話語
當前，學界對遺產權威話語主導提出了種種質疑。是否全球社區都應該認同世界遺產的突出的普世價值，這樣的價值標準究竟是破壞還是支撐了身份認同的表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什么樣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實現遺產與身份認同？對此，Smith認為權威話語制定的普世價值標準，追求的只是有限的文化范圍[1]。它無法處理遺產多元和復合性問題，尤其是今天呼吁的社區參與、多樣組合價值和意義無法被很好地融入其中[21]。在遺產的生產過程中，開發企業與權威話語強勢結合，進一步邊緣重要開發主體社區居民[22]，致使真正鮮活的社區只成為制度化的產物[1]。
針對以上問題的解決，學術界從不同主體視角分析其對遺產的理解和實踐。社區保護遺產的目的并不是保護它的“考古”性建筑，而是把它當作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并且社區理解的遺產是發展并保持社區關系及共同身份的媒介，不是懷舊的影像[23]。同時，對社區多樣性的理解進一步促進了遺產話語的多元化，如社區已不是沒有差異的群體，它包含多元化體驗、行為和關系[24]。游客定義的遺產也出現多樣化，包括記憶、工作技術、家庭故事、口述歷史等[25]。在實踐領域，世界文化遺產菲律賓伊富高梯田給予很好的例證。當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為世界遺產之后，梯田就具有了雙重屬性。一方面它是祖輩傳下來的土地，是家族財產和糧食來源，其價值在于能生產多的糧食，其使用和保護主要在于土地擁有者和本地社區；另一方面它是世界文化遺產，為全世界共有，擁有美學、人類學、生態學等諸多價值，其保護和發展需遵循國際準則和做法。成為世界遺產的梯田，知名度提高，使旅游業迅速發展，百姓觀念發生改變。當梯田無法滿足其生活需求時，他們就棄田打工或從事旅游業，尤其是年輕一代。久而久之，梯田變荒，傳統價值和社會結構被瓦解，不符合國際標準，遺產瀕危。因此有學者建議既要保護梯田有形遺產，又要關注其關聯的傳統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遺產保護除政府機構外，也要發揮專家、學者、當地社區、非政府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作用[26]?？梢姡瑹o論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遺產都成為了不同群體賦予它意義的焦點[27]，遺產話語呈現多元化?；谏鐓^在遺產保護和發展中的越發重要，文章將集中于回答原住民群體建構了怎樣的遺產和自我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等身份認同的關系，他們對遺產的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是怎樣的。
2 研究設計
2.1案例地概況
本研究選擇云南元陽哈尼梯田為研究案例地。哈尼梯田位于云南元陽縣中部，范圍包括壩達、多依樹、老虎嘴3個片區，18個行政村，村民以哈尼族、彝族為主，其中哈尼族約3.78萬人，占人口總數5.41萬人的70%。這些村民大多居住在半山區，不同程度地經營梯田農業。在這里，傳承至今的哈尼民俗有昂瑪突、苦扎扎、長街宴、哈尼哈巴等，奉行寨神林、水神、牛魂、田魂等自然崇拜。這些哈尼民俗與大面積的梯田共同構成哈尼梯田文化景觀特征。
1999年開始，在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史軍超的提議與推動下，哈尼梯田以森林、水系、梯田、村寨相互融合的 “四素同構系統”的遺產價值開啟申遺之路。經過13年的努力， 哈尼梯田以獨特、系統的耕作技術、稻作文化和哈尼族文化，代表人類與環境的和諧關系的遺產價值于2013年6月成功登錄世界遺產名錄。
在哈尼梯田申遺成功之后，隨著旅游的發展，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復雜化。一方面，遺產區內的村規民約要求村民“加強哈尼梯田保護，不準出現梯田棄耕、拋荒，嚴格按照梯田核心區農戶宅基地審批程序進行建房，房屋設計要突出農村民居傳統風貌”，另一方面，因為梯田盛產的紅米產量不高、效益不好，多數居民把梯田轉讓給別人種，自己選擇外出打工或者參與旅游業。2014年5月，政府以破壞梯田景觀、未按審批程序建設為由，強拆村民在公路邊修建的現代化樓房，居民與政府的矛盾沖突到了極點。同時，一方面，云南世博元陽哈尼梯田文化旅游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對梯田景區進行經營管理，收取景區門票，壟斷核心觀景區域；另一方面，社區原住民因缺少經濟、文化與政治等資本，只有很少數人可以通過開客棧等形式參與旅游業，大多數人只能從事小本買賣。這種“百姓種田，公司收門票”的現狀使原住民與經營企業間矛盾不斷加劇。此外，由于梯田區域水資源有限，原住民因嫌外地人投資建設的客棧用水過多，與外來投資經營者的矛盾也日益顯現。
2.2 資料收集
深度訪談。2015年1月28日―2月17日，作者在元陽縣多依樹景區的普高老寨、黃草嶺，愛春，壩達景區的全福莊 、箐口等地對原住民進行訪談，本次調研共訪談31人，包括客棧老板、旅游車司機等旅游個體商10人，村干部、元陽縣政府、紅河州政府等官員6人，在云南世博元陽哈尼梯田文化旅游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工作的原住民5人，沒有參與旅游的原住村民11人，年齡在18歲及以下3人，18～70歲28人，分布較廣。訪談以半結構式方式進行，在當地村民的幫助下，采用提前預約或隨機到訪。訪談一般在村民家中或者辦公室中進行，時間15分鐘到1個小時不等。訪談問題包括“您了解去年推倒在建房/收水費/環保車事件嗎，您怎么看？”“您認為對哈尼族重要的事物有哪些，會把哪些傳給下一代，為什么？”“您知道這個地方是世界遺產嗎？”“對于官方評定的重要遺產要素“梯田、蘑菇房、昂瑪突、長街宴，您怎么看待和行動？”“請講述個人的工作或生活經歷”等。調研過程中有邀請同時會說普通話和哈尼語的年輕人幫助翻譯。在征得訪談者同意后，作者對訪談進行了錄音，必要時進行了錄像，同時輔之以部分照片拍攝。
現場觀察。1月28日―2月1日，作者非參與式觀察了解哈尼族日常生活，包括飲食、服飾、房屋裝飾、民俗節日、梯田耕種等，參觀并錄制了普高老寨廣場長街宴舉辦全過程，還參加了勝村的趕集活動，觀察店鋪經營內容。
二手資料收集。本次調研還收集了《紅河哈尼梯田申遺文本》《梯田保護管理條例》《世界遺產》和《中國遺產》元陽梯田相關內容，以及元陽縣旅游局的旅游統計數據、地方志等資料。
2.3 資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話語分析的方法。近年來話語分析方法在遺產研究中的運用推動了對遺產運動的反思[28-29]，話語分析法強調批判性，認為語言不只是社會過程和結構的反映，同時建構了社會過程與結構。話語批判性分析意味著將隱蔽著的“自然化”了的聯系及原因揭示出來。文章主要借鑒費爾克拉夫的話語觀和話語分析方法，即話語為一個三維整體：（1）社會實踐，即話語建構社會現實，規范社會秩序與行為；（2）話語實踐，即語言符號的生產、流動和使用；（3）文本本身，即具體的語言運用。此三維框架既重視文本微觀層面，如詞匯、語義、文體類型、陳述方法等，又重視社會實踐的宏觀層面及話語實踐的中觀層面[30]。
為了使研究設計和結果闡釋減少個人主觀性，話語分析以軟件Roster Mining作為輔助。該軟件是一款知識處理與內容挖掘軟件，它提供了對文本數據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詞頻分析其數據統計上的重要性，進而質性檢驗其詞語搭配語境，描述潛在的語義模型，辨別話語功能。
作者首先把不同訪談者的錄音轉譯為5萬字左右的word文本，然后分別將其整理為.txt格式，分詞處理轉化為小的語料庫。最后進行詞頻統計分析和語義網絡分析。語義網絡是知識表示的一種形式，它是一個有向圖，圖的頂點代表概念，邊表示這些概念之間的語義關系[31]。統計得出各受訪者話語中的前80個高頻詞，限于篇幅，文章只顯示由高頻詞構成的語義網絡圖。結合現場觀察及二手資料的閱讀，回顧話語產生的語境、歷史背景、政治等因素，挖掘話語的社會意義。并據此分析不同受訪者如何通過話語建構遺產及遺產與自我認同、社會認同之間的關系。
3 研究發現
3.1 經商的原住民：遺產是致富發展，實現自我的舞臺
經商的原住民主要是指從事旅游相關生意的哈尼族本地人如開客棧、做包車司機、售賣手工藝品等原住民。因為從旅游中獲益較快，他們對遺產呈現出的效率邏輯多于認同邏輯，目前已經完全或部分放棄種植梯田。高頻詞集中于旅游業詞簇如“游客”“客?！薄吧狻钡?，即體現出以上觀點。“游客”比“政府”“世博公司”“當地人”更接近話語的中心，可見能否吸引更多游客才是參與旅游經商原住民的重要關心問題，而不是與其他利益主體的關系?！吧狻薄疤萏铩薄暗胤健笔窃擃惾后w更能接受的概念，而不是“遺產”“文化”等權威話語建構概念。較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在黃草嶺開客棧的哈尼村民，他14歲開始向游客賣雞蛋，然后賣畫冊、做導游、組織舞蹈隊，到最后25歲開客棧。10多年旅游參與經歷，他不斷嘗到旅游發展的甜頭。話語中也可以折射出他發財之后的自豪及選擇：今年，我又建了一家高檔酒店，全家打理生意，沒時間種田，交給親戚種就行了。把孩子也送到蒙自好一點的城市讀書，考大學，以后在外面發展。他建立的是遺產和自我認同的關系。
其他參與旅游經營的原住民，如包車司機因從旅游中獲利較少，選擇棄田出去打工，或跑車兼種田?！奥愤叀睌[攤原住民只是賣“雞蛋”和手工藝品，多是老人和小孩，收入極少。因此相對于客棧老板、包車司機，他們對梯田有更強的依賴感。
圖1 經商的原住民話語語義網絡
Fig.1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business
3.2 當“官”的原住民：遺產是國家和哈尼族揚名，需保護管理的博物館
當“官”的原住民主要指參與遺產治理者包括村基層干部、元陽縣梯田管理局、紅河州梯田管理局等。他們實際上是權威的代表，遺產的代言，制定并執行遺產管理條例，因此此類原住民的遺產話語與權威遺產話語無異。高頻詞集中于詞簇遺產治理，如“管理”“梯田”“文化”“保護”“規劃”“宣傳”等?！皣摇北取坝慰汀薄暗胤健薄按遄印备咏捳Z中心，可見國家的遺產政策才是該類群體關注的重要問題，而不是百姓心聲，游客需求。因此發展旅游業，獲取門票收入也被置于話語的邊緣。較典型案例是一位在紅河州世界遺產管理局工作的官員，2000年他牽頭成立梯田管理局，13年堅持不懈為哈尼梯田申報世界遺產努力。哈尼梯田是否是遺產，怎么成為遺產與他息息相關。正如他強調的：我們把梯田推向世界太艱辛，這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我們著重強調遺產保護與管理，不能任由一些企業大肆發展旅游，把它破壞，好像我們為他們申了個遺產。此州一級梯田管理局對梯田項目規劃擁有審批權，作為哈尼族一員，他會積極維護“梯田文化”。但終限于精英情懷，因為遺產治理的實施主要在縣級政府和村基層?？h級政府為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于2008年就引入世博公司開發旅游，收取門票。如某縣級官員所講：現在遺產治理最大的問題是缺錢，上級規定的接下來遺產核心區的鄉村搬遷工作需要資金…我們現在每天的工作只是開車繞村巡邏，看到亂建房的就警告。而村基層政府原住民一方面為維持其工作，執行著遺產保護與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卻借遺產發展旅游，實現致富脫貧，走向現代化。他們更多建立的是遺產和國家身份認同的關系，因此他們對遺產的認同更多代表國家話語。
圖2 當“官”原住民話語語義網絡
Fig.2 Semantic web of “official” aborigine
3.3 上班的原住民：遺產是哈尼族揚名、旅游發展，也令人擔憂的文化過程
上班的原住民主要指在云南世博元陽哈尼梯田文化旅游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從事導游、營銷策劃類等工作的原住民。該類群體原本是地方的文化或經濟精英，在2008年云南世博集團入駐元陽時應聘進入企業。他們熟悉哈尼傳統文化并對之富有情懷，同時也希望旅游發展能發揚與傳承地方文化。高頻詞集中于詞簇文化傳承與交流，如“教育”“傳統”等，“昆明”比“元陽”更接近話語中心，可見他們認為省會比縣級地方的文化傳承交流更成熟。“旅游”“發展”比“遺產”“保護”更接近話語中心，表明他們不刻守遺產傳統，而是要不斷實現文化的發展。較典型案例是一位出自哈尼文化之家的30多歲的導游，他父親是老一輩哈尼文化研究者，熟知哈尼民俗。他代表哈尼族去各地表演，并積極給游客講解哈尼文化，游刃于傳統與旅游之間。哈尼梯田成為世界遺產，可以體會她話語中的自豪，但隨著游客增多，旅游發展，她也表示出擔憂：申遺之后是世界的，來元陽看梯田是游客的權力。我們要高品位，創5A，與世界同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也擔心如果過于商業化，民族的靈魂不存在，就是失去了他的意義，與漢族就沒什么兩樣了。年老員工認為真正的遺產是那些哈尼經典：現在旅游公司開發的產品，太過低級，應該把哈尼哈巴四季生產調等哈尼族的經典傳統演藝出來。但這些想法也只停留在想法，因為“只有競選了村長，才好說話，帶領百姓好好發展”“現在梯田沒人種了，我都呼吁了多少次，說保護梯田必須是政府行為，也要加強人民自覺性，但政府官員聽不進去”。他們一方面作為旅游公司員工，職業身份認同使他把遺產作為旅游發展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作為社區文化精英，文化認同使他把遺產作為民族情感的歸屬。
圖3 上班的原住民話語語義網絡
Fig.3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workers in tourism enterprise
3.4 普通原住民：遺產是對其生存依賴減少、存在“不公”，卻難以割舍的家園
普通原住民主要指沒有參與或極少參與旅游業的原住民。他們沒有從旅游業中獲取太多收益，主要依靠打工和種田營生。日漸感受到貧富不均的同時，自己的建房等行為也因遺產保護規定受到限制。他們一方面認為不公平，想逃離種田生活，另一方面又因習慣了傳統，別無他路，依舊維持原樣。高頻詞集中于詞簇“廣場”“外出”，體現出可以讓其有心靈寄托的只剩記憶中村里舉辦傳統節日的地方，他們每年不得不外出打工，補充生活費用?！胺N田”“旅游”比“政府”“遺產”更接近話語的中心，可見最基本的生存維持方式才是他們關注的重要問題，而不是政府提出的“遺產”。較為典型的案例是一位42歲的哈尼村民，他從18歲開始，村里修路之后就出去打工，每年農忙時回來插秧、收割。只會說一些簡單的普通話，且語法結構不完善。他不斷強調政府的不公平，不愿種田，但又對傳統習俗充滿依戀：村委會不好，窮人看不上，有錢才看得上，不公平……昂瑪突，苦扎扎很重要，要傳給孩子，以前的傳統，寨神可保佑我們平安。對比其他未參與旅游的哈尼村民發現，50多歲的老人遺產地有歸屬感，是出于傳統慣習。 20歲以下的年輕人卻是向往外面，對遺產的情感只是出自好奇和懷舊。世代作為社區一員，且沒有更多其他收入來源，他們依舊對社區充滿依賴，但因沒能力從遺產中獲取太多收益，對遺產地的歸屬感減弱。
圖4 普通原住民話語語義網絡
Fig.4 Semantic web of original aboriginal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元陽梯田社區原住民的遺產認同并非均質如一，他們因角色不同而對遺產有不同的看法。那些經商的原住民認為遺產地是一個致富發展，實現自我的舞臺，那些“當官”的原住民把遺產地看作是讓國家和哈尼族揚名，需由他們主導保護管理的博物館，那些在旅游企業上班的原住民認為遺產是讓哈尼族揚名、村子旅游發展，也令人擔憂的文化過程，那些普通原住民認為遺產是對其生存依賴減少、存在“不公平”，卻又難以割舍的家園。同時，原住民的代際差異也會對他們的遺產認同產生影響， 老年人有較深的遺產情感，傳統生活已成慣習；中青年人處于傳統和現代之間，有基于傳統習慣的遺產認同，也有基于游客需求的遺產使用；而20歲以下的年輕人對傳統認知已經很少，僅有的一點認同是出自好奇和懷舊。此外，普通哈尼村民對無形遺產的認同度高于對有形遺產的認同，政府和公司原住民對無形遺產雖有較高的認同態度，但其遺產保護管理行為多在有形遺產方面。
與權威遺產話語的單一性相比，原住民的遺產話語明顯多元，并且與權威有著顯著不同。對于“什么是遺產？”， 權威話語認為傳統民居“蘑菇房”是遺產，而原住民會把自家“高樓”作為遺產傳給下一代，因為他們把擺脫貧窮，過上現代化的生活看作是“好的”。對“誰的遺產？”，原住民認為遺產是建構自我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地方認同等多元認同的媒介，權威話語只把遺產看作國家身份的象征，且具有普世價值?？梢娫∶褓x予遺產的意義多是個體和地方層面，他們認為的遺產是家庭的或是族群的，較少意識到權威話語提的國家和世界層面意義。此外，與權威遺產話語強調科學性相比，原住民更強調民族情懷與情感，如即使當“官”的原住民希望把遺產建設成“博物館”，也極富個人情感與民族情懷。
4.2 討論
如何提高社區居民的文化自覺性。本研究發現，在各類原住中，大部分人文化自覺性[32]低，普通原住民、旅游經商的原住民忙于生計，無暇關注文化，擁有較多行政權力資源的“當官的”原住民，他們重視對物質遺產的改造，忽視無形遺產的保護，而一少部分本地文化熱愛者雖然較強的文化自覺性，但他們卻沒有行政權力，話語影響力小。怎么才能提高這些原住民的文化自覺性，增強文化遺產的自下而上的保護動力，是文化遺產保護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如何加強政府與普通原住民之間的對話。從各利益群體的共用高頻詞來看，“梯田”“旅游”“哈尼族/哈尼”“本地/地方”是共現詞匯。這表明無論是基于生存發展需要，還是傳統慣習的訴求，原住民對“梯田”的重要性及“旅游發展”利益已經形成共同關注，但相對而言，政府官員與普通原住民之間基本沒有共現詞匯，這也表明他們二者之間的共同話語較少，需要加強他們二者間的對話，增強文化遺產保護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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