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1
1, the north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zhengzhou 450011; 2, wuha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wuhan 470072
摘要：現行判斷宏觀經濟的指標繁多，且判斷標準不盡相同，使得判斷宏觀經濟整體狀況不盡如人意。本文筆者提出一種全新的、并能夠直接反映宏觀經濟狀況的研究方法――群體綜合指數判斷方法，并將此方法運用在實例中，判斷和分析了一國宏觀經濟的形勢，證明了其正確性和科學性。
關鍵詞：宏觀經濟 判斷標準 群體綜合指數判斷方法
Abstract: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judge various, and the judgment standard is endless and same, make judgment macroeconomic overall condition not satisfacto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kind of brand-new, and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ing method, and the method is used in the example, the judgment and analysis of a country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prove the correctness and scientific.
Keywords: macroeconomic judgment standard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e method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 緒論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周期性的經濟波動似乎成為了一國經濟生活中的客觀現象，經濟發展是有起必有落，大起必大落。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事實上也面臨著膨脹與衰退的反復。經濟波動必然影響到經濟主體的行為。所以，必須加強對宏觀經濟的判斷和分析。
縱觀當前宏觀經濟判斷的研究方法，有美國的綜合指數法、國內基于模糊數學的綜合評判法，還有全新的人工神經元網絡理論景氣觀測法，但這些方法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定的弊端。所以，在本文中，筆者討論并提出了一種基于宏觀經濟指標群體的宏觀經濟狀況判斷方法。
2 群體綜合指數判斷方法
此方法是從宏觀經濟數據中選取比較重要的指標，作為一個評價群體，將指標月數據進行數據標準化，使其具有可比性，利用指標群體及其均值的變化趨勢來判別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預測經濟的未來趨勢。步驟如下：
2.1數據的收集整理
選取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如GDP、CPI、PPI等，至少20個。將這些指標的月數據進行統計整理，得
其中：
2.2 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在數據分析之前，我們通常需要先將數據標準化，然后利用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標準化后的數據，對測評方案的作用力同趨化，并且具有可比性。
Min-max標準化方法是對原始數據進行線性變換。設minA和maxA分別為經濟指標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將A的一個原始值通過min-max標準化映射成在區間[0,1]中的值，其公式為：
（公式1）
將每一個經濟指標的月數據都標準化之后，便得：
2.3計算群體綜合指數
將每個月標準化后的宏觀數據平均化，及
（公式2）
得到群體綜合指數：
3.案例分析
在本案例中，筆者選取德國作為研究對象，對群體綜合指數判斷方法進行驗證和說明。由于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股市的起伏能夠很好地反映該國經濟的狀況，所以在本章中，筆者選取德國法蘭克福指數作為反映德國宏觀經濟狀況的對比參考指標。
3.1數據的收集整理
根據德國實體經濟特點，篩選出23個能夠反映德國宏觀經濟狀況的指標，如GFK消費者信心指數、PMI、CPI等等，同時選取法蘭克福指數（DAX）作為對比指標，時間區間為2008年1月到2011年9月。由于數據繁雜，現只選取出德國2008.01~2008.10期間的GFK消費者信心指數（即下表中A）、PMI(即下表中B)、CPI(即下表中C)三個指標的月數據進行具體統計整理，得
3.2 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根據公式1，將每一個經濟指標的月數據及法蘭克福指數標準化之后，得：
3.3計算群體綜合指數
由公式2計算得群體綜合指數：
3.4判斷分析
將計算得出的群體綜合指數和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的法蘭克福指數在EXCEL中作圖得到德國指標對比圖，為了分析方面，對其進行簡化從而得到群體綜合指數―法蘭克福指數圖，進而可以進行對比研究。
從上圖分析知：
①從經濟狀況角度分析：2008.01―2008.08與2010.03―2011.09這兩個時間區間，德國群體綜合指數處于50%線和80%之間，說明此時德國經濟比較穩定，經濟狀況良好，這與德國的實際經濟是客觀符合的；2008.09―2009.11與2009.08―2010.02這兩個時間段，德國群體綜合指數處于30%線和50%線之間，顯示此時的德國的經濟疲軟，而2008.09―2009.11時間區間的經濟背景是全球開始陷入金融危機，作為出口為主導的德國經濟受到很到沖擊，經濟狀況疲軟，而2009.08―2010.02時間區間則處于經濟危機的末期，經濟雖有好轉，但總體疲軟；2008.12―2009.07時間區間，德國群體綜合指數處于30%一下，聯系當時經濟環境，全球深陷處于金融危機之中，處于危機最艱難階段，德國經濟惡化，經濟形勢異常嚴峻，經濟十分蕭條。實際經濟狀況與群體綜合指數判斷方法很好的契合很好地驗證了群體綜合判斷方法對經濟狀況的判別作用。
②從經濟走勢角度分析：2008.06―2008.11時間區間，德國群體綜合指數曲線處于下行過程，顯示德國經濟處于下行過程，考慮到當時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在向全球蔓延，開始影響其他國家經濟，德國亦無法免受其害的事實，綜合指數的判斷方法與德國實際經濟情況是符合的；2009.07―2011.04時間區間，群體綜合指數曲線處于上行通道，顯示德國經濟處于復蘇階段，經濟處于擴張狀態，這與德國當時實際經濟情況是客觀相符的；2011.05―2011.09時間區間，德國綜合指數曲線處于下行通道，顯示德國經濟處于下滑狀態，而此時歐元區正深陷歐債危機不能自拔，歐元區經濟下滑，作為歐元區三駕馬車之一的德國，無法獨善其身，經濟受到拖累，這些事實都驗證了群體綜合指數判斷方法的科學性。
③通過對比分析可知，作為德國經濟晴雨表的法蘭克福指數的走勢與群體綜合指數的走勢基本吻合，兩者的正相關性很強。所以，群體綜合指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正確、全面得反正出德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4 結束語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2
[關鍵詞]宏觀經濟波動；國債規模；真實經濟周期模型；消費者行為函數
[中圖分類號]F015；F8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6-0015-02
1引言
國債是一國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它既可以彌補財政赤字、帶動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進而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又可以產生擠出效應、通貨膨脹、國家債務惡性循環等問題。隨著赤字財政帶動全球經濟的發展，相伴隨的國家債務問題也日益突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拉丁美洲到歐洲，再從歐洲到美國，先后爆發不同程度的國家債務危機。在我國，自從1981年恢復國債發行短短30多年以來，國債規模迅猛提高，這一期間既有經濟的高速增長，又伴隨著物價上漲過快、國家債務負擔過重的壓力。因此，國債是如何作用于宏觀經濟，宏觀經濟波動到底有多大程度是來源于國債規模的沖擊，弄清這些，對于理解是否應該過重依賴國債來刺激宏觀經濟具有重要作用。
2模型設定與分析
一國國民經濟的波動與其債務的規模有很強的聯系，為了探究國債規模的波動如何作用于宏觀經濟，本研究在RBC模型的基礎上，給國債規模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進行建模，并基于理性的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函數來分析國債規模的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作用機制。
RBC模型即真實經濟周期模型，該模型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運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通過分析代表性微觀經濟主體的效用和生產等行為函數而建立的一種具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周期模型，在探討外部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方面有深刻見解。
當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取決于其本身的滯后五期、預期的國債收益率以及國債發行量對數的滯后三期。在經濟學中，變量對數的一階差分通常表示變量的變化率，而變量的變化率即為變量的波動。因此，當期宏觀經濟波動取決于波動本身的滯后六期、預期的國債收益率以及國債規模波動的滯后四期。
3結論
本文在真實經濟周期RBC模型框架的基礎上引入消費者行為理論，并結合國債規模波動服從ARMA（3，1）的條件，研究了國債規模波動如何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理論分析結果表明，宏觀經濟波動不僅取決于其本身的滯后，而且還取決于國債規模波動及其滯后。雖然國債規模的增加有利于基礎設施建設等，但其只能在中短期提高GDP增長率，在長期，由于社會處于充分就業狀態，國債規模的增加對潛在GDP無影響，因此，過度依賴國債發行來刺激經濟，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為了保持我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應注意規避國債風險，慎重采用國債政策，保持國債規模的穩定。
參考文獻：
[1]馬拴友，于紅霞，陳啟清國債與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J].經濟研究，2006（4）：35-46
[2]楊俊杰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作用機制探究[J].經濟研究，2012（1）：117-127
[3]呂朝鳳，黃梅波，周驍毅居民消費的習慣形成與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求解分析――一個基于三部門RBC模型的研究[J].經濟數學，2012（2）：99-105
[4]張屹山，陳默，張鶴國債發行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動態彈性分析――基于可變參數模型的實證研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2）：45-51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3
關鍵詞：經濟波動；VAR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函數
Abstract： In the macro economic research， the leading index and the consistent index are of great valu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use of statistical data to compile such indices， which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macroeconomic chang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establish leading index and coincident index VAR model of index between the various elements， and use Granger-causality and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to explo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index and ke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otal investment growth rate of fixed assets，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and the first index change ha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the first index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trend of the latter.
Key words： economic fluctuation；VAR model；Granger-causality；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1 引言
在宏觀經濟研究中，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具有重要的作用與價值?；趯暧^經濟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的理論探索，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開展了大量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目前，既有文獻對宏觀經濟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數編制和景氣指數應用兩大方面。
在指數編制方面，陳磊、高鐵梅（1994）運用狀態空間模型方法，分別構建先行Stock-Watson景氣指數和一致Stock-Watson景氣指數，進而開展模型預測。吳桂珍（1996）對我國近50個經濟指標進行分類，利用多元統計方法確定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并構建景氣指數。晏露蓉、吳偉（2005）對中國宏觀經濟景氣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的選取方法做了國際對比。
在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應用方面，東北財經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2006）利用多維數據結構框架，通過建立物價等宏觀經濟變量景氣指數系統，監測和預測宏觀經濟運行波動。
綜上可見，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存在較為穩定的均衡關系這一結論被多數人認同并在實際中得到廣泛的應用。然而，先行指數對我國其他重要經濟變量是否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能否用先行指數對它們進行有效的預測這一問題仍待解決。因此本文重點考察先行指數與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利用VAR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探討先行指數能否對主要宏觀經濟變量進行有效預測？
2 數據收集與處理
2.1 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選用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CEMAC）的先行指數。同時，本文將CEMAC編制一致指數時對應的各類指標作為考察變量，以上數據均為月度數據，數據跨度為2010年1月至2015年9月。根據國家統計局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公布的數據，宏觀經濟先行指數平均領先一致指數6.5個月。本文取滯后7階的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各構成指標進行分析。
2.2 數據處理
正式分析之前，需要對數據進行預處理。本文運用發展速度推算法對缺失值進行插補，采用X11方法對各指標數據做了季節調整。結果顯示：財政收入和社會零售額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季節變化模式，尤其是財政收入各月波動很大。
3 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構成指標的關系檢驗
3.1 平穩性檢驗
對先行指數、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增長率、財政收入、工業生產指數、零售商品總銷售額、進出口總額6個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此6個序列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不具有平穩性。
VAR模型的使用條件要求樣本數據為平穩的時間序列。為此，采用差分法對先行指數等進行差分處理，所得差分序列分別記為y、x1、x2、x3、x4、x5。ADF檢驗表明，6個序列在0.01的顯著水平下均為平穩時間序列。
3.2 建立VAR模型
為揭示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各構成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分別用序列x1至x5與y建立VAR模型。
3.2.1 確定VAR模型滯后階數
本文分別運用LR、FPE、AIC、SC、HQ檢驗準則，確定各模型的滯后階。然后，綜合各種準則給出選定的最優滯后階。根據檢驗結果，本文分別建立y與X1至X5序列的VAR（3）模型。
3.2.2 VAR模型的平穩性檢驗
采用AR根估計方法，對上述VAR（3）模型估計的結果進行平穩性檢驗。經檢驗，各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數都小于1，所以相應的VAR模型均具有平穩性。
3.2.3 Granger因果檢驗
VAR模型平穩性表明，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各構成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為進一步揭示這種長期均衡關系的因果方向，對y與X1至X5分別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
結果顯示：在0.1的顯著性水平下，Y是X1和X5的Granger原因；在常見的各種顯著水平下，Y都不是X2、X3、X4的Ganger原因。
究其原因，先行指數由多項重要經濟指標所構成，代表著一國經濟景氣程度的前景。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與理論預期相符。但表4結果顯示，先行指數并非財政收入、工業生產指數和零售商品銷售總額的Granger原因，這似乎有悖于理論預期與經驗直覺，故需分別具體分析。
首先討論財政收入。每年國家會編制財政收入和支出預算，為滿足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財政支出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為滿足財政支出需要，我國的財政收入（稅收總額為主）也必須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這導致我國財政收入增長的制度剛性較大，受先行指數（景氣程度）的影響較小。
再看工業生產。近年來，中國經濟通貨膨脹較明顯，導致工業生產指數持續上升；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創新改革，使其產品供求關系發生明顯改變。如果編制工業生產指數時未對產品權重做出及時調整，則一定程度會影響工業生產指數的有效性。
最后，考察零售商品銷售總額。在零售商品中，生活必需品占很大比重。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通常不會因為景氣程度發生重大變化。因此經濟景氣程度對零售商品銷售總額的影響較弱，難以靈敏地決定和預測零售商品銷售總額的變化。
3.3 脈沖響應函數
3.3.1 先行指數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脈沖響應分析
結果顯示，先行指數對投資影響在前3.5個月呈抑制作用，在3.5至8.5月之間呈正向影響，對8.5月之后的影響較小。其變化模式，可由如下角度解釋。固定資產投資一般數額巨大、流動性較差，投資準備期較長，有較強的滯后性。當景氣度提高時，社會資金往往先會向股市等反應比較靈敏的市場流動。導致投資固定資產的資金相對的減少。因此在前3.5個月，對固定資產投資反而產生抑制作用。在此以后，當股市價格較高時會形成資金回流，固定資產投資將受到一個較長時期的正向影響。
3.3.2 先行指數對進出口總額的脈沖響應分析
結果顯示，先行指數對進出口總額增長率在前4個月呈抑制作用，在4至8月呈促進作用，在8月以后影響較小。一國經濟景氣程度高時，市場平均收益率一般較高，外國資本在利益的驅使下，會加大對該國的投資。外資流入的過程會導致該國貨幣匯率提高，進而會促進進口、抑制出口，匯率降低則效果相反。我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在進出口總額中出口通常高于進口。因此景氣度提高時，伴隨匯率提高時，進出口總額受到的抑制作用強于促進作用。
4 基本結論
本文通過分析宏觀經濟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構成指標的時序數據，發現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率，進出口總額均與先行指數關系緊密，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而財政收入、社會零售總額、工業生產指數則與先行指數關系疏遠，先行指數對于其沒有預測作用。這一結果，可由三類指標自身變化的政策剛性或經濟剛性所解釋。
脈沖響應分析發現，先行指數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影響較為顯著，其影響持續8個月左右，并呈先抑制后促進的模式。這一模式，體現了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景氣指數變化具有較強的滯后性，可以由資本市場和實體投資之間反映速度差異予以解釋。相比之下，先行指數對進出口總額的影響機制更為復雜。景氣指數提高會促進本幣匯率提升，從而抑制出口增加進口，我國長期存在巨額貿易順差（出口主導），故其綜合效果會引發進出口總額下降。
基于以上發現，形成如下判斷：其一，對市場主導性較強的宏觀經濟指標，其與景氣指數之間具有更密切的聯系，并可較好地由先行指數進行預測；第二，對具有較強制度剛性（如財政收入）或經濟剛性（如社會零售總額）的宏觀經濟指標，其對景氣程度的反映較弱，無法利用先行指數進行預測。
參考文獻
[1]高鐵梅，孔憲麗，王金明.國際經濟景氣分析研究進展綜述[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11）：158～160.
[2]晏露蓉，吳偉.借鑒和思考.內外經濟運行先行指標體系比較[J].金融研究，2005（9）：39～50.
[3]陳磊，高鐵梅.利用Stock-Watson型景氣指數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和預測[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4（5）：53～59.
[4]高鐵梅，孔憲麗，劉玉.中國鋼鐵工業景氣指數的開發與應用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3（11）：71～77.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4
關鍵詞：均等性轉移支付；宏觀經濟波動；地方財政
中圖分類號：F81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6）01007206
一、引 言
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轉移支付已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一方面，均等性轉移支付促進了地區之間的財力均等化；另一方面，均等性轉移支付也是中央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政策工具?，F有的研究成果較好地考察了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馬拴友和于紅霞[1]分析了1994 年財稅體制改革以后轉移支付與地區經濟收斂的關系， 發現轉移支付總體上沒有達到縮小地區差距的效果。尹恒等[2]的研究發現，上級財政均等性轉移支付不但沒有起到均等縣級財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財力差異，特別是在分稅制改革后，轉移支付造成了近一半的縣級財力差異。Huang 和Chen[3]的研究也發現，中央轉移支付并沒有實現地區之間的財力均等化。郭慶旺和賈俊雪[4]認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有助于中國省級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均等化，但抑制了其發展；促進了公共交通基礎設施服務發展，但加劇了省級差異；對公共基礎教育服務則不具有顯著影響。李永友和沈玉平[5]的研究表明，地方財政收支決策對大規模轉移支付的反應存在明顯差異，支出決策反應顯著高于收入決策；地方財政支出決策對大規模轉移支付的周期變化反應并不對稱，支出決策對轉移支付增加的反應要弱于對轉移支付減少的反應。范子英和張軍[6-7]的研究發現，轉移支付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使得地方經濟的長期增長率降低003個百分點， 這種無效率的水平在西部地區更是達到037個百分點。付文林[8]的研究發現，轉移支付影響了地方政府征稅的積極性，也導致了欠發達地區財政支出偏向行政性支出。范子英和張軍[6]利用1995―2005 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發現，轉移支付能夠顯著促進國內市場整合，且三大轉移支付中的專項轉移支付的作用最顯著，而財力性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的作用并不明顯。另外，解堊[9]考察了轉移支付對公共品均等化的影響，研究發現轉移支付對各地城鄉公共品差距的縮小作用不大。付文林和沈坤榮[10]考察了轉移支付對地方不同類型財政支出結構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目前的轉移支付制度不僅會帶來粘蠅紙效應，而且會產生可替換效應。
宏觀經濟波動會帶來社會福利損失，如何減少宏觀經濟波動是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當前，均等性轉移支付已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其又會通過影響地方政府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宏觀經濟波動。例如，中央政府均等性轉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財力越充足，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教育支出等以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產生影響。再如，中央政府均等性轉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稅費的依賴程度越低，這會影響地方政府征稅的積極性，從而影響經濟波動。需要說明的是，已有研究主要考察技術沖擊、金融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財政分權和預期等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據筆者所知，尚沒有文獻考察均等性轉移支付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本文擬補充和完善這方面的工作。
本文運用1995―2012年中國31個省份的數據，通過面板數據模型考察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均等性轉移支付規模越大，宏觀經濟波動越小，且這一結論是穩健的。這可能是因為，無論是出于政績考慮，還是處于改善轄區內居民的福利考慮，地方政府有激勵維持轄區內的宏觀經濟穩定。均等性轉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使地方政府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能力增強，從而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紤]到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也差別較大，本文以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為樣本，分別考察了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在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均等性轉移支付都有利于減少宏觀經濟波動?？紤]到2002年所得稅分享制度改革之前，中國均等性轉移支付以稅收返還為主，2002年之后稅收返還減少，而主要以專項均等性轉移支付和一般性均等性轉移支付為主，本文分別以1995―2002年和2003―2012年為兩個時間段做以考察，研究發現，在這兩個區間內均等性轉移支付都有利于減少宏觀經濟波動。
二、中國均等性轉移支付特征事實
根據《中國財政年鑒》公布的數據，中國均等性轉移支付的總額逐年增加，從1995年的025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454億元；均等性轉移支付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從1995年的5595%下降到2000年的4580%，而后又上升到2012年的7074%，即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中70%以上都是對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轉移支付。均等性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超過50%）說明均等性轉移支付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
均等性轉移支付主要包括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是1994年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和2002年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時，為保護地方既得利益，將原屬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劃為中央固定收入或共享收入后，給予地方政府的補償。一般性轉移支付是指為彌補財政實力薄弱地區的財力缺口，均衡地區間財力差距，實現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中央財政安排給地方財政的補助支出，由地方政府統籌安排。目前，一般性轉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轉移支付和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等。專項轉移支付是指中央財政為實現特定的宏觀政策及事業發展戰略目標，以及對委托地方政府的一些事務或對中央地方共同承擔事務進行補償而設立的補助資金，需按規定用途使用。專項轉移支付重點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支農等公共服務領域。本文分別用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占均等性轉移支付總額的比重表示均等性轉移支付結構。根據《中國財政年鑒》公布的數據，一般性轉移支付占均等性轉移支付的比重從1995年的115%增加到2012年的4720%；專項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的比重從1995年的1480%增加到2012年的4150%；稅收返還占均等性轉移支付的比重從1995年的7370%下降到2012年的1130%，即中國均等性轉移支付結構已經由稅收返還為主向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為主調整。
表1給出了2012年中國31個省份的均等性轉移支付總額、人均均等性轉移支付值以及均等性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從表1中可以看出，四川和河南獲得的均等性轉移支付最多，分別為2 91562億元和2 82417億元；天津、上海和北京獲得的均等性轉移支付最少，分別為36978億元、43065億元和51231億元。總體而言，西部地區省份人均均等性轉移支付值和均等性轉移支付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高，而東部沿海地區省份的人均均等性轉移支付值以及均等性轉移支付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較低。例如，人均均等性轉移支付值最高的3個省份是、青海和寧夏，分別為26 13907元、14 64330元和8 32167元；人均均等性轉移支付最低的3個省份是廣東、江蘇和浙江，分別為1 15481元、1 43931元和1 51309元。均等性轉移支付占財政支出比重最高的3個省份是、甘肅和青海，分別是8882%、7304%和7241%；均等性轉移支付占財政支出比重最低的3個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江蘇，分別是1029%、1390%和1622%。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出，中國不同地區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差別較大，中西部地區財政支出主要依賴于均等性轉移支付，而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較低。
中國不同省份對中央均等性轉移支付依賴程度的變化趨勢也差別較大。本文用各省份2012年均等性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減去1995年均等性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衡量從1995―2012年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均等性轉移支付依賴程度的變化趨勢。我們發現，11個省份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在下降，20個省份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在增加。對均等性轉移支付依賴程度下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北京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下降最大，而對均等性轉移支付依賴程度增加的省份幾乎都是中西部省份。
三、模型設定和指標選取
（一）模型設定
本文通過構建回歸方程考察均等性轉移支付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方程如下：
Volatilityit=α+βTransferit+∑Nj=1γjXjit+εit（1）
其中，Volatility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經濟波動；Transfer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均等性轉移支付；Xit表示對經濟波動有影響的其他變量，根據通常的設定，這里主要包括政府規模、技術創新、金融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變遷和開放性程度等指標；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指標選取
本文關注的被解釋變量是經濟波動。現有研究通常用經濟增長率的標準差來表示經濟波動，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增長標準差不能有效反映經濟波動，Tang等[11]以標準差衡量經濟波動時，選取樣本期間內經濟波動差別很大，標準差值只能反映整體情況，并不能反映全部樣本期間內經濟波動路徑的差異，也有研究通過HP濾波來計算經濟波動。本文結合以上兩種思路，通過兩種方法來衡量經濟波動。
本文通過HP濾波來估算經濟波動。借鑒干春暉等[12]的方法，通過如下的方法估計經濟波動：
Volatilityit，t+T=∑Tt=1lnyit-lnyit2+λ∑T-1t=2[lnyit+1-lnyit-lnyit-lnyit-1]2（2）
其中，lnyit表示實際GDP取自然對數；lnyit表示潛在產出，即增長的趨勢成分；lnyit-lnyit為產出缺口，表示經濟增長的周期成分；λ表示趨勢成分波動的懲罰因子，由于是年度數據，借鑒Ravn 和Uhlig[13]的研究成果，本文取λ值為100。
借鑒Ramey 和Ramey[14]、周業安和章泉[15]的思路，本文用經濟增長率的標準差表示經濟波動。將1995―2012年劃分為3個時間段：1995―2000年、2001―2006年、2007―2012年，每個時段跨度為6年，計算6年人均GDP增長率的標準誤用以表示經濟波動。
借鑒付文林和沈坤榮[10]的思路，本文用地方得到的中央補助收入減去地方上解中央支出得到中央對地方的凈均等性轉移支付，再用凈均等性轉移支付除以地方財政支出表示均等性轉移支付規模，這反映了地方政府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該值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越高。根據通常的設定，用政府支出除以GDP表示政府規模；用進出口總額除以GDP表示開放性水平；用每萬人的專利申請數表示技術創新；用第三產業增加值除以GDP表示產業發展水平；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除以GDP表示金融發展水平。均等性轉移支付數據根據歷年《中國財政年鑒》各省份公共財政預算收支決算總表中提供的數據整理計算而得；其他數據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原始數據整理計算而得?；跀祿目傻眯裕疚倪x取的樣本區間是1995―2012年。
四、經驗分析與結果
由于是面板數據模型，本文分別通過固定效應方法和隨機效應方法進行分析，結果如表2中的回歸（1）和回歸（2）所示?？梢钥闯?，均等性轉移支付對應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均等性轉移支付對經濟波動始終具有負向影響?？赡艿脑蚴?，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考核或是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其有激勵動機維持轄區內宏觀經濟穩定；均等性轉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使地方政府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能力增強，地方政府會采取一系列措施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例如，當經濟衰退時，均等性轉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財力，可以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以應對經濟衰退，減緩經濟下行給社會帶來的負面沖擊，熨平經濟波動。為考察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是否穩?。≧obust），本文用經濟
增長率的標準差表示經濟波動，進行穩健性
分析，結果如表2中的回歸（3）和回歸（4）所示?？梢钥闯?，均等性轉移支付對應的系數仍顯著為負，即均等性轉移支付規模越大，經濟波動越小，這說明本文的結論是穩健的。
不同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地方政府對政府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也差別較大。Checherita-Westphal和Rother[16]以及Devarajan等[17]的研究都發現，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經濟發展程度密切相關。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均等性轉移支付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在不同地區之間是否差別較大？為此本文區分了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分別考察均等性轉移支付對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其中，東部沿海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西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如表3的回歸（1）―回歸（4）所示，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均等性轉移支付對應的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說明均等性轉移支付對經濟波動有抑制作用。
付文林和沈坤榮[10]的研究表明，在2002 年所得稅分享制度改革之前，以稅收返還為主的轉移支付制度傾向于保護各地區既得的財政利益，總體上中央對地方的均等性轉移支付規模較為有限，2002年之后隨著一般性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不斷增加，均等性轉移支付在平衡不同地區之間財力均衡時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里的問題是，維護地方既得利益為主的均等性轉移支付和協調地區財力均衡為主的均等性轉移支付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將樣本區間劃分為1995―2002年和2003―2012年兩個時間段，分別考察兩個樣本時間段內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結果如表3的回歸（5）―回歸（8）所示?？梢钥闯鰞蓚€樣本區間內均等性轉移支付的系數都顯著為負，即均等性轉移支付有利于減緩宏觀經濟波動。需要說明的是，現有的研究大多發現均等性轉移支付沒有實現預期設定的目標。例如，馬拴友和于紅霞[1]發現均等性轉移支付不利于地區之間的經濟收斂，尹恒等[2]發現均等性轉移支付不利于地區之間的財力均等化，范子英和張軍[6-7]發現均等性轉移支付并沒有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而本文的研究發現均等性轉移支付有利于減緩宏觀經濟波動，這為均等性轉移支付的合理化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和依據。
五、結 語
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發生了較大的調整，中央政府通過對地方政府均等性轉移支付協調中央和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不匹配問題。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轉移支付已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均等性轉移支付有利于平衡地區之間的財力不均衡；另一方面，其也是財政政策的體現，對整個經濟有系統性的影響。通過數據分析發現，東部沿海地區省份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較低，而中西部省份對均等性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較高。本文運用1995―2012年中國31個省份的數據考察了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均等性轉移支付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越高，宏觀經濟波動越小，這說明均等性轉移支付有利于平抑宏觀經濟波動?？赡艿脑蚴?，地方政府有激勵維持轄區內的宏觀經濟穩定，均等性轉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使地方政府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能力增強，熨平了宏觀經濟波動。分區域的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是東部沿海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均等性轉移支付均有利于抑制經濟波動。分時間段的分析表明，1995―2002年的樣本區間和2003―2012年的樣本區間，均等性轉移支付均有利于減緩宏觀經濟波動。
本文的政策建議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第一，改變以GDP、經濟增長、財政收入為主的地方政府官員績效考核體系，加強對維持轄區內宏觀經濟穩定的考核，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夠的激勵和動力維持轄區的宏觀經濟穩定。第二，增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轉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對中西部地區均等性轉移支付的力度，以更好地實現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力均等化和區域協調發展，減緩宏觀經濟波動。第三，通過立法、行政等手段，監督和約束地方政府，提高均等性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率。
本文還存在一些可能的拓展：第一，均等性轉移支付包括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在數據可得的前提下，可以運用省級層面的數據考察不同類型轉移支付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第二，本文主要運用了靜態面板數據模型，現實經濟中宏觀經濟波動具有持續性，可以將本文的模型拓展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運用系統廣義矩（GMM）方法考察均等性轉移支付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第三，本文主要考察了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宏觀經濟波動影響效果，進一步的研究可以通過考察均等性轉移支付對全要素生產率、投資率、人力資本水平、產業結構和通貨膨脹率等宏觀指標的影響，進而探討均等性轉移支付影響經濟波動的傳導機制。第四，本文主要運用中國數據做了實證分析，進一步的研究可以通過構建與中國現實經濟相一致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現實經濟的參數環境下，數值模擬轉移支付的宏觀經濟效應。
參考文獻：
[1] 馬拴友， 于紅霞轉移支付與地區經濟收斂[J] 經濟研究， 2003， （3）：26-33
[2] 尹恒， 康琳琳， 王麗娟 政府間轉移支付的財力均等化效應――基于中國縣級數據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7， （1）：48-55
[3] Huang， B， Chen， K Are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China Equalizing？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 （3）： 534-551
[4] 郭慶旺， 賈俊雪 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地方公共服務提供[J] 世界經濟， 2008， （9）：74-84
[5] 李永友， 沈玉平轉移支付與地方財政收支決策――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11）：41-53
[6] 范子英， 張軍 財政分權、轉移支付與國內市場整合[J] 經濟研究， 2010， （3）：53-64
[7] 范子英， 張軍 中國如何在平衡中犧牲了效率：轉移支付的視角[J] 中國經濟學， 2010， （6）：117-138
[8] 付文林 均等化轉移支付與地方財政行為激勵初探[J] 財貿經濟， 2010， （11）：58-62
[9] 解堊轉移支付與公共品均等化分析[J] 統計研究， 2007， （6）：63-66
[10] 付文林， 沈坤榮均等化轉移支付與地方財政支出結構[J] 經濟研究， 2012， （5）：45-57
[11] Tang， S， Groenewold， N， Leung， C The Link between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Change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 30 （4）： 1520-1549
[12] 干春暉， 鄭若谷， 余典范 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 經濟研究， 2011， （5）：4-16
[13] Ravn， M， Uhlig， H On Adjusting the Hodrick-Prescott 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 84 （2）： 371-380
[14] Ramey， G， Ramey， V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 （5）： 1138-1151
[15] 周業安， 章泉 財政分權、經濟增長和波動[J] 管理世界， 2008， （3）：6-15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5
[關鍵詞]：湖南省季度經濟模型（HQEM） 區域經濟 經濟預測
一、前言
金融危機過后，中國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依舊復雜嚴峻，全球經濟復蘇艱難曲折，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過去一年，中國通過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全力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保持了經濟穩定增長。但同時也需要清醒認識到面臨的問題。一是受宏觀經濟形勢下行、市場需求疲軟等影響，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工業增加值等經濟指標嚴重下滑；二是經濟轉型進程緩慢，傳統產業發展面臨較大困難；三是經濟運行風險加大，部分企業經營困難，房地產、地方債務、金融等方面累積的風險有待化解。在這種形勢下，有必要根據不同區域經濟特征，有針對性地制定并改善宏觀經濟政策，藉此保證各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本文開發了一個較為完善的、反映湖南省區域經濟特征的季度經濟計量模型（簡稱HQEM），以便在新形勢下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并填補在區域季度經濟模型方面的研究空白。
目前，我國已成功地開發出一些能實際應用的宏觀經濟模型，如清華大學的“中國宏觀經濟年度模型CEMT_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等。近年來，隨著我國季度數據的可以獲得，非結構式的宏觀模型開始得到發展。何新華等（2005）首次嘗試建立了一個中國宏觀經濟季度模型。這是一個以需求為導向、用于揭示經濟運行長期規律與短期波動特征的小型模型。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模型偏重數據生成過程以及長期均衡關系，這種方法不適用于經濟結構正在劇烈變化的中國經濟，且模型的非結構式特點也使其不能有效進行政策分析（Diebold， 1998）。高鐵梅等（2007）則構建了由7個模塊、32個方程組成的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用于政策模擬分析。而通過建立模型專門研究區域經濟運行的文獻很少，僅有孫丹、馮文斌（2005）建立了一個河北省的經濟多部門動態模型。
全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紹研究目的以及模擬結構計量模型的發展；第二部分說明HQEM的基本結構以及重要數據的處理；第三部分利用HQEM進行預測和政策模擬；第四部分為主要結論。
二、模型簡介
1.模型的基本結構
鑒于供給面數據的缺乏及低頻，唯有采用需求型分析框架才能較好地利用最新區域經濟數據展開分析。因此，本模型立足于湖南省季度經濟數據，從需求面構建出HQEM。HQEM從需求面將GDP分為四個主要部分：居民最終消費，政府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包括固定資本形成和存貨增加），以及凈流出，由每一個部分所涉及到的行為方程可將整個模型分為五個大模塊，即居民行為模塊、政府行為模塊、投資行為模塊、貿易行為模塊和價格模塊。全國變量如貨幣供應量M2，人口數據如地區總人口和地區城鎮人口也設為外生變量，表示國際市場環境的OECD的GDP，美國消費價格指數，以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均為外生變量。
2.地區模型季度數據的處理
數據主要來自CEIC，部分來自于統計局。數據處理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類別：第一類別支出法GDP各項采用插值法從年度值得到季度值，城鎮居民最終消費用城鎮人均消費支出季度數據引導插值，農村居民最終消費用農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季度數據引導插值，政府最終消費用地方財政支出月度稻藎ㄏ茸化成季度數據再引導）引導插值，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利用固定資產投資額數據引導插值，人口數據直接用人口插值方式得到，存貨的季度數據通過存貨/固定資本形成額的年度比例推算；第二類別為直接可以利用或者簡單加總和平均處理可得到的季度數據，例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現金收入，地方財政收入，地方財政支出，進口，出口，平均工資等；第三類別全國數據和國際市場數據；第四類別具有地區間聯結作用的重要指標的處理，地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地區凈流出。
三、湖南省2016年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
課題組預測和分析了2016年湖南省經濟運行情況以及相應的政策效應。2015年湖南省GDP實現了8.6%的穩定增長。在主要OECD國家經濟溫和復蘇，人民幣持續貶值的背景下，模型預測，2016年湖南省GDP增長率將維持在7.7%水平。而受經濟下行影響，投資增速將呈下滑態勢，全年增速為14%。居民消費則保持穩定，全年增速為11.9%。
四、結論
本文構建了一個模擬湖南省季度經濟的結構計量模型HQEM。模型從需求面設立基本框架，以季度數據為基礎，分居民、政府、投資、地區貿易、價格五個模塊，通過行為方程模擬了湖南省宏觀經濟的運行規律。經過檢驗，模型穩定性較好，對湖南省經濟具有代表性。在對外生變量進行合理假設下，模型對湖南省2016年經濟走勢進行了預測。作為政策模擬，模型對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進行了對比預測，結果顯示匯率變動對湖南省經濟增長不顯著。
參考文獻：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6
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研究目前沿襲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從范式到假設、數學模型都基本沒有變化。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針對他們所遇到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已經相當成熟，側重于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強調實證研究；對比起來，中國學者對于宏觀經濟的研究更傾向于引出政策性對策，更重視規范性研究。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觀經濟學在建立模型時的很多假設與中國現實不相符，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區別地將這類研究結論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在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市場調節力度低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不僅是混亂而更可能是對經濟的嚴重扭曲，這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政府某些宏觀經濟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簡單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對于中國經濟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資拉動的“熱”的趨勢，就采取了提高準備金率的措施。作為一劑猛藥，立即導致貸款額下降，而實際上，很多行業仍然迫切需要貸款資金啟動。如果仔細去看，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討論更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結論似乎有簡單化之嫌。要么言之鑿鑿地認為已經過熱或有過熱的明顯趨勢，要么鐵板釘釘地咬定不過熱。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復雜程度，是很難一以概之地以是否過熱來做結論的。而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似乎也只是提供了這樣一種認識問題的途徑。作為一種理論范式是無可厚非的，但用來指導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就失于簡單了。
國內理論界曾經討論過中觀經濟學，如何界定中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范疇是一個本文不打算探討的問題。然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過于宏觀，對于中觀問題的研究不夠，可能是我們無法有效地利用宏觀經濟學方法論解決實際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我們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時，我們需要搞清楚這些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在中國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而現有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沒有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工具和幫助。
如果局限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方法論，就很難讓我們把視角轉移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現象的構架過程中去。其實，即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在某種經濟構架之上進行討論的，也就是開放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所有假設都源于此。而中國的情況卻很不同，忽略這樣的本質區別，不講宏觀經濟學理論適用的條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結論，是無益于事的。盡管關于是否存在中國經濟學還有很多爭議，無庸諱言，中國經濟的特殊性提示我們，在研究宏觀經濟現象時，不可不顧其是建立在與中國目前不盡相同的社會制度基礎上這樣一個前提。至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的經濟形態與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不同，以及現有的研究方法的適用性，還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國宏觀經濟的特點是以投資驅動為主，工業主導型，而且投資中政府的投資所占比重較大，政府主導投資和行政干預的作用顯著。這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以美國為例，其宏觀經濟體現為消費驅動，服務業主導，投資基本由私人進行。另外，中國的制度演進的步伐較快，而西方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資，金融，法制，人力資源，技術，制度變遷等對宏觀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各方面，中國的情況都與西方差異很大，而且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西方在統一的制度框架下，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環境，而在中國存在著南北、東西、城鄉等地理區域上的巨大差異。這種經濟環境有較大的動態性和發生畸變的不確定性。而我們在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時，往往存在著不比較模型的使用條件，較多采用靜態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難避免的。方法論方面的尷尬，使我們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觀經濟數據，套用現成的靜態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賴以前幾次經濟過熱的經驗，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做出客觀的判斷。所以，各家各派的觀點也就無法統一，甚至無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發點。
但是有些專家還是通過數據和直覺預感到了事情的本質。比如在去年部分行業表現出投資過快，價格上漲幅度和發展速度較高，汽車，鋼鐵，建材，房地產，原油，糧棉等都很熱，甚至出現了水和電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費品的價格仍然在下降，總的價格指數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標特別是生產資料價格在上升，引起學者擔心消費價格指數會在一段時間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貨膨脹。這些看法都來自現有宏觀經濟學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認為現在的特征數據已足夠，用現有模型分析，通貨膨脹必將到來，只是有滯后性，所以不會馬上顯現，但要防微杜漸。反對者也使用同樣的分析工具，但要樂觀很多。正是由于他們觀點雖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卻大同小異，因此，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對于宏觀經濟的判斷成為了數字的估計，不同處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區別而無質的不同。這樣很容易使宏觀經濟研究變成數字游戲，結果只能是看誰估計的更接近實際數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預測家為此大跌眼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