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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核心思想范文1
【論文摘要】 本文綜合微觀經濟學說與微觀經濟研究方法，運用需求和供給曲線分析歸納經濟單位活動內在客觀規律，提出了微觀經濟進深理論和更為實際的研究方法。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它對人類行為的目的與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資源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強調了資源的稀缺與選擇的問題。人們在生產和生活活動中，必須做出多種多樣的選擇，使絕對稀缺的經濟資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合理利用。根據資源配置與資源利用的不同內容，可將經濟學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本文就微觀經濟學研究進行一些綜合性的探討、論析。
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個體經濟單位，諸如單個消費者、單個生產者、單個市場等。通過研究個體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和相應的經濟變量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價格分析是微觀經濟學分析的核心，微觀經濟學也被稱為價格理論。在微觀經濟學中，任何商品的價格都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這兩個因素共同決定。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應用分析，通常被當作微觀經濟分析的出發點，而微觀經濟學分析所涉及的經濟變量都是個量，主要從分析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的經濟行為、分析單個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分析所有單個市場均衡價格的同時決定三個層次上逐步深入的。這種由個別到一般再到全部的總結、推導，形成了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昂虾趵硇缘娜恕蓖耆硇浴⑼耆畔?、完全競爭三個基本假設是整個微觀經濟研究的前提。兩種分析方法均衡分析包括兩方面的基本含義：一是相對穩定，二是相對最佳。各種理論所尋找的最佳答案，最終都是在某種均衡狀態確定了它。對于邊際分析的方法，要想確定問題的最佳解答，必須考察經濟變量在原有水平即邊際上所發生的微小變化，以明確事物向最佳狀態發展變化的趨勢或方向，直至達到極值。需求曲線、供給曲線確定單一變量，各種影響因素的分析方法，得到供求定理的過程，以及彈性概念的提出及應用都為各種問題的研究、解決提供了便捷的途徑。
需求曲線斜率為負值、供給曲線斜率為正值是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基本特征，它表明了商品的價格和需求量之間成反方向變動的關系、商品的價格和供給量成同方向變動的規律。微觀經濟學中，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相互影響構造出了市場的均衡狀態，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分別是以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分析作為依據的。效用論分析需求曲線背后消費者的行為，并從中推導出需求曲線，因而效用論也被稱為消費者行為理論。分析供給曲線背后生產者的行為理論，從生產者行為的分析中推導出供給曲線。將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結合在一起，并將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及結果表現為產品市場中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相互作用及結合結果，即可分析出產品市場的均衡狀態。
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滿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種主觀心理評價。運用效用論中基數效用論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可分析得出基數效用論的消費者均衡條件，即消費者應該使自己所購買的各種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運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條件可推導出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同時可得出消費者剩余的概念，表示一種愿意支付與實際支付的差額，代表著一種狀態。效用論的序數效用論從消費者偏好進而應用無差異曲線細化分析出消費者消費行為。應用無論在函數形式上還是在曲線特點上都非常的相似的長期生產理論等產量曲線與消費者行為理論中的無差異曲線，再由邊際技術替代率和預算線共同推導出序數效用論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條件，即所購買兩商品的邊際替代率等于兩商品的價格之比與之對應，由等產量曲線和等成本線（企業預算線）推導出既定成本條件下產量最大化，既定產量條件下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最優生產要素組合；以及原理相對應的消費者的價格—消費曲線、收入—消費曲線，生產者的擴展線，規模報酬及規模報酬曲線，而規模報酬的變化又是規模經濟與不經濟的一個特例。商品價格變化所引起的該商品需求量的變化（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再由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到市場需求曲線，補充了不確定性下消費者的行為。生產者行為理論從企業的本質分析各種類型的生產函數，再由一種可變生產要素的生產函數分析得出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短期成本變動的決定因素正是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與之對應的長期成本可推論出長期生產技術的規模經濟和規模不經濟是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呈U型的決定因素，而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特征又決定了長期邊際成本也呈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長期成本曲線是在短期成本曲線的基礎上不斷調整規模，選擇最優后推導出來的。
完全競爭市場和非完全競爭市場的內容構成了市場結構理論。市場論的中心是分析不同類型市場中商品的均衡價格和均衡產量的決定。在各種市場的類型以及劃分市場類型的四個主要因素中，第一市場上廠商的數目和第二產品的差別程度是最基本的決定因素，第三個因素對價格的控制是第一、二因素的必然結果，第四個因素進出一個行業的難易程序是第一個因素的延伸。市場的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取決于市場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決定了市場的需求曲線，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決定了市場的供給曲線。收益取決于市場對其商品的需求狀況，成本取決于廠商的生產技術方面的因素，收益和成本決定了利潤。不同類型的市場對其產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完全競爭市場是一種最有效率的市場類型，為其他類型市場的經濟效率分析和評價提供了一個參照對比。完全競爭廠商的短期均衡和供給曲線及行業的短期供給曲線推導得出完全競爭行業的長期供給曲線、完全競爭市場的短期均衡和長期均衡。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的三種類型中，壟斷市場的壟斷程度最高，寡頭市場居中，壟斷競爭市場最低。
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即論證市場經濟能夠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微觀經濟學以需求、供給和均衡為出發點，通過效用論研究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推導出消費者的需求曲線，進一步得出市場的需求曲線。生產論、成本論和市場論主要研究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推導出生產者的供給曲線，進而得出市場的供給曲線，就可以決定市場的均衡價格。完全競爭市場最優，壟斷市場最差，而壟斷競爭市場比較接近完全競爭市場，寡頭市場比較接近壟斷市場。在所有個體經濟單位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一個經濟社會如何在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下實現經濟資源的配置，是我們要研究的重要問題。
尋求最優值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第一宗旨和目標，而微觀經濟學說和微觀經濟研究是總結、指導、實現這一宗旨和目標的有效方法和途徑。但是，認知和研究的局限性、人類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影響因素的多元性，決定了對現實經濟不能簡單地以帕累托最優理想狀態應用“看不見的手”原理去研究、推理每一個家庭都具有一系列反映該家庭對兩種物品的偏好的、向原點突出的無差異曲線及一系列代表生產任何一種產品所需的勞動和其他投入品的有連續性或平滑的等量曲線，存在經濟中任何一個部門的一系列向上傾斜的供給曲線，存在生產過程中一切投入品的一系列的邊際物質產品曲線。我們只有以客觀、辯證、唯物的方法，深入市場經濟社會實踐，總結、認知市場經濟社會內在的運行和發展規律，反過來指導、推動市場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方能達到微觀經濟學說和微觀經濟研究的真正初衷。
【參考資料】
[1] 鐘世洪：微觀經濟學教程[M].經濟日報出版社，2004.
微觀經濟學核心思想范文2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怂梗℉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頁注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兄铋L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并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磥?，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并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怂梗?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F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微觀經濟學核心思想范文3
[關鍵詞]商業銀行;財務資源配置;戰略目標
一、商業銀行財務資源的研究范圍
(一)商業銀行財務資源
人類社會的發展離不開資源,商業銀行在社會中承擔著金融服務職能,其生存發展同樣依賴資源。商業銀行要創造價值,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不斷投入資本費用,管理好資金、人力,并拓展市場。因此,廣義的財務資源包括銀行創造價值過程中的資金費用、人力資源、市場資源等;狹義的財務資源主要以納入財務報告體系核算的資金和經營費用為主。限于篇幅及研究范圍。本文擬在狹義范圍內進行探討。
(二)財務資源的配置
財務資源配置源于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資源的基本屬性。經濟學認為資源是稀缺的,但資源又是可選擇的,這使得資源配置成為必要。從企業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商業銀行創造價值必先投入資本作為保障,提高人力費用吸引高端金融人才,加大營銷費用開拓市場,財務資源的配置貫穿于銀行經營管理過程當中。商業銀行的財務資源配置,即各種財務資源在銀行內的不同空間和時間進行配置,為銀行創造價值服務?？臻g配置包括機構、部門、產品和客戶;時間配置主要包括商業銀行發展的各個階段。財務資源配置講求效果,通過完善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體系可以監測和考察配置情況。
二、戰略目標導向的提出
(一)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1 根據委托理論,現代商業銀行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股東控制力逐漸弱化,股東目標與管理層目標極易出現不一致的狀況。而依據行為科學理論,商業銀行的員工行為也對戰略目標產生較大影響,只有員工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協調一致,才能確保實現戰略目標。因此,為傳導銀行股東的戰略意圖,明確組織未來的發展方向。必須公正有效地配置財務資源,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將管理層目標、員工目標與銀行的戰略目標緊密聯系起來,將銀行的發展理念傳達到每個層級和每一位員工,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保障。
2 許多專家學者非常重視財務資源的配置問題,余永定等(2002)從宏觀層面指出資源配置是在不同的生產目的之間合理地分配與使用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不管在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下,人們都不得不考慮或者面臨的主要決策:一是生產哪些產品(或提供哪些勞務)并生產(或提供)多少;二是怎樣生產(或提供);三是如何分配并且向誰分配這些產品(或勞務)。趙麗芳(2006)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對財務資源配置進行研究,提出存在明確市場價格的各種資源的最優配置條件是各要素之間的邊際替代率等于其價格之比。微觀個體保持可持續的增長,才能為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合理化提供一個基礎。周密、張曾蓮(2005)從委托關系出發,指出企業集權或分權模式影響財務信息傳遞并影響資源配置。張正國(2005)從財務契約屬性出發。認為財務契約是財務資源配置的工具,財務資源配置的結果體現財權在企業中的配置。有專家學者從企業存在的宏觀和微觀環境的角度進行探索,或者從企業自身經營管理的角度研究資源配置,取得了豐碩成果。本文認為,研究財務資源配置的環境和方法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未形成一個整體的框架,即沒有系統地解決財務資源配置的基本目標、實施過程和配置結果等問題。財務資源配置離不開企業的財務活動,財務活動的目標和方法對資源配置具有指導意義。
(二)戰略目標為導向的財務資源配置
邁克爾-波特有言:“企業創造價值的過程……,并非每個環節都創造價值,價值創造來自于某些特定的活動。即戰略環節。企業的競爭優勢實際上就是企業在某個特定的戰略環節上的優勢。這種優勢是決定資源利用方式的基本變量?！鄙虡I銀行必須以價值增值為目標,實施價值管理,唯有為股東創造實際的經濟價值方能生存。而商業銀行的戰略目標就是規劃銀行的發展方向,發掘什么能增加銀行價值以及如何增加銀行價值。銀行戰略決定了如何把稀缺的財務資源分配給最有價值的活動,因此,本文提出以商業銀行的戰略目標為導向配置財務資源。戰略目標回答了則務資源配置的基本目標:即實現銀行的戰略目標。通過預算管理,量化分解戰略目標,將財務資源在銀行中的機構、產品、部門和客戶等四重體系中實施配置,通過績效評價體系監測和考察財務資源的配置效果。
三、戰略目標對資源配置的導向作用
戰略目標對資源配置的導向作用表現在戰略目標的實現過程中。在戰略目標制定階段。管理者必須考慮資源配置因素,而戰略目標為資源配置指明了方向和基本原則。在戰略目標分解和實施階段。資源按照分解路徑配置到各實施機構和部門,為戰略目標的實施保駕護航。在戰略目標考核階段,前期配置的資源勢必成為考核對象,是否達到投入產出的效果,實現的效果如何,都需要進行驗證,當期的驗證結果為下階段資源配置提供參考。
(一)戰略目標指出資源配置方向
商業銀行制定戰略目標的中心思想是立足于優勢和機遇。消除弱點迎接挑戰。規劃未來的發展。優勢和弱點屬于銀行自身競爭能力的內部因素,機遇和挑戰屬于金融環境、競爭對手等外部因素。明確了當前的形勢和環境,商業銀行要著重分析如何實現戰略目標,即哪些產品、項目或部門在創造價值。他們的貢獻度、發展潛力和不可替代性對價值創造產生何種影響,為保持和發展產品、項目和部門的競爭力需要配置哪些財務資源。戰略目標的制定過程明確地指出,財務資源配置的目標是保持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創造價值的領域上。
(二)戰略目標指明資源配置路徑
商業銀行財務資源的分配是通過分解戰略目標以財務預算形式實現的。商業銀行的戰略目標通過財務預算的方式分解并傳導,在預算過程中不僅明確責任權利。也對財務資源進行預算和分解。財務預算運用財務會計手段將戰略目標與經營計劃和具體的作業聯系起來,將宏大的戰略目標以解碼的方式落實到具體的部門、機構直至個人。財務預算對財務資源的配置要與戰略目標相匹配,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能夠創造價值的產品和部門中,因此配置過程要經過反復的推敲論證和“討價還價”。
在財務資源配置過程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產品價格,扭曲和模糊的價格必然影響資源配置的效果,商業銀行通過比較應用存貸款利率、上調央行利率等資金價格,制定內部產品的轉移價格,較好地解決了財務資源配置標準的問題。
(三)戰略目標驗證資源配置效果
商業銀行財務資源配置的效果是通
過考核戰略目標來實現的。對商業銀行戰略目標的考核同時也是評價資源配置效果的過程。現代商業銀行普遍采用以EVA為主要指標的考核體系衡量轄屬產品、部門和機構創造的價值。EVA指標中包含資金的成本、風險和人力費用、營銷費用等資源,通過對比同行業和內部預算,可以衡量商業銀行資源投入創造價值的比率是否合理、是否達到預期。從而為分析財務資源配置效果、調整資金和費用的使用思路提供支持和借鑒。
商業銀行股權分散,機構龐大,股東與董事會、董事會與管理層以及管理層與基層之間存在多層委托關系。通過戰略目標考核,商業銀行建立了以財務資源配置為基礎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將考核結果與獎懲措施緊密聯系運用,一方面規范和約束人和員工的行為。另一方面發揮財務資源的激勵作用,使得人目標與銀行目標協同一致。通過考核評價各級人的完成戰略目標的情況,使得財務資源不停留于表面上的配置,而把資源配置轉化為人和員工的動力和壓力,提升組織和成員的執行力,促使組織和成員達到目標。
四、啟示與不足
戰略目標指出商業銀行的發展趨勢,戰略目標指導財務資源的配置。在執行戰略目標的過程中,財務資源發揮保障和激勵約束的作用,支持商業銀行實現戰略目標。兩者在商業銀行經營管理過程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有效配置財務資源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戰略目標要明確,商業銀行的發展方向和市場定位決定了財務資源總量;其次,財務預算管理要準確地將戰略目標分解到具體的實施部門,預算過程決定了財務資源配置的份額;最后,財務考核要透明,考核結果一方面驗證財務資源的配置效果,另一方面與商業銀行管理層和員工獎懲緊密結合,起到激勵和約束的作用。
商業銀行的戰略目標一般服務于銀行的內部發展。而商業銀行在社會中同樣扮演重要的金融角色,為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承擔相應的義務。完成與此相關義務同樣需要財務資源的支持,如何配置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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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正國談財務契約與財務資源配置[J]財會月刊,2005(11)
微觀經濟學核心思想范文4
關鍵詞：凱恩斯主義 全球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 救市
一、凱恩斯主義理論
（一）凱恩斯主義的三種形態
1、正統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基于凱恩斯傳統而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的統稱，它本身就存在各種形態。凱恩斯《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1926）和《通論》（1936）奠定了這種思想傳統的基礎。這種傳統的核心思想在于：（1）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基本診斷是：我們生存于其中的經濟社會，其顯著缺點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補制度的這些缺陷，政府就必須終結自由放任主義，采取積極的行動。這類行動的核心包括兩個部分：運用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進行總需求管理，使經濟走向充分就業的均衡；運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財富和收入的嚴重不均等程度以擴大有效需求。
由這種思想所引發的凱恩斯革命，誕生出正統凱恩斯主義。它以IS～LM模型作為凱恩斯理論的規范表達方式，曾在上世紀50～60年代統治著西方宏觀經濟學，并且對工業化社會在這一時期的政策有著巨大的良好影響，以至于有不少學者把二戰后1950～1973年期間發達國家所享有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凱恩斯主義穩定化政策的直接結果。這確實是工業化國家的黃金時代，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較低，GDP增長率較高，經濟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石油危機的沖擊，以及隨之而來的滯脹問題，徹底暴露出正統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在政策建議方面的無能。例如，1972～1982年期間，美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8.7%，失業率7 %，而GDP增長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線也消失了。再加上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等在理論上的批判，到20世紀70年代，正統凱恩斯主義結束了它在學術界的統治地位。
然而，凱恩斯主義并沒有就此消亡。在與貨幣主義、以理性預期學派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爭論過程中，凱恩斯主義在烈火中獲得新生，形成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到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新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釋滯脹現象。新凱恩斯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最重要貢獻是：第一，使凱恩斯主義宏觀理論的微觀基礎更加牢固，把各種價格和工資粘性的解釋建立在個人理的基礎上；第二，論證了市場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對稱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種外部沖擊對經濟運行波動的影響；第三，細化總需求管理政策，把貨幣政策（只關注貨幣、利率等政策變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細化財政政策，把作為總需求政策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為總供給政策組成部分的稅收激勵等區別開來。
3、后凱恩斯主義
同時，與正統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同時并存的，還有一些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對凱恩斯傳統的重點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統凱恩斯主義，被稱為后凱恩斯主義。它又分為歐洲陣營和美國陣營。前者比較重視凱恩斯所說的資本主義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確定性以及貨幣金融對經濟體的影響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凱恩斯主義就是在其活躍的時期也處于學術邊緣的地位，僅僅對歐洲國家的實踐有微小的影響。
（二）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
凱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經使古典傳統失去其在經濟學中的風光地位。但20世紀70年代之后，古典傳統又以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身份重新煥發出其學術魅力。與新凱恩斯主義不同，新古典主義試圖通過建構一種從下到上的方式來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一套微觀基礎，其模型是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和市場連續出清這三個基本假說的有機組合。
經過長期的爭論 ，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之間達到了某些共識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及其兩個基石，即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競爭的原則，并且都堅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必須以法治為制度基礎；（2）信奉自由市場具有一種內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機制；（3）新凱恩斯主義接受了新古典主義的2/3的假說，只是拒絕了市場連續出清的假設。而兩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義認為，經濟波動并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的證明，而是個人最優化決策的產物，是價格機制發揮作用在宏觀上的表現形式；而新凱恩斯主義堅持認為，經濟周期現象表明了某種重大的市場缺陷，要恢復到均衡，需要一個較長的調整過渡期。第二，新古典主義認為 ，政府不應試圖用穩定政策來消除經濟波動，這類政策努力不僅不可能達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標，甚至會加劇經濟的波動，從而減少社會的福利；而新凱恩斯主義則堅持認為，這類政策對于降低經濟的波動是必不可少的。
二、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機從美國爆發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帶給國際社會深刻反思，連西方大國輿論都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價值觀進行重新審視，并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現實和未來價值。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世界宣稱要把社會主義扔進垃圾堆，認為世界歷史已經終結。在這兩種輿論反差中，國際社會不斷地搜尋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總所周知，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多年中，美國經濟的運行相當穩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步入一高雙低的良好態勢，即實際GDP增長率高，而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因此，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這種穩定狀態，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經濟政策，具體說，就是宏觀上的格林斯潘主義和微觀上的里根主義。
但是，危機爆發之后經濟學家對此次危機的思想根源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相互推脫責任。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執政時期的美國政府干預市場運行是導致這次危機的根本原因，危機再次證明“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這次危機標志著以自由放任為特征的“里根主義”徹底破產。
要對這種相互指責的狀態做出實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須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國政策的經濟思想基礎。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已經轉換為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并用的政策形態。
（一）格林斯潘的新凱恩斯主義政策
金融危機發生之前，許多經濟學家曾經把美國經濟的相對穩定歸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關于利率和貨幣供給的決策，使美國經濟保持在合適的軌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失控。在這一點上，美聯儲盡到了職責，也符合凱恩斯主義如何熨平經濟波動的政策思想。
具體說，為刺激經濟增長，1991～1999年間美聯儲把聯邦基金利率從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調刺激美國企業不斷增大設備投資，形成美國二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即新經濟）。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裂，為刺激總需求，美聯儲由加息周期轉為減息周期。但是，正是這一輪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國房市的高度繁榮，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推高房價。這使得美國眾多的金融機構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預期過分樂觀，貸款條件不斷放松，以至于沒有任何信用記錄的低收入者也可以獲得房貸，從而最終給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
若說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只在于美國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從經濟泡沫的培育過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這種做法使得其理論立場也不甚清晰，人們常用“新貨幣主義”來指稱這種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混合體，其實這正是新凱恩斯主義的本質。
（二）里根主義的新古典主義政策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權掀起新自由主義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義”。這種“里根主義”的核心思想其實是新古典主義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經濟自由化。小政府要求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經濟自由化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應盡量取消對市場行為的約束。在美國的實踐中，其后的克林頓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著里根主義，這類政策對最近20多年美國的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美國過于相信自由市場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在金融領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觀上造成了金融監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說，以自由為核心的監管理念、監管制度的漏洞和監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體系的風險逐步積累也是導致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與實質
（一）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
1、美國救市方案
為阻止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美國國會參議院于2008年9月通過了政府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 美國國會眾院否決了7000億美元救市法案?，F救市方案總額增至8500億，10月3日在眾議院投票獲得通過。美國財政部和聯儲聯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發行國債收購主要金融機構手中的不良資產，挽救金融企業日益惡化的資產負債表，加強其資金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達到穩定金融體系的目的。美國本輪的救市計劃事實上是想通過斬斷金融崩潰中的關鍵鏈條來達到阻止危機進一步蔓延的做法 ，這是面對金融危機所能做出的最優選擇。這符合新凱恩斯主義債務型通貨緊縮假說的精神。
2、歐元區國家救市方案
歐元區15國首腦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開歐元區首次峰會并推出聯合救市計劃，以共同應對當前金融危機。此項計劃的要點是：債務擔保，歐元區成員國2009年年底前為銀行5年期以下的新債務提供擔保，以幫助增強投資者對收回投資及其回報的信心，降低銀行借貸難度；銀行資本重組，歐元區國家政府承諾以資本重組和其他“相應手段”救助陷入危機的大型金融機構；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購買優先股的方式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直接注資；會計規則，政府將尋求改變“按市值計價”的會計規則，防止銀行因金融危機沖擊而標價過低，從而加劇市場恐慌氣氛。
3、中國救市方案
國務院總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會議確定了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上述工程建設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為加快建設進度，會議決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000億元，明年災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到4000億元。會議要求，擴大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
（二）救市方案的新凱恩斯主義本質
凱恩斯革命本來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在這種意義上，凱恩斯主義帶有危機經濟學或克魯格曼所說的“蕭條經濟學”的性質。在新凱恩斯主義者看來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當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魯格曼的觀點： 我們要以不惜一切代價扭轉形勢的精神來應對當前的危機，如果我們做得還不夠，那就加大力度，改變方法，直到信貸開始流動，實體經濟開始恢復。
因此，對于應對這場危機克魯格曼提出的具體方案是：“首要的任務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癱瘓，而要實現這一點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資金，注入資金的系統應該包括傳統銀行和影子銀行系統。如果注入資金效果不顯著，可以對金融體系實施全面的暫時國有化。其次，即使信貸市場復蘇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威脅仍然存在，必須采取素來高效的老藥方――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經濟呈現出恢復之勢，則必須轉向預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體系以防止危機再次爆發。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救市政策方案開啟的是危機管理機制，或者說各國的救市政策在本質上屬于一種應急政策。
四、基本結論
（一）凱恩斯主義是以需求導向型為主的經濟模型
凱恩斯革命帶來的永久性政策影響就是總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只要是這類政策，就必然帶有凱恩斯主義的性質。因此，二戰以來凱恩斯主義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只不過是在不同時代影響實踐政策的凱恩斯主義形態不同。同時，所有形態的凱恩斯主義都是自由制度的擁護者，它們反對的只是放任自由主義形式的市場制度。
（二）各經濟體救市方案是一種凱恩斯主義式的應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機在西方社會引發了關于資本主義未來模式的爭論。主流媒體中出現一種主張反對市場經濟的思潮，認為美國不得不干預經濟，甚至于采取某些 國有化政策。這其實是把政府救市行動等同于國有化，進而等同于社會主義，是對自由市場制度的誤解。危機時期西方國家采取一些類似國有化的措施，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并不會無限期地直接管理經濟，而會在危機過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應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是以財產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原則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它不會因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改變，但具體管理體制卻會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在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中的自由市場制度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市場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響，而是根據經濟實際運行的時代要求，不同時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圍和干預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確認識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應該阻礙正常的經濟調整，更不應該保護那些原本就應拋棄的落后的生產力部分。明智的經濟政策既要考慮到短期的效應，也要考慮到那些必須預見到的效應――長期影響。總需求管理政策，運用得當可以抑制經濟的波動幅度；而運用失當，它就會給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沒有一種經濟能夠保持永遠繁榮，波動是市場經濟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處理繁榮時期所積累的問題。但是，每當經濟面臨衰退之時政策當局總是熱心于擴張性的總需求政策，使繁榮人為地延續下去。這種政策，雖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業率和維持暫時的表面繁榮，但在長期中卻容易使經濟體滋生出各種經濟泡沫，阻礙經濟結構的正常調整。因此，以新凱恩斯主義為信條的政策執行者對總需求管理政策也應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對人們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標管理長期經濟的智慧持慎重態度。
（四）新凱恩斯主義的發展方向
新古典主義在學術上居于顯赫的地位，但在宏觀政策的實踐方面卻一直是凱恩斯主義或其變體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凱恩斯主義者雖然對宏觀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其本身卻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理論框架。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使凱恩斯主義者更謹慎地審視自由市場制度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另一方面也會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行為的懷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機，由于雙方都是在微觀基礎上進行宏觀政策的爭論，而微觀經濟學是比較成熟。因此，凱恩斯主義可以強化其學術地位，并加快這兩種主義走向新的綜合，使得雙方的差距不斷縮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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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核心思想范文5
【關鍵詞】生態經濟學；生態學；經濟學；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1962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的問世，標志著人類首次真正結合社會經濟問題開展生態學研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人類經濟迅猛發展，可是用著名經濟學家布朗的話來形容，這是“自我毀滅的經濟”[1]，因為伴隨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眾多環境問題，已嚴重的影響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一、不容樂觀的地球生態環境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給人類經濟帶來飛速發展，可是這也給環境帶來的巨大的破壞。經濟理論和經濟指標并不能解釋經濟是如何影響地球的生態環境的。為什么中國西北部的沙漠化越來越嚴重，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為什么從南極冰原到北極冰蓋冰雪融化無處不在，為什么人類已處在自恐龍滅絕后最大一次物種滅絕的早期階段？以及日常報道的森林縮減、牧場退化、土地風化、漁業崩潰等諸多問題都在表明著經濟發展與地球生態環境的激烈沖突。我們將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是產生經濟衰退的結果。
（一）全球氣候變化
氣候，即某一地區多年間大氣的一般狀況。[2]它包括大氣的平均狀況，也包括多種可能的統計特征及其極端狀況。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述，“氣候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雖然其本質為環境問題，但卻給地球上所有物種的生存帶來影響。它會影響經濟增長、人口擴張、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管理等全球性的問題，同時也會受他們影響?！盵3]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氣象災害頻發，中國98洪水造成2.23億人受災，以及2005年的三場超級大西洋颶風，現在想起仍讓人不寒而栗。
（二）物種多樣性減少
地球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物種共同構成了地球的生態系統。然而，近年來人類出于發展經濟的需要，大量侵占動植物棲息地，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樣性銳減。在我國，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11.10%減少到21世紀初的8.40%，減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庫，地球上20%-40%的物種都生活在熱帶、亞熱帶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亞馬遜地區的森林被毀掉了11萬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積同400年前相比，整整減少了一半。[5]20世紀80年代，熱帶雨林國家的人口從15%增加到36%，而森林毀滅的速度幾乎加快了90%。[6]面對如此現狀，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在環境惡化并帶來長期經濟衰退之前扭轉局勢，避免重蹈覆轍。
二、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一）國外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麥肯齊（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類群落和社會時融入了植物和動物生態學，第一次將經濟研究與生態學結合了起來。而在卡遜《寂靜的春天》出版后，人類覺醒了，因此大批擁有生態意識的經濟思想家如雨后春筍班出現。最終，在1966年，肯尼斯·鮑爾丁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這個概念。迄今為止，西方理論界關于生態經濟的多種思潮學派，大體可基本分為以下三類。
悲觀派：這一學派的代表是美國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紀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長的極限》；英國生態學家愛德華、哥爾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藍圖》。悲觀派學者認為，如果任由現在的經濟和人口增長趨勢發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內地球上的有限資源極有可能被消耗殆盡，導致人類的滅絕。他們認為經濟和人口的增長是造成現今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長”，即停止經濟人口增長，停止工業技術的發展，才有可能解救人類。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人類應該回歸到18世紀的田園式農耕生活來解決現今的危機。
樂觀派：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經濟的發展——令人興奮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為《最后的資源》。他們認為，目前的糧食、能源、人口問題只不過是出于“偉大轉折（1800～2000年）”的過渡時期帶來的結果，即產業革命到后工業化社會的過渡時期，人類由貧困到富裕的過渡時期。而由于科技的進步、人類資源的無竭性，生態環境會愈發好轉，未來這些問題都會慢慢消失。
可持續發展派：悲觀派過于強調人類經濟活動的破壞性后果，樂觀派則夸大了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對解決生態問題的能力。經過時間的沉淀，兩派人員都認識到自身觀點的局限性，最終產生了觀點趨同的趨勢。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賴斯特·R·布朗（Leste R Brown），其代表作為《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他們主張人類通過經濟、法律、行政等正當手段干預生態經濟，引導技術革命，使經濟增長、資源開發、人口控制、環境保護朝著生態經濟和諧發展方向前進，追求社會經濟可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我國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生態經濟學在我國起步較晚，至今不過三十余年時間。但是其發展很快，并已取得一定成就。1980年8月，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在青海西寧的一次會議上首次發出了建立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倡議。1982年11月在南昌市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生態經濟學術研討會。
1984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生態經濟科學討論會暨中國生態經濟學會成立大會。會上再次強調了生態經濟學研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7]
經過30余年的研究討論，我國生態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得到了迅速發展。在理論上，有對生態經濟平衡理論的研究，對生態經濟再生產理論的研究，對人與生物圈、生物多樣性經濟評估等學術成果；在實踐上，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如生態經濟預警研究，積極探索生態評價指標體系、自然保護區等方面的實踐應用。
三、生態經濟學的內涵
（一）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生態經濟學”的概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重要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首次正式提出來的。[8]作者在此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指出自然生態系統是現代經濟社會系統建立的基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進行。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生態經濟系統，即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和地球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跨領域科學，從廣義的角度探討了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關系，以及由這兩個系統所組成的復雜系統的運動規律。它轉變了人類傳統的經濟發展思想。事實上，生態學理論、經濟學理論、系統理論及倫理理論都為生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來著重分析下生態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9]生物時刻改變著環境，環境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源，所以兩者是共同進化的。因此人類必須意識到，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環境和資源的有限性，珍惜擁有的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學理論中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即為生態因子。生態因子對生物生長發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這時如何進行有效資源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
經濟學是一門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以及消費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10]其兩大核心思想為，物品是稀缺的，以及社會必須有效地利用他們。傳統微觀經濟學關注個體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宏觀經濟學關注整個國家或者區域的就業通貨膨脹等問題，其中的許多理論都構成了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生態經濟學探討的人類經濟發展規模不能所占地球承載能力百分比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資源的稀缺性問題，另一方面，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也為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四、生態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
1989年，國際生態經濟學會（ISEE）的成立以及《生態經濟》雜志的創刊是生態經濟學發展史上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態經濟學變得越來越普遍和規范化，它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許多課題仍然尚處于摸索階段，但我們確實可以通過其發展史看出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上所說，從西方生態經濟學的發展史來看，可持續發展理論已經成為主流，這其實就是生態經濟學未來的發展趨勢。
1990年首屆國際生態經濟學討論會的題目與中心議題就是“生態經濟學：可持續的科學與管理”，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討論已經形成熱潮。生態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已從“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過渡到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理論。鮑爾丁及許多科學家過去認為經濟系統隸屬于自然生態系統之下，人們應該努力尋找兩者協調發展之道。但現在，生態經濟學家們意識到，不僅僅是協調發展，如何通過經濟法律等手段促進技術進步，使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資源利用都能可持續的進行下去，更為重要。因此可持續發展理論必將是未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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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核心思想范文6
內容摘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確立了現代經濟學形成、演進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勾勒了完全競爭經濟條件下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的理論框架，論證了個體經濟單位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反映了完全競爭經濟內生的經濟高效率，奠定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石。
關鍵詞：新古典經濟學 私人利益 社會利益 一致與背離
命題的提出：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
“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斷，是斯密在論述自由貿易和自由經營的主張時提出的，是對經濟自由主義深層次的說明。斯密（1972）表述到：“由于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定，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是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這段著名的論斷成為對經濟自由主義實現公私利益協調的經典論述，斯密說明經濟自由條件下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性。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論證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模式是資源最佳配置的唯一方式，說明該模式在推進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和增進社會福利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優越性。所謂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模式，指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都受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自發調節和支配，無需國家（政府）的計劃和調控。國家的經濟作用僅在于保護社會不受其他獨立社會侵犯；嚴正的司法機關保護公民合法權利；建設并維持公共事業和某些公共設施。換句話，充當私人資本的警察和守夜人。
當代經濟學家將斯密上述思想發展成為一個更加精致的“原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給定一些理想條件，單個家戶和廠商在完全競爭經濟中的最優化行為將導致帕累托最優狀態。實際上，從更一般的意義上來說，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結論是：任何競爭均衡都是帕累托最優狀態，同時，任意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也都可以由一套競爭價格來實現。
命題的展開：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性的基礎
《國富論》中“看不見的手”調節了個人和社會、私利和公利之間的關系，具有經濟調節的職能，描繪了完全競爭性市場的理想狀況。后來的學者一般認為“看不見的手”的主要功能是通過市場提供一個由私利追求通達公利最大化的路徑。公利（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在斯密研究的邏輯體系中建立在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在經濟自由主義條件下的協調與一致基礎上，即社會利益僅是私人利益簡單的算術和?；谶@一邏輯基礎，在每一個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自然實現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而進一步，這種利益的一致性又植根于人的道德本性。
下文對完全性市場的理想狀態進行解析。為構建完全性市場的理想狀態，經濟學建立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首先，第一層的假設是“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設：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第二層次的假設是“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包括了原子型結構市場、產品的同質化無差異、所有資源的完全流動性及完全信息。在這種假設框架體系之中，任何私人只能服從于市場，并且其行為是完全獨立的和互不影響的，當然它既排除了外部影響的存在，也排除了任何經濟個體對市場的控制和操縱，尋找到了私人行為與社會行為的契合方式，形成了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化的平臺。
假設的第一層次構建了經濟個體行為最優化內生機制，出于利己的本性，每一個個體經濟單位以最敬業、最負責的態度，精心算計著每一次選擇決策的利得（并且假設的體系中也賦予他這種“算計”的能力），以達到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取最大經濟利益的目的。
問題到此，僅是保證了私人行為的最優化。如在壟斷市場條件下，并不滿足完全性市場的理想狀態的其他條件。如圖1所示，假定平均成本等于邊際成本且固定不變，它們由圖中水平線AC=MC表示。當產量為q m時，實現了廠商利潤的最大化，即保證了私人行為的最優化，而在q m產量上，價格Pm高于邊際成本MC，因此，存在帕累托改進，并未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假設的第二層次構建了經濟個體行為最優化的市場平臺：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保障了個體決策中信息支持，避免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非對稱而使決策偏離最優化的可能。內生私利動力機制與外部完全信息條件結合起來，構成了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效率模式的內核。
綜上所述，私人的“理性”及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形成了完全性市場的理想狀態，既保證了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一致性，又確保了私人行為的最優化，從而也就實現了在私人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命題的再展開：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背離
（一）市場結構的現實狀態
隨著生產的日益集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壟斷、寡頭壟斷的市場支配已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普遍現實市場問題。不完全競爭市場，以壟斷市場為例，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出現了背離：如圖1所示，當產量>q m時，P>MC，表明消費者愿意為增加的1單位產量所支付的價格高于生產該單位產量所引起的成本，因此，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也即存在著社會利益增加的空間。只有當產量達到q*，價格為P*時，P=MC，才實現了帕累托最優狀態，達到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但它又偏離了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條件，即MR=MC。
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背離的原因在于其行為的非獨立性，單個廠商的行為會通過對銷售量的控制，繼而對價格的影響，傳導影響到其他廠商或消費者的選擇。在這種相互影響的前提下，社會利益不再是單個私人利益簡單的算術和。
（二）外部影響的現實狀態
在討論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時，還存在著一個隱含的假定：單個私人的經濟行為對社會上其他人的福利沒有影響，即其各自的行為是完全獨立的。當然之所以稱之為隱含條件，意味著當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時，這個條件是可以滿足的。前述所論及的價格影響，也可以看作是外部影響中的一種形式。當然，外部影響的范圍遠不止于此，外部影響包含了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兩個方面。外部影響的存在，排除了私人行為的獨立性，也就導致了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背離和不一致，也就無法尋找到基于個體利益最大化條件下的群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從而導致從群體層面上來看的資源配置失當。
如圖2所示，假設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存在著生產的外部不經濟。圖中水平線D=MR是某競爭廠商的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由于存在著生產的外部不經濟，因此社會邊際收益曲線（MC+ME）位于私人邊際收益曲線（MC）的上方，兩線之間的縱向垂直距離為ME，即邊際外部不經濟。從廠商私人利益的角度而言，完全競爭廠商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產量Q2，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產量應為社會邊際收益等于社會邊際成本時的產量，即Q1?？梢?，由于生產的外部不經濟導致實際生產超過了帕累托效率所要求的產量水平。
對于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問題或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背離問題科斯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科斯（1961）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為零時合約行為的特征，并論證了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即使外部影響存在，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且對產權（指財產使用權，即運行和操作中的財產權利）界定是清晰的，則私人利益仍然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即最優化結果保持不變。斯蒂格勒將科斯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會成本”，并命名為“科斯定理”。但科斯的研究仍然建立在兩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難以滿足的條件基礎之上，一是產權明確，并且這一泛化的產權明確必須達到對一切外部經濟，其受益人必須支付成本，而對于一切外部不經濟，行為人必須向利益損失者給予支付；二是交易成本為零，即不存在任何的交易摩擦。
此外，在現實經濟活動中還存在著公共物品和公共資源、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等現實狀態。公共物品、公共資源與“私人物品”在排他性和競用性上具有不同的特點，使得市場機制的作用喪失了基礎，必須在其配置機制上，設計新的制度安排。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是現實社會存在的實際狀況，事實上，在完全信息的假設中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理性人可以無成本地獲取與其決策相關的所有信息；二是理性人具備完全理性的能力，即其具有吸納信息的無限能力?！皞€人在吸納信息（領會信息、傳遞信息和應用信息）上具備有限的能力”（柯武剛、史漫飛，2000）?，F實的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必然導致多元化的選擇結果，甚至是“逆向選擇”，私人行為最優化的單一選擇，被現實中的多樣化選擇所替代。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不再具有完全的共同指向，兩者之間的不一致或背離盡在情理之中。
結論
微觀經濟學從高度抽象的層面勾勒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想框架，“為私有制的企業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圖像”（羅賓遜，1978）。但拋開意識形態層面上價值取向來看，它構建了一個資源配置效率的樣本，提供了一個經濟效率的坐標，證實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和重要作用。當然，還應當看到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我們既應當利用市場機制，通過利益導向，充分調動每一個經濟個體的積極性，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同時也要意識到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并非完全的協調和一致，必須發揮制度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協調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矛盾，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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