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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分析范文1
關鍵詞：傳媒經濟增長極；效應；經濟結構
一、社會對傳媒經濟增長極的認知
客觀地講，目前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對傳媒經濟增長極的態度是大相徑庭的，經濟學家對于傳媒經濟增長極的發展保持著高度的認可，同時認為其發展空間和潛力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值得高度關注。而大多數社會學家則對傳媒經濟往往是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這種與傳統經濟模式和架構相悖的經濟方式，根本不會有較強的發展空間。對于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筆者表示都認同，因為經濟學家之所以高度評價傳媒經濟的作用，是因為傳媒經濟的發展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價格格局的存在方式；而社會學家之所以對傳媒經濟有負面的評價，是因為傳媒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很大的不足，特別是一些看似較新的經濟模式在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是曇花一現就迅速衰敗，沒有體現出傳統的傳媒平臺在社會影響力和經濟效應中所體現出來的擔當。在筆者看來，其實無論是哪種觀點，對于傳媒經濟的增長來說都是有益的，畢竟傳媒經濟的增長的確是一個全新的模式，需要通過不斷的探索才能梳理出一個符合時代需求的經濟模式。
二、傳媒經濟增長極的影響
傳媒作為一個特殊的平臺，最初的發展中并沒有表現出經濟效益，只是依托全新的互聯網多媒體技術應用，不僅讓傳媒發展從單一的靜態平臺向立體平臺發展，而且還使信息資訊的傳遞從單向有效傳輸向雙向信息互動發展。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經濟學上的特殊價值體系，如果將這種價值體系有效利用，就能夠體現出一個全新的經濟增長點。傳媒從業人員正是抓住了傳媒發展的這種特點，將傳媒從簡單的線性信息中提煉出來，形成一種具有較強擴散性的傳媒經濟發展方式。不過通過一段時間的發展，筆者也發現傳媒經濟在發揮積極影響的同時，其自身發展也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其一，傳媒經濟的社會責任價值沒有有效凸顯。與其它傳統的經濟發展不同的是，傳媒經濟的發展基礎中，最能夠體現經濟特點的基礎是傳媒平臺，而傳媒平臺的存在價值中，社會責任是遠高于經濟效益地位的。但是在實際的運營過程中筆者發現，個別人對于傳媒經濟的存在抱著一種急功近利的態度，導致傳媒經濟的社會責任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其二，傳媒經濟增長的方向過于單一。商人的行為是基于趨利的角度體現出來的，這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對于傳媒經濟的增長來說，所有的行為如果僅限于體現趨利，那么勢必會讓整個經濟增長定位在商業信息擴散的基礎上，完全違背了傳媒經濟是基于信息資訊傳輸和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一初衷。社會信息的不能用經濟利益來衡量，更不能利用經濟價值多少予以肯定，否則便是一種完全錯誤的對傳媒經濟存在的解讀。
三、新形勢下傳媒經濟增長極的發展趨勢與方向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給傳媒經濟的增長帶來了極大的利好，在傳媒經濟發展的定位與研判上，傳媒經濟的影響是絕對不容小覷的。就目前的技術條件來看，傳媒經濟的發展應該從四個方面著力。一是讓文化產業鏈帶動傳媒經濟的發展。傳媒作為文化信息的一種存在形式，其實已經對文化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認可。不過文化產業的上下游資源所形成的產業鏈發展，對于傳媒經濟作用并不局限于單一的產品或者存在形式，文化能夠將很多的地緣信息和旅游信息同毫無關聯的制造業信息融合在一個平臺上。而這種融合恰恰會是傳媒經濟體現經濟價值的一種基本表現形式，二者的有效融合完美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途牛網、攜程網等互聯網媒體在這個方面為文化產業鏈帶動傳媒經濟的發展積累了很多有益的寶貴經驗，讓社會信息自帶文化價值的同時還能提煉出經濟利益，無論從人文還是從經濟的角度上來說都是值得全面肯定的。二是讓文化消費引領傳媒經濟的發展。在傳媒經濟的作用中，刺激消費是一種理念，絕對不能使其成為全部，否則就會造成傳媒經濟平臺的迅速興起和迅速沒落。微商平臺的過度膨脹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而電商平臺的發展則恰恰證明了讓文化消費引領傳媒經濟的發展能夠起到1+1>2的效果，再加上本身中華民族的文化中具有海量的有效信息，只要是稍加梳理完成整合之后，文化消費對于經濟的作用要遠大于單一產品的影響。這對于剛剛形成的傳媒經濟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刺激與提升。短期行為，根本不能代表一種經濟價值，充其量也就是一種營銷手段，以文化底蘊和文化內涵形成的文化消費才是傳媒經濟發展的營銷重點。三是讓文化市場拉動傳媒經濟的發展。文化市場的存在不僅是一種文化方式的體現，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價值的具體表現。在這個過程中，傳媒經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文化市場反哺給傳媒經濟的不僅是利益，更多的還有資源，這種資源是任何一種市場競爭都不能取代的，因為這種資源是固態資源，沒有任何的變量因素能夠影響文化市場的畸變。這對于有效鞏固傳媒經濟的市場作用絕對是難能可貴的。中國動漫集團、騰訊公司和開展的一系列合作項目充分地體現了這個特點。精準的傳媒經濟受眾定位，讓傳媒經濟能夠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蓬勃發展，不用考慮有可能出現或者形成的資源匱乏，最大化地發揮了經濟效應。四是讓文化創意改變傳媒經濟的存在方式。傳媒經濟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的確是激烈的，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互聯網產業是信息全球化的最前沿陣地和最根本的基礎，而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將尾隨于互聯網產業的力量之后。傳媒集成經濟利用互聯網技術蘊含的進步精神與拓展能力積極進取，探索出符合時代需求與網絡經濟特質的經營路徑，在創新中摧毀，在摧毀中創新，科學面對市場風云變動，從而取得經營方面的突破性發展。而創意的存在則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創意的形成與出現，能夠讓傳媒經濟的發展長期保持著強有力的市場競爭力與影響力，特別是在傳媒經濟形成激烈競爭的過程中，創意的存在不僅能夠在格局上實現突破，而且還能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真正地體現出經濟的價值。農夫山泉公司和《新京報》若干年前的那場轟動京門的口舌之爭就充分地表現出這一特點，當所有人都認為農夫山泉公司必敗無疑的時候，農夫山泉公司通過互聯網媒體迅速地完成了自證，不僅完全扭轉了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造成的惡劣影響，而且還借助傳媒平臺形成了另一個全新的經濟增長點，盡管沒能在一城一池上完全挽回影響，但是在后續的事態發展中所表現出來的強有力的增速背后，完全是傳媒經濟的影響與作用，而這一作用主要的表現與發揮形式就是文化創意的集中展現。
四、傳媒經濟增長極的展望
傳媒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定的動力作為支撐，未來，傳媒經濟增長要想保持常態化，一方面應該加強新技術的成果轉化，新型的傳媒經濟要想發展，必須依賴全新的傳媒方式，新興媒體是完全依靠互聯網高新科技形成的，新技術的成果能否最大化地實現經濟效益，取決于技術的應用與整合，突破技術壁壘的前提是加強對基礎研發的投入，只有將基礎穩固之后才能盡快地實現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應加強傳媒的基礎影響力，傳媒經濟的發展增速已經得到了認可，但是這種過快的增速背后所涉及的是有可能存在的增速銳減，未來，在社會資源進一步整合的過程中需要對基礎影響力的擴張進行有針對性的投入，傳媒經濟中更多地體現出文化的作用，從而借助文化底蘊和文化內涵來提升傳媒經濟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五、結語
傳媒經濟是基于文化底蘊和現代文化傳播平臺而興起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在強有力的市場推動下，整個增長勢必會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加速提供有效助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不足，是市場經濟常態化的一種必然，只要有的放矢地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讓傳媒經濟迎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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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分析范文2
關鍵詞：國民經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勞動力就業；國家信息化綜合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斷提高，2008年為6.4%，位居美國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根據世界銀行資料，折合成美元，我國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86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27.2%，日本的78.6%。社會的經濟發展是各種經濟要素的共同協調促進作用導致的結果，那么，究竟各種經濟要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的大國來說，是一個十分值得要討論和研究的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有著直接的關系，只有生產力得到了實質性的發展，國家的經濟才會有顯著增長。而生產要素是生產力的最主要方面的體現，一般認為生產要素是由資本、勞動力及技術構成的。因此，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量就表示著經濟的產出能力。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技術水平也隨之逐步改進，可見，技術水平也逐漸成為制約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因素。在要素稀缺及不能完全替代現實情況下, 經濟增長是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協調關系制約的，顯然各經濟要素的投入與經濟增長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許多學者在研究經濟增長時，都不可避免地研究經濟要素的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诖朔N背景，許多學者分別從各類經濟要素的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了探索，產生了很多優秀的文獻。
張軍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與要素投入之間的關系, 發現：在過去的10 年, 增長率似乎表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 而且要繼續維持第一個轉軌10 年的增長速度變得越來越困難[1]。周海春在研究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時, 提出了勞動力無限供給問題[2]。認為經濟潛在增長率歸根結蒂決定于三類因素：一是資本投入的增長； 二是勞動投入的增長；三是由技術進步決定的資本與勞動力利用效率的提高。梁昭在研究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時認為: 對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三個, 即制度、結構和供給因素[3] ?？偠灾?，這些學者，都是將研究集中在經濟要素的投入對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上，并且一致認為，經濟要素的投入量決定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學者試圖通過計量方法給中國經濟增長以解釋, 并對各要素的貢獻率的大小進行分析。但我們注意到, 在分析結果中有一點是共同的, 即中國的技術進步貢獻率不明顯。因此，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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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分析范文3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边@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F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狀況并沒有因此而相應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增長速度改革前的26年內只增長了2.2％，主要食品中的糧食，食用油人均消費量不僅沒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費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改革后的15年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了7.0％，除了人均糧食消費量受糧食需求的收入彈性低的影響而增長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長得非?？欤賱t翻一番，多則超過了兩番。這說明了經濟增長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緩慢。關于這一點，從我們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相應地減少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要素的過度投入通常表現為經濟過熱，雖然經濟過熱在不同經濟體制下，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是一致的。在計劃體制下，由于價格是政府統一制定的，即使經濟過熱也不會使價格上升，但卻會出現嚴重的物質短缺，這恰好說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費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隨著價格放開，過去潛在的，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使物質短缺表現為價格的上升，即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意味著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謴蜁r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拔逦濉薄ⅰ捌呶濉?、“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八奈濉睍r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經濟增長分析范文4
關鍵詞：網絡經濟；經濟增長；信息；知識
網絡經濟指的是一種建立在計算機網絡基礎之上，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的經濟形態。它不僅是包括以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產業的興起和快速增長，也包括以現代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整個高新技術產業的崛起和迅猛發展，更包括由于高新技術的推廣和運用所引起的傳統產業、傳統經濟部門的深刻的革命性變化和飛躍性發展。傳統經濟下起主要作用的生產要素是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其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勞動和資本投資的增加，以資源耗費為代價。而在網絡經濟條件下，科技知識和網絡信息的創新與積累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它與傳統的以投入資本和勞動帶動增長的經濟不同，信息和知識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網絡經濟以傳統經濟為依托，依靠現代迅速發展的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以及移動通信技術，通過知識和信息的投入，實現生產和經濟的發展，加強了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聯系，加快了全球經濟的發展速度。
1 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區別
1.1 生產要素的差別
網絡經濟是知識經濟的一種具體形態，知識、信息是網絡經濟的主要資源。傳統經濟下的生產要素主要有土地、勞動、資本。這些都是有限的資源，所以實現這些有限資源的有效配置是傳統經濟學中研究的主要問題。而在網絡經濟中，信息和知識實際上是不可窮盡的，人們可以不斷的創造知識和獲得信息，在這種情況下，網絡經濟的增長可以實現持續增長的目標。
1.2 邊際收益遞增
在傳統經濟學中，我們認為隨著每一單位生產要素的投入，其單位生產要素所帶來的產出的增加是逐漸減少的。例如：假設當資本的投入不變的情況下，隨著勞動投入比例的增加，每單位勞動所帶來的產出是不斷減少的，勞動的生產函數曲線隨著勞動的增加呈水平狀。經濟學家認為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各種生產要素之間存在一個最優的投入比例。隨著勞動投入的增加，勞動與資本間逐漸偏離最優比例，所以呈現出邊際要素遞減的生產函數。
在網絡經濟下，這種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卻不再成立了，反而呈現出相反的邊際收益遞增的規律。這是因為在網絡經濟中信息資源成了主要資源，由于信息資源可再生和可重復利用的特性，對其生產者無競爭性而對其使用者無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隨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時信息技術發展快、變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給創造的，產品受市場容量飽和的影響較小。因此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中出現了邊際效益遞增的規律性現象。
1.3 產品的差別
與傳統經濟中的產品不同，信息產品由于其獲得的途徑相對容易，所以產品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通過互聯網獲得信息產品，就以網絡經濟最典型的經濟行為“開發軟件”而言，新軟件推出后，往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在網上下載到它的破解版本，特別在中國由于對版權保護的相關法律還不是很健全，盜版現象更是非常常見。信息產品非常類似于傳統經濟中的公共物品。它們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其產品使用者存在“搭便車”的可能，對于軟件等網絡經濟產品，傳統的銷售渠道很難成功。另外，軟件、設計芯片、鋪設光纜等信息產品需要高額固定成本，但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一旦產品研發出來后，多一個消費者還是少一個消費者，幾乎不會產生成本上的變化，也不會對價格產生影響。也就是說，在網絡經濟中，生產第一份信息產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此后產品的邊際成本甚至可以接近于零。這些特點也與“公路”、“路燈”之類的“公共物品”相似。信息產品可以說是一種準“公共物品”，它具有“公共物品”的許多特點，這種產品出現的“盜版”、“盜用”現象非常嚴重，而“盜版”的橫行泛濫毫無疑問會影響人們創新的積極性，對社會發展造成明顯危害。
2 網絡經濟中的經濟增長
信息技術是網絡經濟下經濟的增長的動力，在20世紀后半葉中，世界產業結構經過了三次重組。自此信息產業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的核心產業；信息技術滲透到傳統產業部門，改造著傳統產品；信息技術正在改變著產業群體的形成和轉化。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提高了傳統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面貌，促進了產品的升級換代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信息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可以優化資源的配置，以及優化生產的流程，從而提高勞動的生產率。信息產業和信息技術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在網絡經濟條件下，智力工具，如計算機、網絡和各種軟件，特別是因特網，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產工具。
在網絡經濟下，生產函數中知識和信息成為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并且生產函數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邊際收益遞增的特性。由此可以發現網絡經濟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內生增長模型非常相似。
2.1 內生增長模型
內生增長模型把知識看做一種資本，知識是經濟生產中的一種重要投入――無論是它生產的產品與服務還是它產生的新知識。在索洛模型中，儲蓄引起暫時增長，但資本收益遞減最終迫使經濟達到穩定狀態，在這一穩定狀態增長只取決于外生技術進步，相反，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儲蓄和投資可以導致持續增長。
2.2 網絡經濟中的經濟增長模型
網絡經濟下的經濟增長，由于網絡經濟下呈現的規模收益遞增和邊際收益遞增的特性，根據內生增長模型，在網絡經濟下，信息和知識是其主要生產要素，由于信息和知識可以由人們無窮盡的創造，所以不存在資源的有限性問題，同時由于信息和知識的邊際收益是遞增的并且規模收益出現遞增的情況。
假設如下生產函數，Y=Ia（a>1）其中I表示信息和知識，類似于傳統意義上的資本。a表示信息和知識這種生產要素投入所能帶來的產出的比例，由于邊際收益是遞增的，所以a大于1。新的知識和信息的出現一般會使得a增大，a越大表示知識越先進和信息越有效，所能帶來的產出越多。在這個生產函數中，I=sY-δI，Y/Y=I/I=sIa-δ。只要sIa大于δ，經濟就會呈現出持續增長。由于知識的創造是無窮盡的，所以我們可以保證sIa永遠大于δ，這個模型中關鍵的決定因素就是保證知識的不斷創造和積累。知識積累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內生的獨立因素，知識可以提高投資效益，知識積累是網絡經濟下經濟增長的源泉。在這個經濟增長的模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知識和信息的創造，在網絡經濟下，不斷發展的信息技術和通信和數據發掘技術等，都可以保證不斷的提供有效的信息。大學等研發機構則可以不斷的創造知識，所以在網絡經濟下能夠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
知識和信息的創造則主要依靠人力資源，盧卡斯將技術進步和知識積累重點地投射到人力資本上。舒爾茨將資本劃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形態。盧卡斯則進一步將人力資本劃分為原始勞動和專業化人力資本。他認為，特殊的、專業化的、表現為勞動者技能的人力資本者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所以教育成為網絡經濟中的最重要環節，研究型大學的數量和學術水平的高低，以及整個經濟體中高學歷人才，特別是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方面的人才的多少成為網絡經濟是否發達的重要標志。
網絡經濟真正實現了經濟由粗獷型的發展模式向集約化的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增長從依靠勞動和資本不斷投入的傳統方式轉變成依靠知識和技術的投入的新型方式。分別表現在第一次產業、第二次產業與第三次產業的發展之中。在網絡經濟條件下，第一次產業步入集約化軌道的鮮明標志是科技對農業的改造，使農業的增長不單純依賴于生產要素的增長率，而且還要依賴于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和貢獻率。第二次產業也在網絡經濟條件下得到了改造，逐步地脫離了以自然資源消耗為主的高投入、大批量的生產特征，并使之步入了集約化的軌道。這具體表現在:（1）計算機和網絡在生產中的運用使生產模式發生了變革，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整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要素生產率。（2）科學技術和知識與生產的融合，提高了資本、土地和資源等使生產要素的利用程度，降低了它們的投入量。此外，第三次產業方面，網絡經濟擴大了其領域，又給予了它強勁的推動力。網上銷售、虛擬商店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營銷方式。
3 結論
網絡經濟是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出現的，它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的解釋，表現在生產要素方面，知識成為了第一生產要素，從而人力資源成為非常重要的勞動力，生產力中起積極作用的活躍因素勞動工具網絡化、智能化以及隱含在其內的信息與知識的份量急劇增大，信息網絡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專用的重要勞動工具，數據、信息、知識等都成了新的勞動對象。信息技術和教育被人們最為關注。邊際收益遞減理論在網絡經濟下也不再成立。在信息技術的帶動下，經濟出現全球化，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相互依存，技術相互運通，逐步形成全球規模的有機整合，進而實現經濟技術一體化。網絡時代的全球分工、產業分工將會發生變化，誰掌握了信息，誰就將掌握世界經濟的命脈。
總之網絡經濟下知識和信息成為了主要的生產要素，計算機技術和其他相關的軟件成為了主要的生產工具，網絡經濟下經濟增長改變了傳統模式下經濟增長的弊端，因為傳統經濟下的經濟增長受到了資源有限的制約，使得經濟的增長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如環境的破壞等，同時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還面臨著資源枯竭的威脅，而在網絡經濟下，由于知識的創造是無窮盡的。教育可以不斷的培養出人力資源，從而促使技術的不斷進步，以保證知識的不斷積累，所以網絡經濟可以實現我們一直以來想要實現的持續經濟增長的夢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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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分析范文5
關鍵詞：城市化 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
目前，在動蕩不穩的國際經濟形勢中，中國能率先突出重圍，能夠很快從經濟危機中復出，并且讓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保持著高速增長，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國城市化正在接替中國的工業化。同時，由于我國城市化進程與經濟同時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的財政收支水平也在不斷上漲，這同時也帶來了房價過高等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城市化定義評判標準
城市化，有不少專家學者稱其為都市化和城鎮化，其主要是指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社會轉向以服務業和工業為主的現代化城市期間逐步轉變的歷史進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改變、土地及其使用性質的轉變、產業結構的改變。
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化進程的加深，其理論也在不斷的豐富完善，許多專家也是從不同的方面對城市化定義作出了不同的詮釋。但通過歸納總結比較我們發現，所謂城市化，具體來說，就是農村變城市，農村人口的戶口變為城市戶口，經濟的增長方式發生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組織和文化也發生變遷的過程。
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方法也是眾多學者在研究的問題，但是大致包含兩類方法：復合指標法和單一指標法。其中，單一的衡量法是指通過度量城市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這是城市化水平高低最核心本質的切入點。復合指標法，則不僅包括前文介紹過的人口或土地的變化，還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保護、組織、基礎建設等方面的轉變，因此，在衡量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時候，單一指標法并不全面，有效性不足，那么這時用復合性指標法則更加科學。
二、財政政策的定義及形式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國家通過政策手段在財政分配時為了刺激社會需求而采用的一種膨脹性財政行為，其基本通過減稅，擴大財政赤字，增加支出的財政分配方式。與之相反的則是財政緊縮。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存在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減稅，第二種則是擴大預算增加財政支出。這兩種都可以直接刺激社會總需求的增加，在支出擴大和收入增加不相稱的情況下，便會出現財政赤字，所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叫做赤字財政政策。
三、財政擴張及城市化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財政擴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首先，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使經濟增長得以穩定保持，也可以明顯拉動出口、消費、投資的增長。第二，擴張的財政政策能夠讓基礎設施得以完善，硬件環境也得到改善，促使經濟結構做出調整。第三，通過國家財政的支持，我國的創新企業、重點行業得到有效的扶持，能夠引導社會大的投資方向，從而推動產業結構有效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第四，能夠促進我國中西部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通過國家財政的支持，許多大型的工程包括南水北調、西部大開發、西氣東輸都改善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現狀。第五，深入的對外開放，促使了全方位的貿易布局基本形成，推動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各行業也與國際接軌。
（二）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相互影響
產業結構的改變、就業結構的轉變、服務業、制造業的聚集都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增長又能有效的促進城市化進程。第一，產業結構的改變。經濟的發展會引起社會需求的改變和技術的升級，社會需求的改變會促使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二第三產業會占據更多的比重，更能夠在城市集中，到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城市人口會更集中，城市化進程才會更好更快更合理。
城市化又能從以下一些方面推動經濟更好的增長：第一，城市化促進農業產業現代化，城市化到來的技術升級創新能夠很好的擴散到農業，提高生產力。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長可以刺激工業產品的需求。第三，城市化促使服務業的規模不斷壯大，提升人們的生活水準。第四，城市化也能很好的促進區域間的協調發展。
四、土地財政政策引發的問題及建議
（一）土地財政的發展
土地財政指的是地方政府通過出讓土地使用權來維持當地的財政開支，又叫第二財政。這包括以下幾種途徑：一是費，對土地相關部門進行收費，耕地開墾費、房屋拆遷費、管理費；二是土地轉讓金；三是息，即政府以土地入股的收入；四是利，即土地資本化的溢價。在土地財政執行初期，確實為政府的經濟增長帶來一些宏觀功能，例如在資源分配等方面。但是，隨著土地財政政策的長期執行，很有可能導致土地價格的不合理，市場失衡。
（二）土地財政引發的思考
在政府的推動下，房價不斷上漲，城化的發展逐步背離了原來的軌道，導致了全社會的物價及生產成本都在不斷上漲，這些成本間接的或者直接的都轉化到了消費者的身上，容易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再者，早期以低價獲得土地的債權人，在低價上升之后，坐享資本利得，不符合資本按勞分配的原則。并且，更為嚴重的事，土地的價格上漲，容易導致經濟活動中的創新活動無法正常發揮機制作用，這些問題亟待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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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分析范文6
關鍵詞 ELGGLEOLS
一、理論說明
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界研究和爭論的一個焦點。對其關系的觀點,大致有三:一是認為出口導致了經濟增長(ELG),二是經濟增長導致了出口增長(GLE),三是兩者互為促進。出口導致經濟增長(ELG)假說,認為出口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出口擴張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毫無疑問,作為社會總需求的構成部分,出口能直接帶來需求增加,而且與有限的國內需求相比,國際市場需求幾乎是無限的。因此,出口擴張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除此之外,出口還通過多種間接方式促進經濟增長:(1)出口為資本品的進口提供外匯,進口資本品可以加快本國的資本形成,而且附加的知識與技術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2)出口擴張能夠創造更大的產能,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3)出口擴張可以提高專業化水平,帶動國內相關產業和部門的發展, 并吸引生產要素從非效率部門向出口部門轉移, 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水平。關于此的實證研究結果也是非常豐富,觀點各不相同。許多實證研究運用回歸分析法,采用截面數據進行跨國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在絕大多數國家樣本的不同歷史階段,出口與經濟增長間存在無可爭辯的正相關關系,實證結果被視為支持ELG假說。
二、本文關于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的實證檢驗
1. 跨國數據說明
該數據來源于中國2003至2007歷年的統計年鑒,分別計算40個國家的五年的GDP的增長率和出口額的增長率,再取其平均值,由此得到一個關于40個國家的橫截面的數據。
2.散點圖分析
Y=GDP增長率 X=出口增長率
圖1 40國GDP增長率與出口增長率的散點圖
由散點圖可以看出GDP增長率與出口增長率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3.回歸分析
將Y對X回歸,結果為:
Y= 2.013866 +17.65748X
s= (0.899242) (4.363379)
t= (2.239515) (4.046745)
R2=0.301164F=16.37615DW=2.101543
可以看出,t值4.046745說明X的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R2=0.301164不高,但橫截面數據的擬合值一般都不高,17.65748的系數說明X對Y的影響非常顯著。由以上的分析按傳統的計量經濟學的觀點出口增長對GDP增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也即以上數據的實證支持了ELG的觀點。
三、結論
1.采用從1999至2007年的包括40個國家的各自平均出口額增長率與GDP平均增長率的跨國橫截面數據進行簡單回歸分析進行實證檢驗,從散點圖和OLS回歸的結果都表明40國五年平均GDP增長率與出口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2.短期的跨國數據顯示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這反映這幾年來的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對外貿易對各國經濟的影響日益加大,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出口都作為其對外貿易的重要方面,對其經濟的促進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出口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我們重視出口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是非常正確的。
3.本文采用跨國橫截面數據通過簡單回歸分析進行實證檢驗的結果與國內外部分學者的結論相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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