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金融危機的本質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金融危機的本質范文1
關鍵詞：金融危機 銷售成本 控制
一、金融危機對企業的影響
根據北京一家數據統計單位對經濟危機對生產企業的影響問卷調查發現，大約三成認為金融危機對企業效益影響很大，接近六成認為有一定的。大約10%的企業認為沒有影響或不清楚。
首先，根據北京某權威機構的統計數據可以知道，大約六成的企業認為金融危機會使企業的收入下降，利潤減少。公司應收的賬目也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而無法完全收回。
其次，由于世界范圍內的商品和原材料的價格下降，造成世界貨幣持有者處于觀望態勢，不敢貿然將資金投入某一市場，這就導致世界資金流動缺乏活力。加之很多資金瞬間被撤離，人們對于商品的需求量大幅度減少，供求影響價格，這是調節市場的一項重要規律。需求量減少，商品價格隨之下跌。
二、控制銷售成本對企業意義重大
1、一件產品從生產廠家到消費者或客戶需要經過很多環節和順序，根據這些環節，可以講企業的生產成本歸結為以下幾條：（1）存儲、推廣、開發的費用。員工出差的相關費用、員工的辦公費用，貨物運輸的費用。（3）后端費用，包括售后服務的費用，信用的損失的成本等。（4）管理的費用，包括銷售人員的培訓成本，銷售的分支機構的設置成本等。
2、金融危機是所有企業面臨的重大難題，在這一危急關頭只有通過降低成本才能使企業走出困難，重獲生機。這是大部分企業在危機到來時做出的明智選擇。具體的來說，銷售的成本控制對企業主要存在以下意義：
首先：控制銷售成本使其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從而達到控制總的銷售成本的目的，產品的價格降低了，不僅能夠促進企業的銷售，增加企業利潤，還可以使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
其次：銷售的成本控制可以是企業的管理跨上一個新臺階，企業管理以及銷售成本的控制是整個企業都要關心和努力改善的事情，而不單單是銷售部門的事，只有將企業的管理以及各部門之間的聯系協調好，控制銷售成本，發現并彌補企業的管理漏洞，才能真正實現企業的騰飛。
三、當前企業控制銷售成本的現狀
1、沒有將控制成本的觀念在決策時真正的體現出來，誰決策，誰負責，如果決策失誤造成嚴重后果，那么企業只能自食其果。在決策時應該做出一個完善的市場開發長期規劃，選擇一個正確的渠道，這樣才不會在基于之前失了先手，增加企業銷售成本。但是目前很多企業在決策制定時成本觀念不是很強，最終導致銷售成本過高。
2、沒有在整體上做好規劃?？刂破髽I成本是整個企業的事情，如果各個部門各自為戰只能使企業徒增成本而不能再效益上取得什么進步，只有各部門之間擰成一股繩，團結一心，協調一致，才能實現企業的成本控制，效益增長，成功地在金融危機中脫險。
四、關于銷售成本控制的應對措施
1、選擇一個最好的銷售渠道，在運輸商減少成本
銷售速度的快慢決定了企業周轉的速度，只有在銷售上選對了渠道，才能最快的將產品銷售出去，將資金投入到新一輪的生產中去。傳統的銷售渠道往往會有很多的中間商，這樣就會出現很多的費用，莫不如采用直接送貨上門的方式，這樣就省去了一大筆費用。以市場為導向，可以進一步擴展銷售渠道，使企業大幅度擴展終端市場，增加市場的占有率。
2、減少間接地銷售成本
一些企業員工出差和辦公的費用等間接成本居高不下，也有一些公司隨著銷售額的增長，這些費用也隨之增加。究其原因，都是在業務流程和銷售方式上存在嚴重的問題。只有采取以下措施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1）裁減冗員
對于那些已經發展成一定規模的企業，整體的運營體系已經相當的穩定成熟，對于這些企業來說對銷售區域進行重新的劃分，減少冗余的銷售人員是一個值得選擇的措施。
（2）嚴把經費審批關，彌補漏洞。資金審批決定了資金的流動數額和流動方向，只有把好了這一道關，才能避免審批方面出現漏洞，避免一些領導為了自己管轄區域的業績隨意的給自己的員工額外的批準資金，造成企業的資金流動紊亂，戰略部署被打亂，對此財務部應該與銷售部強強聯合嚴厲打擊。
（3）對客戶的管理進一步優化
有了穩定的客戶源才能保證企業的銷售渠道的暢通以及企業的穩定發展。在衡量價值的基礎上確保有價值的老客戶急需維持，并且關注對新客戶的開發。
3、在銷售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消費者處于比較優勢的一方，也就是買方市場
因此售后的服務是企業比較重視的一個方面，守護服務的成本也是銷售成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控制好服務成本才能降低總的銷售成本?，F在，廠商售后服務的費用是以經銷商上報的數據為依據的，因此經常出現經銷商虛報數據的情況，只有在企業與經銷商之間建立一個護理的利益聯盟，經銷商負責對消費者的具體問題進行解決，企業定期排除技術人員對經銷商的一線人員進行培訓。
4、信用的損失應當計入成本損失當中
信用是一個企業的軟資產，一個企業有了一個好的信譽會給企業帶來無盡的優勢。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不成熟，不守信用的企業行為時有發生，對信用的保護是很多企業比較重視的一點，信用損失的成本主要是由于企業的信用額度而產生，對發展比較成熟的企業，建議他們取消信用額度制度，這一制度更加適合那些還處于發展起步階段，實力較弱，體系不成熟的企業，在它們開發市場時給予助力。處于發展初期的企業，應該慎重考慮使用此制度，以減少壞賬產生。
參考文獻：
金融危機的本質范文2
在金融市場，公允價值會計、金融工具與畸高的債務風險常常是緊密關聯且直接導致了經營失敗，這其中頗具警示意義的就是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前，公司通過證券化業務維持增長，同時通過各種公允價值會計手法掩蓋銀行債務，實際的銀行債務卻是有形資產凈值的四十余倍。雷曼公司破產提示人們重視與公允價值會計有關的債務風險。在國內，監管部門明確要求“謹慎適度選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并且上市公司的債務水平也普遍低于發達國家。但上市公司在采用公允價值會計之后的金融投資行為仍然是值得關注的現象。作為一項制度安排，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很可能對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資行為帶來重要影響。從樣本公司來看，在2007～2011年間，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等占總資產的比例是2.8％，但在2004～2006年間，以成本模式計量的金融投資占總資產的平均水平只有1.2％。上市公司金融資產的增加與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是否顯著相關？對公司資本結構產生了何種影響？是否增加了債務風險？
針對于此，我們考察了公允價值會計、金融投資行為與公司資本結構的相關關系。研究發現，在公允價值計量下，由于價值相關性原則以及盈余管理動機的影響，我國上市公司有著活躍的證券投資行為；而且，隨著金融資產規模的增加，上市公司的債務風險呈現了顯著上升的趨勢。影響機理在于：在成本計量模式下，由于遵循穩健性原則，對證券投資行為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在公允價值會計下，由于價值相關性原則的導向作用，證券持有利得被視為綜合收益，這促使管理層有強烈的金融投資動機，加之提供了金融資產分類和證券擇機處置這個管理工具，因此對金融投資活動具有顯著激勵作用，導致了金融資產規模的增加；隨著金融資產規模的增加，在內源性資金難以滿足現金需求的情況下，導致有息債務比率和總負債比率顯著增加，進而增加了債務風險。
本文的學術價值在于：(1)對價值相關性原則與企業投融資行為的關系進行了探究，從制度涵義的視角拓展了會計的研究領域；(2)考察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對上市公司金融投資行為以及債務風險的影響機理，為深入理解市值會計對微觀主體和宏觀經濟的影響提供了分析基礎，有助于深入評價市值會計的制度后果，深化了公允價值與金融風險兩方面的研究。
二、文獻、制度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與制度
現有研究在四條主線上考察了企業的最優負債水平。第一條主線是權衡理論。(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 Modigliani and Miller, 1963; Miller, 1977)。第二條主線是融資優序假說。Myers and Majluf(1984)和Myers(1984)的分析顯示，由于問題以及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企業會按照資本成本從低到高的順序融資，因此不存在確定的目標負債率。第三條主線是擇時理論。Marsh(1982)和Baker and Wurgler(2002)等行為金融學的研究發現，市場時機是影響股份發行和債券發行的重要因素。第四條主線強調經濟制度的影響。其中，Rajan and Zingales(1995)較早發現不同國家的經濟制度和宏觀經濟環境導致了資本結構的差異。
對會計與負債水平的研究，國外文獻主要考察了會計信息質量對債務水平的影響。例如，Dhaliwal(1980)研究顯示高負債率的公司會選擇使盈余波動性降低的會計方法；Liang and Zhang(2005)研究發現會計信息不確定性越高時企業的債務水平越低；Oztekin(2011)研究表明在高質量的會計準則下會有較高的債務水平。在國內，童盼和陸正飛(2005)等大量研究對公司資本結構進行了解釋，考察了稅收、信貸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如，趙冬青等，2008；王躍堂等，2010)。但無論國內國外，目前還極少分析會計準則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和負債水平的影響。
會計政策變更對資本結構可能存在重要影響。李禮等(2007)雖然沒有把會計政策作為研究重點，但他們基于問卷調查的研究結果顯示：“財務會計政策變更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因子高于證券監管政策變更、外貿政策變更以及投資項目評估與審核政策的影響”。按照我們的理解，新會計準則主要遵循公允價值理念與資產負債表觀，與原來遵循的穩健性原則以及損益觀存在較大的價值沖突。盡管會計準則原本主要是關于信息披露的規定，但計量模式在金融監管體系中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準則的治理涵義。鑒于此，深入考察公允價值計量對企業投融資行為的影響是頗有必要的。
(二)理論分析
深入比較穩健性原則和相關性原則的涵義，可以發現會計是一個可以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和資本配置產生深刻影響的規則體系。在穩健性原則的導向下，對資產和負債的計量主要遵循成本計量模式，對“壞消息”和“好消息”的確認時間和計量原則存在系統性差異(Basu, 1997)，要求盡可能預估所有損失而不預估任何利潤(Watts, 2003)，因而對金融資產持有損失與持有利得的會計處理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以至于在成本計量下有承擔金融資產價格變動損失的責任，卻不能享有金融資產價格變動的收益，于是增加了經理層的金融資產監管責任，所以對金融投資行為具有抑制作用。但在公允價值計量下，以市場價格作為資產或者負債的計量基礎，市場價格與賬面價值的差額在扣除遞延所得稅之后計入當期損益或者股東權益，于是經理層在承擔證券價格波動損失責任的同時能夠確認證券價格波動的風險收益。所以，在價值相關性原則下，公允價值計量對業績和價值的估計超越了傳統穩健主義的限制，更有利于體現經理層對金融資產的管理績效，進而更可能激勵經理層的金融投資行為。
經理層在公允價值會計與成本計量下的投資心理會存在差異。在歸因心理的影響下，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給經理層創造了將功勞和收益歸于自己，同時將金融資產價格下跌的損失歸咎于市場的機會，但在成本計量模式下由于只承擔持有損失不確認持有利得，因而沒有這種機會(徐經長、曾雪云，2010)。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著對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重獎輕罰現象，管理層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中獲得了超過其他利潤的薪酬激勵，但在面對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時卻存在著薪酬黏性(徐經長、曾雪云，2010)。因此，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以及價值相關性原則導向下更可能激勵管理層的金融投資偏好。
在公允價值會計下，金融資產分類規則提供了通過證券擇機交易進行盈余管理的機會。當前的國際會計準則準予將以公允 價值計量的證券投資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兩類。其中，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價格波動計入利潤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價格波動直接計入股東權益。因此，只需要將有價證券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就可以通過審慎選擇證券資產持有利得的實現時點來進行盈余操控。大量研究發現，證券利得交易不利于投資者做出合理的價格判斷和投資決策(Hirst and Hopkins, 1998; Maines and McDaniel, 2000)。所以，金融資產分類以及利得交易的有用性可能促使經理層有更強的動機進行金融投資活動。綜上，我們提出假說H1。
假說H1：鑒于價值相關性原則和證券利得交易的影響，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證券投資行為具有激勵作用。
在公允價值會計的影響下，隨著金融資產規模的增加，對資金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對于新增資金需求，企業有提取現金余額、股份融資、債務融資，承擔無違約風險債務等多種融資方式。Myers and Majluf(1984)以及Myers(1984)指出，由于公司內外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委托成本，因此當投資機會和現金存量改變時，企業慣常以資本成本從低到高的順序籌措資金，經理們的行動就好像他們在當前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的利益沖突中代表了當前投資者的既得利益，最佳選擇是盡量降低資本成本和盡可能使用內源性資金。如果外源性融資是必要的，則會首先采取不引起新老股東利益沖突的方式，也就是債務融資，然后用混合性質的股權融資，之后才是股份融資。
融資優序假說在國內得到了大量支持。例如，蘇冬蔚和曾海艦(2009)研究顯示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選擇符合融資順序理論，不符合權衡理論。就融資順序來講，盡管趙冬青等(2008)研究發現我國房地產行業在信貸政策收緊時經營性應付款的增加是主要資金來源，然而，當企業進行金融資本配置時，則不宜以日常周轉的經營性應付款作為資金來源。這是因為金融資產的價格波動大，以至于雖然有活躍交易市場但卻并非隨時有處置時機。這實際上大大降低了現金流動性，因此需求有穩定的新增資金來源。按照這個分析，隨著金融資產規模的增加，當內源性資金不足時，企業可能以債務融資方式進行金融資本配置。盡管銀行不至于直接提供信貸資金支持證券投資，但是經理層可以通過增加項目融資規模、延長項目融資期限、申請增加授信額度等其他變通的方式獲得信貸資金，進而導致有息債務水平和負債比率顯著增加。綜上所述，隨著金融資產規模的增加，在現金余額有限的條件下，企業可能以各種方式拆借銀行資金或者增加債券規模，進而導致負債比率顯著上升。據此，我們提出假說H2。
假說H2：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影響下，隨著金融資產規模的增加，由于內源性資金供給有限，企業的負債水平很可能顯著上升。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1)
考慮到金融投資行為存在公司個體特征，因此我們采用固定效應回歸，通過模型(1)檢驗假說H1。
被解釋變量：SI是證券投資規模。在成本計量下，與交易性金融資產對應的是“短期投資”，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對應的是長期股權投資中的“長期股票投資”。因此，證券投資規模＝［(短期投資＋長期股票投資)＋(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期末資產總額。
解釋變量：(1)FVA，表示公允價值計量。2007年及以后，FVA=1；否則，FVA=0。依據假說1，FVA的系數預期為正。(2)PICK，表示利得交易，用于衡量公允價值計量下的盈余管理動機。假如公司i第t年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前的總資產收益率()大于0并且低于所在行業當年所有正值的中位數時，可能存在盈余平滑動機，令PICK=1；當小于0并且處置后的總資產收益率(ROA)大于0時，表明存在閾值管理動機，令PICK=1；否則，令PICK=0。(3)，等于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前的凈盈余。依據Hirst和Hopkins(1998)對擇機處置的定義，經營性凈盈余越低，盈余管理動機越強，因此的系數預期為負。
控制變量：ADEQU表示自有資金充足率，等于期末所有者權益除以期末負債。SIZE表示公司規模，等于期末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CASH表示現金流，等于經營性現金凈流入除以總資產。GROWTH表示增長率，等于營業利潤的年增長率。GOVER表示股權性質，如果最終控制人是政府或者國有機構，GOVER=1；否則，GOVER=0。FSR表示股權制衡，等于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
(二)模型(2)
我們采用固定效應回歸，通過模型(2)檢驗假說H2。Capital代表資本結構。Controls是一組控制變量，在趙冬青等(2008)，蘇冬蔚和曾海艦(2009)以及王躍堂等(2010)等研究中慣常使用，包括宏觀經濟、公司特征和產品市場競爭程度。
資本結構：Capital用于度量資本結構。(1)LEV，表示資產負債率。(2)PAYA，用于度量無違約風險債務，等于(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長期應付款)/期末資產總額。(3)LOAN，表示有息負債，等于(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應付債券)/期末資產總額。(4)SEO，是指示變量，表示股份增發。如果該公司—年有增發新股，SEO=1；否則，SEO=0。
計量模式：FVA×SI表示公允價值會計下的證券投資規模，用于解釋公允價值計量下上市公司金融投資行為對負債比率的影響，符號為正，表示支持假說H2。由于2007年以來影響資本結構的政策性因素比較多，例如信貸政策和稅制改革(蘇冬蔚、曾海艦，2009；王躍堂等，2010)，因此FVA在模型(2)是控制變量。
宏觀經濟因素：(1)經濟增長率：借鑒Levy and Hennessy(2007)，用ΔGDP表示。(2)信貸配給政策：用CREDIT表示①，等于三至五年期商業銀行貸款的年利率。(3)所得稅率變動：用ΔTAX表示②。等于實際稅負的變動。根據稅率差別假說(DeAngelo and Masulis, 1980)，ΔTAX的系數預期為正。(4)股票交易價格：用市盈率PE表示。依據市場擇機假說(Marsh, 1982; Baker and Wurgler, 2002)，PE的系數預期為負。
控制變量：(1)非債務稅盾，用NDTS衡量，等于經總資產平減的固定資產年度折舊。(2)有形資產價值，用INVEST衡量，等于經總資產平減的固定資產和在建工程的期末余額。(3)盈利能力，用衡量。(4)產品市場競爭程度，以赫芬因德指數(HHI)作為。當市場競爭程度激烈時，企業的競爭行為會更加強硬，負債水平變得更高(James and Lewis, 1986；姜付秀、劉志彪，2005)。
四、描述性分析
(一)樣本篩選與數 據來源
本文以2004～2011年為樣本期間，選取2007年以前上市、持有證券投資至少三年的非金融類公司作為分析對象。要求2007年之前上市，是為了在同一公司基本面下對兩種計量模式展開比較。要求持有證券投資在三年以上，是因為這些公司的證券資產以及資本結構更可能與計量模式有關聯。剔除金融類公司，是因為金融行業的投資行為和資本結構需要專門研究。這三項剔除后，共獲得5554個公司—年的觀測值。再剔除所有者權益小于零或者審計意見為否定或無法發表意見的觀測值共200個，剔除各變量的缺失值共922個，最終得到4782個有效觀測值，代表了696家公司，平均長度是6.87年。
本文的數據有兩項是手工收集。一是2007年以前的“長期股票投資”數據。二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處置利得。其他數據來源于CSMAR金融研究數據庫。為了獲得穩健的分析結果，我們對所有連續變量按1％的比例進行Winsorize處理。
(二)描述性統計
表1欄目A對樣本的分布情況做年度描述。第一，持有證券投資的公司—年是3354個，占總樣本量的70.1％，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證券投資行為具有持續性和重要性。第二，在公允價值模式下有更高的證券投資持有率，2007～2011年間有70.1％～78.5％的樣本公司持有證券投資，而2004～2006年的證券持有率只有52.7％～66.4％。
表1欄目B對證券投資規模與公司資本結構做年度描述。第一，金融資產規模在成本模式下相當低(在0.7％～1.5％之間)，在公允價值計量下呈倍數增加(在2.0％～4.0％之間)。第二，我國企業的總負債率(LEV)基本穩定在50％左右。
表2報告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就證券投資規模(SI)來說，我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證券投資占總資產的比率均值是2.2％，中間數是0.4％。SI的均值和中位數比較低，主要是因為成本計量下的證券投資規模相當小的緣故。就計量模式(FVA)來說，有64.1％的公司—年取自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就證券交易(PICK)來說，有10.2％的公司—年(487例)界定為利得交易，這些公司通過證券處置實現了盈余平滑或者規避虧損目標。就負債比率(LEV)來說，國內企業負債比率的平均水平是50.6％。這個比例顯著低于發達七國。就資本結構來說，經營性應付款(PAYA)占總資產的比例是13.7％，債務融資(LOAN)占總資產的均值比例是21.6％，選擇股份增發(SEO)的公司占總樣本的6.7％(320例)。其他變量的解釋從略。
表3對兩種計量模式下的證券投資與資本結構進行分組檢驗，顯示了以下結果。第一，我國上市公司的證券投資規模(SI)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比之前高出1.8個百分點，這個差異在1％水平下顯著。第二，總負債比率在2007年之后顯著增加，均值是51.3％，兩者差異在1％置信水平下顯著。第三，有息負債(LOAN)在公允價值計量下的均值是14.1％(中值是12.1％)，在成本計量下的均值是13.1％(中值是11.6％)，差異在1％水平下顯著；經營性應付款(PAYA)在2007年之后呈現了顯著下降。第四，股份增發在2007年之后顯著增加，可能與《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的實施有關。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對證券投資行為的影響
表4報告了假說H1的實證結果?；貧w1～3分別以公允價值計量(FVA)、證券利得交易(PICK)和經營性凈盈余()為解釋變量。從回歸1來看，公允價值計量(FVA)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證券資產規模有顯著增加。從回歸2來看，證券利得交易(PICK)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利得交易是金融資產規模的解釋因素。從回歸3來看，經營性凈盈余()的估計系數在10％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經營業績越差，上市公司持有證券資產規模更大。回歸4對FVA和PICK做同步檢驗，回歸5對FVA和做同步檢驗，估計系數的顯著性是一致和穩健的?；貧w4和5已經控制證券交易動機PICK和的影響，因此FVA的估計參數可以解釋為相關性原則的制度后果。綜上所述，我們驗證了假說H1，實證結果說明公允價值計量對金融投資活動存在顯著的激勵作用。
就其他變量來說，自有資金充足率(ADEQU)與證券投資規模(SI)顯著正相關，說明內源性資金是重要來源。經營性現金流(CASH)與SI呈現負相關，說明在業績惡化的情況下企業會持有大規模證券資產。大股東持股比例(FSR)與SI呈顯著正相關，說明在缺乏制衡的情況下會有激進的投資行為。我們用OLS回歸對假說H1進行檢驗，公允價值計量(FVA)、證券利得交易(PICK)和經營性凈盈余()的系數依然顯著。此外，公司治理因素不顯著，主要是成本計量模式下的證券投資不活躍(徐經長和曾雪云(2012))。
(二)證券投資行為對資本結構的影響
表5報告了假說H2的檢驗結果。被解釋變量是資產負債率(LEV)。由于規模變量SI控制了證券投資對內源性資金的依賴以及虛擬變量，FVA控制了2007年之后政策、市場等環境因素的影響，因此FVA×SI的估計參數主要解釋上市公司金融投資活動對資本結構變動趨勢的影響。回歸1顯示，FVA×SI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在公允價值計量下，隨著證券投資規模的增加，負債水平呈現了顯著增加，是對假說H2的驗證。從分組回歸來看，回歸2顯示證券投資規模(SI)在成本計量模式下的估計系數是－0.433，回歸3顯示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的估計系數是－0.288，比前者增加了0.135。這個系數變動表明，在公允價值計量下，隨著證券投資規模的增加，對權益資金的依賴度減少，債務水平有顯著增加，這進一步解釋了本文的假說H2。
表5還顯示，宏觀經濟增長速度(ΔGDP)越快，負債比率顯著上升，這可能是宏觀經濟向好時，投資機會大量增加，因而需要通過負債籌集更多資金。在信貸政策(CREDIT)緊縮的情況下，負債比率顯著下降，這與曾海艦和蘇冬蔚(2010)的分析結果一致。稅率變動(ΔTAX)與負債比率的關系不顯著，可能債務稅盾并非影響融資決策的重要因素。大股東持股比例(FSR)越高，負債比率更低，說明委托問題對融資能力有重要影響。赫芬因德指數(HHI)的系數不穩健，可能產品市場競爭對負債水平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非債務稅盾(NDTS)對債務稅盾(LEV)存在顯著的替代作用。股票價格(PE)與負債比率的相關性比較弱。其他因素中，資產規模(SIZE)越大、盈利能力()越低、營業增長率(GROWTH)越高的情況下，負債比率越高，這些結果與已有文獻是一致的。
(三)對融資順序做 進一步分析
表6對融資順序做進一步分析。從解釋變量來看，回歸1顯示FVA×SI與經營性應付款(PAYA)的相關性較弱，回歸2顯示FVA×SI的估計系數與有息債務比率(LOAD)在10％水平下顯著相關，回歸3顯示FVA×SI與股份增發(SEO)無顯著相關性。這說明在公允價值計量的影響下，有息債務隨著證券投資規模的擴張出現了顯著增加，但經營性應付款和股份增發與金融投資活動關系不顯著。從控制變量FVA來看，回歸2顯示有息債務比率在2007年之后呈現下降趨勢，這可能是受到了信貸政策緊縮的影響；回歸1和回歸3顯示經營性應付款和股份增發在2007年之后有顯著增加，由于FVA×SI的系數顯示證券投資不是主要解釋因素，因而可能是經濟環境不確定、定向增發政策等其他原因的影響。從證券規模SI來看，證券投資規模與兩類債務比率都顯著負相關，這說明自有資金是金融投資最主要的資金來源。綜上所述，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影響下，隨著證券投資規模的增加，上市公司的有息債務比率呈現了顯著上升，這說明銀行借款和債券發行是證券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也說明公允價值會計對債務風險有顯著增強作用。
(四)穩健性測試
我們執行了如下穩健性測試。(1)重新選取樣本公司。以2004～2011年連續八年持有證券類金融資產的139家公司構建樣本，解釋變量的系數比在主樣本中的估計值更大，顯著性水平也更高。(2)重新劃分研究區間。以2007年新《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前后各三年重新劃分區間，實證結果也是一致的。考慮到牛市行情對證券投資存在激勵作用，我們剔除2007年重新構建研究區間，檢驗結果保持不變。
六、研究結論
金融危機的本質范文3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可以猜測，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7年走低，2000年終于出現了轉折，增長率開始上揚，許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氣，更有樂觀者認為，走出增長低谷和通縮陰影的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新的高速增長期。但是，先是從去年3月到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陸續轉入負增長，然后是從7月份開始，廣義貨幣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顯示出貨幣大規模退出交易過程和通貨緊縮回歸的趨勢。從工業生產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長率還高居11?2％，進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進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進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長率只有7?9％，創1998年以來月增長率最低水平。根據最新公布的統計公報，2001年的GDP增長率只有7?3％，不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從1998年國家開始實施啟動內需的一系列政策以來，2001年可以說是內需增長最強勁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全年高達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個百分點，是1999年投資增長率的2?4倍！從消費看，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增長率全年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個百分點。兩條國內需求曲線，一條顯著上揚，一條平緩上揚，當年只有出口增長率從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條陡直下跌的曲線，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凈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為什么經濟增長曲線不跟隨占主導地位的國內需求曲線上升，而是跟隨出口曲線下降呢？
金融危機的本質范文4
關鍵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 解讀 啟示
引言
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闡釋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是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及其發展趨勢的核心和關鍵。當前，相關書籍中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表述仍然遵循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框架，主要著眼于實體經濟，以勞動價值論為出發點，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結果，是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兩組矛盾所導致的。
而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日益明顯地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與傳統的、源自實體經濟的危機相比，呈現出鮮明的新特點和新趨勢，與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既有密切聯系，又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特別是高校兩課教學和研究中對此應當予以積極的關注和充分的解釋，對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相關的內容給予必要的補充和完善，以提高相關內容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趨勢的解釋力和說服力，從而清楚地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代性及其本質，以及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啟示。如果對這一問題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態度和方式，則容易引發理論和實踐脫節的問題，降低政治經濟學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現實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趨勢和新特點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鮮明趨勢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1世紀初源自美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拉美金融危機源于1982年墨西哥無力支付國際銀行債務，不得不求助于美國，以至最終簽署了北美貿易協定。危機不僅對墨西哥國內經濟造成嚴重損害，并使其在經濟上喪失了自。雖然無力償還外債和實行外匯浮動匯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線，但其深層次的原因卻包括外國投資過分自由地進出、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經濟體制的不穩定、國內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響等。
和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類似，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源于1997年泰國貨幣的突然貶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區。同樣，雖然從表面上看這次金融危機是由于國際投機資本的連環沖擊所引發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機發生地區經濟結構的僵化、貨幣政策的失誤、匯率和外貿政策的失當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進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發了歐洲債務危機，已經發展成一場全球范圍內災難深重的經濟危機。不僅重創了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與經濟體系，也給其他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體系造成沉重打擊。
與早期的經濟危機相比，這幾次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具有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都源自實體經濟，波及金融領域，而這幾次金融危機的演化路徑與之相反，源自金融領域，反溯實體經濟；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國家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日益廣泛，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傳統市場經濟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深受其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往往利用其對國際金融市場和貿易市場的主導權，將危機的惡果向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轉嫁。
基于理論視角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解讀
如何科學、準確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趨勢、新特點是當代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透過金融危機復雜的表象，不難發現其本質并沒有超越政治經濟學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邏輯框架。
（一）金融危機根本成因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從根本成因上看，金融危機仍然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發的，是實體經濟危機的延伸。從表面上看，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來越多地源自金融領域，是金融領域缺乏有效監管的結果，與實體經濟的供給與需求狀況沒有直接的關系。但實際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都有著深刻的實體經濟領域的背景，是實體經濟的困境和危機在金融領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幾十年來，金融領域頻繁發生危機的前提在于金融領域積累了大量來自于實體經濟的閑置資本，其中不乏投機資本。而之所以會有如此眾多的資本會從實體經濟轉向金融領域，是因為受到與普通勞動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決定的總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閑置資本在實體經濟領域尋找不到獲利機會，只好將其逐利場所轉向金融領域，于是，西方各類投資機構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并迅速發展。同時，許多金融衍生產品在設計時，都有實體經濟領域的相關產品作為定價依據，如果這些產品出現嚴重供大于求、價格縮水的狀況，就會使與之相關的金融產品價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誘因。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次貸危機的生成機理就在于此。事實上，拉美金融危機和東南來金融危機也是當時本地區實體經濟領域困境的反應，只不過是在國際投機資本的炒作下，實體經濟的困境深化成為金融領域的風險和危機。
金融危機的本質范文5
論文摘要：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如何正確認識此次金融危機的產生以及對全球的影響，世界應如何攜起手來共同應對這次百年一遇的危機，金融危機對我國 經濟 有什么影響，我們該如何科學認識，把握和應對此次金融危機，這就是本文此次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意味著國際上一場大規模的金融調整將不可避免。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對這場金融危機，我們該如何解讀其本質、根源，該如何反思？面對這場金融危機，
一、危機傳導是個動態過程
華爾街危機對
三、深化政府改革，防止出現大的誤判
金融危機的本質范文6
關鍵詞：次貸危機；金融危機；金融脆弱性；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
作者簡介：胡星(1963－)，女，河南信陽人，河南財經學院經濟學系教授，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房地產金融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99；F17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1－0138－04 收稿日期：2008－08－12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風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續惡化。金融創新的過度、信用監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風險的蔓延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不穩定性，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論回顧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結構出現非均衡導致風險積聚，金融體系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狀態(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論認為金融體系本身是不穩定的，具有內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風險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有費雪(1933)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假說。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與債務的清償緊密相關的，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度負債和經濟下滑引起債務的清償。而債務的清償會導致貨幣的收縮和周轉率的下降。這些變化又會引起價格的下降、產出的減少、市場信心的減弱、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的上升。因此，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經濟基本因素的惡化。明斯基對于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分析基于資本主義繁榮與蕭條的長波理論基礎之上。他指出，正是經濟的繁榮埋下了金融動蕩的種子。他的基本觀點是，實體經濟中存在著三種籌資，即抵補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人大于償債的現金流出)、投機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和“龐齊”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小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也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這三種籌資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所占比重不同：經濟繁榮時期，后兩種籌資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風險增大。伴隨著借款需求擴大，市場利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市場情緒由樂觀向憂慮轉變并進一步向恐慌蔓延，企業倒閉，銀行借款急劇收縮，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機的爆發。因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危機不是由外來沖擊或是失敗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的，而是經濟自身發展必經之路。
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較成熟的貨幣危機理論。第一論由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羅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以及一國國內信貸的無限制擴張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第二論以茅里斯?奧波斯特菲爾得(M.Obsffeld，1994)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認為政府對于私人部門預期所做出的反應成為危機爆發的關鍵因素。第三論形成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許多學者跳出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代表性人物是麥金農和克魯格曼等人。其中克魯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風險起初導致過度冒險，最后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
二、對美國金融危機演變特征與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機理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各類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也為我們認識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復雜性，引發金融危機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也使這次金融危機呈現出新的特點。
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首先由次貸危機引起。次貸危機即指由于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違約增加，進而影響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導致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流動性危機。從產生根源上看，實際上它是由金融系統的內在不穩定性特別是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信用和監管缺失等所導致的一場貨幣危機、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而通過危機的擴散，目前已演變為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即由于金融市場已經不能再有效發揮其功能，因而趨于瓦解并對實體經濟可能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的狀態)和全球金融危機。
(一)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
根據上述金融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Minsky(1982)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特征，它與這一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有關。由于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周而復始地出現。周期性出現的新的獲利機會總會導致人們的樂觀預期，并促使信貸過度擴張。另一方面，由于競爭壓力，為了保住客戶和市場，銀行常常會做出不謹慎的貸款決策。Krugman(1998)認為，由于政府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以及監管不力，使得銀行和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虛擬資本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即金融系統超常發展，就是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發生的基礎和條件。上述理論正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最好映照，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適用性。
從本質上看，美國次貸危機是投資者擔心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所產生出來的信用危機，它源于次貸風險，并借助金融衍生產品的渠道進行擴散。美國次貸危機正是源于對金融衍生工具的過度使用從而導致房貸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而產生。作為主要面向信用記錄欠佳、收人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客戶提供的高風險、高收益的貸款，次貸市場近年來迅速擴張，市場規模在短期內迅速膨脹。但是，隨著美聯儲不斷提高基準利率，房地產價格出現下跌趨向，次級按揭貸款人心理預期與償付能力下降出現大量違約，而其違約風險通過次貸衍生產品迅速放大，動搖了市場信心，銀行紛紛收緊融資條件，借貸機構、基金公司等資金鏈開始斷裂，導致脆弱的金融市場失控，危機最終爆發。
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場完善、運作規范和信用優良而著稱的美國金融市場，恰恰在監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問題，整個住房市場和房貸市場各個環節充滿
了欺詐和貪婪，銀行和金融機構喪失了基本的客觀性和公正性(理查德?比特納，2008)。從貸款經紀商到貸款公司，從投資銀行到信用評級機構，從建筑商到房地產中介偽造簽名、隱瞞信息、操縱和修改貸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評估摻水等無序運作，亂象叢生；降低貸款審批標準、貪婪地運用金融創新能力和過剩的流動性，瘋狂的市場擴張，事后相互推卸責任、轉嫁風險等，這一切更加劇了金融系統內部的紊亂，從而使整個華爾街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和道德風險之中。
(二)金融危機的傳染具有快速性、整體性和全球性
關于危機中“傳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機理論關注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為，危機就是“傳染”引起的，沒有其他原因。盡管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但人們對于“傳染”在加劇危機形成中的作用卻大多沒有懷疑。綜合來看，危機形成中，“傳染”主要通過以下渠道發揮其作用：貿易渠道、金融聯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應。
以金融聯系渠道為例。由于參與美國房貸市場的機構和投資者為數眾多，結構復雜，利益勾聯，相互銜接，從而形成了一條長長的住房抵押貸款“食物鏈條”和龐大的交易網。在缺乏應有的風險控制的條件下，一旦某個環節出了問題，便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看到，在這一危機中，高度市場化的金融系統相互銜接形成了一條特殊的風險傳導路徑：即低利率環境下的快速信貸擴張寬松的住房貸款審批標準房價下跌、持續加息出現償付危機；按揭貸款的證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對沖基金高比例的杠桿效應，加大了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下跌風險的傳染性與沖擊力，放大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風險。而金融市場國際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動蕩從一國向另一國傳遞的速度。這種遠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濫及虛假繁榮，終于導致次貸危機的爆發并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從次貸領域到優貸領域，從房貸市場到整個金融市場，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美國金融到全球金融等，無一不在經受著這次金融海嘯的洗禮與考驗。而半年來，曾經不可一世的華爾街金融巨頭們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其速度之快，損失之慘，更是令人震驚。
與傳統金融危機不同的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傳染還表現出顯著的“蝴蝶效應”(即地理位置遙遠的國家皆能受到金融動蕩的影響)和“板塊聯動效應”(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間的傳遞)。除了美國、歐洲、日本等，拉美、亞洲等區域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甚至有的國家面臨國家破產的危險。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顯著，也使這場次貸危機逐漸演變成為一場波及全球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三)金融危機的處理具有政府主導性和協調一致性
此次危機中，全球范圍內各國強化金融領域的管制和干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機具有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等特點，為了維護世界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的穩定，美國政府及世界各國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規模救助計劃和措施：接管“兩房”、向AIG提供巨額貸款、改組投行、回購證券、直接注資、政府擔保、聯合降息、甚至國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樣，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聯手，共同行動，也是史無前例。
全球金融動蕩下各國強化政府干預的情況，充分顯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機中的主導作用和協調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這些國家為降低國際金融體系不完善帶來的沖擊所做的必然選擇(劉立峰，2000)。
三、穩定我國金融市場體系，防范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
無疑，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帶有向全球轉嫁的性質，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由于我國仍然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沖擊和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國與美國和世界經濟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不可低估，從目前情況看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正逐漸顯現。
但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金融危機并不全是壞事，它只是對行將崩潰的金融體系及其債權債務關系進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將多余的金融泡沫擠壓掉，并促使宏觀經濟與金融重新走向穩定。這意味著，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種較為激烈的調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體制均難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情況下，用近乎破壞性的方法對金融體系中不合理現象進行一定程度的糾偏，盡管這種糾偏是被動的(劉立峰，2000)。可以說，如果沒有金融危機，現有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還不至于這樣明顯和充分地暴露出來。
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是對發展中國家一次生動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游戲規則”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像歐美這樣發達的金融市場，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市場失靈，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信用危機、貨幣危機。雖然我國尚未發生金融危機，但是我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魏波，2006)。金融危機，不得不使我們對現有的金融結構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創新、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貿易戰略的調整等方面進行認真反思。
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表明，金融危機雖然直接涉及金融貨幣問題，但并不僅限于此，而是經濟系統內部與外部多方位、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王德祥，2000)。因此，防范金融危機需要系統化的措施和政策。這里僅就我國最重要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建設提幾點思考。
(一)加強創新與完善監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一方面是對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另一方面是風險控制的缺失。雖然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因此，我國在進行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完善對金融創新的監管，使創新和風險控制相匹配。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中國在推行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進程中必須對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對金融機構乃至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予以高度的重視，需要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這是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能力的關鍵。
第一，政府監管部門要搞好相關政策法規的配套，加強對金融創新產品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從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制度建設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加強并完善對場外交易的監控，強化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等，不斷提升監管水平。
第二，作為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風險控制放在第一位，強化資本充足性管理和風險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機構因資本充足率過低，抗風險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響
下倒閉破產，沖擊金融體系(馬宇等，2008)。
第三，正確認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盡管相對于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而言，次級債規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這一風險。因此，對于金融創新，不僅應看到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應看到其潛在的風險。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產品雖然可以對沖和分散風險，但不能消除風險甚至會加大風險。
第四，建立金融危機監測和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測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魏波，2006)。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外資流動、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第五，加強對資本市場的有效監管。在金融危機中，股市的大幅波動甚至崩潰對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是巨大的。股市風險的影響與表現力往往要比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體系性風險更為顯著，這可從本次金融危機中全球股市的連續重挫看出一斑。我國也不例外，政府應高度重視近期我國股市的劇烈波動和持續低迷狀況，通過積極的利率政策、稅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設以及有效的監管等措施，來重振投資者信心，以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
(二)嚴格房地產金融市場管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
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除了貪婪逐利的美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運用不慎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透支消費文化使許多不具償還能力的人加入買房隊伍。而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上述情況有不少相似之處：其一，我國有高達90％的購房者是通過銀行貸款購房的，房地產貸款余額已高達2.25萬億元人民幣(蘇銳，2008)，總額接近美國，而且這些貸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入者。其二，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企業同樣逐利貪婪而不惜冒風險。銀行不斷放大房貸在貸款總盤子中的比例，同時又降低放貸門檻。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將資金風險轉嫁給銀行，也將本不具備買房能力的消費者拉人買房行列，給買家和銀行都帶來風險。為避免危機的出現，必須吸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嚴防同類事件在我國發生。
第一，商業銀行需要改變住房按揭貸款是低風險優質資產的觀念，加強按揭貸款的審批管理和風險控制。由于我國沒有對抵押貸款進行次優分級，所以房貸的風險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銀行要嚴格房貸審查程序，特別注意那些有超出實際購買能力、有不良信用記錄的貸款人，應該更加嚴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狀況、資信狀況，盡量減少風險累積。 第二，堅持二套房貸款標準和首付款標準不能放松。盡管我國住房按揭貸款有20％－30％首付比例的要求，但如果國內房地產市場出現轉向，房價出現持續下跌，房貸風險必然將開始暴露。雖然美國次貸的風險很高，但這種風險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已經分散。而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尚未證券化，其不良信用貸款的風險基本聚集在銀行體系內。一旦爆發，必然對銀行系統以及整個經濟體系影響巨大。面對目前房地產市場的低迷現狀，一方面可通過降低房地產交易稅費、延長貸款年限、提高貸款額度等方法鼓勵居民消費，但另一方面決不能通過降低二套房和三套房等投機性住房貸款標準及首付款標準的方法去救市。同時注意防止中國樓市出現大的跌幅，循序漸進地剔除房地產泡沫，使房價得到理性回歸，確保房地產市場的相對穩定。這也是在美國金融危機中得到的重要經驗和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