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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源泉范文1
一、循環經濟是實現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一種新的經濟運行模式
從總體上看，中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多數行業沿用的仍是“高消耗、高產出、高排放”的線型經濟模式。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消耗大量資源，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趨于惡化。在持續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是觸目驚心的高能耗、高物耗和對環境的高損害。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和對能源的過度消耗為代價的。2003年以來，各地相繼出現的“電荒”，高耗能的建材行業高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由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走的不是節能型發展模式。目前，國內每創造1美元的GDP，消耗掉的能源約為美國的3倍、日本的6.6倍。
因此發展與環境、資源的矛盾日益突顯，我們必須樹立人與自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走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兼顧的循環經濟道路。循環經濟是一種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核心是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目標，構筑“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路循環，有效利用資源和減少廢棄物排放，實現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
二、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因
追求經濟效益，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動力。從發展循環經濟比較成功的企業看，基本上都能夠通過循環利用本企業的副產品或廢棄物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
環境保護政策的實施，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主導推動力。環境保護政策日益嚴格，迫使一批企業不得不考慮減少污染排放，以便減少污染排放費用支出，以降低成本壓力。
資源的短缺和市場相對價格變化，迫使企業為了確保利潤，開始尋求從廢棄物中提取有用物質和循環利用資源，替代原始資源進行生產，以規避企業的環境風險。
規模經濟是實現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實現成本最小化、實現循環利用資源的社會化的前提，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的可能性和經濟效益好壞，往往取決于技術體系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技術創新為企業循環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
政府對企業循環利用資源給予一定的財政或稅收優惠和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對全面發展循環經濟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三、循環經濟是突破高能耗、高污染和企業發展資源環境約束的根本出路
循環經濟并非簡單地強化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它首先強調的是資源的節約利用，然后是資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環，延長產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復使用率，使產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內在價值，提高水、礦物等各類緊缺資源的利用效率。國內很多消耗資源的大型或特大型聯合企業，內部的各廠礦、子公司之間，自然地形成生態工業園，其中一個生產單元產生的廢氣、廢熱、廢水、廢渣等在自身循環利用的同時，還可以成為另一個生產單元的能源和原料，實現資源再利用。因此，企業在優化配置，節約資源，互通物料、提高效率等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通過成員間副產物和廢物的交換、能量和水的逐級利用、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的共享來實現整體在經濟和環境上的良好表現。而企業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從而增強競爭力。
同時發展循環經濟為企業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國際經驗表明，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途徑。我國也在積極進行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調整，積極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為核心、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同時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產業的發展，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工藝技術和產品。在上述方針指引下，今后新材料新能源企業、環境保護企業、資源綜合利用企業、資源再生企業等一系列不同類型的企業，將逐漸成長為國民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
四、循環經濟為企業創造聚集效應
經濟發展的源泉范文2
關鍵詞：典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F112
從理論上說，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是對各國經濟發展戰略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具體體現的抽象，它一般包含了發展動力、發展機制及發展特征等三方面的內容，核心是經濟的基本增長方式。由此，要對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就必須從經濟發展源泉、經濟發展體制和經濟發展特征等方面對已有典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基準模式”進行分析，并著重歸納和分析其中實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較為成功國家的經驗，通過比較探尋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總體方向和具體路徑，從而為我國經濟選擇健康的發展方式和實現快速增長提供有益的經驗啟示。
對于我國而言，有三類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最有借鑒意義：一是先發國家和地區；二是曾經與我國經歷類似經濟發展過程的后發國家和地區；三是與我國采取不同發展方式的后發國家和地區。其中，第一類包括美國等歐美發達國家；第二類是以東亞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第三類主要包括拉美和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由此，本文將從經濟發展源泉、經濟發展體制和經濟發展特征等三個方面，根據經濟發展方式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和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借鑒意義的原則，重點總結東亞、拉美、印度、歐洲和美國等四種基本經濟發展方式。
一、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出口導向模式
主流經濟學界認為，“東亞模式”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主要亞洲國家采取的經濟發展方式。世界銀行(2003)以及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認為，這種模式的開拓者是日本，該國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了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開拓；其后的上世紀80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成功地復制了這一模式；而東盟10國和中國大陸也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踐行了與之類似的經濟發展方式?！皷|亞模式”是一種典型的經濟趕超模式，其核心是“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一)經濟發展源泉
作為趕超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了解決包括資金、市場和技術在內的“經濟增長約束瓶頸”，“東亞模式”主要依靠外部資本引入和產品出口導向實現工業化，其增長本質是要素投入和市場規模驅動的增長。具體而言，實施“東亞模式”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過度引進資金，普遍走的是一條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業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進步以及由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益的道路。相關研究顯示(World Bank，2003)，1970－1990年的20年間，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0％，而同期美國為53％，相去甚遠。從理論上來說，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運用了傳統的“哈羅德一多馬”增長模式，即通過資本快速形成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從外部市場驅動來看，其經濟增長也屬于依靠勞動分工和市場規模擴大所推動的“斯密型增長”，而并非由必要的技術創新所引發的“熊彼特型增長”或“庫茲涅茨型增長”。
(二)經濟發展體制
作為后發國家，亞洲國家普遍存在市場結構殘缺、市場主體發育不全、生產要素缺乏流動、經濟發展滯后等特點。與西方自發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機制不同，亞洲國家從經濟起飛的一開始就特別重視國家的職能，同時尊重市場規律，通過政府干預提高市場的效率。“東亞模式”經濟發展體制的核心是“政府主導”。政府主導作用的涵義即政府以較高的“政府強度”及政府能力，實現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和緩解隨之而產生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壓力的制度創新、制度供給，并且以較高的“政府質量”，有效地確保了各種制度安排的順利實施，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與此同時，東亞經濟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不僅來自政府主導機制下實現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的高速積累，而且還得益于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預?！皷|亞奇跡”的形成和發展，2／3的功勞應歸于投資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另外1／3應歸功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此，“東亞模式”的經濟發展機制是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有機結合，也可稱為“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
(三)經濟發展特征
“東亞模式”的經濟發展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秉承“哈羅德一多馬”增長模式，通過加快資本形成和增加資本投入促進經濟增長；二是通過加快工業化進程，提升現代經濟部門的總體水平；三是利用國外市場助推國內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
由此，踐行“東亞模式”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呈現出以下幾個特征。首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出口增長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帶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95年，韓國的儲蓄率為36％，臺灣地區27％，香港地區32％，新加坡高達50.8％。在上世紀80年代，亞洲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曾經出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其儲蓄率也相當高，如，在1992年，泰國36.2％，馬來西亞37.2％(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其次，通過外部資源和市場推進國內工業化進程是“東亞模式”的一個核心戰略，這導致各國內部產業部門的結構轉換具有跨越性特點。具體表現為，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產業中的新興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產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產業超前性跨越性發展，并向國際化、信息化迅速邁進。與此同時，東亞國家由于共同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戰略，踐行“東亞模式”的國家長期保持了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展、較大的貿易順差和較為充足的外匯儲備。上世紀60年代末以來，“亞洲四小龍”出口急劇擴張，臺灣1970年出口總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為1970年的13倍；韓國1980年出口總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總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出口擴張導致了各國順差規模不斷擴大，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的貿易順差較之上世紀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在順差擴張的影響下，各國的外匯儲備也普遍增加，如臺灣的外匯儲備由上世紀70年代初的22億美元增至1990年的784億美元，增加了近35倍。
二、拉美經濟發展模式：進口替代模式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30年代，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基本遵循了“出口導向型”的模式，但與“東亞模式”不同，拉美國家的“出口導向”的顯著特征是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然而，上世紀30年代的
世界經濟危機讓以出口初級產品為增長動力的拉美國家陷入了經濟困境，同時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拉美國家開始長期實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模式?？梢哉f，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拉美模式”其戰略核心是進口替代。
(一)經濟發展源泉
“進口替代”仍然是一種以“趕超”為目的的經濟發展方式，而后發國家普遍存在資本短缺的困境。在這種情形下，拉美國家依靠政府力量，在資金配置的過程中有意傾向于制造業部門，并以此推動工業化進程，從而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過程。由此，從經濟發展源泉的角度分析，“拉美模式”的實質是通過要素積累和要素投入的擴展實現工業化進程，并以此推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拉美模式”仍然具有比較典型的“要素投入驅動型”的特點，依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而不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來實現經濟的擴張。
霍夫曼對拉美8個主要國家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對整個GDP增長的貢獻情況分析發現，上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三者各占比例為22％、38％和40％；上世紀80年代分別為34％、31％和35％；上世紀90年代又變為30％、31％和39％。也就是說，上世紀40年代以后拉美的技術進步基本上是停滯不前的；甚至在“進口替代戰略”實施的過程中，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逐步減弱。而與之相對的，是同期發達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在GDP中所占的貢獻為60％左右。要素投入的增長是“拉美模式”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經濟粗放發展的特征比較明顯。
(二)經濟發展體制
拉美國家實施以“進口替代”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主要路徑是加強對“幼稚工業”的保護，以在最短時間內建立起國內完整的工業體系。這種跨越式發展的實現必須有市場以外的制度因素引導資源要素向工業體系和“幼稚工業”集中，這就決定了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國家政府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因此，“拉美模式”經濟發展機制的主要特征是國家對市場的深度干預和嚴格控制。
具體來說，拉美國家政府深度干預經濟的發展機制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的政策來理解。第一，大部分拉美國家實施了比較明顯的貿易保護政策；第二，拉美國家忽視私人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效用，強調國家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第三，拉美國家政府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希望通過借助本地區周邊國家的市場來擴大本國制成品的出口；第四，拉美國家政府直接為“幼稚工業”發展提供了刺激性的優惠政策；第五，各國通過政府力量努力引進外資，以外部資金彌補國內資金不足的“短板”；第六，政府加快改善基礎設施，為國家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力的基礎條件。
可見，政府在拉美經濟發展中占據了絕對強勢地位，這雖然在短期內刺激了拉美工業的大發展，但從長期來看，它使得拉美的市場體系扭曲嚴重，市場機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
(三)經濟發展特征
作為“趕超型”經濟發展方式，拉美國家采用的“進口替代”戰略經濟發展特征與大部分后發經濟體具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其獨特的經濟現象?？傮w來看，“拉美模式”的經濟發展特征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第一，拉美國家儲蓄率高于發達國家，卻低于一般“后發國家”。其原因在于，在“進口替代”戰略下，資本價格、勞動力價格和商品價格等諸多價格的扭曲，阻礙了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196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各國國內儲蓄率為19.0％，1980年略有增長，達20.4％；而投資率也從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24.3％。第二，大部分國家工業制造產業發展極為迅速，制造業出口大幅增長。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國家制造業的年增長率達到6.5％，明顯高于世界制造業的年均增長率(5.5％)，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額從1955年的0_8％提高到了1975年的1.3％。第三，利用外部儲蓄來彌補國內儲蓄不足是拉美國家實行的一大戰略，因此拉美各國對外負債率普遍較高。1982年，拉美償債率(債務償付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41％，負債率(債務總額與同期出口總額的比率)高達331％。第四，由于“拉美模式”使用大量的政府補貼扶持工業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該區域內多數國家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54年以前，拉美國家平均通脹率保持在1位數之內；1955～1974年在10％～30％之間波動；1975―1979年從37％曲折上升到51％。而在1980年以后更是急劇飚升，全地區平均通脹率從1980年的54.8％上升到1990年的四位數。
三、印度經濟發展模式：非平衡模式
從1980年開始，印度實施了“親企業政策”(Pro business)；而之后的1990年，印度開始了“親市場”(Pro－market)的自有化改革。這兩個“分水嶺”結束了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的計劃經濟與“許可證”經濟的基本模式，確定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發展模式的基調?！坝《饶Ｊ健钡谋举|是主要依靠市場力量，依靠市場機制和私人部門的“自然選擇”把資源配置到高生產率部門，促進經濟發展，使得社會呈現出“非平衡發展”的結果。
(一)經濟發展源泉
從要素投入層面分析，“印度模式”仍然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數量增加來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1990年之后，印度進入了高速增長的階段，年均增長達到了5％以上，在2000年之后甚至超過了8％的水平。但是，在同時期，印度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卻一直維持在2％左右的水平，低于同時期的主要發達國家，也低于中國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
從結構上來看，“印度模式”所呈現出的“數量擴張型”發展方式與其他趕超國家相比，具有一些獨特的特征。首先，雖然印度整體全要素生產率處于偏低水平，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服務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穩定在3.5％左右，大大超過了同時期新興市場國家1％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國服務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為0.9％)。其次，從服務業部門增長的結構分析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度達到了近50％，人力資本投資是該部門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從需求結構上看，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大于投資的拉動。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06年，居民消費對印度GDP增長影響較大，邊際產出為1.1699，即居民消費每增加1個單位，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1.1699個單位。
由此可見，“印度模式”的增長源泉在于服務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這一過程中，大量的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內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與此同時，從增長的結構上來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說明印度的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其經濟不同于過分依賴國外市場需求的其他趕超國家，而是內外需結合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二)經濟發展體制
20世紀之前，印度的基本經濟發展體制基本上是以計劃體制為主。在這一時期，政府通過對市場的干預，為印度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但1980年之后，為了尋找新的經濟發展動力，印度開始了長達30年的“漸進式改革”，其目標是建立起以市場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機制。
從總體上看，印度經濟發展機制的特征是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其核心是分權經濟模式，本質是給予微觀企業更多的自，減少政府對市場行為的過度干預。具體來說，印度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印度政府積極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其次，印度政府秉承自由市場貿易的原則，實行自由對外開放的政策；最后，印度提倡資金由市場機制進行配置，并由此不斷完善國內金融體系和法律制度。
印度的改革實踐表明，其漸進的改革進程既是政府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基礎的過程，也是政府淡出市場、減少干預、培育真正市場主體的過程。印度正是通過自由化經濟改革，極大地消除了經濟發展瓶頸，刺激了市場主體活力，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和企業競爭力。印度經驗表明，適當和漸進的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引導市場主體行為，并有助于培育自由競爭的市場。
(三)經濟發展特征
與許多后發國家一樣，印度的“非平衡”發展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將資源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門，提高經濟的實際產出，從而實現國內的經濟現代化進程，最終實現經濟總量的擴張。
在這一過程中，印度經濟呈現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由于政府對服務業的積極引導和大力扶持，印度的服務產業發展最為迅速。1981年，印度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8.22％，1991年為32.34％，2001年為40.92％，2007年度達到54.74％。從勞動力的部門構成來看，第三產業在印度經濟中的比重從1951年的17.2％上升到1991年的20.5％；1997年之后，這一比例上升為23％以上，2002年之后上升為25％以上；近年來，這一比例維持在30％以上。
其次，由于印度擁有較為完善的金融體系，其資金使用效率相對較高，加之國內經濟需求結構中消費比重較大，因而呈現出投資和儲蓄率較低、消費率較高的特征。上世紀90年代之前，印度儲蓄率基本上長期保持在20％以下；此后，印度儲蓄率雖然有所上升，但最高也僅約為25％。與此相對，印度的消費率一直比較高。1980年，印度的消費率達70％以上，雖然之后由于國內投資的增加，消費率有所下降，但穩定維持在65％的水平，與大多數發達國家持平，大大高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
再次，由于印度重視經濟發展中國內市場的作用，因此相對于其他后發國家而言，其對外依存度較低。1951--1991年，出口總額在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從10％下降到6％。目前，這一數值也僅略高于10％，大大低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印度對外資金依存度也較低。1980年之后，外援在印度公營部門計劃支出中的比例保持在10％以下。
此外，由于印度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分強調市場的配置功能，忽視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公平”的重要作用，印度經濟呈現出典型“非均衡”發展的特征，其具體表現便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最窮的邦和最富的邦人均收入的差距從1980年的2倍左右上升至近年的4倍以上。從城鄉二元化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公營部門的工資年均增長為5％，而農業部門工資年均增長僅為2.5％。至今，印度國內還有將近2.7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
四、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創新型模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經濟成為世界發展主題以及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出現，美國進入了“新經濟”時代。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經濟連年實現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通貨膨脹在大多數年份比較溫和，經濟達到了二戰之后的最好水平。從經濟發展機制上來說，美國的“新經濟”是在市場全球化的基礎上，通過提升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來消除長期資本邊際收益遞增，同時培育基于創新的競爭優勢和網絡化的企業組織結構，并通過刺激國內消費引導技術和金融創新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一)經濟發展源泉
美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在于創新，通過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科技創新，快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同時，通過強大的創新和生產能力以及美元的國際權威地位，充分挖掘國內居民消費，啟動國內的有效需求，其經濟增長具有“信貸消費驅動型”的特點，消費在其經濟增長需求結構中占有主導地位。
首先，要素投入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強勁增長，1995--2008年全要素生產率拉動經濟1.4個百分點，其對經濟增長貢獻達45％以上，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研發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1994～2000年的5年是美國研發投入經費增長最快的5年，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平均真實年增長率高達6％，大大超出同期真實GDP增長率。與此同時，美國的人力資本對經濟的拉動也十分有效。1990年以來，美國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大致保持在占國民收入總值的17％～25％的水平。1973～1995年，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的增長率僅為1.4％，而1997～2008年提高到了3.1％。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不僅推動了GDP的增長、創造了更多的工作崗位、提高了居民的真實收入、抑制了通貨膨脹，而且對政府平衡預算和股市的不斷上漲起到了正面的推動作用。
同時，從經濟需求結構上來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較強。1990年以來，美國的消費率從60％左右上升到70％以上，不論從上升速度還是從絕對值來看，在世界所有國家中都排名第一。美國居民消費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60％以上。可以看到，消費在美國經濟增長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依靠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通過提供多樣化消費產品以及消費融資模式促使消費需求高漲，是美國經濟發展模式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個特征。由此，消費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大源泉。
(二)經濟發展體制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實行了“加強競爭和開放市場”的新經濟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基本上確定了美國“創新型”發展模式的基本經濟體制。美國經濟發展體制的特征在于’放松對產品和勞務價格、企業經營范圍和企業進出口的限制，以打破壟斷，促進生產要素流動，鼓勵企業競爭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實行自由企業制度。美國實行的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企業制度。與西方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其經濟自由的特點尤為突出，自由企業制度成為美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和核心。美國所謂的經濟自由，實際上就是經濟資源私有，企業自由生產，消費者自由選擇購買，每個經濟行為
主體的利己之心，構成了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每個行為主體的決策是高度分散的，它們依靠市場價格信號進行協調。
其次，遵循平等競爭原則。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總結美國市場競爭機制，可以發現它既有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共性，又有美國市場競爭的個性。共性表現在它具備市場競爭的三大基本內容，即爭奪內部資源、合理配置資源和跨國競爭。就市場競爭的個性而言，美國市場競爭的突出特點就是政府的干預程度很低，市場競爭的自由化程度較高。
再次，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關于美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闡述：一是分散決策的市場經濟；二是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與管理。這兩個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為美國市場經濟模式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最后，政府干預程度相對較低。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的作用歸根結底表現在如何充分刺激和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上。美國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對大公司和中小企業區別不同的情況實行不同的激勵機制。在壟斷產生以前，政府主要是不斷創造并完善企業自由競爭機制。當壟斷產生以后，政府則對它們加以控制，只允許它們獲得“合理的”利潤，限制它們牟取暴利。
(三)經濟發展特征
美國“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創新驅動、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的特點，這些特征決定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發展路徑。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美國“創新型”經濟的內在經濟特征：
首先，美國經濟發展中具有較高的消費率，同時儲蓄率和投資率較低。上世紀80年代，美國儲蓄率維持在19％左右的水平；隨著美國“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上世紀90年代，美國儲蓄率平均下降到5.5％左右；而自2000年以來，儲蓄率持續走低，歷年平均更是降至2_8％左右的低水平。與之對應的是美國投資率的急劇下降，從上世紀80年代的25％以上的水平，下跌到2000年之后15％的水平。與此相對，美國的消費率卻是節節攀升。上世紀80年代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為64.3％，上世紀90年代上升到67％，而2000～2008年這一比重竟接近70％，高于歐盟27國近12個百分點，高于日本13個百分點。
經濟發展的源泉范文3
一、降低物流成本是降本增效的重要源泉，也是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
《方案》把降低物流成本作為降低企業成本的重要內容，抓住了降成本的重點。降低物流成本既具有微觀經濟實體降本增效的現實意義，更具有推動社會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戰略意義。真正體現了《方案》提出的“堅持全面系統推進和抓住關鍵環節相結合，堅持解決當前問題與著眼長遠發展相結合”的原則。
首先，降低物流成本是降本增效的重要源泉。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以轉型升級為主線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正在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企業和社會經濟的效益源泉只有通過提高效率來形成新的利潤空間，而通過物流模式創新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動力，特別是在勞動力成本、能源資源成本剛性上漲的背景下，降低物流成本是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的重要源泉。
統計數據顯示，一方面，我國物流效率總體偏低，物流成本水平仍然偏高；另一方面更要認識到現階段降低物流成本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巨大的空間。不僅如此，通過物流效率提高，最根本的是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和社會經濟整體運行成本。
其次，以降低物流成本為契機，創新現代物流模式是企業和社會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物流涉及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涉及到各個產業和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在經濟新常態下，物流成本降低不可能通過粗放式規模擴張均攤消化掉，必須通過創新來實現。降低物流成本，必將推動物流技術、管理方法、組織方式、運營模式等一系列創新發展，在整合資源，優化流程的基礎上，使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更加協同，產業和行業之間發展更加協同，各地區之間發展更加協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實現企業轉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體現了《方案》提出的“堅持降低企業成本與提高供給質量相結合”的原則。
二、降低物流成本需內外結合，雙管齊下
《方案》提出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五個結合”的原則中，明確指出要“堅持降低外部成本與企業內部挖潛相結合”，要遵循內外結合、雙管齊下，切實降低企業物流成本，切實提高供給質量。
《方案》強調改善物流發展環境，降低物流成本的意見非常具有針對性，具有可操作性，也能夠落地實施。一是強調創新發展。大力發展運輸新業態。重點是創新兩個體系和三種模式。其中兩個體系是：創新與健全物流標準體系，其創新點在于提高標準體系流程化水平，推動物流與制造，生產與流通的融合發展。創新與完善城市物流配送體系，從提高物流便利化水平入手，整合資源、優化流程、提高效率。三種模式創新分別是多式聯運、甩掛運輸和無車承運模式。這在發達國家已經是比較成熟的物流模式。關鍵是要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完善標準規范，提高互聯網技術應用水平，做好政策協調，深化改革創新，更大范圍內推廣實施。二是要規范執法，減輕企業負擔。包括合理確定公路運輸收費標準，規范公路收費管理和監督執法，規范機場鐵路港口收費項目，清理不合理服務收費。重點是要完善法律法規，清理不合理收費項目，杜絕亂罰款，以罰代管的現象，關鍵是要加強監督管理。三是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的物流成本?！斗桨浮访鞔_提出“著力降低制度易成本”。這一條也同樣適用于降低物流中的制度性成本。從物流費用構成看，我國物流中的管理費用明顯偏高，其中相當一部分在于制度性成本造成的。所以，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物流成本是降低物流成本的重點之一。
《方案》也明確提出，企業要挖掘內部潛力降低成本。企業從物流的角度降低成本，最根本的途徑就在于創新物流模式，加快向供應鏈管理模式轉型升級。在供應鏈平臺基礎上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在更大范圍內充分整合資源，在資源整合的基礎上，實現資源共享；二是提高供應鏈全流程的優化水平，提升物流效率；三是加強供應鏈各個環節、各企業的協同能力，提升物流便利化水平。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目標科學合理現實可行
《方案》明確提出經過1―2年的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其中物流成本較大幅度降低。社會物流總費用占社會物流總額的比重由目前的4.9%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工商業企業物流費用率由8.3%降低1個百分點左右。這個目標是科學合理的，也是經過努力能夠實現的。
一是從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看，物流成本具有內在的變化規律，與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隨著經濟發展由短缺經濟進入到過剩經濟階段，在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的背景下，物流成本在較高水平上存在一個高位平臺期。經濟轉型期，物流成本處于回落期。在過剩經濟背景下，產能過剩導致供需矛盾凸顯，“高成本、低效率”的問題水落石出，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降低物流成本成為必然選擇，在這一過程中，物流成本不斷下降。經濟轉型完成后，物流成本處于平穩期。物流成本不是一味降得越低越好。當經濟轉型完成以后，經濟結構得到優化，社會經濟穩定協同，也要求物流成本穩定在一個合理適度的水平，以保證在協同發展基礎上的互利共贏?，F階段，我國經濟社會正在從過剩期向轉型期發展，隨著物流模式創新發展，物流成本明顯處在快速下降期。
經濟發展的源泉范文4
關鍵詞 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意義
一、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基本原理的認識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可概括為：（1）勞動是人類有目的的勞動，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范疇；（2）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決定商品具有兩因素；（3）勞動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理論；（4）總體勞動者的理論；（5）商品的價值定義；（6）價值的實體是勞動，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7）商品價值量的決定；（8）對“三位一體公式”的批判；（9）資本家的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的二重性；（10）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價值決定”的意義。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創建于19世紀中葉，當時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很小，物質產品的科技含量很低，知識經濟更是薄弱。對比當前的社會環境，第三次科技革命正處于，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幅提高，發達國家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在發展中國家日益顯著。這亟需我們結合實際，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并創造性的發展、應用這一科學理論。
二、關于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問題
活勞動決定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這是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物化勞動只轉移舊價值，不創造新價值，但必須肯定物化勞動作為價值形成要素對價值創造的巨大促進作用。在商品的價值形成過程中，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而物化勞動是價值的物質載體，是保存在一個產品或有用物中凝固狀態的勞動，為活勞動發揮作用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
有人誤認為物化勞動也是價值的源泉，一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相混淆；二是把同一勞動過程中的舊價值的轉移與新價值的創造相混淆；三是把價值決定和分配決定相混淆；四是把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比重變化與作用變化相混淆。
因此，加深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有助于正確理解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對于企業優化管理，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發展集約經濟和規模經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第三產業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二戰后，各國第三產業迅速發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呈現經濟服務化的勢頭。這向經濟學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怎樣看待服務業在創造價值中的作用？眾所周知，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論是針對物質形態的商品生產而言的，是在充分分析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等的基礎上提出的，而當今時代，無論生產方式還是其他方面，均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勞動價值論也必須與時俱進，要把其研究范圍延伸到非物質生產領域，延伸到各種服務勞動中。同時，服務業的價值也要堅持一元論，即活勞動創造新價值。
因此，通過加深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對于新的生產方式及行業的科學解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科學技術是否創造價值
科學技術是人的勞動特別是復雜勞動和創造性勞動的凝結，科技迅猛發展極大地增強了人的勞動能力，但勞動能力不等于勞動，科學技術也不等于勞動本身，所以，科技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叭耸巧a力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創造價值的是人類勞動。認識到這一點，利于我們更好的把尊重科學、崇尚科學、發展信息經濟落實到“不斷提高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全體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不斷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和創造才能”上來，使我們的工作著眼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因此，加深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理解，對于科學解釋社會經濟發展中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五、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因
首先，“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首次出現于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生產要素即經濟資源，是要經過市場來配置的，但要配置利用必須依產權關系付出相應經濟代價。
其次，作為分配對象的是勞動創造的價值。這在商品及所含勞動的二重性學說中不難得出結論。而價值的唯一源泉是勞動，依據勞動以外的生產要素產權參與分配，就是以分配價值即占有勞動為手段占有物質財富。
再次，個人作為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把共同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在按勞分配之外，以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而其他人員，如知識產權擁有者，以其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只要合法也應得到允許和鼓勵。
因此，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有利于加深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及分配制度的理解，尤其對于促進其科學化系統化調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其原創理論的科學性，更在于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豐富和發展。只有結合中國實際，深化對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與時俱進，科學發展，才能奠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才能進一步把握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更有利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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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源泉范文5
關鍵詞：海洋經濟；勞動力；對外開放
中圖分類號：P7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引言
海洋經濟是指開發利用海洋的各類產業及其相關活動的總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海洋經濟保持了高速發展，但也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我國是海洋大國，但遠不是海洋強國，由于人口眾多，我國的人均海洋資源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海洋經濟雖然展現出較強勁的發展勢頭，但海洋經濟的發展是以海洋資源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為代價，粗放型發展方式使得海洋資源和海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日益凸顯。正確認識海洋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及其影響因素，正確處理海洋經濟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成為我國建設海洋強國的重中之重。
二、文獻綜述
在海洋經濟發展影響因素方面，韓增林 、欒維新 等提出生產要素稟賦、產業集聚性、政府政策和外商投資是影響海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張耀光 運用洛倫茲曲線，定量分析我國沿海地區海洋產業以及海洋三次產業結構的空間集聚與擴散程度，提出海洋產業結構差異和海洋產業集聚是海洋經濟發展區域差異的主要來源。馬志榮 等從理論上分析了海洋經濟發展影響因素，包括產業結構，科技發展，生態污染和海洋經濟資金投入。
三、海洋經濟發展影響因素
（一）經濟基礎
任何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都與其經濟基礎密切相關。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集聚了有利于海洋經濟高速發展的資本、技術、人力資源等要素.首先，高經濟水平為新興產業發展奠定經濟基礎。其次，高經濟水平常伴隨高技術水平，高新技術廣泛應用于海洋經濟領域，促進了海洋產業的發展。相反，經濟基礎較差的地區因為缺乏資金、先進技術、人力資源，從而限制了海洋經濟發展。
（二）產業結構
海洋產業結構指各海洋產業的構成及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產業結構演進的內涵是經濟資源不斷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轉移，生產要素流動帶來的資源配置優化推動了經濟增長，從現代市場經濟的動態發展歷程來看，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轉變是有機統一的。產業結構理論認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是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三）勞動力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勞動力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物質資料生產過程是勞動力作用于生產資料的過程，任何生產活動都離不開勞動力。此外，海洋勞動力數量是地區海洋經濟繁榮的重要標志，地區海洋經濟越繁榮，它所能吸引和容納的勞動力數量越多。同時，我國大量廉價的勞動力，為海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源動力，我國海洋經濟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產業，傳統的漁鹽產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而我國廉價的勞動力滿足了漁鹽產業的需求，因此勞動力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大。但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升級，使得海洋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依賴性將會大大降低。
（四）科技創新
海洋產業是以科技創新為支撐的科技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進步和發展是海洋經濟保持和提高競爭力的源泉。在海洋科學技術與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情況下，海洋科學技術水平越高，對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貢獻越大。新經濟增長理論指出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源泉，科技創新作為技術進步的一種表現形式，必定會對海洋經濟產生影響。海洋經濟發展對科學技術有巨大的依賴性，一方面，科技創新可以推動科學技術進步，提高生產技術效率。另一方面，科技創新促進傳統海洋產業改革，促使新的海洋產業和產業部門形成，推動海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五）對外開放度
對外開放度表現了地區經濟與區外、境外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是衡量地區從外部汲取要素以及與外部進行交流的能力。在開放型經濟中，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交換深度較大，要素（資本、人力）、商品與服務可以較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從而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最高經濟效率。沿海地區作為對外開放最直接的門戶，其對外開放程度的高低對海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對外開放有利于資金流動，技術和人才的引進，增加了區域合作機會，對海洋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但外商投資主要是由于我國豐富的海洋資源，長期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會導致我國海洋資源逐漸匱乏，阻礙海洋經濟的增長。
四、政策建議
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海洋具有豐富的資源，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可以有效地緩解人類面臨的資源短缺問題。因此，為實現我國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應抓好傳統海洋產業建設，大力發展海洋二、三產業，推動新興產業發展，促進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融合，優化產業結構，促進海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加大海洋高新技術的研發力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重視培養和造就海洋科技人才，優化海洋科研人才結構，以高新技術帶動海洋經濟發展。統籌海域與陸域的發展，統籌海洋發展的區域合作，實現海陸一體化，以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有效利用，進而促進海洋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趨勢使得國際間的合作交流更加頻繁，應適當增加海洋經濟的開放程度，以促進海洋經濟發展；同時應注意海洋對于國家戰略的重要地位，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適當增加開放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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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源泉范文6
［摘 要］山西省作為一個煤炭大省，具有發展煤炭物流的天然優勢，發展煤炭物流對促進山西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在分析煤炭物流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第三方煤炭物流，培養技能型煤炭物流專業人才，對于促進煤炭物流產業發展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煤炭物流；第三方物流；人才培養
1 發展煤炭物流，對促進山西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物流產業在我國具有很大的發展前景。國際上普遍認為物流產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和企業的第三利潤源泉，物流產業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重要標志。與國際相比，我國物流業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目前，我國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大約為18%，與全球的平均值12%相比，仍高出6個百分點，有較大的發展前景。因此，發展現代物流業，降低物流費用是提高我國經濟效益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為此，國務院于2009年2月通過了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物流業成為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唯一的服務業，可以預計這將極大地促進物流業在我國的發展。
(2)發展煤炭物流產業是山西省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山西作為煤炭大省，發展煤炭物流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是產業優勢，山西作為我國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煤炭資源探明儲量約占全國的1/4，煤種全、煤質好，目前山西煤炭產量占全國的25%，這種結構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發展煤炭物流具有雄厚的產業基礎。其次是區位優勢，山西位于我國中西部結合處，地處全國深能源消費扇形中心，具有區位居中，通達性好的區位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