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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筆記范文1
延邊腦科醫院，吉林延吉 133000
[摘要] 目的 探討不同劑量洛伐他汀治療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的治療效果。方法 將 2011年12月—2012年12月期間我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患者62例隨機分為對照組31例(常規劑量口服20mg/d 洛伐他汀)和觀察組31例(口服劑量為30mg/d洛伐他汀)，對兩組的治療效果進行對比分析。結果 兩組患者在經過治療后血脂等各項指標和治療前相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癥狀相比差異無顯著性(P>0.05)。結論 不同劑量洛伐他汀治療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的治療效果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在臨床治療的過程中可以適當加大洛伐他汀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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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不同劑量；洛伐他??；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對比分析
[中圖分類號] R5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04（b）-0062-02
最近幾年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患者的數量不斷增加，給人們的正常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威脅。臨床醫師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提高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的療效，有效減緩動脈硬化的速度，降低急性冠狀動脈疾病引起的發生率以及死亡率[1]。他汀類藥物具有一定的降脂以及非調脂功能，可以有效預防冠心病，是現在使用最廣泛的治療動脈粥樣硬化的藥物之一[2]。現對 2011年12月— 2012年12月期間我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患者應用不同劑量的洛伐他汀治療的情況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組資料共計62例，均為2011年12月—2012年12月期間我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患者，男34例，女28例，年齡45～78歲，平均（59.3±10.7）歲。其中有48例患者發生高血脂；56例患者出現穩定型心絞痛癥狀，10例患者發生不穩定型心絞痛癥狀；還有49例患者合并出現高血壓癥狀，17例患者合并發生 2 型糖尿病。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31例(常規劑量口服20mg/d 洛伐他汀)和觀察組31例(口服劑量為30mg/d洛伐他汀)。兩組在性別、年齡、病情等方面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者采用的治療方法：要求 31 例患者口服冠心病基礎藥物，并給予常規劑量的洛伐他汀藥物進行治療，每日在晚餐后口服20mg，連續治療 8 周。觀察組患者采用的治療方法：要求 31 例患者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上增加 10mg 的劑量。要求兩組患者在觀察期間都應該保證正常的飲食，在抽血前一天晚上不得食用高脂食物，并持續空腹 12 h之后在次日清晨抽取適量的上肢靜脈血，分別在用藥前后采用酶法測定患者的膽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固醇(LDL－C)以及高密度脂蛋白固醇(HDL－C)，與此同時還需要檢測患者的肝腎功能、血脂情況、血糖情況以及不良反應癥狀等?；颊咴谥委熯^程中一旦發生肌無力、肌痛、嚴重肝腎損害等癥狀應該立即停止治療。
1.3 降血脂診斷的相關標準
根據衛生部用藥相關規定，本次研究中降血脂診斷標準確定為，顯效：TC下降幅度在20% 以上，TG下降幅度在40%以上，HDL-C 上升幅度在 0.26 mmol/L以上；有效：TC 下降幅度在 10％～20％ 之間，TG下降幅度在20％～40％之間，HDL-C上升幅度在0.10～0.26mmol/L 之間；無效：所有參數均未達到上述標準[3]。達標率為顯效和有效之和。
1.4 納入及排除標準
兩組患者在納入時都符合相關的冠心病診斷標準，并且合并發生高脂血癥，在治療之前長達 2 周時間內都沒有服用過相關的血脂調節類藥物。所有患者均排除嚴重心率失常、心臟顯著擴大、繼發性高脂血癥以及肝腎功能不全等癥狀，并且在治療之前患者都得到了知情同意。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采用（x±s）表示，采用χ2檢驗。差異有顯著性為P<0.05。
2 結果
2.1兩組患者在治療前后血脂等各項參數的變化情況
對照組治療前TC（6.22±0.68）mmol/L,TG（1.89±0.68）mmol/L,LDL-C（3.91±0.69）mmol/L，HDL-C（1.21±0.30）mmol/L，CRP（6.48±0.90）mmol/L，治療后TC（4.36±0.49）mmol/L，TG（1.48±0.23）mmol/L，LDL-C（2.66±0.64）mmol/L，HDL-C（1.40±0.29）mmol/L，CRP（4.88±0.93）mmol/L；觀察組治療前TC（6.25±0.61）mmol/L，TG（1.87±0.65）mmol/L，LDL-C（3.93±0.66）mmol/L，HDL-C（1.22±0.35）mmol/L，CRP（6.57±0.94（mmol/L，治療后TC（4.02±0.46）mmol/L，TG（1.39±0.30）mmol/L，LDL-C（2.14±0.47）mmol/L，HDL-C（1.47±0.30）mmol/L，CRP（2.48±0.94）mmol/L。從兩組患者在經過 8 周的治療之后血脂等各個參數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兩組患者在治療之前 TC、LDL-C、CRP 、TG、HDL-C 等差異無顯著性(P>0.05)，在經過治療之后各項指標都有所降低，差異相比具有顯著性(P<0.05)。而治療之后對照組患者和觀察組之間的各項指標相比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在治療后血脂參數的達標率以及出現的不良反應情況
兩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癥狀相比差異無顯著性(P>0.05)，具體數據見表1。
3 討論
他汀類藥物屬于HMG-CoA 還原酶的一種競爭性抑制劑，在經過國內外各種規模的臨床治療后發現，在冠心病疾病進展的各個階段以及各個層面上，他汀類藥物都能夠發揮較好的預防以及治療作用，特別是對一些冠心病易損患者的治療效果更加顯著[3]。其中洛伐他汀藥物可以有效抑制膽固醇（TC）的合成，進一步降低血清 LDL 的含量，能夠針對冠心病患者發揮較好的防治作用。而且洛伐他汀屬于一種 HMG-CoA 還原酶的競爭性抑制劑，可以有效加快 LDL-C 轉入到細胞中的速度，提高 LDL-C 的清除效率，以此來降低患者血中的膽固醇（TC）水平。此外，洛伐他汀在患者體內發生競爭性抑制膽固醇合成作用的過程中由于婦限速酶甲戊二酰輔酶 A 還原酶，可以有效降低膽固醇的合成率，并且提高 LDL－C 受體的合成率，該藥物通常會在患者的肝臟部位發揮效用，以此來降低患者血TC水平以及 LDL－C 水平，另外，洛伐他汀還能夠有效改善患者血管內皮功能等具有的非調脂作用，從而發揮出 AS 以及 CAD的防治作用。
本組資料顯示，我院 62 例冠心病合并血脂血癥患者分別采用常規劑量治療與使用較大劑量治療的方式，結果提示不同劑量洛伐他汀治療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癥的治療效果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劑量較大的患者血脂等各項指標要比常規劑量治療好很多，并且強化治療并不會出現較明顯的不良反應，因此在臨床治療的過程中可以適當加大洛伐他汀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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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筆記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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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筆記范文3
關鍵詞：互聯網；公共政策；影響因素
科學技術作為一種革命性力量，歷來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被譽為："當前信息技術核心和標志"的互聯網因其革命性的特質，勢必會成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顛覆傳統理念，賦予公共政策互以聯網時代的全新內涵。
一、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理論創新
（一）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體制創新
多元化的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價值觀念不僅主導我們的社會生活，亦對多元主體和多元價值體系之社會格局下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協調與平衡包括經濟與政治、中央與地方、整體與局部、政府與公眾、長遠與近期、效率與公平等各種社會關系的新要求，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和廣泛滲透推動了包括文化創新、信息系統創新和組織創新在內的全新公共政策體制。
任何一項政策的制定本質上都是具有一定政策文化背景的人的社會文化活動，而一項公共政策文化，必然受到相應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公共政策的實質在于"公共特性"，互聯網在公共政策領域的應用對體現"公共特性"政策文化的創立、貫徹和更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開闊公眾視野、拓寬信息渠道、提供參與機會、激發并增強公眾對公共政策的關心程度和自主意識--不僅溝通了政府與公眾、完善了政策過程，使公共政策更具科學性和合法性，破除了"經驗型"政策文化的局限性，更真正實現了由"個人封閉型"向"公眾參與型"政策文化的轉變。
信息是公共政策的基礎，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可供決策者使用的信息系統狀況。互聯網在公共政策領域的英語、更新和完善了公共政策信息輸入、傳遞、加工、選擇和反饋系統，是決定者及時順利獲取信息，更好分析使用信息并提高政策方案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不僅需要足夠的信息，更要求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將各種不同意見充分表達交流后，通過公共政策組織系統理性選擇，形成最佳結果?；ヂ摼W在公共政策領域的應用，突破了政府對信息的壟斷格局，使得公共政策不僅僅局限于政府組織內部，而真正實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二）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領域創新
公共領域是介于自律的市民社會和掌握公共權力的國家之間的一個領域，具有開放性和平等性、批判性和批評性、討論性和推理性等特征。網絡以其普遍性、平等性、匿名互性和分散性和交互性為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提供了公平效率、言論自由、充分辯論的"多對多"交流模式的新型公共領域。
由于公共領域強調輿論和公眾意見的形成，保證公眾的話語權便成為了公共領域的必要前提--互聯網話語的自由性和多元性沖破傳統一元價值觀，前所未有的挑戰了傳統公共領域的話語霸權；互聯網話語的分散性和互動性保證了傳播者和受傳者平等互動，打破了傳統公共領域的時空限制；互聯網話語的主體平民化與平等化使話語權分散到普通民眾中，打破了傳統公共領域的精英話語權模式；互聯網話語權的權力性和權利性增強了話語權的影響力，打破了傳統公共領域話語權強制力?；ヂ摼W時代，網絡公共空間在傳統社會的基礎上構建了廣闊的公共領域，完成了公共政策的領域創新。
（三）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就是公共政策被認可的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價值，包括公共政策的主體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價值合法性，公共政策只有具備合法性才能得到公眾的廣泛認可和執行；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機會影響整個政治系統的穩定和國家法治進程的發展，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問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和廣泛滲透能切實有效的促進公共政策合法化，以維護政治系統的穩定性和法治化發展。
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要求其以民主價值未經依歸、公民參與為核心、社會正義為目標，公共政策主體合法性危機主要表現在公共政策主體公共性缺失和公共政策無法充分代表多元利益主體的公共利益兩個方面；公眾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重要基石，對公共政策合法性有重要作用，而互聯網構建的互動型公共政策新平臺能有效消除公共政策主體合法性危機。
傳統公共政策往往聚焦政策內容而忽視制定程序的具體表現為缺少將政策議題觸發機制轉化為政策設置議程的制度化程序、公共議程設置基本機制的局限性和公共政策程序缺少公眾協商性民主機制等?；ヂ摼W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前的觸發機制催化空間和實現協商民主理論的實踐平臺，有效解決了公共政策"重實體輕程序"的程序合法性危機。
傳統公共政策遵循以公共權威部門為主導的精英立法模式，由于缺少公眾參與和價值認可、缺少多元主體的利益表達和對公權力主體的監督與制衡，其價值的設定和執行極易偏離公眾對政策的價值訴求。公眾對政策冷漠、質疑、批判甚至抗拒而非認可和支持造成了公共政策價值合法性危機。互聯網提供了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平臺，通過多元利益主體的公共協商對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公正性、正義性、公共利益性的價值進行評判，評判結果成為判斷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依據，這種評判和質疑形成了公共政策的價值評判機制，促進公共政策體現公平、正義和公共利益之價值合法性。
二、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悖論分析
與傳統公共政策相比，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可謂是建設性與破除性并存、廣闊性與局限性同在，以致公共政策悖論的形成。
（一）平等悖論
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創新改變了傳統理論等級森嚴、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政策體系，而這種平等是以技術發展為前提、經濟發展為基礎的，這就在本質上限制了政策參與范圍，反而造成了公共政策的不平等。
（二）成本悖論
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創新突破傳統理論的時空界限而實現了信息多元、開放、交互式傳播，而在對參與者知識素養的要求、政府對參與進行的規范、信息權威度與可信度層面上來看，會聯網時代公共政策成本反而有所增加。
（三）績效悖論
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創新提高了公眾參與的質量、能力，雖有利于培養現代公民，也存在著參與質量有限、銷蝕公民責任、合作能力下降等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廣度、深度、效應等的問題。
（四）穩定悖論
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創新使弱勢群體、邊緣群體的聲音有了傳播的可能，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新載體的同時也會出現非理性化和無序行為，成為社會穩定的極大隱患。
三、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影響因素分析
傳統公共政策理論均是從互聯網資深固有缺陷對公共政策的消極影響角度提出了難以解決的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悖論，如果從影響互聯網的因素分析，是否可以找到引發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困境的根本原因呢？
（一）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
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互聯網的普及程度，包括互聯網的實際擁有情況和有效使用情況兩個方面；公民實際擁有電腦數量、政治素養、工作性質、收入水平、所在地區互聯網相關基礎性設施和政府電子政務建設情況等因素均會影響互聯網的普及程度。
盡管互聯網以其自由性優勢、低成本優勢、平等性優勢為公共政策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徑和手段、降低了公共政策的參與門檻、激發了公眾參與熱情、擴大了政策參與規模、保證了公共政策科學性、促進了公共政策民主化，但這一切均是建立于相同的互聯網擁有和使用情況的基礎之上、以互聯網的普及為首要前提。網絡時代不等于互聯網占有和使用人人相同，互聯網普及程度在事實上的不平等必然會導致公平悖論、同意互聯網普及程度的成本必然導致成本悖論、互聯網普及情況造成的公民參與程度差異必然導致績效悖論、甚至可能導致穩定性悖論。所謂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若拋開互聯網普及程度這個前提孤立研究公共政策悖論，勢必會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
（二）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間接因素
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間接因素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包括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公民文化程度可以通過影響互聯網普及程度而間接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從更深層面來講文化程度還會影響公民的政治素養和政治訴求。公民文化程度與其閱讀能力、語言能力、技術能力、工作性質等息息相關。
文化程度對互聯網的實際利用率、互聯網技術操作水平、政治參與積極性、政策理解能力和政治訴求等方面均有影響，忽略了公民文化程度差異就等于忽略了網絡時代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是不科學不理性的；公共政策缺失"公共特性"必然會產生公平悖論、缺失理性和科學性必然產生績效悖論和穩定悖論，這樣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種浪費，結果必然造成成本悖論，甚至會導致網絡時代公共政策陷入合法性危機。
（三）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因素
根據著名的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公民必然會擁有不同的政治訴求。無可否認，經濟因素對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影響甚至會超于傳統公共政策。無論是直接影響因素即互聯網普及程度還是間接影響因素即公民文化程度，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
經濟影響互聯網基礎設施和政府電子政務建構水平、影響互聯網普及程度；在沒有互聯網情況下研究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討論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較傳統公共政策的種種進步、談及互聯網的種種優勢，便等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毫無意義。
經濟影響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當公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支持其利用互聯網參與公共政策，這就等于關上了公民通過互聯網參與公共政策的大門、取消了公民通過網絡參與公共政策的資格，此時互聯網不再是進步的象征，反而強化了傳統公共政策的消極影響，互聯網時代公共政策有事皆歸于無、所謂公平蕩然無存、弱勢群體的話語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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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筆記范文4
論文摘 要：教育學知識作為一種扎根于實踐土壤的知識，具有重要的本真屬性——實踐理性。結合實踐理性的特點，教育學的實踐理性具體表現為教育學知識的現實性、理想性、創造性等方面。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從邏輯和本真意義上為教育學知識的實踐轉向提供佐證，這意味著教育學知識應回應日常教育實踐，意味著教育研究應走進實踐、批判實踐、引導實踐，教育理論研究者應具有基本的實踐意識和實踐態度。
教育學知識作為一種扎根于實踐土壤的知識，具有重要的本真屬性——實踐理性。本文的教育學知識是指作為知識存在的教育學，也就是所有通過教育研究所獲得的知識或者說是所有構成教育之學的知識。
一、實踐理性的特點
1.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
理性是人類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特征。人類關于認識世界的觀點就是理論理性，人類關于改造世界的觀點就是實踐理性。在兩種形式中，實踐理性是作為人類對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應如何”和人“應當怎么做”問題的觀念掌握與解答，它高于僅以合對象、合規律為根本標準，也高于僅以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回答人與世界的關系“是如何”為主要目的的理論理性，是主體觀念掌握外在世界和觀念處理人與世界關系的最高形式?？档伦钤缯J識到實踐理性高于理論理性，他認為，理論理性是機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實踐理性是目的論的、自由的世界［1］。實踐理性優先的基礎在于：不是在理論理性那里，而是在實踐理性那里才能達到對自由概念的確立；與此同時，在理論理性批判里不認為是矛盾但又沒有得到確認的東西，在實踐理性批判里卻又被確認下來。
列寧說過“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2］實踐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論理性，在于理論理性是求真，而實踐理性不僅求真，還在此基礎上求善，在理論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樣”的基礎上，進一步回答“應如何”、“怎么做”的問題，實踐理性以合目的為根本標準，期望創造應當存在的東西。
2.實踐理性的特點
第一，現實性。實踐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實踐，是立足社會現實的實踐智慧。實踐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實踐，是人的生活實踐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實踐理性應是直面現實的。
第二，價值性。價值性是實踐理性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對人與世界關系“應當如何”的反應，是“求善”的智慧。表現在：一是選擇和確定實踐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二是對實踐活動能否實現預期目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現目標的價值判斷；三是人們對實踐活動是否適合社會行為規范等所做的社會價值判斷。
第三，目的性。實踐理性是人們為滿足自身需要和實現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實踐的本質特點，也是人類行為的基本屬性之一，是建立在主體需要的基礎上的。
第四，情境性。實踐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選擇。由于實踐情境帶有多種難以預料的可能性，需要主體建立在豐富的實踐理性基礎上的靈活的實踐之知，情境性也決定了實踐無限多樣的可能性存在，從無限可能性中予以選擇就需要實踐智慧。
第五，創造性。實踐理性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識，且在這種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實現對現實可能性的不斷建構，實現有目的有計劃地改變現實客體和創造新客體的過程。實踐理性所選擇和確立的客體發展的可能性趨向是一種對外部客體未來發展的“理想狀態”的觀念預設，是對理想客體的觀念創造，特別是在對客體發展多種可能性的選擇過程中也體現了高度創造性。
第六，理想性。實踐理性意味著對當下人與世界關系現狀的不滿足，是一種含有超越現有人與世界關系狀態，改造人與世界關系的理想欲求。實踐理性的確立和建構，意味著主體按照自己的需求、意志、能力和客觀條件來確立人與世界的關系應如何的實踐目標，這一目標是對外界客體未來發展的理想狀態的觀念預設，是一種對主體所追求的未來實踐活動結果——理想客體的觀念創造。
二、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
教育學是植根于人類的生活實踐和教育實踐而且指向實踐的實踐之知。赫爾巴特最早強調實踐對于教育學的基礎性和優先性，杜威也曾主張“教育實踐不能忽略，教育科學的最終的現實性，不在書本上，也不在實驗室中，也不在講授教育科學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從事指導教育活動的人們的心中，在實際的教育生活中”［3］。
結合實踐理性的特點，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具體表現在：
1.教育學知識的現實性
教育學知識是直面教育現實的知識，它不是一種建立在理論哲學基礎上的思辨性知識，而是建立在實踐哲學基礎上的直面教育現實的實踐之知。
教育學知識的現實性意味著：首先，教育學知識是指向現實中的人的，是一種教育理想。如果它遠離具體本原的教育世界與真正的教育實踐中的人，就不能在具體的實踐生活中促進和完善實踐之知。
其次，教育的本質在實踐。教育學知識的深層底蘊是實踐的品性，教育學因思想實踐而成為一種實踐，思想也是生活，因為它也是與事物應對的一種方式——去思考事物。教育活動正是在本真的教育之思的不斷追問、找尋、看護、批判、導引下不斷地返回根本的地基中獲得實踐的品格，成就教育活動之為教育活動的。正如雅思貝爾斯所言，“真正的教育應先獲得自身的本質”［4］，而本質的獲得就在于教育學作為一種實踐之學的對教育實踐的不斷追問，甚至它“并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行動”［5］。教育學知識是一種守護教育存在，是一種
自身即是目的的生命實踐。
2.教育學知識的理想性
教育學知識既具有豐富的現實性，又具有鮮明的理想性，教育學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學者的理想。它始終充滿主體的人對教育過程中的人要成為什么樣的人的理論預設，即教育理想。在實踐的過程中，教育理想像光，指引著教育主體守住教育本真，引領人成為人，獲得生命成長的路途。
3.教育學知識的價值性
價值性是實踐理性的重要特點，而充滿實踐理性的教育學知識也蘊涵著徹底的價值色彩。教育學作為成人之學，一直貫穿著“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題，這顯然是一個價值選擇的過程。“成如何之人”直接決定“如何成人”，目的決定手段。通過教育，實現人的理性與非理性、情感與理智、思維與感知、身體與心靈的統一。教育作為生命展開的一種方式，在于引導人的解放，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一條價值選擇。
4.教育學知識的創造性
任何一種知識都隱含著或多或少的創造性，可教育學知識作為建基于實踐的知識，其創造性具有獨特的表現。主要表現為，作為體現實踐智慧的教育學知識是對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實踐情境的反思和認知，充滿著不確定性，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任何一種教育學知識都是知識主體基于對教育實踐的體驗、理解和反思的結果，都體現著充滿個體色彩的創造性。無論是夸美紐斯、赫爾巴特、盧梭還是后來的蘇霍姆林斯基、馬卡連柯及今天的教育學者，體現他們教育學知識的教育學作品皆是建立在他們的豐富的實踐經驗或對實踐的長期的學術反思基礎上的，尤其是前者，更是無可辯駁地體現了知識主體的創造性。
5.教育學知識的目的性
實踐理性作為“實踐”的理性，有著鮮明的目的性。實踐作為人特有的類本質活動在于其鮮明的目的性?！白陨砑词悄康摹笔菍嵺`的本體特點。教育學知識作為直面教育實踐的知識是充滿以人為目的的目的之知，沒有目的的活動不足以構成人的實踐活動，而教育實踐作為人的生命展開的一種存在的形式，始終貫穿著引導人的生命成長的目的。
6.教育學知識的情境性
教育活動是在特定情境中展開的活動，教育學知識具有情境性的特點。任何教育實踐本身都與特定的時空場景關系密切，教育學知識是教育活動主體在特定教育時空中的知識。教育實踐的時空性決定了教育活動的節奏、展開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以及實踐主體活動的方法和策略等等。教育情境是不斷變化的，沒有可以完全預測的教育情境，實踐主體活動的情境是不斷變化的，沒有完全相同的教育情境。教育活動的情境性也為教育活動創造性和教育實踐主體的實踐智慧提出了要求。教育實踐的情境性既體現了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也決定了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
三、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對教育研究的啟示
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從邏輯和本真意義上為教育學知識的實踐轉向提供了佐證。教育學知識的實踐轉向意味著教育學知識應該回歸日常教育實踐，意味著教育研究應走進實踐、批判實踐、引導實踐，教育理論研究者應具有基本的實踐意識和實踐態度。
從認識層面，教育學知識的實踐理性特質表明，教育學知識與客觀的科學知識完全不同，不能盲目用“科學”的標準衡量教育學知識。有人認為，“知識是人在實踐中對世界的某一事物的相對穩定的理解和領悟”［6］。由于人類實踐類型的多樣性和理解類型的多樣性，也就決定了知識類型的多樣性。教育實踐本身是一個復雜的具有多重屬性的結構，有事實層面的東西，但更多的是價值層面的意義，而“科學不是一種超越價值的事業”［7］，所以不顧教育學知識的本真和特質，盲目追求科學性而一味地去說著“科學的話”，對教育學而言無異于尋求鏡中花和水中月?！叭宋闹R試圖像科學那樣成為自律自治的知識從來都是一種幻想。人文知識與其說是事實的知識(knowledge of fact)，還不如說是命運的知識(knowledge of fate)，就是說，人文知識不是一種科學意義上的知識，而是一種生
存智慧”［8］。所以，“我們或許應該跳出科學主義的視界下的教育學科學化的進程，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see)教育和教育學，將教育學理論降解到日常實際進行的教師與學生的教與學的活動的觀察與分析之中，呈現教學活動的真實過程，并將教學過程的意義建構活動與對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的分析聯系起來，增強教育學研究的實踐性”［9］。
從教育學知識研究的角度看，在教育學知識問題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是認識者和認識對象的關系問題，也就是教育學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系問題。教育學研究者面對的研究對象有兩個：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前者屬于純粹思辨的過程，而后者就不僅僅是思辨的結果，一定還要加上研究主體的體驗，即使前者真正地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也離不開教育實踐的間接地確證和檢驗?！敖逃芯坎⒉皇亲鳛橹黧w的我對作為客體的教育現象的純客觀性的研究，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者理應是我所體驗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所以任何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是或應是個體性的，是我在性的”［10］。教育學知識應是知識主體在教育實踐中通過體驗、反思和理性認識的結果，是知識主體和作為知識發源地的教育實踐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主觀臆測、閉門造車的結果。
回歸日常教育實踐并不意味著理論主體和實踐主體分工的完全消失，而是強調教育學知識作為具有豐富實踐之知的知識，理論主體應該具有基本的實踐意識和實踐的視角，實踐主體則應該具有反思的理論素養，二者互相滲透，共同構成教育學知識創造主體的家族，在教育學知識面前共同享有平等的話語權。實際上，“在中國目前教育學研究領域，理論視角上的最大變化就在于一些研究者放棄了建構宏大理論的企圖，從教育學科學化(學科化)的路途中停止下來，開始關注學校日常進行的教以及學的實踐活動，讓被研究者的聲音和話語凸現出來”［10］。唯此，教育學知識才不會成為理論主體的自說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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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筆記范文5
關 鍵 詞:卡爾波普爾;世界3;知識
卡爾波普爾(Karl R. Popper，1902—1994)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2002年9 月在北京召開了卡爾波普爾百年學術研討會，今年則是他在第三屆國際邏輯、方法論和科 學哲學大會上首次闡述“三個世界”理論40周年。值此時機，回顧世界3理論及其境遇，揭示 世界3理論的當代意義，進而展望其未來發展的途徑，或許是有益的。
一、 為什么不走進世界3
回首近半個世紀，不得不承認，哲學界雖然也有眾多研究，但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并未進入學界 主流。在“三個世界”理論提出后的近40年中，西方學者和西方哲學主流并不重視他的“世 界3”，至于近來提出的世界4等更是乏人問津。這一現象應當引起重視［1］。國外如 此，國內亦然。在卡爾波普爾百年學術研討會上，杜鎮遠對此表達了不滿之情，在闡述了自 己的學術觀點之后意猶未盡:“許多年過去了，發現我國學術界對‘世界3’理論，仍沒有引起 應有的重視。憤慨系之，故再作以上陳述”［2］。對于這一現象，王克迪和熊衛民認 為:“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20世紀西方哲學主流看重的是邏輯和語義分析，他們著重討論 一些虛的東西，對‘世界3’這類本體論、實在論方面的問題視而不見或者避而不談。其次 ，波普爾自己對‘世界3’的表述有點含混不清”［1］。筆者認為，除了世界3理論本 身的問題外，學術界之所以不走進世界3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傳統哲學影響，后現代思潮，以及 科技的最新發展。
傳統哲學的核心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在涉及知識時，研究其來源、與主客體的關系和 取得的方法，不研究知識本身。在涉及本體論問題上更不能含糊。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在世 界本原問題上，二元論或多元論是站不住腳的。它們不具有終極的本原意義，最終都可以還 原、歸并為唯物和唯心論。與世界3理論存在某種淵源關系的柏拉圖的理念和黑格爾的絕對 精神都被認為是唯心主義。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世界3的研究難以進行。
波普爾提出世界3之際，恰逢種種后現代思潮風起云涌之時。世界3未及細細品味便遭解構。 持知識的多維價值性觀點者認為［3］，傳統知識論重視知識的認知發展價值，當代知 識論不只是關注知識的認知價值，而且重視知識對于人形成情感、態度、精神的價值。對知 識的研究由傳統一步跨入后現代。
傳統知識論強調知識的公共性、普遍性，知識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成果［4］，也就是得 到一致認同。當代知識論并不否認知識的公共性、普遍性，但同時也承認知識的個體境域性， 認為知識對象無論是作為一種事物、一種關系或一個問題都不是純粹客觀的，它們與認識者 的興趣、志向、知識水平、價值觀念、生活環境等因素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認識主體從 認識對象那里“認識”到的不僅有認識對象的“共同”屬性，而且包括由認識主體的主觀經 驗所決定的“個別”屬性，都具有獨特性或個人性。波普爾提出的“客觀知識”未及細究，即 被地方性甚至個人知識所瓦解。
當傳統哲學認為知識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成果時，也就隱含了知識是既定和不變的。然而，科 學哲學的各項研究已經表明知識的發展、漸進或革命。在此過程中，個人和社會都參與其間 。曼海姆提出的知識社會學及發展至今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 ledge，簡稱SSK)都說明了這一點。無疑，知識處于流動與發展之中。然而，當知識的存在狀況 未經研究，又何以把握游弋不定的知識之舟?無疑，知識是社會的產物并反作用于社會。然 而，當知識“黑箱”本身尚未打開，與社會的種種關系又從何談起?
相比之下，眼下或許波蘭尼關于知識的理論更為時興，特別是他的“默會知識”?！澳瑫?識是自足的，而明確知識則必須依賴于被默會地理解和運用。因此，所有的知識不是默會知 識就是植根于默會知識。一種完全明確的知識是不可思議的?！辈ㄌm尼的這段話“揭示了完 全明確知識的理想之虛妄。波普爾以明確的、形式化的知識、理論成為認識論[ZW(DY]此處強調的顯然是傳統哲學。分析的主題，其結果是作為認識主體的人的‘淡出’，或‘沒有認識主體的認識論’。波蘭尼的默會認識論正好構成了這種認識論傾向的反題”［5］。此處分明可見傳統哲學與后現代接軌，缺失的是中間環節。
羅蒂認為，哲學不應繼續以知識論思維方式來定義，而應由追求知識的哲學轉變為在談話中 克服自欺的教化哲學。在追求終極知識之路上，哲學越成為科學的和嚴格的，它與文化的其 他領域的關系越少，而它所堅持的傳統主張就顯得更為荒謬，如果把智慧用于談話和教化， 則可以防止讓談話蛻變為研究［6］。這種說法與中國傳統哲學頗為相似。老子的觀 點是，知識是局限的、僵化的，不足于聞道，但是實踐中可能產生的非知識性的經驗和覺悟(也 許可能解釋為一種具有藝術水平的覺悟)卻使人得道，所謂道者同于道［7］。不存在 對于所有人一致的真理或知識。絕對真理是不能用某種觀點來完全徹底地窮盡、表達的;因 而，表達出來的觀點一定是相對的、有針對性的，同時也就是有界限的。這正是后現代思潮中 的地方性知識。言說真理是為了能讓受眾接受后得益，所以怎么利于、便于受者接受，是第一 位的問題，而言說內容的絕對真理性則不予強調。提出“北京共識”的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 問喬舒亞庫珀雷默發現，中國當代的發展道路“既講求實際，又是意識形態，反映了幾乎 不區別理論與實踐的中國古代哲學觀”。其實，后現代思潮也是如此，由強調認識而突出實踐 ，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通。
與此同時，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在世人和哲學家面前展示了眼花繚亂的新世界:大量人工制 品構成的世界和網絡虛擬世界。于是，世界3未及深究，世界4、世界5……，接踵而來。然而 ，即使世界4、5等所言不差，也必須建立在對世界3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岸靵砹?，春天 還會遠嗎?”這是雪萊在《西風頌》里的句子，是雪萊身處“冬季”所感。目前學界對世界3 過門而不入，又何以奢談世界3之后?世界4、世界5等類似于“過度創新”。
最后，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本身也存在不少不盡如人意之處，例如，其本人宣稱，“我們可 以區分出不止三個世界來”。
傳統哲學排斥，中國傳統文化遺棄，后現代批判，新事物層出不窮，以及理論本身的不完善 ，這些因素的綜合，使學者們疏離世界3。
二、 為什么要進入世界3
看來，波普爾提出世界3是生不逢時，特別是恰逢后現代思潮興起之時。然而，如何看待和 認識在后現代到來之際和之后所萌芽、誕生的新事物，是不斷“虛無”，一路消解下去，為 “確保自己不成功而繼續奮斗”［8］，還是在批判中“建構”，走“建設性”的后現 代道路，進而構建后現代社會新的范式?這里不提出先驗的判據，但提請注意馬克思關于“兩 條道路”的觀點以及系統發育和個體發育的關系。
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中指出:“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 于整體的表象，經過更貼近的規定之后，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 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經不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 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瘪R克思進一步把上述認識過程歸結 為“兩 條道路”?！霸诘谝粭l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 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保?］列寧結合黑格爾的某些論述發揮了馬克思 關于“兩 條道路”的思想。在對象未被認識之前，對象對于認識者來說只是“直接的、消極的存在”， 是“外在的”，或者用康德的術語:“自在之物”。認識一旦開始，就是對“自在之物”的否 定，爾后在“第一條道路”上，觀念距現實越來越遠，距本質越來越遠，直至達到極端，“ 然后這個主觀性”辯證地突破自己的范圍，并且在“第二條道路”上通過推理展開為客觀性 。一旦我們認識了一個事物，它對我們來說就不再是“直接的、消極的存在”，不再是“外在 的”“自在之物”。我們理解了它，掌握了它，它已經是一種“積極的存在”，“在我們的思 維中隨時可再現它的一切，它是內在的”“為我之物”。認識就這樣不斷地經“兩條道路” 而使“自在之物”變為“為我之物”［10］。
回首歷史，人類對自然、社會和自身的認識大致即沿著這樣的兩條道路。限于篇幅，此處僅 以對自然和自身的認識過程為例。古人對自然和自己的認識(及相應的實踐方式)即位于第 一條道路的起點。如果停留于此階段，那就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原始的未經 認識和實踐的自然，處于自然狀態的人及其原始綜合、直覺的思維，原始的天人合一，以及 籠統的真善美，對于人類只是“外在的、直接的、消極的存在”，人類的發展必須揚棄這一 階段。近代以降，經由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開啟了第一條道路，于是自然和原始 的人性“蒸發”為機械，還原為人的自然狀態及其天賦權利，乃至“經濟人假設”，天人分 離?？傊?，“在分析中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然后“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由“第 二條道路”上升。經過幾百年的努力，開始向起點作辯證復歸。自然重新成為一個活生生的 自我生成的整體;人復為人，復為社會即特定語境中的人，亦即“此情此景”下的“此在” ，有了七情六欲。但現在自然、人，以及天人合一，“已經不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 ，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在我們的思維中隨時可再現它的一切 ，它是內在的”“為我之物”。
對人和自然的認識如此，對個別事物的認識亦然，不論該事物處于傳統、現代，還是后現代 。這就涉及到系統發育和個體發育的關系。?？藸柕纳镏匮萋蔀槿怂熘祟惻咛サ陌l 育濃縮地再現了生物進化的路徑。類似地，列維的《原始思維》和皮亞杰的有關研究由兒童 的心理發生著手來探討人類意識的起源，二者都揭示了個體發育與系統發育的關系。在人類 社會進入后現代之際，對個別事物依然必須經歷“兩條道路”的認識過程[ZW(DY]具體方法會有所不同，如偏重邏輯或依賴直覺，注重理性或突出實踐，等等。。遺憾的是，種種涉及世界3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世界3的門口，對于研究者來說，世界3基本上 仍是“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只是“直接的、消極的存在”，是“外在的”“自在之物” 。世界3的大門尚未打開就被關閉，內部的寶藏尚未發掘即被埋葬。
至此，什么是世界3，其與世界1、2的關系等已經不是在先的、首要解決的問題。首先要做 的是進入世界3，探索其內部奧秘。隨著探究過程的深入，世界3的含義及其與世界1、2的 關系等，自會隨之浮出水面。
問題還在于，對于各類超越者特別是有后現代情懷者而言，本來可以經由世界3認識后現代 社會，由其中的寶藏增添人類知識的寶庫。實際上，世界3理論本身即打著后現代的印記， 其目標在于作為后現代社會標志的知識社會，以及作為知識社會核心的知識。從根本上說， 世界3理論的價值在于:為第三次浪潮、信息或知識社會、后工業或后現代社會確立基本范 式［11］。
第一次浪潮與第二次浪潮都有自己獨立的基本范式，都帶來人類基本范式的轉變。在笛卡兒 之前，哲學的主體是本體論，由笛卡兒開始了哲學的認識論轉向。“我思故我在”所針對的 是農業社會形成的物質化、經驗化的客體一元論，天人合一，人淹沒于客體之中。近代科學 革命中，伽利略區分第一性和第二性就是天人分離，其意義不僅是有一個獨立于人的客體從 而有近代科學數百年的發展，而且在于主體的獨立。在此意義上，笛卡兒命題旨在由哲學上 突出人的地位。在而后的幾個世紀，哲學的主旨一直圍繞著“心—物”二元對立展開，在唯物 與唯心非此即彼的二元劃分間游弋。這種對立本身，就屬于笛卡兒以來的現代性(工業化) 思維范式。第三次浪潮在進行范式轉變，但自己的范式還沒有獨立出來。
在傳統哲學中也有人提出與世界3理論類似的體系，即柏拉圖的理念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 但是，前者與古希臘同期的哲人相似，主要流于思辨;后者雖有嚴密的邏輯，但在總體上是 古希臘哲學在19世紀德國的再現。在認識論轉向一百多年后，浪漫主義哲學與黑格爾本人對 自然哲學的強烈興趣即說明了這一點。就知識本身而言，大多數哲學家如洛克、斯賓諾沙、 康德、杜威等都或多或少并從各種途徑由主體展開論述。有所不同的依然是柏拉圖，他認為 知識與意見相對立，以辯證法和科學、數學為知識，而以常識和幻覺為意見。顯然，在柏拉 圖心目中，知識于個人是一致的，于歷史是恒長的，因而與波普爾的“客觀知識”有相通之 處?？椎伦⒅刂R的發展秩序，認為知識的發展由抽象到具體，從數學開始，最高是社會學 ，涉及到隱去主體的知識的純粹形式。羅素區分親知的知識和經推理得到的描述的知識，依 然依賴于人，接近于波蘭尼的編碼與隱性知識。哈貝馬斯則由人的“旨趣”區分了技術、交 往和社會批判、自我解放三種知識。?？碌摹吨R考古學》頗有意味。其一，同時的各科知 識是片斷的，彼此間形成存在分歧、矛盾、漏洞并相互聯系和轉換的網絡，不求統一，而是 在分歧中發現其形式關系，并非進行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其二，強調各種話語的匿名性質， 沒有主體的思考和活動，考察知識間在時空上破碎的關系。雖然有上述研究，但發生根本影 響進而達到整個哲學和社會范式轉換的無疑是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
“波普爾命題與笛卡兒命題，就范式轉變的‘級別’來說是相同的。波普爾命題針對的恰恰 是工業社會形成的心物二元論，或人類對于自然的征服，……顯示了強烈的反笛卡兒的新啟 蒙理念，而這一理念正是當前的信息化啟蒙運動缺乏的那種核心理念。波普爾要伸張的是后 現代性(信息化)不同于工業化的范式基礎”，從而為知識社會的到來“提供一個不同于農 業社會的客體性與工業社會的主體性的獨立基礎這就是世界3”［11］。
僅舉一例，或可窺見走進世界3研究知識本身對當代社會的意義。眼下，對于各種流與鏈的 研究令人目不暇接，如物流、資金流、人才流，以及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等。在所有的 流與鏈中，知識流無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知識及知識流對生產力的各種要素起到組織的 作用。知識的流動性與黏著性或嵌入性影響到資源的調集，知識流串起各個節點并使之成鏈 ，節點的界面上發生知識的轉換與物化，如此等等。由此可見，在走進知識社會之際，對以 知識為研究對象的極端重要性，而學界卻在實際上疏離了對知識本身的研究。
哲學由關注物質世界1，轉向主體世界2，再到心物作用的產物世界3;由天人 合一，人合于自然，經天人分離，人征服自然，再到新的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 是合乎邏輯的發展歷程。
三、 本體論[CDF2]走進世界3的途徑
波普爾提出的世界3具有兩大特征，第一是客觀，其著作名為《客觀知識》就說明了這一點。 存在一種“沒有認識主體的認識論”，客觀知識獨立于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第二是自主。 波普爾強調“自主性觀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論的核心”?？陀^知識世界是具有“生命”的世 界，知識的進化像樹一樣有著極為多向的分枝。例如，自然數理論。它一經被我們發明，就 有幾乎無窮多的問題和發展的可能性，如奇數、偶數、素數、哥德巴赫猜想，等等［2］ 。其實，早在波普爾提出世界3之前，作為心物作用產物的世界3原已存在，只是其客觀性不 充分，在相當程度上仍與主體粘連在一起，以及自我增長(突現與分岔)不明顯。所以，知識的 相對獨立和自我增長實際上是波普爾提出世界3的前提。由此可以聯想到亞當斯密。有人 曾提出這樣的問題［12］，為什么在古希臘有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卻沒有經濟 學家。理由是，直到亞當斯密的年代，經濟才從君主和教會那兒獲得相對獨立的地位，亞當 斯密才可能客觀地研究客觀存在的經濟。當時，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假設恰逢與近代科 學、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共同構建現代性的時代，市場經濟是正在興起的社會潮流的組成部 分，而在波普爾提出世界3之時，正是后現代思潮興起之日。波普爾本人和學界還未來得及對 世界3進行本體論研究，后現代即開始由歷史、社會、實踐等領域消解本體論意義上的知識論 。因之，由本體論切入，是走進世界3的不二法門。
同時，為了避讓傳統哲學的障礙，研究者也作了種種修飾。王伯魯［13］注意到世界3 涉及重大的本體論問題，直接關涉各個哲學流派的理論基礎。為此，他一方面承認“本體論預 設是哲學理論體系建構的基石或出發點”，另一方面又提出，“超出世界本原問題的范圍，認 識論或方法論意義上的二元論或多元論理論建構則是合理的，有助于具體闡述人類的認識和 實踐活動機理等”。于是，“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主要是在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上提 出和論述的。它突出強調了客觀知識的本體論地位，是對傳統的主客體二元論認識框架的重 大發展，應當給予積極的肯定性評價。這也是‘三個世界’理論的價值所在”。
在由本體論進入世界3之時，自然哲學可能是不錯的引路人。以下模仿自然哲學，為由本體 論視角研究客觀知識提出初步設想。
1. 知識的存在方式
(1) 知識分類
① 按內容可以區分為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等。
② 按形式可以區分為編碼知識［14］、隱性(或默會、意會)知識和虛擬知識等。
③ 按認識階段與深度可區分為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或具體知識與抽象知識(外延與內涵)。 ④ 按認識與實踐可區分為陳述知識與程序知識(規律與規則，know how to do)。
(2) 知識的層次
各種類型的知識之間存在相應的層次關系。
① 按所指對象的層次。如我們所知，自然界中的物質存在量子階梯，這種階梯一直延續到人 的需求層次。相應于這樣的階梯和層次，存在知識的層次。在量子階梯的層次間存在上向和 下向因果關系，知識的層次間也存在類似的關系。
② 按認識過程中的階段，如知識在馬克思的“兩條道路”上的地位來研究其層次。
③ 拉卡托斯關于知識的“內核、幔層和圈層”也可作為探討知識層次的參照。
(3) 知識的橫向聯系
① 知識間的標準?？梢钥紤]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和商談，以及技術領域的標準。
② 在標準基礎上，考慮知識間的兼容。
說明:知識的層次是知識間的縱向聯系，再加上橫向聯系，合起來就是知識生態。對于某類 知識，可以考察其內部和外部生態。例如，科技知識的內部生態包括科學與技術的關系，以 及各門學科間的關系，外部生態包括人文知識如“敬畏”自然、環保、倫理等的影響，以及 科技政策等。以生態學來理解知識間的關系，如知識的生態位和生態鏈等。學校、科研機構 、產業集群、區域等的內部和外部的知識生態對于其運行和知識創新有重要意義。
(4) 知識與媒體的關系
① 麥克盧漢的有關理論。
② 文字、符號與影像(多媒體、讀圖時代)的關系。
(5) 知識流
① 動力和阻力。
② 流動中的節點和界面。
③ 知識流動中的轉換和變形。
④ 生產和消費［15］中的知識流。
⑤ 全球化中的知識生態和知識流，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說明:知識的一大特點是它的流動性，知識要發揮作用必須流動。流動和關系(生態)是知 識存在方式的基本特征。
2. 知識的演變方式
(1) 知識的進化
主要指由微觀上探究。
① 借鑒釋義學理論。
② 知識的形式化、語義化和圖像化。
③ 知識的自舉。編碼知識與隱性知識的互動;硬件軟件化和軟件硬件化。
④ 知識的遺傳基因媒密(memi)。知識的遺傳與選擇。
⑤ 知識的聚散。以熵的概念理解全球化中的知識流和知識創新。
(2) 知識的歷程和規律
主要指的是在宏觀上把握。
① 知識進化與對象的關系［16－17］(科學史與自然史的關系)。
② 知識進化與認識過程的關系。由抽象和歸納等第一條道路的方法根除、脫域、祛魅;由演 繹、綜合、直覺等第二條道路的方法尋根、返魅。
③ 由遠古和古代的隱性知識、想象(隱喻)、嵌入編碼知識，經近現代非嵌入編碼知識，到 后現代的隱性知識、虛擬知識、隱喻、嵌入編碼知識［18］。
說明:揭示知識的演變方式，在微觀上有助于知識創新，在宏觀上把握知識的發展規律和趨勢 ，由知識的視角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
3. 知識與人和社會的關系
(1) 知識的鎖定與突破
居于主導地位的知識會對知識及其載體特別是人日后的進程產生鎖定作用。
① 不同知識的鎖定。
② 鎖定的深度和廣度。
③ 標準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④ 突破:庫恩、波普爾、拉卡托斯……。
(2) 知識的創造和應用
① SSK。根據知識社會學，知識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因而在相當程度上嵌入和黏著于 特定的主體和環境之中。
② 第二步形成與主體和語境無關的非嵌入編碼知識，可以流動和共享。
③ 最后形成面向用戶的嵌入編碼知識，如嵌入式軟件，以及隱性知識。
(3) 知識與主體的關系
① 私有知識與公共知識。
② 知識的嵌入與非嵌入(嵌入態)。
(4) 知識的權力
目前，話語權和知識就是權力的說法頗為流行，有必要對知識與權力的關系進行梳理。
① 不同知識的權力［19］。
② 知識與權力關系的不同類型。
③ 知識與權力關系的演變。
(5) 知識的普及、傳播與物化
結合第一部分對知識流的研究以及相對成熟的傳播理論。
① 知識的普及、傳播與公眾參與。
② 知識的物化知識對其他要素的組織和引導。這一點對科技成果產業化尤為重要。
(6) 知識流的社會環境
① 知識產權。一旦揭示了知識的流動性，就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的根本目的即在于遏制知識 的流動性，以迫使資金等要素的流動。
② 其他要素對知識的制約。
③ 科技知識的社會控制。
④ 科技知識與社會政治的互動機制。
至于學界關于世界4等的爭論，如果接受世界3即世界1和世界2相互作用的產物，那么世界4即 可歸入世界3，實際上人工自然就是按人的目的物化和集成的知識。如果考慮其特殊性，單獨 研究也未嘗不可，然后再討論其與世界3 的聯系。稱呼本身并不重要。
波普爾提出世界3已有40年。40年對于人類歷史不過一瞬間，而對于行將或正生活于知識時 代的人未免太長。一旦全面展開對客觀知識的研究，將不僅是進入一個新的未知世界，而且 引領我們登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擁有了審視現有世界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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