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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1
關鍵詞：金融危機；美聯儲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1
2007年3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申請破產保護，標志著次貸危機爆發。危機進一步蔓延，2008年9月14日，美國第四大獨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這些事件標志著次貸危機已經演化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并迅速惡化。
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各國政府和央行都開展了大規模的行動降低金融危機產生的破壞性影響。美聯儲也同樣大刀闊斧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突破了以往的政策框架，在常規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創新了一系列貨幣政策工具和手段，美聯儲實施了以“信貸寬松”為特征的貨幣政策，并創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
一、美國主要采用的常規貨幣政策工具
1.下調利率。從2007年9月開始到2008年12月底為止，美聯儲連續9次降息，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5.25%下調至0.25%，利率調整政策力度之大，十分罕見。降息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但是其作用尚不足以解決金融體系流動性嚴重短缺和信貸過度緊縮的問題。
2.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和存款準備金率三大政策工具來實施貨幣政策。金融危機初期，美聯儲主要通過隔夜操作向市場提供流動性。2007年11月，又增加了43天的回購操作。2008年，美聯儲進行了多次28天期限的回購操作。2008年，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累計向市場注入了8600多億美元的流動性，目的是為緩解信貸緊縮狀況。
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市場的混亂但是也并不完全有效。銀行貸款標準提高和信貸市場的功能障礙等因素抵消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并由此導致金融市場更加緊縮。
盡管美聯儲將央行傳統三大政策工具都用上了，但是信貸市場上風險溢價還沒有恢復到正常的水平，這迫使美聯儲不得不進行進一步的動作和創新。
二、美聯儲應對危機的貨幣政策創新
概括來說，美聯儲近期的金融創新主要分為四類：
（一）針對存款機構的工具創新2007年8月以來，美聯儲在放寬存款機構在貼現窗口借款的條件，降低貼現貸款利率，延長貸款期限等措施的基礎上，對銀行貼現窗口進行了改革和創新。這些針對存款機構的工具創新主要有：定期拍賣便利等。
（二）針對交易商的工具創新美聯儲的公開市場操作是在公開市場上買賣證券，證券買賣可以通過兩種形式進行：或者直接與交易商買賣證券發放或回籠資金；或者由聯儲賣出證券，再按照協議買回證券，通過這種回購向交易商貸出資金。
（三）針對貨幣市場的工具創新為了對貨幣市場提供支持，2008年9月19日美聯儲采取兩項措施，一是對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便利進行升級，建立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便利，擴大美國存款機構和銀行持股公司無追索權貸款規模；二是從一級交易商手中收購由“兩房”和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發行的聯邦機構貼現票據。
（四）針對特定企業和法人的工具創新盡管美聯儲為應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政策前所未有的激進，為穩定局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已初見成效，但信貸市場仍存有相當大的壓力。
三、美聯儲實施貨幣政策的效果分析
在審視2007年至2009年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時，應該看到美聯儲貨幣政策是成功的。美國金融市場已經趨于穩定，美國經濟正在走出衰退，近幾年將是美國經濟全面復蘇的時間。
1.反映金融市場恢復融資功能的一個表現就是給小企業的貸款數量。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期間，美國小企業每月獲得的貸款金額為8.3億美元，2009年2月至9月，該數額上升為13億美元，9月份當月達到了19億美元。企業獲得的貸款增加有助于經濟的復蘇。
2.由于美國金融市場日趨穩定，對實體經濟產生了良好的作用，美國實體經濟已經走出了衰退。2010年1月27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表示，美國經濟繼續在走強，勞動力市場惡化在減弱。美國經濟以適中的速度在復蘇。美國商務部的數據與美聯儲的判斷是相互支持的。美國經濟已經從衰退中走出。
3.美聯儲在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充分利用信息溝通，告知公眾有關貨幣政策的未來走向，從而影響預期，并影響長期利率。2008年12月底公開市場委員會在聲明中表示美國經濟很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不尋常低利率的觀點。該聲明重要作用是引導，使經濟朝著政策預期的方向發展。
四、美聯儲貨幣政策創新對我國的啟示
美聯儲在應對危機中，采用了大量的貨幣政策工具創新，對于我國央行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流動性短缺、流動性陷阱與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踐證明，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來看，危機以來，美聯儲貨幣供應量M1和M2均呈現大幅增加。這充分說明美聯儲貨幣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增加。
第二，金融危機貨幣政策傳導鏈條的斷裂與應對。正常情況下，央行的貨幣政策無論是通過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傳導，基本原理是中央銀行通過改變信貸市場中一些主要指標改變了不同資產之間的收益和風險關系，影響居民企業的資產負債、投資消費等經濟行為，從而實際經濟活動隨之發生改變。
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2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對外貿易；影響
一、引言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我國的對外貿易影響比較大，在大的發展環境下我國還沒有實現貨幣的自由兌換，所以這對外貿企業的發展來說就有著很大沖擊。從理論層面深化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摸清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本質，從而針對性的找到應對的方案就顯得比較重要，這也是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對外貿易的積極影響分析
1.使得我國對外貿易趨向理性持續發展。我國的經濟發展比較迅速，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方面的抵抗能力也在逐步的提高，但是當前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對外貿易對外強制調控的影響還比較深遠。從2008年的金聰危機發生后，全球實體經濟負面影響有了深化，世界經濟形勢趨緊，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促使其對外貿易的素質提高。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使得我國對外貿易開始從粗放增長轉入到理性持續發展的階段。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小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有著不同，大國經濟的增長條件放在外部需求長期穩定增長基礎上比較脆弱，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就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很大的沖擊，大國發展的鮮明特征就是低國際貿易水平，大國的政策內向性較強。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使得我國出口粗放增長的國際經濟風險成為了現實，金融危機造成了我國的出口規模變小，也對國際貿易的整體格局進行了改變，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環境下，就要轉變外貿增長的方式，能夠保持適當的貿易規模進行發展，提高我國的競爭力，提高我國的對外貿易整體素質。
2.有助于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化。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那個中，加工貿易占有大部分比例，雖然加工貿易對我國的外貿發展有著積極影響，但是負面影響也比較突出，最為突出的就是環境污染的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這種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的失衡問題就能得到有效糾正，加工貿易是以機電產品等資本或者是技術密集的產品為主，兩頭在外，在我國的產業鏈就比較短，是受到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影響比較明顯。一般貿易的國內產業鏈較長，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比較小，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一般貿易的發展就會超過加工貿易的發展，這樣在對外貿易的結構轉變方面就有著促進。
3.促進我國外貿市場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主要的貿易伙伴需求就會下降，這樣能夠促進我國外貿市場的多元化發展。結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經濟增長預期，發達國際經濟下降的幅度要高于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出口產品需求也會在這一過程中大幅下降。對外貿易的市場相對比較集中，我國對外貿易的伙伴過度依賴是發展潛在風險，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這一風險成為現實風險，我國作為新興的市場發展中國家，在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程度上要相對比較小，外需市場的規模也比較穩定。調整壓力以及對新市場的開拓難度比較突出，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的對外貿易市場就會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的整體水平提高也有著積極意義。
4.有助于對外貿易經營主體結構的優化。在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外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的比例中占有主導地位，這一發展現狀在當前并沒有得到轉變，我國的對外貿易外資化的程度是比較高的，這就會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帶來諸多的問題。外資企業主要是以跨國公司總體利潤最大化作為發展目的，主要是從事低附加值的產品為主進出口貿易。外資的占比比較大，內資企業在國際貿易的發展過程中就必然會受到影響，而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資本的流動形勢就變得比較緊張，危機的資產負債表效應影響下，就會使得跨國公司從中國撤資或者是減小規模。由于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國際市場影響比較大，這樣加工貿易外資企業的經營風險就會擴大，在這一過程中內資企業的發展就迎來了機遇，能夠有效的提高貿易競爭能力。
5.金融危機發生利于我國吸收經驗教訓。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雖然產生的影響是世界范圍的，但是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還是有著經驗教訓可以吸取的，這地促進我國自身的經濟也有著積極意義。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能夠從中收集到諸多有價值的信息，能從中認識到對經濟發展中的風險要有充分的認識和制定應對策略，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危機的出現對我國建立適合的經濟發展市場機制和監管機會也有著啟示作用，為實現國內的外貿和本土企業的發展提供線索。
三、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對外貿易的消極影響分析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比較大，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也產生了諸多負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1.影響我國對外貿易消費能力。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之后，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當前的國家之間的聯系得到了加強，外貿交易經濟往來日益的密切，生產的商品在價格等方面是多種因素決定，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就會打破這一平衡，對商品價格和帶來的消費購買能力就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經濟繁榮時期市場的需求就會提高，商品的需求也會增加，而經濟處在低迷時期的消費收入以及購買力也會比較低，造成市場需求降低，商品的需求也會降低，這就影響我國對外貿易消費能力。
2.影響對外貿易出口額。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對外貿易的出口額增長率就會明顯的下降，進口額開始增長，貿易順差額減小，出口國的經濟發展受到很大的沖擊，經濟增長出現下滑的發展形態，出口產品消費面臨著財富縮水以及失業等發展困境。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影響和其他的國家相比較還比較輕，通過大基礎金蛇以及保障就業對經濟的穩定起到積極作用，但是即便如此也造成整體的貿易順差減小的結果。
3.外部新貿易保護問題明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對我國的外貿發展的影響比較大，西方發達國際為能有效應對金融危機，保護自身的利益就會加強貿易保護，這是隨著國際貿易世界化出現的。世界貿易組織采取了相應的約束措施，但是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愈來愈嚴重，這就嚴重威脅世界公平貿易，對我國的經濟以及產業健康發展也會帶來諸多的不利影響。以美國為首新貿易保護國家就逼迫我國人民幣升值，造成我國的經濟發展不穩定，這也是一個比較突出的負面影響。
四、國際金融危機形勢下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策略實施
我國的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就要能夠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加強重視，筆者結合實際的情況，就我國的對外貿易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提出幾點建議：
1.加強對外貿易進出口策略完善制定。保障我國的對外貿易的良好發展，就要能夠制定完善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策略，企業發展是市場經濟發展微觀主體，保障對外貿易的企業有效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就能對調整我國的整體經濟起到積極作用。外貿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就要能抓準發展的基于，對自身的資源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使得出口產品市場供應以及自身的市場競爭力有效提高，加強市場性的金融活動的拓展。另一方面就要加強國內企業的自身產業升級問題解決，對重點的產業產品研發工作以及市場化的進程進行加快，從而保障進出口產業的良好發展。
2.及時解決內需市場投資需求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政府就要結合實際的發展情況出臺相應的政策，解決內需市場的投資需求問題，從具體的措施實施上來看，就要能強化對內需市場的有效開發和建設投資，構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將物流運輸以及售后服務的質量有效提高。要能夠從人力資本投資層面著手實施，發展高新技術來促進外貿模式的轉變，提供充足人力資本資源。
3.加強國企深化改革措施的實施。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就要能夠從各方面進行深化改革，從而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環境優化。將國企改革深化推進是比較必要的，要步驟實施外退國進的發展策略，我國的大量企業以及產業的空白，需要貿易發展的多數企業實力進行填補[8]。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外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就撤出中國的市場，我國的企業就要能夠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自身的優勢，推進企業的改革，將主營業務的方式結合實際的發展情況進行轉變，和外貿的發展需要相結合，這樣就能有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4.積極應對新貿易保護政策。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新貿易保護對策的實施中，我國要能積極的應對，政府方面要加快和世界的接軌速度，采用各種政策以及措施縮小和發達國家間的差距，尤其是貿易伙伴間金融發展魂晶和保護水平，就要采取積極措施提高我國的市場競爭力，打破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只有從這些層面得到了加強，才能有助于我國的對外貿易良好發展。
五、結語
綜上所述，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這就需要分別看到，從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吸取經驗和教訓，只有從多方面加強重視，才能保障對外貿易的良好發展。希望能通過此次對國際金融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的研究分析，能夠為實際的發展提供有益發展思路，更好的保障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葛佳.論我國外貿出口如何應對國際經貿環境的變化[J].知音勵志.2016(21).
[2]袁依馨.貨幣危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J].新經濟.2015(35).
[3]李劍榮.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貿易的影響研究——基于我國加入WTO前后十年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5(06).
[4]方旖旎.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出口貿易的變化、原因與對策[J].經濟縱橫.2014(07).
[5]趙娜,張忠慧.新型國際貿易壁壘淺析[J].北方經貿.2014(05).
[6]莊園.淺談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貿易的影響[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13(06).
[7]徐達.關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視角下的寧波出口十大策略[J].商場現代化.2012(33).
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3
關鍵詞:金融危機;資本論;
中圖分類號:F0-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4-0001-02
一、引言
由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在美國歷史上是規模最大的,波及范圍也最廣,而其動用金融救助方案,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僅有的。全球救助正在竭力防止美國金融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但是金融體系的不穩定仍在繼續,并在國際間不斷傳導。從倫敦、巴黎到法蘭克福,歐洲主要股票指數連續暴跌,亞洲、香港恒生指數,日本日經指數跌幅超?！?/p>
這場危機使西方人重新想到了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也導致了《資本論》突然在歐洲一些國家熱銷。《資本論》是學說的基石,給人類指出的是規律性的東西,難怪現今的歐洲人“困而知學”,又重新回到馬克思語境中來。本文依據學說,以《資本論》為基石來分析此次金融危機逐漸在全球引發的深層原因。
二、全球金融危機深層原因分析
(一)資本主義制度產物
當代資本主義是國際壟斷的資本主義,資本在馬克思以后的百年間,在國際化運動中實現不斷增殖,壟斷已成為高度集中的國際壟斷。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特征在當代依然沒有變,反而表現得更為突出。它的剝削和統治形式也更加完備,壟斷組織也不是馬克思年代的“國際托拉斯”,而是龐大的跨國公司,以及觸角伸向世界各個角落的子公司。
與這種龐大的跨國公司相適應的是國際金融資本。國際金融資本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在金融資本的冷卻下,資本和財富迅速集中,在世界上形成空前巨大的財團,寡頭和超級富豪。它的表現形式是以美元霸權為特征的世界金融體系。
《資本論》中指出:“關于進口和出口,應該指出,一切國家都會先后卷入危機,那時就會發現,一切國家,除少數例外,出口和進口過多,以致支付差額對一切國家來說都是逆差?！?卷三 ,556頁)
(二)全球化誤導
在《資本論》中,“一切國家”、“世界市場”等概念,隨著對資本擴張的敘述,出現的頻率是很高的。馬克思所指范圍,大體近似于當今的“全球化”概念。可今天“全球化”卻有它特定的內容,特定的背景,它已經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推行的經濟模式,這次危機與這一模式有著直接關系。
“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上面提到的高度集中的國際壟斷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叭蚧边^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把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推向全球的過程。
全球化的三大支柱是:新自由主義,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和跨國公司,這些理論和機構雖然在全球化到來之前就都已存在,但只有到了“全球化”時代,它們的作用才得到充分發揮。
1.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來源于古典主義,它看上去僅僅是古典自由主義在當前的復活,但是它流行的背景更值得注意,它最初是作為拯救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劑藥方,而為當權者所重視。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曾經指導過戰后西方經濟高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面對危機無能為力。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西方國家紛紛采納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才得以渡過危機,并不同程度地帶來了經濟繁榮。直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似乎是從反面印證了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于是新自由主義又開始從學術和理論逐漸走向政治化,并發展為西方國家推行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理論和意識形態,它在國際實踐中表現為“華盛頓共識”――即要推行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放任政策。
2.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三大組織分別管理著全球經濟中貨幣、貿易和投資領域,對世界經濟具有無比的影響力。雖然它們頭頂著“國際”或“世界”的帽子,但它們都掌控在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手中。比如,在世界銀行內部,美國一家控制著16%以上的投票權,對世界銀行任何一項重大決議都擁有否決權。并且按照慣例,世界銀行行長的職務均由美國總統提名,并始終由美國人擔任。由此看來,這些國際經濟組織和機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工具,因而它有明顯的利益傾向性。
3.跨國公司?？鐕倦x我們很近,麥當勞、索尼、微軟、西門子等等就是跨國公司的典型代表。那么跨國公司究竟是怎樣的機構呢?我國學者認為,跨國公司既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載體,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象征和標志。其實,跨國公司就主體而言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目前為止最有技術水平、最具經濟規模、對社會經濟生活最有影響力,也最具破壞力的代表性企業。
新自由主義、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和跨國公司三位一體,它們構成了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是全球化的象征和標志。其中,新自由主義是主導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國際經濟組織是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資本正是借助它們的力量在全球瘋狂擴張。在今天,資本矛盾表現為世界生產能力無限擴大趨勢與世界范圍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正是資本矛盾的日愈尖銳使全球經濟停滯和衰退,最終將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
(三)以美元霸權為特征的國際金融體系
1.虛擬資本極度泡沫。按《資本論》所述: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二重性,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的二重形態,使整體的國民經濟劃分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部分,這兩類經濟本應大體一致。
虛擬資本的積累在通常情況下是可以與實體資本積累相脫節的,即虛擬資本積累反映的價值符號可以與實體資本的真實價值無關。虛擬資本的量與實體資本的量不一致,并且使用經濟越發達,虛擬資本的量就可以更多地超過實體資本的量,一旦超量過大,交易主體的預期和信心就會受到沖擊,虛擬資本量相應會急劇縮小,這就可能直接引發金融危機。
2.美元霸權的形成。冷戰結束后,金融全球化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美國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都是以美元紙幣融資的,而美元不僅繼續充當國際貿易的主要儲備貨幣,且更重要的是繼續充當國際金融的主要儲備貨幣。美元霸權的形成使美國能夠以資本賬戶盈余消除國際收支失衡。
在美元霸權的作用下,今天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是史無前例的,也是觸目驚心的。在這兩個關系著各國國計民生的領域,美元霸權是結構性的。美國生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全世界的中央銀行被迫用手中結余的美元為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融資,因為這些美元只被允許作一種用途,那就是購買美國財政部的債券。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央行也為美國政府國內預算赤字融資。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越大,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銀行手中結余的美元越多。這些不得不再循環到美國,購買美國財政部債券的錢,也就越來越多。
3.國際金融體系以美元霸權為特征。美元霸權導致當前全球金融體系處于一種恐怖的平衡狀態,任何實質性的變革都可能導致全球金融和經濟體系的徹底崩潰。正是害怕徹底崩潰,全球金融體系的上層國家,例如,歐洲和日本,雖然已經感受到美元霸權對全球經濟平衡持續發展的危害,但是卻不敢提出任何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替代方案來動搖美元霸權,世界金融體系陷入日益混亂而脆弱的狀態,危機四伏。
在全球化的國際金融環境中,美國通過美元杠桿等于把國內危險轉向國際市場?，F行國際金融市場是一個“公共牧場”,當美國這樣如此龐大的經濟體把風險往里面轉移時,各國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均受影響和動蕩。
英國《觀察家報》稱:“心術不正的華爾街正威脅著世界經濟,越來越嚴重的金融危機是一場歷史性的大災難,將對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影響,這不僅是美國的危機,也是全球的危急時刻。”
三、結論
綜上所述,按馬克思學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概括說有三點:
1.它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并表現為商品生產的供給過剩與勞動者群眾有支付手段需求不足的矛盾對抗性暴發,即資本主義性質使然。
2.它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放任政策誤導的結果,即全球化運動。
3.作為國際資本主義核心力的美國,它所具有高杠桿效應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體系的過度投機性、欺詐性及其管理失控與崩盤所致,即美元霸權及其國際金融體系。
這三點簡單說,一是資本主義性質,二是全球化運動,三是美元霸權及國際金融體系是這次暴發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鄭良芳.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成因剖析和十點警示[J].經濟研究參考,2007,(66).
[3]徐凡.美國次優抵押貸款危機的回顧與展望[J].國際金融研究,2007,(9).
Restudy of Das Capital to Interpret the Deep Reas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ANG Liang
(Sports and Military Department,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Qiqihar 150001,China)
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4
個別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動蕩可能傳染、演變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是我國市場開放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外部不確定風險
國際銀行業新趨勢和加入WTO對我國銀行業發展和金融監管形成巨大挑戰，四大國有銀行的壟斷格局將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可能面臨破產風險
在資本項目逐漸放松管制直至完全自由兌換過程中，資本大量流入和流出是我國金融市場穩定的最大威脅
加入WTO使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如何在獲得開放利益的同時維護好金融安全是需要首先考慮的。開放的進程不僅取決于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進展情況，還要充分考慮國際環境和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對國內產生的。
國際金融體制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西方7國財長會議、央行行長的定期協商、20國集團非正式對話機制等區域性金融協調活動及國際儲備貨幣制度的流行說法。
亞洲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固有缺陷，“9.11事件”令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混亂，再次凸顯了這一問題。對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形成穩定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成為國際的共識，有關此問題的爭議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IMF的改革；二是對短期流動資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三是建立全球性的金融風險預警及援救體系；四是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金融合作。發達國家與發展家的主要分歧在于開放國內市場的速度和要否限制短期資本的流動，“9.11事件”后，美國為切斷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問題有所松動。但總體來看，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地位有限，在金融體系的重大變革面前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如果我國不能就這些問題代表發展中國家提出較為完整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能就發達國家提出的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主張發出適當的反對聲音，就只能被動地服從和遵守。
國際金融市場上幾種主要貨幣的實力對比是國際金融格局的核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一直處于霸主地位，近幾年，其強勢地位愈發明顯。20世紀90年代末特別是1998年，美元只是對日元和其他亞洲貨幣走強，而現在是對世界上所有貨幣都呈強勢。1998年，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美元走強符合傳統經濟。而現在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美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卻連創新高。市場由此形成一種共識：“買美元可能買貴了，買日元卻肯定買錯了”。美元這種讓人難以理解而又客觀存在的強勢，使得任何單獨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都難以與其抗衡，這成為歐盟由經濟聯盟走向貨幣聯盟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拉美一些國家因此甚至走上了美元化的道路。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提出了“亞洲貨幣基金”方案，目的是建立起包括整個東亞在內的日元經濟圈，最終實現日元或以日元為主導的“亞元”的國際化，與美元、歐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目前，日本已與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簽定了貨幣互換協定，與印尼、新加坡正在談判，將很快達成協議，這是日本推進日元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尚不是經濟強國。人民幣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地位有所上升，但目前尚不能完全自由兌換，特別是在美元地位不斷強化，日元試圖在亞洲坐大的情況下，人民幣的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在貨幣附屬于他國時，成為政治經濟強國的。一旦人民幣只能充當亞洲的“二流貨幣”，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甚至亞洲地區政治經濟大國地位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在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中，鞏固和提高人民幣的地位，逐步使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是我成為政治經濟大國的必然選擇。
亞洲金融危機后，各國防范金融風險的意識增強，但仍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爆發金融危機的巨大隱患。由于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不具備預警和防范金融危機的能力，個別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動蕩可能傳染、演變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首先應該密切關注的是全球的最大經濟體——美國。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受經濟和股票市場持續繁榮的刺激，公司和家庭大舉借債用于投資和消費，目前私人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已達132％，家庭債務已相當于個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98％。除國內債務外，美國還欠有巨額外債，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貿易逆差也呈逐年增長趨勢，2000年達4354億美元，比1999年上升31.3％。2001年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股票市場市值大幅縮水。按經濟學一般，這些因素都會導致貨幣貶值。美元雖在“9.11事件”后略有回落，但很快繼續呈現出強勢特征。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經濟也是個巨大的泡沫，這個泡沫是靠巨額外國資本流入支撐的。一旦外國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和證券市場失去信心，資金大量抽逃，美元將難以維持目前的高位，現有的貨幣制度將出現劇烈動蕩。
其次是日本和東亞地區。日本雖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但目前經濟低迷，政府對內債務沉重，不良資產數額巨大。日本GDP已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預計2001年度實際增長率為——0.9％，貿易順差連續第17個月下降，截止到下個財政年度的內外債務總額將達668萬億日元，折合5萬多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1.33倍。近期，日本政府為刺激出口、緩解國內通貨緊縮，積極推行弱勢日元政策，導致日元大幅貶值，已累及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韓元和新臺幣已有貶值跡象。目前，大多數專家認為，亞洲爆發新一輪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基礎與1997年相比已經得到加強。二是多數亞洲國家基本完成了金融體制改革，放棄了單一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匯率更有彈性。三是短期債務規模已大大減少。但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遠比亞洲金融危機時更為嚴峻，因此，有關動向仍值得密切關注。
第三是拉美地區。據IMF的統計，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國外債總額已達7663億美元，占整個拉美地區GDP的39.8％。阿根廷從1999年開始陷入衰退，外債余額高達1320億美元。從2001年年初開始，阿市場多次出現動蕩，因IMF的救助化險為夷。11月，阿政府與IMF的貸款談判陷入僵局，阿政府為避免金融系統崩潰，宣布于2001年12月1日起實施為期90天的限制銀行提款措施，引發大規模動蕩和危機，自21日起的12天內，更換了5位總統。阿政府已宣布停止償還外債、取消比索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但經濟政治能否穩定有待進一步觀察。美國銀行和跨國公司在拉美地區有大量貸款和投資，如果拉美地區金融經濟出現危機，將拖累美國進而全球經濟。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資訊的進步和金融全球化迅速，國際金融業的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和特征。一是混業經營和銀行業的并購使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具有超強競爭實力的金融集團。二是金融創新使金融市場的交易機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場的類型更加復雜，不僅使交易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三是金融業化、化使傳統金融業的服務方式和服務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改變了原有金融業的競爭方式和競爭格局。領導國際金融業發展趨勢、處在潮流前沿的是美歐日特別是美國的金融業。我國銀行業目前仍是分業經營、服務手段落后、金融產品單一，對不斷涌現的大量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僅處于上的認知階段，金融業電子化基礎薄弱，加之不良資產嚴重，遠遠不能適應國際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加入WTO五年后外資銀行將被允許全面開展人民幣業務，同我國銀行展開全方位競爭。競爭的主要領域不會是本地銀行占優勢的傳統業務領域，而會更多發生在外資銀行具有技術和管理優勢的領域，如網上銀行、個性化的理財服務、國際金融領域已有的金融創新成果的等。目前外資銀行為進入中國市場正在資金和人才等方面進行周密部署，但國內金融界對未來形勢的嚴峻性缺乏心理準備。國外有些金融專家悲觀的認為，中國金融業入世后不堪一擊。
目前，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嚴格管制，這是我國能夠避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重要屏障。但隨著金融市場開放度的提高，資本項目管理的成本加大。因為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大部分交易同時具備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特征，與之相對應的資金難以明確區分。因此，開放資本帳戶是大勢所趨。我國目前并未承諾資本項目開放的時間表，但加入WTO將直接導致資本帳戶部分交易項目事實開放。資本帳戶開放的風險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
。資本大量外流。資本外流是發展中國家穩定的最大威脅。在資本帳戶開放之前，資本外流和“資本外逃”基本是一個概念，近年來，我國貿易帳戶和資本帳戶均是順差，但外匯儲備規模增速緩慢，這反映出外逃資本數額巨大。按照北大學者的測算，1982-1999年，我國資本外逃額累計約2328億美元，年平均約129億美元，1997年以來，資本外逃增速加快，每年約超過300億美元。目前資本外逃的途徑，一是貿易轉移，即在進出口貿易活動中高報進口或低報出口；二是通過投融資渠道轉移資金。如在境外投資中低估資產價值、境外投資利潤不返還等；三是通過地下錢莊或混入經常項目結售匯等方式轉移資金。
資本帳戶放松管制后，開放前的資本外逃變為合法流出，資本外流會有增無減。如果短期內大量資本流出或外資集中撤資，會給經濟帶來極大風險：一是導致國內資源流失和資金短缺，危及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二是加重對外債務負擔；三是使外匯儲備急劇下降，貨幣貶值預期增強，嚴重時將導致貨幣乃至金融危機。
2.資本大量流入。大量資本流入一方面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會引起貨幣和信用急劇擴張，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導致實際匯率上升和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惡化。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入過多，更會使金融市場乃至整個金融體系出現突發性危機。目前，由于國內證券市場不完善，部分非法資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資本市場或在國內謀取暴利的現象時有發生，這嚴重影響了我金融業健康穩定發展，加大了改革成本。
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5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金融開放；金融創新；金融監管
[中國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0)01―0040―04
“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金融開放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24日在山東財政學院舉行。本次研討會由山東財政學院和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辦、山東財政學院金融學院承辦。此次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50余篇，其中遼寧大學的白欽先教授、復旦大學的陳學彬教授、西南財經大學的劉錫良教授等知名專家、學者進行了會議交流發言。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會議圍繞國際金融危機及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危機對中國的影響、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等熱點問題開展了專題討論。
一、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解讀以及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剖析
國際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導致世界經濟局勢動蕩的根源，對此各國紛紛出臺經濟刺激措施，力圖盡量熨平經濟增長中出現的波動。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再認識是本次會議專題研討的起點。遼寧大學的白欽先教授認為，持續兩年半之久的國際金融危機目前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政府應對金融風暴的力度不夠，深度也不夠。許多人對危機的反應、認識是遲鈍的、遲滯的、遲緩的，對危機的解讀和預測是誤判、誤讀、誤導。我們必須對此次危機進行十分深刻的反思。美國的金融已經高度的信用化、泡沫化、虛擬化和衍生化，在GDP比例中超過制造業占據了第一位。在金融監管方面，美國政府監管離實體經濟越遠，則虛擬性越高，可控性越小，風險性越大。
國際金融危機是否能夠在短期內結束?對于這個問題，西南財經大學的劉錫良教授給出的解答是否定的，雖然各國政府聯手出臺了很多反危機的措施，危機還應是“來得快，去不快”。一方面，從歷史上發生過的危機情況看，危機通常會持續3～5年；另一方面，在危機之中，一般需要新興產業、升級的產業將經濟帶出危機。從全球的視角看，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和世界經濟結構的失衡并未消失，全球經濟尤其是美國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未為可知。金融危機的實質是信用鏈條的斷裂，信用鏈條的恢復需要較長時間。對于中國來說，中國經濟的好轉、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關鍵，而這不可能短期實現。中國在應對危機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刺激經濟走出危機陰影的許多措施，從長期來看，容易產生通脹預期與導致銀行壞賬的出現。下一步中國應該警惕的是關注政府融資平臺可能出現的風險。
中國當前是否也出現了金融危機?山東大學的胡金焱教授給予的解釋是，中國沒有金融危機，中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金融業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遠不如實體經濟受到的沖擊直接和劇烈，但中國應該警惕未來若干年產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在全球危機之中，有些中國金融機構反而表現出色。根據中國工商銀行公布的數據，其2008年實現的凈利潤高達1112億元，同比增長35.2％，曾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全球盈利能力最高的銀行之一。但是，國際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巨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影響GDP增長，中國外貿出口依存度達到20％左右，大體意味著經濟增長(投資、消費、出口)的20％依靠出口拉動；二是影響就業，中國出口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下，中國經濟正強勁復蘇，投資強勁反彈、消費水平持續增長、工業增長不斷加快、經濟增長恢復、物價尚處負增長。在外需萎縮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是遏制中國經濟下滑的現實選擇。但在擴內需、保增長過程中，應高度關注信貸擴張可能加大結構調整中產能過剩的問題。如果調控不好，可能導致在新一輪投資中，刺激了經濟增長的同時，積累起過剩的產能，導致未來幾年中實體經濟出現問題，進而演變為金融問題。
金融制度的缺陷是不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西南財經大學的洪正博士從人類本身的激勵機制的角度分析了工業革命以來的金融制度與金融危機的關系。他分析了工業革命以來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安排，認為企業層面的有限責任制度、股份制和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金融市場上競爭一體化、交易高度中介化和高杠桿率，政府的紙幣化、廣泛的金融安全網等都是金融市場潛在的風險存在的方式。山東財政學院的張晶博士考察了在金融危機中的貨幣政策問題，認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導致了這次危機的爆發，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中存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缺陷。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外貿、投資等方面的影響
中國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直接的行業是外貿行業。復旦大學的陳學彬教授將中國經濟受影響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危機前(2005年第3季度人民幣匯改后～2007年第2季度)、危機爆發(2007年第3季度～2008年第2季度)、危機加劇(2008年第3季度～2009年第2季度)和經濟復蘇階段(2009年第3季度～2010年第4季度)。金融危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是多渠道的，主要可以歸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收入效應和影響相對匯率水平的價格效應。針對各個階段，陳學彬教授采用進出口方程彈性分析法，考察了國內外收入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兩大因素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表明，中國貿易收支的收入彈性大于匯率彈性，進出口規模主要受國外需求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比較高，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易受到國外經濟波動因素的沖擊。借這次危機的逼迫作用，中國應設計和采取長遠的戰略性措施，主動將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向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調整。
在國際金融危機下全球FDI進入低谷、其規模和流向等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山東經濟學院的李兵博士指出，中國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協調好“引進來”和“走出去”兩者的關系。在吸收外資方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大資金監管，合理引導FDI，促進產業升級。在對外投資領域，應從國家長期發展戰略出發，著眼長遠布局，研究短期機會，推動我國對外投資平穩發展。
目前，國內的一些上市公司因“套期保值”業務在國際衍生品交易中遭受巨虧。山東財政學院的孫建全博士探究了“套期保值”巨虧的致因，認為主要是由于套保中隱藏著不同程度的投機、企業內部專家缺位、管理層盲目迷信投行方案和內部監督管理體制和風險控制體系不健全造成的。為此，上市公司在做套期保值業務時，應建立健全內部監督管理
體制和風險控制體系；提高套保負責人的認知能力，警惕借套期保值的名義進行投資易；加強人才培養，提高專業隊伍的執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加強對套保企業的風險監管，盡量滿足不同企業套保的需求。
商業銀行在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比較明顯。山東財政學院的鄭萌萌教授指出，從效率現狀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的整體經營效率未達到最優水平；從效率變動來看，我國銀行業的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均在改善中，但商業銀行全要素生產率呈下降趨勢。提高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根本途徑就在于技術效率的改善、經營規模的適度調整與技術創新。
三、金融危機下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匯率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一直是一大焦點。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這一焦點問題更加引人注目。
山東財政學院的宿玉海教授分析了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最新進展，以及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面臨的阻力。同時，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了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建議：(1)大力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2)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3)進一步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改革和完善。
通過觀察危機過程中各國貨幣的匯率走勢，復旦大學的陳學彬教授指出，在危機發生前和危機發生初期美元持續貶值，而在危機的加劇階段其他大多數貨幣紛紛大幅貶值的同時，美元卻不貶反升。自2008年6月以來，為避免人民幣兌美元進一步升值對我國貿易及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過大，以及抑制短期資本流動，人民幣名義匯率停止了對美元的單邊升值，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但由于危機期間美元的升值，使得人民幣匯率也跟著升值。進入2008年以來，由于美元的大幅升值，短短不到一年時間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最高達到20％。此間人民幣盯住美元的政策并不妥當。為了減輕這種不利影響，長期而言，人民幣應該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
對于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和中國宏觀經濟績效情況，西南財經大學的劉曉輝博士利用外匯市場壓力方法建立并經驗地估計了人民幣實際匯率制度彈性。研究發現：人民幣實際的匯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彈性，就越易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反之亦然；無論中國名義上宣稱了什么類型的匯率制度，實際的人民幣匯率制度越具有彈性，就越不利于中國實際產出的增長，反之亦然。在當前人民幣名義上宣稱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個既定前提下，人民幣實際的匯率制度表現為“害怕浮動”的特征不僅是合理的政策選擇，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國的福利增進的。
在出口在我國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前提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對國內就業需求產生著不利的影響。廈門大學的李曉峰教授在匯率影響就業的理論和模型的基礎上，用時間序列數據和面板數據實證分析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部門就業的長短期影響，證實了在匯率和就業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匯率升值不利于貿易部門就業；她還測算了匯率變動影響就業的出口需求渠道、效率渠道和資本勞動力渠道的影響程度，發現匯率變動通過出口需求渠道和效率渠道對就業的影響為負，而通過資本勞動力渠道對就業的影響為正。三個渠道中，出口需求渠道的影響程度最大，效率渠道的影響作用次之，資本勞動力渠道的影響作用最弱。在人民幣匯率處于升值周期和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應該積極改善整體投資環境，注重流入資金“量”和“質”的同步提高，并對一些行業適當的鼓勵支持；政府需要鼓勵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擴大對新興市場的出口；發展對沖工具，規避匯率風險；控制匯率升值幅度。
四、金融危機、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
在經濟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國際性的金融危機會使許多國家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對于中國來說，在應對危機之時，仍需要考慮如何進一步改革、開放金融市場。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民博士指出，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不高，金融創新還處在初級階段，沒有高度復雜的金融產品，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有限。但我們要深刻認識到，中國要真正成為經濟強國，資本市場目前這種簡單、封閉的格局不應成為我們沾沾自喜的理由。因此，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出路是堅定不移地推進創新和開放。在證券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一方面需要推動證券公司成為業務和產品創新的主體，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合規監管的力度，提升證券公司的綜合競爭力。
在考慮金融開放的同時，必須考慮金融安全問題。山東財政學院的張延良教授強調在目前全球經濟萎靡不振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采取漸進式戰略模式，分階段分步驟地執行，不能急于求成。山東財政學院的黃方亮博士認為，開放與保護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具體到新股發行市場的開放方面，我們應本著有限開放的原則開放股票發行市場。需要考慮的細節問題包括開放的時間限制、審批限制、信息披露限制、上市條件限制等因素。為了金融安全并獲取開放的最大利益，中國需要加緊大型、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服務機構的培育。
建立區域性貨幣區也是維護金融安全的一條渠道。山東財政學院崔曉燕博士將貿易關聯度和經濟周期的相似性兩個指標作為兩個相互影響的內生變量，通過實證研究表明，隨著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開展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將隨之改善，而東亞貨幣合作通過穩定匯率則能夠進一步促進該區域的實體經濟一體化。東亞各經濟體進一步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逐步展開切實可行的合作和協商，是在區域內部組建最優貨幣區以獲得盡可能大的匯率穩定收益和經濟金融安全的前提條件。
農村金融困境是影響目前我國農業發展的最大金融瓶頸。山東財政學院的付紅博士從分析農村信貸主體的行為人手，構建了一個農業金融信貸合約模型，剖析了造成農業投融資困境的主要宏微觀因素，認為農村金融困境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轉軌經濟中對農村金融的過度管制，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金融問題，需要對農村金融市場進一步放松管制，加大向各類資本開放，完善與農村經濟多層次發展狀況相適應的金融組織體系。
五、金融危機、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
金融創新一方面可以給金融市場帶來活力和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給金融市場帶來隱患和危機。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緣起于在美國出現的一些金融衍生產品，這讓許多人對中國的金融創新活動也產生了擔心和懷疑。
山東財政學院的黃磊教授從金融創新保障體系的建設這一角度反思了此次金融危機，認為我們應該重視由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安全問題，但金融創新的步伐不能放緩；在安全的前提下推進金融創新，需要構建一個系統有效的保障制度體系。我們需要通過金融創新保障制度體系，有效地激發金融創新的動力與能源；在進行金融創新活動時，需要甄別創新的正當性，并設定效應評估許可的標準；設定基本的金融創新規程與權能體系?？傊?，需要建立起創新激勵制度、創新權能與組織制度、創新甄別與許可
制度，以及與創新相關的危機預警和化解制度。
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與其金融監管缺失是緊密相關的。山東財政學院的柏寶春教授認為，中國的監管層應考慮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和反饋制度；與傳統的合規性檢查相結合，建立新的風險防范和檢查制度；倡導金融制度創新，以達到與傳統業務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目的；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防范或減少金融創新風險的國際輸入。
對于在當前金融危機下中國商業銀行面臨的金融風險，吉林大學的趙雪飛博士和畢新華教授提出應推進信貸結構調整，加強流動性風險監測，加強理財產品風險管控，妥善處理外匯資產，合理展開外匯投融資，加強內控合規建設，平衡業務創新與風險防范，以防控操作風險。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許多擴內需的措施，但地方政府卻面臨著投資資金短缺的問題。山東財政學院的宋琳教授對ABS融資模式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推進ABS融資模式，把地方基礎設施項目的未來穩定現金收入提到當前兌現，以填補地方政府投資資金缺口。這些提前變現的巨量現金流就可以充當地方政府投資的資本金，這樣可以保證地方投資計劃的順利完成。
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6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 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
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呤秦泿女斁滞ㄟ^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岸繉捤伞闭邼撛诘娘L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 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