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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范文1
《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根本任務是“到2020年，形成適應發展需求、產教深度融合、中職高職銜接、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溝通，體現終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在這一表述中，職業教育體系的“中國特色”體現在哪些方面，而“世界水平”的職業教育體系又有哪些標準？準確理解這兩個問題，是實現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目標的關鍵。
從國際視野來看，近年來，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提出了建立完善職業教育或技能開發體系的目標。韓國提出，要構筑“從學校向工作崗位、從工作崗位向學?！膘`活轉換的、貫穿終身的、職業能力開發導向的、開放的職業教育體系。英國提出，要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有清晰晉升路徑的、適應社會需求的、高質量、透明、靈活、世界水平的繼續教育與技能開發體系。澳大利亞提出，要建立一個惠及全民、高效靈活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印度提出，要創建一個在性別、城鄉、組織及現代化程度等方面高度包容化的技能開發體系。歐盟提出，要建立吸引力更強、更具適切性、生涯導向、創新性、更容易獲得、高質量、靈活、開放、現代、包容并有利于實現終身學習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通過對其成員國經驗的系統研究認為，高效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具有如下特征：適應需求、高質量、學習結果導向、具有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及支撐條件。
從國際社會的發展戰略來看，雖然各國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目標和重點存在差異，但如下三個方面是國際職業教育體系發展共同強調的核心內容：一是以終身教育理念為基礎，強調職業教育體系的包容性、開放性、靈活性；二是從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強調職業教育體系的勞動力市場適應性；三是從學習者的角度，以提高質量和促進流動性為核心，強調各層次職業教育間及職業教育與其他類型教育間的銜接溝通，為學習者提供暢通、便捷的教育轉換和晉升路徑?？梢哉f，上述三方面應是“世界水平”職業教育體系的基本要求。
在追求“世界水平”標準的同時，要立足于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現實基礎，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為引領，通過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法規、制度和計劃安排，解決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中面臨的具體和實際問題，并在這一過程中努力錘煉我國職業教育的“中國特色”，以徹底扭轉當前職業教育被視為“二流教育”的看法，使其成為所有公民有吸引力的教育選擇，并同時成為促進國家經濟增長、社會和諧與實現個人成長及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撐，這是“中國特色、世界水平”職業教育體系的根本旨歸。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范文2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開展的背景下，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迅速，極大地推動了電力行業發展，給大眾提供了高質量、安全與穩定的電能，滿足了大眾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而在設計電力線路的過程中，路徑選擇與桿塔定位是兩個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中，路徑選擇質量會直接影響到電力系統施工安全性與運行可靠性，而桿塔定位科學性會影響到線路維護的便利性，因此，在設計電力線路時需要保證這兩部分可以共同完成，保證工程施工正常進行，確保電力系統的安全性。本文就電力線路的設計路徑選擇進行分析，探討電力線路設計中的桿塔定位，以期提高供電線路運行安全性與可靠性。
【關鍵詞】
電力線路設計；路徑選擇；桿塔定位
1前言
近幾年來，國內城市化建設漸漸加快、經濟水平也不斷提高，群眾在電力方面的需求漸漸加大，電力的供應量也日漸上漲。電力線路作為電力建設中基礎且核心的部分，對于電能質量與供應安全有著重要作用，尤其是桿塔科學定位與設計路徑合理選擇更是電力線路的設計中心內容，不僅決定著電力系統的建設項目成本，而且會影響到電網布局的結構優化，對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有較大影響。因此，為保證高質量、安全電能正常的供應，需要對桿塔進行科學定位、準確選擇電力的設計路徑，確保電能供應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2電力線路的設計路徑選擇
在電力線路的路徑選擇過程中，主要包含圖上選線與野外選線兩種類型。同時，進行線路路徑選擇時，需要充分結合工程實際施工情況，對電力線路的路徑進行設計與規劃，再進行實地勘察及收集一些有用的數據，從經濟與技術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確定一個最優的方案，并將方案上報審批，審批通過以后方可進行施工。其中電力線路的路徑選擇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2.1輸電線路的導線設計選擇在選擇輸電線路的導線時，需要充分考慮導線電暈、運行電壓與電流強度等參數，并針對可聽噪聲、電暈與無線干擾要求，進行全方面考慮和合理的選擇。目前輸電線路的導線主要使用鋼芯鋁絞線。為保證輸電線路的導線設計科學性與合理性，還要準確判斷高壓輸電線路的實際情況，根據不同情況選用不同的導線強度和不同的導線材質。不同的導線類型和分裂形式等對路徑選擇有一定的影響，需認真考慮，確保高壓輸電線路路徑的設計有效性，從而實現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目標。
2.2電力線路的路徑選擇在電力線路的架設路徑選擇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整個線路工程的施工難度、經濟效益及后期的安全維護。線路設計應選擇直線進行架設，盡可能減少交叉跨越，選擇地質環境良好的地區；要避開障礙區、高大的建筑物、綠化帶與住宅區；一些無法避開的障礙物和障礙區，線路設計者需要選擇較短路線，盡可能減小環境影響。目前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與規劃主要使用海拉瓦定位技術，同時應用GPS系統、衛星圖片與航拍圖片實行路徑規劃，該方式的優勢是效率比較高，尤其在控制路徑的長度方面，路徑的設計效率較高。因為海拉瓦數字化的定位技術能夠避開野外的操作，不僅能減小高壓輸電的線路規劃設計工作的強度，而且能夠節省高壓輸電的線路設計成本。此外，在電網輸電的線路設計中，路徑的選擇是核心內容，也是輸電線路設計的關鍵，因此，在選擇線路的階段需要把地理資料與地址信息作為前提，減小輸電線路的設計成本，避開危險地帶，保證電網輸電線路的可靠性。在路徑選擇時還可以設計多套路徑的選擇計劃，經過技術人員和相關專家深入分析與反復討論線路路徑的選擇，從而獲取最優路徑，這樣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與物力。
3桿塔的定位
定線測繪和斷面繪制為線路路徑設計中的一部分，把桿塔位置配置于縱斷面的圖中，這個環節就是定位環節。在設計線路的過程中，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桿塔定位，電力工程的施工質量經常會受到桿塔定位質量的影響，同時還會影響到電力系統維護與運行安全、線路工程造價，所以在線路設計中，需要進行嚴謹的工作，保證桿塔定位的準確性。具體桿塔定位操作方式如從表1所示。
3.1桿塔室內的定位在桿塔室內的定位過程中，主要是應用弧垂模板或線路平斷面設計軟件在平斷面圖中選擇桿塔位置，同時排定桿塔位置。在設計電力系統的線路時，桿塔定位合理性會嚴重影響到電力線路的施工建設經濟性、安全性與可靠性。在桿塔定位的過程中，必須保證不管什么樣的氣象環境下，導線的每一點都和地面保持著安全的距離。進行山地或是丘陵定位時，為使導線的地面保持安全的距離，需應用弧垂的模板來定位檔距。在結束跨越、轉角與終端等桿塔定位以后，要計算出代表檔距，以此計算或是查取導線應力，獲取K值，并按照K值選取弧垂模板對桿塔進行排桿（亦可用線路平斷面設計軟件來進行上述工作）。
3.2桿塔室外的定位當桿塔室內的定位完成以后，桿塔形式和位置基本是已經被確定好，再按照室內桿塔的定位情況對室外桿塔進行定位。但由于野外現場的情況和室內桿塔的定位情況存在差異與沖突，特別是山地和丘陵地區，地質變化比較大、地形較為復雜，而在室內的定位中地形情況和中心線互相順應呈帶狀的范圍，寬度在2~6m之間，并且平臺圖比例比較小，這就導致野外桿塔地形的確定難度比較大。因此，將室內的桿塔定位完成以后，需要到野外現場的桿塔位置進行實地考察，同時和勘測資料對比，在必要的時候按照實際的情況對桿塔位置進行調整。為保證室外桿塔和室內定位的成果進行準確的對比，需要對相關桿塔實施定位補測，然后核對檔距高差等；核對線路轉角實際度數，對橫斷面圖實施補測，這樣以便工作人員補充或是修改室內的定位。線路設計人員需要在確保線路設計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綜合分析線路工程運行維護、施工條件與經濟造價等，制定出最優設計計劃，認真做好排桿與定位的工作。此外，當初步排定桿塔位置，擬定好桿塔型式和高度以后，設計人員還要校驗與檢查電力線路設計條件，保證桿塔鎖定的位置在規定設計范圍內，確保桿塔線路的設計精確性。在桿塔定位的過程中，要重視以下五種情況：①設計人員應該考慮陡坡上桿塔會不會有被沖刷情況。②設計人員要盡量避免孤立的檔距，尤其是一些小檔距孤立檔。③在山地、丘陵地區定位時，不僅需充分考慮邊坡穩固，而且要保證緊線放線、電桿的焊接立桿與排桿、桿塔運輸與組塔等具有足夠的條件。④在一線重冰區，盡可能避免檔距增大，盡可能保證檔距的均勻性。⑤使用拉線桿塔時，需要考慮拉線的位置，避免拉線打在路邊或是池塘洼地等。
4結語
綜上所述，桿塔定位與路徑選擇對于電力線路設計至關重要，同時會影響電力線路造價與成本。因此，在電力線路路徑選擇與桿塔定位時，相關人員需要針對以上情況，采取相應的解決措施，確保桿塔定位質量與路徑選擇的精確性。同時還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提高電力系統的線路設計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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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范文3
關鍵詞：城市轉型；經濟轉型；聯動轉型；戰略定位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4）-04-18（3）
中國城市化的創新實踐和城市轉型發展的戰略行動，已經成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熱點。長期致力于我國城鎮化戰略和城市經濟轉型研究的南京社科院副院長李程驊研究員，近日推出的《中國城市轉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以下簡稱《城市轉型》）專著，是國內學界首部系統研究中國城市轉型戰略與實踐路徑的著作。作者在世界城市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的戰略新格局中，立足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要求，全面探討了中國城市轉型的動力機制、演進路徑、價值導向和節點突破，在產業升級和城市空間優化的雙重維度下，構建了一個研究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學術框架和支撐體系，創新了中國城市研究的話語體系，同時進一步明晰了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戰略方向與目標，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價值，是中國城市研究的拓展與深化。
1 創新了中國城市研究的話語體系
基于上述的宏觀把握與價值判斷，作者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研究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學術框架。在這個邏輯框架之下，分別建立起產業動力機制對城市轉型發展影響的“縱軸”和制度創新下的城市空間優化對城市轉型支撐的“橫軸”?！皺M軸”從產業結構升級與新產業體系構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文化創意產業的培育生長等方面，來闡明中國城市轉型與經濟轉型的互動機制和對應關系；“縱軸”則從我國創新型城市的建設、區域發展一體化的實踐成效以及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整合作用，進一步驗證城市轉型發展中“空間響應”的重要性?！翱v軸”與“橫軸”的協同演進和正向作用，系統保障了中國城市轉型的戰略方向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從而達到或接近以先進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城市轉型的實踐創新，讓持續的實踐創新來豐富城市發展的理論體系的“理想狀態”。
作為一部高質量的學術著作，價值理念的傳達、話語體系的構建，不僅僅體現在研究框架的設置上，還體現在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價值上。《城市轉型》依照理論探源――國際視角――現實對應――實證檢驗――戰略選擇與對策建議的研究路徑，以其嚴謹的學術框架、量化的研究方法、嚴密的邏輯論證、生動的現實案例印證，為國內學界研究“五位一體”總布局下的新型城鎮化戰略與城市轉型發展等重大現實問題樹立了一個重要的范本。
在嚴謹的學術框架之下，作者圍繞經濟轉型與城市轉型相互作用的核心命題，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逐層論述產業結構升級與新產業體系構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生長對中國城市轉型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作用機制，以及創新型城市建設、區域發展一體化進程、生態文明建設準則對城市轉型發展的“空間響應”特征，形成了一個與國際對接的、充分表達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理念與行動的話語體系，也豐富了世界城市化、城市轉型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內涵。
2 豐富了中國城市研究的實踐內涵
城市轉型是一個永恒的命題，更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城市轉型是城市發展進程及發展方向的重大變化、重大轉折，也是城市發展道路及發展模式的大變革，現代城市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不斷轉型、提升競爭力的過程。而國際城市之間因為資源稟賦的不同、所處發展階段的差異以及治理方式上的差異 ，對轉型發展的時機切入、推進措施和具體對策，都會有自身的獨特性，由此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轉型模式，使國際城市轉型行動呈現出豐富性的特征，這也為當前中國不同層級的城市轉型的實踐路徑的制訂提供了更多的借鑒與啟示。李程驊的《轉型研究》一書，從世界城市體系的變動趨勢、國際城市成功轉型的路徑選擇的綜合分析中，指出我國的新一輪城市轉型行動，應在充分借鑒國際城市轉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前提下，建構起基于創新驅動、生態為基、綠色發展的集約化、高質量和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新戰略、新方式和新路徑，即在生態文明的建設中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和加快城市轉型升級的步伐，通過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使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形成一個有機的網絡體系，促進大行政區域內、經濟區域內的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以此為基礎平臺，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與區域協同發展、城鎮與鄉村互動進步的現代化之路，全面拓展和深化了中國城市研究的實踐內涵。
當代中國的快速城市化是“壓縮型”的城市化模式。這種“壓縮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發展效率，但也濃縮了快速城市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和矛盾，特別是近年來以交通擁擠、城市積水以及霧霾、生態環境惡化為突出特征的“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嚴重影響了中國城市化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倒逼經濟增長方式與城市發展方式的快速轉變。因此，《城市轉型》提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國家戰略行動中，在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中國城市要主動轉型，要從過去追求空間規模的“外延式”向集約、高效的“內涵式”轉變，要從過去追求經濟增長指標的“速度型”向構建高端產業體系的“質量型”轉變，城市的發展動力要從“投資驅動”變為“創新驅動”，中心城市、大城市的產業結構與整體功能必須實現從“制造型”、“生產型”向“服務型”、“商務型”的轉變。
3 明晰了中國城市的“主動轉型”路徑
以新型城鎮戰略為引領，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準則下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如何探索出“主動轉型”的新路徑？對此，《轉型研究》認為，我國的城市轉型要立足于城市創新發展的時代前沿，來進行系統的系統設計，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來系統推進，既要確定創新驅動、集約發展和綠色發展的戰略方向，同時也要制訂差別化的城市轉型路徑，為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能級水平的城市提供對應的國際標桿，以整體提升中國城市的轉型效率：堅持以經濟轉型帶動城市整體轉型的原則，即通過大力發展創新型經濟，加速產業升級步伐，建立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建立起開放式的新型產業分工體系，打造與全球產業鏈對接的國家價值鏈，承擔起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整合國際高端資源的職能，全面提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范文4
關鍵詞：中國跨國企業；國際化成長路徑；國際化成長模式
一、 引言
二十一世紀，世界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革命性的轉變。但當前世界經濟的困難和不確定性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帶來了新的挑戰，投資保護主義的興起、歐美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等致使2011年中國FDI流出量減少5%，這是2003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全球排名也從2010年的第6位降到2011年的第9位，并且超過50%的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交易未取得成功。在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政策背景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下降和效率偏低問題值得重視和思考。因此有必要系統梳理和總結中國跨國企業在國際化擴張過程中遵循的路徑和采取的模式，通過展現中國跨國企業國際化成長過程的全貌，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借鑒和指導，同時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企業國際化理論做出貢獻。
二、 中國跨國企業概念內涵與類型
本研究界定中國跨國企業為在中國大陸（不包括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注冊，參與對外直接投資，并且在一個或多個海外市場實施有效控制和承擔價值創造活動的企業?，F階段，中國跨國企業仍以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為主導，但“十一五”期間民營企業500強中已有137家企業投資海外項目592個，海外投資額達61.77億美元。除企業所有權性質的差別外，中國跨國企業在國際化目標市場選擇的多樣化程度方面也存在差異，因此本研究參照學者Luo和Tung（2007）的劃分依據，從所有權性質和目標市場選擇兩個維度將中國跨國企業劃分為四類：民營利基型、民營全球型、國有專家型和國有跨國型。
1. 民營利基型：指從地域和產品分布上看在國際市場上高度集中的民營企業，這類企業既沒有政府援助也沒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它們通過聚焦于一個狹窄的產品線和區域市場來強化自身的優勢。例如中興通訊在美國達拉斯建立實驗室和生產基地，主要瞄準北美的手機和通訊市場；澳優乳業在2011年通過收購荷蘭海普諾凱乳業集團51%的股份，擁有了歐洲優質奶源和生產基地。
2. 民營全球型：指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分布廣泛的產品線并進行全球布局的民營企業，這類企業在規模和盈利水平上，雖然還沒有樹立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同樣的市場地位，但憑借自身核心的成本優勢已發展成為全球化競爭中的強大力量。例如海爾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白色家電第一品牌，市場遍布世界五大洲；華為作為全球第二大通訊設備供應商在2011年再次挺進世界500強，但在北美、歐洲這些高價值地區的業務量還遠低于全球第一大通訊設備供應商愛立信。
3. 國有專家型：指對外投資聚焦于能夠發揮自身優勢并滿足政府特定目標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這類企業一般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資源類企業，通過聚焦于少數的產品線和區域市場來扮演好自己的雙重角色，一方面獲取國際化業務擴張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一方面完成國家賦予的特殊使命。例如五礦集團、中石油、中石化等國有企業在國內巨大的資源消耗需求下，必須承擔起資源戰略安全的責任，需要“走出去”尋求全球資源配置，但由于其他國家對中國國有企業“政府背景”的敵意，因此目前只能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欠發達地區布局。
4. 國有跨國型：指既出于商業目的又受政府影響，并在全球布局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這類企業雖然不像國有專家型企業涉獵具有戰略意義的資源領域，但同樣關乎國計民生，通過進入全球市場，一方面尋求更好的投資機會來實現海外業務的增長，另一方面該類企業的海外布局可以更好地支持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其他企業的國際化拓展。例如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金融類企業，中遠集團等航運類企業都是國有跨國型企業的典型代表。
三、 中國跨國企業國際化成長路徑
中國跨國企業的國際化成長路徑主要有三種形式：漸進式成長路徑、激進式成長路徑和跳躍式成長路徑，不同路徑的支持理論、路徑特征和企業類型分析如下：
1. 漸進式成長路徑。國際化過程理論形成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學術界關于企業國際化成長路徑的主流研究。該理論認為企業國際化表現為由不同階段組成的漸進式過程（Johanson & Vahlne，1977），在地理擴張上遵循本地市場、地區市場、全國市場、海外相鄰市場、全球市場的成長路徑；在經營方式上遵循國內經營、間接出口、直接出口、設立海外銷售機構、海外直接生產的成長路徑。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范文5
一、我國經濟發展中人力資本培養和積累存在的問題
第一，人口多而勞動力素質不高。我國人口眾多，但人力資本數量不足、高質量的人才不多，已經成為制約我國適應經濟知識化和經濟全球化要求的一個根本性的障礙。我國人口增長速度令人吃驚，從1949年的5.42億到2008年的13.2802億。（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這種巨大的人口數量便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壓力。更重要的是，這種超比例的人口數量擠占了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口質量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從而造成人口數量對質量的劣性替代。同時，國家為實現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和緩解就業壓力，又不得不依靠人力數量的增加，這無疑又激發了數量擴張的沖動，由此造成人口數量增長替代人口質量提高的惡性循環，使我國資源緊缺的情況更加惡化，經濟負擔更加沉重。
第二，人力資本投資不足。首先，教育和培訓是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主要途徑。在人力資本形成中，教育投資是關鍵，而我國教育最大的問題是教育經費短缺。而且，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模仿發達國家的教育體制，致使專業設置、課程內容脫離本國國情，因而導致畢業生往往學用不一致，造成人力浪費；其次，我國對人力資源的投資也不足。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物質資本投入來推動，結果造成人力資本投資長期不足，從而制約了經濟增長的速度。1995年政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只占GDP的2.5%，而在實物資本投資卻達到30%；現在的情況有所變化，但仍然十分低。發達國家教育經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6%～7%，而我國一直徘徊在4%左右。另外，企業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一些企業對人力資本重視程度不夠，人力資本增值程度較低；我國的很多企業由于沒有認識到人力資本投資的高回報率，片面地認為職工教育是社會行為，把職業培訓看作是一種負擔。
第三，人力資本利用效率不高、且人力資本流失嚴重。一方面教育體制的落后與勞動力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相脫離，從而使得知識生產與物質生產脫節；另一方面一些正規教育的畢業生運用所學知識的能力還不太強，且知識老化的速度很快。另外，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人才流失到發達國家。清華、北大等涉及高科技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大部分都去了美國，正常的國際人才雙向交流變成我國的單項人才流失。還有相當數量、并且是高質量的人力資本流向在中國生產和經營的國外跨國公司。這種現象類似于制度經濟學所指的“路徑依賴”現象。路徑依賴意指現在的經濟結果是對以前結果的進化路徑的依存。通俗一點說，人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我國人力資本利用效率不高，導致人力資本流失嚴重，從而阻礙科學技術發展，影響人力資本的利用率。依照這樣的“路徑”走下去，只能是阻礙經濟增長速度。
二、提升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建議
人力資本既是推動現代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也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高效、快速、持續發展的瓶頸。因此，必須結合國情，采取有效戰略措施，大力開發我國人力資本，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第一，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人口本身不是人力資本，而只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基礎。人口的過快增長是造成人力資本不足的重要原因，因為人口的過度增長使大量的人力資源閑置或不得其用，同時也降低了人力資本投資的人均水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提高及人力資本的形成。因此，計劃生育政策作為我國基本國策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當前，應進一步落實對獨生子女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確保在人口總量保持基本穩定的過程中，實現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在提升人力資本時，必須質、量并重。除了重視人力資本的數量外，更要注重人力資本的結構、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的匹配程度、人力資本投資的技術和制度選擇等因素。
第二，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應具有長遠性、連續性和累積性，國家、企業和個人均應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政府應加大對各級各類人力資本的投入，加快提高人口素質，建立多渠道、開放式的教育體系與培訓體系，全面提高人力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同時，建立健全人力資本投資及其保障體系，以及相應的組織機構和法律法規，以保證人力資本投資的落實到位和不斷增長。長期以來，由于偏好于短期效應的有形投資，輕視相對長期、無形的人力資本投資，造成人才質量提高無法與實物資本投入相適應，因而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限制因素。因此，我國要抓住經濟結構調整時機，切實轉變觀念，樹立人力資本投資重于物質資本投資意識，真正認識到人力資本的增加是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有效方法，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進一步實現以技術進步為主的可持續經濟增長。另外，企業應重視員工的培訓和繼續教育，加大企業教育培訓的投資力度，提高企業管理者素質，促進專業化、高水平人力資本形成。還要發揮輿論導向作用，宣傳知識、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激勵個人進行人力資本投入。
第三，優化教育模式，培養各種專業人才。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教育的發展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勞動力知識存量的多少、國民素質的高低和人力資本的形成，從而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速度，我國近些年教育投資雖有較大增長，但由于起點低，人口增長快，人均教育經費還處于較低的水平。因此，改革教育體制，大力推進素質教育，最重要的是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起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教育體系。要把培養有用人才、賦予每個社會成員謀生的知識和技能，從根本上擺脫貧窮，作為實施國民教育的首要目標。增加教育投資、優化教育模式、提高教學質量、加強教育市場化運作，以此來構建多元化教育模式。通過優化教育結構，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來挖掘現有高校的潛力，并應調整入學條件、專業設置、課程設置，更新教學方法，加大科研力度，產學研結合，應改變傳統應試教育模式，通過教育體制的開放、國際交流合作、高校成果轉化、職業技能培訓等途徑，提高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理論聯系實際能力。
第四，建立合理的就業機制，提高人力資本利用率。首先，健全勞動力市場體系，促進人力資本流動。一是要不斷培育和完善國內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加快人才市場的發育，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更好地發揮人才的作用；二是要深化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逐步改變國家行政計劃下達指標的用人制度，更多地采用勞動者和單位供需自愿的用人制度，建立有利于勞動力流動和人力資本均衡價格形成的全國統一、公開的勞動力市場；其次，加大社會保障體系。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形成的，而投資就會有風險。人力資本投資又是一種長期投資，投資收益具有很強的滯后性，因此風險會更大。也就是說，投入并不一定能夠獲得預期的收益。這就使得人們在做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時，往往傾向于回避風險，即選擇不投資。而一定的社會保障水平所提供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遷移補貼和職業介紹及職業培訓福利等相當于風險縮減因子，它降低了投資的風險，使人們更愿意進行投資，從而有利于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出臺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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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范文6
關鍵詞：兩職合一 制度環境 審計費用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812（2017）11-0051-04
一、引言
外部審計作為對公司行為的有效監督手段，致力于為相關利益主體提供與企業有關的可靠會計信息，長期以來受到人們的關注，已有的研究主要圍繞審計質量（曾亞敏等，2014；劉啟亮等，2015）、審計缺陷（王會金等，2006；吳一能，2013）、審計意見（曹瓊等，2013；呂敏康等，2015）以及審計費用（牟邵紅等，2014；王立彥等，2014）等方面展開。其中審計費用作為審計業務的報酬，是審計契約的重要特征，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業務的綜合表現，基于公司角度，文獻主要從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管理層激勵等公司治理結構的各個維度探討與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董事會作為緩解企業問題的職能機構，統領著公司的制度安排以及組織結構，良好的董事會相關特征，諸如合理的獨立董事人數、高專業性的董事會成員等會改善公司治理機制，進而在面對外部審計時，影響高質量審計需求（Francis et al，2003）、審計師選擇以及審計費用等內容，基于董事會層面，研究主要集中于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等董事會治理的核心內容與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但少有文獻就董事會的領導結構――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與審計費用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研究，顯然，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不僅在權力安排上有所區別，在企業內部的制衡與監督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兩職是否合一勢必影響企業對外部審計的需求以及企業財務、經營等審計業務的主要內容，進一步對審計費用產生影響，同時，與公司治理這一微觀制度安排相對應的宏觀制度環境也會影響到企業面臨的審計費用，一方面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行為的發生要受到制度環境的約束；另一方面制度環境也會影響公司治理結構的發展與完善，進而間接影響審計費用，那么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是否會影響審計費用？制度環境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又如何？制度環境是否會影響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與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我們以2011年至2015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制度環境與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以期對完善審計費用相關理論、促進審計市場健康發展提供參考與借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與審計費用。審計費用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部分：固定成本、事務所利潤以及風險溢價，其中，固定成本表現為以審計業務的工作量作為衡量手段，由企業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而風險溢價主要表現為在審計目標企業過程中，由于訴訟、審計失敗等審計風險的存在而需額外補償支付的部分（余玉苗，2005），從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對審計費用的影響路徑而言，其可能導致審計費用上升，也可能減少審計費用。具體來看，兩職合一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可能存在以下三種路徑：第一，從委托理論出發，當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會導致企業董事會與經理層制衡減弱，管理層權力放大，董事會難以有效地監督管理者行為（周建等，2015），進而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問題，而已有的研究表明成本與審計費用顯著正相關，這主要表現為審計人員會執行更為嚴格的審計程序以及更廣的審計范圍，進而增加固定成本，同時由于面臨更高的審計風險，因此事務所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補償。第二，從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來看，兩職合一能有效避免董事長與總經理的權力之爭以及因此帶來的經營低效率，而代表股東利益最大化的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能有效協調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相結合，提升決策效率，一定程度上能解決兩職分離之下的部分問題，總經理可能會采取更為有效的內部監督措施，執行更高質量的內部審計，進而降低審計費用（王守海等，2009）。第三，基于管理層權力理論，兩職合一易導致經理層管理防御，張俊民等（2016）研究發現，經理層管理防御與高質量審計需求呈現顯著負相關，兩職合一之下，無效率的監督會導致經理層缺乏動機選擇更高質量的外部審計，進而導致審計費用的削減。以上三種路徑，第一種會導致審計費用上升，第二、三種會減少審計費用，我們認為，盡管兩職合一會導致董事會對總經理缺乏有效的監督，但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對總經理的權利制衡不僅有董事會，還存在股東大會、監事會等機構，因此，兩職合一下，總經理對審計風險的負面影響有限，反而由于兩職合一，總經理出于自身名譽以及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趨同，會改善企業效率，而目前，在我國股權結構較為集中的條件下，董事會缺乏對于高質量外部審計需求的治理效應（韓洪靈等，2008），總體來看，我們認為兩職合一會減少審計費用的發生，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1：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與審計費用顯著負相關。
（二）制度環境與審計費用。已有的文獻主要從企業、會計師事務所等微觀主體入手，考察影響審計費用的各個因素，諸如：股權結構（粟立鐘等，2012）、內部審計質量（王守海等，2009）、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王良成等，2010）、行業專長（陳智等，2013）、品牌聲譽（李文鵬，2016）等，而基于外部環境視角的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律環境對審計費用的影響（Choi，2008；王良成等，2010；冉明東等，2014），缺乏直接檢驗宏觀制度環境與審計費用之間關系的文獻，我國目前處于經濟轉軌階段，市場化進程作為宏觀制度環境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對企業等微觀主體的影響深入到各方面，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升，企業受到的行政干預將更少，非國有經濟發展將更加繁榮，產品市場及要素市場發育會愈發完善，中介組織發育及法律水平也將逐步提高，根據樊綱（2011）市場化指數顯示，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發展失衡，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地區，信息不對稱更加嚴重，存在較多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既缺乏有效的內部控制，公司內部制衡不足，也缺乏合理的外部投資者保護機制，難以通過媒體等公眾組織機構實施外部監督，從公司角度來看，缺乏選擇高質量審計的動機，也不愿增加審計費用，從審計市場的角度來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水平、質量普遍較低，受制于物價水平等宏觀環境的影響，難以獲取高額審計報酬，而對于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由于投資者保護機制更加完善，企業受到來自內外部的監督更加頻繁，利益相關主體對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更加嚴格（吳克平，2013），企I需要通過選擇更加高質量的外部審計來換取股東等投資者的信任，同時，會計師事務所也會提供更加高質量、高水平的審計業務，客觀上也提高了審計費用，綜上所述，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2：制度環境與審計費用顯著正相關。
（三）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制度環境與審計費用。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作為董事會特征之一，其對于審計費用的影響依托于公司治理結構是否完善、有效，兩職合一狀態下，經理層權力的集中以及內部制衡的喪失，導致總經理行為缺乏監督，這與外界對于企業高質量會計信息需求不足共同導致經理層缺乏動機選擇高質量外部審計以及提高審計費用，而制度環境一方面規范了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良好的投資者保護促使企業提供更加可靠的會計信息，嚴格的法律規定客觀上要求審計人員執行更加嚴格的審計程序；另一方面，制度環境的發展也加速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表現為企業制度更加合理有效，組織結構更加科學合理，這對經理層的外部審計選擇產生了制約，董事會、監事會以及股東大會能有效地行使各自的權利，既能保證總經理的行為能受到較好的監督，也會對高質量的外部審計產生訴求，而這些都將提升企業面臨的審計費用，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3：制度環境的改善抑制了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對審計費用的負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本文以2011―2015年滬深A股11 019個上市公司樣本作為研究對象，并進行如下篩選：（1）剔除數據缺失樣本； （2）考慮到金融企業在股權結構、行業特征方面的特殊性，剔除金融類企業；（3）為保證會計信息質量可靠有效，剔除ST、*ST、PT類企業；（4）對所有連續變量采取1%與99%分位的縮尾處理（winsorize）。所有數據均來自CSMAR。研究采用OLS回歸法，所用計量分析軟件為STATA 11.0。
參考已有研究，本文的相關變量定義及描述如表1所示。
（二）模型設計。為了檢驗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以及制度環境對審計費用的影響，本文設計了模型（1）、（2）、（3）、（4）進行檢驗：
Fee=α1+α2Duality+α3Lev+α4Liq+α5Rec+α6Inv+α7First+α8Ultictrl+α9Opinion+α10Big4+α11Roe+α12Size+ ∑Industry+∑Year+ε （1）
Fee=α1+α2Mi+α3Lev+α4Liq+α5Rec+α6Inv+α7First+α8Ultictrl+α9Opinion+α10Big4+α11Roe+α12Size+ ∑Industry+∑Year+ε （2）
Fee=α1+α2Duality+α3Mi+α4Lev+α5Liq+α6Rec+α7Inv+α8First+α9Ultictrl+α10Opinion+α11Big4+α12Roe+α13Size + ∑Industry+∑Year+ε （3）
Fee=α1+α2Duality+α3Mi+α4Duality×Mi +α5Lev+α6Liq+α7Rec+α8Inv+α9First +α10Ultictrl+α11Opinion+α12Big4+α13Roe+α14Size+∑Industry+∑Year+ε （4）
我們采用模型（1）、（2）分別對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制度環境進行回歸，根據假設提出，我們預測兩職合一的回歸系數符號應為負，而制度環境的回歸系數符號應為正，為了使結果更加穩健，我們將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制度環境共同納入模型（3）進行回歸，預測解釋變量系數符號應保持不變，進一步我們采用模型（4）檢驗兩職合一與制度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由假設分析預測兩者的交乘項的回歸系數符號應為正。
四、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y計分析。表2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本文研究的樣本總數為11 019個，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的均值為0.25，中位數為0，說明我國目前大部分公司仍然采用董事長與總經理人員相分離的崗位設置，這可能是出于提升公司高層權力制衡的目的，而制度環境最小值為4.98，最大值為11.8，表明我國各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市場化水平差異較大，而制度環境的平均值為9.05，中位數為9.02，表明我國市場化水平總體較好，而其余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也與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