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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1
關鍵詞：職業教育；質量；經濟發展方式；基礎；關鍵
中圖分類號：G71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13）01-0070-04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高消耗、低質量、低價格、低效益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國提出了將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低消耗、高質量、高價格、高效益的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黨的十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钡?，實現這種轉變卻很困難。這與我國各級各類職業教育質量不高存在密切的關系，而職業教育質量不高又是由職業教育體制機制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完善我國職業教育體制機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提高職業教育質量，是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和關鍵。
一、長期以來我國只能實行粗放型
經濟發展方式的原因
（一）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的特征
要加快由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自覺性，首先必須要弄清楚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的特征。
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是指在低技術水平和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量的投入，即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勞動力，來增加產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又稱外延型經濟增長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數量的增加和更多地使用體力來實現經濟增長。以這種方式實現經濟增長，消耗大、成本高、質量低、價值低、效益低。
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在生產規模不變的基礎上，通過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提高科技含量的方式來增加產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又稱為內涵型經濟增長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利用率，更多地運用智力來實現經濟增長。以這種方式實現的經濟增長，低消耗、高質量、高價值、高效益。
（二）我國長期以來以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的根本原因
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是一種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經濟。主要由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經營管理水平較低，未受過良好職業教育的體力勞動者和較低層次的復雜勞動者來從事。
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是一種智力密集型經濟。是由文化水平較高，受過良好職業教育，熟練掌握科技和經營管理技能的智力勞動者來從事。
我國原本是一個農業大國，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普及程度和質量都不高，特別是億萬農民大多數都是未經過職業教育的簡單勞動者。當我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大量轉移時，由于勞動者的職業技能低下，所以我國只能實行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
二、當前我國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原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主要是一種粗放型的發展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我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是粗放式的。我國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由于技術水平不高，所以在改革后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在改革
中創業的民營企業，由于創業者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創業的起點技術含量低、規模小，因此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其主要表現為投資少，企業規模小，技術含量低，重復投資進行外延擴大再生產，如浙商的小商品生產等。另外，從我國消費品出口的角度看，主要生產出口低端的衣、鞋、帽、箱包、玩具等消費品。這種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生產效率低、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低、附加值少、價格低、效益低。這種情況不能可持續發展下去。
二是外商經濟是一種高新技術產品下的粗放式組裝性生產。外資企業的產品是很先進的，但其核心技術部件都在國外生產和開發，在中國建立產品生產流水線，將高端產品的零部件在國內生產好之后運到中國，用泰羅制生產方式，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進行無技術的、簡單的、單調的流水作業式組裝生產，其利潤的絕大部分都給外商拿走了，中國只能得到微薄的利潤。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為鼓勵和吸引外資，為解決我國過剩的勞動力就業，是必須的，也是迫不得已的，但這種情況再也不能長期持續下去。因此，中央提出了必須要加快我國經濟由粗放型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
三、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速度與中央的
主觀愿望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實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技能水平要高。西方發達國家為什么能實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職業教育辦得好、質量高。如美國和澳大利亞以職業能力標準為抓手，英國以考證為抓手，德國以“雙元制”教育為抓手，形成了職業教育過程中一環扣一環嚴謹的職業教育管理體制――國家職業教育法規頒布、職業教育研究、職業能力標準制定、職業培訓大綱和專業教學計劃實施、職業教材編寫、職業培訓實訓室建設、職業教師隊伍建設、教學方法創新、學生考核發證、教學檢查評估、教學社會評價等職業教育過程中的各個環節，環環相扣，形成邏輯嚴密的職業教育管理體制。在這個體制中，政府的職責、職業教育科研所的職責、行業協會的職責、職業學校的職責、企業的職責、職業教師的職責、學生的義務等，既有明確的分工，又有相互的聯動和制約，從而為培養出高質量的職業技能型人才通力合作并形成有效的運行機制，進而為國家實行集約化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才保障條件。
而我國的職業教育，還存在一些問題：從國家的角度講，沒有系統化的整體設計，國家沒有制定職業教育標準，教師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為好，學生學什么學到什么程度為好，都不太清楚；國家、科研院所、職業院校、企業、行業協會，各自為政；專業設置不太符合社會需求，技能培養不符合企業要求；重理論輕技能，等等。
總之，我國要想實現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深化職業教育改革，建立系統完善的職業教育體制和機制。
四、深化我國職業教育體制機制，
提高職業教育質量的思路
我國職業教育質量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在怎樣提高我國職業教育質量的問題上認識不高，沒有一個嚴謹的邏輯設計，未將社會力量凝聚到一起。為解決上述問題特提出深化我國職業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提高職業教育質量的總體思路。
（一）從上到下要提高職業教育是國民經濟發展基礎和柱石這一戰略性認識
在職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上，德國的理念值得我們學習。德國原是落后于英國的農業國，二次大戰后，德國工業成為一片廢墟，然而德國卻能趕超英國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并在二戰廢墟上快速振興，現在領先于歐洲各國，其秘訣在哪里？經濟界人士一致認為，聯邦德國經濟振興的一個很重要，甚至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職業教育。德國聯邦政府也公開宣稱，職業教育是他們“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是德國經濟發展的柱石，是一個民族能夠存在的基礎”。德國聯邦原總理科爾說：“經過良好職業培訓的青年是德國最大的資本，是經濟穩定的保障?！倍覈鴱纳系较轮恢匾曃膽{，不重視技能；只重視學歷，而不重視能力；只重視教人知道什么，而不重視教人會做什么；只關心經濟短期的高速增長，而不關心經濟長期的穩定增長。其表現為重視本科教育，輕視職業教育；重視知識傳授，忽視技能培訓；重用本科以上人才，輕用職業教育人才；重視對GDP增長率的追逐，輕視對職業教育普及和質量提高的投入。認為發展經濟是個硬任務，而發展職業教育是個軟任務，因此，對職業教育重視不夠，思考不多，投入不足，抓地不力。我國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上到下必須轉變觀念，普及職業教育和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并要認識到這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支撐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和柱石的高度去認識，下決心普及職業教育并把職業教育質量搞上去。
（二）搞好我國職業教育頂層設計
我國當前的職業教育沒有科學的、環環相扣的、邏輯嚴謹的、系統的頂層設計，在抓職業院校內涵建設和教學質量提高方面，東一錘西一棒，見效甚微。因此，搞好我國職業教育的頂層設計至關重要，現將我國職業教育的頂層設計構想如下：
1.健全和完善我國職業教育法律體系
為重視和規范我國職業教育，應象德國一樣健全職業教育法律體系。德國為重視和保障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制定了《職業教育法》、《職業教育促進法》、《實訓教師資格條例》、《通過計劃和研究促進職業教育法》、《職業學校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形成德國職業教育完整的法律體系，通過立法，使政府、企業、工會三股社會力量分工合作，共同促進德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和質量的提高。我國應借鑒德國職業教育法制化的經驗，梳理一下我國職業教育的法律建設，圍繞建立比較系統的職業教育體制和機制，補缺補差，建立比較完善的中國職業教育法律體系，使我國職業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軌道，使我國職業教育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2.國家要建立和頒布職業教育標準
職業教育標準是對職業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及其掌握水平的具體規定和描述，是建立職業教育質量保證系統的邏輯起點。制定職業教育標準是保證職業教育質量和學以致用的基礎性和戰略性的工作。因此國家首先要頒布國家承認的職業范圍，并在此基礎上制定每個職業的教育標準，根據職業教育標準再制定職業培訓大綱和教學計劃，指導全國職業院校和企業編寫職業教材和授課計劃。使全國職業院校和培訓企業及跨企業培訓中心明確應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學生應學什么，學到什么程度，以及對教育質量的評價和對學生畢業合格的考核有一個可操作的量化標準。因此，國家一定要建立職業教育標準。
3.明確國家、職業院校、行業協會、企業、工會在職業教育中的角色分工
在職業教育事業中，參與者有國家政府教育職能部門、行業協會和企業、工會、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以及學生和學生家長等。國家應是職業教育的領導者、法律的制定者、職業教育標準、職業教育大綱和教育計劃的頒布者；行業協會和企業應是職業能力標準的擬定者；行業協會是職業學校畢業生技能考核的執行者；職業學校、企業和社會培訓機構是職業能力標準的實施者；學生是職業能力的學習者和被考核者；工會是學員權利的保護者；學生家長是職業教育的參與者――這些社會力量如能很好地分工合作共同推進，就能有效地促進職業教育的良性發展和質量的提高。在這方面一定要向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學習，職業學校和企業對知識教育與技能實訓要進行合理分工和合作?，F在我國的企業界游離在職業教育之外，這是違反職業教育規律的。要想提高我國職業教育的質量，在職業技能培訓方面，我國企業一定要作為主角承擔起職業技能培訓任務。這有賴于相關法律的規定以及激勵機制對涉及的企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激發。
4.依法明確職業教育師資的從業資格
職業教育的師資一般分為公共課教師、專業課教師和專業實訓教師。職業教育是以技能為本位的教育。由于職業教育強調技能和操作能力的培養，因此，對于專業課教師特別是專業實訓教師，在技能方面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這類教師隊伍的建設必須在學歷和工作經驗兩個方面的結合上提出符合職業教育的相應要求，使他們在技能方面確實能達到師傅帶徒弟的水平，實現良師出高徒的培養目標。為此，今后職業學校的專業教師和實訓教師一定不能直接從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中招聘，而應從具有較高職業教育學歷并具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員中招聘。在企業和跨企業培訓中心從事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師傅也要提出同樣的要求。對現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專業教師和實訓教師，一定要分批分期送到有關企業頂崗工作一段時間以獲取實操經驗。
5.加大職業教育投入
加大投入，即建立先進的職業技能實訓室或培訓中心，使職業技能培訓具有足夠的物質保障。大企業要建立自己獨立職業培訓中心，與職業學校分工協作，高質量地培訓好本企業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社會可建立跨企業職業培訓中心，為中小企業培訓技術工人和工程師提供服務；職業學校建立實訓室為專業理論課教學提供服務?，F在國家對職業教育投入不足，在投入方面重視本科輕視職業教育的現象必須要盡快改變。
6.教考分離，實行第三方評價機制
教考分離，實行第三方評價機制，使國家制定的職業教育標準在強有力的監督下落到實處?，F在學生畢業都是學校自己考核，學校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學校出于種種原因的考慮，會放松或降低考試標準使畢業生質量下降。為確保畢業生達到國家職業教育標準的合格程度，做到零距離就業，教考必須分離，由第三方評價。職業學校和培訓單位只管教學和技能實訓。學生畢業時，由政府有關主管部門和行業協會對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考核和發證。這樣可以制約學校和培訓單位按照職業教育標準的要求，努力搞好教學和實訓，并促使學生按照職業教育標準去努力學習，在畢業時達到合格標準，以便更好地就業或創業。在這方面國家要建立獎懲機制，優勝劣汰，獎優罰劣。
7.改變職業院校現行的招生、培養、就業程序
我國現在的職業院校是按照招生、培養、就業的程序進行的，企業需要人才就到人才市場上去招聘――這樣校企之間在人才供需和培養方面就難以建立緊密聯系和合作的關系。要想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可向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學習，將職業院校先招生，后培養再就業的程序，改為由企業先招工，企業與徒工之間簽訂培訓合同，然后由企業把招聘的徒工送到相關的職業院校去學習文化知識和專業理論知識，企業負責對徒工進行技能培訓，校企分工合作共同培養出適合企業工作需要的技能型人才。這樣，校企之間在人才供需和培養方面就能自然而然地緊密結合了，同時也促使企業成為職業教育的主角。
8.建立中職、高職、應用型本科界線清晰的教學模塊
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2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边@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奔壊畹刈獾诙问絼t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F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狀況并沒有因此而相應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增長速度改革前的26年內只增長了2.2％，主要食品中的糧食，食用油人均消費量不僅沒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費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改革后的15年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了7.0％，除了人均糧食消費量受糧食需求的收入彈性低的影響而增長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長得非?？?，少則翻一番，多則超過了兩番。這說明了經濟增長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緩慢。關于這一點，從我們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相應地減少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要素的過度投入通常表現為經濟過熱，雖然經濟過熱在不同經濟體制下，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是一致的。在計劃體制下，由于價格是政府統一制定的，即使經濟過熱也不會使價格上升，但卻會出現嚴重的物質短缺，這恰好說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費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隨著價格放開，過去潛在的，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使物質短缺表現為價格的上升，即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意味著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八奈濉睍r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3
關鍵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策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指的是經濟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式的增長。粗放型經濟增長指的是通過增加物質要素的投入而實現對經濟的增長，這種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長方式就是一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往往會給環境和資源帶來強大的壓力，會因為經濟的增長而增加環境的承載力。因此，我們應該在一種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而加快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的協調、持續和高速發展。
一、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障礙
1、思想觀念方面的束縛
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認識上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首先，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對于節約資源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認識上存在著很多的不足。人們總以為我國地大物博、資源充足，對節約資源的認識不足。但是實際上，我國的一些重要戰略資源還存在著嚴重的而不足，并且十分匱乏，因此，在生產中資源浪費的現象比較嚴重。從我國的總體發展情況來看，我國的投入產出比例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的資源利用率卻遠遠的低于發達國家。其次，我國在經濟增長方面簡單的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那么也就意味著經濟發展了，換句話說，我國的經濟發展片面的追求的是經濟增長率。實際上經濟的增長與經濟發展分屬于兩層不同的含義。第三，我國的經濟增長始終處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考慮，一直追求的是產值和產量。物質財富的增長并沒有全面的考慮到經濟的協調和全面的科學發展觀。
2、體制性因素的影響
從微觀經濟來說，一些企業特別是一部分大型的企業改革雖然在持續的進行改革，但是，改革不到位，存在著產權不清的情況，企業也就很難成為真正的上商品經營者和生產者。也就是說，企業本身缺乏內在的動力，企業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本不能通過自主創新的方式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從宏觀經濟來說，我國的企業存在著強烈的數量擴張的內在傾向性，這種傾向性是因為投資權力和資源配置權力的不斷擴大。企業沒有明確的權責關系，并且各級地方政府也本身存在著財政收入產值增大的問題。從市場方面來說，資源配置的機制不健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的起點低，缺乏一定的經驗，市場體系不完善，嚴重的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3、非體制因素
非體制因素因素指的是在硬件設施上存在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技術改造資金的短缺、技術設備的老化以及科技教育事業的成果不能轉變為生產力，或者在這個轉化中，資源的利用率比較低。
二、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對策
1、樹立科學發展觀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所謂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念。社會經濟的發展要首先滿足人們的需求，其次要不斷的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并且處理好人的全面發展與物質財富增長之間的關系。只有符合科學發展觀或者說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夠有利于人、有利于社會的全面發展，才能夠達到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經濟增長的速度相統一。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中要始終尊重自然規律，要充分的考慮到生態環境和資源二者之間的承載力。
2、推進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推進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礎條件。對于國有大型企業來說，它們是國民經濟的支柱，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推動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首先要對國有企業的戰略資源進行重組，在這個過程中要始終的將產業政策和市場作為導向，按照優勝劣汰的原則，將國有資產的結構進行優化，使大型企業形成一種規模經濟效益，使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第二，要轉換企業的經營生產機制，使企業成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管理科學和政企分開的現代化企業制度。第三，加強企業的科研自主創新能力，使企業面向市場，走向集約化。
3、深化體制改革，增強企業的的調控能力
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更新技術，調整投資的中國店，不斷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最終保證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因此，作為政府應該切實的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政府機構的改革，使振幅在規范上和企業行為分開，不斷的創造經濟發展環境，保持經濟總量的平衡。在宏觀調控的機制和手段方面應該試試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建立嚴格的投資約束機制和監督約束體制，將企業粗放的經營方式轉變為集約式的增長方式。
4、完善市場體系
作為統一的市場體系應該講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作為發展重點，盡快的打破區域之間的封鎖，以建立競爭有序、統一開發的市場體系，這樣能夠有效的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行。與此同時，作為生產經營者也要完善市場機制，調整資源配置的方式，保證市場內的生產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
5、建立符合集約式發展的評價考核體系
有效的考核指標和評價體系實際上在轉變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起著導向作用。因為這種評價體系和評價指標能夠杜絕企業盲目的追求產值，追求企業規模擴張和各種攀比的速度，這樣能夠喲徐奧的降低消耗，優化結構并且加快技術進步。各種獎懲和財務指標體系的建立能夠對企業的發展以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到科學的指導作用。
三、結語
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質是從粗放型經濟走向集約型經濟，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改變傳統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投入，并且保證經濟的協調、健康、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封思賢,李政軍,謝靜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金融支持——來自長三角的實證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1（5）
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4
內容摘要：貿易模式變遷、專業化分工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交互關系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伴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專業化分工逐步拓展與深化，貿易模式也相應地不斷發生變化。與此同時，貿易模式的變遷又反過來促進了專業化分工的進一步深化，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
在過去的近兩千年中，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后，伴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專業化分工逐步拓展與深化，貿易規模穩步擴大，貿易模式也不斷發生變化。
貿易模式變遷的路徑
貿易模式的變遷既包括貿易方式的變遷，又包括貿易主體范圍與貿易客體結構的變遷。當然，貿易模式的變遷并不是指由新的貿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貿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貿易模式的不斷產生與發展?？v觀人類經濟的發展歷程，貿易模式的變遷路徑主要表現為以下特征：
（一）在貿易的廣度上，貿易主體范圍的不斷擴展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自貿易（交換）產生以來，貿易活動在空間跨度上呈現出不斷拓展之勢。貿易模式的變遷大體上表現為從城鄉間貿易到城邦（區域）間貿易再到國家間（國際）貿易的變遷路徑。
早期部落社會，由于受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人們基本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貿易行為只是偶發現象。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剩余產品不斷增加，貿易活動變得逐漸頻繁。貿易活動的增加與市場容量的擴大，為那些具有一定技藝的工匠專門從事手工勞動提供了可能。隨著手工業者從村落中的分離、商人的出現以及他們在空間上的集聚，最終形成了城市。此時，城鄉之間的貿易是貿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運輸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貿易半徑有限。
技術的進步、運輸工具的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貿易壁壘，使得貿易半徑不斷擴大。然而，封建割據成為貿易范圍進一步擴大的障礙，城邦（或諸侯國）為貿易活動設置了許多人為的壁壘—捐稅、過境稅、限額等，這就使得貿易活動很難超出城邦（或諸侯國）的領地范圍。當然，隨著自然交易成本的進一步降低，城邦與城邦之間的貿易也有所發展。
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據的束縛，貿易活動在國家內部變得活躍起來，貿易半徑空前擴大。而國家之間的人為貿易壁壘，成為當時貿易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障礙。為了打入國外市場，獲取貿易收益，很多國家利用各種手段（包括軍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國設置的貿易壁壘，貿易活動變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貿易的深度上，貿易客體層次上的不斷深化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細化，貿易活動在貿易客體的層次上呈現出不斷深化的趨勢，貿易模式的變遷主要表現為從產業間貿易到產業內貿易再到產品內貿易的變遷路徑。
16世紀到18世紀60年代的殖民地開拓，建立了宗主國和附屬國之間的制成品生產與原材料生產的分工體系；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等少數國家壟斷了先進工業，并把落后的農業生產轉移到亞非拉落后國家，逐漸形成了工業國與農業國之間的分工體系；19世紀70年代到二戰前，在科技革命的影響下，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并將夕陽產業轉移到亞非拉國家，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工體系。二戰前的國際分工主要是以產業為界限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產業間貿易模式，即不同產業間產品在不同類型國家間的單向流動。
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國際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轉變，分工領域由產業間深入到產業內部產品間，逐漸形成了以產品為界限的國際分工，即產業內國際分工。發達國家在維護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傳統垂直型國際分工的同時，擴大和發展了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型國際分工。在國際貿易方面，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逐漸超過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主體。在貿易模式上，則表現為產業內貿易（即同一產業的替代性產品在國家間的雙向流動）模式的迅速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促成了全球一體化市場的形成和交易費用的進一步下降，給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間；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競爭也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現實的推動力，跨國公司紛紛將非核心業務分離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業務，以培育和強化核心競爭力，維持競爭優勢。國際分工逐漸從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不同價值鏈環節之間，出現了全球性的生產協作，原來在一個國家完成的生產現在分散到了不同國家。這種非一體化生產模式也促進了產品內貿易模式的形成與發展。
（三）在貿易方式上，由一般貿易方式向要素流動、加工貿易和外包方式的轉變
隨著生產國際化與投資自由化的發展，為了利用當地相對廉價的豐裕資源、降低生產成本，或者出于繞過他國貿易壁壘、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國公司紛紛采取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貿易方式上，表現為產品跨國流動向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轉變。為了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資源，降低經營成本，經過對自己生產的成本與從外部購買的成本的比較權衡，越來越多的企業紛紛將非核心業務環節分離出去，由市場來承擔。這在國際貿易方式上也表現為一般貿易方式向加工貿易方式轉變。另外，受益于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與生產者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采用外包方式實施其全球化生產戰略，對產品生產工序進行垂直專業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別外包給最具優勢的企業，充分利用全球資源，以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這就促進了外包業務的快速發展，由此產生了垂直專業化分工和跨國外包的新型生產分工與貿易模式。
貿易模式變遷的原動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方式決定交換方式。貿易模式的變遷是分工模式演化的體現，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微觀經濟主體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通過將外部交易成本與專業化收益的比較，決定通過何種方式獲得所需，并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專業化。專業化程度的加深與貿易模式的變遷，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與專業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結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與專業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進步以及基礎設施與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進步與基礎設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術和航海遠洋技術的進步、新的交通工具的發明與改進以及交通網絡體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運輸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貿易中的運輸成本負擔；通訊技術的研發與進步，如電話、傳真、廣播、電視的發明與普及以及計算機、互聯網、電子郵件、可視會議等全新通訊方式的出現和改進，大大降低了信息傳遞與交流成本，使得企業能夠以較低的通訊成本交換信息，有效降低了業務拓展中的貿易洽談成本和業務協作中的組織協調成本。
（二）體制的完善降低了人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約束貿易開展的交易成本中還包括各經濟主體設置的各種貿易壁壘帶來的人為交易成本。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統一了國內市場，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據所制造的各種貿易負擔，促進了一國內部貿易的開展。隨著貿易自由化進程和多邊貿易體制的建立，國家（或地區）之間達成了各種形式的優惠貿易安排與協定，有效降低了國家之間設置的人為貿易壁壘。另外，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或地區）不斷加入到世界貿易體系，這些新興國家（或地區）在融入世界的同時，其豐富的資源也為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專業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進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比較優勢效應，實現更加有效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擴大了經營的規模并帶來規模經濟效應。同時，經營規模的擴大帶來累計產出數量的增加，這就產生了學習效應，即通過積累經驗、提升技能而帶來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較優勢效應、規模經濟效應與學習效應都帶來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企業對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業尋求更加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產經營模式。
貿易模式變遷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
一方面，專業化分工的深化決定了貿易模式的變遷，貿易模式變遷是專業化分工深化的體現；另一方面，貿易模式的升級變遷又反過來擴大了市場規模、推動了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發展，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
（一）貿易模式的升級變遷擴大了市場規模
貿易活動在空間跨度上的不斷拓展，通過擴大市場交易主體的規模增加了總的市場容量。在貿易模式從城鄉間貿易到城邦間貿易再到國家間貿易的變遷過程中，經營者所面對的市場首先從一城一鄉市場擴大到整個城邦，然后又擴大到整個國家，最后擴大到整個世界，市場總容量不斷擴大，這就為企業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可能。貿易活動在貿易客體層次上的不斷深化，提高了企業在其所專門經營的產品或工序上所面對的市場規模。
例如：假設整個世界共有A、B、C三個國家；A國為勞動豐裕國家；B、C兩國完全相同，均為資本豐裕國家；三國市場需求均為每年2000輛卡車、2000輛轎車和2000套服裝；并假設A、B、C三國分別有兩家完全相同的企業供應市場。在不存在國際貿易的階段，每家企業每年都要生產1000輛卡車、1000輛轎車和1000套服裝。在產業間貿易階段，勞動豐裕國家A國的兩家企業分別生產三個國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裝（勞動密集型產品）中的3000套；資本豐裕國家B、C兩國的每家企業每年分別生產1500輛卡車和1500輛轎車，其中三分之二供應本國市場，其余產品供應A國市場。在產業內貿易階段，A國的兩家企業還是分別生產3000套服裝；B、C兩國的每家企業每年會專門生產3000輛卡車或者3000輛轎車，企業在特定產品（卡車或轎車）上面對的市場規模比產業間貿易階段時的1500輛擴大了一倍。在產品內貿易階段，則可能出現B、C兩國的每家企業每年專門生產6000輛卡車（或轎車）的零部件或者裝配6000輛卡車（或轎車）的情形，企業在特定工序（生產零部件或者裝配整車）上面對的市場規模比產業內貿易階段時的3000輛又擴大了一倍。
（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約型經濟增長集約型經濟增長源于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效率的提高根源于專業化分工的深化。貿易模式的升級變遷擴大了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推動了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約型經濟的增長。
專業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市場規模越大，專業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發展有利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形成與積累，進而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隨著分工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企業可以將資金和精力集中在越來越細化的特定領域，促進了技術研發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實現技術突破。另外，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發展有利于帶動相關產業部門，促進整個經濟的增長。一方面，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帶動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對上下游產業產生了技術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帶動了相關生產者服務業（如倉儲、物流、咨詢等）的發展。通過對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實現了在更大范圍內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實現整個經濟的增長。
市場規模的擴大，使得資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廣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優化，從而推動生產效率和產出總量的提高，最終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企業由多產品的全過程經營逐步轉向某一產品、某一工序的專業化經營，可以提高經營的集中度并降低經營成本，有利于實現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企業面對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使得特定資源能夠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節約資源，相對增加了資源供應數量，進而增加了社會產出總量。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帶來了更大范圍內的市場競爭。一方面，這有利于打破了相對較小市場上的壟斷格局，會使得無規模的低效率企業退出市場，從而提高了全行業生產效率，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為了獲得競爭優勢，企業增加了對更加專業性的人才的需求，促進了人才專業技能的提高，使得專門化的企業家和研發人才不斷涌現，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另外，吸收外資、技術引進、加工貿易、承接外包業務等貿易方式的開展，產生了技術外溢效應，直接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貿易模式變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貿易模式變遷的路徑，反映了經濟的歷史、預示著經濟的未來，也啟迪著經濟的今天。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低彌的新環境下，為了繼續保持我國經濟良好的增長勢頭，我國必須順應經濟歷史潮流，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動我國的貿易向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以充分享受貿易利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為此，我國需要具體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推動科技進步、完善基礎設施
貿易活動的開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會原因所造成的人為交易成本?；A設施的完善與科技的進步，特別是交通運輸技術、信息交換技術的進步，有利于降低貿易中的運輸、商務洽談、組織協調等自然交易成本。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國要在積極做好立體交通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切實加大對交通運輸技術、新能源技術、通訊技術的研發投入力度。
（二）搞活國內市場、開發國際市場
搞活國內市場、開發國際市場，有利于降低人為交易壁壘，并擴大市場規模，提高專業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國企業能夠在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下參與專業化分工，并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國內市場分裂的弊端可以從19世紀初的德國略見一斑。當時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尚未建立，各邦國使用各自的貨幣，對貨物流動分別辦理過境手續并征收關稅。這就為邦國之間的貿易帶來了沉重的貿易壁壘負擔，嚴重阻礙了德國內部貿易的開展。為了搞活國內市場，我國首先要消除內部壁壘，建立一個統一而完善的市場體系。為此，政府應該采用積極措施實現國內經濟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區的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同時，要加快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切實實現政企分離，根除地方保護主義。另外，我國還要在鞏固傳統出口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拓展新興市場。通過貿易談判方式，達成雙邊或多邊的優惠貿易安排或協定，建立多種形式的貿易組織，以降低貿易壁壘，活躍與這些市場的經貿往來活動，使我國企業能夠面對更加廣闊的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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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5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奔壊畹刈獾诙问絼t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耙晃濉⑷?、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拔逦濉?、“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八奈濉睍r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梢娢覈茉串a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6
一、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意義
(一)有利于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
營業稅稅賦重，重復征稅，出口不退稅，企業稅收負擔重。營業稅改增值稅后，進項稅額可以抵扣，使多個行業企業的稅負降低。比如:理論上假設能取得抵扣進項稅所需的所有憑證，建筑業稅負將大大減輕，因為不必用全部營業收入繳納營業稅，購買機器設備、材料的稅額可以抵扣。金融業企業不像過去既要承擔營業稅又要繳納增值稅，因為按照營改增的實施辦法只對貸款、金融經紀和保險業務等金融業務創造的增值額征稅，對過戶費、開戶費等代收費用和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引發的應收未收利息的稅負不再征稅。出口企業享受零稅率政策，減輕了稅負，因為增值稅改變了營業稅無法退稅的弊端。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和采掘也都是受益的行業。另外，七類行業增值稅征收率的降低、增值稅價外稅特征導致的稅基縮小、增值稅先進計稅方法及11%和6%兩檔低稅率，也使一些企業的稅負減輕。
(二)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
新一輪世界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結構調整推動的，而稅收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手段。1994年稅制改革確定制造業實施增值稅，制造業按照應稅勞務抵扣的范圍擴大，原先不能抵扣的費用可以抵扣，抵扣數額同時增加，企業負擔由此減輕，產品成本也隨之下降，行業和企業的競爭力大大提高。毫無疑問，營業稅改增值稅對制造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成為制造業大國。服務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1994年稅制改革不夠徹底，服務業仍然實施營業稅，營業稅的種種弊端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使產業結構調整達不到預期目標。鑒于已有的改革經驗與教訓，必須加快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步伐，否則會影響“十二五”期間服務業的發展。
(三)有利于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一般而言，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會出現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比如粗放型、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等。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以數量、增長速度為中心，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增量投入來提高產出水平;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不以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等為代價，主要依靠提高生產率的綜合要素來提高產出水平，用最低成本創造最大利潤。正因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存在工藝落后、質量差、資源耗費高、效益低、資金周轉慢、環境污染重等問題，所以我們要改變這種高能耗低產出的增長方式，以科技發展帶動經濟效益，采取集約化方式，這是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要求的，是適應國際經濟和科技發展趨勢的，是緩解資金、能源、原材料供給矛盾的良方，也是深化改革開放的需要，符合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如果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考慮到資源、環境、人力、科技等綜合因素，以質量取勝，那就會避免粗放型經濟增長帶來的問題。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要求在經濟發展中依靠科技力量，在生產中增加科學技術含量，提高科學技術水平。依靠科技、發展科技，需要稅收、財政、技術、人力等多個方面的支撐。然而，在稅收層面，以往的營業稅政策不但制約了設計、研究型企業的發展，而且對其他企業吸收新技術、研發新產品構成障礙，對于非設計研發型企業吸收別人的新技術、新成果，就要提高稅收，只對自行研發的技術、產品實行較低的稅收政策。在營改增之前，企業外購新技術、新研究成果而支付的價款中包含的營業稅不能抵扣，這就增加了企業的稅負。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后，不但避免了重復征稅，還規定高科技企業享受6%的較低稅檔，享受產業扶持優惠，以提高企業盈利水平，激勵企業朝著高科技、創新型發展，有利于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另外，營改增有利于擴展增值稅鏈條，完善稅制，與國際接軌，提高我國各行各業在全球化經濟中的競爭力。
二、營業稅改增值稅的困境
(一)沖擊地方財政體系遭遇改革阻力
繳納的增值稅一部分歸中央所有，另一部分歸地方所有，中央和地方之間按照3∶1的比例分成。在稅制改革之前，營業稅歸地方所有，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地方稅的第一大稅種。營業稅改增值稅，帶來中央與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地方的稅收權利大大減少，即便將地方營業稅改征為增值稅的那一部分全部返還給地方，也會影響到地方財政相對獨立的收支管理權和平衡權。地方財政收支體系面臨沖擊，結果勢必影響地方改革的積極性，如果處理不當，將會給全面推行營業稅改增值稅帶來阻力。
(二)核算方式轉變導致稅改步伐放緩
從總體來看，營業稅改增值稅降低了企業的稅收負擔，但對企業財務的核算方式方法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建筑施工企業的財務部門在材料購買和發出、承包和分包、工程驗收等環節都要進行增值稅核算工作，只在計提和繳納營業稅時做賬，可見營業稅改增值稅加大了財務人員的工作量。已經習慣采用原有核算方法的財務人員一般會排斥改變。營改增之后，財務及稅務人員需要盡快學習新的稅收規則和不同的稅率，需要對費用、成本等分離價稅，分別核算銷項稅額和進項稅額，需要增加稅務稽查的風險防范等，如果不及時充電，就會在微觀層面拖延稅改的進度。
(三)金融業稅制難以設計影響營改增推進
金融業的稅制設計比較難。一是難以精準計量金融業增值稅課稅基礎，比如銀行貸款業務的利息包含增加值、資金成本、違約風險補償、通貨膨脹補償等，使準確衡量增值稅的計稅依據的獲取十分困難。二是難以確定金融業增值稅的征收方式。金融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很多行業，難以采取統一的征收方式。三是難以確定金融業增值稅的稅率。由于金融保險業主要靠勞務和資產取得收入，原材料投入相對比較少，在只允許企業抵扣設備和原材料進項稅額的情況下:如果適用現在的增值稅稅率，稅負將大大提升;如果要采取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方式來避免這種負面影響，具體稅率也難以測算。
(四)建筑業理論稅負值與實際測試結果差距較大
建筑施工企業從農民手中購買的磚瓦、沙石等材料通常無法取得符合規定的憑證，供應商提供建筑物資時對開發票與不開發票執行不同的價格，轉包與分包行為也難以取得發票。因此鑒于建筑業業務活動的復雜性、成本構成的特殊性等原因，營改增稅負可能不減反增。對全國部分建筑施工企業的調研結果顯示，如采用11%的試點稅率，營改增后，稅負不降反升。對于量多面廣、吸納就業、產值利潤率低、現金流緊張的中小建筑企業而言，可能憂慮多于期待。此外，營改增對個別行業短期內的促進作用不明顯。如:交通運輸業由于固定資產建設周期長、使用壽命長等原因，營改增的作用很有限;電信業的成本、費用下降比若小于收入下降比，利潤將有所下降;等等。
三、突破困境的對策
(一)建議中央與地方按5∶5分成
我國自從實行雙稅制以后，中央加強了財權的控制力度，稅收不斷創新高，而地方的稅收卻并不樂觀，有的地方甚至負債累累。營改增將原來屬于地方的營業稅變成增值稅，先交中央，再由中央劃撥回地方，表面上看，地方的稅收似乎是一樣的，但何時撥回的控制權不在地方。營改增不但沒有改變長期以來中央富地方窮的局面，反而使地方財政失去了相對獨立的調控權。某個產業急需投資而資金尚待中央劃撥的情況時常存在，必然會影響地方性公共支出的時效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進度。因此，應該科學確定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劃分方案，在保證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前提下，適當提高增值稅中地方的分享比重，調動地方的積極性，確保營改增取得成功。上海理工大學的華欽、饒海琴老師指出，如果將營業稅全部納入增值稅，那么中央與地方的增值稅分享比例要調整為51.2%和48.8%，才能保證原有營業稅收入全部留在地方財政，業界普遍認為這個比例比較合理?？傊?，如果想適當改變地方“土地財政”的現狀，還可以考慮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按5∶5的比例分成。
(二)提高財稅人員綜合素質和能力
營改增是完善傳統商品銷售稅的必然選擇，既帶來機遇又帶來挑戰。營改增不僅大大增加會計核算的工作量，也使會計核算更加復雜。如果財稅人員沒有掌握新的核算方法，把增值稅放在“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一個會計科目內核算，結果就會只顧了借方而顧不了貸方。如果將增值稅從“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中分離出來，建立“進項稅額”、“銷項稅額”這兩個一級科目，平常只做進項、銷項稅額匯集，月底或下月初分別合計總數，再計算應交稅金，即把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其余額就是應交稅金。這樣，避免每天每筆結算應交稅金，工作量將大大減少。所以，實行營改增后，財稅人員必須及時學習營改增相關知識，明確應稅項目、免稅項目、進項稅額抵扣方法、不同稅種稅率等，掌握現代企業管理理論，提高綜合素質，才能迅速調整財務核算方式，加強稅務管理，控制相關環節，進行稅務籌劃，規范增值稅業務，管理好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開具和收取，快速適應新的稅務征管要求。
(三)對抵扣鏈條不完整的行業實行過渡期政策
抵扣鏈條不完整的行業由于部分進項稅無法取得扣稅憑證而無法抵扣銷項稅額，造成實際稅負上升，將影響改革成效。為了保證改革順利進行，促進全行業實現稅制轉型，對這類行業的企業可采用如下過渡期政策:一是不抵扣進項稅，按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稅;二是在增值稅稅率檔次過多的背景下，遵循平衡行業稅負，促進市場公平，財政收入不因稅率調整產生巨大波動的原則，實行差別稅率，實際稅負高的適用低稅率，實際稅負低的實行高稅率;三是對實際稅負超過理論設計值的部分，采取即征即退或者先征后退的辦法。
(四)優化增值稅征收管理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