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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范文1
秘書工作與市場經濟是什么關系，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給秘書工作帶來哪些影響，秘書工作怎樣努力適應并積極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服務，這是我們秘書工作者，在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四大精神中應該從思想理論上深刻認識和著重解決的一個問題。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需要秘書工作有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到我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必須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秘書工作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領域和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轉變的過程中，面臨兩個突出問題需要認真加以解決：一是如何努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二是如何抓緊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二、秘書工作要為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有利條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要為這個決策服務。還要為勝利實施這個決策當好參謀助手。
秘書工作到底是怎樣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做好服務呢？關鍵在于解決好兩個根本問題。
一是，要按市場經濟的要求提高服務質量。
二是，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秘書工作要進行自我改革。
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部門要轉變思想觀念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場涉及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深刻改革，必將引起人們也包括秘書人員行為規范、精神狀態、生活方式、是非標準、價值觀念的重大轉變。
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關系，還必須給秘書工作部門的價值觀念、是非標準、思維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內容。
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思想觀念中，同其他黨政部門一樣，秘書部門還要特別注意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與市場經濟體制格格不入的。
四、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要求應與市場機制相結合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秘書工作充分發揮服務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督促。今后，黨政部門的秘書工作基本也應從這些方面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
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核心問題是提高服務質量。那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秘書工作怎樣進一步提高服務質量？這里關鍵的問題是要把對服務的要求與市場機制作用密切聯系起來。應該承認，在以往經濟體制下的秘書工作，為領導服務的質量還是很高的。但是應該看到，保證和維持那種水平的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主要依靠人們的政治自覺性和責任感，并輔之以規章制度的約束，而不可能重視市場機制對秘書人員行動的激勵和制約作用。相反，許多應該通過市場機制起作用的，往往被所謂思想教育和規章制度替代了。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單靠人的自覺性和一般規章制度的約束，來要求人們做好秘書工作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是難以持續地、全面地達到提高服務質量的。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把提高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落到實處，除了高度重視人員素質、培養熱愛本職的精神外，還要從注入市場機制方面多做文章。
五、秘書工作在注入市場機制中，要十分重視自身職業道德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生活中，將通行商品交換、等量交換、市場競爭原則。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范文2
一
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發展的產物，這一制度的基本內涵是，當勞動者因年老、患病、工傷、生育等原因永久地或暫時地、完全地或部分地喪失勞動能力，或者因失業而喪失工作機會、失去收入來源時，由國家和社會通過法律強制對其提供經濟上的援助或補償。同時還包括處于特殊困難和赤貧狀態的所有社會成員提供社會幫助和物質救濟的各種福利制度。通常把社會保障界定為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優撫、社會福利以及社會互助、個人儲畜積累保障甚至包括住房制度等子系統。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期，勞動者的風險主要靠以家庭為軸心的家庭成員來幫助。商品經濟和工業化社會階段，生產力得到發展，宗法社會被打破，生產關系發生變化，階段矛盾日益尖銳，階級力量對比關系出現轉機，于是在上個世紀末的歐洲首先出現了社會保障制度。這一發展過程，正如列寧總結的：“資產階級對工人實行社會保險，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整個進程決定的改革”。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濫觴，當推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的頒布。該《條例》經過后來的修改完善，比較全面地規定了職工在生、老、病、死、傷、殘等各種風險下的保障收入標準。在三十多年的實施中，對于發展生產，保障職工基本權益，保護職工身體健康，解除職工后顧之憂，維護社會安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經過我國幾十年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黨的以后隨著改革、開放、搞活和經濟體制改革，這種按照產品經濟、高度計劃、財政統收統支、勞動力統分統配、工資統一規定的模式設計的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從1984年起，我國以社會保險為重點，在管理體制、籌資模式、覆蓋范圍、政策待遇等方面進行了改革，其主要的收效是初步打破了“企業保險”的格局，保障了國有企業和大集體企業職工特別是離退休人員的生活，為整個社會保障的改革探索了經驗。但是這些改革只是局部的改革，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社會保障的舊體制，因此，現行制度的弊端依然存在。特別是在當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定型的關鍵時期，社會保障的功能還沒有充分發揮，一定程度上已經遲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啟動和發展，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亟待建立和完善。
二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呼喚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與完善。
按照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的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括五大體系，即現代企業制度、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體系、法律體系?？梢姡鐣Ｕ象w系是整個市場經濟大廈中至關重要的一大支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建立一個能適應、保證和促進其有序運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和深化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各項改革，也必須加強對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重構和改革。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滯后，又在許多環節上與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不相適應。第一，原有的城鎮企業社會保險制度，基本上只在國有企業范圍內實施，且在待遇標準上各地差別較大，而集體企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與國有企業并存發展起來的大量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聯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以及個體勞動者，卻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這種制度的不統一，造成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支離破碎，客觀上剝奪了勞動者平等享受《憲法》規定的社會保障權利，限制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生產要素市場的形成，梗阻了企業改革中分流富余人員和下崗人員再就業渠道的暢通。第二，現有城鎮企業社會保險制度的保障能力不強，除養老保險以外，其他社會保險基本上還沒有沖破企業保障的窠臼，這種狀況一方面使企業過度負債、冗員過多、停產虧損，另一方面該破產的企業難以破產，破了產的企業職工以及下崗富余職工的生活又難以保障，再就業難以實現，市場經濟下優勝劣汰機制的環境條件還沒有形成。第三，原來的社會保險實際上由企業負擔職工的經濟責任和承擔管理服務職責，企業辦社會現象嚴重。社會事務負擔十分沉重，這就使得現代企業制度難以建立。第四，過去的勞動保險待遇標準都是由政府統一制度，被保險者基本不承擔經濟責任；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積累不足，歷史的包袱依次壓給后人，以往和現在的在職職工養成了依賴國家的心理。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如不早作改革，終有一天國家、企業將不堪重負，以致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五，農村人口的養老、醫療保險尚無找到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和途徑，軍人的優撫、社會貧困人員的救助、城鎮人口住房問題等還缺乏與其他社會保障項目以及經濟發展的相適應和配套?？梢?，原有社會保障制度亟待從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出發，加以健全和完善。
三
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處于關鍵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啟動和發展，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進入快車道。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要緊緊圍繞深化企業改革、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個中心環節，充分考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改革背景和客觀要求，精心謀劃和實施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點應該是社會保險，其中心是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要堅持以下基本原則和要求：
第一，覆蓋范圍廣泛，保障功能健全。社會保障作為社會的“安全網”，具有保障公民生存，促進社會安全與穩定的功能。在當前實施過程中要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國有企業迅速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要求，并充分考慮我國農業人口眾多的特點，最大限度地將不同群體的勞動者納入社會保障網。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職工，外資企業及其中的中方職工，機關（除國家公務員以外）、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個體工商戶及其幫工都應納入政府統一組織的社會保險。當前結合失業、下崗人員再就業工程的實施，特別要很好地研究失業、下崗人員從事個體經營后，社會保險的銜接問題。
國家公務人員可建立單獨的社會保險制度。
農村社會保障要體現與城鎮勞動者的差別，不宜照搬城鎮的辦法。鄉村所辦企業的從業人員，目前可歸為農村初級社會保險，以后再逐步與城鎮統一的養老、工傷保險制度并軌；從事農業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險，一方面應隨著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承受能力的提高，在自愿基礎上實行鄉村互助合作型醫療、養老保險，另一方面針對這部分人在全國人口中比重最大，且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特點，應研究建立養老保險糧食銀行，從糧食（食品）供應上實施社會保險統籌和社會救助的新路子?，F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范圍實際上是主要集中在鄉村工業和農村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勞動群
體。所以農村養老保險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從事純農業生產人員的保障方式和方法。
另外，還要注重對城市居民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群體的救助和軍人及其家屬的社會優撫工作。
只有廣泛地對城市勞動者和各種社會群體實行社會保障，使他們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同時通過“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才能有效地保障社會安全和穩定。
第二，社會保障待遇水平要與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現行的社會保障項目水平缺乏國家宏觀調控和科學確定，有的偏高，背離了經濟發展的規律；有的偏低，沒有起到保障勞動者基本生活的作用。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責任既要充分發揮，同時又不是無限的，作為剛性的基本保障待遇，國家只能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有條件的企業可以舉辦補充養老、醫療保險，勞動者個人也可以開展個人儲蓄性保險和參加商業保險。以國家基本保險、企業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保險三個層次，構成我國社會保險的三大支柱。
第三，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公平與效率相結合。這條原則在社會保險項目上要得到充分體現。比如除工傷、生育保險依照法理及國家慣例不應由個人繳費外，其他社會保險項目均應在企業和勞動者履行了繳費義務的前提下，享有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權利。社會保險屬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其主導的原則是追求公平。但在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將激勵機制引入社會保險領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社會救濟、優撫和部分社會福利事業主要體現公平，由政府供給和組織，符合條件者可以無償享受。社會保險與社會保障其他項目相比具有明顯的效率體現，這主要表現在大部分項目實行國家、企業、個人三方面負擔費用，做到既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又要與個人繳費多少掛鉤，體現多勞多得，激勵職工的勞動積極性?，F行的養老、醫療保險等項目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以社會統籌方式滿足勞動者最基本的保障需求。
以個人賬戶形式體現勞動貢獻，繳費多少不同的勞動者在保障水平上的適當差別，正是效率與公平的結合。這一機制的引進，有利于擴大社會保險費的來源，鼓勵勞動者多做貢獻，有助于培養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意識。
第四，實現統一規范和法制化管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局部試點的基礎上，要注重適時總結經驗，形成規范的制度并及時用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確立，否則將會影響改革的進程。在社會保障方面，目前亟待統一的：一是基本制度，如養老保險改革方案的全國統一問題、醫療保險改革模式問題等；二是管理體制的統一，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以避免相互挈肘、相互扯皮的現象；三是業務流程、技術規范的統一。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保障制度運作有序，有法可依。
第五，實行管理服務社會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機制障礙在于政企不分，企業辦社會。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要還企業高度的自主經營權，將企業從繁雜的事務中解脫出來。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范文3
關鍵詞：市場經濟 經濟競爭 機會均等 公平競爭
經濟競爭即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經濟主體相互之間競逐經濟利益的行為和活動過程。作為商品經濟的運行形式，市場經濟是以利益為主導、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的、以經濟主體分散決策為前提、以價格信號為信息傳遞方式、以市場競爭為法則來實現資源配置和經濟均衡的經濟形式。在市場經濟這些屬性中，競爭是其核心和靈魂。易言之，市場經濟是市場競爭經濟，是建立在競爭基礎上以追求效率優先來優化配置資源的經濟?！笆袌鼋洕源嬖诤褪袌鼋洕分猿蔀楝F代社會惟一可行的發展道路，是因為市場經濟可以創造最有效的競爭條件，而競爭使市場經濟成為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1]212。但是，這里有一個重要的約束條件，即競爭必須是公平的競爭。作為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公平競爭是競爭機制發揮積極作用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沒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糟。為了進一步完善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應為各經濟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競爭中內蘊的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的目的。那么，市場經濟條件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公平競爭原則？應該怎樣實施這樣的原則？
一、經濟競爭中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原則的理論意蘊
在市場經濟中，公平競爭原則只能是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原則。如何理解經濟倫理意義上的“公平”觀念？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同于“平等”或“均等”這樣一個相對客觀的、能夠用某種客觀尺度加以衡量的概念（如等量貨幣等于等量實物，為收入平等；同工同酬、市場競爭，為“機會均等”，都是客觀的存在），“公平”或“公正”則是一個主觀的價值判斷范疇，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公平觀；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經濟體系或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占統治地位的公平觀，為多數人所接受的公平觀，或者說在制度和體制當中所體現出的公平觀都是不同的。之所以有不同的理解，是因為公平觀往往受到不同的意識形態、倫理觀念、社會思潮等等的影響。比如收入絕對平等、平均主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曾一度被認為是公平的，認為只有這樣才是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公平目標。但后來，它又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因為它否定了多勞多得，否定了知識、能力、工作態度以及節儉（資本積累）、風險（市場機會的把握）、創新（超額利潤）等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是對貢獻較大的人，或具有不同生產率的生產要素的一種不公平。人們之所以做出這一“不公平”的價值判斷，是因為實踐中平均主義所導致的效率低下、普遍貧窮、國家日益落后的結果日益明顯，這就使得人們改變了原來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新的評價標準，即市場經濟所通行的“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觀。此時，盡管收入更不平等了，但人們還認為這樣更公平了。從上述意義上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競爭性市場經濟也要遵循市場經濟發展所要求的“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原則。何以理解這一原則？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范文4
關鍵詞 社會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中圖分類號 F30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國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當前經濟社會正向市場經濟體制、現代化工業社會、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開放多元的文化、主動加入經濟全球化的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是中央政府為指導各地方政府開展土地利用規劃工作的方針、依據、戰略等方法論的集合。此背景下將“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與治理的涵義一樣，可以通用）理論引入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探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涵義，分析我國社會轉型特定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與存在問題，提出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1 “治理”視域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職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論的內涵
“治理”英文單詞為Governance，也可稱為“公共治理”，原義為“控制”、“統治”或“操縱”，國外多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1990年以來，“治理”成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報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經營管理相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總和，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我國學者對“Governance”翻譯不盡相同，如“管治”、“治理”、“協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義：指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爸卫怼睆娬{的是合作，認為政府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會也同樣是合法權力的來源［1］。現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認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2］。
從以上對“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個共同內涵：第一，認為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的權力主體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等，強調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對公共資源與事務的網絡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是多元的，最終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第三，主張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是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以補充市場機制失靈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兩方面的不足，最終達到“雙贏”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國家沒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稱謂，與之功能和作用大體相似的有“土地規劃”、“國土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可稱之為“土地利用規劃”，是國家（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基本手段。從1960年后Dvidoff的“倡導性規劃理論（Advocacy Planning）”至現今在規劃領域中提及的“公眾參與”，都是針對土地利用規劃的復雜性、政策性和社會性而采取的一種Governance思維。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來愈成為國外規劃過程中明確的理念得以確立，并成為主動的過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規劃編制與實施的實踐，對土地利用利用總體規劃逐步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概念：即對一定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超前的計劃和安排，是依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與合理組織土地利用的綜合性的技術經濟措施，其特征表現為政策性、整體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動態性。
實質上，國內、國外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是一個土地利用的決策，也是一定時期內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標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國土地利用規劃權力制度化進程雖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規劃己逐漸成為各國政府控制和參與區域社會經濟活動（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規劃過程己成為政府行政的一個組成部分?；谶@一認識，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更是技術支撐的國家（公共權力）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具有對未來土地利用的導向性，有限理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特征［3］。
根據治理理論內涵與土地利用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指政府、各種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利用與管理土地資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體選擇，通過這種選擇來確定稀缺土地資源（在中國尤其是耕地資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實現公共目標的戰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功效、主要表現、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不僅是描繪未來變化的圖景，更重要的是通過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動綱領和政策的制訂，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引導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發展方向、行動步驟，促進社會經濟在客觀規律和規劃的綜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并為各種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動安排合適的用地數量與用地范圍，使土地利用符合未來發展和戰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通過協調和調節土地使用關系，包括不同利害關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觀點和經濟利益等的綜合協調，從而建立社會經濟和環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關系以及共同行動的行為準則（政策制度），為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提供空間支持［5］，避免區域內土地權益者產生相互的干擾和由此而帶來的利益的抵觸和損耗。
第三，基本特征。為充分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其編制實施過程中是公共權力和社會的互動過程，此過程中，政府的公共權力居主導地位，通過協商和談判，與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共同構建土地資源配置的協同綱領，并為社會和業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權利者）的經濟活動提供高效服務。
2 轉型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述評
2.1 “第一輪”（1986-200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第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86-2000年）是在黨的以后，依據《土地管理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要求編寫的。1993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了《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先后編制完成了19個省級規劃，9個經國務院批準實施，全國的縣級規劃也大部分完成?！度珖恋乩每傮w規劃綱要》基本方針是“切實保護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設用地”?；旧象w現了當時處在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下的服務型土地利用規劃特點。初步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和鄉的五級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和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劃方法。這一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具有較強的計劃指令性質，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規劃治理職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不相適應。我國土地利用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規劃研究能與科學的規劃理論相聯系的十分鮮見，規劃編制缺少技術指導和規范。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體，嚴重缺少社會公眾和部門組織的參與（因為假設公眾利益是一致的，下級政府只須提供信息、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性規劃指標），致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依然帶有較為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公共治理職能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嚴格保護耕地的單一職能。注重土地自然資源利用規劃，強調保護耕地，從而導致許多人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看成是保護耕地規劃，這種觀念束縛了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內涵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規劃缺乏有效的建設用地調控機制和農用地非農化的約束機制，限制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和作用發揮。
第三，缺乏相關法規條例使規劃沒有得到良好實施。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社會地位和市場經濟下的法律約束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盡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據，但是沒有制定規劃實施具體法規條例，致使規劃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其公共治理職能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導致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建設占用耕地現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等經濟過熱現象出現時，耕地減少速度達到高峰。
2.2 “第二輪”（1997-201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1997年，國務院了11號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根據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護為重點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年）在全國蓬勃開展起來，1999年l月實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了詳細規定，同年3月，國土資源部頒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辦法》。到2000年底，全國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級規劃并開始正式實施。
第二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職能是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以耕地保護為主的目標，并以一套高度集權的、復雜的行政審批制度保證這套指標的實施。這輪規劃對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轉型、經濟發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熱衷以及規劃本體和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規劃的公共治理職能實現效果也有諸多不足之處。例如，指標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變相修改規劃，使其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了挑戰。原因如下：
第一，規劃治公共理職能制定主體單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治理職能制定主體是政府（包括公務員）和國家職能部門，公眾參與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發揮。這種自上而下、缺少足夠“回應性”（Responsiveness）的單向規劃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無法做到實體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發展和管理人員業務素質的提高，從而影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科學性。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目標不夠全面。在規劃治理目標上過分強調對農用地，特別是耕地和基本農田的保護，以“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確保耕地總量不減少”為目標。各類用地指標層層分解下達，各級政府都按指標制定規劃，致使對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的建設用地需求保障不夠，對生態環境變化影響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規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實現規劃治理職能過程中存在上下級政府間的博弈。土地歸國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權由國務院（行政機構）通過各級政府層層（科層制）方式來實現，導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主要是從中央及地方兩個層面進行。例如，中央通過國家級規劃對一定時期土地利用進行規范，規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為；土地制度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的利與弊也是在規劃的調控與反調控間產生的，這就涉及到了兩個主體間的博弈［6］，發生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及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種規劃綜合運用的協調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城市（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專項規劃之間如何協調沒有成熟的理論和經驗可循。發展規劃側重于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城市（鄉）規劃側重于城市（鄉）空間布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側重各類用地平衡，要求后兩個規劃協調一致，存在較大難度。專項規劃間的協調，實質是部門利益的協調；專項規劃與地方規劃的協調，實質是條塊利益的協調。部門條塊利益的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中的難點［7］。
3社會轉型期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影響3.1 社會經濟發展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內在要求第一，規劃治理內容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轉變。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顯著增強，宏觀調控體系日趨完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國將建立起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治理內容將相應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轉變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應控制和實現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規劃治理職能的市場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國加入WTO，意味著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與全球統一的、網絡化的市場體系，以保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要求我國各地區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逐步運用價格規律的獨立性，從開放的國際市場中選擇土地開發的機遇，將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積極融入到國際經濟競爭進程中去，以市場為基礎引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場經濟下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的弱化。市場經濟促進了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我國社會轉型期土地利用系統的各種要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間存在形式，對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尺度產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效應表現為不平行的空間拓展［9］，致使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日益弱化。同時，市場機制中，供求信息橫向傳播和市場橫向調節資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過規劃縱向集中和下達的，土地面臨著兩種不同質的配置方式運轉，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發展對土地規劃治理職能有特殊要求。轉型期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戶籍對人口遷移限制作用力的減弱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并向農村地區延伸。在這一過程中，城鄉空間結構將不斷整合，土地利用也會隨之而調整和改變。這樣一種與土地利用有關的“二元”結構變化，對規劃治理職能有著特殊的需求：即應有利于“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這種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會轉型期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條件分析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政府管理內在矛盾的運動與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加入WTO促進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皩崿F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正是市場化條件下政府和市民社會加強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的新理念。因此，這一時期有以下條件有利于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第一，市場化經濟奠定社會基礎。經濟體制改革后，各級政府職能逐步轉變，經營性用地由原來的政府行政與計劃管理模式向市場機制與政府服務監管模式轉變，國家把本應屬于社會的權力重新歸還給社會；同時，市場經濟的運行使社會利益主體和要求趨于多元化，促進了相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公眾平等權利的實現，使其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過程中發揮所應具有的決策和參與作用，表達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會自我管理、服務的意識和社會中介組織體系，為實現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了社會基礎。
第二，民主化進程奠定政治基礎。伴隨經濟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對原有的政府集權政治結構進行調整，大大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政府行政觀念與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轉變，表現為政府權力的稀釋與下放，非政府組織、民間精英對土地利用決策和行政過程的直接參與［11］?，F階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逐步建立公眾參與制度，創建了電子網絡信息流動渠道與信息反饋機制，集中民智以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規劃過程，有利于國土行政部門職能行使的最優化，為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政治基礎。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動力源泉。加入WTO意味著我國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參與國際競爭。轉型時期，我國國土行政管理部門、土地相關的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土地權益者能夠根據WTO規則和市場分工，通過溝通交流、合作與伙伴關系，與世界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方式的接軌，并參與全球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增強了國家制度供給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創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為中國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提供了外部條件，同時也是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動力源泉和壓力所在。
4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規劃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單一的行政管理和技術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為本的公共治理，成為國家公共治理的一種重要手段。根據上述分析，為了更好地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4.1 科學確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公共治理目標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目標的確定應充分考慮本區域社會概況、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等各種因素，在科學的制度和規則安排下，允許并鼓勵非政府行為主體以多種方式和途徑，與政府分享政治權威和公共權力，共同決定規劃的目標與戰略方向；政府應從土地“經營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轉變，并將這種理念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配置全部土地資源的公共規劃，不是保護耕地與城鄉經營性用地供給的專項規劃，它要滿足社會發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發展觀來確定規劃公共治理目標，從而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良好治理職能。
4.2 規劃編制實施中樹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理念
我國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結構要求適應市場供求變化進行調整，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會影響國家和個人的土地利用決策行為。因此，要求規劃決策者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高度，考慮規劃地區的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分析規劃實施狀況，以利確定規劃地區適宜的土地利用發展戰略和土地利用調整的原則。應在遵循“供給制約、引導需求”指導思想的基礎上，跳出規劃地區本身，從區域經濟的比較優勢、從市場的角度等考慮經濟發展與土地調配的協調問題。避免主要用地指標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區規劃指標明顯偏離實際的問題［12］；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情況動態評價的基礎上，根據國內、國際（WTO規則）兩個市場對規劃公共治理職能進行結構調整和不斷優化。
4.3 構建與經濟體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規劃內容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對地區發展實行調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轉型期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與完善，規劃內容和職能應從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構建和完善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內容與治理職能方面，要在服從于經濟發展為主導走向的同時，更要滿足自然條件適宜、經濟有效、社會接受、環境可持續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方向。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統籌協調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保障發展、保護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各類用地矛盾，從致力于“物”的物質建設規劃轉向更注重于“人”的社會全面發展規劃，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4.4 規劃編制中發揮公民社會的網絡治理作用
所謂公民社會介入，首先是各種社會力量和公民個人以多種形式直接舉辦與土地相關的社會中介組織或資助公益事業；其次，從法理上講，每個社會集體或公民都對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權，以適當方式參與土地公共治理與監管應是其本分［13］；最后，市場經濟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則要特別強調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規劃編制中，公民社會網絡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門、社會中介組織、私營部門和公眾等多元共同行動主體通過彼此合作，共同編制與協商規劃方案的互動過程，在協商過程中充分反映和協調他們的利益，從而，因地制宜、富有靈活性和創造性地制定適合本地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貫徹執行。
4.5 規劃實施中加強市場對土地資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為一種引導地區發展的規劃形式之一，其實施過程實質上是要通過規劃的宏觀引導和調控保證市場運作的長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預下（糾正市場失靈）讓市場機制對土地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得到自覺發揮。這就要求在規劃的實施中，變革簡單的行政實施方式，借鑒西方國家市場機制對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變政府作為建設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經營者的角色，提高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競爭性；改革征地制度，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一級市場談判，確保農民主體地位和不同主體之間是平等、自愿和協商的利益關系。從而降低城市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農民有一個合理補償與安置，例如，將征地與開發通過資本運作聯結起來，走政府、失地農民和企業共贏的新型土地開發之路，保證農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帶來的收益。
4.6 完善規劃法律法規，加強對微觀主體規制
依法建立規劃體系并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特點，土地利用規劃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進。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為了強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地位，應盡早出臺《土地利用規劃法》或《土地利用規劃條例》，進一步肯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重要性。同時，在多方主體參與、踐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過程中，即放松進入規制的同時，更要加強對這些微觀主體的質量規制和約束規制。需要對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公眾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作用、職能等做出法律條文上的規定，約束和監督規劃審批與土地利用主體的行為。最后，“違法必究”是實現土地利用規劃目標的重要保障，加大執法力度嚴格依法行政。
4.7 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是指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及空間規劃之間的協調?？梢詫⒅黧w功能區規劃作為協調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關系的主要載體。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關系較為明確，而且編制的部門是一致的，協調難度較??；主體功能區規劃與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于有共同的空間載體，協調難度相對較小。因此，通過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連接，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城鄉規劃及空間規劃的協調更加科學，也更加具有實際意義。一方面，它使國家空間規劃體系變得更加密實；另一方面它也是針對我國現行規劃相互割裂的現實狀況的一種嘗試性統籌與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預“空間規劃體系割裂”窘境的重要舉措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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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范文5
一、鄂爾多斯市的產業結構分析
鄂爾多斯市快速實現以農牧業為主向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的轉變。2007年，三產比重見表1和圖1。鄂爾多斯市2007年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150.91億元，比1978年翻了8番多，2001—2007年平均增速高達24.8％。人均地區生圖22007年人均GDP比較產總值突破10000美元，人均GDP達到1.0451萬美元，超過上海市（9259美元）和北京市（7849美元）的數據，見圖2。自2001年，國務院批準鄂爾多斯設市后，短短6年，鄂爾多斯以跨越式發展的強勁勢頭從全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發展到具有相當競爭力的城市。綜合經濟實力躍居全國百強城市第28位。從欠發達地區到經濟發達的地區，鄂爾多斯市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從傳統的農牧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到以工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結構的轉變。2007年，農牧業產值只占有4%。
二、鄂爾多斯市經濟跨越發展的動因分析——實現經濟“起飛”的條件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把社會發展分為六個階段，一是傳統社會階段，二是“起飛”創造階段，三是“起飛”階段，四是成熟階段，五是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六是追求生活質量階段。要想實現經濟的起飛，在起飛創造階段實現起飛的三個條件。用這三個條件來分析鄂爾多斯市經濟快速發展得以實現的動因。
（一）較高的資本積累能力
資本在我國西部落后地區總是一種相對稀缺的聲場要素。20世紀6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都強調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把資本積累作為一個地區經濟起飛的首要條件。2006年，鄂爾多斯市全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616.67億元，增長52.8%，第一產業投資13.77億元，比上年增長9.6％，占全市投資比重為2.13％；第二產業在工業投資的帶動下完成投資達385.4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62.48％。占全市投資的比重為64.68％；第三產業完成投資196.7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5.93％，占全市投資的比重為33.01％。高額的資產投資的資金的主要來源自籌和其他資金。2001年到2005年五年間，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57.87%是自籌和其他資金，2006年上半年建設項目投資共到位資金307.47億元，同比增長了74.3%，企業自籌資金到位247.5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9%，占到位資金的80.5%。資金來源的第二個方面是國內貸款。近年來鄂爾多斯市金融機構及市外金融機構發放了大量的中長期貸款，主要支持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三個來源——利用外資水平較高，占比重逐步擴大?！笆濉币詠砣幸M外商投資企業78家,合同利用外資額13.17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4.15億美元，是“九五”的1.58倍，年均遞增29.95%。
（二）鄂爾多斯市以煤炭和電力為主導產業部門的形成
主導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其本身有較高的增長率，還能帶動其他部門的增長。一個區域主導產業的選擇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首先考慮該產業的市場潛力。主導產業的產品不僅存在著巨大的市場需求，而且也應有巨大的潛在市場需求。煤炭作為我國主要的能源物資之一，其市場需求巨大，從2001年開始，我國原煤的價格一路上漲，表現出巨大的市場需求，煤炭價格的上漲是鄂爾多斯市當地經濟起飛的一個難得的契機，2001年到2007年，短短的7年內，煤炭產量由年產2679萬噸增加到1.98億噸。強勁的市場需求使煤炭產業成為鄂爾多斯市的主導產業之一。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電力需求不斷加大，這對于鄂爾多斯市的電力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然后考慮主導產業的比較優勢度。煤炭和電力產業對于鄂爾多斯市而言是在生產上比較優勢較大的產業部門。煤炭產業的比較優勢主要取決于該區域的煤炭存貯量和開采成本。鄂爾多斯市的煤炭儲量極其豐富，在全市87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70%的地表下埋藏著煤，而且大多埋藏淺，垂直厚度深，易開采。所以煤炭產業相對于其他區域具有很明顯的相對優勢。自然資源稟賦是決定該區域產業選擇的重要因素，礦產采掘業在區域發展的初期很容易形成主導產業，鄂爾多斯市的煤炭采掘業成為該區域的主導產業不僅具有區內比較優勢，而且與外區同類產業相比也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以煤炭產業為依托的電力業也就具有了區際比較優勢。再次，主導產業的產業規模必須足夠大，因為只有較大規模的產業部門才能夠成為區域經濟系統中的主體和核心，才能承擔起高層次區域地域分工的任務。鄂爾多斯市煤炭產業不僅在具有絕對規模，而且在全市的產業比重中也有較大的相對規模。賣煤賣電不是鄂爾多斯的出路。單純挖煤賣煤，產值最低；把煤炭轉化為電力，產值可以增加8倍；而把煤炭轉化為深加工產品，則產值可以增加20倍。所以以煤炭產業為依托而形成的產業價值鏈條將創造巨大的產業價值。除上述因素外，還需考慮產業的關聯度，主導產業作為區域經濟系統的主體和核心，具有驅動作用，該產業本身增長較快的同時，也能夠帶動區域內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這就要求區域的主導產業與其他產業有較強的關聯性。這種聯系越廣泛，越深刻，則主導產業的發展就越能通過聚集經濟和乘數效應的作用，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鄂爾多斯市在發展煤炭產業的同時，對以煤炭產業為起點的相關產業也大力發展。形成了“煤——電——高載能產品——高載能下游產品”、“煤——電——氧化鋁——電解鋁”、“煤——煤化工初級產品——煤化工深加工產品”等產業鏈條?？梢钥闯?，煤炭產業的發展可以帶動電力產業，煤炭化工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的改革為鄂爾多斯市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共同發展的分配制度，充分發揮了鄂爾多斯市的自然資源優勢，按生產要素分配使得前期依賴資源外銷為主的鄂爾多斯市完成了資本的積累，為經濟的起飛奠定了基礎。經濟體制的改革還表現在對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上，為了吸引資金，鄂爾多斯市頒布了《鄂爾多斯市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政策規定，對經營期10年以上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獲利年度起，第一年、第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第六年到經營期滿按國家規定的所得稅稅率繳納所得稅，超過22％部分，地方財政部門予以退庫返還。為鼓勵興辦投資額大的外商投資企業，規定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的產業，外商投資300萬美元以上，經營期10年以上，經財政、稅務部門批準，可按照開放城市享受有關稅收待遇。外商投資500萬美元者，經營期10年以上的，以及從事服務性行業的外商投資企業，從獲利年度起，按規定的稅率上繳所得稅，由地方財政部門返還50％。如此多的優惠政策，使得過億元的大項目紛紛落戶鄂爾多斯市，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鄂爾多斯市政府也在進一步完善服務體制，制定出善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措施和辦法，全面營造良好的政策、法治、行政、信用和人文環境。
三、鄂爾多斯市的經濟轉型分析
鄂爾多斯市的經濟起飛依賴于該區域的豐富的煤炭資源。然而，作為資源型城市必須要面臨經濟轉型的問題。鄂爾多斯市由于歷史和人為原因，自然生態惡劣，生態環境比較脆弱，資源的過度開發必然造成生態環境的不可修復。山西大同市，因其煤炭儲量大、質量高素有“煤都”之譽，與鄂爾多斯市相似，也是一座典型的“資源型城市”。然而50余年之后，煤炭被大規模、高強度的開發，一系列嚴峻的現實問題浮出水面：煤炭資源日漸枯竭，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礦工生活和就業日趨困難。如何實現經濟體制的轉變，如何尋找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是資源型城市的共同課題。
（一）加快煤炭產業的現代化投資，實現產業升級
鄂爾多斯市改變過去的粗放型的資源開發方式，實現產業升級轉型，做大、做強特色、優勢產業。為此，鄂爾多斯市決定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接、促進產業升級換代，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鄂爾多斯市把大力度淘汰落后產能和工藝，通過關小上大、整合資源等措施，節能減排效果顯著。關閉落后的煤礦，建設大型現代化的煤礦，增大回采率，采掘機械化程度由原來的不足10%提高到65%以上；地方煤礦平均回采率由原來的不足30%達到75%以上，露天開采礦井達到90%以上，礦井平均服務年限較過去延長一倍以上。整頓資源，減少浪費，優化升級，規模發展是煤炭能源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二）延伸產業鏈條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產業轉型
一般而言，隨著經濟的發展，區域的主導產業由大農業、礦產采掘業、手工業為主，向礦業、農副產品加工和紡織業等一般技術的產業，并開始產生為這些產業服務的較為復雜技術的制造業。進入擴散發展階段后，主導產業以采取先進技術的制造業、信息服務業為主。鄂爾多斯市初期以煤礦開采為主導產業，然后就進入礦業加工為主。主導產業的升級過程也就是產業轉型的過程。必須實現煤炭產業機構以開采貢獻為主向就地深加工轉化貢獻為主轉變，只有加快資源轉化增值，才能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和競爭優勢，從根本上走出“富饒的貧困”的怪圈。在煤炭精深加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走新型現代化能源之路方面，鄂爾多斯市走在了全國前列。隨著乙炔法PVC生產線、神華集團煤直接液化、伊泰集團煤間接液化等一大批化工項目的建設、投產，鄂爾多斯市正在掀起“產業轉型”熱潮。煤礦采掘業轉為煤炭深加工，轉變為現在的煤化工業、煤炭液化，實現產品升級，創造更多的產品增值的同時，延伸產業鏈條，實現產業轉型。
（三）生產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實現可持續發展
資源型城市不可避免的產生環境問題，鄂爾多斯市又是位處自然生態脆弱的中西部地區。所以，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往往成為難以解決的矛盾?；仡櫞笸慕洕l展道路，因為采煤誘發的地質災害嚴重，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同樣作為資源型城市，大同市的環境污染屬于結構型污染，以煤炭采掘和依托煤炭的高耗能為主的產業結構，導致區域環境污染十分嚴重，其治理難度較大。環境保護成為鄂爾多斯市經濟發展的瓶頸。鄂爾多斯市開拓創新環境優化保護和有效利用模式。通過變革生產方式、轉移農牧業人口、企業化運作、產業化經營，將生態環境的保護與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和農牧民生活的改善結合起來，將生態環境保護與有效開發利用結合起來，創造出生產發展、生活改善、生態恢復的多贏局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主要的措施包括：實施收縮轉移、禁牧休牧輪牧；全力組織實施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生態建設工程；大力發展林沙等生態產業和環保產業。鄂爾多斯市人均公共綠地面積遠超“國家森林城市”評價指標，近年來，鄂爾多斯市加大植樹造林力度，努力創建“國家森林城市”。截至2008年底，全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到27.6%，綠地率達到21.55%，人均公共綠地面積19.95平方米。可見鄂爾多斯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改善和環境保護成為工作的重心，努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范文6
關鍵詞：事業單位；財務管理；改革與完善建議；研究論述
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逐步發展深化，我國事業單位的改革實踐也相應性地顯現出了逐步深化的現實態勢。在這樣的實踐背景之下，財務管理工作在有效助力我國當代事業單位組織實體良好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日漸凸顯，如何適應現實社會環境的發展要求，并找尋到切實可行的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開展方案已經成為全新實踐背景之下的現實性話題。本文將針對現有的實踐運作背景之下，我國當代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實體的財務管理工作的改革與完善建議展開簡要的探討，預期為相關領域的一線工作人員以供借鑒意義。
一、我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中的現存問題簡析
（一）在管理體制以及在制度建設層面的問題
第一，在財務預算管理體系方面的缺陷。在現有的發展階段，我國各類社會性組織的財政體制改革事業往往都是由政府中的財政部門來實施推動的，在實際的業務內容運作過程中，預算單位的參與程度往往都比較低，在信息資源的供給與處理實務過程中具備著較為明顯的被動性特征。所以在開展相關改革的過程中，應當逐步將外部預算部門在提升財務管理工作開展水平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實現對我國事業單位實體財務管理工作云集自作水平的有效提升。但是在現有的發展階段條件下，我國政府職能狀況轉變過程中，比較強烈地引致了事業單位組織實際擁有和支配的財權項目逐步增多，使得在實際的業務運作過程中，在兼顧發展目標與業務運作成本的雙重內容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對相關工作實際預期目標的取得造成了較為明顯的阻礙。
第二，引致財務管理功能弱化趨勢的制度性因素。財務管理工作的最為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穩定有序地開展資金對象的籌集以及投放管理實務。由于我國現有的事業單位在其業務的運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對來自政府層次的嚴格制度約制，使得事業單位在有關方面存在明顯的職能缺失狀況。
1.籌資工作方面：我國現有事業單位其業務運作的過程中，其主要的資金支持以及籌集行為，勢必要依賴政府財政部門的資金撥付，以及日?；瘶I務運作過程中的經濟性收益。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由于對風險事件以及法規約制內容表現出了過分的規避性實踐傾向，使得較少有事業單位會以增加債務的形式來開展資本籌集行為，而且社會資本力量也相應地較難進入到事業單位的資本支持體系之中。
2.投資工作方面：緣于事業單位本身在組織的社會屬性層面的突出特征，使得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的眾多財經領域的法律條文表述內容，都對事業單位實體的對外投資行為作出了詳細的規范和約制，事業單位在開展投資決策的過程中，往往會重點致力于強調對風險的規避，在尋求事業單位業務穩定安全運行目標充分實現的現實背景之下，也導致了事業單位內部持有的資金對象在使用與投資實務過程中的較低效率狀態特征。
綜合考量我國事業單位在投融資工作實施方面所招致的制度約制，財務管理工作附屬的投融資工作的兩個基本功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存在著明顯的缺位格局，進而引致事業單位在日常的業務運作實踐過程中，難以對財務管理工作的現實意義給予充分的重視。財務管理工作預期設定的對事業單位業務流程的控制與監督職能相應地也就面對著較難實現的客觀狀況。
（二）在資金使用效益方面的問題
事業單位日?；瘶I務運作過程中的績效考核問題，是公認的歷史性發展難題。緣于事業單位在日常性的業務運作過程中，其實際的經濟資金投入與產出狀況較難實現量化衡量，直接導致事業單位的資金籌集與使用過程，難以建立相對應的科學化績效狀況衡量標準，因而只能依照在業務實踐完成后，針對業務的實際經濟收益狀況展開單純化的量化核算，而不去具體考慮資金投入行為的經濟性綜合效應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事業單位主體的資金使用行為難以取得較高水平的效益。
在現有的理性研究視域背景之下，事業單位盡管應當被歸屬為非物質生產類社會組織體系，可是卻依然應當被視作我國現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環境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的組成成分。伴隨著當代中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趨向不斷深化，我國事業單位在業務運作資金的來源角度也日漸呈現度多樣化的特質，在這樣的客觀背景之下，事業單位實際面對的經濟活動實踐環境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客觀變化，逐步引入了一定強度的競爭性發展機制，而在競爭性發展環境的現實背景之下，事業單位想要實現自身的穩定有序發展，就必須找到相應的針對性發展戰略。
二、提升我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水平的有效策略
為切實且充分地實現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實施水平的有效提升，應當切實做好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在體制建設改革以及制度建設層面
1. 對現行的《事業單位財務規則》和《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進行恰到好處的針對性改革實務過程，要依照現實的時展環境特征，逐步在事業單位會計核算實務中，引入企業會計核算工作過程中的合理性因素，使用權責發生制原則開展事業單位部分日常業務的會計核算工作；要對事業單位的固定資產對象實施計提折舊，實質提升會計核算信息的質量水平，以及對事業單位發展決策行為的影響水平，要逐步在現行的會計核算工作實施體系中增加關于融資租賃、售后回租等經濟業務的核算內容，取消計提修購基金科目，逐步實現事業單位主體資金流轉意識的有效提升。
2. 放寬相關領域的制度約束力度，切實幫助事業單位實現投融資渠道的拓寬目標。
在融資工作方面，應當逐步放寬對事業單位資金融合籌集實務過程中的渠道性限制力度，保障事業單位在運用政府財政支持資金進行日常業務活動運作過程中的同時，也能夠充分運用自身持有的各類資源，實現對社會性資本支持力量的有效尋求，對于少數的有條件的事業單位，在實際的業務運作的過程中，也可以通過借債的方式實現資本的籌集目標，切實利用財務杠桿的綜合性作用，實現事業單位的業務開展效益水平的扎實提升。
在投資工作方面，要從政策性的發展實踐角度，切實減輕對事業單位投資實踐行為的約制力量，樹立科學充分的風險收益均衡發展與控制理念，致力于在事業單位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的范圍內，適度進行風險狀況的承擔行為，要積極現實金融市場中的理財產品，實現對事業單位現有閑置資金的有效盤活，并提升資金項目的使用效益水平。
（二）轉化理財實踐理念，實現科學理財
為了切實加快當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步伐，我國當代事業單位的主要領導、分管領導以及財務管理工作部門的主管人員，應當切實加強對財經法規以及經濟理論的學習深度和廣度，切實認識財務管理工作對事業單位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提升工作實務過程中的理財意識和管理意識，樹立充分的風險性收益均衡理念，在已有階段的風險承受范圍內，選擇最佳的理財行為實施方式，確保事業單位實際持有的業務運轉資金，以及閑置資金能夠取得最佳的規范化和科學化管理形態，提升事業單位資金資源的使用效率。
（三）在內部控制制度方面
1. 實施內部控制的方法。事業單位在開展內部財務控制實務的過程中，應當基于實用性和有效性角度展開充分的考量。并重點關注組織結構，預算管理，會計記錄等環節。
第一，組織控制法。組織控制實務是事業單位實現內部控制工作目標的基礎環節，是事業單位內部其他的控制管理工作得以有效實施的前提條件。組織控制利用組織內部結構設計，員工個體崗位設置，職務分工，職權明晰等方式，實現對個體化的員工主體的控制和管理。事業單位在進行內部員工工作結構的設計與實務過程中，應當切實關注員工之間在部門性職級分配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保證事業單位內部員工關系結構的合理性特征。
第二，授權控制法。指涉及的事業單位內部的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類崗位的相關員工，在開展工作行為的過程中，應當得到相關領域的專業化授權行為，并在授權方案的客觀約制之下，實施相關的業務職業行為。
第三，預算控制法。預算控制法是事業單位日常業務運作過程中，最為常見的一種合法性控制制度，它通過使用財務預算的實踐手段來實現對財務收支水平的有效控制，開展事業單位實體的預算控制工作，重點應當致力于關注預算制度實施過程中的嚴肅性特征，將相關領域已經批準的預算性方案視作法令，切實保障相關的財務預算工作方案能夠落到實處。
第四，實現事業單位內部會計核算信息的科學系統化，保障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工作預期目標順利實現。要保證事業單位會計核算實務的全部內容能夠充分承載事業單位實際發生的全部經濟活動內容。
2. 內部控制的執行。在事業單位的預算方案執行實務過程中，應當切實推行充分的崗位責任實踐制度，針對重點崗位以及發展實務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展開充分的控制，做好崗位員工的責任控制和監督工作，切實提升事業單位內部制度建設工作的實現水平。
（四）切實提升事業單位預算方案編制工作的實施水平
1. 建構堅強而充分的組織保證。
事業單位實際編制的部門性業務發展預算本身設計了極為廣泛的業務運作場域，在相關工作的實現過程中，切實做好有關工作的協調實務行為。應當協調好如下三種基本關系：單位與單位之間的關系、財務部門與業務部門之間的關系，財務部門內部各職能機構之間的關系。要針對預算方案的編制實務工作，專門制定有針對性的編制實務行為小組，切實實現形成組織建構層面的強有力保障特征，要在工作小組的內部運作結構中，逐步確立權威穩定的領導核心，要使得小組在人員組成方面同時包含事業單位財務與業務部門的專業人員，保障有關編制實務人員能夠對事業單位相應的業務實踐流程形成充分的了解，抓住預算方案編制實務過程中的關鍵點，切實實現預算編制工作的最佳效果狀態。
2. 要有足夠的時間保證。
事業單位開展預算工作方案的編制實務工作，只有保障充分的實踐時間支持水平，才能充分實現最佳的質量水平。各預算單位要在制定全年性工作實施計劃的客觀過程中，切實為預算方案的編制實踐工作預留出充分的實踐空間，在實際啟動預算方案的編制實務環節的客觀過程之前，要充分做好相關基礎資料的收集、分析和歸類，使得實際的預算方案編制實務過程能夠順利穩定實現。
三、結語
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的開展質量，對其本身的長遠性歷史發展實務過程，具有較為深遠的影響，本文針對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的開展現狀，以及改革提升策略展開了簡要的探討，預期為相關領域的一線人員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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