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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1
關鍵詞：潛在增長率；增長階段；新動力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9—0005—03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增速年均達到9.8%，比全球同期平均增速超過6個百分點。1978—2012年，我國人均GDP由154美元上升到6060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由220國際元上升到9100國際元，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貨物貿易占世界份額由不足1%，到成為全球第一貨物出口大國；制造業總產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GDP總量達到8.2萬億美元，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高速增長并不能永遠持續，受內外環境、發展階段和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影響，我國經濟增長已呈現不同以往的特征，中長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逐步下移，經濟運行的脆弱性有所增加，一個充滿挑戰同時更加接近高收入社會的新階段正在開啟。
一、潛在增長率將逐步下降，發展進入新增長階段
（一）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削弱，儲蓄率和投資率呈下降態勢
近年來，我國人口呈現“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特點，勞動年齡人口峰值預計將在2015年達到，老齡人口撫養比將快速上升。長期以來形成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將明顯削弱，居民儲蓄率將會下降，進而使投資率下降。國際經驗表明，投資率的峰值期與經濟增速的峰值期基本同步。
（二）現成可利用的技術空間縮小
追趕型國家之所以可在短時間內走完先行國家多年走過的道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利用現成的先進技術和制度，以推進其全要素生產率（TFP）快速提升。但當自身技術逐步向技術前沿靠近時，那些可以低成本獲取的前沿技術和經驗就可能逐步減少。根據國際經驗，追趕型國家的TFP增長速度呈現階梯式下降的趨勢，尤其是當人均GDP達到10000國際元左右后，TFP會出現明顯下降。當快速追趕學習期結束，技術上快速跨越的步伐將明顯放緩，表現為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降。
（三）工業化特征的內需增長空間逐步變小
工業化的基本特征是產品生產的標準化、規?；?，工業內部分工不斷細化，中間投入不斷提高。一方面，對重要工業品和資本品的需求快速增長，如鋼鐵、電力、汽車、水泥、家電等產量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人口和要素的集聚，國內市場日趨一體化，城市化率快速提升，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巨大。經驗證明，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時，主要工業品生產的峰值也將同時出現，而且城市化率增速趨于放緩。根據這一規律和我國現有人均重要工業產品水平推算，鋼鐵、水泥、建筑、汽車產量的絕對峰值或增速峰值會在2015年后逐步出現。
（四）出口增長速度有所放慢
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后，外需空間得到快速拓展，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貿易占世界份額已經與日本、德國歷史峰值水平相當。隨著我國產業的升級，“兩頭擠壓”的情況日漸明顯。一方面，隨著我國出口產品進一步升級，競爭對手將更加強大（主要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錯位競爭將變為同質競爭，搶占國際市場空間的難度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傳統出口優勢來自新興國家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進入相對低速增長期，這都將使我國出口增速逐漸放緩，預計原來超過20%的年均增長將下降到10%左右，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趨于減弱。
二、追趕型經濟體經歷高速增長期后，增速會出現兩類不同性質的回落
工業革命以來各國（經濟體）的增長歷史顯示，經濟有起飛，就有降落，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永遠保持高速增長。其中，追趕型經濟體往往能利用技術、管理、市場、制度等方面的現成經驗，經濟增速在一段時間內會明顯提高，與先行經濟體相比，達到一定發展水平所用的時間明顯縮短，呈現出壓縮式快速增長特點。如，人均GDP從1800—11000國際元，英國用了141年，美國用了109年，日本用了54年，新加坡用了37年，中國香港用了31年，韓國和中國臺灣用了27年。而且追趕型經濟體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追趕進程中經濟平均增速就越高；起飛的時間越靠后，達到特定發展水平所用時間就越短。
歷史經驗表明，不是每個能起飛的經濟體，都能順利實現工業化并平穩降落，追趕過程中不少經濟體會中途掉隊。1960年以來，全球有101個國家或地區經過短期快速增長，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但到2008年只有其中13個國家或地區成功邁入高收入行列，基本完成追趕任務。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和以色列等。而大多數國家并沒有順利完成這一過程，在追趕的中途掉隊，因種種原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甚至倒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追趕中高速增長期的結束，存在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情況。一種是成功實現工業化，基本完成追趕任務后的增長減速，鋼鐵、水泥、基礎設施等產量或增速峰值也大致出現在同一時期，回落發生的時點一般在人均GDP達到11000—12000國際元。日本、韓國等都是二戰后實現成功追趕的國家，基本都符合這一規律。另一種則是追趕任務并沒有完成，卻因經濟體制、發展戰略、社會分化或其他原因，追趕進程中斷，經濟長期陷入停滯或倒退?；芈鋾r點往往發生在人均GDP4000—6500國際元時段，工業化并沒有完成，且經濟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數超過5%甚至50%，經濟發展長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國經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小，但風險因素猶存
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共性原因是：發展戰略或體制長期僵化，適應能力下降；沒有使更多人參與到現代產業的發展中；收入分配惡化且缺乏有效的調節機制；社會分化使達成社會共識難度增加；等等。目前，我國這方面的問題也有所凸顯。首先，受改革復雜性增加和利益集團干擾，近年來我國改革步伐有所放緩，部分體制僵化、束縛經濟發展潛力釋放的問題有所突出。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有所惡化，基尼系數持續高位，個人發展對家庭地位和社會關系網的依賴度增加，社會縱向流動性有所下降，腐敗和司法不公問題比較突出。再次，雖然我們沒有形成拉美、南非式的貧民窟，城市新二元問題確實開始突出，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后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這些問題若處理不好，再與經濟增速下行疊加，社會不滿情緒會放大，存在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危險。同時也應看到，從發展階段看，當前我國人均GDP水平已經遠遠超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期（4000—6500國際元）。更重要的是我國發展戰略總體仍保持靈活，并具備做出適應性調整的能力。深化體制改革的共識仍在，改革的總體方向并沒有出現嚴重分歧，社會主流期盼深化改革、擁護全球化、支持進一步開放。這就決定了改革有條件達成共識，而且新一屆領導也展現了改革的更大勇氣和決心。因此，我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總體較小，至少具備邁過這一關口的基礎條件。
四、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化呈現混合特征
當前，我國人均GDP為9100國際元，低于成功追趕經濟體自然回落時點的11000～12000國際元，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4000—6500國際元，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國經濟是一個例外。
首先，11000—12000國際元是一個平均規律，不同國家存在一定波動范圍。按照相對較低增長和匯率升值速度，3年左右時間我國經濟就會進入這一平均范圍。其次，以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因素，對我國經濟潛力釋放形成一定約束。更重要的是，與很多市場化改革比較徹底的成功追趕國家相比，中國市場化改革進展并不平衡。要素領域價格不順、市場分割，基礎產業開放不夠、準人不公平、競爭不足的問題依然突出，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問題依然突出。在微觀上導致資源錯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觀上則出現了產能過剩與供給能力不足并存，嚴重抑制規模依然可觀的增長空間的釋放，從而使經濟運行顯示出增長提前下臺階的一些特征。
當前，我國經濟表現出增長階段轉換的特征，是由快速追趕期后的增長逐步自然回落的中長期趨勢因素主導，加上需求周期波動的短期因素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因素共同作用使然。表面看不符合國際經驗，實質上并不例外，而且具有混合特征，中長期潛在增長率下降將不可避免。
五、有條件形成新動力和新優勢，實現更長時期的健康發展
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2
[關鍵詞] 要素投入 經濟增長 實證研究
一、有關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綜述
經濟增長關系到一個社會的根本。經濟增長問題的淵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財富增長的思想，以亞當?斯密為代表提出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把國民財富的增長歸結為分工的發展與資本的積累，認為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發揮資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會財富；以哈羅德，多馬，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假定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作用；而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源泉完全內生化認為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機制的關鍵，而技術進步又是知識積累的結果，所以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從經濟增長思想和理論的研究分析，可歸納得出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源泉。
二、指標選取與模型的建立
通過以上理論綜述，我們首先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固定資產投資（K）、勞動力（L）人力資本（H）幾個指標來分析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其中數據可從統計年鑒中找到，而人力資本存量（H）我們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計法。
其次，我們采用以下兩個經濟增長模型對湖南省經濟增長進行分析：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其一般形式為。本文將采用雙對數經濟計量模型估計各種要素的產出彈性，其回歸方程為;2.有效勞動模型。為估計要素產出彈性，采用的雙對數回歸方程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階段性實證分析
湖南省的經濟增長在改革開放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根據GDP增長率態勢我們可將湖南省的經濟發展狀況分為兩個階段來研究，第一個階段為改革開放初期階段（1978～1990）；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的深入階段（1991～2005），數據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據收集整理的數據，在湖南省兩個階段的發展進程中，分別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有效勞動模型，通過OLS回歸得到各因素的產出彈性系數。具體情況如下表：
下面根據估計的模型結果進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得出：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勞動投入的貢獻率（產出彈性）（1.33）遠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4）；在改革開放的第
二個階段勞動力變量產出系數t檢驗未能通過，勞動力的貢獻被擠出，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變為零，但在改革開放的總過程中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率（0.66）要大于物質資本要素的貢獻率（0.56）。這說明，在改革開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質資本投入的同時，不斷提供新的就業崗位，從而加大從業人員的數量，湖南省的經濟有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為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實際上這種情況在國內外同內研究中均有出現，這當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勞動相對資本相對富余或本階段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本積累所推動，但僅僅用勞動力數量作為測度勞動投入的指標只能反應勞動投入的數量而不能反應其質量，因此去改進選擇既能反應勞動者人數有能反應其素質的人力資本存量作為勞動投入的指標。
2.有效勞動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人力資本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及第二階段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0.87，1.32），總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也優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
這種模型的分析結果更能反應湖南經濟增長的支撐點，即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投入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對湖南經濟增長的作用愈加明顯與重要，人力資本即人才資源將日益發揮收益遞增作用。由于這個模型既考慮了勞動者數量又考慮了他們的素質――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夠真正反映出有效勞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經濟增長政策建議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轉變是其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提供以下建議：
1.加大人力資本投入，發展教育科技，加強人力資源管理?！鞍倌甏笥?，教育為本”新經濟增長理論證明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知識與人力資本積累這樣一些內生因素。上述實證結論也顯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日益明顯。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資源在全國都占據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這種比較優勢提高教育質量鼓勵創新，發展高科技，加強人才資源管理，實現人才強省的騰飛。
2.擴大資本積累優化融資機制。資本積累對推動湖南經濟增長功不可沒，資本積累的擴大與知識技術相結合必定產生巨大推動力。湖南省儲蓄率較高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不暢，造成巨額的資金閑散與浪費，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政府必須改革融資體制簡化或取消先行審批過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優化融資機制，推進經濟增長。
3.推進制度創新，加強政府管理。任何的經濟增長過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中發生，制度因素貫穿于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響和改變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作用程度，從目前來看，束縛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因素還有不少計劃經濟體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視行為、趨利行為、尋租腐敗行為等問題尚未較好解決，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來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總之，正確選擇經濟發展政策對經濟長期增長至關重要，要素投入不僅要求數量上的優勢，更應強調其質量上及組合上的效益，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長期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1]張一力: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溫州與蘇州比較實證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
[2]賀東偉:經濟增長、要素投入與發展戰略選擇.西安財經學報，2007（1）
[3]龔六堂:經濟增長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4]湖南統計年鑒（2005）
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3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格蘭杰因果檢驗
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術界存在的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大多基于一國的實踐，很少從中國轉軌經濟的實際出發探討在兩者的關系，由此得出的結論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國實際。而今，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重要的拐點，金融改革也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迫切需要從理論的角度來來回答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給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給予理論支撐。本文擬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論”進行分析，探討其在中國實際情況下的適用性，并選取中國相關數據設計實驗對兩者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綜述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其濫觴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們從經濟史的角度，分別從工業革命和1790～1840年美國金融系統的發展來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的結論。
從國家層面，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但是其沒有解決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他不能確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抑或金融發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發展中經濟，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論”，他指出在所有情況下，“金融抑制”都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而金融深化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自由化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與Levine（1993）在1993年，設計了四個金融發展指標和四個經濟發展指標對80個國家在1960～1989年的數據進行了跨國回歸。他們發現，不僅同期經濟增長指標和金融發展指標是正相關，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發展指標和隨后10年的經濟增長指標也是正相關的。他們斷言，金融并非是僅僅跟在經濟發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導致了經濟增長[2]。Rioja和Valev（2004）對74個國家1966～1995的數據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階段，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同。在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確定；在中級階段，對經濟增長又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級階段，其雖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級階段作用要小。
一些學者從行業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國銀行業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認為放松管制是金融發展的一個跳躍，金融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Rajan與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發展水平對不同產業的影響，進而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另一些學者從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角度進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過對48個國家1980～1995年大量數據進行了跨國分析，發現市場與銀行對經濟增長都很重要，難以確定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是哪一種金融體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術處理了遺漏變量和因果關系，其結果依然與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應采取不同的金融機構。早期應當建立有效的銀行體系；后期應當關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場。
這些理論紛繁復雜，但其結論無外乎為以下幾種：
一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無關，這多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但卻是其障礙。其原因是金融泡沫與貨幣危機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三是需求遵從論（demand—following），即認為經濟增長導致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帶來金融結構的變化，促使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
四是供給主導論（supply—leading），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因素，金融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五是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雙向關系。這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兩者的關系可以是需求遵從也可以是供給主導。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關于上述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觀點，筆者認為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雙向關系更為符合新興的經濟轉型國家。雖然這種理論考慮到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但是沒有考慮一國具體實際的理論不能用來指導一國的實踐，還需要根據一國的實際加以調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國轉軌經濟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對需求遵從、供給主導進行了總結，并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進而提出了雙向關系論。他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在發展早期，金融部門的擴張通過金融機構的產生與金融服務的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至于“供給主導”的觀點一致。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金融部門則處于“需求遵從”的地位，即經濟增長誘導金融發展。
金融部門在生產中的主要功能是為生產部門的生產進行融資。隨著經濟的增長，必然產生基于實際生產需要的資金需求，這些資金很多時候需要從金融市場獲得，且不論這種需求的滿足是金融市場量的擴張還是質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區分的概念是金融的發展僅是指量的增長還是包含了質的提高。若指前者，則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金融發展”；但若是指后者，顯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長都是金融發展，帕克里特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這種促進往往反映為量的擴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才表現為質的提高。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兩者的區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顯，往往是量增長的同時伴隨著質的提高。可以這樣解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金融發展過程中，首先體現在量的增長，在資金來源的潛力都被挖掘幾近殆盡時，其量的擴充沒法進行下去，這時就要求其內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質的提高。因此，其內在邏輯是經濟發展金融量的擴張金融質的提高。
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點較低，往往處于金融量的擴張階段，而發達國家其量的擴張潛力有限，很多時候表現是金融質的提高。因此，無論從量還是質的角度來說，都是由于經濟發展所導致。僅僅認為是供給主導了經濟增長的觀點忽視了只有實際需求才是導致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力量，當沒有實際的需求時，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給，只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泡沫，而不會促進經濟的增長。供給主導發揮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滿足（這種需求可以是“潛在需求”，即在現有的技術、制度等外在約束的條件下，本可以滿足而現實未滿足的需求）的條件下，這個結論無論是從金融角度還是在經濟學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發展都會促進經濟的增長。金融的發展，會使融資更有效率。資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獲得，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滿足生產部門對資金需求，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沒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經濟需求的金融發展，僅僅是會產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較大的沖擊，阻礙經濟的發展。
因此，最終的結論是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從理論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確與否，還需要實證進行檢驗。下面以中國來進行實證分析來驗證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三、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案的設計
1.實證目的。實證的主要目的是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是，這需要兩者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如果兩者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就無法去驗證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因此，實驗的必須要經歷兩個階段，其一是檢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否具有長期均衡；其次是在兩者均衡的基礎上檢驗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2.數據和變量選取。變量選取采用了兩個指標麥金農指標：M2/GDP，來表示經濟的貨幣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標：FIR，即金融相關程度指標，FIR=（M2+L+S）/GDP，其中L為各種貸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貸款）；S為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保險費及股票市值等）[5]。
檢驗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1），部分來自其他論文及網站。原始數據。
3.實證方法?？紤]到實證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金融發展變量和經濟增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6]。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檢驗，如果數據平穩，可以直接進行因果檢驗；如果數據不平穩，先對數據進行差分后進行協整檢驗，再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本文分析借助與EVIEWS76.0完成。
（二）實證分析過程
1.描述性統計。從描述性統計可以發現GDP、M2/GDP、FIR的波動都比較大，分別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對有關變量取對數，一方面可以減輕波動，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異方差性。
2.變量的單位根檢驗。使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即檢驗數據是否具有平穩性（即不存在單位根），若數據是平穩的，就可以直接對數據進行格蘭杰檢驗，以確定因果關系；若數據不平穩，此時可以對數據差分項進行ADF檢驗，檢驗差分項是否平穩，若協整階數一致，則數據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所謂的協整關系是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通過ADF檢驗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項DLGDP，DLM2/GDP，DLFIR卻是平穩的。因此，對三個平穩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以確定三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3.Johanson極大似然檢驗。在檢驗協整關系時采用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來測定協整關系。相比較E-G兩步法，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的誤差更小，并且可以測定兩個以上變量的協整關系。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要確定VAR模型結構，這里選取帶截距不帶趨勢項的VAR模型，選擇滯后階數為2，得到實驗所需的模型。
當滯后階數選擇2時，由檢驗可知不存在單位根，所以VAR系統是平穩的，可以進行協整檢驗。由協整檢驗可知，沒有一個、僅有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通過了檢驗；至少有兩個協整關系沒有通過檢驗。由此可以得出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4.格蘭杰檢驗。由Jonhanson檢驗可以知道，三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兩個協整關系，可以對他們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確定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
因為上述VAR模型我們選擇滯后階數為2，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DLGDP與DLFIR存在單項因果關系，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因此，得到結論，DLGDP與DLFIR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M2/GDP與GDP成反比，這與談儒勇[7]（1999），曹嘯，吳軍（2002）的結論相仿，他們對此的解釋是貨幣當局逆風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從量而非質的角度來說明，并且無法說明在何種條件下金融發展引致經濟發展。未考慮通脹因素。在選取指標時，存量指標未剔除通脹。事實上[8]，在把通脹作為一個變量考慮時，其結論往往會有很大不同。
參考文獻
[1]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增長[M].浦壽海、毛曉威、王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4（5）：24-31.
[5]武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學俊.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實證檢驗[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45-62.
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4
摘要：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今天，我們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更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而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測量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的最為流行的指標，在測算過程中，存在著一些不足。本文在借鑒相應學者關于全要生產率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不足，并提出了相應改進方法。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測算方法
時至今日，我們關于經濟發展的認識，已不再局限于過去單純依托經濟發展的規模與數量作為衡量經濟增長成果的標準的狀況，而逐漸關注經濟增長的效率、質量等。我們不僅希望經濟能夠在數量上增長，更希望通過經濟增長能夠提高民眾的福利，改善民眾的生活。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幾十年的飛速增長，隨之而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問題的產生。為此，我們不禁反思，經濟增長真的只是從GDP增長總量數據就可以判斷經濟增長的效率與質量嗎？對于衡量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率的迫切需要，客觀上也促進了利用全要素生產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與評價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率的發展，如今，利用TFP衡量經濟增長已成為國內最為流行的一種測算方法之一。
1. TFP內涵
自索洛提出了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函數以及由此推導出來的增長方程，通過將產出增長率中超出資本與勞動力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率的扣除（索洛余值）形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并將全要素生產率來源定義為由技術進步引起的產出增長。由索洛余值的求解可以看出，全要素生產率除了包括技術進步引起的產出增長，還包括沒有識別的經濟增長因素以及由此產生的誤差。
它的一般含義是指一定時間內生產活動的開發利用的效率，等同于一定時間內各種生產要素與總產量之間的比值，可以衡量一個國家在一定時間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率，也是關于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的綜合反映，但是因為TFP還包括未識別的經濟增長因素以及測量誤差，因此，TFP對技術進步的衡量只是一種近似測量。TFP的來源除了包括技術進步，還包括效率提升與規模效應，比如組織創新、專業化以及生產創新等。但是，在索洛模型中，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并沒有考慮知識進步以及人力資本提升對于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在沒有考慮技術進步的外部性情況下，因為邊際產量遞減規律，最終技術進步帶來的產出效應會為零。這顯然與現實生活中，通過改進技術水平，從而帶來邊際產量遞增的現象不符，這也使全要素生產率的解釋能力與借鑒意義大打折扣，即全要素成產率成為“黑箱”。[1]
2. TFP測算方法的缺陷
TFP的測算方法雖然簡單可行，但是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著TF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率指標的有效性與代表性。
2.1 用于測算TFP的要素投入數據為存量數據
在對TFP進行測算時，必須考慮要素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而根據新古典生產理論，一定時期的投入帶來一定時期的產出，換言之，我們所要考慮的要素投入只是某段時期的投入量，即該段時期的流量數據，而不是某一時點上的存量數據。但是，從目前關于資本的指標統計口徑來看，我們將資本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用固定資本的存量數據代替資本的流量數據，其中隱含了固定資本某一時點上的存量與其在此段時期內的資本流量成正比的關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假設顯然是不一定成立的。綜上所述，因為，用于衡量相應變量的指標，尤其是資本，在統計口徑以上存在局限，造成計算結果投入與產出的不一致，從而使TFP的測量值偏離真實結果。
2.2 TFP自身的“黑箱”使其內涵含混，需要進一步分解
TFP既包括勞動生產率，又包括資本生產率，那么如果求接觸TFP，如何看出其中到底是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比較顯著，還是資本生產率的作用比較顯著呢？顯然，并不能一概而論，并且TFP自身的“黑箱”特點還使其包括不能識別的經濟增長因素與由此帶來的誤差，所以對TFP進一步分解，將其分解為其中影響較大的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可以進一步分析技術進步的外部性的如何作用。技術進步自身也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中性技術進步、資本擴張型技術進步以及勞動擴張型技術進步。例如，管理方式的改進，可以促進資本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屬于中性技術進步；而機器設備的投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屬于資本擴張型技術進步；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升，可以促進投資利用率的提升，屬于勞動擴張型技術進步。針對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TFP作為衡量技術進步的最佳指標，也有必要進一步分解，從而判斷技術進步的類型。
2.3 TFP測算弱化一國階段性經濟增長方式特點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必然會經歷一個從粗放型經濟增長再到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在經濟增長的初期，由于對于資源的利用率不高，投入一單位的資源，帶來的邊際產出較大，因此，必然會帶來要素累積，例如資本累積，當要素累積到一定階段，就可以進行更大規模的生產，而隨著要素投入的逐漸增長，要素投入的技術系數即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會接近一個最佳技術系數。當資源配合比例達到最佳系數，如果繼續增加要素投入量，就會帶來邊際產出遞減的結果，這個時候開始從粗放型經濟增長逐漸步入集約型經濟增長，邊際產出會逐漸遞減為零，此時達到總產出的最大值。為了發揮生產的規模效應，在集約型經濟增長階段，我們可以通過改良生產技術，提升人力資本，遏制邊際產出遞減的趨勢，甚至到達邊際產出遞增的結果。因此，如果一國處于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那么用于要素累積的部分必然較大，而TFP是扣除要素投入對產出影響的這一部分，所以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的TFP較集約型經濟增長階段TFP低。而發展中國家大部分是屬于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如果盲目將發展中國家的TFP與發達國家的TFP進行對比，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欠妥。[4]
另外，上文中提到TFP既包括勞動生產率，又包括資本生產率，且三種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與資本生產率的變化是不一致，除此之外，三種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一般也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主導地位。例如，在一開始的工業經濟階段，通過增加物質的投資帶來的邊際產出是遞增的，但是隨著物質投資的增大，最終，物質投資帶來的邊際產出會趨于零。因此，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對人力資本的提升將會成為主導力量，且人力資本的提升是沒有上限的。而TFP的測算，顯然沒有考慮技術進步的類型，以及其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特點，這也使得TFP的計算結果過于模糊。（作者單位：貴州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易綱等.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思考[J].經濟研究，2003（8）：13-20.
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5
關鍵詞：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灰色關聯分析
一、 引言
產業結構是指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或提供某種勞務的各個行業或部門的關聯方式和數量對比關系。產業結構直接反映了一個民族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民族地區要加速發展，實現經濟現代化，必須因地制宜地選擇適合本地區或本民族區情與族情的產業結構，并根據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與經濟現代化的要求，不斷改造傳統產業，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因此，厘清民族地區產業結構演變和區域經濟增長情況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解決以上問題的基礎和首要任務。
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最高級的產業結構會呈現“三、二、一”的結構狀態。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以此作為理論基礎對各類論點進行闡述，逐漸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密切相關。事實上，經濟增長問題本身就具有復雜的系統性，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諸多方面相互關聯作用。本文將灰色關聯分析作為理論與方法的支撐，以為例，對本地的產業結構演變情況和區域經濟增長進行以下分階段的灰色關聯計算與分析，動態地、定量地反映各因素的關聯程度大小，為經濟社會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決策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二、 內蒙古經濟提升的產業結構變動趨勢探討
近二三十年以來，內蒙古經濟發展水平出現大幅躍進，三次產業比例關系出現明顯階段性差異。本文選取了內蒙古1995年～2014年共20年的地區生產總值即GDP作為參考序列，并將每一年的三次產業的產值作為比較序列。
分別計算三次產業在當年GDP所占比重，并據以畫出折線圖，如圖1，可以清楚地觀察各產業產值比重的走勢。
根據表1和圖1，內蒙古產業結構的變化在這20年間出現明顯的階段差異，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5年～2003年）：此階段內第一產業占GDP比重呈現遞減態勢，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各自占GDP比重有所上升。第二階段（2004年～2010年）：以工業為主導，第二產業明顯超過第三產業而迅速提升，并創歷史最高水平，突破55.9% ，第一產業比重仍在下降。三次產業格局調整為“二、三、一”。第三階段（2011年～2014年）： 第一產業比重趨于平穩，第二產業比重明顯下降，第三產業開始逐步上升，有望在未來出現“三、二、一”的產業格局。
綜上所述，內蒙古過去20年的三次產業結構突破了“二、三、一”形態，與前文理論分析結果基本保持一致：產業結構的變動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系，并且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區域經濟發展階段與發展能力，因而我們可以基本認定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實質上是通過經濟社會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進行的。
三、 實證分析檢驗
1. 灰色關聯分析方法簡介?；疑P聯分析是對系統中各因素間關聯程度的量化比較，用以分析灰色系統主行為因子與相關行為因子的關系密切程度，判斷該系統發展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因此它實際上也是對動態過程發展態勢的量化分析。該方法對樣本多少和樣本有無規律都同樣適用。本文采用鄧氏關聯度指標作為分析工具。
2. 實證分析。
（1）選取數據，確定分析序列。前面已經闡明本文選取的是內蒙古20年的相關數據構成參考序列和比較序列。根據灰色關聯分析步驟，要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方能使用。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已將原始數據分成三個階段，再對數據進行初值化的處理，便能夠得到研究內蒙古經濟增長問題和產業結構的動態系統的灰色關聯分析序列。
（2）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經濟序列數據通常采用初值化方法處理。處理后得到的分段序列如表2所示。
根據公式1和公式2分別求出三個階段各次產業的灰色關聯系數和關聯度，構成各階段灰色關聯動態矩陣（見表3）。
（5）對關聯序進行排列。根據γ0i的大小進行排序，可以顯而易見所研究問題中兩者關聯程度的大小。γ0i的值越大，表示關聯程度越大；反之，γ0i的值越小，則關聯程度越小。
根據表3的數據，分別上述三個階段中不同產業灰色關聯度進行排列，形成以下三組關聯序。第一階段：γ02>γ03>γ01；第二階段：γ03>γ02>γ01；第三階段：γ01>γ02>γ03。第一產業的灰色關聯度在第一、二階段一直處于末位，但在第三階段升到首位，說明1995-2010年間包括農業在內的第一產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拉動地區經濟的最大因素；第二產業與地區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度在三個階段始終處于相對較前的位置，足以說明其對經濟增長有著較強的推動作用；第三產業盡管在第二階段對經濟產生顯著影響，但在第一、三階段其影響作用沒有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強，這說明其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拉動效應是階段性的。直觀地反映在變動趨勢折線圖中（如圖2所示）。
從變動趨勢折線圖中得出，三條灰色關聯度曲線的上、中、下位置并沒有特別規律性的變動趨勢。其中，第二產業在三個階段對經濟的影響力一直處在較高水平，關聯度最高甚至突破0.9，曲線一直在下降，只是下降趨勢逐漸放緩，之后又有小幅度提升，這表明第二產業在經濟中的影響力不斷減弱并逐漸趨于穩定；而第一產業的灰色關聯度曲線變動趨勢與第三產業的變動恰好相反，小幅度下降后大幅上揚，第三階段的第一產業關聯度較之于第二、三產業明顯偏高。
針對這一現象，我認為第一產業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會表現為持續上升一段時間，但不會無限延續，最終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因為第一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中具有基礎性地位的產業類型，其增長規模也有一定限度。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導致第一產業對經濟影響的畸高，那就是在選取數據的時候第三階段年份較少，使之在這一小階段內出現誤差。
除此之外，作者認為根據邊際報酬遞減規律，隨著規模的擴大，邊際產量呈不斷下降趨勢，因此對于第二、三產業來說，其灰色關聯度的變化就表現為在一定階段先下降、隨之在達到“飽和點”之后回落。
四、 結論
基于上文對內蒙古產業結構演變與區域經濟增長兩者關系的實證分析與檢驗，結果表明：首先，本文研究的內蒙古過去20年間的產業結構演化趨勢與配第-克拉克定律大致相符，但一致性不高，這說明內蒙古的產業結構有待改進或者需要結合自身地理條件以充分發揮區域優勢，找到適合促進經濟平穩增長的產業結構布局。這也是本文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保持第一產業的基礎性地位、鞏固和提升第二產業的主導性作用，同時發展具有帶動社會創新作用的第三產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整體性、系統性工程。因此要正確把握產業結構的演進與三次產業間的相互制約關系，適當調整各個產業在本地區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以使產業結構朝著更加適應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方向轉型升級。過分重視抑或忽略某些產業勢必會帶來產業間的非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 施正一.民族經濟學教程（修訂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
[2] 劉思峰，等.灰色系統理論及其應用[M].第5版.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3] 張敦富.區域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9.
[4] 李懿洋.甘肅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J].企業經濟，2011，（5）：20-23.
[5] 李靜.河南省產業結構優化與經濟增長灰色關聯研究[J].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80-83.
[6] 隋博文.廣西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研究[J].經濟論壇，2012，（9）：38-40.
[7] 楊猛，宋飛，戶濤.新疆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灰色關聯分析[J].北方經濟，2010，（5）：76-77.
[8] 王麗紅，等.云南省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區域差異與協調性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1，（3）：15-24.
[9] 李艷君.長三角經濟區產業結構的演進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灰色關聯分析[J].經濟師，2013，（4）：56-57.
[10] 邵俊崗，詹小燕.江西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J].消費導刊，2010，（1）：37-38.
[11] 吳子穩， 莊德林， 傅為忠.安徽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分析及調整對策[J].合肥工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30（2）：226-229.
[12] 馬曉國.江蘇產業結構調整的計量分析與實證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位論文，2006.
[13] 鄧云紅.我國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基于 VAR 模型的實證研究[D].昆明：云南財經大學學位論文，2013.
[14] 顧劍華.廣西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效用的差異性分析[J].特區經濟，2009，（1）：205-206.
[15] 陳佳貴，黃群慧.工業現代化的標志、衡量指標及對中國工業的初步評價[J].中國社會科學，2003，（3）.
[16] 崔玉泉，王儒智，孫建安.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J].中國管理科學，2000，（3）.
[17] 徐光瑞.我國高技術產業競爭力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學位論文，2011.
[18] 徐小飛.內生增長模型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D].泉州：華僑大學學位論文，2005.
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6
【關鍵詞】經濟周期；經濟增長；通貨膨脹
一、引言
宏觀經濟學主要討論經濟社會中總體經濟的運行，一國經濟運行主要包括三大類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經濟波動問題和經濟政策問題。經濟的增長主要是指社會中勞動力的收入增加，創造就業機會。經濟的波動問題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業問題和物價上漲的通貨膨脹問題。經濟政策問題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對經濟出現的波動進行干預，通過制定相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熨平經濟的波動，從而改善經濟的運行。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相互聯系和補充，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的內容是以微觀的個體活動為研究對象，在社會資源總量既定的情況下，個體在進行經濟活動目的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個體的所采取的行為，根據經濟活動的后果說明市場機制如何實現社會中各種資源的最優配置。宏觀經濟學是從宏觀層面在社會中資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況下研究經濟中各相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個體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所采取的經濟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對市場機制下各種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是基于價格理論，通關觀察商品價格的波動，利用個量分析的方法對個體經濟行為進行研究。
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側重討論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問題。宏觀經濟學主要依靠的理論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研究的方法是總量分析。宏觀經濟學主要包括三類經濟模型，其中分析經濟增長的模型，以及反映經濟波動的長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模型和短期總供給——總需求模型。經濟增長模型研究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經濟社會中資本的歷史性積累和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各國增長率差異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積累和技術進步對提高生活水平產生的影響?？偣┙o—總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經濟社會中物價的波動對產出造成的影響，總供給水平是指經濟社會在資源和技術條件不變的條件下，經濟能偶生產的商品產出量?？傂枨笏绞墙洕鐣ι唐废M、政府進行投資、政府采購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長期總供給曲線是垂直的，與社會中價格水平無關，取決于生產能力提高，其中價格水平取決于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的相互作用。短期中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是指在技術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就業機會充裕，不存在失業，經濟社會提供商品的數量保持不變。
二、宏觀經濟周期與理論經濟
周期是指國民收入波動獲經濟總量波動，總體經濟活動存在交替型的擴張和收縮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中經濟周期的波從主要衡量指標是經濟增長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經濟總量的上下起伏。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主要包括四個階段，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在繁榮階段經濟得到不斷提升，通過發展到達頂峰。衰退階段主要是指當經濟社會達到繁榮階段的頂峰時，經濟社會趨于平衡的狀態，當經濟處于收縮階段時，才是正是處于經濟的衰退階段。在周期中蕭條階段，經濟出現急劇的收縮和下降，經濟活動很快從最高點下滑到最低點。
在復蘇階段，經濟活動開始由低估逐漸上升，經濟中的活動量不斷提高，隨著經濟活動的不斷進步經濟周期慢慢趨向繁榮。經濟增長理論一國國民收入增長的理論，代表國家總產量的增加，戰后經濟增長理論主要分為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50年代，這一時期主要研究內容是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主要包括哈羅德-多馬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第二個時期是20時期60年代，這一時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種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需求經濟增長的途徑。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經濟增長的極限。
三、宏觀經濟中的通貨緊縮和膨脹
通貨緊縮是指經濟社會中流動的貨幣供給量小于社會需求量而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下跌。從本質上而言，通貨緊縮屬于貨幣現象，通貨緊縮在實體經濟中主要反映在總需求相對于總供給的偏離，即實際經濟增長率相對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當實際增長率持續小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時，總需求持續小于總供給，經濟就會出現通貨膨脹的現象。通貨緊縮往往與經濟衰退相伴隨，主要表現在投資的機會減少和投資所帶來的邊際收益降低，屬于實體經濟的現象。
因為投資收益降低造成銀行信用的緊縮，信貸增長缺乏動力，貨幣供給量增長持續下降，消費者的需求和投資積極性降低，企業生產能力降低，非自愿失業增加，社會中消費者的收入繼續放慢，經濟市場發展較緩慢，因此通貨緊縮也是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通貨膨脹主要是指社會中一般物價水平的普遍提高，因為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超過為支付商品流動所需要實際貨幣量，進一步引起貨幣的貶值現象。紙幣發行量不能超過所代表的金銀貨幣量，一旦超過所代表的金銀貨幣量就會出現貨幣的貶值進而引起貨幣價值降低，物價上漲從而出現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在金銀流動的經濟社會中不會發生，只有在紙幣流動的社會中才會可能出現。因為金銀貨幣本身具有儲藏價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價值，因此可以自發地調節流動中的貨幣量，從而使得金銀貨幣供給量與商品流動所需要的貨幣量相適應。因為紙幣不具備儲藏價值，自身也不具備價值，當紙幣發行量過多，從而超過市場中金銀貨幣量，從而出現貨幣貶值，物價水平持續上漲出現通貨膨脹現象。
參考文獻
[1]鐘春平，田敏.預期、有偏性預期及其形成機制：宏觀經濟學的進展和爭議[J].經濟研究.2015(05).
[2]陳雨露.重建宏觀經濟學的“金融支柱”[J].國際金融研究.2015(06).
